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图社区 国家身份、战略文化和安全利益关于中国与国际社会关系的三个假设
秦亚青《权力·制度·文化》 简略提纲版 详细版,国家身份、战略文化和安全利益关于中国与国际社会关系的三个假设,该图不得用作商业用途,违者必究。
编辑于2023-09-15 16:02:21 内蒙古自治区国家身份、战略文化和安全利益|关于中国与国际社会关系的三个假设
中国与国际社会以及其他国际社会成员之间关系的变化过程
1.中国经历着对国家身份的再定义
2.中国经历着对战略文化的再建构
3.中国经历着对安全利益的再思考
1.国家身份的再定义
国家身份:一个国家相对于国际社会的位置。具体而言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主权国家与主导国际社会的认同程度
认同程度
正向认同:国家对主导国际社会持认可态度
零向认同:国家对国际社会既不认可也不反对,对国际社会中的活动和事务采取一种游离态度
逆向认同:一个国家对国际社会持反对态度,认为自己是非社会成员,或称体系外国家,基本不参与国际社会中的活动和事务,并认为这类活动和事务对自己产生的负面意义大于正面意义
国家类别
根据这种身份定义,世界上的国家相对国际社会而言可以大致分为三类
现状性国家
与主导国际社会具有正向认同的国家;希望维护国际社会的基本现状
在三个层次上与国际社会认同/三个等级的认同
第一等级
强制性认同
国家受到强烈的外力胁迫,在自己不情愿的情况下与国际社会认同。这种情况往往发生在一个霸权体系之内,强烈的外力来自霸权国
第二等级
利益认同
国家为了自己的利益与国际社会认同,自我利益的驱动使国家产生加入国际社会的动机并希望维护国际社会的基本秩序安排
在制度霸权体系或者制度化的国际社会中容易产生第二等级认同
第三等级
观念性认同
国家与国际社会的融合,涉及身份、文化和合法性等因素
是既无需外力强制,也不用利益驱动的认同,是对国际社会制度和规范内化的结果
游离性国家:与国际社会具有零向认同的国家;根据自己的好恶取舍
革命性国家:与国际社会具有负向认同的国家;希望改变国际社会基本现状
中国国家身份假设:中国国家身份经历着再定义的过程,从一个革命性国家向现状性国家转化。这一转化过程从70S年代初中国加入联合国开始,改革开放初期明显加快,现在已经处于正向认同区域之内
国家对国际社会的态度和行为是基于国家身份的,不同身份的国家会有着不同的观念和因之产生的政策;同一个国家,如果其身份发生了具有意义的变化,它的国际社会的观念和政策也会因之而产生变化。国家的身份是一个相对稳定的因素,但却不是静止不变的常量。环境的变化、社会进程的发展、互动频数的增减都会导致身份在一定程度的变化。这些变化经过行为体在实践互动中的反馈,就会使行为体对原先的身份进行反思、修正或改变。这不一定说行为体原先的身份定位是谬误的,但是变化的政治文化环境可能会使行为体认识到修正或改变后的身份更适应变化后的环境
中国身份定位的变化
1949建国之后到1971年加入联合国之前基本上是一个国际社会体系之外的国家,在1971年加入联合国之后的整个70年代,虽然置身于这个国际组织之中,但是中国真正参与的程度相当有限,这反映在中国参加国际制度方面
至1999年中国共加入220个国际公约,1949-1979年间只加入34个,而1979年后则加入了186个
中国相对于国际社会的身份在70S末80S初中国国内政治进程发生根本性转变的时候,也呈现了根本性转变的迹象
总趋势上
70S之前,中国自我身份定位是一个具有比较明显革命性的体制外国家
80S之前具有一定游离性
80S之后表现出明显的体系内负责任大国的特征
中国国家身份调整的三个层面
1.国家经济利益。中国把国民经济发展作为首要任务,并且把外交工作的重点置于维持有利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国际环境方面,所以,从国家直接利益的角度,中国需要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的国际秩序和国际社会。实际上,这些年中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国际社会的开放和自由贸易,得益于中国的市场经济政策 。经济利益将中国与世界经济联系在一起,使中国与国际社会产生了高度的利益认同
2.中国开始全方位地参与国际社会内的活动,包括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方面。中国从全方位地参与国际社会内的活动,包括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方面。中国从加入34个国际公约到加入220个,不仅表现了一种参与量的剧增,也表明了认同程度的巨大提高。并且,这种参与不仅可以获得现实的国家利益,而且也包含着一个中国和国际制度互动的进程,在这种互动过程中,中国不断通过认知、学习和反馈,更加了解了国际规范,中国的行为也更多地受到国际规范的约束,即使在对于自己没有现实利益的方面也会比以往更加主义遵守国际制度的原则和维护自身的国际声誉。参与的活动越多,中国就越成为国际社会和国际制度中的一个重要成员
3.对国际社会和国际制度的参与加大了中国对国际社会和国际制度的认同程度。战后半个世纪中国和国际社会关系的发展表示,中国正在由一个体系外的大国转变为一个在国际社会内发挥重要作用的国家,成为一个维护世界和区域秩序的现状性国家,维护国际社会和所在区域的稳定已经成为中国国际战略的重要任务。因此,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共同发展被确定为中国外交的宗旨
从以上三个层面看,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身份已经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从一个国际社会之外的政治革命性大国转变为维护国际社会稳定的经济发展中国家。从目前的发展态势来看,新的国家身份的定位仍在形成和巩固过程之中,如果不出现安全领域的意外事件,新的身份特征会得以继续加强。这种国家身份的变化直接影响到中国对国际社会、战争、冲突等一系列涉及国家安全问题的认知,也是中国外交战略新思维的基点和依托
2.战略文化的再建构
战略文化
一整套宏观战略观念系统,这套系统的基本内容被国家决策人所认同,并据此建立起一个国家长期的战略选择取向。战略文化包含一套统合的符号系统,帮助确立军事力量在国家间政治关系中的作用和有效性的概念,建立了主导性战略偏好。战略文化包括对战略环境秩序的基本估计,确立国家决策者对国际冲突及其解决方式的理解,有其涉及对武力的认识。战略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战略选择
在行为层面上,战略文化影响到国家安全政策的制定和安全战略的实施
战略文化类型
冲突型战略文化:认为战争是人类事务中不可避免和不必避免的现象、冲突具有必然的零和性质、暴力可以有效保护自我利益和消除安全威胁
合作型战略文化
三种认识
为了使战略文化的概念可操作化,我们将其进一步定义为三种认识:对战争的认识,对冲突的认识和对暴力功效的认识
对战争的认识
怎样认识战争在人类事务中的作用,即认为冲突是否必为零和性质
对冲突的认识
对暴力功效的认识
怎样认识使用暴力所产生的结果,即暴力是否可以有效地保护自我安全和控制国际事件的结果
中国战略文化的假设:中国的主导战略文化经历着再建构的过程,从一种较多地属于冲突型的战略文化向较多地属于合作型的战略文化的方向转化
3.对安全利益的再思考
共同安全:个人安全、社会安全、国家安全、国际安全、区域安全、世界安全
国家综合安全:包括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科技等
传统安全观:国家安全、政治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
安全
国家层次:基于国家生存和发展的,也就是说涉及国家是否受到外来威胁以及这种威胁的严重程度
国际政治范畴:以国际环境为基本依据
国家安全:主权国家在无政府国际环境中对自身生存的需求,其核心部分包括政治安全、军事安全和经济安全
政治安全:国家主权的确立,即代表国家的政府及其制度不受外来因素的威胁,并在国际社会和国内社会具有公认的法理地位
军事安全:国家领土的完整,即国家领土或领土主体不受外来军事力量的威胁
经济安全:国家经济利益的实现,即国家经济发展有着良好的外部环境,不受外来负面影响的干扰和破坏
中国安全观念的演化阶段
中国安全利益的假设:中国正在经历着对安全利益再思考的过程,从高度关注政治安全和军事安全到加强对经济安全的重视;从高度关注核心安全利益到加强对非核心、非传统安全的重视
第一阶段 1949-1969
1949新中国成立到1969苏联入侵珍宝岛和尼克松出任美国总统
中国的安全考虑集中在核心安全范畴内的高位政治领域:政治军事安全并重,经济安全处于十分次要的位置,其他领域的安全则基本上处于决策者视线之外
第二阶段 1969-1982
1969珍宝岛战役——1982中共十二大宣言不与任何大国结盟的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
对安全的认知仍然集中在核心安全范畴,但军事安全成为中国国家安全的中心,政治安全威胁感相对减弱
第三阶段 1982-1996
1982中共十二大——1996
中国的安全观念仍然集中在核心安全领域,但开始从核心安全范畴中高位政治方面向地位政治方面转移,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性开始明显上升,政治安全和军事安全的地位相对下降
初步提出新安全观
第四阶段 1996至今
1996中国初步提出新安全观到现在
在经济安全继续受到重视的同时,非传统安全开始关注。中国的安全观从纵横坐标的核心圈向外延伸,在横坐标上,其它安全,如环境安全,受到更大的重视;在纵坐标上,国际安全、区域安全等也受到更大的重视。可以说,以合作安全和相互安全为核心的新安全观是第三代领导人的新的安全思维
新安全观
(1)新安全观主张综合安全,即不仅包含传统的军事安全,而且包含经济、科技、环境等诸多方面,经济安全尤其重要,非传统安全得到重视
(2)新安全观强调的是合作安全和共同安全,不片面追求一国的绝对安全,只有加强与他国的合作,才能获得共同安全
(3)安全的威胁来自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4)达成安全的方法是相互信任、合作对话
4.结语:一国的身份定位与国际社会的正向认同程度越高,合作型战略文化的特征越是明显,安全利益的重点越向经济安全和合作安全方面偏移,这个国家与国际社会的基本互动关系也就越可能呈现良性的合作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