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图社区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流派思想整理
在今天,我们面临选择,如何看待马克思、斯拉法以及斯蒂德曼?应该做一个何种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可以秉持经典马克思主义,坚持劳动价值论,拒绝斯拉法以及斯蒂德曼,但仍然要回应价值转型挑战。我们也可以同时接受马克思和斯拉法,因为斯拉法毕竟使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分析方法,也论证了剥削的必然性,只是没有利用到劳动价值论。也有一些激进学者像斯蒂德曼这样接受斯拉法,但抛弃劳动价值论,他们自称是斯拉法主义者,那么他们到底还算不算马克思主义者?
编辑于2023-07-26 17:51:11 浙江省维特根斯坦是当代西方最为重要的哲学家之一,他以其传奇的一生为世人所知晓,又以其独特的哲学为后人所称道。21世纪初,西方哲学界曾对谁是过去100年最为重要的哲学家问题做了一个问卷调查,结果在选出的哲学家中名列前茅的两位,一位是维特根斯坦,另一位是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通常认为,维特根斯坦一生提出过两种截然不同的哲学,而且这两种哲学对后来的西方哲学发展都产生了重要影响,直接导致了当代分析哲学的诞生。分析哲学在20世纪的英美哲学界始终占据主流,并且扩展到了英美之外几乎所有西方国家,也影响到了远在东方的中国。他的前期哲学以《逻辑哲学论》为代表,后期哲学以《哲学研究》为代表。这两本著作都已经成为西方哲学经典,对当代哲学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逻辑哲学论》被公认为经典之作,虽然全书只有不到三万字,但真正读懂这本书却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行政伦理学可以看做是公共行政学的一门分支学科,行政伦理研究是直接指向公共行政实践的。从学科的角度看,行政伦理研究是出于完善公共行政学的学科体系的需要;从公共行政的实践来看,行政伦理的研究则是出于健全行政体系和规范行政行为的需要。因而,行政伦理研究需要回应公共行政实践的要求,需要在公共行政实践的演进逻辑中来规划行政伦理研究的课题和确立行政伦理学发展的方向。
这是一篇关于李辛用药心法的思维导图,主要内容包括:从气机的主要方向来看:上焦多为开;中焦为升降枢纽,所以有“在气”“在血”的不同升降方向的药物;下焦为阖,故以阖收为主,分为“阖精”“阖阴”“阖气”,下焦层次,中焦层次,上焦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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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特根斯坦是当代西方最为重要的哲学家之一,他以其传奇的一生为世人所知晓,又以其独特的哲学为后人所称道。21世纪初,西方哲学界曾对谁是过去100年最为重要的哲学家问题做了一个问卷调查,结果在选出的哲学家中名列前茅的两位,一位是维特根斯坦,另一位是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通常认为,维特根斯坦一生提出过两种截然不同的哲学,而且这两种哲学对后来的西方哲学发展都产生了重要影响,直接导致了当代分析哲学的诞生。分析哲学在20世纪的英美哲学界始终占据主流,并且扩展到了英美之外几乎所有西方国家,也影响到了远在东方的中国。他的前期哲学以《逻辑哲学论》为代表,后期哲学以《哲学研究》为代表。这两本著作都已经成为西方哲学经典,对当代哲学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逻辑哲学论》被公认为经典之作,虽然全书只有不到三万字,但真正读懂这本书却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行政伦理学可以看做是公共行政学的一门分支学科,行政伦理研究是直接指向公共行政实践的。从学科的角度看,行政伦理研究是出于完善公共行政学的学科体系的需要;从公共行政的实践来看,行政伦理的研究则是出于健全行政体系和规范行政行为的需要。因而,行政伦理研究需要回应公共行政实践的要求,需要在公共行政实践的演进逻辑中来规划行政伦理研究的课题和确立行政伦理学发展的方向。
这是一篇关于李辛用药心法的思维导图,主要内容包括:从气机的主要方向来看:上焦多为开;中焦为升降枢纽,所以有“在气”“在血”的不同升降方向的药物;下焦为阖,故以阖收为主,分为“阖精”“阖阴”“阖气”,下焦层次,中焦层次,上焦层次。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这个世纪最大的幻想?马克思的身后争议
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力
最新一期经济学顶级杂志《政治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一般简称JPE)上发表了一篇有趣的文章,题目是《马克思的主流化:衡量俄国革命对卡尔·马克思影响力的影响》
这篇文章使用一种常见的分析工具“合成控制法”(SCM)分析谷歌引用率数据,得出一个简单结论:马克思在生前和死后30年都一直处于学术界边缘。他今天之所以拥有如此崇高的学术地位,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1917年俄国革命这个偶然的政治事件。在1917年之前,卡尔·马克思在激进的劳工运动之外很少被引用,而且很大程度上鲜为人知。我们之所以今天知道他,就是因为十月革命让他名噪一时,并将其学术提高到了极为重要的地位
这篇文章引起轩然大波。作者竟然分析引用数据来证明,马克思在19世纪末的影响力要显著弱于亚当·斯密和斯宾塞,比起密尔也要差一点,大约与亨利·乔治差不多
乔治城大学的政治哲学家布伦南(Jason Brennan)对这篇文章极为不满。他认为马克思在19世纪末早已赫赫有名,作者只要写几封邮件向政治哲学家打听打听就能了解情况。布伦南写信给JPE抗议,要求JPE不要刊发这篇误人子弟的论文。最终,JPE没有理会布伦南,还是把这篇论文发了出来
经济学家熊彼特曾经富有温情地区分了“四个马克思”,分别是作为预言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革命导师的马克思。作为预言家的马克思肯定错了,作为革命导师的马克思永不会错
马克思主义的伟大之处
马克思主义经过一百多年的理论研究和社会实践,它到底成功还是失败?凯恩斯毫不留情地批评过《资本论》。他说,“资本论是一部过时的经济教科书。在我看来,它不仅在科学上破绽百出,而且对于现代世界也起不到任何的实际意义和作用”
熊彼特对马克思的观点比较复杂,“伟大这个词无疑适用于马克思的学说。将伟大与生命力联系在一起,可以使它免受我们个人喜好憎恶的影响。我们不必相信一个伟大的成就必定在它的基本构思和细节方面完全正确、一点错误也没有。恰恰相反,我们可以相信它是黑暗中的一股力量,我们可以认为它基本是错的,我们也不同意其中任何一个特别观点。对于马克思体系而言,这样的批评,甚至完全否定,并不能给予马克思体系致命一击,而是有助于揭示出这个体系的力量”。
熊彼特这个评价非常有意思。就是说马克思的理论在具体观点上,几乎都是错的,但是指出这些错误并不能否定马克思思想的力量
经济思想史大家马克·布劳格对马克思的总结,算是经济学家中间有代表性的观点。布劳格说,“马克思留给他后继者一个极其复杂和费解的理论体系。很少人能理解其形式上的结构,因此它总是遭到修正。当该理论体系作出的预言被证明失败时,他的追随者们退到只能从口头上坚持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资本主义则被看作是饱受内部困扰、每一年都在把它不堪重负的内部结构作进一步调整,并以此作为资本主义体系还能超乎人们想象而生存下来的解释。马克思主义研究纲领开始变质,每一次都是试图阻止它进一步蜕变。在某些方面,一个不断蜕变的科学研究纲领,要么逐步萎缩,失去所有的统一性;要么具有宗教色彩,通过排斥任何实践的进一步检验来维持其理论立场。很显然,正是后者被证明是马克思主义的厄运。”
经济学家的话总是靠不大住,再看看哲学家的观点。罗素指出,马克思的目标在于给资产阶级带来更大的不幸,而不是给无产阶级带来更多的幸福。所以马克思的力量在于他的毁灭性批判,而不在于他的建设性思想。马克思而非他的任何竞争对手,才是真正的极端乌托邦主义者
克拉科夫斯基在《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第三卷的结尾对马克思主义提出了冷静的反思。“马克思主义是我们这个世纪最大的幻想(fantasy) 。它是一个提供了关于完美统一社会的愿景的梦,这种社会使人类一切愿望都得到满足,一切价值都会实现。马克思主义继承了黑格尔关于‘进步的矛盾’理论,但也接受了自由进化论观点,即历史进程‘归根结底’必将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而人类越能掌握自然界,过一段时间就能获得更多自由。马克思主义的成功主要归于把救世主的幻想与一项具体的实在的社会事业——即欧洲工人阶级反对贫困和剥削的斗争相结合。”
克拉科夫斯基接着说,“作为一个注意政治运动的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马克思主义已经僵化和凝固了几十年,结果失去了与精神发展和社会现实的联系。对它能够复苏而结出硕果的希望很快再一次被证明是幻想。作为阐释性的体系,它死亡了,它已不能提供任何方法,用来有效阐释现代社会、预见未来或培植乌托邦规划。当代马克思主义文献尽管浩如烟海,就其不纯粹的历史而言,都有一种贫乏、无能的压抑气氛。”
所以克拉科夫斯基认为,今天的马克思主义既不能解释世界,也不能改变世界,它只是一套为各种组织利益而服务的口号,而且其中的大多数利益与马克思主义最初认为与其同一的利益相距遥远。在第一国际崩溃的一个世纪之后,一个能够保卫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利益的新国际的前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暗淡渺茫
克拉科夫斯基抱着一种极度悲观的态度,结束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史总结。如果他对马克思主义如此悲观,为什么要花费如此大的力气写作三卷本大书呢?
洛贝尔图斯的挑战
马克思去世之后,德国一位著名经济学家洛贝尔图斯(Johann Karl Rodbertus,1805-1875)在与学生通信时提到,剩余价值问题最初是由他“更简单、更明了”提出的,而马克思只是剽窃了他的思想。洛贝尔图斯也已经去世,这些都是他的学生抖出来的
恩格斯认为马克思远远超越洛贝尔图斯的思想是什么?我们还是听听恩格斯的阐释。“按照李嘉图的价值规律,假定其他一切条件相同,两个资本使用等量的、有同样报酬的活劳动,在相同的时间内会生产价值相等的产品,也会生产相等的剩余价值或利润。但是,如果这两个资本所使用的活劳动的量不相等,那么它们就不能生产相等的剩余价值或利润。但是情况恰恰相反。实际上,等额的资本,不论它们使用多少活劳动,总会在相同时间内生产平均相等的利润。因此,这就和价值规律发生了矛盾。”
恩格斯的意思是,两个资本家投入相等资本,比如各投两百万开一个卖螺蛳粉的小店,每个店都雇佣5个店员。按照劳动价值论,一切利润都来自于店员的活劳动。螺蛳粉本身不会产生增值,增值的部分全都是店员辛勤劳动所得。问题来了,不同店员的劳动效率有所不同,有的勤奋,有的懒惰,有的聪明灵活,有的不思上进。任何两家店雇佣的劳动者必然有所不同,所以任何两家店的剩余价值也不同。假设所有店的剥削率一致,那么任何两家店的利润也应不同。
可问题在于,最后商品的价格都趋同,所有的投资也都在计算资本回报率。比如我投一家螺蛳粉店,要求每年回报率是20%,5年回本。我在计算的时候,只需要考虑一碗螺蛳粉卖25块钱,我能卖几碗,同时我雇佣了几个店员,却根本不考虑每个店员有多么勤劳能干,也不考虑为什么不同店做出来的螺蛳粉都卖25块钱。大家都知道,投入这点资本,就能获得平均利润,不用管每个劳动者的具体能力。这种计算方法明显与李嘉图-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相悖。
恩格斯说,马克思在《资本论》的第三卷里已经解决这个问题,而洛贝尔图斯还根本没有摸到问题的边。所以希望大家积极思考,回应这个问题,等《资本论》第三卷一出版,这个问题就会烟消云散
价值转型的理论危机
价值转型的争议不但没有平息,反而真正热了起来。马克思必须承认两个基本命题,即总的来看,价格和价值是相等的。同样的,总利润也等于总剩余价值。这两个命题无法动摇。如此一来,平均利润率既等于总利润除以总价格,也等于总剩余价值除以总价值。马克思坚持认为,一般利润率必须从商品的价值引申出来。没有这种引申,就价格谈价格,是一个没有意义、没有内容的概念
马克思这时突然转向了历史。马克思认为,在前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中,每个生产者都拥有自己的生产资料,相互交换他们的商品,劳动价值很自然成为占据统治地位的交换条件。一只羊交换两把斧子,对于社会发展水平要求很低,在原始社会或封建社会是非常合理的。所以从历史角度看,商品价值先于生产价格,是完全恰当的。马克思进一步设想,利润率总是通过资本家之间的竞争而均等化。而竞争首先在部门内部展开,接着出现在部门之间,大家关心的一般利润率只有在资本主义较晚的历史阶段才出现。马克思的论述到此为止,不再进一步阐释。这就是恩格斯最终公布的答案
恩格斯自己也明白,价值转型问题并没有令人信服地彻底被解决。如果马克思的价值规律只有在原始社会、封建社会或者早期资本主义社会时期管用,到了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时就失灵了,那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将是一个沉重打击
巴特批评说,马克思是否坚持价值理论的形成存在一个具体的历史过程,至少在《资本论》第三卷里没有清晰地展现出来。如果马克思真有这种想法,那么价值理论就包含了逻辑和经验两方面的错误
如果马克思把价值视作纯粹的理论概念,那么根本不必对应什么历史阶段,任何想应用这种概念的尝试,都会发现它和历史事实之间存在矛盾
如果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商品还是按照它们的劳动价值出售和交换,那么使用活劳动最多的产业将获得最高利润率,应该最早涌现出来。这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比如纺织、服装、家具什么的。但事实与之相反,最早兴起的产业使用大量死劳动,比如采矿业,这些产业的利润率更高,更早吸引资本家入场
所以桑巴特提出,资本主义产业的利润率主要是由竞争程度决定的,竞争程度越低,利润率就越高。利润率不是由活劳动和死劳动的比例或者资本有机构成所决定的。价值转型必须是智力活动的结晶,而不是现实生活中真实发生的事情。桑巴特认为,如果马克思生前能自己整理出版《资本论》第三卷,他一定会改变这些说法
马克思了一个粗糙的逻辑错误
核心:劳动价值论
第一句话,商品具有二重性,价值和使用价值。第二句话,生产商品的劳动具有二重性,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第三句话,商品价值量是由生产这种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有了这三句话,后续的一切论证都可以由此引申出来。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看法,价格是虚伪的,都是幻象,都是假象,都是资本主义带来的骗局,是资本家用来掩饰他们剥削行为的手段
一杯咖啡不应该是25块钱,一个手机也不应该是2000块钱,你的老板更不应该仅仅给你每月1万块钱。所有商品中都凝结着人类无差别的劳动,劳动是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整个世界应该按照价值来进行资源分配
马克思主义者更狠,把价格的虚伪面目都扯了下来。逼迫我们思考,一杯咖啡里包含了多少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哪些是不变成本(比如咖啡豆,机器,牛奶等),哪些是可变成本,也就是给我冲泡咖啡的小哥的劳动?但是咖啡豆里是否也包含了咖啡种植工人的劳动?这些问题就足以把我们想得头痛了
马克思认为,社会必要劳动是衡量一切商品的共同尺度,钱并不是。我们说一杯咖啡25块钱,一个手机2000块钱的时候,不知不觉就把金钱作为它们的尺度,这是错的。如果我们要认清经济运行的实质,就要透过商品的标价看清楚里面所包含的劳动。不仅如此,劳动还要拆分成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复杂劳动就是简单劳动的倍数
即便如此,我们还是无法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一杯咖啡这样的具体产品进行分析。但我们知道,世界上所有商品的价格总和一定等于价值总和。因为商品就是这些商品,价格和价值同时附着在商品上。某一件商品的价格不一定等于价值,因为它被资本家偷偷转移到其他商品上了。但是总量来看,商品就是这些商品,商品的所有价值都是劳动创造的,所以总价格必然等于总价值
那么我们怎么由观察到的价格流转,来推断它背后真实的价值流转?或者反过来,如何由马克思主义逻辑推演的价值流转,翻译成为我们熟悉的市场经济价格流转?这两套系统,两层皮,如何真正准确地联系到一起?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价值转型问题的实质。
庞巴维克的讨论班
1904年,庞巴维克回到维也纳大学。当时维也纳大学为他特设了一个教授席位。他在讲授经济理论的同时也组织了一个讨论班,专门讨论马克思的《资本论》
参加庞巴维克讨论班的人并不多,但吸引的都是有才华的学生,如熊彼特、米塞斯、希法亭、奥托·鲍尔等。当时课堂上比较活跃的两个学生是青年马克思主义者鲍尔与希法亭,都抱着捍卫马克思的决心来向庞巴维克发起挑战
这种研讨会的形式被后来的奥地利学派所继承,米塞斯的讨论会非常有名,参与者不仅有哈耶克、马克卢普等经济学家,还有韦伯、沃格林、现象学家舒茨等,成为一段佳话
熊彼特后来评价庞巴维克,不论马克思和庞巴维克之间有多少差别,他们之间的相似性是不容置疑的。第一,两人作为科学家,都有相同的研究对象;第二,他们思考的角度也颇相似。比如他们都认为利息和利润问题具有压倒一切的重要性,只是两人选择的思想来源不同,马克思选择了李嘉图,庞巴维克选择了门格尔;第三,他们两人都创建了一座理论大厦,分别是马克思主义与奥地利学派。
庞巴维克有一个尖锐观点,无论从逻辑演绎还是经验证据方面看,劳动价值论都难以成立
如马克思所主张的那样,两种商品能够相互交换,它们之中必然包含了一些共同的属性。但是在考察具体交换条件时,马克思抽象掉商品的使用价值,否认效用也可以作为商品的共同属性
庞巴维克认为,马克思犯了一个“粗糙的逻辑错误”,因为马克思混淆了从一般属性进行抽象和从这种一般属性的特殊形态进行抽象,两者是不同的。即使我们忽略商品的使用价值,商品仍然存在许多其他与交换相关联的属性,比如交换的两种商品必然都有稀缺性,交换的两种商品必然都被需求,都被私人占有,都是自然的产物,等等
巴维克认为,劳动价值论既不适用于那些不能自由再生产出来的商品,比如土地,也不适用于那些由数量劳动生产出来的商品。所以《资本论》对于熟练劳动的分析是不充分的,比如不适用于今天所谓白领劳动。而工资非常低的工人所生产的商品,一般只有非常低的价值,未必是经济的主体部分。更要命的是,劳动价值论只适合作为价格长期波动的中心,而且是偶然的中心。在短期之内,供求关系才对价格波动起到支配作用。
早在1884年,庞巴维克已经意识到价值转型存在挑战,虽然他还没有进一步读到《资本论》的第二和第三卷
庞巴维克认为,包含同样数量“社会平均劳动”的两种商品,后来会因为用来生产它们资本的耐久性的不同,而有不同的价格。因此,劳动价值论对于很大一部分商品基本不适用,对于其余商品总是不适用,甚至绝对不适用。劳动价值的法则与一般价格法则的关系,就像“刮风就下雨”和“下雨一般理论”的关系一样
所以,庞巴维克认为马克思主义最致命的缺陷就是“与事实相矛盾”,强行把“平均利润率规律”与“可变资本是剩余价值唯一源泉”这两个命题联系在一起
庞巴维克攻击马克思的主要观点有三条
第一,马克思所说的价值难以定量把握,部分原因是没法把不同种类的劳动归为一种共同的标准,也就是前面说的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的关系
第二,价格取决于众多因素,不能仅仅把价格归于价值,而且我们远不能确定价值对于价格的重要性
第三,价值支配价格运动以及相关的社会关系,这种观点既是专断的又是无用的。因为它没有帮助我们解释价格的运动,更没有预见到这些运动
庞巴维克指出,马克思一直宣称使用劳动价值论解释交换是如何进行的,但他并没有解释为什么会如此。事实上,没有理由说明交换应该遵循劳动价值论
子主题
格雷伯的《狗屁工作》,也正面临这样的困境。格雷伯所描述的狗屁工作,恰是那些工作开始到最终产品完成之间链条比较长的工作,或者用奥地利学派的话说,比较迂回的工作。格雷伯认为只能看到简单劳动,而认识不到迂回过程中的复杂劳动,正是犯了马克思一样的错误
德国和奥地利的马克思主义者
马克思之后,德国和奥地利成为马克思主义最活跃的地方,涌现出各种形式的修正主义。所谓修正主义,就是对马克思的理论进行系统性的重新检验和修正
伯恩斯坦的修正
伯恩斯坦(Eduard Bernstein,1859-1932)一直为德国社会主义运动工作,但在1878年俾斯麦通过反社会主义立法之前离开了德国。接下来的十多年里,他一直在伦敦做记者,当年马克思也是在这里写下了最主要的政治经济学著作
伯恩斯坦对于现实有着深刻洞察,所以他逐渐成为一个以探讨态度对马克思关于集中加强、贫困化、阶级斗争激烈化甚至预言严重危机爆发提出质疑的社会主义者
他承认这样的事实,资本主义并没有陷入垂死的痛苦,而是表现出远比马克思所认为的更大的有效性,也有更大的生存能力。伯恩斯坦搜集了大量证据,说明劳动阶级确实分享了经济扩张所产生的利益,无产阶级并没有绝对地贫困化
所以伯恩斯坦对于劳动价值论产生了一丝怀疑。他认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选择了问题的一个方面,而效用理论选择了另一个方面,两者互相补充,并非不能和谐相处
比如马克思的社会必要劳动的时间概念,可以作为价值的决定因素与新古典主义者所说的需求联系起来。至于剩余价值和剥削,这些都是经验事实,可以由不劳而获的收入的存在加以说明。剩余价值和剥削,不一定非要从价值理论中推导出来
希法亭的修正
他出生于维也纳一个中产阶级犹太家庭,一开始在维也纳大学学习医学,后来被经济学吸引。他于1901年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同时也在当地的社会主义报刊上发表经济相关的文章。希法亭毕业后没有进入大学任教,一边行医,一边作为记者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工作。一战以后,希法亭担任了魏玛德国的议员,并且进入过内阁、担任财政部长。1933年后,希法亭在丹麦、瑞士、法国等地流亡。1941年,他在法国被盖世太保杀害
希法亭对于老师庞巴维克的见解做了一番批评。他认为,每一种从使用价值出发的价值理论,也就是从事物的自然属性出发的价值理论......是从物与人的个别关系而不是从人们之间相互的社会关系出发......这种视角是非历史和非社会的。所以马克思主义的范畴是自然和永恒的
希法亭认为,劳动价值论不只是对价格决定的分析,甚至主要不是对价格的分析。正因为劳动是把分裂为各个原子的社会联结起来的社会纽带,而不是因为劳动是技术上最有意义的东西,劳动才成为具有现实意义的价值原则,价值规律才具有现实性
希法亭还要为马克思辩护说,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新古典经济学以及奥地利学派的主观价值论之间的根本区别,不像庞巴维克认为的那样只是两种方法之间的区别。这种区别更像是“互相竞争和互相排斥地观察整个社会生活的视角”之间的区别。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个人主义,导致的完全是政治经济学的自杀。后来的布哈林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也都赞同希法亭这样的辩护
庞巴维克一直抱怨马克思忽视了使用价值。但是希法亭认为,在交换活动中,使用价值并不为卖方而存在,所以卖方很难把它作为价格的基础。比如给你做咖啡的小哥,他自己当然也可以把咖啡喝了,商品是具有使用价值的。但是他不会喝,而是要把这杯咖啡卖给你。他自己会把这杯咖啡的使用价值看作不存在
既然如此,交换价值或者说价格最终并不依赖于它的使用价值,那么如何看待交换价值与劳动价值论之间的关系呢?希法亭解释说,物品仅仅要求交换价值充当中介。当一件商品的占有者参加到交换活动中时,他们不是作为个人,而是作为全部生产关系的体现者。庸俗经济学的主题仅包括商品的社会方面,也就是他们的交换价值或者价格,尽管物品本身必定是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的统一。
就是说,你去买咖啡的时候,不应该把自己或者咖啡馆视作个体,而要把买咖啡这件事看作所有相关生产关系的总和,种植咖啡豆的农民、为咖啡馆装修的师傅、你的工作、你的老板,一切生产关系都包含在这一次简单的交易活动中
商品本身蕴含着极为复杂的社会关系,因此它所包含的劳动也和社会必要劳动一样具有社会特性。在交换过程中,人并不是心理学意义上的人,商品也不是它们使用性质所规定的物。马克思主义揭示出诸多生产因素之间的联系,这一联系被资本主义给神秘化了。
希法亭同意马克思对于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之间倍数关系的判断。不同种类的劳动,取决于各自的复杂程度,它们之间的量的比率是由劳动过程本身所决定。希法亭认识到,没有哪种复杂劳动能够不依赖市场而归为简单劳动的倍数。这正是庞巴维克等奥地利学派学者所强调的。但希法亭认为没必要朝着这个方向继续努力,因为经济学的目的不是要说明特定的价格关系,而是要发现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规律。规律本身和这些价格关系无关。
希法亭认为庞巴维克混淆了价值的理论尺度和实践尺度。将马克思的价值理论运用于实践是不可能的,但是运用它进行理论分析却是完全可能的。唯一真正的尺度是整个社会以及支配社会的竞争规律。在实践中衡量某些特殊商品的价值,这是有可能的,却给很多人以幻想,导致产生“劳动货币”这样的乌托邦概念。马克思主义根本不注重价格问题,真正注重的应该是总结社会规律。
希法亭没有办法直接颠覆庞巴维克的批评或者给出解决办法。他选择的做法就是另外写了一部专著,名为《金融资本》,这本书直接影响了列宁。《金融资本》给人的印象就是重写了一遍《资本论》,使之更好地适应已经变化了的经济情况。希法亭在这本书里重述了马克思的货币理论、信用理论、利率和危机理论。更重要的是,他详细描述了马克思去世以后世界经济的变化形势,而这些变化与资本集中有着密切的联系。
如何解释大萧条?马克思主义与凯恩斯主义的异同
斋藤幸平的《人类世的资本论》
斋藤幸平的基本思想是用马克思主义来应对全球气候危机。他对于“传统马克思主义”非常不满,因为传统马克思主义总是将马克思理论阐释为历史唯物主义的闭合系统,表面上使得我们能够理解宇宙中的一切事物
斋藤认为,不断扩大的经济活动正在将全球环境破坏殆尽。此时,我们必须手动阻止资本主义,否则迎接我们的将是人类历史的终结。在气候危机时代,寻找一种非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至关重要。而共产主义正是“人类世”这一时代必须选择的未来。斋藤的分析很有意思,能否用马克思主义解决全球气候危机,大家可以读书以后自行判断
对于马克思主义者而言,必须要回答,是否坚信资本主义制度终将毁灭,它会在何时毁灭,又会如何毁灭,是自行毁灭,还是需要我们的介入,强行毁灭?毁灭资本主义制度后,我们需要构建哪些替代性制度?
工人的生存状况绝对恶化了吗?
马克思在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工人们不断下降的工资水平与日益增长的工作负担,两者同时存在,而且这是一个不容置疑的历史事实
《资本论》中也断言说,资本积累的法则,要求在降低工资的同时,增加工人劳动的时间与强度,这必将导致工作环境的恶化、工人生活质量的下降以及工人寿命的缩短。所以资本主义制度无法避免阶级斗争的结果
只有劳动能创造价值,而安装效率更高的机器、提高管理效率、聘请更高水平的经理、采取更优秀的市场策略,所有这些举措都与工人劳动无关,本身都不会创造价值。所有这些举措都会节约劳动,因此都会导致利润的下降,而防止利润下降的唯一措施就是加大对工人的剥削,强迫工人工作更长的时间,而且不付给他们相应的报酬
资本家本来要从100头羊身上薅羊毛,现在安装机器了,只剩下50头羊,那只有狠狠地薅羊毛才能弥补价值损失。剥削阶级最主要的组织形式—政府,也无力扭转这一进程,这就是资本主义内在的危机
不过绝大多数经济学者都不同意马克思的这个观点。长期来看,工人工资并没有明显下降的趋势,反而在上升。1850年以后,工人的生活水平开始稳步提高。马克思在写作时,对这一事实视而不见。马克思生平的研究者如以赛亚·伯林就感慨,马克思的英语一直不好,又太宅,不愿意多出去走走
马克思也不大愿意去做社会调查。恩格斯是个工厂主,对于工人阶级的生活还比较了解。可马克思就是不愿意去各种工厂看看,只愿意从各种报纸、杂志搜集有关工人阶级悲惨生活的资料。在他前往大英图书馆的路上,一定会看到海德公园川流不息的人流。世博会正在伦敦召开,在海德公园里搭建了令人炫目的水晶宫。马克思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消费的时代,资本主义仍然拥有强大的生命力
资本主义崩溃了吗?
1929至1933年,美国大萧条爆发。这是西方资本主义历史中最严重的一次危机。美国与英国的经济都一下子倒退三十年,失业率长期保持在两位数。1932年,美国的工业生产水平还不到1929年的一半。马克思生前一直在等待资本主义的全面崩溃,一直没等到。现在资本主义全面危机终于到了
众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必须要回应三个问题:第一,它对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未来和社会主义的前途意味着什么?第二,如何运用马克思的危机理论对它作出一致的解释?第三,是否要挽救这种资本主义危机?
托洛茨基把大萧条看作是资本主义的垂死挣扎。“我们时代的垄断资本主义贯穿着一连串的危机。每一次危机都是一场灾难,人们必须通过关税壁垒、通货膨胀、增加政府支出和债务等方式,从这些局部性灾难中摆脱出来,这反过来又为新的、更深刻的、范围更广的危机创造了条件。对市场、原材料、殖民地的争夺使得战争灾难不可避免。总之,它们为革命性灾难创造了条件......毫无疑问,崩溃理论战胜了和平发展理论”。这就是托洛茨基在当年的看法。
纳夫塔利(Fritz Naphtali)说,“像每一次危机所表现的那样,这次危机也仅仅是具有历史特性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典型危机。”
考茨基说的更直接,“有人认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结束这次危机。但这种看法使我想到那些生活在凉爽而湿润的夏天的人。他们认为这样的天气永远不会变暖,一个新冰川时代已经来临。”
早在1920年代,苏联社会革命党人康德拉季耶夫就提出了著名的“长波理论”。康波理论认为,我们大致可以这样划分经济周期,1826至1850年处于下降阶段,1851至1873年处于上升阶段,1873至1895年处于下降阶段,1896至1914(或者1920年)处于上升阶段。每一次长波,从上升到下降,前后需要50至60年的时间。
后来熊彼特在他的名著《商业周期》中高度赞扬了康德拉季耶夫的发现,并且尝试着为康氏长波提供理论依据。熊彼特总结前人发现的经济周期模式,认为存在三种不同波长的周期
最短的是基钦周期,主要是存货驱动,周期长度3年左右;中等的是朱格拉周期,主要由投资驱动,周期长度7-11年;最长的就是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由重大创新驱动,周期长度为45-60年。大约三次基钦周期叠加一次朱格拉周期,六次朱格拉周期叠加一次康德拉季耶夫周期。
识别康氏周期很困难,而解释康氏周期可能更重要。美国最著名马克思主义学者保罗·斯威齐在1942年的研究中,区分了经济危机的两种类型,并尽力站在马克思主义的角度给出解释。第一种类型是由于利润率下降而形成的危机。第二种类型是由于剩余价值实现变得困难而导致的危机。每一种类型又有两种不同的解释,所以总共是四种危机理论。
利润率下降导致的危机,有两种可能的原因。第一种,由于技术进步推动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这种提高的速度快于剥削率,就会导致危机。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三卷里就提到过这种可能性。技术进步过快,机器对人的替代速度太快,工人找不到工作,就将会导致危机。第二种,由于资本积累率快速提高,导致失业大军枯竭。同时,资本积累率提高也会导致工资提高,而剥削率下降。资本家面临困境,雇不起工人,这也会导致经济危机。《资本论》第一卷里对此有所提及。
而剩余价值实现困难而导致的经济危机,背后也有两种可能的原因。第一种,可能源于不同生产部门比例失调。不同生产部门之间如何协调?这就需要非常有力和精细的计划经济核算。第二种,源于消费不足,导致总需求不足。第二种看法明显受到凯恩斯影响,和凯恩斯主义非常接近了。
罗宾逊夫人(Joan Robinson)曾经说过,“马克思给自己提出发现资本主义运动规律的任务,但是并没有概述它的细节问题。如果人们还希望推动经济学前进,就必须运用学术的方法来解决马克思所提出的问题。”罗宾逊夫人所说的学术的方法,显然就是凯恩斯的方法。
马克思主义与凯恩斯主义
斯威齐认为,凯恩斯对于有效需求的观点,马克思主义者完全也可以自行得出。而凯恩斯本人受到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限制,没法走出这个牢笼,因为凯恩斯从来没有把资本主义制度看作是一个整合了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技术和文化的综合体
凯恩斯一直忽视阶级斗争,把阶级斗争看作是“令人讨厌的混乱”,也把国家看成一个只在紧要关头突然出现、扭转局面的角色,非常幼稚。同时,凯恩斯也忽视技术进步对于失业的影响,认为这是市场经济中很自然、并且可以矫正的缺陷,而不是保证资本家控制劳动力市场的手段。最后,凯恩斯对于垄断的关注也远远不够。因此,希法亭《金融资本》比凯恩斯的《通论》要重要得多。
有一位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莱德勒则总结了凯恩斯与马克思的三点相似之处
第一,他认为凯恩斯采纳了劳动价值论。因为凯恩斯在计算工资时,使用熟练劳动对非熟练劳动的折算。这与马克思使用复杂劳动和简单劳动的思路完全一致。熟练劳动和非熟练劳动,与复杂劳动和简单劳动关系一样,只是名称有所区别。第二,凯恩斯认为投资的利润率会下降,这和马克思所认为的利润率会下降是一致的。凯恩斯的理由是资本边际效率下降,这只是伪装而已。第三,凯恩斯承认消费和投资之间有必要保持一定的比例。这也就等于承认了马克思论证的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之间的比例关系。
罗宾逊夫人最终在马克思那里找到了消费不足的主要原因,那就是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之间的比例失调。事实上,工人不能消费,而资本家不愿意消费,消费品产业因此只为投资提供了一个狭窄的通道,而资本品产业则因此也遭受到需求的限制。所以马克思似乎已经预见到现代有效需求理论。罗宾逊回到马克思的关键性观点,资本主义生产的障碍就是资本本身
罗宾逊夫人从来没有接受劳动价值论,她认为劳动价值论只代表了一条虚假的线索。在她看来,马克思主要就是一个消费不足主义者。在马克思看来,工人的贫困和资本家对于积累的贪婪,制约了对于消费品的需求,从而限制了对于投资品需求的增长,导致有效需求不足。罗宾逊夫人的思想既可以归入马克思主义,又可以归入凯恩斯主义,可是似乎双方都不太愿意承认她。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终结者:斯拉达及其思想体系
需求理论的不同
因为新古典经济学不喜欢多讨论生产,总是用一个生产函数或者成本-收益比较就含含糊糊地混过去了
比如我说到边际收益的时候会举例,一个卖手机的企业现在多雇佣一个工人,比之前总共多赚了3001块钱,而雇佣工人要发的工资是3000块钱,此时企业应该雇佣这个工人,因为企业可以多赚1块钱。一般说到这里的时候,很少会有学生质疑我。但我自己明白,这里恐怕存在问题。比如一个企业真的有能力计算多雇佣一个工人和少雇佣一个工人的收益吗?或者企业多雇佣一个工人,就能确保多生产出一两个手机吗,企业在准备原材料的时候,有没有考虑到这些问题?
教科书上用很笼统的成本-收益模型概括了生产过程。但是成本和收益都是动态概念,一个企业收回可变成本和固定成本的时间不同。而可变成本和固定成本比例的不同,可能导致两类企业的运作模式完全不同
比如制造业有时需要投入惊人的固定成本,造飞机、造船、造汽车,在还没有生产出任何产品之前,固定投资就已经不可计数了。服务业的固定投资就很少,比如律师事务所,只要租个办公室,有些桌椅电脑,挂块牌子,就可以开业了。两者需要固定投资完全不同。那么制造业惊人的固定投资,最初是由谁来投入呢?
这个生产环节,正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强项。《资本论》里几乎都在讨论生产,讨论剥削,而对于工人和资本家怎么消费,怎么购物,并没有花费很多笔墨。因为马克思认为,只有劳动创造价值,劳动创造的价值全都在生产阶段完成,后续的流通和消费只是为了完成这个链条,没有那么重要了
我们更多思考需求,思考消费端,所接触的理论工具就多半都由新古典经济学提供。而如果我们更多思考供给,思考生产端,对于生产过程更为关注,那么距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就更近了一步
在今天,研究生产过程变得越来越困难。因为随着技术进步和市场扩展,生产过程本身变得极为复杂,企业内部的结构也很复杂。比如你根本搞不清楚一辆汽车是怎么生产出来的,连一部手机是怎么生产出来的也搞不清楚。其中涉及大量中间产品,大量区域合作乃至国际合作,每个环节都很复杂。
斯拉法其人
Piero Sraffa(1898-1983)
斯拉法1898年出生于意大利的都灵,父亲是博科尼大学的法律教授。1916至1920年间,斯拉法在都灵大学学习,受到社会主义思想的感召,对马克思主义产生兴趣。他的博士论文是《战争中与战争后意大利的通货膨胀》,导师是路易吉·伊诺第,后来在1948年成为意大利第二任共和国总统。在都灵期间,他还与葛兰西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可见他的左翼思想倾向。
1920年,斯拉法前往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访学,结识了凯恩斯。1923年,斯拉法回意大利佩鲁贾大学任教。1926年,斯拉法在凯恩斯主编的《经济学杂志》上发表著名论文《竞争条件下的收益规律》,对马歇尔的价值理论提出挑战,一举成名,奠定了他作为理论家的声誉。当时意大利的生存环境对于社会主义者而言变得越发恶劣,凯恩斯一直劝斯拉法离开意大利。1927年,斯拉法在凯恩斯的大力推荐下,前往剑桥大学三一学院任教,此后一直待在剑桥,直至1983年去世,享年85岁。
斯拉法的理论体系
斯拉法在《用商品生产商品》中表明,奥地利学派如庞巴维克对《资本论》的攻击抓住了马克思的一些逻辑缺陷。而斯拉法提出的另一种解答,可以有效回避价值转型问题,单纯用生产条件和收入分配的数据就可以得到商品价格和利润率这些基本结果。
斯拉法的想法是,不要兜圈子了,直面生产过程,直接分析商品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所需要的商品。所谓价格,归根到底就是商品与商品之间的比例关系,我们牢牢抓住“用商品生产商品”的生产过程就可以解决问题。斯拉法体系包括两种理论,价格决定理论和标准商品理论。他自认为价格决定理论是他的“中心命题”,标准商品理论是他的“个别论点”,共同构成他的理论体系
从马克思开始。马克思说过,“想要得到和各种不同的需要量相适应的产品量,就要付出各种不同的和一定的社会总劳动量。这种按一定比例分配社会劳动必要性,决不可能被社会生产的一定形式所取消,而可能改变的只是它的表现形式,这是不言而喻的。自然规律是根本不能取消的。”
马克思的话从来比较绕,它是什么意思呢?比如我现在需要一杯咖啡,那么标准操作是15克咖啡豆磨成粉,加180克水来冲泡成一杯咖啡。假设我是咖啡馆老板,每次要出售一杯咖啡,我就要找出15克咖啡豆加工成咖啡。这一切与社会生产制度无关,无论资本主义制度还是社会主义制度,想要生产一杯咖啡就要15克的咖啡豆,这是自然规律,不可能被取消,与社会制度无关。
生产方式给定,在资本主义体系中,必然会产生剩余价值。也就是经济再生产的时候,原材料得到补充、劳动力得到恢复的前提下,还有剩余。如何认识剩余是一个关键。斯拉法认为,剩余存在,它就可能导致一些不再参加其他任何商品再生产的商品,比如说鲜花。鲜花的生产需要原材料和劳动力的投入,但是它不会再参与到任何再生产过程中了。这种产品在价格决定中是消极的,斯拉法将其命名为奢侈品。这是斯拉法创造的学术概念,不用将它简单等同于包包、香水什么的。
有了奢侈品以后,剩下的问题就容易了。过去我们把工资当作工人生存必须的用品。斯拉法说得很直接,过去我们把工人工资看作引擎燃料或者牲畜饲料一样的东西。既然资本主义经济中有剩余,我们需要认真对待剩余在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分配
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中,因为只有两个群体、两大部类,所以只存在两种剩余分配的极端情况,一种是剩余全部归属于工人,这就是共产主义社会,不再存在剥削,也不存在资本家。另一种极端情况,资本家获取全部剩余,然后把剩余中的一部分用于再生产,另一部分用于自己消费,这是我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解
斯拉法引入奢侈品以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第一部类、第二部类之后又增加了第三部类。剩余可以通过第三部类在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灵活分配,双方各占一部分。工人的工资中除了保证自己再生产的那些以外,也有一些剩余,可以投入到奢侈品之中。同时,资本家自然也会获得剩余,可以投入奢侈品之中
固定资本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一个重大难题。斯拉法的洞见就是把固定资本作为联合生产的方式进行处理。什么是联合生产?某个生产过程中,会生产两种或者两种以上的商品,我们就称之为联合生产。比如我们经营一个屠宰厂,涉及的生产资料是羊,而产品就包括羊肉、羊皮、羊毛、羊血等一系列产品。而只能产出一种产品的生产过程叫做非联合生产
当代马克思主义面临的挑战
置盐信雄用数学方法证明,当且仅当剥削率为正值时,平均利润率才可能为正值。也就是说,资本家的利润一定来自对于工人的剥削。
斯拉法《用商品生产商品》出版以后,大家逐渐意识到,斯拉法体系不但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也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威胁。引入斯拉法的联合生产观念以后,马克思主义基本定理有可能就不成立,这是一个致命威胁
比如根据斯拉法体系,我们可以推导出实际工资和利润率之间存在博弈权衡。因为剩余如何流向工人与资本家,这个比例可以是任意的,根本不是由技术或者其他经济事实决定。当然每一期劳动之后的总剩余是固定的。工会可以代表工人团结抗争,提高实际工资并且降低利润率,这对生产没有实际影响,只是在工人和资本家之间重新分配剩余。
又比如,斯拉法认为价格和利润率必须是同时决定的。比如工资和利润率之间出现博弈,价格通常会出现各种变化,但我们总能从实际体系中构造一个不受分配变化影响的“合成商品”,斯拉法将其称为“标准商品”。找到这种标准商品后,只要假定真实工资定下来,并且可以用标准商品来表示,我们就可以顺势推算出利润率。所以在斯拉法体系内,在竞争性资本主义体系中,所有的生产和分配或者所有的总体变量都是由市场以外的因素决定。或者说,工资和利润这些都是由社会历史条件决定,而与价格无关,利润也只是一个非价格现象。资本家获得多少利润,这是由社会历史条件决定的,与剥削无关,与经济内部分配无关。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矛盾,引申出来的阶级斗争,并不是由于资本家一定要剥削工人,而是整个社会制度环境所导致的。
不仅如此,斯拉法体系还有一个更大威胁。当代非常有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斯蒂德曼深入研究了斯拉法体系后,把问题直接挑明了
第一,劳动价值可能根本无法确定正负,它有可能正,有可能负,也有可能等于零。在联合生产背景下,不同产品的生产过程联系在一起。生产有所改变,平均利润率不变时,某些商品所包含的劳动价值为负。这对于斯拉法来说不算什么,但对于马克思是致命的。劳动价值可能为负,劳动价值论就会解体,价值转型也进行不下去。甚至可以说,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路径已不复存在,而斯拉法的路径依然存在,因为斯拉法的路径根本不需要劳动价值为正这个假设。
第二,劳动价值可能为负、可能为零这个结论,也颠覆了置盐定理或者马克思基本定理,即正的利润率必然来源于正的剩余价值。斯拉法证明,正的利润率可能与负的剥削率联系在一起。所以正利润可以与负剩余价值或零剩余价值并存,两者并不矛盾。斯蒂德曼认为,以后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可以放弃劳动价值论,专心走斯拉法路线即可。
斯蒂德曼的问题,又被称为“斯蒂德曼悖论”,因为他直接挑战劳动价值论,也否定了价值转型问题的意义,否定了马克思基本定理。我们前面说过,劳动价值论可以算是马克思主义的神主牌,是马克思主义最为核心的东西。斯蒂德曼要拆掉这块神主牌,找了一个替代方案,似乎还很有道理。目睹现状,无数马克思主义者投身战场,对斯蒂德曼悖论从各个角度开展攻击。几十年过去,争论文集出了好多本,但斯蒂德曼悖论至今仍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最前沿、最核心、最难解的问题。
在今天,我们面临选择,如何看待马克思、斯拉法以及斯蒂德曼?应该做一个何种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可以秉持经典马克思主义,坚持劳动价值论,拒绝斯拉法以及斯蒂德曼,但仍然要回应价值转型挑战。我们也可以同时接受马克思和斯拉法,因为斯拉法毕竟使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分析方法,也论证了剥削的必然性,只是没有利用到劳动价值论。也有一些激进学者像斯蒂德曼这样接受斯拉法,但抛弃劳动价值论,他们自称是斯拉法主义者,那么他们到底还算不算马克思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