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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索》赵刚
这是一篇关于《求索》赵刚的思维导图，超克民粹主义与理想主义，陈映真《六月里的玫瑰花》的刺与美，在历史思想与文学交汇处的书写， 重读陈映真的缘由。
编辑于2023-02-10 18:49:30 福建省- 读书思维导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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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索》赵刚
《为赵刚喝彩》吕正惠
“我相信我了解这种行为，这叫做”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这是一种十足的投入。这种投入是一种精神需求。我很了解，赵刚借由阅读陈映真所想探求、所企图建立的、那一种模糊的说不出的东西，和我心中所向往、所寄托的，并不一致；但那种”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锲而不舍，我也很了解。一个人意识到认识上有了困境，不惜以拼搏的精神去寻求，似乎模模糊糊看到了答案，但也不敢肯定是一条康庄大道，这样的人是非常勇敢的。世上多的是自以为智珠在握的人，究其实，不过人云亦云而已。2010/9/19
《道上同志》陈光兴
（作为同时代的赵刚和”我“的相似之处，和不同之处）“他是以社会理论的训练根底，分析文学中所承载的思想，你如果把它当文学批评来读，可能就误会了，赵刚的兴趣终究在思想。他把小说放回它所由之产生的原有时代的政治社会中，去体会一个左翼分子如何面对自己身存的历史环境与课题，包括解读出中间因为时代的政治限制所表现出那些非常隐晦。暧昧的面向，以充分释放出其中深刻的思想含量，使之成为今天重建台湾左翼文化的润土。（2010年秋天于宝山）
自序
一、见山又是山：陈映真与我们这一代
书名《求索》的寓意以及分析对于我来说，陈映真与白先勇、王祯和、黄春明的相同与不同之处（吸引着我去阅读）
60-70年代的台湾青年的“陈映真阅读经验”感受大多是:"对大多数的陈映真作品，我们是似懂非懂的，但总是被刺戟着、感动着的。但所感动的又基本上非关小说里的具体思想内容，而是陈映真小说所经营出来的一种孤独、睥睨、拒绝、纤细、病态，但又有一种强大的理想的感觉。我想，那是一种灵光，是这个特殊的灵光，吸引了很多不满现实、心犹未死的青年，来到陈映真的文学世界，但莫之所以然。“
《人间》杂志与赴美留学的“我”之间的精神联系，以及“我”收到陈映真的给读者粉丝的回信“我会烹茗以待”；而后台湾政局及文学界的发展变化带给陈的“困境”：”他有一种深深的急迫感，看到学术界终将无人关心他的问题，于是卷起袖子自己干，出版了七卷本的《人间台湾政治经济丛刊》，半各式各样的文化活动与研讨会，涉及日本帝国主义下的台湾、乡土文学论战、“六四”与“东亚冷战与国家恐怖主义”......等重要议题。此外与台独文化人展开一波波的耗费性辩论。（见于《陈映真：思想与文学学术会议论文集》）
二、重读陈映真的缘由
好友陈光兴对于陈映真的认识的提升，引起我“晚读”陈映真的兴趣与历程：（《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第78期陈映真专号）
三、知人论世：我的阅读经验与方法
“正襟危坐”地阅读陈的小说两遍之后发现自己“命题作文”式的阅读理解存在的不足，进而选择另一种方法：“写每篇小说的读后心得。那就得再读一遍、两遍，然后写我的心得。既然每篇都要”写“，我就不自觉地”正襟危坐“起来了，如琢如磨，眉批，加注，打问号......。在每一次的读都和写这个目的之间有自觉联系之下，读小说的感觉汗毛好像比较梳得起来，因此读到了很多很多之前轻轻放过的细节。”
在本书的论文写作过程中，最重要的学习关键，不在单纯的读，而是在牢牢把握每一篇小说的阅读与书写，也就是“篇解”的书写。在回顾、把玩这些“篇解”时，我讶异地发现有几篇心得闪着类似的、相互召唤的光。我把它们缀起来，句式本书的第一章。
“正襟危坐”如果只是“严肃”、“认真”、“六经皆我注脚”，是不成的，因为把研究者这个“我”放得太高大、太主作、太权威了、“认真”必须要与“放松”兼而行之，让自己比较柔软地在对象所规定的历史情境中悠哉游哉，不要想当然而，不要先入为主，解读的眼睛不要死盯着，要让对象自己走过来，浮出来。这或许就是庄子所说的“以神遇不以目视”的意思罢。
四、“为己之文学”
陈的文学首先是“为己之学”，但这个“己”不是现代匹夫、自了汉，如台湾在一种个“亚流的现代主义”的风潮中所披靡的孤独、苍白、耽己的个体，而是深刻地和“人”和“物”联系起来的。
陈的小说很少谈论自己的事情，无论是家庭。童年还是坐牢、老病。然而陈的“丰富”经历带给他小说创作的不断源泉：“他在二十出头时，当台湾绝大多数的青年人都还在噩噩昏睡时，他孤独地醒来了，却又不知要到哪里，该做什么，身上背负着素朴的对耶稣爱的信慕、社会主义的启蒙，以及以鲁迅为核心的20-30年代的左翼文学传统。他承担很重，因此，他自剖，一定程度上就是剖世，反之，剖世也一定包含了自剖。继承了鲁迅，陈映真一直是在一种”把自己包括近来“的写作之中。”
五、致谢与愿望
“陈映真这个名，与以此名出之的小说，以一种我所不能理解的怪异力量，引出了二十出头的我那点微薄可怜的热情”——“但这些相同或相异，对年轻的我而言，并不重要，因为陈映真的小说的魅力是特别的，总是蕴藏着一把奇异的热火与一根独特的冰针。”
第一章
颉颃于星空与大地之间
“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报任安书》司马迁
我的感觉是，与其说它是客观的“自我剖析”，不如说它是陈映真历劫归来，昭告世人彼将一扫其郁邑繁思，其将披坚执锐而为一战士的“自我宣誓”。//——他的思索经常展现出信念与怀疑互噬的特质。//——陈映真思想内容的丰富让人诧异，而这个思想者的怀疑、怜悯、开放，却又无比坚持于信与爱的思索轨迹，则更让人废书而叹而思，进而让人得以找到反思自我主体状态的新契机。
左翼青年陈映真对理想主义与性/两性问题的反思
一、青年陈映真的寓言故事与忏悔反思
阅读陈映真的写作整体，我们应该可以得到这样一个认识：就广度而言，他的小说所处理的很多重要问题往往不见得是论文、随笔或评论所能深入处理的（例如，性、女性、宗教、生与死，与知识分子主体状态......等议题）；就深度而言，他的小说往往较其他文体展现了更大的复杂张力，暧昧难决、自我怀疑，以及深度提问。
“我们知道，陈映真的文字美，但不是滑顺的美，而是一种滞涩的美。”陈映真生涯的三个阶段：寓言（忏悔录）时期、社会批判时期，以及历史时期。
陈映真早期：虚无应放在特定的历史语境和社会结构来看。第一阶段的写作，也就是所谓的寓言/忏悔录时期......这些议题都是展现在一个更大的问题意识脉络之下：“在民族分断、冷战、白色恐怖，以及所有进步理想被窒息被麻木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人如何才是活着？”
于陈映真，写作则好似以压抑着内部火山全面爆发般的力量，让一些火焰与气体节制地宣泄；而在这不得不的宣泄中，又必须佯装那儿并没有火山。
密教--寓言：由于这个思考与写作的密教性质，使它必须以一种寓言的形式展现出来。所谓寓言，也就是话不能直说、人物不能白描、背景不能直铺，而必得寄寓在另一个形式中。
与寓言同体的另一面是忏悔录：由于作者的思想在其当代的密教性质，这个思想一定是在一种孤独的状态下，在没有实践可能的前提下，在胸臆中澎湃翻搅，而这必然让思想时刻指向自身、回弹自身。例如，《我的弟弟康雄》里，不难看到康雄有作者的一面身影，但稍微努力一点，也不难在康雄姐姐身上看到作者的可能的另一面。
寓言期的陈映真小说的主调是内指的，是一个自反的、怀疑的、忏悔的主体对自己的无情的剖析，但这个主体不是一个抽象的“人”，而是一个特定时代下的特定思考者与“行动者额”，承受了特定历史与社会条件的焦点压力。
本文的主要所指是左翼男性如何在“内在的”、“伦理的”维度上，重新建立起和在地民众与女性的一种实践的、向上的关系，从而自一种往而不返的理想主义中解脱，并解除一种特殊的自恋状态，而同时避免陷入民粹主义的陷阱。这将是对单薄的理想主义与重滞的民粹主义的超克。
二、性问题：左翼男性青年与禁欲主义的对话
（一）拒绝沉沦的死意志与接受沉沦的活诡计
理想的破灭与死亡
类似魏晋：“这个有趣使人闻之怆然，是极其辛酸的假语反言，让我们理解到，”虚无者“必然是那个时代的”理想者“的另一面。
康雄应该是有安那琪的某些理想，但那些理想更应该摆在一个更大的近现代世界与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传统中才能被充分理解。
“安那琪”，因为某种我所不明了的原因，在白色的年代中，竟然是唯一不被禁忌化的左翼名词。
在这个左翼是绝对禁忌、留头不留左的时代，没有人能分担他陷在火一般的信念与冰一般的无力之间的痛苦。
康雄的悲剧不是早期喀尔文新教徒的禁欲主义所能完全解释的，或许更是来自中国的一种古老传统。
繁华世界与活着
“为他重修一座豪华的墓园”。陈映真写到最后大概是真的优点恨康雄姐吧，因为这个永远只有自己的康雄姐，竟然是以一种几乎是鞭尸的残忍对待她所深爱的“我的弟弟康雄”，只为了要安息她自己的死掉的过去。
这么读，康雄的姐姐其实展现了历史上众多左翼男性（即宋江）的被招安，放弃了原先的反叛，或原先的反叛竟是为了等待招安，而这样的主题却以各种矫饰的理由为自己的行径正当化。
（二）如何才是活着？
寓言：60年代初台湾岛上左翼男性青年的精神与生命状态
因此，更准确地把握这个禁欲主义，应该是将它与资本主义消费社会所预设、所以为基础、所以为动力、所发扬光大的一种情欲关系，一种“利地亚式”的诱惑，一种将利地亚、消费与性结合起来的”欲望城市“的呼唤。陈映真向包括了他自己在内的当代人（特别是左翼男性知识分子），提出了一个尖锐提问：如果你宣称对这个秩序感到不满、不安，你愿望要改变它，那你为何还能心安理得地享乐于、追逐于这个世界的这个方式的情欲--它不正是这个世界的”精神“核心吗？这是陈映真的关于乌托邦的严肃的，也许过于严肃的，而乏人能承担的提问。
忏悔录：沉溺于性爱的苦涩告白
“阿都尼斯”与“维纳斯”这两种状态（或病态），相互纠缠、共同展现了1960年代初台湾岛屿上怀抱这禁忌理想的“后青春期”、“后清纯期”的青年的生命状态，其核心是性爱走进了原先苍白抑郁的少年革命梦想者的生命中，所产生的不安定与困惑状态。
（三）性作为一种解放的力量
一切习以为常的人生与自我的支撑都因为成人而崩塌了，也就是“过去之失落”，这使他别离了“少年的感伤主义”，从而开启了社会意义的智慧之门，了解了自己之所以为自己的所有历史与社会条件。而这个身世贯通与内心澄澈的结果是：“突然间他想起了他自己的苹果树来。曾几何时他已经超出了幻想而深深地信仰那幸福的苹果了“。
林武志因为女性理解了他自己，让他一夕脱尽童騃（音同“四”，年幼无知）；他“成人”了，有了真正的孤独感、自省、与智慧。
以上，借由对三篇小说的探讨，应该可以让我们辩证地看待左翼男性主体与性之间的问题，将消极与积极意义一同把握。在青年陈映真的思维中，沉溺于利地亚式的性，是绝望的、虫豸的人生的表征，这需要被超越，但这个超越如果往而不返，把革命看做只是男人的艰苦的、禁欲的“去到那繁星的空际”的伟大事业，那这样一个以拒绝生命、拒绝性、拒绝女性、拒绝大地的事业，在其对“伟大”的追求中，终将出现“希望之辩证”；希望成为了它自己的谋杀者。
性既要解放：力量也是那行主体反躬自省的契机
三、两性问题：诊断主体状态、自我改造并寻求出路
（一）从女性观点诊断左翼男性主题状态
从”我“这个女子所知道的李某作为，也不过是和”他的几个也是懒惰而傲气的朋友抨击着毫不相干的政治、新出版的书，以及一些很有名气的作家。此外他只是默默地和我做爱。“对于一个自诩天才，有着为世人所不理解、当局所要捕猎的一脑子叛道思想的青年，能做的充其量只是几个人相濡以沫地鼓着腮乱扯，这在聪慧如”我“的眼睛中难道看不出来，这只有意气，没有意义，只因为他（们）无法有任何关于未来的行动设想，这是一个有”目标“但没有”路径“的人生，从而，李某的性爱，也悄悄地退掉了两性欢愉向前的那一层属于生命的光晕，而只是暂时脱离绝望与无谓的现实的暂时”救赎“罢了。（对于小说《哦！苏珊娜》的任务解读：精彩）
小说里的李某对女性有一种知识上、道德上，或“政治上”的自大——表现在“不想说”，这是作者借由女性所看到、所反省出来的，只不过是以女性的一种近似溺爱的包容，对这些弱点不加以分析罢了。但不展现分析并不代表没有结论。因此，女性选择离开。
如何抗拒这种生犹若死的人生？如何重新理解希望与现实、彼岸与家乡、星空与大地、生与死的复杂论证？左翼男性知识分子在他的革命大业中如何面对两性问题、如何面对人们、如何直面人生？这些问题以如此大胆但又迂回的方式提出来讨论，是我在一开始说这篇小说“余意无穷”的原因。（《哦！苏珊娜》）
（二）自我改造寻找出路：与女性、与人民和解
但这样一种纯粹的、无关利害的“审美”阅读，不得不面对一个历史脉络问题：和《祖父和伞》同一年发表的作品还有《我的弟弟康雄》、《家》、《乡村的教师》、《故乡》和《死者》等5篇作品。它们除了展现出阴郁、滞涩、奇诡、实验的“现代"文学风格之外，却还总是不着痕迹地泄露了虽朦胧但又的确存在的历史与社会背景，以及总是含着作家所窃惟的重要问题，以及从而总是兜着一种欲语还休的政治紧绷感。
左翼作为乡愁
如果说，这把伞象征的是全世界或至少是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算是穿凿附会吗？应该不是。无论是苏联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都是红黄二色，鲜红象征革命的热情，而黄代表革命开展的发亮的光芒，更何况，伞还挂在“左首的墙上”，占据一种精神的、信仰的中心位置。如果说，祖父象征着在这个冷战时代中已经消失或隐匿的 台湾的左翼党人，那么这把经过“岁月和人手的把持”的伞，就象征了左翼革命信念的虽败不死，且仍将一代一代传下去。
乡愁作为自我封闭的心理技术
我把与女性的交往隔绝在生命中的某一角落，不和她分享我的过去、我的感情，与我的思想，是大有问题，因为这说明了我欠缺爱人的能力，我只是要我的爱人补足我生命中虚空的一个角落，我仅仅耽溺在一种乡愁式的自恋中——我终于觉悟到“乡愁并不就是爱”。
很多的陈映真读者都发现到陈映真文学创作中的理想主义特质：真诚的信念与炽烈的情感，但和这个特质并存的是较少论及的那深刻的自我怀疑与自我批评。如果我们看到了后者，我们对这篇《祖父和伞》的最焦点的感受，就不在它是左翼历史的一个隐秘书写，甚至也不在于描写一个孤独的、有理想的青年“更与何人说”的苦闷，而在于他很诚实地面对、检讨、反省他灵魂深处的病灶——一种“伪君子”状态。
“伪”不是单纯的狡猾或是作态，而是一种矛盾的生命状态，对理想与现实。对于自我与世人、对于过去与未来的一种难以安心、难以诉说的状态。
小结
四、超克民粹主义与理想主义：两性关系的政治寓言化
1966年是陈映真全面告别青春期写作的一年，这一年以及翌年，他写了并发表《最后的夏日》、《唐倩的喜剧》、《第一件差事》、《六月里的玫瑰花》等四篇批判火力全开的作品，基本上以现实主义的方式，介入了当时台湾社会的很多高度敏感性问题，包括小知识分子的生活与精神状态、知识界的知识格局与知识状况、外省人在台湾的迁客经验，以及帝国主义战争与第三世界。
而在写作《永恒的大地》这篇小说时所蓄累的恚愤（音同“会”，愤怒、怨恨）能量，则更是巨大到让已迈入现实主义时期的作者为之骇然，从而必须用一种怪异的语言形式与超现实主义语言来遮蔽。（超现实主义的运用）
脆弱的“男性特质”：外省党政菁英的主题状态
这个能“带来货物”的船货崇拜，指的也许就是美国的支持。而“硬朗朗的指着苍天”的“旗杆”则表明了所朗荡掉的“家业”不是一个单纯的家，而是青天白日的党国家。（陈映真笔下小物设置带有结构性意义）
生命与反动：“永恒的大地”的矛盾二重性
因此，女性或人民（并举二者是因为他们共同象征了、体现了那“永恒的大地”，对于有理想的、困惑的、男性的、左翼的知识分子如陈映真而言，是在是一种集各种矛盾于一身的对象物。
陈映真的矛盾牵连到对于“民粹主义”的认识与评价的问题。
这个为自卑与报复心所捆缚的大地，虽然永恒，但也步入了伊的施虐者的逻辑与命运；施虐者以他的形象改造了伊。
对民粹主义与理想主义的双重反思
前行的理想主义得要时刻回顾民众的日常生活，要尊严那活着的生命，并对大地、对自然、对生命的尊贵的脆弱，存有虔敬之心。理想主义的步伐是却曲的、颠踬的、自省的。
真正要思考的是：如何打破那长久以来男性知识分子（或革命者、改革者、理想者、殉道者......)作为现实生活与生命的否定者，而女性/人民则是生命与生活的冥顽保卫者的性别刻板？如何让男性知识分子也是半边地？而这可以说是对理想主义与民粹主义的双重超克。
五、结语
本文尝试通过阅读陈映真早期的小说，讨论他作为一个思想家对重建左翼文化的思想意义。我们的阅读主要是围绕在他关于左翼男性知识分子对性与两性关系的反身性思索。我们发现他对于这些重要问题的看法充满了深刻的悖论。
性与两性的关系，既被视为沉沦的引诱，也被视为救赎的提升。但更重要的是，陈映真透过两性关系的思索，在开展了一种对于左翼阳刚“理想主义”的批判的同时，也批判了一种回归土地、种性与传统，作为前述理想主义对反的“民粹主义”。陈映真的思想因此隐含了对这般的理想主义与民粹主义的超克，从而对当代关心重建左翼文化的思考提供了重要的对话。
他一直是在困惑中思索的人，他不是以简单的善恶定见或是理论与逻辑来“教育”读者，而是以他的思索的困顿的轨迹来和读者对话。在陈映真从《面摊》到《忠孝公园》的所有小说创作中，我不曾在任何一篇小说中，看到陈映真站出过一种咄咄逼人的启蒙者高姿态。
陈映真有一个天生的深度道德感——这，我认为是众人爱或恶陈映真的最终原因，也是知或陈映真的最终原因，陈映真的后街是精神的后街，里头有圣徒的魔王有折翼的天使，但就是没有小打小闹争奇斗怪不断反刍自我的小鬼。
这是因为陈映真在讨论两性关系时，他的问题意识不在于“差异”、“自主”或“性自由”，而在于，（以他的道德敏感）他察觉到两性关系与性的细微处隐藏了一个关于理想主义的真理。......我略微感觉到，陈映真是永远不可能真正“流行”的，因为他的思想将永远的不合时宜。
青年陈映真的小说创作最宝贵资产是对于理想主义的反思。这是他企图透过很多“左翼男性青年“的主体状态的深刻检讨所达成的。
台湾是在一种缺乏左翼传统的历史语境中继续其“历史终结”下的蓝绿斗争，而中国大陆则在“告别革命”或“反思激进主义”的基本氛围中阔步进入“大国崛起”的集体意识。陈映真关于重建左翼文化与理想主义的思考，在可预见的将来仍将继续被忽视。
“我们应该要重新审视内在于、邻近于我们自己的思想资源。”
第二章
反帝，与反帝之难
“坦万虑以存诚，憩遥情于八遐。”《闲情赋》陶渊明（说出忧虑，心存赤诚；把那些高远的情思放到极远之地。）不要胡思乱想了。
陈映真《六月里的玫瑰花》的刺与美
短篇小说《六月里的玫瑰花》体现了或至少蕴含了陈映真在60年代中期思想比较复杂的一面，它不只是一个批判性的书写——如一般阅读所展现，更是一篇纠结这信念与脆弱的反思性书写。......但首先，容我用一点篇幅来说明这篇小说不是关于什么的讨论，特别是当我们对照于今日知识社群所惯用的阅读镜片时。
一、非关（后）殖民风月：艾密黄不是苏丝黄
首先，魔鬼安排了巴尼与艾密的情色邂逅。之后，巴尼与艾密这两个小人物却将情色升华为爱情，从而寻到了他们自己的救赎。最后，这个爱情关系被魔鬼以其残暴愚蠢地对巴尼的夺命而终止——虽然希望的胚胎已经形成。
二、野蛮的“文明”：巴尼的两大创痛
因此，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战争更常是纠结在一块的：战争不但无法抚平种族主义的创痛，反而一步一步地将巴尼与这个战争奇怪地绑缚在一起，继续伤害他，让巴尼在童年的一段梦魇之后，再度陷入无边的梦魇，终而进入精神病院，出院，继而请缨再上战场，终于战死。
陈映真观察到，这个现代精神医疗体制有一个隐藏的“功能”：为帝国主义与现代化体制提供医疗科技层次的支撑。
三、从色情邂逅到爱的救赎
我认为，爱所带来的救赎的“福音”，虽然短暂而有限，但却是陈映真这篇小说所投出的最核心的讯息。艾密的爱让巴尼找到了人生奋斗的目标。但可悲的是，巴尼所能找到的奋斗首段竟然是“回到战场”。
四、“人民的美学”？：挣扎于苏丝黄与艾密黄之间
从苏丝黄，我想到了陈映真更早的作品《故乡》里被那个颓废了的大哥所包养的“小女人”，就是“披着长而散的发，苍白但在某一方面却显得饱实的”、“桌子底下的伊的肉白的踝和腿”。而正是这个“小女人”，就是一心要逃离故乡而流浪的“弟弟”所无法逃离的，心知其非但无可奈何的追逐形象。“白”暗示了它后头的一大串黑暗势力，而主体常常在道德上、政治上反对那些黑暗势力，但却不由自主地被它们的美学门面所吸引。（《黑皮肤，白面具》法国，弗朗兹法农）
因此，我的不安感应来自于关系中的对照。相对于对巴尼的“自然性描述”。作者以一种“文明性描述”，来描写“那个英俊的白人军官”。
第一世界的“白”以及第三世界的“白点“的自我意识，其实又是建立在一种更广泛的阶级关系上。他（她）们的体面、品味、优雅与上流自觉，是以中下阶级劳动民众，特别是农民，为对照或衬托而自显的。他们的美学的社会基础是建立在对那和大自然互动的劳动的否定之上。
陈映真在这篇小说中建立了一种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的一种颜色形上学对比：“文明的”第一世界是白色的，“自然的”第三世界是黑色与黄色的。
我想要指出的是，陈映真应该不是在美感与道德的体会上有什么圣贤的天纵之处，而似乎应是他很努力地剖析他自己的美感与道德意识，并与之对抗。
五、结语：反帝之难
“陈映真的礼物是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帝国主义是要反对的，但反抗是艰难的。而这个艰难却又不仅仅在知识与道德，甚至是狭义的”实践”层次上，而更是存在于那深入我们日常无意识的美感经验与判断层次上。“
第三章
从仰望圣城到复归民众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青玉案.元夕》辛弃疾
陈映真小说《云》里的知识分子学习之路
一、陈映真现实主义：深入多层次现实，深思并怀握理想
他有意透过一个现代化青年知识分子，探索帝国与第三世界的社会与政治体制之间的关系。
二、现代的朝圣之旅：第三世界现代化知识青年的一个剪影
而这样有着某种“理想主义”因子（包含着对“旧政权”的敌意以及对未来的朦胧悸动）的主体状态，其实正是70年代中期开始的以反国民党为核心诉求的党外运动，所召唤的典型对象。
三、第三世界的知识分子与民众
（一）四元格局
但是，第三世界现代化改革知识分子和“上国”之间的关系，又远比想象中的要脆弱、虚空、反覆，这于是常常给知识分子带来悲剧的下场，从而效果上增加了他们在第三世界反对运动系谱中的“正当性”。常常，“上国”对亲慕它的第三知识分子的态度，是相当机会主义的，端看后者是否有利于它的国家与地缘政治利益。
第三世界知识分子：“张维杰是典型的第三世界主流知识精英。他们经常有着素朴的正义感和淑世的热忱，等待被激发。但经常，激发他们的力量却不是来自第三世界自身的历史与现实，而是外烁，他们接受了来自第一世界的霸权的历史观与世界观，以第一世界的眼睛益发自惭地、不耐地面对他们的社会现实。张维杰以及众多类似的政治或社会改革者，就其精神状态而言，其实可说是第一世界在第三世界的心智代理。这说明了他们缺少了绵密长久根植于某种历史与传统的韧性，因此是易脆易折的，从而一旦遭遇挫折，他们就会完全丧失继续行动的意志与动能。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张维杰和众多女工（特别是小文）的重大差异，虽说他们看似有共同的目标。
这是陈映真于1975年7月出狱三个月后发表的自我剖析文字。这时的陈映真也许还没意识到，这样的“市镇小知识分子”已经没落了，代之而起的是一种处于不同结构位置的“现代化小知识分子”，而后者正是张维杰或之后广大的心向美日的自由派或台独派的知识分子基型。
知识分子（如今叫做“马内夹”manager）从而夹在一个比先前更为复杂也更为“全球”的关系网中，下有民众，上有土、洋上层。在这个意义上，原先用在康雄等人上头的，带有某种地域封闭气息的“市镇小知识分子”就不再那么适合了。这里牵涉到一个重要的但还缺乏讨论的议题：70年代以来跨国的、全球的资本主义如何吸纳与驯化知识分子，改造知识分子的自觉、认同与群落？
简言之，“民众”不应只是一个“在那儿的"社会学范畴，而更是一个”应该是怎样“的希望之所在。第三世界民众的群像是被剥夺者、被压迫者，而他们有丰沛的生命力、道德感与常民智慧，不绝地，因借着与进步知识分子的合作，反抗这个精英统治秩序......
底层形象的变化：在陈映真的小说创作中，我们其实常常可以看到一种颇不类似于80年代下半《人间》杂志所散发的对民众的那种“爱、相信与希望“的浓郁认同感，反而是颇多对于”民众“的“虫豸”状态的痛苦指责，例如《苹果树》、《死者》里那些为生活所逼仄的可怜但又冥顽不灵地可恨的贫苦人民；例如，第一篇《面摊》与甚晚期的《夜雾》都出现了毫无心肝只知宴乐血拼的消费人群；例如，《乡村的教师》与《故乡》里的小镇八卦看客；例如，《加略人犹大的故事》里喧闹、反覆、无情、嗜血的民众......。
（二）第三世界改革运动的“自主性”问题
四、女工主体的改变
五、分水岭：《云》在陈映真思想之路中的特殊位置
（一）寻找反抗主题的另类资源：反思环境、家与传统
（二）从高蹈理想主义到低调理想主义
（三）在低调理想主义之旁回旋的三大暗流
（四）”张维杰“与”詹奕宏“：两种逃离与追寻的方式
（五）从“张维杰”经“蔡千惠”到“杨斌”：从低调理想主义到道德底线
六、结语
透过“张维杰”，陈映真想传达的是一个核心的道理：第三世界的左翼知识分子要重新有一个理想主义的出发，就必须先找到一种建立在历史纵深与日常生活之上的精神的“家”、“乡”或“故里”，你不能也无法从一个“外在于”历史传统、社会现实与一般民众的基点，进行理想主义的反抗。
第四章
《老六篇》论
“他会见了早已为故乡腐败的经济成长所遗忘的一整个世代的人，他会见了被暴力和谣言所湮灭的历史。”《后街》陈映真
“翠华想像空山里，玉殿虚无野寺中。”《咏怀古迹五首之四》杜甫
在历史、思想与文学交会处的书写
一、同情魔鬼：白色恐怖对“志士”与“故乡”的摧残
“于其间，”故乡“之形或许被怀旧地描摹一二，但如果我们始终拒绝面对历史，拒绝对已逝的故乡理想招魂，那”故乡“终究只是一只无神的、风干的花朵而已。”
二、无法现实的现实主义
三、大历史中的个人传记
太平洋战争的噬人梦魇
克服“二二八”所可能带来的信心危机
1950：冷战、分断与白色恐怖
四、第三世界前殖民地左翼精神状态
“由于读书”
“幼稚病！”
五、地狱血湖：“家”与资本主义竞争体制
六、甩掉过去、奔向未来：林钟雄的“现代状况”
“他与这个养育他的家族的仅存的联系一旦断绝，使他立即通上了一种在这个现代世界中得以自由自在横冲直撞的有为感与放纵感。”
七、生发伯：底层人民的生与死
”这里还牵涉到关于社会改造的立场问题。“
八、“清国奴”、“皇民”与“台湾人”：透视家族史显现出的现代史断裂
《死者》在陈映真文学中的特殊意义
九、结语与提问
“我认为，在他的很多小说创作中，陈映真有一种很特殊的”英雄史观“。从这个”英雄时光“所看到的是失败的、无名的”英雄“，是努力反抗主流历史走势、文化霸权，与社会结构的实践者，虽然最终是失败者。
《死者》反映了陈映真的另外一种历史观，它写的不是英雄，任何意义上的英雄，而是真正的“众庶”。
附录
附录一：陈映真对保钓可能提出的疑问
附录二：重建左翼：重见鲁迅、重见陈映真
一、与鲁迅相遇的三个理由
（一）鲁迅于一种左翼传统的复归
（二）作为克服分断体制的一种努力
（三）对“国民性”的重新认识
二、左翼的自我批判与自我重建
三、哪一种鲁迅？
四、陈映真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