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图社区 社交媒体、自媒体学习笔记
关于社交媒体、自媒体的学习笔记,包括社交媒体基本概念以及反转新闻、假新闻、谣言、后真相。美国学者安东尼·梅菲尔德在其介绍社会化媒体的著作《什么是社会化媒体》中将社会化媒体定义为一种给予用户极大参与空间的新型在线媒体。社会化媒体本质上是由以下几个元素构建的:参与、公开、交流、对话、社区化、连通性。
编辑于2024-07-26 13:24:58关于新传的考研笔记,包括一些理论知识和一些案例、术语等等。知识点系统且全面,有助于学习者快速定位到关键信息,减少在海量资料中搜索的时间,提高学习效率,可以作为复习的参考资料,帮助学习者在考试前快速回顾和巩固所学知识。
关于国际传播、对外传播的笔记。中国多姿多彩的地方文化对全球网民的巨大吸引力;强化国际传播意识,在情感市场的蓝海空间主动作为;制度优势、组织优势、人力优势转化为传播优势,开创官方、精英、民间多层次话语圈同频共振、复调传播的新局面。
关于新技术、智能传播的笔记,包括5G、弹幕、区块链、人工智能、算法、信息茧房、智能机器人、智能媒介伦理等等的相关理论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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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媒体
社交媒体与虚假新闻
信息危机
是一个较之虚假新闻和造谣的虚假信息更广泛的范畴,是系统性的,这个系统性危机带来了一系列现象,包括错误信息、虚假信息和不良信息。信息危机带来了传统媒体“元新闻”式的道德恐慌。
元新闻
媒体界对前互联时代形成的相对稳定的新闻专业性的传承 ,包括 服务宗旨、价值判断、生产规范、产品标准、行为逻辑和职业伦理。“元新闻” 区别于数字技术时代非传统、专业性,也因此使“元新闻”工作者具备优越性和批判数字技术时代信息危机的文化权。
信息道德恐慌
科恩1972年发表《民间恶魔与道德恐慌》一书,首次在学术上对“道德恐慌”进行了系统分析。道德恐慌的发生过程为:某些事物、状况、个人或群体被凸显出来,并被视为对社会价值和利益的一种威胁;而这些对象会被大众媒介以一种刻板印象化的方式呈现出来,导致公众关切迅速高涨和意见领袖与官方的强力反应,最终造成某种政策措施或社会意识的变化 。而如今各种错误信息、虚假信息、不良信息泛滥,特别是CNN,FOX等西方媒体对中国的不实报道,最终会导致社会的“信息道德恐慌”
适用:国际传播、信息疫情
社交媒体的基本概念
社交媒体的概念
美国学者安东尼·梅菲尔德在其介绍社会化媒体的著作《什么是社会化媒体》中将社会化媒体定义为一种给予用户极大参与空间的新型在线媒体。社会化媒体本质上是由以下几个元素构建的:参与、公开、交流、对话、社区化、连通性
社会化媒体的特点
传受结构的变化(UGC,传受一体化);反馈的便捷性;传播内容个性化、细分化;传播模式发生变化,从一对多到多对多;应用的碎片化、场景化;促使话语权发生了转移,去中心化。
波斯特“网络交往”的特点
引入了游戏身份的新的可能性
消除了性别提示,使人际交往无性别之差
动摇了业已存在的各种等级关系,并根据以前与它们不相干的标准重新确立了交往等级关系
分散了主体,使其在时间和空间上脱离
使人们有了新的自我展示的空间,也有了寻找社会归属的新可能
社交媒体的核心要素
社会化媒体的基本单元——人
社会化媒体的纽带一关系
线上与线下;强与弱;直接与间接
社会化媒体的核心产物一内容
海量化、碎片化、多元化
社会化媒体传播的主要动力——分享
社会化媒体的不同偏向
“社交偏向”与“媒体偏向”
社会化媒体同时兼有社交与媒体的双重属性
“以人为节点”与“以内容为节点”
社会化媒体与传统门户网站有两个区别。其一,门户网站的内容是一种简单的消费对象,而社会化媒体中的内容是人的社会关系发展的润滑剂与推助力;其二,门户网站之中的内容关联是超链接所带来的机械关联,而社会化媒体中的内容关联是由用户穿针引线形成的意义关联
“差序平台”与“平权平台”
去中心化与再中心化
“封闭结构”与“开放结构”
封闭结构发展为开放结构是一种趋势
社会化媒体推动的互联网变革
连接通道与连接结构的多样性
社会化媒体对人们关系的聚合与拓展的能力在不断增强;扩张了人们的关系,又拉近了人们的距离,“小世界理论”在社会化媒体中得到验证与发展
基于连接的聚变与裂变
社会化媒体的关系连接,以及大规模网络的形成,带来了个体间的能量“聚变”:丰富的信息与知识、多元的认识视角以及多种观点的碰撞,使群体间在某些方面可以变得更为智慧、更为强大;同时也是信息的裂变过程
基于分布式内容生产和消费
分布式内容生产的实现机制:“全民投票”式的信息碎片化筛选机制、“自组织”式的信息碎片优化机制、专业媒体碎片整合机制
分布式内容消费的实现机制:用户端的消费机制特点就是以个人门户为中心、以社会关系为信息传播渠道,来完成信息的获取与消费
社区与经营的相互嵌入
社会化媒体平台同时也成为商业平台。在《网络利益》一书中,哈格尔三世与阿姆斯特朗总结了作为一种经营平台网络的五个基本特征
关于成员的独特中心;内容与交流的聚合;强调由成员生产内容;选择竞争的卖主;商业动机明确的虚拟社会组织
技术可供性
“可供性”这个概念,来自美国心理学家詹姆斯·吉布森,指人在特定场所行动的可能性,存在于人与环境之间经由人的感知所形成的特定关系,现多被应用于探讨信息技术对具有特定感知和技能的行动者而言所具备的行动之可能。 新媒体的可供性由三部分:信息生产的可供性(production affordances)、社交可供性(social affordances)和移动可供性(mobile affordances,即在时空点上的自由度)。各类媒介平台或应用形式都能够根据这三种可供性的维度予以区分;相对而言,在三种可供性上的水平越高的媒体,往往就是越“新”的媒体。更“新”的媒体也将具有更加开放、更具解放性(或去约束)的力量。
社交媒体的场域分析
场域理论
场域理论是由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迪厄提出,指的是一种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社会空间,相对独立既是不同场域相互区别的标志,也是不同场域得以存在的依据。场域中包括惯习和资本两个概念。惯习指的是人的持久性的倾向,影响因素包括其初级群体,社会网络以及受教育程度等。资本指的是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
政治场:人们对公共领域的渴望
公共领域由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及其结构转型》详细阐述,指是介于国家和市场之间的人们理性开展政治讨论的场域。社会化媒体具有开放性、互动性和参与性,符合公共领域的基本要素;但群体极化、网络暴力,意识形态不断介入使社会化媒体再次封建化
经济场:自媒体和广告商的必争之地
曼纽尔喀斯特:企业家的文化基础是把技术诀窍和企业愿景转化成财富的能力。强关系为主的社会化媒体:利用社交关系进行有效的口碑营销;弱关系社会化媒体:广告式传播;基于用户生产内容的社会化媒体成为自媒体发展的主战场。
文化场:狂欢!狂欢!一直狂欢!
“狂欢化”这一文化美学及诗学命题,是前苏联最重要的思想家和文论家之一的巴赫金提出的。指一切狂欢节式的庆贺、仪式、形式在文学体裁中的转化与渗透。社会化媒体的用户生产内容并利用社会网络进行分享的形式极大的促进了整个文化场的“狂欢化”。eg:网络亚文化
社会场:我们进行着“重新部落化”
可用于社交媒体对人际交往的影响
社会网络的扩张
虚拟社区的发展
麦克卢汉认为人类社会发展经历了一个“部落化-脱部落化-重新部落化”的过程。社会化媒体的社区化发展趋势就是在经历了“脱部落化-阶段后的重新部落化:以“趣缘“为基础的虚拟社区转变
社会化媒体为弱势、边缘群体提供了联接的空间,是自我表露建构自我身份认同和群体认同的重要途径;是网络政治、文化参与的重要体现,也是网络营销的新战场。
社会资本的增加和分化
帕特南:社会资本是指社会成员之间的信任、规范和网络,他们可以通过促进合作行动而提高社会效率。公民参与网络能够促进社会信任。社会化媒体促进了社会资本的增加,并在信息传递、社会动员、社会监督以及民意表达过程中实现了信息资源和能量的聚合。
社会化媒体也使得这种社会资本发生了两极分化,数字鸿沟
技术场:促进了“黑科技”的发展
保罗莱文森:当技术走下神坛,才能发挥巨大的威力
媒介场:深度推动“媒介融合”
传统媒体的受众和广告商向互联网端的迁移,必须与社会化媒体进行深度融合。首先:与社会化媒体形成联动,重视 UGC 信息来源以及新的信息分发模式
社交媒体答题元框架
兴起原因
社会环境
技术、经济、文化……
受众需求
使用与满足、阅读习惯、群体影响……
自身特点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比如短视频:进入门槛低、信息生产自由、内容娱乐化、传播便捷化、立体化……
宏观——中观——微观
积极/消极影响
受众
用户粘性、体验、内容生产、发声渠道、关系……
媒介
即时性、丰富性、媒介融合、语态变革……
社会
传媒市场/生态、社会解压阀……
框架1:宏观——中观——微观
传播主体
众声喧哗
传播内容
低俗化、同质化、侵犯版权、劣币驱逐良币
传播受众
单向度的人、媒介依赖、隐私泄露、品味区隔、数字鸿沟
传播平台
商业化、盈利模式不成熟、恶性竞争
框架2:5w(具体到新闻领域更好用)
反转新闻、假新闻、后真相
假新闻
假新闻的四次浪潮
19世纪末的黄色新闻
20世纪初的“爵士新闻”
指20世纪20年代爵士乐兴起后的美国文化背景下出现的新闻事业。其特点是对权威和传统的蔑视和对奇异怪诞的追求。采取小报风格,广泛使用摄影技术。代表报刊是:《纽约每日新闻报》《每日写真报》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新新闻”时代
政治生态化和社交媒体兴盛助推的第四次浪潮
问题
通过技术手段遏制假新闻在社交平台上泛滥只是第一步,如何重建在假新闻浪潮中受损的公信力进而使新闻业重新成为凝聚社会共识的力量
可以放在结尾!
媒体透明度
提升媒体透明度是切入点
“透明度”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当时美国新闻业受到“爵士新闻”的假新闻浪潮的冲击。追求透明度要求新闻机构建立全面和一致的规则和机制来验证信息的准确性,并且以通俗易懂的方式来呈现这些规则和机制。从实质上看,这些规则和机制旨在通过新闻生产流程的透明化来保障内容的准确性和客观性。
提升透明度,不仅要求专业媒体规范的方式采编新闻,而且要求媒体尽可能公开与新闻报道相关的素材——包括信源观点以及相关主题的背景材料,让公众参与到新闻生产当中
Eg:《华盛顿邮报》的集成出版平台(Are)、“嵌入式卡片”、“互联网档案”开发的“电视新闻档案”
后真相
后真相的基本概念
定义
诉诸情感和个人信念较诉诸客观事实更能影响舆论情况
注意中西方语境的不同,中国:post fact,大众传媒在新媒介环境下出现话语危机;西方:post truth,民主政治的技术基础在新的媒介环境下遭遇了怀疑和挑战
基本特征
用情绪化的表达建构事实
事实让位于情绪、理性让位于偏见、客观让位于主观
舆论表达中的群体极化
去中心化、去权威性狂欢的集体非理性
对事实真相挖掘的浅层化
深度报道、深度调查的缺失
(好像和非虚构写作也能联系,联想真题)
社交媒体的狂欢
舆论表达中的民粹主义倾向
产生原因
赋权个体信息生产效能
加上个人认知的有限性和社会救济手段的无效性,无法突围
西方政治竞选的媒介化和公关化
社交媒体取代专业媒体
弱把关、弱审查、情绪化、浅层化、任意性
虚拟空间中的信任危机
无条件的信任和强迫性的不信任,社交网络的“信任异化”
算法推荐技术的弊端
媒介素养低下,缺乏动机
媒体做法
重塑新闻媒体的角色
加大核查力度,做好把关人角色
从核查客观事实→协助理解现实(解释性报道、建设性新闻、深度报道等)
发挥媒体的专业主义优势
厘清不同媒介形态间的关系
社交媒体是替补性力量,而非主导性力量
用新技术手段实现自我赋权
提升大众的媒介素养
“后真相”背景下,媒体遭遇公信力的危机
传媒业开始了市场化取向的转变。受商业利益的驱使,致一定时期市场化媒体低俗报道和假新闻泛滥
表现
虚假新闻泛滥于新媒体
媒介信任异化,反转新闻习以为常
大众对于信任对象的错位。传统媒体的权威性被消解,受众转将信任寄托于媒介制造的“情感”。
如何重塑媒介公信力
坚守新闻专业主义
应对传媒商业化、市场化过程中的传播失范、假新闻禁而不绝等问题,浙江大学吴飞老师提出“新闻专业主义2.0”的概念——"未来的新闻专业主义,不再是一种行业精神,而是所有参与新闻传播活动的个体普遍要遵守的交往信条和基本精神”
传统媒体
媒体内部维护采编部门以“专业主义”为依据的新闻价值判断
扮演好“把关人”的角色,要对良莠不齐的信息进行筛选和过滤
尽力还原事实真相,力争呈现事件全貌;在事实模糊的情况下,不急于发表带有倾向性的言论,要平等对待所有涉事方,为被质疑和批评的对象提供回应的渠道
自媒体
加大对两微一端运营管理的力度,对其准入门槛予以适当提高,进一步提升自媒体人的综合素质与专业素养
重视自媒体意见领袖的作用,致力于培养一批有舆论话语权的自媒体大v、知名博主,借助意见领袖的专业知识,发挥自媒体即时互动性的优势,对事件的细节进行披露,引导舆论由二元对立向多元化的健康方向发展,促使公众深入思考,理性看待事件
对事实反复核查
事实查验表现了职业力量一如既往地制约和监督权力、维护政治体制、关照公共利益。作为媒介,可以借助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或者利用机器算法,对信息进行深入调研和筛选,在技术层面上对虚假新闻进行进一步选择与研判,做好后真相时代的“把关人”
提升大众媒介素养
培养受众理性看待媒介信息的能力;帮助公众重塑真相概念,不断让更多的事实真相补位,坚守新闻专业主义,以重塑公众对媒介的信任,以构建良性而健康的媒介环境
思维链条:前因(技术、社会化媒体造成语境坍塌、突发性公共事件如疫情、危机)→呈现出后真相的状态→出现信任异化/信任危机/信任赤字(媒体信任的降低:新闻倦怠;政府信任的降低:治理难题)→解决的核心(后真相的突破点):媒体—专业主义,真相补位;政府—及时新闻发布、政务信息透明、搭建反馈渠道;个人—媒介素养
网络谣言
概念及产生
概念:非官方、故意编造、“虚假信息”。在有关新型肺炎的问题上,编造、散布,或组织、指使他人散布虚假信息造成社会秩序混乱的,属法律严格禁止的对象。
特点
难以追根溯源、传播速度极快、目的性、越重要越传播、非正规渠道
产生原因
转型期社会矛盾频发
虚假信息起源于个体认知能力的局限
虚假信息起源于信息公开的不及时、不透明
信息公开是预防信息疫情最好的疫苗。面对重大突发性公共事件,整个社会的信息公开方式、效率和种类,直接决定公众对相关信息的了解程度和对疫情危险的感知,进而影响到整体疫情防控的走向
虚假信息起源于特殊的自媒体环境
深度阐释原因
谣言公式:事件的重要性、信息的模糊性、公众判断力
技术的便捷性,匿名去中心去门槛
法制滞后
商业因素的推动
转播机制
奥尔波特·波斯特曼 《谣言心理学》
谣言公式:R=IxA
发展:R=IxA/C
I是重要性,A是模糊性,C是民众的批判力即受众媒介素养
辟谣的常用做法
如何看待“谣言止于智者”“谣言止于法律”“谣言止于信息公开?” 1. 谣言止于智者,公众的判断力/媒介素养 问题:民众素养不高 2. 谣言止于公开:从信息论角度强调信息不对称是谣言的根源,不对称就是“熵” 问题:信息不便公开,成本高,无中生有没得公开 3. 谣言止于法律:社会规范的作用 马克思指出:”法律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属性的上层建筑,起作用在于指引、评价、教育、预测、强制“
建立预警机制,动态跟踪情况,及时公开信息,依法惩治造谣者,加大受众媒介素养教育,加强网络空间法治化建设,强化媒体品台把关角色,发挥网络舆论自我澄清机制
网络谣言产生的社会影响
造成恐慌与焦虑,影响国家政治稳定
降低政府信息的可信度,带来社会公信力危机
突发公共事件中的谣言
特点
突发公共事件中的谣言与突发事件本身息息相关
形成期、高潮期和衰退期;内容寄生、心理寄生和路径寄生
突发公共事件中的谣言在其传播内容、传播影响因素、泛滥原因等传播机制上呈现新特点
民众判断力不足、媒体报道不到位、政府信息公布滞后等内生性、外生性因素共同推动着谣言进一步扩散
会对社会结构和社会功能造成影响。突发性事件中的谣言往往具有更大的破坏性
疫情中网络谣言传播的原因/特点
主流媒体发声迟缓,因不能满足民众的信息需求而滋生谣言
伴随技术手段的演进,谣言以视频或图片的形式“再造事实”
群圈化传播成为一个主要的信息流动模式
专家解读被移花接木,网络谣言被冠以虚假权威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谣言治理启示
构建政府部门、专家团队、主流媒体一体的全媒体信息发布体系
政府主动公开;专家团队科普答疑;主流媒体将民众所需疫情信息、民众舆论热点通过全媒体方式呈现。弥补相互之间的“信息缺陷”
完善国家部门与地方政府疫情发布的信息衔接。
国务院新闻办、国家疾控中心、国家卫健委等相关部门、地方政府联合统一发布
建立良性互动机制,重视理解与把握网络情绪,积极与网民“对话”
从管理组织到共建积极对话生态主体,将自身作为生态系统中的一份子,通过媒体平台了解公众关切和舆论动向、发布信息、引导舆论;最终促进政务信息发布“对话”模式常态化,政府部门与网络舆情生态中的各个主体共生共存,消解网络谣言在网民中的影响力
采取积极的网络谣言抑制与对冲组合策略
完善法律、主动澄清、及时公开、动态追踪、事实核查……
由底线管理转向信息治理,搭建官方、媒体、专家等一体的辟谣平台
eg:腾讯较真、微博辟谣、微信辟谣小程序、丁香医生等多个辟谣平台
通过整合民间现有辟谣平台资源、技术能力,升级技术覆盖能力,建立国家层面的官方辟谣平台,提高辟谣信息发布的可信度与权威性
“后真相”时代的网络谣言
后真相时代的情绪化传播
后真相谣言与社会心态
社会抗议、焦虑、紧张,“反权力”特质
后真相谣言的治理问题
多个权威,第三方机构形成联动
谣言产生的土壤
去更宏观的社会语境:社会信任机制、二元结构、政策资源分配
误讯
概念辨析:误讯、谬讯与假新闻
“假新闻”这一概念已被泛政治化,成为党派政治用于相互攻讦和不同群体之间暴发的“文化战争”的标签语
误讯的基本特征
“误讯”所承载的内容本身是不准确的,或至少是不完整的、模糊的
传播“误讯”的主体不具有误导公众的意图
谬讯
“谬讯”的内容不一定是虚假的和错误的信息。在某些“谬讯”也可能是准确的、完整的、真实的信息,但它一定是在特定情境下有意散布的具有误导性的信息;带有更为浓厚的政治色彩,往往与选举等政治活动联系在一起
误讯、谬讯的成因
社交平台的普及是造成“误讯”和“谬讯”产生和扩散的根本原因
互联网和社交媒体主导的传播生态中,“语境坍塌”效应增大了人们判断某一信息是否为“误讯”或“谬讯”的难度:没有面对面交流的语境作为判断标准;没有语境把关机制
“误讯”和“谬讯”相互印证,带有政治意图,加剧社群和种族分裂
对社会边缘人群和弱势群体的长期忽视
造成“误讯”和“谬讯”广泛传播的成因和动因并不相同
人类认知心理机制是加剧“误讯”传播的动因,有意回避与自己固有认知不同的信息,避免认知失调
eg:欧美很少戴口罩,更倾向于接受“口罩无助于防范病毒”这样的“误讯”
“谬讯”主要依靠外部势力的刻意推动;国家之间的外交冲突使 “谬讯”大行其道
治理策略
在事实层面存在明显错误的“误讯”,通过专业机构的事实核查和科学家、医生等专业人士的权威发布,去伪存真、正本清源
eg:谷歌推出了线上警报和建立“谣言粉碎机“(mythbuster)的网页链接;脸书和推特删除特朗普的“误讯”帖子
对信息本身包含部分真实或者真伪难辨、同时具有强 烈政治动机的“谬讯”,互联网公司选择封号、禁言等更为严厉的处置措施
具有一定争议
国家之间的合作和国际组织的有效参与
eg:世卫组织与各国展开合作,在主要社交平台上建立权威信息连接,多种语言呈现
从改革整个信息传播机制入手
eg: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开展的关于“误讯”的系列研究项目:“信息失序实验室”(Information Disorder Lab),通过建立信息数据库,监测不同类型信息的互动和传播情况。定期发布报告,公布对虚假信息传播规律相关研究的最新进展
主流新闻媒体承担更大的责任,改革新闻采编流程,更多关注在传统新闻报道中常常被忽视的社会弱势群体和少数族裔社区
补信息管理的短板
eg:2019 年欧洲议会选举中实施的“交叉核查”(CrossCheck)项目和英国大选中实施的“初稿”(First Draft)项目都对“深度造假”的视觉信息和以图像与短视频为主的“迷因”(meme)进行了有效核查
总结:在当下日益复杂的信息传播环境下,对虚假信息进行更为精准化和细分化的治理才是遏制“信息病毒”扩散蔓延的有效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