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大城》读书笔记

社会问题宜疏不宜堵，只有让市场本身充分发挥对包括劳动力在内的生产要素的调节作用，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当下棘手的社会问题。政府的功能不是与市场博弈，而是在市场失语的地方，以长远眼光，布局科学的基础设施、提供公共服务供给。这本书将告诉你，只有在聚集中经济发展才能走向均衡，地理的因素不容忽视，只有以追求人均GDP的均衡取代追求区域GDP的均衡，才能充分发挥出大国的国家竞争力，最终提升全体人民的公共利益！

《大国大城》读书笔记

• 结语 为了公共利益
  • 中国当前政治、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所面临的深刻挑战即在于
    • 人们对于大国发展要达到的目标缺乏共识，局部和短期的利益损害了全局和长期的利益
  • 要素市场改革必定是场攻坚战
    • 将涉及重大的利益格局调整和很多人的切身福利
    • 但是，如果要素市场改革停滞不前，社会的公共利益就会无法实现，每一个人都会受损
    • 因此，中国改革必须凝聚共识，在尊重个体自由选择的前提下，强调“公共利益”
    • 在改革的战略上，必须突破改革是“分蛋糕”的“零和博弈”的思维定式，要看到改革本身是一个“做大蛋糕”的“正和博弈”
  • 要素市场改革
    • 成为“正和博弈”的可能性在本质上来自于生产要素配置效率的提高和经济持续增长的潜在空间
    • 首先，要充分认识到利率改革对于有效配置金融资源的意义
      • 只有引入更多的金融机构展开竞争，让利率恢复到市场供求决定的水平，才能够起到淘汰低效率部门的作用，让市场上真正高效率的部门（尤其是民营企业）获得金融支持
      • 同时，也只有市场竞争才能迫使银行机构摆脱对于贷款利率和存款利率之间高利差的依赖，改变存款者补贴贷款者的局面
    • 第二，要充分认识到地理因素对于工业和服务业发展的决定性作用，因此建设用地指标应更多配置到生产率更高的地区
      • 让土地资源的配置方向与人口流动的方向一致起来，这对提高总体上的土地利用效率具有战略性的意义
    • 第三，要深刻理解城市化、都市圈和大城市发展对于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积极作用
      • 即使经济资源不断向少数地区集中，只要这一过程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创造更多的就业和收入，其收益能够超过经济集聚中伴生的生产要素价格（如地价和房价）上涨等问题，则劳动力仍然会向大都市圈和大城市流动
      • 于是，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减少与户籍制度相关的社会保障体系分割和公共服务不均等，就能够促进劳动力流动，释放劳动生产率增长的潜力，改变当前城市化落后于工业化进程的局面
  • 生产要素的充分流动增进社会和谐
    • 将进一步减少经济和社会资源的无谓消耗
    • 当前中国社会出现的一些不和谐因素，其根本上的原因在于经济中存在着不少违反经济规律的政策
    • 这些政策在人为地制造社会不公。城市内部户籍制度造成的社会分割，本质上是户籍制度阻碍了一部分公民合理分享经济发展成果的机会
  • “顶层设计”的有效性建立在两个前提下
    • 一是方向的正确性，这需要知识分子和精英阶层首先立足于公共利益，发出正确的声音，推动科学的决策
• 下篇 大城之解
  • 第五章 大城市不死
    • 大城市的生机
      • 大量的企业在大城市扎堆，特别是集聚在中心城区，是为了交流的便利
        • 线下和线上交流两者不是“互替”而是“互补”
      • 市中心不可替代的另一个原因就在于老建筑和街道所带来的体验
        • 人越有钱越会购买“体验”，吃饭穿衣的需求都会趋于饱和，而体验经济的消费是不断提高的
      • 越是发达的国家，知识密集型的产业比重越高
        • 这些行业的从业人员仍然愿意居住在大城市，特别是大城市的核心区
        • 这样，既能满足在工作中需要的信息交流，也能满足收入水平提高了以后对于生活品质和多样性的需要
    • 包容性的就业创造
      • 城市发展的好处最重要的来源就是所谓“人力资本外部性”
        • 一个人的教育水平提高了，不仅能使自己的收入有所提高
        • 而且，在他与其他人的交往中，还能够相互学习和影响，促进知识的传播和生产，于是，别人的收入也能够有所提高
      • 低教育水平的劳动者在城市中也能够得到知识、技能、信息等多方面的外部性
        • 进一步深究的话，低技能劳动者在大城市获得的收入提升效应往往要大于高技能劳动者
      • 劳动力流入并不必然增加失业，这主要是因为存在着城市发展的规模经济，城市人口规模的增加会不断地创造出新的就业机会
      • 城市扩张的就业增加效应对于较低技能水平的劳动力更大
        • 这一现象可能还与中国的制度有关，在户籍制度制约下，各地（尤其是大城市）的落户政策在不同程度上均向教育水平高的人倾斜，加剧了大学生的相互竞争和就业难
        • 而当高技能者挤破头要留在特大城市的时候，由于他们与低技能劳动力之间的互补性，大学生的集聚却带来了对大量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
        • 而这时，城市里低技能劳动力的供给却受到制度制约，这样一来，对低技能者的需求多、供给少，低技能者反而更容易找工作
    • 活在城市，还是生活在城市
      • 两种城市发展模式
        • 第一种城市发展模式即窄马路模式，有很多窄马路，同时有个别宽敞的主干道，主干道是行车的，而一旦出现交通拥堵现象，车也可以开到窄马路上进行分流
        • 我们往往认为宽马路可以缓解堵车，但事实上当马路太宽时，马路的条数也会相应减少，于是宽马路的堵塞因为缺少小马路进行交通分流而得不到缓解，即宽马路模式
      • 第一种城市发展模式的另外一个好处是窄马路适合人行走，因而沿街人口密度更高
        • 服务业有一个重要的概念：进门人口
        • 高密度街区上，沿街人流多了，进每一家沿街商铺的人口就更多，通过城市发展中的分享效应，“进门人口”就可以支撑商铺投资的固定成本，沿街的商业就更容易发展起来
      • 低密度和宽马路的模式适于开车，而不适于行走，这就导致马路两边的行人达不到服务业所需的“进门人口”
        • 低密度导致服务业供给不足，进一步影响了人们的生活方式
        • 一方面，人们需要更多地开车去消费服务业，造成低密度社区与市中心的通勤压力，加剧交通拥堵和尾气排放；另一方面，低密度的社区本身则成了“睡城”，晚上黑乎乎的
    • “以业控人”是南辕北辙
      • 高技能者和低技能者在一个城市中是“互补”的，这其中有三方面的原因
      • 第一个原因，劳动分工
        • 在任何生产单位里面，都需要高技能劳动者和低技能劳动者相配套
        • 生活中，人的收入水平越高，就有更高比例的收入用于消费服务，包括在餐馆里吃饭或者请家政人员
        • 从事这些工作的人员往往都是相对来说教育水平并不高的人，这个时候社会就产生分工效应，一个地方的社会分工效应越强，低技能的劳动者越会从大学生的集聚当中获得好处
      • 第二个原因，人力资本外部性
        • 不要觉得只有大学生和大学生之间是相互学习的，其实大学生也会对小学生产生知识的外溢
        • 比如说，在外国人多的地方，一些服务业里的从业人员就会说外语
      • 第三个原因，消费的外部性
        • 这与劳动分工有关系，高技能劳动力集聚的时候，产生很多生活里面的服务需求（比如餐饮和家政），提供这种服务的往往是低技能劳动者
    • 挑选劳动力技能的后果
      • 由于各个城市都给予大学以上文化程度的人（或一定技术职称的人）获得本地户籍的优先权，在户籍与福利挂钩的情况下，高技能劳动者受到了留在大城市的鼓励
        • 结果呢？相对于低技能劳动力来说，高技能劳动力容易在大城市“供给过多”，于是出现大学生“工作难”、大量“低层次就业”的现象
      • 对低技能劳动者数量的限制，将减少体力型服务业的劳动供给，其结果就是此类服务价格上涨
        • 进一步的结果就是，此类服务的需求相应下降，服务需求得不到满足的高技能劳动力的劳动生产率和生活质量下降
        • 如果一个城市的服务价格贵，这样的城市在全球人才竞争中的吸引力也就随之下降
      • 从长期来看，正确的政策只能是适应人口增长的趋势，不断增加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供给，在不妨碍城市发展的情况下，缓解拥堵和污染的问题
        • 而在经济增长缺乏动力的背景下，恰恰是这样有利于缓解城市病的投资才是拉动增长的有回报的投资
  • 第六章 全球视野下的大城市
    • 中国城市发展：全球趋势的又一例证
      • 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总是提前很多年打破政府设定的人口控制目标
        • 出现这样的情况时，人们不去反思若干年前制定的人口目标有什么样的错误，而是武断地认为大城市的承载力已经被突破
      • 如果这种不科学的认识继续主导政策的制定，依旧不对未来人口规模进行科学预测，不及时增加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供给，那么未来可能面临的是更加严重的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的短缺
    • 国家规模与首位城市：国际视角
      • 根据齐夫法则（Zipf's Law），一国最大城市的人口，是第二大城市人口的两倍，是第三大城市人口的三倍，依此类推，最大城市的人口是第N大城市的N倍
      • 国家人口是首位城市人口的主要决定因素
      • 人口向首位城市集聚的过程是会慢于这个国家人口增长的
        • 也就是说，人们在向首位城市迁移的时候，已经将人口集聚导致的各种成本考虑进自己的理性决策了
      • 当城市化水平提高的时候，一个国家的首位城市人口也更大
    • 巨型城市的人口：东京道路
      • 1990年代中期，东京都人口在非常短的时间内下降了，这与东京都的首都功能分散计划有关系
        • 首都功能分散计划的几年时间也是日本经济增长速度比较慢的时期，这说明，用行政力量来控制特大城市的人口增长，影响的不仅是城市，也会波及整个国家
      • 东京都的人口目前仍然在缓慢增长，而且这是在整个日本人口有所下降的前提下
        • 全球所有国际大都市的人口都无一例外地在增长，在这个意义上，大城市人口的增长是无极限的
        • 虽然东京都的人口仍然在缓慢增长，但自从达到1200万之后，东京都的人口增长就非常缓慢，在这个意义上，东京都的人口已经达到了稳定的状态，人口增长又可以说是有极限的
      • 不要以为北京和上海出现搬离市中心的趋势是长久的
        • 人们在经济发展的早期，希望改善住房，通过住得远些，从而可以住得大一点儿，这是发达国家也曾经历过的
        • 但在东京，1990年代中期就开始出现人们重新搬回中心城区的趋势
    • 中国的巨型城市：以上海为例
      • 不管怎么样，中国特大城市的人口继续增长，这是一个阻挡不了的趋势
      • 如果一个城市的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按过去规划的人口规模来提供，而实际的人口规模远远超过曾经的规划，就会造成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的短缺
      • 但愿城市的管理者不要把一个主观想像的人口规模凌驾于普遍规律之上，延误了增加城市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供给的时机
  • 第七章 城市化之辩
    • 城市化模式：事实胜于雄辩
      • 经济集聚和城市扩张是发展的客观规律
        • 从正面来说，集聚和城市的扩大带来“集聚效应”，城市的规模经济对经济发展和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有利
        • 但同时，城市发展也会带来城市自身的一系列问题，比如拥挤、污染、犯罪，这被称为“拥挤效应”，俗称“城市病”
        • 经济的集聚程度和城市的规模是“集聚效应”和“拥挤效应”相互权衡的结果
        • 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最佳的集聚度和城市规模是动态变化的
        • 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特别是随着服务业比重的提高，经济的集聚度和城市最佳规模也逐步上升
      • 由于受劳动力难以自由流动的政策限制，中国绝大多数的城市规模是低于其最优水平的
        • 换句话说，如果要提高劳动生产率，中国的绝大多数城市应该扩张其规模，而不是小型化
      • 城市的容纳能力有没有物理上的极限
        • 当然有，城市的大气、土地都有自然的极限
        • 不过，讨论城市在物理意义上的人口极限，这个问题意义不大，原因在于，在城市规模的物理极限到来之前，价格机制已经成为制约城市扩张的力量
      • 如果我们讨论的是资源供给、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方面的承载力，这些承载力是不是一成不变的呢
        • 在诸多影响城市人口容量的因素中，首先可以改变的是技术与管理
        • 公共服务的总量也是可以改变的
        • 公共服务的供给是一个投资的问题，只要经济总量持续增长，公共服务的投资就可以（也应该）相应增长
        • 如果制约城市人口增长的因素都可以随着经济发展以及技术和管理的进步而不断调整，那么，城市的人口承载力就可以继续增长
    • 外来人口是负担还是财富
      • 在大城市人口预期寿命不断提高的情况下，必须通过城市的扩容来引入更为年轻的人口以此缓解人口老龄化趋势，才不至于让未来的老年人老无所养
      • 当前实施市民化政策的成本被严重高估
        • 导致其被高估的原因是我们在认知市民化成本方面存在几个严重误区
        • 一是在核算农民工市民化成本时，忽视了一个最为基本的经济学原理——公共服务是有规模经济效应的
        • 二是在核算农民工市民化成本中进行了大量重复计算，造成了成本核算的虚高
        • 三是在核算农民工市民化成本的过程中不应以总支出额来计算其成本，而应以年度新增支出流量计算
        • 四是核算农民工市民化成本应严格区分个人成本和公共成本，不应将个人承担部分计算在成本中
        • 五是核算农民工市民化成本应当核算其净成本，应当考虑市民化带来的经济收益
      • 考虑问题要有发展的眼光，解决农民进城的资金来源，还是要靠“蛋糕做大”，要靠城市化进程所创造的经济增长空间
    • 城市化会遭遇耕地瓶颈吗
      • 中国农民进城之后，是难以在城市定居的，所以，进城的农民不愿意放弃他在老家的宅基地和农业用地，放弃了，也没有令人满意的补偿
        • 但这恰恰是制度需要解决的问题
        • 如果进城的农民能够在城市里安居乐业，如果他们能够得到合理的补偿
        • 那么，农民进城后就可以将他们的宅基地复耕为农业用地，城市化反而有利于耕地的保护，因为城市人口密度更高，建设容积率也更高
      • 关键是进城的农民要在城市生根，有就业，有社保，有公共服务
        • 完成向市民的转变，在放弃农村土地时，还能够得到合理的补偿，或者可以用土地的使用权入股，参与农业的规模经营
        • 这时，农村土地的“兼并”反而有利于实现农业规模经营和现代化
        • 中国要现代化，农业现代化是必要条件
        • 当然，要旗帜鲜明地反对强征强拆，同时，也要花同样的力气呼吁土地（或其使用权）应该成为农民的资产，可以变现、交易、入股
      • 一个城市的土地应该用在最能够发挥它的价值的地方
        • 对于特大城市来说，除了必要的绿化和生态用地，有多少用地用于农业
        • 哪里的地用于农业，是用于种粮食、种蔬菜，还是用来搞观光和生态型的农业，最终的决定因素还是市场供求
    • 拥挤的绿色城市
      • 拥挤是香港、纽约这类城市的最大特点，拥挤意味着密度高，从而修建城市基础设施的人均成本降低了
        • 更重要的是，依靠高人口密度来支撑的密集的地铁网是所有大城市的共性
        • 结果，在大城市，特别是在市区，反而出门不需要开车了，因为地铁四通八达
      • 改善环境最终还是要靠产业结构的调整，当制造业被逐渐转出，技术和管理水平进一步提升，生活方式向绿色环保转变，居民对于汽车的使用量得到控制，城市环境就改善了
      • 不仅城市环境的改善与经济持续发展有关，生活质量和多样性、好的治理和有效的领导这些方面也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关
        • 正确的路只有一条，那就是进一步发展经济，调整产业结构，并转变生活方式
  • 第八章 城市社会分割之困
    • 农民工留下青春和健康，带走自己
      • 由于技能相对较低，也缺乏在城市里的关系网络，进城之后，农民工从事的往往是那些更肮脏（Dirty）、更辛苦（Demanding）、更危险（Dangerous）的工作
        • 这是全世界的普遍现象
      • 大量农民工进城，为城市消耗了他们的青春和健康，而在他们进入中年以后，却回到了他们的家乡
        • 这意味着，中国的城市存在着某种筛选机制，相对健康的留下了，而不健康的负担却抛还给了农村
        • 导致中国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健康变差后更容易返乡的影响因素较多，劳动保护不健全是其中之一
        • “新农合”（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异地就医报销难是健康较差的农村外出务工人员更容易返乡的另一个影响因素
    • 歧视的原则
      • 理性：公共服务歧视的合理与不合理
        • 在转型期，由于公共服务的享受权仍然与户籍身份挂钩
          • 同时，在公共服务供给不可能短期内快速增长的情况下，改革不能在一夜之间取消户籍与公共服务的挂钩
          • 因此，户籍的转换或者特大城市实施的积分落户制度就必须设置门槛，形成对于一部分人的事实上的公共服务歧视
          • 那么，这样过渡时期的“歧视”应该遵循什么原则
            • 这就要本着理性原则，尽量将仅仅为公共服务而流动的人口识别出来
        • 当遇到人口流动带来的公共服务需求与其供给的矛盾的时候
          • 一方面要通过增加公共服务的供给总量来缓解矛盾，而不应该通过限制人口的流入来回避问题
          • 另一方面，要不断地减少户籍和公共服务之间的挂钩程度
      • 效率：不要违背经济规律
        • 即便控制特大城市的人口，也必须以市场的手段来进行，而不能简单粗暴地以行政力量进行干预，更不是要违背市场力量，将控制特大城市人口理解为要减少特大城市的人口
        • 给定城市的用地规划和住房供给之后
          • 不同的劳动力和不同的产业将产生“竞租”行为，谁付的租金（价格）高，谁就留下来，不愿意付的就离开
          • 这样的供给需求决定价格的机制是塑造城市产业结构的最优机制
      • 公平：对事不对人的城市管理
        • 价格机制虽然不是完美的，却是最公平的
          • 因为价格对每个人都是一样的，它是“对事不对人”的
          • 如果有人认为价格升高影响了低收入者的消费，那么，政府要做的是对收入差距本身进行调节，而不是直接去干预价格机制
          • 再用行政性的手段来对人进行区分，让一部分人拥有特权，换句话说，城市管理政策只能针对行为，不能针对人
        • 中国今天面临两个方面的效率损失
          • 第一是全局的效率——每个人都想自己，每个地方都想维护本地的利益，结果却损失了中国作为大国本应有的跨地区的资源配置效率
          • 第二是长期的效率——百姓往往短视，政府官员的***也短，更加强了政策的短期化
          • 公共政策如果导致了效率损失，结果可能导致经济的竞争力下降，而这在全球化的时代是非常危险的
          • 同时，制定公共政策如果不讲效率的话，实际上是对公共资源的浪费，是对纳税人的钱的浪费，而这种浪费对社会造成的损害可能比腐败更为严重
    • 户籍制约了消费
      • 由于户籍制度的制约，中国的城市化推进了生产，却没有同步推进消费
      • 对于外来人口的社会分割并不见得对本地居民就有好处
        • 一方面，外来人口大量从事的是消费型服务业，如果限制外来人口，实际上就限制了本地的服务业劳动供给，结果就是服务业的价格更高，最后的成本还是由消费者来承担
        • 同时，如果外来人口的消费受到制约，那么，他们节省的开支里有一大块就是消费型的服务业，而此类消费需求的减少最后会“外溢”到从事本地消费型服务业的本地居民那里
    • 为什么户籍不能成为身份
      •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在他的著作《身份与暴力》里说，当社会完全依照单一的身份来划分社会群体的时候，就会使社会冲突增加
      • 研究显示外来人口出现了相对聚居在一起的现象
        • 非本地户籍家庭的居住条件明显更差，在外来人口比例较高的社区，居民对社区居住条件、安全、信任、健康及子女成长环境等方面的评价明显更低
        • 应该警惕的是，这种居住区分割的问题如果延续下去，将使外来居民的下一代的成长环境和教育条件更差，造成贫困的代际遗传，并加剧因身份而形成的裂痕
      • 如果农民进了城，却没有融入城市生活，这就会阻碍中国的城市化进程
        • 如果不及早地重视城市内部的社会融合问题，那么，将对城市的和谐发展带来巨大的隐患
    • 大城市的收入差距
      • 大城市由于其经济结构和在一个国家中作为人才聚集地的特殊性，其收入差距的水平通常也较高，这是全球普遍现象
      • 在大城市收入差距扩大几乎成为定局的条件下，不应该简单地干预由市场力量决定的居民收入水平，对于通过政策干预来直接调控收入差距要非常谨慎
      • 与直接干预收入相比，更长效的政策是用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来缩小居民的实际福利差距，这也是国际通行的做法
    • 文化的融合将日益重要
      • 特大城市的真正挑战在于，不同的人，习惯、文化、宗教都不一样
        • 如果移民的融合做得不好，多样性就可能转化为冲突
        • 如果移民是经济社会发展所必需的，那么，促进移民在人口流入地的融合就是必需的
        • 未来，在公共服务逐步削弱直至消除户籍歧视之后，社会意义上的融合将变得越来越重要
        • 对于一个长期以来缺乏劳动力自由流动，且地域文化非常强的大国来说，社会心理上的排外将是一个值得引起重视的问题
      • 无论是在国际上与其他城市的竞争，还是在国内一线城市之间的竞争
        • 本质上都是人才的竞争，而随着制度上的不断市场化，最后，人才的竞争将成为文化的竞争
        • 如果没有全球城市应有的包容而多元的文化，全球城市的竞争力也将无从谈起
  • 第九章 向“城市病”宣战
    • 应对城市病的国际经验
      • 只要治理得当，人口多或者人口密度大，并不一定就会出现更严重的拥堵问题
        • 人多了，可以再多建地铁
        • 而且，利用规模经济，人口密度高反而有利于城市投资地铁、地下通道等基础设施
        • 与此同时，可以把市中心的停车费提高，或者直接像新加坡和伦敦那样征收开车进市中心的拥堵费，减少开车，鼓励乘地铁，既节能环保，又可以保通畅
      • 人口密度的增加并不一定同比例减少绿地面积
        • 一方面，高层建筑具有较高的容积率，在增加人口密度的同时并不减少绿地
        • 另一方面，立体的或垂直的绿化可以在不增加绿化“占地面积”的情况下提高绿化的“覆盖面积”
        • 反过来说，人口密度的增加却可以使人们住得离工作和生活设施都比较近，人们更有效地利用公共交通，甚至用自行车和步行取代开车，反而有利于减少交通压力和汽车的尾气排放
      • 犯罪是一个公共管理问题，如果运用合适的政策缩小不平等，加强打击力度，犯罪就可以得到有效治理
        • 不能用控制人口规模的方式来控制犯罪
        • 恰恰相反，控制城市人口规模的政策（比如户籍制度）可能会同时加剧由身份差异带来的不平等问题
        • 外来移民不能平等地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反而会增加犯罪的可能性
    • 治理“城市病”：宜疏不宜堵
      • 总的来说，“城市病”是个可以通过技术与管理加以改善的问题
      • 第一，应该尊重需求，增加供给
        • 政府的政策应该要科学规划人口，多渠道增加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的供给，而不是限制需求
      • 第二，调整产业结构，鼓励环境友好型的生活方式
      • 第三，技术更新和管理创新，这包括了新能源采用，以及监管、税收手段的使用
      • 第四，职住平衡，将一部分就业疏散到郊区——不是所有服务业都需要集中在市中心
        • 与此同时，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未来市中心的人口可能从下降转为上升
        • 所以从政府政策的角度考虑，中心城区范围内应该提供一定的廉租房，或者保留一些相对老而小的住房，甚至增加新建的中小户型，这样反而有助于劳动者的居住地接近就业地，缓解城市的通行压力
        • 同时，要实现中心城区和郊区之间的公共服务均等化，郊区要增加中小学供给，改善教育质量，缓解由于居住和公共服务的空间布局不匹配而造成的拥堵
      • 最后，要进行财政改革
        • 当前中国特大城市的公共服务分布太集中于市中心，这与特大城市的财政体制有关系
        • 在城市化和城市规模扩张的过程中，中央用于基本公共服务的财政转移支付需要更加倾向于人口流入地，以使公共服务的供给能够与吸纳人口数量相适应
    • 集聚有利于污染减排
      • 如果你相信集聚有利于经济增长，同时相信集聚有利于在排污和治污中发挥规模效应，那么，经济向大城市的集聚，反而有利于在总体上降低单位GDP的污染物排放
        • 其中，特别重要的是基础设施的集约利用和清洁的服务业的发展
      • 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减排的目标主要是单位产出的污染物排放
        • 之所以将减排目标设为单位GDP的排放，是因为环保不能以生活质量下降为代价
    • 贫民窟是“非典型性城市病”
      • 不能认为自由移民是造成贫民窟现象的原因，相反，如果用歧视性的政策来加大农村居民的进城成本，反而会使问题更严重
      • 贫民窟是可以避免的，而低收入者聚居区却很难避免
        • 在根本上说，任何国家的城市都有一定程度上的高收入者和低收入者在居住区上的分割现象，只是程度有所不同
        • 但低收入者聚居区的出现并不是判断一个城市的发展是否成功的标准
        • 因此，公共政策应着眼于促进低收入者的就业，并为其提供适度均等的公共服务，避免其因公共服务的不足而陷于绝对的贫困化
        • 其中，教育的适度均等化对于低收入者分享经济发展的机会特别重要，特别是要尽力减少因为不同收入阶层的居住区分割而导致低收入群体无法获得起码的教育
        • 如果低收入者能够获得足够的就业机会，在居住上不出现大规模的连成片的低收入者聚居区，而且他们的子女借助于教育能够获得提高收入和自我发展的机会
        • 那么，城市在一定程度上的收入分化和居民区分割就不会固化，不会对城市发展构成实质性危害
    • 城市管控：对人，还是对行为
      • 如果城市存在问题，应该用征税的方式改变价格，这样的政策对每个人都是一样的，这才能做到公平
      • 同时，城市的房价和其他生活成本能够自然地起到限制人口进入的作用
      • 如果不尊重城市发展的规律，采取人为的政策来限制城市规模，那么，在我们以为限制人的流动可以缓解“城市病”的时候，这种在一个国家里区分人的政策，只会造成巨大的不公平
      • 最终，限制人口的政策也将危害城市自身的发展，特别是劳动生产率的持续提升
• 书籍信息
  • 作者: 陆铭
    •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
    • 主要研究领域为劳动经济学、城乡和区域发展、社会经济学
  • 副标题: 当代中国的统一、发展与平衡
  • 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
  • 出版年: 2016-7
  • 相关书籍推荐
    • 《乡土中国》
    • 《激荡三十年》
    • 《中国文化的精神》
• 上篇 大国难题
  • 第一章 中国经济的欧洲化
    • 欧洲正经历大考
      • 如果从经济逻辑出发，欧洲债务危机的根源是两大因素：一是市场分割，二是统一货币
      • 在货币一体化的区域（或者国家），人口自由流动是必需的，否则，地区之间的劳动生产率趋同就难以实现
        • 欠发达地区劳动生产率较低，如果人又没有流动起来，社会福利、公共服务的支出却是刚性的，工资调整又面临障碍（如果真让工资与劳动生产率完全对应则引起地区间收入差距）
        • 想通过货币政策来促进经济增长也不行，于是，靠举债来弥补收入与支出之间的差额就难以避免
    • 为什么大国梦如此迷人
      • 无论从前现代经济还是从现代经济来说，“大”都有很多好处
        • 前现代经济
          • 第一，收税
          • 第二，分散风险
          • 第三，安全
        • 现代经济
          • 第一，大国有可能借助规模经济而发展“战略性产业”
          • 第二，市场规模有利于技术创新
          • 第三，公共品提供
          • 第四，现代服务业需要一定的规模来吸引一流人才
      • 尽管作为一个大国可以获得很多好处，但这并不是说一个国家的规模越大越好
        • 一个国家的最优规模取决于国家规模增加带来的收益与治理成本增加之间的权衡
    • 大国的难题
      • 当代中国的分权体制要分两面看，好处是激励地方政府去发展经济，坏处是埋下了市场分割的隐患，地方政府要分割市场来保护本地经济
        • 与此同时，中国又有一股力量在促进着市场统一，那就是制度的市场化
        • 这一正一反的力量交织在一起，总体来讲中国的市场还是走向整合的
        • 但是，这里面有不和谐的因素，重复建设、市场分割和地方保护主义仍然存在，这些因素共同抑制着中国发挥大国应有的规模经济
      • 中国的经济增长具有非常明显的“以邻为壑”的特征
        • 从地方角度来讲，分割市场有利于自己的经济增长，但是从整个国家来讲，却损失掉了规模经济和地区间分工的优势
      • 直到今天，中国的劳动力、土地、资本这三大要素市场其实都是分割的
        • 劳动力
          • 以农民工为主体的城镇非本地户籍人口的社会保障、劳动力市场的公平就业、公共服务的分享都和本地户籍的城市居民不一样
          • 这样的制度障碍事实上就构成了劳动力跨地区流动的障碍，导致城乡和地区之间的劳动力流动不充分
        • 土地
          • 中国为了保证“粮食安全”，要保持一定数量的耕地，于是就实行了“建设用地指标配给制度”
          • 建设用地指标的分配虽然也要考虑不同地方不同的经济发展需要，但总体上采取了平均主义的方式
          • 东部的地价、房价涨得这么快，其中一个政策原因就在于建设用地供给受到了限制
        • 资本市场
          • 第一，中国的资本市场实际上在被政府的项目审批制度分割着
          • 第二，中国存在跨省投资的“市场进入障碍”。第三，地方政府会阻碍资本的流动
    • 发展中大国的困境与机遇
      • 对于一个大国来说，国内市场的统一是发挥其大国优势的重要前提，但中国的市场统一目标还远远未能达到
      • 在劳动和资本这两样生产要素积累速度放缓的背景下，借助于整个国家（特别是大城市）的规模经济效益，城乡间和地区间的资源配置效率不断提高将越来越重要
        • 然而，在中国这个“发展中的大国”，如果阻碍生产要素在城乡间和地区间再配置，那么这条通过提高经济资源的配置效率来推进经济持续增长的道路就难以实现
        • 因此，中国要发挥“发展中大国”的巨大潜力，制度上的“转型”尤其重要
    • 统一市场符合公共利益
      • 在知识层面，社会各界还没有充分地认识到生产要素跨地区流动的必要性，而城市发展和经济集聚的坏处却被高估了
        • 即使知识层面的问题解决了，在行动层面，中国当前所处的情况却是，各个地区都陷在了一个本地和短期利益高于全局和长期利益的“囚徒困境”里
      • 劳动力自由流动，最终实现地区间的劳动生产率和收入均等，是大国发展唯一可行的战略选择
      • 要通过制度建设来约束政府的行为，让中央政府更多追求全民福利，让地方政府的做法更多考虑全局利益
  • 第二章 在集聚中走向平衡
    • 三个有关空间的误解
      • 中国出现了人口过度向少数地区（特别是沿海特大城市）集聚的问题
        • 为什么发达国家的人口在空间上更集聚
        • 因为发达国家的经济结构是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尤其是以现代服务业为主，工业需要集聚，服务业比工业更需要集聚
        • 中国今天集聚的程度比过去高了，但是绝不意味着放到国际视野里面，中国的集聚程度就是高的
      • 如果不进行政府管制，人口会向少数地区一直集聚下去
        • 一个国家的集聚程度有多高，是由集聚带来的好处和集聚带来的坏处相权衡决定的
        • 当集聚带来的好处不够高，而坏处体现出来之后，集聚的水平就相应地稳定下来
        • 在这个过程中，非常重要的调节变量就是生产要素的价格，集中体现在地价、房价和劳动力工资上
        • 经济不会无限制地集聚
          • 在发达国家发展过程中，集聚程度不断在提高，提高到一定阶段就稳定了，因为这个时候中心集聚区的生产要素价格太高了
      • 人口的集聚会导致地区间差距越来越大
        • 生产要素流动会使得要素回报均等化
          • 收入就是劳动要素的回报，因此，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最终就将走向收入的均等化
        • 当我们讲到地区差距和区域间平衡发展的时候，一定要区分两个概念，第一个是总量的差距，第二个是人均的差距
          • 对于经济增长和地区平衡来讲，我们需要的是人均意义上的增长和平衡，不是指总量意义上的差距缩小（即均匀分布）
    • 自由移民的意义
      • 为什么大家都知道农业应该实现规模经营，但规模经营却迟迟未能实现
        • 答案就是农村人太多
        • 人多了，协调成本就上升，统一的行动和管理就难出现，生产就难免是小规模而低效率的
        • 农业生产的低效率与其生产特征有关系，因为农业生产有一种瓶颈资源，那就是土地，土地的数量有限，土地的产出增长也有极限
        • 在土地资源及其产出都接近极限时，要提高农民的收入，最终只有一条路，那就是减少农业人口
      • 自由移民的意义在于，它能保障一国居民最大化自己收入的权利，让人们到能够获得更高收入的地方去工作
      • 自由移民的另一个重要意义在于，从长期来看，只有自由移民才是缩小城乡和地区间收入差距的有效方式
        • 如果移民是自由的，那么，最终只有当城乡间和地区间的实际收入差距缩小至零（扣除物价差异、流动的经济和心理成本后），不同地方的人口规模才会相对稳定下来
        • 这时，城乡和区域间的平衡才真正实现
      • 对一个大国来说，只有当劳动力流动起来的时候，不同地区才能形成相互之间的分工与合作
        • 地区之间形成经济上的相互依赖，是保持国家统一和市场整合的最有效途径
      • 人口流动可以形成地区之间的竞争
        • 对于提高地方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数量和效率而言，在劳动力自由流动基础上的“用脚投票”机制特别重要，这可以对地方政府的低效率形成有效的约束机制
      • 中国的问题不是经济太集聚了，而是长期以来，人口的集聚落后于经济的集聚
    • 空间的力量：3M与3D
      • 根据《2009年世界发展报告》，城市发展的问题核心是解决“3M”问题
        • 即分别用Time、Grime和Crime表示的拥挤、污染和犯罪问题
        • 城市经济的发展有其规模经济收益，而“3M”则构成了城市发展的成本
        • 城市发展的政策就是应该不断地通过技术和管理的改进来降低“3M”，释放城市的规模经济效应
        • 进一步地，报告将地理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总结为城市问题、区域问题和国家问题
        • 报告用三个D——Density（密度）、Distance（距离）和Division（分割）——来构建整个分析框架
      • 区域和城市发展的三个问题
        • 第一个问题与城市发展有关
          • 在中国，贫困减少主要是由经济发展带来的，经济发展带来收入水平提高，贫困就减少了
          • 只有通过发展城市来让农民不断变为工业和服务业的从业人员，才能最终减少贫困
          • 随着农民不断减少，剩下的农民从农民变成规模化经营的农场主，或者农场里的“农业工人”，收入也将提高
        • 第二个问题跟区域发展有关
          • 这里出现了两个政策选择：第一个政策称为“动钱”的政策，就是把资本移向劳动；第二个政策称为“动人”的政策，就是劳动移向资本
          • 如果忽略地理对于经济增长发展的重要性，简单地依靠“动钱”，这样的发展是背离市场经济规律的
          • 发展政策和追求区域间发展水平差异收敛的正确选择应该是“动人”为首选，“动钱”（财政转移支付）只能建立在“动人”的基础之上
        • 第三个问题与国家发展有关
          • 当劳动力无法实现国家之间自由流动的时候，缩小国家间差距有一个办法，就是用贸易的自由化来替代劳动力流动
          • 自由贸易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发挥劳动力充裕的比较优势，逐步通过贸易来推动发展，积累资本，再逐渐产业升级
      • 区域经济发展的三个D
        • 第一个D叫Density，即密度
          • 密度对经济发展非常重要，而城市就是规模经济最为重要的体现
          • 规模经济体现为三大效应，第一是固定投入的分享（sharing），第二是劳动力市场的匹配（matching），第三是学习效应（learning）
        • 第二个D叫Distance，即距离
          • 随着基础设施的改善，地区和地区之间经济的距离（运输成本）和时间的距离是可以缩小的
          • 在一定条件下，基础设施的建设、互联互通水平的提高，经济和时间距离的缩小会导致生产要素向大城市的集中
        • 第三个D是Division，即分割
          • 国家间的发展水平差异收敛未能实现，这是因为分割持续存在
    • 城乡和区域发展中的要素流动和政策
      • 在土地、劳动力和资本三大要素中，土地是不流动的，这是自然属性（土地的使用权却是可以流动的）
        • 高技能劳动力流向充裕的地方（人力资本外部性）
        • 资本流向稀缺的地方（投资回报高的地方）
      • 在城市层面要强调规模经济，要尽量减少三个M的成本，最大化城市发展带来的收益
      • 在地区之间要着眼于生活标准的均等化，而不是经济规模的均等化，不是经济资源和人口的均匀分布
      • 国家政策上
        • 一是以国际贸易代替劳动力流动，在低技能劳动力不能跨国自由流动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借助于国际贸易，发挥劳动资源的比较优势，仍然可以致富
        • 二是由于发达国家只要高技能者不要低技能者，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就要对高技能者的流出设置障碍，或者对高技能者的回流提供额外支持
  • 第三章 打破大国发展的“不可能三角”
    • 政府与市场的边界：为城市化“立法”
      • 对“城市病”要分两方面来看，它既是城市发展需要解决的问题，同时，它本身就是一个实现地区间生活质量平衡的机制
      • 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市场应作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因素
        • 所以，生产要素的市场要能够做对价格
        • 如果劳动生产率能够反映在地价、房价上，那么通过竞争城市的稀缺资源，地价和房价本身就成为低效率企业和劳动力进入大城市的障碍，这就是市场的力量
      • 但是市场的力量也不能完全有效地解决城市发展和城市空间分布的问题，有时候会出现市场失败
        • 市场机制之下最重要的市场失败就是“外部性”
        • 政府可以从提高正外部性和减少负外部性两个方面弥补市场缺陷
      • 在一个由市场主导、兼具政府干预的城市体系，一定在统一、效率、平衡（确切地讲是经济活动和人口的均匀分布）之间存在某种冲突
        • 这就是在大国发展里存在的“不可能三角”
      • 要在这三者之间达到兼顾，只能是从追求资源空间分布均匀这种意义上的“平衡”转向追求人均GDP、人均收入和生活质量意义上的“平衡”
    • 世界不是平的
      • 世界上的几乎每一个国家，人口和经济都呈现出空间集聚的现象
      • 如果只是把中国的问题看成爱辉—腾冲线的左边和右边的问题，那么，这两边的人口和GDP的分布大体是一致的
        • 因此，在考虑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问题时，更应该关注的是爱辉—腾冲线右边的内部，这里居住着93%的中国人口，这才是中国面临的主要问题
    • 行政配置资源的方向与人口流向相悖
      • 中国至今仍然存在着严重的劳动力流动障碍，在人没有充分流动起来的背景下，政府不得不将大量的资源用行政干预的方式向中西部配置
      • 在追求“平衡”的过程中，人们严重混淆了规模的平衡（经济资源的均匀分布）和人均的平衡两个概念，认为只有把经济资源往欠发达地区和人口流出地移动，才能实现平衡发展
      • 但根据“在集聚中走向平衡”的道理和国际经验，在市场力量的主导下，人口向少数地方集中才能够最终带来人均意义上的平衡
      • 通过政府力量干预资源流向，追求的是规模上的平衡，这样做的结果恰恰与目标南辕北辙
    • 以效率换均匀的代价
      • 经济的持续增长必须依靠效率的不断提升
        • 如果仅仅是由投入增加带来的经济增长，而没有效率提高的话，这样的增长是没有竞争力的，从而也难以持续
      • 表面上看起来，似乎加大在中西部的投资加快了当地的经济发展
        • 但实际上，这些经济增长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与当地的比较优势相违背的，而且过量的基础设施和工业园建设也伴随着地方政府负债，从长期来看，这只会造成欠发达地区的财政负担
        • 而从全国范围来看，通过限制东部土地供应鼓励企业到中西部投资，结果是资源配置效率出现明显的恶化
  • 第四章 警惕“扭曲之手”
    • 区域发展的公平性原则
      • 在公共投资和公共财政方面如果既要效率又要公平，那么就必须实施一个政策组合，其中有三个构件
        • 第一是公共投资的效率原则
        • 第二是人口的自由流动
        • 第三是向没有享受公共投资好处的地方进行适度的财政转移
      • 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政府更好地发挥自身的功能，而不是取代市场的功能
        • 因此在其他国家，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主要是用于支持欠发达地区的公共事业，特别是教育和医疗事业，从而帮助欠发达地区的居民提高生活质量
        • 同时，教育和医疗事业的发展也有利于提高欠发达地区居民的人力资本积累
      • 一个公正的公共政策，应该达到这样的状态
        • 不管是这个政策的直接受益者还是受损者，如果把他们的位置调换一下的话，这个政策仍然会被认为是合理的
      • 一个国家最基本的公共政策原则就是，要保证这个国家的公民在公共政策实施过程当中不会因为他特殊的身份而受到歧视
    • 何不土地和户籍制度联动改革
      • 中国的建设用地指标配置制度对区域经济格局的调整形成了制约
        • 当前的情况是，人口流入多的城市反而建设用地指标更紧张，大量中西部城市（特别是三、四线城市）却是有用地指标而缺企业
        • 从资源配置的角度来说，如果沿海地区缺建设用地指标，而中西部有的话，至少应该允许沿海到中西部买这个土地指标，在土地利用效率更高的地方发展工业，创造就业，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同时中西部也可借转让建设用地指标而分享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收益
        • 除了新增的建设用地指标之外，进城农民如果在老家的宅基地出现闲置，也应允许他将老家的宅基地复耕，把宅基地对应的建设用地指标有偿转让给现在工作和生活的城市
        • 总体来说，中西部更多地保留耕地，沿海更多地发展工业，中西部的大量劳动力再进一步向东部转移，并与户籍制度一起联动改革，让中西部农村劳动力在沿海转化为市民，实现用地指标和劳动力一起再配置
        • 中国下一轮的经济增长就可以同时提升速度和效率
      • 在此过程中，可以获得多大的增长空间
        • 首先，一个城市到沿海大港口的距离显著地影响了它的土地利用效率
        • 第二，随着时间推移，地理对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影响越来越大
        • 第三，城市扩张对土地利用效率的促进作用在东部要远远超过中西部
        • 第四，中国的经济活动的集聚趋势远远领先于人口和城市土地的集聚
      • 通过“动人”的方式来推动经济发展和实现区域平衡是长久之道，并不是说“动钱”的事不要做
        • 恰恰相反，在“蛋糕做大”的情况下，中央财政就更有能力来进行区域间和城乡间的财政转移
        • 但未来的财政转移应该更多地用于城乡和区域间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以促进区域和城乡间在生活质量上的平衡，实现“动人”和“动钱”的良性互动
    • 劳动力都去哪儿了
      • 当前在中国农村有大量老人和女性留守，其原因是在当前制度限制下农村居民难以实现举家迁移，于是总是优先将年轻男性送到城市去打工
        • 只要改革到位，未来农村居民举家迁移的趋势将越来越强，既可以缓解当前劳动力流动状态下家庭分裂的现状，又可能为未来的城市服务业不断输送劳动力
      • 中国是正处在城市化进程当中的国家，“空心村”的出现和人口从一些省份迁出，恰恰是人口在空间上优化配置和重新分布的结果
        • 如果城市部门的劳动生产率不断上升，带来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就必然会在农村出现人口减少的现象
        • 对于“空心村”，政策上要做的事情并不是运用行政的力量阻止人口流出，而是应该去顺应这个过程
      • 不用过于担心农村人口的减少会危害农业，恰恰相反，人口的流出是农村地区提高规模经营程度和劳动生产率的前提条件
        • 随着空心村现象不断发展，一部分的农村社区将逐渐消失，原有的宅基地不断空出，复耕为农业用地
        • 现有的一家一户的农业经营模式就将逐渐转变为大农场的模式，农民的收入水平才可能不断提高
    • 地方政府的产业政策之殇
      • 在劳动者技能不断提高中出现的劳动成本上升，以及由此而导致的产业升级，是“好的”产业升级
        • 与此相对的是“坏的”产业升级，是在生产要素价格扭曲（特别是利率低估）之下的产业升级
      • 好的产业升级是建立在劳动者技能提升的基础上的
        • 劳动者的素质普遍提高，他们能生产的东西不一样了，出口的结构就会发生实质性的变化
        • 这种类型的产业升级一定伴随着劳动者收入的同步提高，但中国产业升级的宏观背景是长期被抑制的利率
        • 实际利率低，企业倾向于用资本替代劳动力，发展了大量资本密集型的产业，结果是国民收入中被资本占有的部分比率高，且呈上升趋势，而劳动者的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重却总体呈现出下降趋势
      • 中国应该警惕“资本深化过度”的危险，一个有严重资源错配问题的经济，迟早会出事
        • 无论从什么角度来看，中国单位经济增长带来的就业增长都偏低
      • 地方官员的上级主要就看两个指标，一个是招商引资，一个是财政税收，本质上，两个指标都和经济增长有关
        • 在三大产业中，产业链较长、能够带来快速经济增长的主要是第二产业，尤其是其中的制造业
        • 地方政府当然就会主要激励工业发展，特别是资本密集型的大企业。而创造就业较多的服务业（特别是小型的服务业）收税困难，看上去也对地方经济没什么直接的带动力，通常不受重视
        • 不要小看了地方政府这只“扭曲之手”，在追求GDP增长的动机驱使下，地方政府往往压低土地价格，加上税收和服务等各种优惠，使劳动力的相对价格上升，从而导致资本替代劳动
      • 在中国，非常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就是产业同构
        • 国家一旦制定出一些战略性产业发展目录，各个地方都会一哄而上
        • 结果每一个地方发展的产业都高度雷同，同时，又往往是小规模的，在总量上是产能过剩的
      • 全国范围内的产业同构必然带来恶性竞争和市场分割
        • 从短期来讲，地方政府用市场分割的方式保护本地企业，似乎的确对本地的增长有好处，但是从全国来看，中国经济却陷入了一个“囚徒困境”
        • 每一个地方政府采取的地方主义的理性行为，都导致了巨大的集体非理性，那就是体现为产能过剩、妨碍竞争和产业小规模化的各种效率损失
      • 怎样来克服地方政府的产业政策带来的低效率问题呢
        • 本质上还是要处理好市场和政府的关系
        • 在一个市场经济国家，如果市场真正地成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力量，那么政府职能就是更好发挥它的作用，顺应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
        • 认识到这一点，在地方政府官员的考核机制里就不应该片面强调经济增长、招商引资和税收指标，而应该更为关注地方政策所造成的一系列后果，比如说对于民生的忽略，还有环境破坏和政府债务增长
    • 转变发展方式为何那么难
      • 中国当前的经济发展方式存在着很多无法回避的问题，投资推动加出口推动，而这背后，在根本上，其实还是因为政府推动
        • 对于当前发展方式当中存在的问题，政府还是在用政府干预的方式解决，丝毫没有意识到，在推动经济增长方面，政府可能做得越多，错得也越多
      • 从短期到长期，到中心大城市距离和到最近大港口的距离对于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都非常显著
        • 相比短期来讲，到大港口的距离更显著影响城市经济的长期增长
        • 换句话说，在长期内，国际市场和出口导向型的制造业对城市经济增长更为重要
      • 地理对城市经济增长重要，但这并不意味着地理位置不同的城市之间的人均发展差距将越来越大
        • 恰恰相反，中国出现的这种“地理决定论”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政策限制了生产要素——特别是劳动力——的跨地区自由流动
        • 如果生产要素——特别是低技能劳动者——的跨地区自由流动实现了，虽然经济和人口的集聚程度会提高，却同时可以缓解地理对于人均GDP增长的重要性
        • 这就是“在集聚中走向平衡”的道理
      • 如果不铺平城市化这条路，不加快农民进城的速度，那么，产业进一步升级，劳动密集型企业进一步外迁，早晚还是要进城的农民将只能从事那些机器不能替代的低技能工作
      • 既要发展城市，满足大量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提高农民收入，还要解决留守儿童的问题，实现这样多赢的目标，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让他们进城
        • 不仅要让他们进城，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增加教育的投入，让他们能获得跟城里孩子一样的教育，这才是最终能解决问题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