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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十五年
万历十五年的思维导图，公元1587年，明万历十五年。在我国的朝廷上发生了若干为历史学家所易于忽视的事件。这些事件，表面看来虽似末端小节，但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其间关系因果，恰为历史的重点。
编辑于2023-06-25 14:17:29 四川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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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十五年
成书原因
公元1587年，明万历十五年。 在我国的朝廷上发生了若干为历史学家所易于忽视的事件。这些事件，表面看来虽似末端小节，但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其间关系因果，恰为历史的重点。
万历皇帝
1572年，8岁成人冠礼，并登基
1572年，新皇登基，张居正协助去除首揆高拱，成为新首辅。负责皇帝的教育，把持政务
1576年，万历皇帝十二岁，有人弹劾张居正，皇帝支持张居正，廷杖上书官员
1577年秋，张居正父亲去世，张居正应三年丁忧，皇帝太后夺情在职，但百官不许，发生冲突
1578年前后，年轻的皇帝对张居正的信任达到最高点
1578年大婚
1581年冬天，慈圣太后的一个宫女怀孕，后产下皇长子常洛
1587年，满24岁
看清文官集团面目，心恢意冷
文官集团攻击申时行
攻击经过深思熟虑，按照预定步骤进行。可以为“去皮见骨”。攻击者常常从一些小事开始，参劾一个不知名小官的家庭琐事，发难引出本题。利用这些小事可以促使公众注意，引起文官参加，假以时日，使小事积累而成大事，细微末节的局部问题转化而成为整个道德问题。在程序上讲，发展中的步伐则须前后衔接，第一步没有收到效果之前决不轻率采取第二步。出场交锋的人物起先总是无名小卒，直到时机成熟才有大将出马。这种方式，大凡久在政治圈子里的人物，都已看透，他们可以从青萍之末，预测大风暴的来临。
万历皇帝作了长时间上的考虑，他把种种迹象联系起来，逐渐明白了这些检举参劾的真实用意。
申时行和许国都被挽留。攻击者不能再加置喙。数月之后风波平息，万历才把其中最激烈的分子各降三级
经过张居正事件之后，皇帝对各种告讦、争论和答辩已经不感兴趣，他对一切都取怀疑的态度。皇帝从小束发受教，就听说“王者无戏言”，天子应对一切事物认真，更要在一句一语之间，相信亲信人的话；而现在看来，每个人都是说管说，做管做，两不相干，这又何怪乎他怀疑一切？他之所谓“讪君卖直”，就表示他已经知道凡事都有其明暗阴阳。
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
1587年，明万历十五年，阳历7月，张居正去世五周年，皇帝端坐深宫，往事又重新在心头涌现。他降谕工部，要工部如实查报，张居正在京内的住宅没收归官以后作何区处：是卖掉了，还是租给别人了？如果租给别人，又是租给谁了？这道上谕，已经可以表明皇帝当时微妙复杂的思绪
经过
张居正一套偏激的办法，是和全国的读书人作对。在官员普遍结党的环境下，他把所有的文官摆在他个人的严格监视之下，并且凭个人的标准加以升迁或贬黜，因此严重地威胁了方案集团的安全感。
要求万历与太后节俭，但自己极度奢华
1582年，明万历十年，张居正去世
皇帝下旨否定张居正时丈量全国土地政策，引发文官群体攻击张居正，冯保被没收家财并驱逐
张居正执政错误
强要求各府县把税缴足，此做法和政府一贯所标榜的仁厚精神相背，也和平素利用乡村耆老缙绅所行“间接管制”的形式不符。这种间接管制虽然行政效率极低，实际上却为事势所需，它在成万成千农民之间解决了官方鞭长莫及的难题。
忽视了文官集团的双重性格。固然有很多官僚凭借特权，引用私人，扶植地主和高利贷者的利益，但也有很多真能不顾一己安危荣辱，为仁民爱物的宗旨拼命。他们之所以攻击张居正，也正因为在他们心目中，张居正的措施放弃了古圣先贤的宗旨，而是急功好利，企图以世俗的行政效率来代替这种伟大的精神，最终必然窒碍难行，落一个引用私人的下场。
文官集团还有另一种双重性格。在他执政的时代，在名义上说，文官还是人民的公仆，实际上则已包罗了本朝的出色人物，成为权力的源泉，也是这一大帝国的实际主人。
1584年，明万历十一年，下旨对张居正抄家籍没
可能是郑氏的作用：1583年由淑嫁人升德妃，1584又进贵妃，已成皇帝生活重心
可能是慈圣太后发力：其父武清伯在张居正时被申饬，受到监视。张居正死后三个月，武清伯升为武清侯
高拱遗书出现，说张居正、冯保弄权，引起皇帝疑心
辽王妃控诉张居正生前侵犯皇室以自肥，最终决心抄家
结果
清算张居正、驱逐冯保后，皇帝名义已掌握大权，但不久就发现自主权仍受种种约束
倒张后，真正受益的是两类人
一类人物强硬而坚决，同时又顽固而拘泥。以劝谏的名义把皇帝强迫纳入他们所设置的规范，而不让他的个性自由发展。
另一类人物是为了争权夺利。利用道德的辞藻作为装饰，声称只有他们才能具有如此的眼光及力量来暴露张冯集团的本质。而张冯被劾之后在朝廷上空出来的大批职务，他们就当仁不让，安排亲友。
万历皇帝对生活的厌倦已经越出了内心世界而要开始见诸行动了
1587年阳历11月13日，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海瑞在任所与世长辞
海瑞尊重法律，按照规定的最高限度执行。他不能相信治国的根本大计是在上层悬挂一个抽象的、至美至善的道德标准，而责成下面的人在可能范围内照办，行不通就打折扣。
1562年，历任首辅几达二十年的大学士严嵩为嘉靖皇帝免职，他所扶植的私人也不免相继倒台，其中包括胡宗宪和鄢懋卿[10]。他们既被确定为坏人，海瑞在他们当权的时候敢于和他们作对，当然可以算得特行卓识。为此他的声望大增。
1565年，阳历11月，海瑞向嘉靖递上了著名的奏疏。奏疏直指嘉靖的错误，因此下狱十个月，但也挣得大名
1567年年初隆庆皇帝登极，海瑞被释出狱。他的声望已为整个帝国所公认，而后连续升迁，官至正四品，但为闲职。1569年年初的京察，他以自已忠臣名气以辞官为要挟，最终被任命为南直隶巡抚，驻扎苏州。
上任后铁腕整治江南土地兼并问题。对有救命和提拔之恩的徐阶也丝毫不手软。对徐阶的处理彻底得罪了官员阶层，丝毫不顾人情只知一味蛮干的海瑞很快被弹劾。海瑞终于在1570年春天被迫辞职回乡，在辞职的奏疏中，他痛斥“举朝之士，皆妇人也”
1585年，倒张运动中，因原不被张居正看好，才被重新起用为南京右佥都御史。
海瑞提议，要杜绝官吏的贪污，恢复太祖皇帝当年凡贪赃在八十贯以上的官员都要处以剥皮实草的极刑。一位御史在家里招了一班伶人排戏，海瑞得悉此事，就宣称按照洪武的祖制，这位御史理应受到杖责。
万历与朝臣对海端的评价，由给事中官署抄录公布，就等于政府公开承认了自己的本身矛盾。一位堂堂的台谏之臣被皇帝称为“迂戆”，只是由于圣度包容而未被去职。后海湍七辞而不成，死于任上。
洪武皇帝两百年以前创建本朝，并确立了整套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其主要的着眼点在于保存一个农业社会的俭朴风气。在全国的广大农村中遏止了法制的成长发育，而以抽象的道德取代了法律。 建立的财政制度的弊病在于缺乏弹性，不能适应环境而调整。 但自洪武开国到海瑞出任巡抚，其间已历二百年。很多的变化已经在这二百年间发生。原设立的价值观、道德观已和实际情况产生重大冲突 但海瑞和洪武皇帝都没有想到，政府不用技术和经济的力量扶植民众，而单纯依靠政治上的压力和道德上的宣传，结果只能是事与愿违。政府的绝大部分收入出自农民，而大部分农民又都身受高利贷的压迫和威胁。政府缺乏资金，农民无法从政府机构获得低利率的贷款。当时民间的借贷贷款利率之高自不待言。既然如此，政府所规定的限制高利贷的条文就只能是一纸空文。
一代名将戚继光在阳历1588年1月17日离开了人间，按照阴历计算，为万历十五年十二月十二日
1587年以前，李贽已经按照儒家的伦理原则完成了对家庭应尽的一切义务。次年他即剃发为僧，时年六十一。1602年，李贽在狱中以剃刀自刎，死后被称为牺牲自我。
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
1587年京察 放宽尺度
以诗书作为立政的根本，其程度之深超过了以往的朝代。洪武皇帝大规模地打击各省的大地主和大家族，整个帝国形成了一个以中小地主及自耕农为主的社会。朝廷又三令五申，力崇俭朴，要求文官成为人民的公仆。在这种风气之下，人们心里的物质欲望和嘴上的道德标准，两者的距离还不致相差过远。当张居正出任首辅的时候，明朝已经有了两百年的历史。开国时的理想和所提倡的风气与今天的实际距离已经愈来愈远了。
在开国之初，政府厘定各种制度，认为官员们应当过简单朴素的生活是万古不磨的真理。在中央控制下既没有重点，也没有弹性，更谈不上具有随着形势发展而作调整的能力。
财政上死板、混乱与缺乏控制，给予官员的俸禄又微薄到不合实际，官员们要求取得额外收入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地方官的“常例”成为普遍的不成文制度，中央听之任之，而又不公开承认。这些情形使得所谓操守变成毫无实际意义。
京官没有征收常例的机会，而全靠各省地方官以礼仪为名所赠送的津贴。银两源源不断地流入北京，尤其是在考核地方官的那一年为数更多。考核者既然接受了被考核者的津贴，还哪里谈得上一切秉公办理呢？
这种局面不打破，文官的双重性格发展得越来越明显，这也是精神与物质的分离。一方面，这些熟读经史的人以仁义道德相标榜，以发挥治国平天下的抱负为国家服务，以自我牺牲自许；一方面，体制上又存在那么多的罅隙，给这些人以那么强烈的引诱。阴与阳的距离越来越远，找出一个大家都同意的折衷办法也越来越困难。
1587年申时行上书时说“自古国家未有如此而能久安长治者”
我们的司法制度极为简单，缺乏判决争端的根据。即使是技术上的问题也要翻译成为道德问题，以至善或极恶的名义作出断语。在这种具体情况下，只有使全部文官按照“四书”的教导，以忠厚之道待人接物，约束自己的私心，尊重别人的利益，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朝廷才能上下一心，和衷共济。但官员们口诵经典中的词句，称自己为君子，别人为小人，在道德的掩盖下夺利争权，就是把原则整个颠倒了
万历后期，有一部分文官，即以后被称为东林党的人，发愤要力挽狂澜。他们的理想是，精神上的领导力量可以在皇帝的宝座之外建树。这几十个官员尽了很大的力量，要重新建立一种能为别人所承认的道德伦理，结果却事与愿违。反对他们的，也同样地使用了他们的治人之道，即用道德伦理的名义组织自己的集团以资对抗。万历的去世，失去了最后的缓冲因素。
1587年下旨停办经筵，后又下旨不临朝
道德作为统一天下官员与人民的价值观的工作，经筵是作为统一道德观念的表现工具
1586年的新秋，二十三岁的皇帝降旨说突然感觉头晕脑胀，需要停止早朝和出席经筵、日讲，又无时日的限制。
1587年秋，头晕脑胀又奇妙再现，宦官却传出皇帝在紫禁城内骑马驰骋的消息；不想皇帝又来一套不能临朝的谕旨，然而与此同时，宫内却又传出皇上饮酒过多，夜间游乐过度，与妃嫔交往过切如此等等的消息
1587年 皇帝下旨不临朝 开始消极怠工
起因：立储之争
1586年初，郑妃生常洵，郑氏被册为皇贵妃，立储的争执已经肇始。但就在这前后，万历已经发现他想做的事情统统不能做到，于是他想励精图治的念头就一天天减退。这种“上下否隔”的情形既已开端，至1587年就更加恶化。
文官集团保皇长子常洛（母亲为宫女），皇帝想立三皇子常洵（母亲为郑妃）
臣僚不让他立常洵为太子，他也不立常洛为太子，甚至不让常洛举行冠礼以便向翰林院的官员就读。
迫于强大的舆论压力，万厣不得不放弃自己的打算。皇长子被封为太子，皇三子被封为福王到河南之国，但是他的屈服是带着仇恨的。他再也不愿意做任何事情使他的文官快意。像这样又二十年。
后果：皇帝怠工
礼仪在照常举行，但是皇帝已经不再出席
高级的职位出缺，他宁可让它空着而不派人递补，使那些文官们除了极少数的人以外已不再有升迁到最上层的希望
臣僚们抗议的奏章不断向他提出，也不加答辩
官员的辞程，既不慰留，也不准离职，官员只能径自挂冠而去，吏部建议追捕而加以究问，万历同样置之不理。到他临朝的后期，一个文官自动离职就意味着一个名位已被废革，因为不再有人补缺。
在万历皇帝御宇的四十八年中，特别到了后期，大臣们已经看透了中枢无复具有领导全局的能力，也就不得不以消极敷衍的态度来应付局面。此类态度类似疫气，很快就在文官中流传，使忠于职守者缺乏信心，贪污腐败者更加有机可乘。这种不景气的趋势愈演愈烈，使整个王朝走到了崩溃的边缘。其所以能勉强维持，实在是因为替代的办法尚未找到。
在这一年还未到岁暮之际，皇帝所使用监视内外的秘密警察遭到了攻击
大兴县令因罪发交三法司审问，涉及官员东厂要向皇帝报告情况，故要求派2名锦衣卫旁听，但开庭审问时锦衣卫被阻不得入内，致使龙颜大怒。几个月之后，文臣们又找到了管理东厂宦官张鲸的差错，群起而攻之。年轻的皇帝却为此而更加心灰意懒。他本来已经对早朝和经筵感到极度厌倦，至此他拿定主意，今后再也不愿意公开接见这些不诚实的、口是心非的臣僚了。
番外
1587年即万历十五年，辽东巡抚注意到一个建州酋长正在逐渐开拓疆土，吞并附近的部落。他觉察到养虎将要贻患，就派兵征讨，但是师出不利。他认为失败的原因，在其部下开原道参政不照命令行事，而坚持其个人改剿为抚的主张。巡抚参劾这参政的奏折一到北京，被参者反而得到了京中监察官的同情，他们又出来参劾这位主剿的巡抚。申时行认为这完全是一件小事，不值得引起内外文官的不睦；所以他又以和事佬的身份出面调停，建议皇帝视双方的互相参劾业已彼此对消，也不再作是非可否的追究。于是这位酋长今后得以为所欲为，而且还能够继续利用本朝内外官员的不和来发展他自己的千秋大业。此是后话，也不在本书叙述范围之内。这位酋长并非别人，据当日记录称，他名叫努尔哈赤。若干年之后，他的庙号则为清太祖。
万历十五年
作者
黄仁宇，当代最为大众熟知的历史作家之一，以“大历史观”研究手法著称。他出生于1918年，抗战期间，从南开大学辍学，到成都参加国民政府的军校，随后参军。抗战结束后，黄仁宇远赴美国密歇根大学求学，于1964年获得博士学位。随后他在南伊利诺大学、纽约州立大学以及哥伦比亚大学任教，并加入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1970年，黄仁宇离开教学岗位，专心写作，这部《万历十五年》正是在此阶段完成。
关于本书
“以小见大”、“从微观入手，完成宏大叙事”，是黄仁宇的拿手好戏，也是本书最为人称道之处。人们也大多是通过《万历十五年》这本书，领略到黄仁宇的“大历史”写作魅力。
80年代初，本书引进大陆，在中国学术圈引发了一波不小震动。虽然对这本书的学术价值以及研究方法，各方面长期以来也是褒贬不一、观点繁多——包括对黄仁宇所谓“大历史观”研究思想，长期以来，国内和国际史学界也一直有不少学者持批判态度。但这本书有一个长处或是特点，得到了大家公认：在坚持史实的基础上，做到了极高的故事性和可读性，生动有趣，平易近人。在历史研究著作里开了风气之先河。
核心内容
公元1587年，也就是所谓“万历十五年”。黄仁宇在整个明朝漫长的历史中，单只截取了万历十五年这样一个普通的时间片段，高度聚焦、仔细研究。对这一年当中的六位人物命运进行梳理分析，给明帝国进行了全方位把脉。黄仁宇提出：中国两千年以来，以道德代替法律的“人治逻辑”，在明代达到顶峰，而这正是一切问题症结所在。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传统封建官僚政治的弊端显现无疑，社会矛盾失控，经济发展受到极大阻碍，大明帝国的衰败和倒塌无法避免。
主要内容
一、明朝首辅张居正与万历皇帝
万历年间，张居正被任命为首辅，权倾天下。他把持着国家行政、官员任命等大权。官员所递送上来的奏章，由张居正领着其他大学士“票拟”意见，小皇帝就是把这些意见重新用朱笔抄一遍。重要官员任命，也由张居正把关，小皇帝只需要圈出排在第一个的官员。
黄仁宇认为，张居正在主持朝政期间，重点推行了一系列赋税和官员考核制度改革，为的是加强行政效率，富国强兵。张居正是个有抱负的人，但他忽略了当时复杂的情况。
比如说税收，这是个敏感问题。地方官向上交纳税金税粮，总是保证自己口袋先装够，国家够不够是另一回事。张居正责令各府各县要缴足税收，动了地方上所有人的奶酪。
在人事方面，张居正企图绕开效率低下的官员，组建一套完全听从他自己的政府班子。这种做法也触怒了很多官员，一部分文官认为他片面追求效率，站在道德高地上攻击张居正的改革措施。而另一部分官员因为张居正影响了他们的升迁仕途，所以也嫉恨张居正。
这些对他不满的人一时奈何他不得，只能蓄积力量等待机会。这个机会，在1577年出现。当时张居正的父亲去世，按惯例他应该要停职回家守制。万历皇帝不允许张居正告假。很多官员借此攻击张居正违背了孝道，不配为首辅。
在他去世后，人们依然不放过他，第二次大规模的反张运动正式开始。张居正所主持的改革很快就被废止，之前取得的所谓改革成果也基本被全部抛弃。
二、张居正的继任者：申时行
和棱角分明的前任张居正不同，申时行完全是个和事佬。他深知道张居正身败名裂的原因在于自信过度、不谦虚谨慎。申时行认为张居正改革根本就不可行。
在他眼中看来，一定要和文官集团合作，顺应他们的意志来治国。作为一个首辅，最重要的不是管理官员，而是用诚意感化他们，然后才能领导他们，让各种人才发挥长处，让全体文官精诚团结。
凭借着这样一种政治理念，申时行认为万历皇帝自己首先要以诚意对待群臣，于是鼓励万历皇帝努力工作。但是很尴尬的是：经过张居正事件后，皇帝自己心灰意冷，开始对政务变得厌倦。
夹在群臣和皇帝之间，申时行感觉自己左右为难。到底是支持大臣们，还是支持皇帝，局势逼迫他必须站队。事实证明，他怎么选都是错。
在巨大的压力之下，申时行最终黯然辞职，调和皇帝和群臣的努力宣告失败。
三、万历皇帝的懒政和苦恼
万历皇帝刚亲政的时候，还算是勤勉的皇帝，但很快他就开始怠工。
除了张居正事件对他的影响之外，还有一个很大的因素，是在选择太子的问题上，他和文官集团发生了不可调和的冲突。
身为天子的万历皇帝，也不过是紫禁城中的一个囚徒。在道德伦理的束缚下和群臣党争的牵制下，精力充沛的他，很难主动做自己想做的事。苦闷之下，他就干脆就不和文官集团合作，就这么消极怠工一直到死。
黄仁宇认为：万历皇帝在位的几十年，这种消极怠工式的工作方法，给整个国家机器造成了不可挽回的伤害。皇帝作为一国之主，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运用精神和利益两个手段驾驭官员们。不出席各种仪式，那就等于主动放弃做道德表率，失去了精神的手段。官员们愤然辞职，他既不追究也不挽留，更不派人填补空缺，让这个职位一空就是空了几十年，相当于堵死了官员的升迁通道，官员们的利益也就无从落实。
金句
1.中国两千年以来，以道德代替法律的“人治逻辑”在明代发展达到了顶峰，而这，正是一切问题的结症所在。
2.在万历皇帝年幼的时候，张居正把持了朝政进行改革。可他的改革措施触动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利益，导致了两次针对他的大规模攻击。他去世后，对他的清算终于成功，也让他的所有改革成果付之东流。
3.申时行秉持着和衷共济的理念，希望皇帝和群臣都能拿出诚意，共同合作治理国家。但在双方矛盾越来越激化的情况下，他也无能为力，这也导致了他最终被弹劾下台的结局。
4.身为天子的万历皇帝，其实也不过是紫禁城中的一个囚徒。在道德伦理的束缚下和群臣党争的牵制下，精力充沛的他，其实很难主动做自己想做的事。
四、历史上以刚正不阿形象著称的海瑞
海瑞在1558年升任浙江淳安知县。因为他严厉而巧妙地拒绝了官员滥用驿站进行奢侈接待，他在淳安名声为人所知。他第二次为天下人所知，是1565年11月。他向醉心于青词神仙的嘉靖皇帝上书，指责皇帝虚荣、残忍、自私、多疑和愚蠢。嘉靖皇帝将海瑞逮捕到东厂关押。一直关到旧皇帝驾崩、新皇帝登基，他才被释放。
对海瑞的人士安排成为文渊阁大学士和吏部尚书的难题。一方面他的道德品质和声望，已经为整个帝国所公认；但另一方面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吹毛求疵、非常不好相处的人。于是朝廷安排他去南京担任了一个闲职。对于这样的任命，海瑞当然非常不满。两年后他再次上书皇帝，明里要求朝廷罢免自己，实际上海瑞通过请辞的手段，想给主管人事的官员施加压力。
这一年夏天，他被委派为南直隶巡抚，驻扎苏州。这也成为他职业生涯的拐点。他上任后铁腕整治江南土地兼并问题。即便对自己有救命和提拔之恩的徐阶，也丝毫不手软。对徐阶的处理彻底得罪了官员阶层，丝毫不顾人情只知一味蛮干的海瑞，很快被弹劾。
在赋闲回家多年后，海瑞再次被启用。这次他向皇帝提出，要恢复太祖朱元璋当年的严刑峻法。这一建议立即在整个官场造成了恐慌，闹得一发不可收拾。万历皇帝亲自出来调停，依然让他回南京担任闲职。之后海瑞曾多次提交辞呈但都被驳回，最终死于万历十五年。
五、一代名将戚继光的失败
明朝从洪武时期开始坚持重文轻武的传统。文官的社会地位比武将高，武将的汗马功劳被看做“匹夫之勇”，不值一提。同时，当时的朝廷对于军事并不重视。明代的野战军的战斗力几乎和农村的民兵差不多。
倭寇入侵东南沿海之后，暴露了明代军制的落后。沿海经济富庶地区被倭寇骚扰，威胁到整个王朝的经济基础。在情急之下，朝廷允许戚继光另外在农村招募雇佣兵，来代替名存实亡的义务兵。
戚继光给这些雇佣兵的奖赏非常高，但是带兵也非常严格。他还改进了军队的战法，排出注重团队合作的“鸳鸯阵”，取代原先好勇斗狠的单兵格斗。这些军事改革措施，确保了戚家军多次打败倭寇的进犯，取得了保卫东南沿海的胜利。
戚继光的军事整顿，受到了朝廷非常优厚的财政接济，可其他防区却依然沿用原来那套军事补给体制。戚继光的防区和其他防区待遇不平等，这就惹来了非常多的非议和矛盾。在张居正被清算之后，戚继光被作为张居正的同党，也惨遭清算。
六、明代大思想家李贽的惨死
李贽是明代颇有影响力的思想家、史学家。他的性格比较特立独行、充满个性，因此为当时很多世俗的眼光所不容。对于当时占据思想界正统地位的“程朱理学”，李贽大胆而勇敢地发起了挑战，提出了自己独立思考的不同见解。
李贽明确提出：不能“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这句话在现代看来没什么大不了，但在当时可谓惊世骇俗。李贽还认为只要是人，就会有私心、有私欲，所以一味压抑个人欲望是不对的；人与人之间的利益交换、商业交易，这是合乎天理的。这种思想其实也反映了当时资本主义商业兴起所带来的思潮，在当时非常时髦。李贽还大声呼吁，应该对中国传统文化“革故鼎新”。比如对传统的男尊女卑、重农抑商等，他都痛加批判。
李贽的这些思想，与当时主流儒家传统道德直接冲突，特别是与明朝官方主流要求的“存天理、灭人欲”思想严重违背。很快，李贽的思想被统治者视为歪理邪说，并惹恼了一大批知识分子同行。万历三十年，万历皇帝将他捉拿治罪，把他的著作一律销毁。不久李贽在狱中用剃刀割喉自尽。
金句
1.海瑞不仅对官员的利益丝毫不了解，也不明白明代土地兼并的根源是缺乏有效的货币制度和商业法律。
2.在明代武将地位不高的情况下，要进行军事改革非常困难。戚继光的军事整顿之所以能够进行，得益于首辅张居正的知遇之恩。
3.李贽的死，正是明代思想体系僵化的表现。李贽的异端思想对程朱理学的挑战，实际上是在动摇整个王朝统治的思想基础。
4.然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空泛僵化的伦理道德根本无法有效地治理国家，但非常可惜的是，明朝始终都没有发展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法律体系来代替儒家伦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