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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涛《历史的面孔·蒋百里：做人还是做事？》
这是一篇关于徐涛《历史的面孔·蒋百里：做人还是做事？》的思维导图，徐涛在《历史的面孔》中写蒋百里，用的标题是“做人还是做事？”这个设问本身就点出了蒋百里一生的核心矛盾：他是一个被两种行事逻辑撕扯的人。书中把“做人”和“做事”界定为两种截然不同的思维方式。做人的人会为自己订立极高的道德标准，时刻提醒自己这样不行、那样不行，绝不妥协，他们像暗夜里的星光，承担着社会良心的责任，为迷惘的人指明方向。做事的人则不同，他们的道德感没有那么高，对不良现象有一定容忍度，在道德底线之上留出了较大的活动空间，在这个空间里，他们可以交换、妥协、退让，唯一目的是把事情办成。徐涛由此提炼出一句被反复引用的判断：做人的人照亮世界，做事的人推动世界。蒋百里的悲剧性在于，他既想按照新时代的方式做事，又想按照旧道德做人。他念着蔡锷的情谊，面对托付不肯接手；他在保定军校因派系丛生、抱负难展而拔枪自裁，以死明志。这些选择都带有强烈的“做人”色彩——用道德标准约束自己，宁可牺牲事功也不肯在原则上有半分含糊。但他内心又有“做事”的渴望，渴望强军救国，渴望在现实中留下实绩，这种撕扯让他活得格外沉重。书中还借蒋百里与梁启超的对比来深化这个主题。梁启超是典型的“做事”之人，他“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政治上不停倒戈，看似没有原则，但变的是手段和主张，不变的是救亡图存的使命。蒋百里则趋向“做人”，极度自律，绝不妥协。徐涛并没有简单判定谁对谁错，而是让读者看到：两种选择各有代价，也各有其尊严。蒋百里曾自嘲说，与其说他不得志，不如说他不得时。他引用颜回的话自勉：学说不好，是我们的耻辱；学说好却不被采纳，是当权者的耻辱。这话里有不甘，也有一种用道德逻辑消化现实挫败的自我安慰。徐涛在书中暗示，真正让蒋百里留名青史的，其实是他的军事思想和著书立说，而非他在具体事功上的成就。一个“做人”的人，最终以思想而非功业影响了后世，这本身就是一种耐人寻味的错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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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涛《历史的面孔·蒋百里：做人还是做事？》
录音文稿
罗翔的过渡
配音1
世间诸事，兼听则明 在此，我想分享另一篇文章——蒋百里的"长线思维":做人还是做事？
配音2
这是考研政治名师，徐涛老师所写《历史的面孔》一书中的文章，文章开头亦是引用“孔子绝粮于陈蔡”与第子对谈道出“不容然后见君子” 以孔子作比，引出近代中国又一孔子式的人物——蒋百里
配音3
蒋百里学推欧亚，文武兼备，是把近代西方\先进军事理论\系统地介绍到中国来的第一人，他是国民政府\对日作战计划\的主要设计者，代表作《国防论》更是成为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军队的战略指导依据。
配音4
他写历史和梁启超往来，作诗与徐志摩唱和。任军官学校校长不过7月，但是学生们却一辈子都以是他的学生而自豪。他一生从没指挥一场战役，也从没有\亲自上阵杀敌。然而他去世以后，却被蒋介石追封为陆军上将，在民国时期，被人们尊奉为“军神”。他被世人敬仰，但他的职场履历却写满了“失败。
措失的时机
配音5
1906年，蒋百里从日本留学归国，在盛京将军赵尔巽(xùn)手下为官，深得将军器重。却因新旧军队矛盾，上任3个月，一事无成，最后在赵将军全款支持下，远赴德国深造。 1911年，蒋百里再次学成归来，还未等铺开事业，武昌起义爆发，消息传到关外，新旧两派军队乱作一团，不知道该怎么应对。
配音6
蒋百里早已看透形势，建议部下们南下参加革命。而自己为报知遇之恩，选择独自留下陪伴赵将军。最后还是老上级秘密长谈，劝蒋百里离开东北。恩情尽了，他才放心离开。但此时早已经错失时机，革命派里已经没有\他的位置了。
校园的枪声
配音7
1912年，袁世凯起用蒋百里为\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校长。蒋百里赴任之际，就承诺将自己的学生训练成最优秀的军官，如不效，则当“自戕(qiāng)以谢天下”。当蒋百里走马上任，却发现学校\炮兵没炮，骑兵没马，操场上的杂草比人的膝盖还高。学生也无心操练，只知道每日闲逛和出入\风月场地。
配音8
蒋百里决心好好整顿，先从教员开始。大批不干正事儿的人被裁撤，换上能干又愿意干的人，军校氛围顿时焕然一新，但是这样的举措几乎得罪了所有人。报复很快袭来，他们联合起来，拆蒋百里的台。凡是军校需要的物资，能拖就拖，能扣就扣，能挪用就挪用，总之就是什么也不给他，处处与蒋百里为难。
配音9
蒋百里递交辞呈(cí chéng)，却被袁世凯驳回，走投无路的他\遂有了激愤之举，他竟然当着全校两千多人的面\举枪自杀(zì shā)。蒋百里开枪被勤务兵力阻，子弹由肋骨间穿出，幸而未受致命伤。袁世凯听闻后，立即请\日本公使馆选派\最好的医生\前来医治，并将其送往日本\继续治疗，蒋百里最终得以康复。
蔡锷的遗产
配音10
其实，蒋百里是有机会成为有实权的人物，当上一方大员的。蒋百里的好友蔡锷，身患癌症，打算将\全部基业托付给他。蔡锷东渡日本治病，蒋百里全程陪护，直到蔡锷\病重不治。按照约定，此时蒋百里\应该立即入川接手事务，但是蒋百里始终忙于蔡锷的后事，根本没有考虑接班的事。
配音11
他与蔡锷在日本相识，同在日本著名的陆军士官\学校求学，是那一届数一数二的高才生。回到国内，两人都在建设\新型军队的事情上呕心沥血。尽管一南一北，却不妨碍两人意气相投。两人原打算反袁斗争结束、恢复和平之后，一起闯事业。谁能想到蔡锷这么年轻就撒手人寰?蒋百里此刻不愿去想什么基业，只想一心陪伴好友走完最后一程。直到蔡锷的葬礼结束，蒋百里才算放下心中包袱，收拾行囊准备入川。
配音12
这时，距离他和蔡锷约定的入川时间已经过去了5个月。途经长沙时，他被当地的亲朋故友盛情挽留，又多停留了几天。等他终于过了重庆时，却被迎面撞来的噩耗击倒：就在数日前，川军哗变。蔡锷留给他的军队被吞并，两员心腹大将被乱军杀害。此时的四川，已经是“城头变换大王旗”。蔡锷一生的心血，毁于一旦。
错过的五四
配音13
五四运动发生之时，蒋百里和梁启超正在游历欧洲，当他们回到国内时年轻人心中的领袖已经是更年轻的陈独秀了，年轻人爱看的读物也变成了《新青年》。于是，中国当时的顶尖精英人群分成了两派，开始了一场旷日持久的论战。一边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另一边以梁启超为代表。
配音14
这次，蒋百里坚决站在梁启超一边，也站在了"保守 " 一边。蒋百里在梁启超的阵营中奔走，乐此不疲。一方面是他亲眼见过欧洲的惨烈，另一方面却是因为他和梁启超的关系非同一般。早年蒋百里留学日本，因为“拒俄运动”难以进入士官学校，是梁启超通过他的人脉辗转联络上了早稻田大学的校长，又通过校长的私人关系请士官学校负责人通融，蒋百里这才顺利进入士官学校。因此说是梁启超成就了蒋百里，一点儿也不为过。这番成就之功，比赵尔巽的不知道大了多少，从此蒋百里就跟定了梁启超。
配音15
然而，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密切追随梁启超也导致他屡屡错过与时代同步的机会。从那之后，蒋百里彻底成了一个无党派人士。他在各种势力中穿梭，却没人\把他当作自己人。
做人还是做事？
配音16
蒋百里无疑是个天才，但他却一生都没有足以匹配才华的建树。这是他本人的悲剧，也是那个时代的悲剧。但归根结底，蒋百里自己要负更大的责任。他的自误，是身处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却强求理想国的秩序。他渴望拥抱新势力，却在旧势力中越陷越深。他希望改造旧势力，却遭到旧势力的一致反扑。他想争取用武之地，却屡屡因为恪守旧道德而丧失机会。
配音17
在这个世界上，活法看似千千万，归根到底只有两种:做人和做事。如果用一个词概括蒋百里的人生，那就是撕扯。既想做人，又想做事。既想按照新时代的方式做事，又想按照旧道德做人。
配音18
做人的人会为自己订立极高的道德标准，时刻提醒自己这样不行、那样不行，妥协尤其不行。就算泡在污泥浊水中，也要出淤泥而不染，保持人格清白。这样的人是道德的化身，承担着社会良心的责任。当人们身处社会乱象中感到迷惘(mí wǎng)时，他们总能像暗夜里的星光一样为人们指明道路。
配音19
做人和做事，是两种思维方式、两套行事逻辑。要做人，就要给自己设定一个别人无法企及的道德高度，坦然接受他人的敬仰。要做事，也可只做符合自己道德观的、可以独立完成的、不需要太多协作的事。如此度过一生，也算一种境界。
配音20
反观蒋百里，真正让他留名青史的，其实是他的各种思想。这种著书立说的生活才是真正适合他的。这是所有追求做人的人的通病。对他们来说，为人处世，道德优先。事做不成顶多是遗憾，但是“人设崩塌”是绝不能容忍的。
配音21
做事的人的道德感没有做人的人那么高，对于一些社会不良现象有一定的容忍度。他们并非没有良心，而是在道德底线之上画出了比较大的活动空间。在这个空间里，他们可以降价、打折、交换、妥协，其唯一目的就是把事情办成。
配音22
如果要做事，就不要过于在乎\教条式的名节。名节用好了，是人格魅力，是成事的助力；用得不好，就是阻碍，是束缚。放下包袱，积极入世，才是做事的态度，才是成事的态度。要做事，就必须与人协同。
配音23
必须承认，人只有在一件事中\能找到自己的利益，才会愿意\参与协作。然而利益有高下之分。有人为了心灵满足；有人为了回报社会；有人为了盈利；有人为了名声；有人为了谈资。你可以鄙视其中的哪一种人吗？可以将谁排除在外吗？都不可以。
配音24
因为这些都不是“成事”的标准。成事的标准，只在乎此人有没有资格参与。这些资格可以是能力允许，可以是性格合拍，可以是时间充裕，可以是资金雄厚。只有海纳百川，容许更多的人参与，允许他们获得想要的回报，才能获得更多的助力。
配音25
蒋百里曾自嘲说：与其说他不得志，不如说他不得时。巧合的是，他也用颜回的评价自勉：如果是他的\水平不够\导致不得志，那是他的耻辱。如果他的水平够\却不得志，那就是当权者的耻辱！或许是蒋百里\刻意忽略，孔子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其实并没有得到\后世那样崇高的地位。把他推上神坛、成为圣人的，正是他指责为\志向不远大的子贡。
配音26
在孔子和弟子对谈之后，是子贡出使楚国，说动楚国\国君\接纳孔子，才让孔子免于饿死。再后来，子贡担任\两个国家的\相国，经常作为大使\出访各国。以至于\有许多人认为\子贡比孔子还厉害。而子贡则说，他的厉害之处\是人们看得见的，他老师的厉害之处\是人们看不见的。孔子\逝世之后，子贡更是启动了\一系列宣传活动，在列国\不停宣讲，终于使得\儒家学说\成为显学，孔子也才\真正成了\后世敬仰的“万世师表”。
配音27
做人的人照亮世界，做事的人推动世界。
原文解读
蒋百里的“长线思维”：做人还是做事？
灰鹤与他都是高傲的，爱惜羽毛的，而他与它们的高傲只是一种姿态而已，没有用，没有任何的用。 ——老舍《四世同堂》
Part0
孔子对谈
孔子曾周游列国，宣扬自己的治国理念，无奈春秋是个大争时代，没人理睬，以至于天下之大无处可去，沦落到有上顿没下顿的地步。 孔子曰：“赐，《诗》云：‘匪兕(si4)匪虎，率彼旷野。'吾道非邪？吾何为于此？” 子贡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盖少贬焉？” 孔子曰：“赐，良农能稼而不能为穑(se4)，良工能巧而不能为顺。君子能修其道，纲而经之，统而理之，而不能为容。今尔不修尔道\而求为容。赐，而志不远矣！” 子贡出，颜回入见。孔子曰：“回，《诗》云：‘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吾道非邪？吾何为于此？” 颜回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虽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夫道之不修也，是吾丑也。夫道既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国者之丑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 孔子欣然而笑曰：“有是哉，颜氏之子！使尔多财，吾为尔宰。”
大意是：孔子问子贡说：“难道我们的学说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吗？为什么我们会沦落到这个地步？” 子贡回答说：“老师的学说极其宏大，所以天下没有哪个国家能容得下您。咱们要不要降低一点儿标准？” 孔子非常生气：“优秀的农夫善于耕耘却不能保证一定丰收，能工巧匠手艺高超却不能保证让所有人满意。君子能治国安民，却不能保证为世道所容。如今你不去奉行自己的学说却去迎合世俗？子贡，你的志向太不远大了！” 同样的问题，颜回的回答是：“不被容纳怕什么！学说不好，是我们的耻辱。学说好却不被采纳，是当权者的耻辱！” 孔子高兴地说道：“有道理啊！”
引出百里
孔子这样的人，我们称之为“做人的人”。孔子和颜回都是理想主义者，给自己确立了很高的道德标准，追求精神上的愉悦，对物质的要求却极低。就像孔子赞赏颜回那样，“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在他们心中，理想不容更改，道德不容懈怠，他们绝不会为做成什么事而妥协。 数千年后，中国又出了一个孔子式的人物。 孔子多才多艺，这个人也是文化、教育、军事……样样精通。写历史和梁启超往来，作诗与徐志摩唱和。 孔子极富人格魅力，这个人也不差。任军官学校校长不过7个多月，但是学生们却一辈子都以是他的学生而自豪。 孔子一生不得志，却在身后获得殊荣。这个人一生从没指挥一场战役，也从没有亲自上阵杀敌。然而他去世以后，却被蒋介石追封为陆军上将。在民国时期，被人们尊奉为“军神”。 他被世人敬仰，但他的职场履历却写满了“失败”。 他叫蒋百里。
曲折人生
蒋百里是当时留日学生中的明星学员。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他碾压大批日本同学，赢得天皇赐刀的故事，至今为人津津乐道。1906年他回国后，被人推荐给盛京将军赵尔巽((xùn)。盛京就是今天的沈阳，是大清起家的地方。被安排在这里的官员都是朝廷信得过、能力强的人。而盛京将军是其中最大的官员，职级从一品，相当于今天辽宁省省长兼原沈阳军区司令员。
赵尔巽((xùn)非常器重蒋百里。当时大清刚刚经历长期战乱，急需强大的军事依仗。袁世凯就是借助这次机会，在天津训练出新军7万余人，一跃成为名臣的。其他地方督抚看着眼热，也想培养出自己的武装。而蒋百里正是合适的人选。于是赵尔巽(xun4)破格提拔蒋百里，让年仅25岁的他成了正四品高官，相当于今天的副省长。 在年轻的蒋百里眼中，这是知遇之恩，他必当涌泉相报。然而东北的形势比他想象的要复杂得多。 当时东北军事机构一共有两个。一个是蒋百里负责练新军的督练公所，一个是整顿旧军的巡防营务处。 在旧军看来，这些新军就是将来要对付他们的，于是蒋百里成了他们的眼中钉。他被旧军百般刁难，到任三个月，一事无成。后来有人劝说蒋百里去德国深造，前程更为远大。赵尔巽(xùn)一听蒋百里有心深造，立即答应全额付款以支持。在蒋百里的心中，人情债又多了一分。
1911年，蒋百里学成归来，正巧赵尔巽(xùn)辗转做官，又回到东北。赵尔巽(xùn)非常高兴，奏请皇上让蒋百里继续练兵事业。然而还没等蒋百里铺开事业，武昌起义爆发了。消息传到关外，新旧两派军队乱作一团，不知道该怎么应对。 蒋百里对部下说：革命早晚必成，建议他们还是以南下参加革命为上策。部下听从了他的建议，星夜南下，投奔革命派，找到了组织。 我估计看到这里，人人都会奇怪：蒋百里这不是对形势把握得挺准的吗，他自己为什么不走呢？在我看来，其中的主要原因是道德束缚。 赵尔巽(xùn)对他有知遇之恩，练兵给人，留学给钱。一句话，赵尔巽(xùn)待他不薄，他不能对不起赵尔巽(xùn)。危急时刻弃赵尔巽(xùn)不顾，蒋百里做不出来这样的事。最后，赵尔巽(xùn)秘密与蒋百里进行了一番长谈，劝蒋百里赶紧离开东北。临行前，赵尔巽(xùn)还给了他一笔路费。到这里，蒋百里自觉陪伴老上级到了最后，这才放心离开，南下投奔革命派。
做人做事
我们可以将蒋百里看作梁启超的镜子。论及情谊，康有为是梁启超的老师，他二人的关系比赵尔巽和蒋百里的关系重要得多。论及待人不薄，袁世凯让梁启超当财政总长，每个月给3 000块大洋。而在当时，一个普通员工一个月工资才几块大洋。但是梁启超有与康有为、袁世凯翻脸的勇气，不对就是不对，不对就要反对。这样的梁启超受到指摘了吗？人们唯一对他诟病的只有“善变”这一点，有谁说他不道德了吗？ 在这个世界上，活法看似千千万，归根到底只有两种：做人和做事。 做人的人会为自己订立极高的道德标准，时刻提醒自己这样不行、那样不行，妥协尤其不行。就算泡在污泥浊水中，也要出淤泥而不染，保持人格清白。这样的人是道德的化身，承担着社会良心的责任。当人们身处社会乱象中感到迷惘时，他们总能像暗夜里的星光一样为人们指明道路。 做事的人的道德感没有做人的人那么高，对于一些社社会不良现象有一定的容忍度。他们并非没有良心，而是在道德底线之上画出了比较大的活动空间。在这个空间里，他们可以降价、打折、交换、妥协，其唯一目的就是把事情办成。
曾国藩对此的理解就非常透彻。初入官场，他对同僚们行贿受贿的做派极为不齿，决心不同流合污。这时的曾国藩就是个做人的人。然而当他负责一线事务的时候，他才知道成事有多难，需要多少人的协作，需要多少人进行交换、制衡与协调。从那之后，曾大帅融入了官场，也开始受贿了——每次20两，多了不要。从这时起，曾大帅就蜕变成了一个做事的人。 蒋百里这时或许没有心情思考这些。当他放下心理包袱，兴冲冲地跑到上海，准备加入革命派时，却发现那里早已没了他的位置。当初听他的劝去往南方的部下，如今已经在黄兴旗下的陆军部找到了位置，干得风生水起。一些激进的革命派甚至因为蒋百里曾替大清效力，还要处置他。好在有黄兴发话，蒋百里没受什么委屈。然而蒋百里自尊心很强，不愿意求人，只好黯然离开上海。最后他到底还是靠着朋友的帮助，在杭州找了一份参谋工作。这番动荡，才算告一段落。 动荡虽然过去，但发生在蒋百里身上类似的曲折，却一而再再而三地上演。他一生“不得志”的宿命，在此时已经埋下了种子。
Part1 校园的枪声
校长自杀
1913年6月18日清晨，保定军校。 一大早，校长蒋百里就召集全体师生训话。 我初到本校时，曾教导你们，我要你们做的事，你们必须办到。你们希望我做的事，我也必须办到。你们办不到，我要责罚你们。我办不到，我也要责罚我自己。现在看来你们一切都还好，没有对不起我的事。我自己却不能尽校长的责任，是我对不起你们！ 说完，蒋百里拔枪朝自己的胸口开了一枪。 众人这才反应过来，大喊：“校长自杀了！” 蒋百里出任保定军校校长，或许本身就是个误会。 这里的关系有点儿复杂。段祺瑞是跟着袁世凯一起打天下的老部下。袁世凯现在成了最高领袖，他再看老部下就有点儿不放心，打算提拔新人制衡段祺瑞。段祺瑞手上有兵，袁世凯就建个军校培养将军。而袁世凯看中的校长人选，就是蒋百里。 当时蒋百里已经答应蔡锷去云南当民政长。蔡锷是蒋百里的挚交，那时已经是云南的实权派。蒋百里来找段祺瑞辞行。段祺瑞就假惺惺地说民政长是肥缺，而军校是个烂摊子，设施烂、人员烂，面临被裁撤的命运，但袁大总统器重，蒋百里又才干卓著，必然能让军校起死回生，焕然一新。
注解：蒋百里开枪自杀，被勤务兵力阻，子弹由肋骨间穿出，幸未受致命伤。袁世凯听闻后，立即请日本公使馆选派最好的医生前来医治，并将其送往日本继续治疗，最终得以康复。
官场听话
在中国旧官场，听话分三种境界。第一种叫“听风就是雨”。意思是，从字面理解，听到什么就是什么。第二种叫“听出话里有话”。这个级别的话有个特点，就是说话者说出的话和想表达的意思有一定关系，但是并不明确。比如，有个CEO（首席执行官）功成名就，打算卖掉公司，从此走向财务自由，就找朋友问问这样好不好。朋友不明说好或不好，却说“我想起了两个人”。这两个人都是功成名就之后继续创业的，现在的成就已经是过去的十倍甚至百倍了。尽管朋友没明说，但是CEO已经明白了他的意思，朋友是在鼓励他继续去努力获得更大的成就。 顶级的听话是第三种，“听出弦外之音”。这是一门极其深奥的学问。看似夸奖其实贬低，看似贬低其实褒奖；看似鼓励其实劝退，看似劝退其实鼓励；看似在讨论A事，其实在映射B事。没有足够的历练和天赋，实在无法掌握。 段祺瑞是听话的“满级号”，也是说话的“满级号”。他对袁世凯的心思心知肚明，也物色好了自己的军校校长人选。现在他跟蒋百里说这个，就是一种“看似鼓励其实劝退”的做法。然而蒋百里不仅没有这个听话的天赋，也没有这个自觉，他的听话水平还停留在第一级，两人完全不在一个频道。段祺瑞的一番话反而激起了他的血性，他毅然决然地推掉了好友的邀请，接下了军校校长这份挑战。这一下，反而显得段祺瑞弄巧成拙了。这让他恼羞成怒，为后来的“校园枪声”埋下了伏笔。 就这样，蒋百里走马上任，成为保定军校的校长。
走马上任
蒋百里到任后才发现，情况比段祺瑞说得更糟糕。炮兵没炮，骑兵没马，操场上的杂草比人的膝盖还高。学生也无心操练，只知道每日闲逛和出入风月场。 蒋百里决心好好整顿，先从教员开始。大批不干正事儿的被裁撤，换上能干又愿意干的人，军校氛围顿时焕然一新。 但是这样的举措几乎得罪了所有人。 在中国古代，尤其是和平年代，官员的数量总是会急剧膨胀。除了因为管理事务越来越多，更大的原因是促成政权的和平过渡。老皇帝退休后，新皇帝必须启用自己的班底。但是新皇帝不能立刻罢免老皇帝的人，只能保留其福利，请其让出职务。如果此人能量太大，新皇帝还需要做出其他方面的妥协，比如给他升官，给他的子女提供福利保障，等等。这样几任交接下来，政府官员的数量就会出现一个恐怖的数字。当然，每年支出的福利资金更加恐怖。
派系矛盾
这时的保定军校，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不大的一个机构，竟然还分为北洋武备派、北洋速成派、日本士官派、德国派等。蒋百里为日本士官出身，按说应该属于日本士官派，但是他对日本那套看不上眼，曾说“日本的教育和军事，中国最不该学”，此言一出，几乎把日本士官派得罪光了。 蒋百里更欣赏德国的做法。在他看来，德国的官员任免真是清晰干脆，能者上，庸者下。就连“铁血宰相”俾斯麦那样的高官的任免也就是一纸调令的事儿。他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干的。当时有位马术教官极不负责，在他治下的马匹竟然死了三分之一，他却仗着有后台不服管教。蒋百里立刻罢免了他的职务，换上了踏实肯干的人。 蒋百里一心想为中国打造一支现代化的军队，至少要达到德国军队的水平。但是他忽略了一个问题。他看到的德国，是“近代化”的德国。而当时的中国，还是一个没有完全脱离“封建社会”的中国。所有的问题，不可能这么轻易地完成新老划断。 报复很快袭来。占比最多的北洋速成派和日本士官派联合起来，拆蒋百里的台。凡是军校需要的物资，能拖就拖，能扣就扣，能挪用就挪用，总之就是什么也不给他。如果换作一个做事的人，会想出许多办法，比如利益交换，拉一派打一派，或者去找自己的人脉，甚至找袁大总统告状。但蒋百里不行，因为他是做人的人，让他做违背其道德观的事，比杀了他还让他难受。 于是，就有了前面自杀那一幕。
一死了之
蒋百里的血性和骨气赢得了千古赞誉，但是这份刚烈在另一些人眼中却有另一番意味。 在未来的数十年间，他也像当年的孔子一样，游走在各大势力之间。人人都把他捧得很高，却没人愿意对他委以重任。而其身份也永远只是参谋，他自嘲，或许自己就适合当参谋。只有大军阀吴佩孚说出了真相：“蒋某不算汉子。古今英雄，设均一死了之，还能成就什么事业？”
Part2 蔡锷的遗产
蔡锷基业
其实，蒋百里是有机会成为有实权的人物，当上一方大员的。 反袁斗争结束后，蔡锷被任命为四川督军兼省长。这是妥妥的封疆大吏。然而正当蔡锷打算振作有为、造福一方时，他的喉癌却越来越严重。蔡锷对自己的病情不抱希望，知道自己恐怕挺不过这一关。于是他和蒋百里商量，一旦自己有什么不测，全部基业就托付给蒋百里——不光是四川督军和省长这两顶帽子，还有现成的军队，两员心腹大将戴勘和张耀庭也一并托付。在任何时代，这都称得上一份重托。蔡锷相信蒋百里的人品，更相信他的能力。他认为，在蒋百里手中，自己这份基业一定可以发扬光大。
陪伴蔡锷
蔡锷东渡日本治病时是1916年9月。从那时起，蒋百里就全程陪护。可惜到了11月，蔡锷病重不治，一代将星就此陨落。 按照约定，此时蒋百里应该立即入川接手四川事务，但是蒋百里始终忙于蔡锷的后事，根本没有考虑接班的事。 他与蔡锷在日本相识，同在日本著名的陆军士官学校求学，是那一届数一数二的高才生。回到国内，两人都在建设新型军队的事情上呕心沥血。尽管一南一北，却不妨碍两人意气相投。两人原打算反袁斗争结束、恢复和平后一起闯事业，谁能想到蔡锷这么年轻就撒手人寰？蒋百里此刻不愿去想什么基业，只想一心陪伴好友走完最后一程。 直到1917年4月12日，蔡锷的葬礼结束，蒋百里才算放下心中包袱，收拾行囊准备入川。 请注意，这时距离他和蔡锷约定的入川时间已经过去了5个多月。途经长沙时，他被当地的亲朋故友盛情挽留，又多停留了几天。等他终于过了重庆时，却被迎面撞来的噩耗击倒：就在数日前，川军哗变。蔡锷留给他的军队被吞并，两员心腹大将被乱军杀害。此时的四川，已经是“城头变换大王旗”。 蔡锷一生的心血，毁于一旦。
权利真空
后世有人说，这是蒋百里吉人自有天相，如果他不是晚去这几天，恐怕他也死于乱军之中了。不能说这种说法没有道理，但是如果蒋百里能遵守约定，早一点儿入川接手军队，结束四川群龙无首的局面，这一切是不是可以避免呢？ 四川是天府之国，物产丰富，土地肥沃，而且易守难攻，是割据称雄的不二之选。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中，这一幕已经上演了无数次。蔡锷病后，群龙无首的四川在其他军阀眼中就是妥妥的无主肥肉。谁会不眼红？谁会眼巴巴地等着蒋百里回到四川，把一切安顿好了再开战？ 然而蒋百里却恪守传统礼仪，任由四川在权力真空的状态下“裸奔”了近半年，任由两位大将在那里苦苦支撑。
做人通病
这其实是所有追求做人的人的通病。对他们来说，为人处世，道德优先。事做不成顶多是遗憾，但是“人设崩塌”是绝不能容忍的。要求高的甚至可以到达精神洁癖的程度。甚至别人还没张嘴，他就已经在脑补别人会怎么戳他的脊梁骨了。这样的事情发生在蒋百里身上，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
1930年，蒋介石和冯玉祥开启“中原大战”。这里面没什么正义，不过是一场争霸战。其中第五军的指挥官叫唐生智，是蒋百里的学生。蒋介石认为唐生智的指挥水平不不行，想让蒋百里来指挥。在一个“军队国家化”的国家里，最高领袖指派军队将领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可是蒋百里却推脱说，他不能以老师的身份夺学生的军队。 然而，“军队国家化”正是蒋百里一向的主张，怎么这会儿军队又成了唐生智的了？ 不知道蒋介石是不是相信蒋百里的说辞，但他最终还是撤销了委任。蒋百里又失去一次证明自己的机会。
从世俗礼数的角度，我们对蒋百里绝对挑不出毛病：病榻上朝夕相伴，身后事亲力亲为，朋友一天没有入土为安，绝不染指朋友的基业…… 但是就朋友的嘱托来说，蒋百里此举却是弃大义而顾小义。要知道，当初袁世凯仗着兵力优势在国内大杀革命党时，举国上下噤若寒蝉。一些地方军阀不是畏其锋芒，就是保持观望态度。只有蔡锷举起“护国”大旗，以云南一省之力跟袁世凯举国之力死磕，即便是弹尽粮绝时也没有退缩。
在这个万马齐喑的时代，蔡锷就像暗夜中仅存的一点星光，保留着中国军人最后一点儿血性和希望。 为了策应蔡锷，梁启超也曾九死一生，偷偷去广西劝说广西都督陆荣廷。然而如果没有蔡锷拼死苦撑，让陆荣廷看到打赢的希望，陆荣廷又怎么会被梁启超的三言两语说动？ 兵是百战之兵，将是能战之将，土地是富庶的土地，这正是蒋百里梦寐以求的创业基地。蔡锷是蒋百里的挚交，他知道蒋百里的才干，也知道蒋百里的人品，更知道他向来有远大志向和美好愿景，只缺一块用武之地。所以在生命将尽时，他以基业相托。在他看来，放眼全国，唯一值得托付的就是蒋百里了。
但是蒋百里却把这份托付弄丢了，而且是以最无谓、最惨烈的方式弄丢的。 民国初年是大争之世，每一块无主之地都是肥肉，每一块权力真空都是罪过。就在蒋百里为蔡锷的后事奔忙时，四川本土军阀发动了驱逐滇军之战，蔡锷的军队惨遭屠戮。这就是蒋百里入川时看到的那一幕。随即，云南军阀唐继尧打着“护法讨逆”的旗号，率先将手伸向了四川这块无主之地。 这次兵灾并不是终结，而是开始。从那以后，四川这块土地“战祸惨烈，甲于全国”。一直到1933年，刘湘和刘文辉叔侄二人决出胜负，才给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乱画上一个休止符。在长达16年的战乱里，四川共爆发过470多场大大小小的战争，死于战争的军民人数高达数十万。 这一切，是蔡锷希望看到的，还是蒋百里希望看到的？
Part3 错过的五四
欧洲游说
1918年年底，一艘名为“横滨号”的邮轮正行驶在海面上。一个黑瘦的中年人正感慨地指着一处船舱说：“这就是梁某人当年的藏身之处啊！” 说话这人正是梁启超。当初他偷渡越南时，就是躲在“横滨号”的煤仓里。如今，这个船舱已经改成理发室，让人颇感世事沧桑、人生难料。 梁启超和蒋百里此次是按照北京政府的安排，作为“外交二线队”去欧洲游说的。作为“一战”的战胜国，中国当然要争取更多的利益。所以政府在派出以陆征祥、顾维钧为代表的一线队伍的同时，还派出以梁启超为首的“欧洲考察团”，涵盖政治、经济、军事、工业领域的人才。这在当时的中国称得上“梦之队”，每个成员都是当时中国的顶尖人物。 然而游说结果很不理想。国与国之间的较量永远要靠实力说话，万卷法典，不如一卷炸药。 消息传回国内，瞬间点燃了中国人民心中的怒火，五四运动就此爆发，席卷全国，中国革命从此进入一个新阶段。
归国变天
此时的梁启超和蒋百里在做什么呢？他们在欧洲一共游历了一年零三个月，到1920年才回到国内。 游历途中，他们特地去看了几场著名战役的遗址。到处是断壁残垣，满目疮痍，坟墓遍地。许多城市的战争痕迹还未消去，满眼都是流离失所的平民和肢体残缺的退伍军人。看到这些，考察团的每个人心里都沉甸甸的。难道这就是中国的未来吗？大工业革命后的中国，也要变成一台战争机器吗？一番反思之后，两人在回国途中各自开始写书，把沿途所见写下来，警醒国民，不要过分崇拜欧洲文明，而是应该吸取欧洲文明的长处，结合中国传统文化的优势，形成新的文化。 然而当他们回到国内时，却惊讶地发现国内已经变了天。年轻人心中的领袖已经是更年轻的陈独秀了，年轻人爱看的读物也变成了《新青年》。新一代年轻人的思想更激进，态度更坚决。他们看书只能看出“吃人”二字，极端的人连汉字都想废除。
两派精英
于是，中国当时的顶尖精英人群分成了两派，开始了一场旷日持久的论战。一边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一边以梁启超为代表。 这次，蒋百里坚决站在梁启超一边，也站在了“保守”一边。 梁启超主张的警惕欧洲文明有错吗？没错。青年们的想法正确吗？起码不能说是完全正确的，有点儿极端。那么为什么梁启超的主张不得人心呢？因为时机不对。
当时的中国还处在一个农业国转变成工业国的前夕，我们的工业水平与欧洲相比差得太远。想造成欧洲战争那种程度的破坏，中国只怕还没有资格。那时中国最需要的不是规避工业文明的破坏力，而是先能达到欧洲列强的国力，在未来的竞争中做到自保。 一句话：还没到时候。 而梁启超宣扬的理念，就像是对一家不到十人的初创企业说：你要当心，不要染上大企业病。
蒋梁关系
蒋百里在梁启超的阵营中奔走，乐此不疲。一方面是他亲眼见过欧洲的惨烈，另一方面却是因为他和梁启超的关系非同一般。 这里，我们不妨追述一下蒋梁二人的关系，有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蒋百里背着的人情包袱。
当初蒋百里留学日本时是自费生身份。当时的日本军校分为三级：陆军预科学校、陆军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 陆军大学是高级学府，隶属于日本陆军参谋本部，专门培养将、佐级军官和参谋。陆军士官学校是初级学校，培养尉、士级军官。而预科学校则是敲门砖，所有人必须从预科学校毕业，才有资格进入士官学校。 当年，蒋百里在预科学校完成了学业之后，按照流程应该进入士官学校深造。但尴尬的是，就在这期间，沙俄侵略中国，留学生们发起了“拒俄运动”，社会氛围陡然紧张起来。慎重起见，日方收紧了军校生的录取口子，规定只有政府报送的公派生才可以进入军校学习，其他身份恕不接待。蔡锷是名副其实的公派生，自然顺利进入。而蒋百里的自费生身份却成了大麻烦。按照蒋百里一贯的性格，他大概会仰天长叹，然后收拾行囊回家。如果真是这样，蒋百里的后半生将会彻底被改写。
就在蒋百里一筹莫展的时候，梁启超站了出来。要说梁启超的人脉，真是名不虚传，他辗转联络上了早稻田大学的校长，又通过校长的私人关系请士官学校负责人通融，蒋百里这才顺利进入士官学校。因此说是梁启超成就了蒋百里，一点儿也不为过。这番成就之功，比赵尔巽的不知道大了多少。从此蒋百里就跟定了梁启超。
然而，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密切追随梁启超也导致他屡屡错过与时代同步的机会。从那之后，蒋百里彻底成了一个无党派人士。他在各种势力中穿梭，却没人把他当作自己人。
撕裂人生
蒋百里无疑是个天才，但他却一生没有足以匹配才华的建树。这是他本人的悲剧，也是那个时代的悲剧。但归根结底，蒋百里自己要负更大的责任。他的自误，是身处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却强求理想国的秩序。他渴望拥抱新势力，却在旧势力中越陷越深。他希望改造旧势力，却遭到旧势力的一致反扑。他想争取用武之地，却屡屡因为恪守旧道德而丧失机会。 如果用一个词概括蒋百里的人生，那就是撕扯。既想做人，又想做事。既想按照新时代的方式做事，又想按照旧道德做人。
其实，做人和做事，是两种思维方式、两套行事逻辑。要做人，就要给自己设定一个别人无法企及的道德高度，坦然接受他人的敬仰。要做事，也可只做符合自己道德观的、可以独立完成的、不需要太多协作的事。如此度过一生，也算一种境界。反观蒋百里，真正让他留名青史的，其实是他的各种思想。这种著书立说的生活才是真正适合他的。
如果要做事，就不要过于在乎教条式的名节。名节用好了，是人格魅力，是成事的助力；用得不好，就是阻碍，是束缚。放下包袱，积极入世，才是做事的态度，才是成事的态度。 要做事，就必须与人协同。必须承认，人只有在一件事中能找到自己的利益，才会愿意参与协作。然而利益有高下之分。有人是为了心灵满足，比如做慈善；有人是为了回报社会，比如做志愿者；有人为了盈利；有人为了名声；有人为了谈资，将来可以到处显摆。你可以鄙视其中的哪一种人吗？可以将谁排除在外吗？ 都不可以。因为这些都不是“成事”的标准。成事的标准，只在乎此人有没有资格参与。这些资格可以是能力允许，可以是性格合拍，可以是时间充裕，可以是资金雄厚。只有海纳百川，容许更多的人参与，允许他们获得想要的回报，才能获得更多的助力。
照亮世界
蒋百里曾自嘲说：与其说他不得志，不如说他不得时。 巧合的是，他也用颜回的评价自勉：如果是他的水平不够导致不得志，那是他的耻辱。如果他的水平够却不得志，那就是当权者的耻辱！ 或许是蒋百里刻意忽略，孔子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其实并没有得到后世那样崇高的地位。把他推上神坛、成为圣人的，正是他指责为志向不远大的子贡。
在开篇那番对话之后，是子贡出使楚国，说动楚国国君接纳孔子，才让孔子免于饿死。再后来，子贡担任两个国家的相国，经常作为大使出访各国。以至于有许多人认为子贡比孔子还厉害。而子贡则说，他的厉害之处是人们看得见的，他老师的厉害之处是人们看不见的。 孔子逝世之后，子贡更是启动了一系列宣传活动，在列国不停宣讲，终于使得儒家学说成为显学，孔子也才真正成了后世敬仰的“万世师表”。 做人的人照亮世界，做事的人推动世界。
解说视频
蒋百里：做人还是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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