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翻译理论 第二章 论中国翻译传统思维导图

中西翻译理论 第二章 论中国翻译传统思维导图，包含反思与重构、文化战略考量等。有需要的朋友赶紧收藏吧！

论中国翻译传统

文化战略考量

翻译自在中国发轫之日起，就具有出自文化战略的考量,而且，可以说作为一种历史文化现象，翻译在中国从来就是一种“顺时序之变而变"的文化战略手段, 中国的译界先驱通常具有我们称之为“顺时序之变而变"的“文化使命感”,这种使命感实际上是中国译坛先进分子共同的“历史诉求"和“历史记忆"的高态势认知。

佛教不仅带来伦常规范，而且还有异域政教合流的一整套典章文物，对衰颓的西汉和“彷徨"的东汉都有很大的吸引力。力倡佛教的时期长达两个半世纪。

到北魏孝文帝时，佛教已蔚然成为“国教",皇帝亲躬，曾七下敕令振佛教、译经文。

可见，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文化框架下蔚然兴起的佛教翻译，已被赋予浓重的政治功利色彩的文化战略考量为翻译思想之肇始，实在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发展过程

汉唐以后佛经翻译之风式微。

自魏晋南北朝时期“三元融合"格局的基本定型。

至宋代儒学独领风骚

到明末中国文化转型为儒、道、释、基督四元的“涉外性融合"

人物

民族忧患意识---林纾

严复

信、达、雅。

马建忠

《马氏文通》

中国现代语法的奠基之作。

民族复兴意识---董秋斯

圆满调和，斯道之极轨

定义

这是中国翻译传统观念中仅次于文化战略考量的一大特征，语出梁启超有关唐玄奘翻译造诣的论述。“道”在这里指的是翻译，“极轨”犹言最高准则、美境界。所谓“圆满调和”就是中国哲学上的“和合之境”。

“信”在中国传统的价值体系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在翻译中，“信”笼统地指“忠于原文”。

支谦---《法句经序》 提出的命题就是“信”

老子---“美言不信，信言不美。

严复---“信”“达”“雅”

老子---《老子》五千言中“信”数次出现

文、质

“文”通俗地说即注重译文在译入语言中的地道，贴切。

“质”即注重译文对原文的忠实程度，尊重被译语言原型，不随意修饰点缀译文。

“意译”指只忠实于原文内容，不拘泥原文结构形式与修辞手法的翻译方法。

“直译”指不仅忠实于原文内容，而且忠实于原文形式的翻译方法。

人物

支谦

释道安

鸠摩罗什

彦琮

玄奘

文质一体——“折中调和”

严复——“信达雅”三元调和论

“信”不失“达雅”，“雅”不离“信达”，“达”则整体功效，以“达”来完成 “信”、“雅”之所求。

傅雷—“重神似不重形似”

推崇一种“以神为用，以形为体”的积极的审美调和统一论。

钱钟书——“化境”

强调译者在意义、形式、效果、功能等方面与原作者的整体性和 合均衡。

反思与重构

中国翻译传统的四个特征

关于文化战略考量

国家与民族危亡系于一线的时刻，中国译坛先驱们以无比厚重的民族忧患意识，危机意识奋发于译事，唤起民族救国于颓亡。今天，当国家建设和统一的历史任务摆在中国人面前，国际上反华势力制造中国威胁论之时，中国译坛又复以千军万马之阵，参与民族复兴的千秋大业。

做法

努力学习，深入钻研译论前辈留下的丰富的理论遗产，医治妄自菲薄的心态；深入钻研西方译论，做到知己知彼，克服“西学至上”论和“西学优越论”的无知偏见。 在学习中，既要抓住“流”，更要抓住“源”。 有科学的价值观才能谈得上用正确的态度借鉴西方译论特别是当代译论。

关于“圆满调和”

翻译思想上的调和论在中国传统哲学中有广泛而深厚的“脉源”。

玄奘的翻译思想“圆满调和”

儒家讲究中庸

刘勰将“中和论”应用在文学艺术上的结论“直而不野”、“义直而文婉”

老子的政治观“大一中和”

庄周的“是非不确定论”

启示

对于翻译操作：直译好还是意译好？不能一边倒，一边切，只能得之以环中，也就是像玄奘那样，圆满调和，直至“极轨”。

对于理论研究：多维整合性翻译学创建，需要的正是老子“浑然一体”的指导思想，不能只顾“局部深刻，片面精彩”。需要局部与整体，古与今，中与西，中国翻译理论研究和西方翻译理论研究的圆满调和。

对于世界政治现实：单边主义突出主体的主宰性，无视周边和客体，不可能实现和合互济。相互作用和相互融合的生存之道，才是中西方共荣并进的发展之道。

关于意义兼及审美

中国传统译论一贯重视意义，重视在表现中将意义表述与审美嵌合、挂钩（即在审美意识参与下遣词造句）。

时代在发展，人们的信息交流目的的多样化所引致的交流方式、体式或样式——总之“交流形态”在发展、变化。而且，由于交流目的多样化，社会价值观也就必然发生变化。

调整我们关于意义的传统观念、使之更加符合时代发展的要求

一）舍弃了语义，也就舍弃了语际交流，翻译也就不复存在。要强调交流中的语言运用。

（二）对应是一个范畴。

（三）翻译整体性比较选择的抉择考量，取决于词语在交流中的“用”（使用、应用、运用）：原则应该是用中取义，以用取义。

（四）将意义的定夺、表述及语句一话语的意向探求与情境密切挂钩。“用”必有情景，情景体现“用”

（五）将SL意义转换与TL审美表现密切挂钩，以保证TL的 “优化接受”，即“最佳接受”。

关于主体问题

对于西方译论，可以观察参考，不能盲目跟风笃信，主体也好，客体也好，都应该有一个科学的定位，使各方按自己的功能进入一个互动关系中，符合“调和论”的主导思想。

翻译中应该树立的正确观念

主客体科学定位：主客体互动论

在翻译的整个过程中，主体始终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是翻译行为的主导者、实施者；

而客体（文本）始终是矛盾的次要方面，是翻译行为的受导者、承受者

充分认识到客体的不可或缺性（中国传统译论在这方面很薄弱，需加强）

客体是主体功能的启动者、主体行为的引导者和行为效果的检验者

主体的经验世界实际上反映了客体的现实世界，没有客体的现实世界，主体也不可能构建起经验世界

翻译界要努力做到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对待传统：

传统是历史的产儿，历史必将在新的社会动力推动下重塑传统这个产儿；

传统不是历史的化石，新的时代必然产生“传统的新生代”，我们要做的是用新的认知来催生这个新生代。

中国的文化转型是历史必然：

一切端赖于我们站在文化战略高视角下的不懈努力。

强调悟性、强化主体

强化主体

中国翻译起源于佛经翻译，人们对于来自天竺圣地的经书非常敬畏，译者通过自己的悟性正心诚意翻译就是了。这也是这是中国翻译传统为什么一开始就努力强化主体的功能、强调悟性的重要原因，也是质派强调直译的重要根据。

中国哲学思维源于人本思想，其主体思维注重内在的情感陶冶，这种内在情感的运筹也是基于经验的。

玄学观

倡导重主体心性、重义理的分析性运作，以此来对抗两汉经学的精神桎梏

道家

其自然主义唤起了作家崇尚“通脱”的追求，而通脱就是主体的旷达不拘，可以随心所欲而又不逾矩。

佛教

在中国经历了一个采纳儒学心性论的改造过程，即佛理从外在偶像变成内心的信仰。

强调悟性

重悟性与重形象一样，与汉语语言文字的基本形态极有关系。汉语文字结构不具备形态发生学机制，重意念而不重规则。

汉语中所映衬的直觉思维是中国传统思维的重要特征

说到底，玄学就是在描写“智的直觉”，王弼正是这样将直觉与理智统一起来，而统一境界的实现，就是靠悟出来的自我超越和解脱。

关注意义，兼及审美

中国传统语言研究非常重视意义

治经莫重于得义

音生于义，义著于形

概要汉语总是将意义实体（语言文字）与语义承载（意义表达）糅合在一起考虑

质—文—用——“三元统一观”

将意义（质）放到审美（文）这一个二元对立项中加以考察，而以功效（用）作为审美的基本价值参数是中国翻译传统中意义观的主要特征。

翻译学作品

严复《天演论》

阐释翻译求义、达意与审美实现嵌合这个基本理念

林语堂《论翻译》

阐述了求义之功、求达之功和求美之功嵌合调和这个中国人审美的道理

关注意义 兼及审美

汉语是一种非常感性的语言，汉字源于象（物象或非物象），将意义形象化、意象化都属于表现主义的美。

意义(知性体悟)需要寄寓或呈现意义的氛围， 而这个氛围也就是托 “象”构建起来、表现出来的。

王弼意义观的中心思想

“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

汉语有自己独特的美学素质

汉语属于审美形态的语言。翻译理论作为个体系要摆脱与之休戚相关的语言基本形态特征，磨去它独特的光华色泽，去迎合什么“世界融合性”，至少可以说是一种舍本求末的无益徒劳，更何况是“无情地”夺汉语之专美。

20世纪中期 （历史性转折和发展）

20世纪中期，中国国运重开，这一历史巨变使民族忧患意识至此暂告一段落。中国在严峻的国际环境中图变、图强，民族复兴意识于是取而代之。民族要生存就一定要有自己的文化战略---文化战略正是生存战略的一种。中国的生存战略已被民族的全面复兴战略所取代。饱经忧患的中国知识阶层今天憧憬的是中华民族的全面复兴。

近200年的翻译论

自鸦片战争（1839-1842）以来，中国文人和文化事业的命运就与民族盛衰灭亡息息相关、与“国运”息息相关。这种相关性使中国的知识阶层、中国的译论家具有一种墨子所谓的天志精神和气质，就是将国家感、民族感神格化，将自己的贫富荣辱与国家、民族的盛衰统治紧紧联系在一起，从而赋予自己崇高的使命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