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传播

这是一篇关于跨文化传播的思维导图，包括：社会互动与认同的建构、男性和女性传播文化、文化认同、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跨文化品格。

跨文化传播

社会互动与认同的建构

认同的定义与建构

认同（identity）源于拉丁文“idem”，主要有两层含义：逻辑学意义上的同一性；在时间跨度中所体现出的一贯性和连续性。

弗洛伊德：认同是个人与他人、群体或被模仿人物在感情上、心理上趋同的过程。（具有现代心理学意义）

韦克斯：认同给予社会成员一种个人的归属感，也给予个体的特征以稳固的核心。同时，认同也是有关个体的社会关系，涉及个体与他者之间复杂的关联。

认同：在社会互动的过程中，行为体对自身角色（role）、身份（status）以及与他者关系的动态建构、评估和判断。

认同的特征

第一，认同是人们对自身角色以及与他人关系的一种定位，也是特定身份的获得。

“角色”：来源于舞台上演员的概念，主要是指在社会结构中占有特定地位的人士应有的行为模式或规范，它确定了人们在社会中的位置；

“身份”：个人在群体中占据的地位或相对于他人的位置；

“定位”：认同是遵循一定规范的，违背规范就会有得到“污名”（stigma）的危险。

第二，认同是在社会互动过程中通过“自我”（self）的认知而逐步形成的。

“自我”：社会成员将自身视为客体，进而发展自我感觉和关于自身态度的结果。

查尔斯·库利：自我是以群体为背景，在互动中产生的，即个体之间彼此互动，从他人的观点中看到自身，想象着他人如何评价自己，从而获取自我形象、自我感觉和自我态度。

库利将自我定义为“镜中自我”；认同具有社会性的特点，是“个体与社会之间的纽带”。

第三，认同是一个开放的、动态的、没有终点的过程。

认同是在社会化过程中产生的，永远处于变动的过程之中，而且总是在内部而非在外部构成其表征。

认同事实上只能被理解为过程，被理解为“成为”或“变成”。（理查德·詹金斯）

自我认同与社会认同

自我认同是个体自我的呈现，与个体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及扮演的角色紧密相连。

社会认同是无数个体的“社会自我”的一种“组织化”；是“我们”对关于“我们”是什么人，以及“他们”是什么人的理解。

•社会认同包括内在和外在两个方面：内在方面：是指群体认同（group identity），即群体所属成员在主观上具有的群体归属感；

外在方面：是指社会分类（social categorization），即社会对某一社会成员的群体归类和划分，能够促使社会成员采取特定的行为策略。社会认同是与群体相关的认同，是群体在社会化和文化适应过程中形成的一致性认同。

自我认同与社会认同的关系

自我认同与社会认同是辩证的统一，自我认同融合了个体的各种社会认同成分，比如性别、年龄、民族和阶级，等等，是各种社会认同要素在个体身上的结合。

自我认同是在社会认同条件下的认同，离开了社会认同的自我认同是不存在的；社会认同就存在于某一群具有自我认同的个体当中，社会认同并不排斥自我认同的存在。

认同的传播理论

1993年，迈克尔·赫克特提出认同的传播理论；核心观点：认同是一个传播过程（communicative process）；认同在传播中得以实现和交换，传播是认同的

“具体化”（externalization）；对认同的研究必须在信息交换的语境中展开。

（二）社会性别的角色与认同

性别与性别角色

社会文化意义上的性别（gender）与生理意义上的性（sex）不同。

性：含义始于基因的遗传，并加上染色体和性荷尔蒙作用的结果。

性别：也称“社会性别”，以生理因素为基础，是受社会、文化以及心理影响的社会化的结果，突出了因生理差异形成的对两性不同的期望、要求和限制。

在不同领域的视域中，社会性别也是对个体进行社会分类的一种型式（scheme），在反映生理差异的同时，也创造了社会差异。

性别角色（gender roles）：指的是特定社会或文化中适于男性和女性的一整套行为特征。作为人们重复扮演的“动作”或社会表现，性别角色构成了人们日常生活的群体特征和行为方式。

爱德华·霍尔：一切文化都区分男人和女人，而且通常当某种行为模式与一种性别相关联时，就会被另一种性别所抛弃。

性别角色的文化属性

朱莉娅·伍德的观点：自从出生的第一天起，我们每个人就被性别文化所规定的、所谓对性别而言是自然和正确的传播方式包围着。从很多医院使用粉色和蓝色的毯子包裹女婴和男婴开始，性别的社会化通过同父母、老师、朋友和媒体的接触持续进行着。在我们与其他人交往的整个过程中，我们不断地接收信息，增强了我们认为女性是阴柔的及男性是阳刚的这一信念，

这表明了“性别”是社会的产物，而不是个人的品质。

性别认同（genderidentity）指的是人们对自身性别角色的判定和接受的程度。

性别认同是在男女两极的相互参照中形成的——男女双方各自的认同是双方可以相互对照的“镜子”，男女群体通过这一“镜子”塑造着与对方相对的性别认同。

传播与性别

在不同的传播情境中，性别认同也是影响社会互动的重要因素，传播则是造成、支持和改变性别认同的最为重要的过程。

近年来，传播与性别的议题逐渐成为文化与传播研究的重点关注所在。

理查德·刘易斯：可能最重要的文化差别不是民族、宗教、团体或职业差别，而是性别差异。比如，一个意大利女人的世界观很可能更接近德国女人而不是意大利男人

男性和女性传播文化

在多数文化中，女性表现出的礼貌倾向往往比男性更为强烈。

表现在人际交往中，女性的性别角色以“情感”（expressive）取向为特点，男性的性别角色以“工具”（instrumental）取向为特点，由此而表现出截然不同的人际传播方式，以及泾渭分明的男性和女性传播文化。

文化认同、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

（一）文化认同的稳定与流变

文化认同（culturalidentity）：来自于不同文化对本文化以及与其他文化的关系的评估和判断，与特定的文化模式相联系，呈现了文化成员之间对于共同文化的确认程度，是个人和群体界定自我、区别他者、加强彼此的同一感以凝聚成拥有共同文化内涵的群体的标志。

文化认同的主要功能：

帮助文化成员确立自身的认同，规范文化成员的态度，并潜在地对人们的行为构成约束。分享相同的文化认同，意味着要使用相同的文化符号，遵循共同的文化理念，秉承共有的思维模式和行为规范。

欧洲一体化案例

自20世纪80年代欧共体实施《单一欧洲法案》之后，在欧洲“一体化”逐步深入的进程中，欧洲文化政策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为欧洲不同区域接受“一体化”的现实奠定了重要的文化基础。

欧洲文化政策的实质：主张欧盟各国在共同文化的基础上实现文化融合，以欧洲文化的同源性和欧洲集体意识之中的共同文化遗产来构建一种欧洲文化认同，为欧盟这一超国家形式的存在和发展提供某种精神支持和合法性。

两个阶段：

1983年，《关于欧盟的庄严宣告》（SolemnDeclarationonEuropeanUnion）强调：欧共体各国应当促进欧洲意识，参与各文化领域的联合行动，将培育共同文化遗产的意识作为塑造欧洲文化认同的重要因素。

20世纪90年代之后，《马斯特里赫特条约》（TreatyofMaastricht）进一步明确了致力于欧洲统一的欧洲文化政策，尤其是着力于强化欧洲人民对历史和文化的理解，维持和保护欧洲文化遗产，努力建构五个层次的欧洲文化认同：个人、群体（族群）、国家、欧盟、“泛欧”（PanEuro）。

五个层次：

个人层面：强调文化是人的基本权利，通过给予个人自由、发展机会的方式取得个人对欧盟的认同；

群体层面：强调优先发展弱势群体和弱势族群的文化及语言，同时着手对欧洲教科书重新编订，以“欧洲视角”取代传统的民族主义的立场与偏见；

国家层面：尊重文化多样性和各个具体国家、地区和地方特点，以此取得成员国的支持；

欧盟层面：强调欧洲拥有共同的历史，以历史作为联系的纽带，并以欧洲观念来淡化国家和民族意识；

“泛欧”层面：强调共同的历史与文化，积极进行文化合作并对之进行援助，以此加深“欧洲观念”。

（二）民族、族群及其认同建构

民族的构成必须有三个方面的要素：

其历史必须与当前的某个国家息息相关；拥有悠久的精英文化传统、独特的民族

文学和官方语言；

拥有在危难时刻休戚与共的民族精神。

“主观信仰”（subjective belief）：韦伯所说的“主观信仰”可以被理解为一种长久铭刻在族群成员内心的潜意识；既反映了族群成员对族群及族群文化的忠诚和继承，又便于族群在特定的历史情境中做出最有利的选择；也可以成为成员“日用而不知”的社会生活的惯常模式，以及影响其后代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态度。

民族与族群

民族属于一定的历史范畴，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和组合方式，反映了不同族群融合的历史过程；

民族概念也是国际上国家体系的划分基础——在民族国家的框架内，民族属于政治群体，与民族国家的历史条件有着紧密的联系。

通常，民族可以包括若干不同的族群，同一族群的人也可分属于不同的民族。

中华民族是融合不同族群及其思想、感情、心理和意志的民族共同体。

民族认同、民族文化与民族主义

民族认同（nationalidentity）：体现为民族成员对自身的民族身份以及与其他民族成员关系的建构和评价，标明的是一种基于共同文化及政治要素基础的群体认同，反映了民族成员共同拥有的精神和情感归属。

民族认同往往是以文化单元为载体的，强调的是民族成员对本民族文化的忠诚和继承，进而决定了民族在特定历史情境中的选择。

民族认同的基本功能：

在不同形式的群体认同中，民族认同最具根本性和包容性，使作为个体的社会成员得到了更多的认同可能性，能够更好地克服社会孤立状态。

在民族国家成立后，民族认同作为一套共享的符号、神话和记忆，在领土范围内将所有公民融合为一个民族共同体。

民族主义（nationalism）：

民族主义是伴随现代民族国家产生的，是通过创造“民族”的精神和神话“重新记忆建构起来的集体想象的产物”。

弱者的、受压迫者的、被殖民者的民族主义是值得支持和赞扬的；

民族主义话语的本质具有相当强烈的排外特点，往往导致对本土社会文化的过度“崇拜”，特别是这些话语中对自身历史乃至版图的想象，从不会中断对现实的种种“纠缠”。

族群认同

人类学研究视域：族群认同是共享基本文化特质的族群成员通过文化外显的一致性，接受共同的自我称号及族源历史，强调内部的一体性与设定族群边界来排除他人，并在主观上强调某些体质、语言、宗教或文化特征的过程。

社会心理学研究视域：族群认同是指个体对本族群的信念、态度，以及对自身族群身份的承认和族群事物的参与，也涉及个体对其他族群的态度和参与行为等。

种族—文化认同发展模式

1971年，德拉尔德·休提出这一模式，把美籍华人大学生按照族群认同的发展情况分成三类：

第一类，传统主义者，他们认同中国传统的文化习俗和价值观，抵制来自异文化的压力；

第二类，边缘人，他们试图通过“同化”的方式融入白人社会，拒绝中国的传统习俗和价值观；

第三类，亚裔美国人，他们在认同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积极的族群认同，并具有清醒的族群意识和政治意识。

（三）国家认同的定位

国家认同内涵复杂，主要体现了民众对自己所属政治共同体归属的辨识、确认和选择，以及对国家的政治、社会、文化、族群等要素的期待、评价和情感。

一个时期以来，全球化作为重建世界经济体系、政治格局以及文化形态的重要力量，已成为影响国家认同的重要变量——全球化超越了传统民族国家的权力框架，对国家主权造成了冲击，亦造成了程度不同的认同危机。

国家认同的双重维度

国家认同体现出国内与国际的双重维度。

国内维度：国家认同是国民归属感及为国奉献的心理和行为，是国家凝聚力、向心力的重要表现，也是国家治理合法性的重要来源。

国际维度：国家认同是国家对自身特性以及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和角色的认知，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国家与世界关系的集中写照，反映了“一个现代意义上的主权国家与主导国际社会的认同程度”。

1.从民族认同到国家认同

国家认同是基于文化认同、族群认同和民族认同的一种升华，包含着更为鲜明的价值判断，具有持久性和根本性，通常对个体和群体的选择和行为也有较大的影响。

民族认同是国家认同的前提和根基。不管是在观念中还是在政治实践中，民族认同都

与国家紧密相关，不能离开国家而独立存在。

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区别

族群总是属于某个国家，国家一般都包括多个族群，族群与国家的关系不是对等的，而是“个体”与整体的关系；

族群认同是在族群聚居的社会生活中自然形成的，而国家认同则由国家通过政治社会化的进程逐步建构而成；

族群认同往往先于国家认同而出现，现代民族国家是通过地域领土、中央权威和政治法律法规而实现的包容众多族群的历史建构。

2.国家认同的危机与思路

面向全球社会，民族国家的作用及其作为公民核心认同的标准，都在发生向着弱化抑或多元化的变迁。

依据不同国家的经验，国家认同的建构有赖于对文化领域的实践进行制度化干预，帮助不同族群成员在公共权力、仪式符号、节日庆典的日常参与或体验中，超越各种相对狭隘的族群认同形式，从而建立起对于国家政治权威、公共制度乃至历史文化共同体的认同。

民族同化：

适度的“同化”是主权国家发展共同文化和培育向心力的基础和前提。

过于激烈的“同化”会造成破坏性的后果；比如苏联曾奉行的“语言同化”、加拿大推行的“盎格鲁化”、美国针对印第安人的“唯英语教育”等；

虽然在一定时期对族群融合产生了作用，但其剥夺少数族群文化权利、漠视其文化身份的实质，也造成了极大的族群张力并直接导致国家认同的危机。

国家认同建构的“新思路”

中国应当借鉴美国、印度、苏联等处理本国种族、民族问题的策略与教训，把新中国成立至今在民族问题上的“政治化”趋势转变为“文化化”的新方向，培养和强化“民族—国民意识”，逐步淡化族群意识。（马戎）

对多族群国家而言，要尊重和保护少数族群的历史、文化和合理的利益诉求；

少数族群也应接受社会现实，用“正确”的方式寻找自己的位置。

跨文化品格

跨文化品格（intercultural personhood）

学者金英润提出，一种被重新创造、整合和采纳的文化认同，或者说是一种“混合”文化意识形态的新的表现形式——它是一种“全球性的文化认同”，正在成为不同文化、族群中的人们彼此识别的显著标识，它不同于此前的历史归属或被指定的认同，融入了不同文化的观念、思维和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