๑ 天理、国法、人情代表着我国古代的一些开明官吏的执法理念以及当时人们朴素的法律思想。它们仍对当前我国法文化的塑造有着借鉴意义。法不外乎天理人情，通情达理的法才能得到人们内心的真诚信仰和承认。情，一般指人们的情感，它既包含着理性的，也包含非理性的。理，过去常指天理，近现代则多指公理。法则代指由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的法律。情、理、法三者并不是完全分离的，情与理结合就会形成情理，人们在追寻法为什么是法时则会考究法理。我国有着独特的历史文化和国情，在国家治理中也有着其他国家不可比拟的特殊性和复杂性，仅仅套用西方的法律价值不利于发掘出适合我国法治建设的理论基础。因此，我们应该深入我国的情、理、法，探索出一条特色的法治道路。
๑ 在西方法治观念中，理代表理性，代表着正义、善良、公平等价值。情，代表着激情或民意。柏拉图认为，无论是在城邦治理还是人的个性发展中，人的理性应该战胜激情和欲望。亚里士多德继承和发展了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思想，他认为人的情感是难以捉摸的，冲动和非理性的情感是不可避免的，它终将使统治者无法进行冷静的判断而产生偏见，因而从倡导人治转向倡导法治。我国的法治观念可以说完全是为了在坚船利炮的攻击之下匆匆选中的“救命药”，缺乏立足于本土经验探索和发掘的过程。实际上，中国的法传统与西方不同，我国古代一直尊崇“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结构，君主负责“人治”毋庸置疑，法律是服务于人治的。如何约束君主呢，则主要靠君主自己“修身”“慎独”，最后再由“天道”来约束君主。
๑ 我们常说“法不容情”，这里的情指的是私情。私情牵涉私人情感，与平等、公正等公意相悖。但情感不一定是任性不公正的，情也可以作为法律价值的来源。中国古代绝对不将法律的道德性和人的心灵相隔绝，法律的道德性不仅是一种知识的表达，而更是可以向上追溯的心灵的良知状态。所以，法律和人并不存在分离，不存在高于人之上的法，法不过是人心之体现。要认识情理必有待于修身，情理是“中和”状态中产生的感情。儒家思想提倡中和，这就使得情与理相辅相成，进而结合为情理。通过修身养性严于律己，人们可以发现情理，最终把对情理的认识补充进入对正义的认知之中。
๑ 植根于我国传统法文化的情理，可以融入进现实社会的司法、执法实践中，促使司法人性化，执法文明化。在中国法治建设中，我们并不需要再造一个高高在上的神来约束人的肆意妄为，并对法治的精神基础做出限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