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图社区 《道德情操论》解读
苏格兰经济学家和人文学者亚当·斯密(1723-1790),还有他的著作《道德情操论》。提起亚当·斯密,人们往往首先想到的是《国富论》,但其实,在他那个时代,无论是在英国还是在国外,他都是因为《道德情操论》这本书而广为人知的
编辑于2021-10-14 20:25:52维特根斯坦是当代西方最为重要的哲学家之一,他以其传奇的一生为世人所知晓,又以其独特的哲学为后人所称道。21世纪初,西方哲学界曾对谁是过去100年最为重要的哲学家问题做了一个问卷调查,结果在选出的哲学家中名列前茅的两位,一位是维特根斯坦,另一位是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通常认为,维特根斯坦一生提出过两种截然不同的哲学,而且这两种哲学对后来的西方哲学发展都产生了重要影响,直接导致了当代分析哲学的诞生。分析哲学在20世纪的英美哲学界始终占据主流,并且扩展到了英美之外几乎所有西方国家,也影响到了远在东方的中国。他的前期哲学以《逻辑哲学论》为代表,后期哲学以《哲学研究》为代表。这两本著作都已经成为西方哲学经典,对当代哲学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逻辑哲学论》被公认为经典之作,虽然全书只有不到三万字,但真正读懂这本书却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行政伦理学可以看做是公共行政学的一门分支学科,行政伦理研究是直接指向公共行政实践的。从学科的角度看,行政伦理研究是出于完善公共行政学的学科体系的需要;从公共行政的实践来看,行政伦理的研究则是出于健全行政体系和规范行政行为的需要。因而,行政伦理研究需要回应公共行政实践的要求,需要在公共行政实践的演进逻辑中来规划行政伦理研究的课题和确立行政伦理学发展的方向。
这是一篇关于李辛用药心法的思维导图,主要内容包括:从气机的主要方向来看:上焦多为开;中焦为升降枢纽,所以有“在气”“在血”的不同升降方向的药物;下焦为阖,故以阖收为主,分为“阖精”“阖阴”“阖气”,下焦层次,中焦层次,上焦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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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特根斯坦是当代西方最为重要的哲学家之一,他以其传奇的一生为世人所知晓,又以其独特的哲学为后人所称道。21世纪初,西方哲学界曾对谁是过去100年最为重要的哲学家问题做了一个问卷调查,结果在选出的哲学家中名列前茅的两位,一位是维特根斯坦,另一位是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通常认为,维特根斯坦一生提出过两种截然不同的哲学,而且这两种哲学对后来的西方哲学发展都产生了重要影响,直接导致了当代分析哲学的诞生。分析哲学在20世纪的英美哲学界始终占据主流,并且扩展到了英美之外几乎所有西方国家,也影响到了远在东方的中国。他的前期哲学以《逻辑哲学论》为代表,后期哲学以《哲学研究》为代表。这两本著作都已经成为西方哲学经典,对当代哲学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逻辑哲学论》被公认为经典之作,虽然全书只有不到三万字,但真正读懂这本书却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行政伦理学可以看做是公共行政学的一门分支学科,行政伦理研究是直接指向公共行政实践的。从学科的角度看,行政伦理研究是出于完善公共行政学的学科体系的需要;从公共行政的实践来看,行政伦理的研究则是出于健全行政体系和规范行政行为的需要。因而,行政伦理研究需要回应公共行政实践的要求,需要在公共行政实践的演进逻辑中来规划行政伦理研究的课题和确立行政伦理学发展的方向。
这是一篇关于李辛用药心法的思维导图,主要内容包括:从气机的主要方向来看:上焦多为开;中焦为升降枢纽,所以有“在气”“在血”的不同升降方向的药物;下焦为阖,故以阖收为主,分为“阖精”“阖阴”“阖气”,下焦层次,中焦层次,上焦层次。
《道德情操论》解读
背景
斯密的个人经历
亚当·斯密是苏格兰的哲学家和经济学家,他在1751年,也就是他27岁的时候,就开始在苏格兰格拉斯哥大学担任教授
[英]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1790),经济学家、哲学家、作家
斯密教书非常认真,他是学校的道德哲学教授,开设了很多种不同的课程,比如伦理学、修辞学、法理学(jurisprudence)、政治经济学、治安和税收,甚至还教过“文学写作”(belles-lettres),像这样多面的教授,今天已经很难想象了。
正是斯密在教学的过程中不断修正自己的观点,后来才形成了他在《道德情操论》的主要思想
《道德情操论》这部著作是在1759年的4月出版的,第一版印了1000本,6先令一本。在当时,差不多比一个男仆一个月的收入还要多
平常在学校,斯密除了教书,还要负责一些行政工作,管的是杂务
比如管理图书馆和学校收藏的一些古罗马时代的遗物,给青年发明家安排住宿和实验的地方,其中就有发明蒸汽机的瓦特。一年只有圣诞节才放一天假,学校的工作加上写书的辛苦让他支撑不下去了
就在这个时候,一位公爵聘请斯密给他的儿子当教师,付给了他不错的终身酬金,300英镑一年。要知道,在当时,养家糊口一年才需要40镑,而不到100磅日子就能过得相当舒适,500镑就算是富人了,所以这份工作彻底改变了斯密的生活
他陪这位公子到法国、瑞士游学,也结识了一些法国的启蒙哲人和经济改革人士,一路上积累的知识和思想就成为了他后来写《国富论》(1776)那本书的基本材料
苏格兰启蒙的特点:经济和道德相结合
在苏格兰,启蒙运动的第一个特点是以现实为本,注重对现实世界的观察和分析,崇尚理性、辩论和证据,也就是用靠得住的方法来获取有用的知识,对人们在现实中的行为进行观察、分析和综合,进而形成一般化的理论。他们反对任何不能用事实来证明自己合理性的权威
比如说,你拿一块钱换取别人的东西,这是一种自由的交换,并没有人强迫你,你是自愿的,你信任对方,认为他没有骗你,没有使用不正当的手段占你便宜,所以你买了他的东西。那你为什么会信任他呢?除了你自己的判断,还可能因为你被他说服了。所谓说服,也就是你相信这笔交易是你自己的选择,而不是一个强制的关系。你自己觉得这东西值一块钱,那你就买,不然就不买。
斯密认为,这种经济上的值与不值,可以进而发展出道德上的好与不好,因为它们都和“公正”有关。一个经济上不值的东西,本质上其实是不公正的交易,也就是不道德的。一个好社会必须是公正的,一定少不了人和人之间的“信任”,以及这份信任背后的“道德”。
而这,也就带出了苏格兰启蒙的另一个特点,不仅仅关注物质繁荣,还关注人的道德品质。它关心的问题是,人天生就是自私的吗?人性中本来就有同情和恻隐之心吗?而这些问题同样也是不能主观臆断的,必须通过对周围世界的观察来分析、综合
斯密的道德哲学:中立的旁观者
在斯密的道德哲学里,同情是一个核心的概念
这里的同情,可以大概理解成“同理心”,但不是简单的“将心比心”或者“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是他所说的一种“中立的旁观者”或者是“不偏不倚的旁观者”
斯密认为,中立的旁观就是人在长期的生活中学习到了是非、对错、善恶的区别之后,把这些当成自己道德判断的依据
他说,“我们努力检查自己的行为,就好像是我们想象出来的一个公正的、不偏不倚的旁观者在看这个行为。那么,当他看到这个行为时,会怎么看待我?”
这是在用别人的眼光看待自己,也就是用社会道德的标准在看待你自己。但是,这只适用于一个正派的社会,如果是一个道德堕落的社会,那人们可能就会变得随波逐流,是非善恶不分了
这也是苏格兰启蒙的社会价值所在,它强调的是道德个体和道德社会互相促进的关系,提升个人道德必须和优化社会规范、建立良好秩序的社会同步进行
在斯密那里,人的经济行为和道德行为是自然而然地交织在一起的,不像今天这样,要么“在商言商”,要么“论道不论钱”,经济和道德被人为地隔离开来
斯密把经济行为和道德行为联系起来,但不是用“钱”来联系,而是把这两者都提高到一个关乎“利益”的哲学高度。从这个高度来看,利益是多种多样的,挣钱致富是利益,做官是利益,争当学界大佬是利益,但同时,社会进步也是利益,高尚做人也是利益,追求精神的满足和个人目标的幸福也都是利益
《道德情操论》里的利益不只是关乎金钱的,因为金钱并不是唯一对人有价值的东西,人们还有其他值得珍视的东西,例如,比起金钱,我们可能更希望别人心里的情感和价值和自己相一致。
斯密说,“最让我们愉快的事,莫过于发现他人的感觉和我们自己心里头的感觉相同”。也就是说,当我们注意到他人的情绪和自己一样时,我们会因为那种共鸣而感到心情愉快,所以在斯密看来,朋友和别人的认同要比金钱来的重要
我们为了友谊、名声,宁愿舍弃金钱,其实本质上就是在这两者之间权衡得失,这也是一种关乎利益的经济行为,同时,这种经济行为包含道德的考量和选择,所以也是一种道德行为
正文
道德情操:同情
《道德情操论》这部著作,顾名思义,讨论的是人的“道德情操”,那么,什么是“道德情操”呢?
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封面图,人民文学出版社
斯密原来用的是“moral sentiments”的说法,字面上看是道德情感,但它指的不是人一时的情绪或者感情,而是和行动有关的情感和感受。这是两种不同的同情心
前面那种,是一时的情绪,就是说比如你在路上看到一个乞丐或者需要帮助的残疾人,你心生怜悯,可是只要眼睛一离开,一分钟后立马就忘得干干净净,这不是斯密所说的那种道德情感
斯密讨论的,是那种付出了行动的同情心。比如你看到一个乞丐,你可以选择帮助他,也可以绕道而行,这两种方法都可以让你的良心安稳一点。这种会导向行动的同情心,才是斯密想讨论的重点
也就是说,斯密认为,一个人如果光有一时的同情,但没有行动,那就算不上有道德情感。情感和理性的最大不同就在于,情感比理性更能促成行动,而行动,正是理解斯密道德情操的关键
在《道德情操论》这本书里,第一章就是“论行为的合宜性”,是的,斯密讲的不是情感的合宜性,而是行为的合宜性,不是你对乞丐是同情还是鄙视,而是,你在同情之后,有没有相应的行为
在我们的生活里,如果你看到有人被诬陷,被恶意告发,最终无辜受害,你很同情他,为他的命运感叹不公,但是你并没有伸手帮助他,甚至在别人对你进行利诱和威逼的时候,对他落井下石。那么请问,虽然你对他有同情心,但你是一个有道德情操的人吗?这是一个我们经常不敢问自己的问题。所以说,仅仅是作为一种情绪的同情心和真正的道德情操是不一样的。
同情,是一种人性
这种道德情操的基础,斯密认为,是人和人之间,尤其非亲人之间的那种同情。他在全书的开篇处,开宗明义地说:
“人,不管被认为是多么的自私,在他人性中显然还有一些原理,促使他关心他人的命运,使他人的幸福成为他的幸福必备的条件,尽管除了看到他人幸福他自己也觉得快乐之外,他并不能从他人的幸福中得到任何其他好处。”
“属于这一类的原理,是怜悯或者同情,是当我们看到他人的不幸,或者当我们深刻怀想他人的不幸时,我们所感觉到的那种情绪。我们时常因为看到他人悲伤而自己也觉得悲伤。”
“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根本不需要举出任何实例予以证明。因为这种同情的感觉,就像人性中所有其他原始的感情那样,绝不是只有仁慈的人才感觉得到,虽然他们的这种感觉也许比其他任何人都更为敏锐强烈。即使是最残忍的恶棍,最麻木不仁的匪徒,也不至于完全没有这种感觉”。
换句话说,同情是人的本能,不管你是好人还是恶徒,都是一样的,因为这就是人性
《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的异同
两个斯密?
这本《道德情操论》,在当时有着广泛的影响。在1776年的《国富论》出版之前,就已经出过四版,后来又出了一版。而斯密本人,其实也把这部书看得比《国富论》更重要,去世前修改和扩充的就是这部书。
如果说《道德情操论》的作者是一位道德学家,那么《国富论》的作者就是一位经济学家。虽然都是斯密自己的作品,但是,他在这两部著作里的主要观点在不少人看来,却是有矛盾的,像是两个不同的作者写的。
亚当·斯密《国富论》,华夏出版社
为什么这么说呢?这是因为,《道德情操论》的核心观念是人与人之间的“同情”,这是一种道德观念,但《国富论》的核心观念是自由市场那“看不见的手”,这是和同情道德观念无关的“私利”
他在《国富论》里最有名的一句话就是,“我们每天所需要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
如果说《道德情操论》是利他的,那么《国富论》就是利己的。那么,这两部著作是不是代表了两个不同的斯密呢?
《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的统一之处
其实,我们只要更深层地了解这两部著作的关系,就会发现,这两个斯密是同一个人。接下来,我们就从两个途径来理解斯密思想的统一性
第一个途径是,两本书里都强调的“经济人”概念
斯密在《道德情操论》里论证的“经济人”的出发点,和《国富论》是相同的、一致的,都是从人的利己主义的本性出发的
虽然《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这两部著作,在论述的语气、谈论内容的宽度、目的的制定和着重点上确实有点不同,比如针对如何控制利己主义的行为,《道德情操论》觉得要靠同情心和正义感,而《国富论》则选择相信竞争机制,但是,这两部著作在看待自利行为的动机时,本质上是一致的
比如,斯密在《道德情操论》里这样写,“毫无疑问,每个人生来首先和主要关心自己”,在这里,他把改善自身生活条件看成是“人生的伟大目标”。这种论述在《国富论》中发展成了一句名言,用来表达自利的行为动机,它是这样说的:“生意人为我们提供物品,不是因为爱我们,而是因为对他们自己有利。”
斯密承认有同情很多种行为动机,除了一般出于自私的行为动机,同时,也会有善良的行为动机。善良的动机包括自爱,这也就是《国富论》开头所说的自利,而不是“自私”。对于“自私”,斯密的态度是轻蔑的,他鄙视“自私”和“贪婪”,但是他赞扬“对我们自己个人幸福和利益的关心”,也就是自利。
在斯密生活的那个时代,“道德情操”这个短语是用来说明“人”(被设想为在本能上是自私的动物)的一种特殊能力,也就是可以判断是非、克制私利的能力。 斯密特别要证明的是,具有利己本性的个人(主要是指追逐利润的资本家),可以在市场关系和社会关系中控制自己的自私感情和行为,从而建立一个有着良好秩序的社会的行为规则。而斯密在《国富论》中倡导的那种不违背道德规则的自由市场,前提就是他在《道德情操论》中所说的道德信念,也就是,人能克服自己的自私
第二个理解斯密思想统一性的途径是, “自然自由的制度”,这是斯密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
什么是“自然自由的制度”呢?
斯密说,自然自由是在除去了一切君主(或政府)的限制之后自然形成的简单制度
“一切特惠或者限制的制度,一经完全废除,最明白最单纯的自然自由制度就会树立起来。每一个人,在他不违反正义的法律时,都应听其完全自由,让他采用自己的方法,追求自己的利益,以其劳动及资本和任何其他人或者其他阶级相竞争”。
也就是说,自然自由的制度是真正能够做到自由、平等竞争的制度。但是,它有两个天敌:一个是政府的计划经济,斯密把它叫作自上而下的“规划者”;另一个就是垄断。
这里我们特别说说垄断。 在斯密的经济学里,市场不应该是一个没有道德、可以让商人可以自由自在、为获得利益而不择手段的地方,也就是说,即使在市场上,也不应该只是“在商言商”,市场应该有市场的道德。 斯密在提到商人和制造商的时候经常用到带有道德评判的字词,比如商人为了提高利润,盘剥“贫困和贫乏的人”,他们身上有许多毛病:“哗众取宠和花言巧语”、傲慢的妒嫉、卑鄙的巧取豪夺、卑鄙恶毒的不择手段、狡猾的伎俩(sneaking arts)、自利的鬼祟、自利的虚假。 这些坏生意人为了谋取暴利,总是想垄断市场。另外,当地的商会也排斥外人,不让他们参加自由竞争,这也是一种垄断。还有,政府也经常把专利许给一些公司,让它们为自己服务。斯密猛烈抨击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就是一个最恶劣的例子。 东印度公司存在了将近250年,独霸了整个亚洲的贸易。斯密活着的时候,东印度公司还有自己的陆军和海军,有将近7万人的规模,它统治整个印度,在印度铸造自己的钱币,完全是一个国中之国。 一个公司居然成了一个政府,这绝对是一种垄断。这个公司的官员和管理者个个大发横财,但公司的利润却一直很低。 于是,这个不挣钱的公司成为英国的负资产,它太大了,它一垮就会影响整个英国的经济,所以政府不能让它垮掉,只能贴钱维持这个公司。 为了挽救这个危机重重的东印度公司,英国国会通过了1773年的“茶叶法案”(Tea Act),把对这家公司的茶叶税降得比美洲殖民地的茶税要低,这样它就能用不公正的贸易优势来占领美洲殖民地的市场。 后果怎么样呢?这样的做法引起了波士顿茶党的反抗,他们把东印度公司的茶叶扔进波士顿湾里,成了美国革命的前奏。  英国东印度公司 斯密批评道,像东印度公司这样的贸易完全违反了自由市场贸易的原则,对英国一点好处都没有。英国想用这种贸易手段在美洲赚取财富,结果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完全得不偿失。眼看美洲的战争就要爆发,英国不得不速派数千名士兵前往美洲战场,那又是一场耗资巨大的战争。 斯密在议会听了关于美洲问题的辩论,他甚至亲自参与游说,希望英国政府改变在美洲的政策,和殖民地和平相处,开展自由贸易。 那时候,英国必须维持一支强大的舰队,所以军费是英国政府最大的一项开销。一艘大型军舰配有100尊大炮,造价相当于今天的7千5百万美元,而英国皇家舰队有500艘随时准备参战的军舰,有14万水兵,再加上维护、保养、修理舰船的人员,费用高得难以想象。 斯密是算账的好手,他给政府算了一笔细账,他说,像英国付出了这样庞大的代价,他实在看不出在美洲殖民地可以获得什么利益。但是,斯密的意见并没有被采纳。
《国富论》
1776年,就在美洲战争爆发前的几个月,斯密的《国富论》出版了。这部著作马上受到了很多国家政府的重视,他的经济观点很快传播开来,不仅仅是美国的建国之父们,而且还有很多其他国家的国王、女王、议员、政要也都阅读了这部著作,他们意识到,他们手上拿着的是一幅国家富强的革命蓝图
斯密在《国富论》里说,“无形之手”的市场应该促进整个社会的幸福和利益,而不是让少数人在那里大发横财。而商人阶级的利益经常和公共利益不合,他们为了提高利润,压低工人的工资、见利忘义、投机取巧、唯利是图
斯密愤怒地写道,“商人和制造者,对于高工资提高了物价、导致国内外销路减少的结果,大发牢骚;但是对于他们获得了高利润的恶果,他们却只字不谈。关于自己得了利益而产生的恶果,他们保持沉默,他们只对他人得了利而产生的恶果,大喊大叫”。
斯密自由市场观点的核心其实是自由,而不是市场。但很多人捍卫商业文明,并不是出于爱自由,而是出于爱钱。但在斯密那里,爱自由是首位的,他为爱自由而捍卫资本主义”,不只是商业自由,而且是宗教自由和公民自由
所以,斯密在运用“看不见的手”这个比喻的时候,不是在将市场“去道德化”,而是反过来,强调市场和社会的自由道德价值,他是用道德哲学来写《国富论》的,这就是《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的另一个统一之处。
美国史学家希梅尔法布(Himmelfarb)说,斯密的经济学是“政治兼道德经济学”(political-cum-moral economy)。也就是说,应该要把斯密的政治经济学当作道德经济学来阅读,它的核心价值其实是自由、理性和道德的人。所以,人们感觉到的两个斯密,其实,归根结底还是一个斯密
道德哲学
斯密对穷人的同情
《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的斯密是统一的,这两部著作里都贯穿着他一直以来的价值信念,那就是自由、理性和道德。在他去世前的几年里,他所做的主要工作就是全面修订了《道德情操论》,并且在书的第一篇“论行为的合宜性”里添加了第5节“论可亲与可敬的美德”。
他写道,“人性尽善尽美,就在于多为他人着想而少为自己着想,就在于克制我们的自私心,同时放纵我们的仁慈心;而且只有这样,才能够在人和人之间产生情感上的和谐共鸣,也才有情感的优雅合宜可言”(23)。
在斯密的这段话里,仁慈心的对象,主要指的是穷人。斯密对穷人的同情,不仅包括对贫穷的劳工,还包括一般的生活匮乏者(indigent)。
事实上,斯密所生活的英国已经是世界上最早有全国性、非宗教的公共福利(穷人救济)制度的国家了,在很长的一段时期里,也是世界上唯一有这种制度的国家。斯密赞同这样的制度,但是也批评其中的某些规定。
比如,它有限制穷人迁移的户口规定。斯密认为,这实际上限制了穷人寻找改善生活机会的自由,剥夺了他们和其他英国人平等的自由权利。也正是因为对穷人的同情,他支持按比例制(Proportional Tax)纳税,还有对奢侈品征税,而不是生活必需品征税,这样一来,“富人的懒惰和虚荣也能很容易地为救济穷人做出贡献”。
劳动报酬和社会福祉的关系
斯密也是第一个意识到,提高工人工资对全社会的幸福和利益是有帮助的经济学家。当然,这也是因为他对人类的善良抱有乐观的想法。他觉得,工人配得上高工资,也会用相应的劳动回报给他们的合理报酬。
他写道,“充足的劳动报酬,鼓励普通人民增值,因而鼓励他们勤勉。劳动工资,是对勤勉的奖励。勤勉像人类其他品质一样,越受奖励越发勤奋。丰富的生活资料,使劳动者体力增进,而生活改善和晚年生活富足的愉快希望,让他们更加努力。” “所以,高工资地方的劳动者,总是比低工资地方的劳动者活泼、勤勉和敏捷。例如,英格兰劳动者比苏格兰劳动者强,大都会附近的劳动者比僻远农村的劳动者强。 ”
斯密又说,“充足的劳动报酬,既是财富增加的结果,又是人口增加的原因。对充足的劳动报酬发出怨言,就是对最大公共繁荣的必然结果和原因发出悲叹”。
斯密倡导的不但是自由经济,而且是共同繁荣的进步自由经济。在这个经济制度中,提高穷苦工人工资是国富的结果和标志。不能做到这一点的国家财富不能说是是真正的国富,因为它对“最大的公共繁荣”并没有帮助。
和社会正义分不开的同情
在斯密那里,对穷人的同情还和社会正义联系在一起。他写道,“(一个人)单单缺乏财富,或者只不过是贫穷,不会引来多少同情”。
如果一个穷人抱怨、发牢骚,只会让人看不起,而不是同情。他还写道,“我们瞧不起乞丐,虽然他死皮赖脸的哀求也许可以从我们这里敲诈到一些施舍,但他很少是我们真正怜悯的对象”。所以说,只有当穷人是社会非正义的受害者时,我们才会对他给予真正的、有意义的怜悯(171)。
斯密对穷人的态度其实反映了苏格兰启蒙的一个重要特色,那就是,苏格兰启蒙的道德哲学家们重视“同情”“仁慈”“怜悯”和“同伴之情”,他们把这些道德意识或者道德情操看成是良序社会的伦理基础,而在这一层面广泛而充分的讨论,就形成了18世纪英伦启蒙的哲学和道德话语特色。
苏格兰启蒙:“德性社会学”
18世纪的苏格兰启蒙、法国启蒙和美国启蒙,虽然都是启蒙,但各有不同。
美国历史学家格特鲁德·希梅尔法布在在她的书《现代化之路》(The Roads to Modernity)里面,说明了这三种启蒙的不同,她特意把苏格兰启蒙叫作“德性社会学”(the sociology of virtue),和法国启蒙的“理性意识形态”(the ideology of reason)、美国启蒙的“自由政治”(the politics of liberty)区别开来。
希梅尔法布说,“不列颠的道德哲学家们更应该说是社会学家,而不是哲学家;因为他们关心的是人和社会的关系;他们关注一个健康和人道的社会应该以怎样的社会德行来做基础”。
“德性社会学”的基本信念是,社会是一种自然发展的秩序,启蒙是为了对同情、宽容、公民社会、自由市场、文明政体等等社会秩序的人性条件、经济制度和政治因素有更好的、理性的认识,只有这个基础才能保证社会政策和集体行动能更有效地达成社会良序和优化的目标
在《道德情操论》里,斯密把是人就不能没有的“同情”,变成了一种哲学原理,并且用这个原理来解释一切道德情操产生的根源
比如正义、仁慈、克己等等,也用它来说明道德评价的性质、原则,还有各种美德的特征,并且对各种道德哲学学说进行了介绍和评价,最终揭示出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发展的基础,和人的行为应该遵循的一般道德准则
之前我们提到过,“同情”,大概可以理解成“同理心”,这也是人们经常会联想到的。但是在这里,有必要再说明一下“同理心”和“同情”的关系。 我们一般会认为,同理心是能够将心比心,替别人设身处地地考虑,从别人的处境来看问题,而同情心一般是指怜悯和恻隐的感情。 但是,在苏格兰启蒙那里,同情有着特殊的含义,比如亚当·斯密就把同情扩展成了、自己和别人共同拥有的情感,是看到别人有某种情感,就能“设想在一样的情况下我们自己会有什么感觉”,而淡化了同情里面的怜悯和恻隐。 同情是人性中的一种原始情感,在《道德情操论》里,斯密说,同情,“绝不是只有仁慈的人才感觉得到,虽然他们的这种感觉也许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加敏锐、更加强烈,就算是最残忍的恶棍、最麻木不仁的匪徒,也不至于完全没有感觉”。
扭曲的同情
同情一定是好的吗?
人们一般理解的同情,只是一种人际交往价值,它和苏格兰道德思考的同情比起来,不仅太简单化,太狭隘,还太理想化、浪漫化了。
一般来说,大多数人都会欣赏同情里的仁慈、慈爱和慷慨,但是,对于提高社会的品质,这些并不是必需的。最低程度的社会要求是“正义”,也就是要清楚而牢固地知道,不按规则办事,随意伤害他人,会受到大家的责备,是要受到惩罚的。
斯密说,“行为的功和过,或者说,行为应该得到奖赏,还是应该受到惩罚,全在于引发行为的情感所想产生的、或者倾向产生的这个后果,它在性质上是有益的,还是有害的”。
但从同情或者同理心引发出来的行为,从后果上来看,未必就是正义的
人们一般理解的同理心,往往把“关爱”“亲密”当成了一种想当然的善,而忽视了关爱和亲密也常常被用来伤害、控制和操纵他人,成为一种不正义的手段。这种伤害和操控,通常是在非常亲密或者过分亲密的身体和情感关系中发生的
距离产生理性
就像奥威尔在《1984》中写的那样,想要从精神和情感上控制一个人,就先和他建立“亲密无间”的关系
乔治·奥威尔《1984》封面图,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苏格兰道德学家们在倡导同情的同时,也提出,在情感关系上,有时候需要保持距离。他们当然没有使用过电话或者手机,但是他们在情感距离的认识上,很能说明,为什么许多人在有了手机之后,感觉到了不用每件事都需要当面交谈的方便和舒适
斯密认为,就是因为我们的同情并不完美,更因为我们知道它不完美,并且重视这样的不完美,而不想无视和回避它,我们才特别需要对自己的行为做一个“中立的旁观者”
如果一个人和发生的事情关系很密切,他的情绪就会非常强烈,这会扭曲他的判断,也会让他在和别人交流情感的时候夸大其词、失去掌控。要判断某种情感或者行为是否合适,就需要和发生的事情保持距离
在斯密那里,情感和理性必须结合在一起,他既不提倡纯粹的理性主义,也不赞同简单的情感至上,所以,他的理论是合情也合理的,对自私的人性和正义制度都有着深入的认识。这种对于同情的深刻认识,既影响了他的同代人,也对后世产生了有益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