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图社区 反脆弱
反脆弱:在不确定中野蛮生长 本书揭示脆弱性本质厌恶波动的事物终将崩溃,而反脆弱体却能从中获益从古希腊神话到现代经济,塔勒布以锋利逻辑拆解脆弱系统(如官僚主义、预测谬误),赞美自然、创业等自适应体系核心章节剖析医疗干预的隐性伤害、时间对脆弱性的放大作用,以及"牺牲他人选择性"的伦理困境通过苏格拉底式辩论与街头智慧(胖子托尼),本书教会读者像九头蛇一样利用冲击,而非成为被随机性压垮的达摩克利斯。
编辑于2025-12-14 23:13:42"会讲故事的人掌控世界!"本书揭示故事思维的终极力量:从6个必学故事模板(第1章)到真实经历如何赋予故事灵魂(第12章),系统拆解故事的心理影响力(第5章)与实用技巧(第4章)作者以亲身经历证明,对抗说教的秘密武器是真实视角(原文锚点),并通过聆听(第8章)、日常训练(第10章)将故事转化为商业与领导力工具致谢章节特别致敬启蒙者,重申"所有影响力都始于一个好故事"的核心主张。
企业生命周期管理实战指南 本书系统解析企业从孕育到衰退的全过程:孕育期奠基、婴儿期生存挑战、学步期快速成长,直至壮年期的巅峰与衰退期的危机通过PAEI模型、权变方法等工具,结合真实案例(如青春期转型困境、贵族期重生成功案例),揭示组织行为规律与诊疗方案,帮助企业家预测问题、优化路径,避免官僚化陷阱,实现可持续增长附录A的深度案例分析将理论落地,验证方法论的有效性与复杂性。
"想掌握行业竞争的核心方法论?这份指南为你系统拆解从分析到行动的全流程!内容涵盖行业结构化分析、竞争对手评估、不同发展阶段(新兴/成熟/衰退)的应对策略,以及全球化、垂直一体化等关键战略附录特别提供实用工具:行业数据搜集技巧、业务组合分析方法及产能扩张评估框架,助你快速定位核心数据并建立分析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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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脆弱
前言/引言
关于本书
摘录: 发现反脆弱性这一想法的过程也是非线性的。反脆弱性的定义从一定程度上是从脆弱性的明确定义中推导出来的。反脆弱性的事物喜欢波动性等,也喜欢时间。事实上,非线性能够帮我们做出有效的和有用的判断:一切做出非线性反应的事物在某个随机性压力下要么是脆弱的,要么是反脆弱性的。与波动性相关的职业有两类。第一类包括学者、报道作家与评论员,他们研究未来事件;第二类是实践者,他们不研究未来事件,但是会尝试了解事物对波动性的反应。
阐述反脆弱性概念的推导过程及其与非线性、时间的关系。
脆弱性可定义为不喜欢波动性(及随机性、不确定性、压力、时间等)的事物。反脆弱性则喜欢这些。非线性反应是关键判断依据。
区分研究波动性的两类人:预测未来事件的学者/评论员,以及了解事物对波动性反应的实践者。后者更自然地领会到,衡量脆弱性比预测事件更容易。
定义“广义的混乱家庭”成员,包括不确定性、变化性、时间、随机性、压力、错误等。反脆弱性系统从所有这些事物中获益,脆弱系统则受损。
时间在功能上与波动性相类似:时间越长,发生的事件就越多。如果你对小错误具有反脆弱性,那么时间会带来最终令你受益的错误。这就是经验。
本书是作者核心工作的集大成者,与其之前著作(如《黑天鹅》)构成一个关注不确定性、随机性及如何在不透明下决策的系列文集。
本书更像是主体,而《黑天鹅》如同备注或附录。《黑天鹅》是为了说服我们看到问题,而本书的起点是承认我们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可以直接讨论实践问题。
本章原文锚点: 风会熄灭蜡烛,却能使火越烧越旺。对随机性、不确定性和混沌也是一样:你要利用它们,而不是躲避它们。有些事情能从冲击中受益,当暴露在波动性、随机性、混乱和压力、风险和不确定性下时,它们反而能茁壮成长和壮大。不过,尽管这一现象无处不在,我们还是没有一个词能够用来形容脆弱性的对立面。所以,不妨叫它反脆弱性(antifragile)吧。反脆弱性超越了复原力或强韧性。复原力能让事物抵抗冲击,保持原状;反脆弱性则让事物变得更好。
如何爱上风
摘录: 风会熄灭蜡烛,却能使火越烧越旺。对随机性、不确定性和混沌也是一样:你要利用它们,而不是躲避它们。你要成为火,渴望得到风的吹拂。这总结了我对随机性和不确定性的明确态度。我们不只是希望从不确定性中存活下来,或仅仅是战胜不确定性。除了从不确定性中存活下来,我们更希望像罗马斯多葛学派的某一分支,拥有最后的决定权。我们的使命是驯化、主宰,甚至征服那些看不见的、不透明的和难以解释的事物。
作者开篇以比喻阐明核心态度:不应逃避随机性和不确定性,而应主动利用它们来获得成长和主导权。
反脆弱性
摘录: 有些事情能从冲击中受益,当暴露在波动性、随机性、混乱和压力、风险和不确定性下时,它们反而能茁壮成长和壮大。不过,尽管这一现象无处不在,我们还是没有一个词能够用来形容脆弱性的对立面。所以,不妨叫它反脆弱性(antifragile)吧。反脆弱性超越了复原力或强韧性。复原力能让事物抵抗冲击,保持原状;反脆弱性则让事物变得更好。
正式定义“反脆弱性”概念,并区分其与“复原力”或“强韧性”的关键不同。
反脆弱性具有与时俱进事物的特质,如进化、文化、技术创新等。它决定了有机体(如人体)与机械体(如订书机)之间的区别。
反脆弱性偏好随机性、不确定性和某一类错误,能帮助我们应对未知。
作者宁愿做愚钝但具有反脆弱性的人,也不做极其聪明但脆弱的人。经济系统、身体、营养、心灵及某些金融合约都具有反脆弱性。
反脆弱性与脆弱性是同一波谱上的不同波段,理解前者有助于理解后者。
正如不减少疾病就无法改善健康,不减少损失就无法增加财富。
非预测性
摘录: 掌握反脆弱性的机制后,我们就可以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商业、政治、医学和整个生活中做出非预测性决策。弄清楚什么是脆弱的,比预测对其造成伤害的某个事件是否会发生要容易得多,脆弱性是可以衡量的,但风险却是无法衡量的。我们几乎总能使用一个简单的不对称测试来检测反脆弱性和脆弱性:从随机事件(或一定冲击)中获得的有利结果大于不利结果的就是反脆弱的,反之则是脆弱的。
提出基于反脆弱性的“非预测性决策”方法,认为衡量脆弱性比预测风险事件更可行、更可靠。
这为“黑天鹅”问题提供了解决方案,因为我们原本就不可能计算出重要的罕见事件的风险,也无法预测其何时会发生。但事物对波动性所致危害的敏感性是可观察的。
剥夺反脆弱性
摘录: 如果反脆弱性是所有幸存下来的自然(和复杂)系统的特征,那么剥夺这些系统的波动性、随机性和压力源反而会伤害它们。它们将会变弱、死亡或崩溃。我们一直在通过压制随机性和波动性来削弱经济、我们的健康、政治生活、教育,甚至几乎所有的东西……现代的结构化社会大多正以自上而下的政策和机制伤害着我们:它们的所作所为实际上侵犯了系统的反脆弱性。这是现代化的悲剧,正如极为焦虑、过度保护子女的父母。
压制波动性和压力源会伤害具有反脆弱性的自然或复杂系统。
正如在床上躺一个月会导致肌肉萎缩。那些试图帮助我们的人(如过度保护的父母、自上而下的政策)往往会对我们造成最大的伤害。
自下而上的事物在适量的压力和混乱下能够蓬勃发展,而发现或创新的过程取决于自由探索和积极的冒险。
发现(或创新,或技术进步)的过程本身就取决于能增进反脆弱性的自由探索和积极的冒险,而非正规的教育。
以牺牲他人的利益为代价获利
摘录: 社会最大的脆弱性制造者和最大的危机制造者,正是那些置身事外,不承担后果的人。一些人以牺牲他人利益为代价实现反脆弱性,也就是说,他们从波动性、变化和混乱中实现有利结果(或获得收益),而将他人暴露于损失或伤害的不利因素下。历史上从未有过如此多的非冒险者,也就是施加重大控制力而个人却不承担风险的人。他们忘记了一条最主要的道德法则:你不应该为了获得反脆弱性,而牺牲别人的脆弱。
揭示了一类隐蔽的不对称性:一些人通过将脆弱性转移给他人,从而从波动中获取自身利益。
在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这些“危及他人的重大风险”很容易被隐瞒。如今出现了反面“英雄”:政府官员、银行家等,他们不承担真正的损失,不受问责制约束,却让公民为其埋单。
“黑天鹅”问题的解决方案
摘录: “黑天鹅”事件是造成广泛、严重后果的,不可预知的、不定期发生的大规模事件。现实生活远比我们记忆中的生活更加错综复杂——我们的头脑倾向于将历史以更平稳和更线性的状态呈现出来,这导致我们低估了随机性。当你寻求秩序,你得到的不过是表面的秩序;而当你拥抱随机性,你却能把握秩序、掌控局面。复杂系统内部充满着难以察觉的相互依赖关系和非线性反应。
阐述“黑天鹅”事件的特点及其被低估的原因,指出对秩序的过度追求反而会引发“黑天鹅”事件。
人们存在可预测性错觉和线性思维倾向,导致低估随机性。逃避恐惧和对秩序的渴求,会打乱事物的隐性逻辑,结果导致“黑天鹅”事件的发生,且几乎得不到任何收益。
复杂系统的非线性特性使得简单因果关系失效,人为增加的复杂性使事情更不可预测。
“非线性”指反应并非初始效果的两倍,而是一条曲线。现代技术性知识增加,但由于人为因素和设计复杂性削弱了强韧性,“黑天鹅”的影响在增加。我们还患上“新事物狂热症”,建立了面对“黑天鹅”时极其脆弱的系统。
罕见事件的发生概率根本不可计算,且事件越罕见,模型误差越大,但预测者却显得越有信心。
我们对百年一遇洪水的了解远低于5年一遇的洪灾,其模型的误差在涉及小概率事件时会成倍增长。
大自然是管理“黑天鹅”事件的高手,反脆弱性是其解决方案。技术是反脆弱性的结果,源于冒险者的自由探索和反复试错。
大自然几十亿年来成功演变进化,无须自上而下的指令。技术是由工程师和能工巧匠发明的,但历史却是由学者撰写的。
(某些)事物的可预测性
摘录: 脆弱性是相当容易衡量的,但风险却很难衡量,尤其是与罕见事件相关的风险。我无意讨论风险(这涉及预测,又很局限),我主张使用脆弱性的概念,它不带有预测性,并且与风险不同,它是一个有趣的词,可以描述一个与其完全相反的不受局限的概念:反脆弱性。衡量反脆弱性有一个类似炼金石的方法或一个简化的规则,它使我们能够跨领域地识别反脆弱性。
重申脆弱性可衡量而风险(尤其是罕见事件风险)不可靠衡量的观点,主张使用“脆弱性/反脆弱性”框架而非“风险”框架。
你可以判断祖母比你对温度变化更脆弱,军事独裁国家比瑞士在政变时更脆弱,银行在危机中比其他部门更脆弱。这些判断不依赖于对事件发生概率的预测。
脆弱推手
摘录: 我们的想法是,不要去干扰我们不明白的事情。但是,有些人的主张却恰好相反。脆弱推手属于那些通常西装革履的人;他们默认看不到的东西就是不存在的,或者他不理解的东西就是不存在的。从根本上说,他往往将未知的一切误认为不存在。脆弱推手往往陷入苏联–哈佛派谬见,即(不科学地)高估科学知识的能量。正是因为这些脆弱推手的存在,现代文化对生活中神秘的、难以解释的事物越来越倾向于选择无视的态度。
定义“脆弱推手”这类人,他们无视未知和不可解释的事物,并倾向于过度干预。
他们陷入“苏联–哈佛派谬见”,高估科学知识的能量,是“天真的理性主义者”。他们否认尼采所称的“酒神式思维”,或胖子托尼所称的“骗局”。
脆弱推手会促使你卷入各类人为的事情,这些事利益小而可见,副作用严重却不可见。
医学界的脆弱推手会否认人体自愈能力而过度干预;政策脆弱推手把经济误当作需要修理的洗衣机;金融界脆弱推手使用破坏银行系统的“风险”模型。
政治话语缺乏“反脆弱性”概念,只着眼于“复原力”,从而遏制了成长和发展机制。
社会的发展得益于甘愿冒险、承担失误后果的人,而非政策制定者或局限性的复原力概念。
简单的地方更复杂
摘录: 与人们的观点相反,一个复杂的系统并不需要复杂的管理机制和法规,以及错综复杂的政策。事实上,越简单越好。复杂机制会导致意想不到的连锁反应。由于缺乏透明度,干预会导致不可预测的后果,接着是对结果中“不可预测”的方面致歉,然后再度出手干预来纠正衍生影响,结果又派生出一系列“不可预测”的反应,每一个都比前一个更糟糕。少即是多,而且通常更有效。
复杂系统需要简单的管理,而非复杂的机制。复杂干预会导致不可预测的连锁反应和恶性循环。
作者建议制定极少量的技巧、指令和禁令,来说明如何生活在一个我们并不明白的世界里,并制定一个路线图以修正人造系统,让一切顺其自然地发展。
简单难以达到,需要努力理顺思维。启发法(经验法则)是有效的简化工具,但使用者必须知道其不完美。
史蒂夫·乔布斯认识到:“你必须努力理顺你的思维,才能使其简单明了。”启发法的主要优点是,使用者知道它们是不完美的,只是权宜之计。
没有胆量,就没有信念
摘录: 为符合实践者的精神,本书的写作规则如下:我对我所说的全部负责。本书的每一句话都是我用自己的职业知识写就的,我只写了我做过的事情,我建议他人承担或规避的风险也是我一直承担或规避的风险。如果我错了,那么首先受到伤害的便是我自己。这条标准可以作为一种筛选方式,并且是唯一的筛选方式。如果我对主题不感兴趣,不足以让我出于自己的好奇心或自己的目的独立进行图书查阅,以前也从没有这样做过,那么我就根本不应该写它。
阐明本书的写作伦理:作者对其所言负全部个人责任,观点基于个人职业经验和真实承担的风险。
作者在《黑天鹅》中已对银行体系脆弱性提出警告并打赌它会崩溃。个人经验是观点真实性和真诚性的背书,不受过滤式选择影响。
重振“信念承诺”这一哲学概念,要求摈弃空头支票,秉持信念并愿意为其承担个人风险。
提出第一条伦理原则:如果你看到欺诈而不揭露欺诈,那么你就是同谋。对邪恶行为宽容无异于纵容。
作者有义务揭露“脆弱推手”进行的系统“套利”或脆弱性转移。许多作家私下说的与公开写的不一样,作者有义务在文字中剖析这种行为。尽管率先揭露需要成本,但这不足以成为拖延的借口。
消除僵化
摘录: 我有义务让自己经受科学程序的检验,只是因为我要求别人也做到这一点。当我阅读医学或其他科学的实证声明时,我希望这些声明能够先经过同行审查机制。另外,逻辑性陈述,或由数学推理支持的观点,则不需要经过这样的审查。但为了真实性,也为了避免追逐名利,我禁止自己出版这些注释以外的任何东西。商业是自然的、有趣的、惊险的、生动的;而目前专业化的学术则与这些沾不上边儿。
提出第二条伦理原则:作者有义务让自己(的实证声明)经受科学程序的检验,但仅限于此,以避免追逐名利。
对比商业生活与学术生涯,认为前者激发人的优秀品质,是通向宽容的门;后者则充满琐碎的执着、嫉妒和僵化的竞争。
在商业中,新问题每天取代旧问题;而在学术界(尤其是社会科学),学者们生活在冰冷的仇恨和积怨中,形成没完没了的竞争氛围。商务(特别是小商业)是通向宽容的门,胜过理性化举措。
组织结构
摘录: 本书由7卷组成。我希望称它们为“卷”,而非“章节”或“部分”。“卷”对我来说不是加长版的杂志文章,能给予读者一种阅读体验。本书与教科书的写法截然相反——它混合了自传式的反思、比喻,还有更多的哲学和科学调查。我用我的整个灵魂和我在冒险业务中获得的所有经验来写概率的问题。
解释本书分为7卷而非章节的原因,强调每卷都探讨核心观点在不同领域的应用,且采用混合自传、比喻和调查的个人文集形式。
本书顺序:第一卷介绍反脆弱性;第二卷讨论现代化对反脆弱性的否定;第三卷介绍非预测性世界观;第四卷探讨可选择性;第五卷分析非线性;第六卷阐述否定法;第七卷讨论伦理问题。
本书分为三个层面:文学/哲学表述;图表和技术性讨论;以及更详细论据的技术性论文和笔记。
三元结构,或根据三个特性绘制世界万物的分布图
摘录: 现在,经过一定的努力后,我们的目标是用一根线索将读者脑中看似割裂的元素联系起来。怎么串联呢?我们可以先看看事物如何被划归为3大类,就是我所说的三元结构。三元结构根据特征将事物分为三类:脆弱类、强韧类、反脆弱类。回想一下,脆弱的事物喜欢安宁的环境,而反脆弱的事物则从混乱中成长,强韧的事物并不太在意环境。
提出“三元结构”作为贯穿全书、串联各类概念的核心分析框架,将事物分为脆弱类、强韧类、反脆弱类。
在特定主题下,任务是将事物划归三元结构中的某一类,并思考如何改善其情况。例如:中央集权制国家属脆弱类;城邦制国家属反脆弱类。错误在脆弱类中是罕见且严重的;在反脆弱类中是微小、良性且富含信息的。
三元结构的分类是相对的,且反脆弱性一般以某个压力水平为限。反脆弱性并不总是我们想要的,因为其成本可能极高。
技术工人比小企业更具反脆弱性,摇滚明星比技术工人更具反脆弱性。对肌体的打击以一定程度为限。反脆弱性可能是针对特定情况的,例如一个拳击手可能身体强韧但感情脆弱。
以表格形式展示“核心三元结构”在各领域的应用示例。
表格示例包括:神话(达摩克利斯之剑/凤凰/九头蛇怪)、错误(厌恶错误/错误是信息/喜欢错误)、政治体系(集权制国家/城邦制国家)、思维方式(现代/中世纪/古代)、伦理(未涉及“切身利害”/“切身利害”/涉及“切身利害”)等。
第1章: 达摩克利斯之剑和九头蛇怪
本章核心:本章通过对比“脆弱”的概念,首次提出并定义了“反脆弱性”这一核心思想。反脆弱性不仅指在冲击中不受损(强韧),更指能从冲击、压力、混乱和不确定性中获益。作者通过神话隐喻(达摩克利斯之剑、凤凰、九头蛇怪)、历史案例(贝鲁特重建)和生理现象(米特拉达梯式解毒法、毒物兴奋效应)来阐释这一概念,并指出由于语言和思维的局限,这一普遍存在的特性长期未被正式命名和理解。
本章原文锚点:易碎的反义词是在最糟的情况下还能安然无恙。我们之所以将此类包裹冠以“反脆弱性”之名,是因为《牛津英语词典》中找不到一个简单的非复合词来描述“脆弱”或“易碎”的对立面。可以说,我们生活中的一半事物——非常有趣的一半事物——都还没有被妥善命名。
生活中的一半事物未被命名
摘录: 设想一下,你到邮局去给远在中西伯利亚的表兄邮寄一箱香槟酒作为礼物。为避免包裹在运输途中受损,你通常会打上“易碎”或“小心轻放”的(红字)钢印。那么我问你,你是否思考过“易碎”的反义词是什么?从逻辑上说,与“易碎”包裹截然相反的包裹上应该标注“请乱扔乱放”或者“无须小心”的字样。总而言之,对“易碎”的包裹来说,最好的情况就是安然无恙;对“牢固”的包裹来说,安然无恙是最好的,也是底线的结果。因此,易碎的反义词是在最糟的情况下还能安然无恙。
通过邮寄包裹的比喻,论证“脆弱”的真正反义词不是“强韧”或“牢固”,而是能从混乱和压力中受益的特性。
作者指出,强韧的物品只是不会损坏,但也不会变得更牢固。而理想的反义词包裹,其内容物“不但不会受损,还会从颠簸和各类撞击中受益”。
由于现有语言中缺乏一个词来准确描述“脆弱”的对立面,作者创造了“反脆弱性”这个新词。
作者查阅了《牛津英语词典》和多种语言(现代语、古语、口语),发现都没有一个简单的非复合词来描述这一概念,人们通常将其与“强韧”、“坚固”等词混为一谈。
请砍我的头
摘录: 有一则流传于罗马的古希腊神话,说的是西西里岛的暴君狄俄尼索斯二世命令阿谀奉承的朝臣达摩克利斯参加奢华的宴会,但在他的头上悬着一把剑——剑是用马尾上的一根毛悬于房梁之上的。达摩克利斯是脆弱的——那把宝剑当头落下只不过是时间问题。在希腊神话中,九头蛇怪是一种住在阿尔戈斯附近勒拿湖中的生物,长着数不清的头。每次有一个头被砍,就会重新长出两个头来,其危害可想而知。九头蛇怪就是反脆弱性的代表。
用达摩克利斯之剑的神话隐喻代表权力和成功带来的脆弱性。
达摩克利斯之剑象征着“无声的、无情的、突如其来的”危险,会在长时间的平静后突然降临。它代表了“成功(成长)的成本”或“过分辉煌的一个不可避免的惩罚”。当大型机构(如享用盛宴的宾客)崩溃时,还会带来“连带损害”,危及社会。
用凤凰和九头蛇怪的神话隐喻代表超越强韧、能从伤害中获益或变得更强的反脆弱性。
凤凰能从灰烬中重生。作者以家乡贝鲁特为例,它在历史上被摧毁并重建了至少7次,每次重建后都“比以往更美了”。九头蛇怪被砍掉一个头会长出两个头,是“反脆弱性的代表”。作者指出,为了对抗成功带来的脆弱性,需要“更高的强韧性,甚至更高的反脆弱性”,需要成为凤凰或九头蛇怪。
命名的必要性
摘录: 我们知道的事情其实比我们认为的要多,比我们能说清楚的要更多。在《通过语言的玻璃》一书中,语言学家盖伊·多伊彻表示,许多原始族群虽然并非色盲,却只能用语言表达两三种颜色。但是,在一个简单的测试中,他们却可以成功地将绳子与相应的颜色匹配。他们能够识别组成彩虹的各种色彩之间的差异,但他们却没有相应的词汇来表达这些色彩。
论证人类在行动和直觉上能感知反脆弱性,但思维和语言体系却忽略了它,这类似于“文化色盲”现象。
引用语言学家盖伊·多伊彻的研究:许多原始族群语言中色彩词汇有限,但能实际区分更多颜色。古希腊文献中(如荷马史诗)也缺少“蓝色”一词,用“酒暗色的大海”来描述。英国前首相威廉·格莱斯顿在19世纪50年代研究荷马时最早发现了这一现象。
指出格莱斯顿的远见不仅在于学术发现,也体现在对财政政策的理解上,这与社会脆弱性相关。
格莱斯顿认识到“伊利亚特”源自真实故事(当时特洛伊城尚未被发现)。更重要的是,他坚持平衡财政预算的观点,而“财政赤字已被证明是社会和经济系统脆弱性的主要来源”。
反脆弱性的原型
摘录: 传说小亚细亚本都国王米特拉达梯四世在其父被暗杀后被迫东躲西藏,期间由于持续用药而摄入了尚不致命的有毒物质,随着剂量逐渐加大,竟练成了百毒不侵之身。这种对毒药免疫的方法被称为米特拉达梯式解毒法。现在考虑这样一种情况,摄取一定剂量的有毒物质使你变得更为强壮,即在强韧性的基础上更进一步。药理学家创造的一个词——毒物兴奋效应——说的就是小剂量的有害物质实际上会有利于机体健康,起到药物的治疗作用。
介绍“米特拉达梯式解毒法”作为反脆弱性的初级概念,即通过持续接受小剂量有害物质来产生免疫力。
米特拉达梯四世通过持续摄入微量毒药练就百毒不侵之身。罗马时期流行此法,尼禄皇帝的母亲阿格里皮娜也曾使用以防范儿子下毒(但最终死于刀剑)。这暗示“强韧化的道路常始于一点点的伤害”。
介绍“毒物兴奋效应”作为更接近反脆弱性的概念,即小剂量有害物质不仅使机体产生耐受,更能使其变得更强壮。
德国毒物学家雨果·舒尔兹在1888年发现小剂量毒药能刺激酵母发酵。有观点认为,植物中的微量毒素可能刺激人体机能发展。限制卡路里摄入可能通过激发肌体反应带来健康益处。“毒物兴奋效应才是常态,缺乏毒物兴奋效应则对我们有害。”
指出毒物兴奋效应与顺势疗法有本质区别,并强调其有充分的科学证据支持。
毒物兴奋效应在20世纪30年代后因被错误归类为顺势疗法而受冷落。作者澄清两者机制不同:顺势疗法依赖高度稀释介质,缺乏实证;毒物兴奋效应则有充分科学证据。
领域独立就是领域依赖
摘录: 系统可能需要一些压力和刺激,人们可能会在某一个领域中体会到这一观点,但在其他领域却全然忽略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思维的领域依赖性,所谓“领域”就是某一类别的活动。不知道为什么,人类总是无法脱离他们通常熟悉的环境来理解事物。
提出“领域依赖性”概念,指人们难以将在一个领域(如医疗)理解的观点,迁移到其他领域(如社会、经济)去应用。
例证一:同一位医生可能建议运动“增强体质”(利用压力),却又为小感染开抗生素(消除压力)。例证二:人们反对政府控制汽车、报纸价格,却接受美联储控制利率(另一种商品价格)。例证三:人们学习新语言时,难以将已掌握概念直接迁移。
领域依赖性导致我们即使在反脆弱性很明显的地方也视而不见,例如很少将成功、经济增长或创新理解为对压力的过度补偿。
作者认为,克服领域依赖性障碍是获得智慧和理性的开始。
第2章: 随处可见的过度补偿和过度反应
本章核心:本章深入探讨了反脆弱性的核心机制——过度补偿和过度反应。通过大量跨领域的例子(心理学、生理学、创新、信息传播、政治等),作者论证了系统(包括人体、思想、社会运动)在受到压力、挫折或攻击时,不仅会恢复,常常会变得比之前更强大、更有活力。这种过度反应是冗余的一种形式,是投资而不仅仅是保险。同时,信息的反脆弱性表现为,试图压制或批评信息反而会使其传播更广、影响力更大。
本章原文锚点: 对挫折的过度反应所释放出来的多余能量成就了创新!过度补偿机制往往隐藏在最不可能的地方。层层冗余正是自然生态系统集中管理风险的显著特征。信息是具有反脆弱性的,湮灭信息的努力比宣传信息的努力更能增强信息的力量。
在希思罗国际机场的跑道上写作容易吗?
摘录: 有一天,我坐在美国政府顾问和决策者戴维·哈尔彭的办公室,发现了我自己的领域依赖性。在听说了我对反脆弱性的看法后,哈尔彭告诉了我一种被称为创伤后成长的现象,这是与创伤后压力综合征相对立的一种现象,指的是人们在受到过去事件的伤害后重新振作并超越自己。知识分子往往关注的是随机性(脆弱性)带来的负面反应,而非正面反应(反脆弱性)。这不仅仅发生在心理学领域,它随处可见。
引入“创伤后成长”概念,作为心理学领域反脆弱性的例证,并指出知识界普遍忽视正面(反脆弱性)反应而聚焦负面(脆弱性)反应。
创伤后成长是与创伤后应激障碍相对的现象,指受伤害后重新振作并超越自己。作者承认自己此前未关注此概念,而通俗文化(如“磨炼性格”的表达)和古典文学(如奥维德认为困难唤醒天才)早已意识到。
论证创新的真正驱动力往往来自必要性、麻烦和挫折引发的过度反应,而非舒适的规划和支持。
拉丁谚语“艺术家成长于饥饿之中”。工业革命到硅谷的技术飞跃,多由未受高等教育的技术人才和创业者贡献。老加图认为安逸导致个人和社会堕落。以当前债务危机为例,说明“富足比贫困更难对付”。航空自动化导致飞行员技能钝化、引发事故,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FAA)后来认识到飞行员“将太多责任转移给了自动系统”。
如何在跑马比赛中取胜
摘录: 有人说,好马与劣马一起赛跑,最终会越跑越慢,而与更优秀的对手比赛则会越战越勇,并一举夺魁。过度补偿机制往往隐藏在最不可能的地方。长途飞行后最好去健身房锻炼以消除疲劳,而不是坐下来休息。此外,还有一个众所周知的小伎俩,如果你急着要完成某事,不妨将其交给办公室里任务最繁忙的(或第二繁忙的)那个人去做。
列举多个过度补偿和过度反应机制在生活各方面的体现。
赛马例子:与更强对手竞争能提升表现。消除疲劳:锻炼比休息更有效。工作效率:繁忙者更可能高效完成任务。演讲技巧:轻声细语迫使听众集中注意力,比大声喧哗更有效(“言语不流畅”效应有实证证据)。注意力:适量背景噪声(如咖啡馆)有助于集中精力,但过度噪声(如机场跑道)则有害。
以冗余的形式呈现的反脆弱性反应
摘录: 那次伦敦之行中,当我听到“创伤后”一词时,顿时灵感一现。我突然意识到,反脆弱性的毒物兴奋效应其实只是某种形式的冗余,由此所有与大自然有关的想法融会贯通在我的脑子里。层层冗余正是自然生态系统集中管理风险的显著特征。我们人类有两个肾脏(甚至会计师也不例外),额外的器官——许多器官还有额外的容量。
将过度补偿和反脆弱性反应理解为“冗余”的一种形式,这是自然生态系统的核心风险管理特征。
人体冗余:两个肾脏、器官额外容量。冗余的效用:看似浪费,但意外通常会发生。例如,储备的多余库存(化肥、石油)可能在短缺时以高溢价出售,带来利润。
过度反应建立的额外能力本身就是一种冗余,这种冗余是机会主义的投资,而不仅仅是防御性的保险。
身体为对抗20毫克毒物作准备,这5毫克额外的承受力就是冗余。创新中产生的额外动力和意志力也是冗余。告诉MBA分析师:“冗余不是防御性的;它更像是投资,而不仅仅是保险。”
批判基于历史“最糟情境”进行压力测试的风险管理方法,指出其存在“卢克莱修问题”——误将所见最高视为极限。
卢克莱修指出,只有傻瓜才会认为所见最高山就是世界最高山。法老时代埃及根据尼罗河历史最高水位标记估计未来风险。2011年福岛核电站按历史最强震级设计,却遭遇更強地震。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在金融危机后说“这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与之相反,大自然“总是为从未发生过的事情作好了准备”。
以自身通过极限重量训练改善生理和心理状态为例,说明身体具有预测并超越过去最佳状态的过度反应能力。
作者为应对威胁带来的焦虑,跟随教练“蛋糕”莱尼进行极限重量训练(专注于突破过去纪录)。训练四年后,生理改善,心理恢复冷静,甚至意外获得威慑力。朋友阿伦·布朗指出,“健康”可能指适应过去环境,而“反脆弱性”是进一步针对更高压力环境的调节,涉及过度反应效应。
论暴乱、爱和其他意料之外压力受益者的反脆弱性
摘录: 一旦一个人能努力克服领域依赖性,那他就能看到,过度反应的现象无处不在。那些了解生物领域细菌耐药性的人,却完全不理解塞内加在《宽恕》一书中就处罚的反效应所写下的格言。他写道:“重复处罚虽然打击了某些人的仇恨,却激起了所有人的仇恨……就像树木修剪后将再抽出无数新的枝条一样。”
论证过度反应和反脆弱性在政治、社会运动和情感领域的普遍存在。
政治压迫会激发更强烈的反抗(如爱尔兰革命歌曲:“你的堡垒筑得越高,我们就越有力量。”)。难以泯灭的爱或恨会对距离、矛盾等做出过度反应(文学例子: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中的斯万,迪诺·布扎蒂《某种爱的纪录》中的主人公)。试图控制思想反而会被思想控制。
阐述“信息的反脆弱性”:试图压制、批评或查禁信息,反而会增强其传播力和吸引力。
为自己辩解往往越描越黑。威尼斯人通过强调“秘密”来促进传播。禁书更具吸引力(作者因禁书而读格雷厄姆·格林、亨利·米勒的作品)。负面评论能引起关注,促进销售(如安·兰德的书)。作者因汤姆·赫兰德的书遭猛烈攻击而购买。伏尔泰因攻击让·弗雷龙反而使其重要。攻击或诋毁可能使被攻击者出名(如作者曾外祖父认为,未受指责意味着未能激发嫉妒)。
提出应对声誉风险的启发法:改变风险敞口,置身于不因声誉受损而被影响或能从中受益的位置,而非试图控制信息。
作家具有反脆弱性,绯闻几乎不会伤害艺术家或作家。公司中层职员或公务员则极度脆弱,声誉受损可能导致失业。检测声誉独立性的启发法:不修边幅者往往更具强韧性或反脆弱性;衣冠楚楚者极易受信息影响。负债的政府或公司试图“重新注入信心”往往适得其反,引发挤兑。没有债务就不必关心经济圈内的名声,反而可能赢得良好声誉。网络信息攻击可能帮助了对手,却伤害了自己。
第3章: 猫与洗衣机
本章核心:本章在有机体(复杂系统)与机械体(非复杂系统)之间划出根本区别,以深化对反脆弱性的理解。有机体(如生物、社会、经济)喜欢波动、压力和信息,需要恢复期,并在冲击下反应过度;机械体则厌恶随机性,需要持续维护,在压力下会衰竭。现代生活的问题在于,用对待洗衣机(机械体)的方式对待人和社会(有机体),试图消除一切波动和压力,这反而抑制了生命内在的反脆弱性,导致功能失调、人为的衰老,以及生活的“观光化”。
本章原文锚点:任何有生命的物体在一定程度上都具有反脆弱性(当然,反过来说并不成立,有反脆弱性的物体并不一定都有生命)。我们所说的“衰老”是功能失调和老化的结合,但看上去这两者是可以区分开的——老化可能无法避免,但也是不应该避免的;但是,功能失调是可以避免的。现代生活中充斥着原本可以避免的慢性应激损伤。
压力就是知识(反之,知识也可以是压力)
摘录: 我们在此不妨作一个大胆的猜想,任何有生命的物体在一定程度上都具有反脆弱性(当然,反过来说并不成立,有反脆弱性的物体并不一定都有生命)。生命的奥秘似乎就在于这种强韧性。非生物体,也就是没有生命力的物体,在压力下往往会衰竭,或者折损,鲜有例外。我们可以将这一区别视为生物体与非生物体之间的界限。
提出核心区分:有机体(生物体/复杂系统)具有内在的反脆弱性,能从压力中受益;机械体(非生物体/非复杂系统)则没有,在压力下会衰竭。
人体骨骼施压有益骨密度(沃尔夫定律)。盘子、汽车等非生物体只会坏掉,不会自我修复。一项关于碳纳米管复合材料的研究是罕见例外,其表现出类似生物体的自我强化反应。
对“衰老”现象提出新解:现代人的衰老更多是功能失调(源于压力与恢复的错配)所致,而非不可避免的老化。
衰老是功能失调和老化的结合。功能失调可避免,老化则不应避免(符合生命逻辑)。现代“文明病”:越想长寿却越多病。狩猎采集者没有现代人血压随年龄恶化的现象。现代人为的衰老是“压抑了生命内在的反脆弱性的结果”。
复杂系统
摘录: 对有机体–机械体二元论的认识有助于我们培养一种直觉,以区分上述这两种不同现象之间的区别,但是我们还可以做得更好。许多事物,比如社会、经济活动和市场活动,以及文化行为显然是人为的,但却能够自主地发展,形成一种自我组织的机制。严格说来,它们未必是生物组织,但它们与生物体却有着某种程度的相似,也就是说,它们能够繁衍和复制——只要想想谣言、观点、技术和企业就知道了。它们更接近于猫,而非洗衣机。
将有机体-机械体的区分推广到复杂系统与非复杂系统。社会、经济、文化等虽是人造,但具有自我组织、繁衍的特性,属于复杂系统,更接近有机体(猫)。
复杂系统内各部分相互关联度高(生态学例子:消灭一种动物会打乱食物链)。存在“因果隐蔽性”:原因和结果关系不明确、非线性,导致可预测性低,传统分析方法失效。
压力源是复杂系统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有机体通过压力(而非仅逻辑推理)从环境获取信息。
骨骼根据承重压力调整密度(头顶重物劳作的人骨骼健康)。皮肤根据日照改变颜色。疼痛是孩子的风险管理信息。错误及其后果也是信息。
反脆弱性的产生有条件:急性刺激后给予充分恢复期有益健康;慢性、连续的低水平压力(文明压力)则有害。
神经生物学表明,急性压力源必要,慢性压力源有害。举例:战胜蛇或吸血鬼后的恢复期有益;按揭、通勤等持续压力有害。中国水刑(持续滴水)是极端例子。赫拉克勒斯灼烧九头蛇怪伤口以阻止其再生,就是干扰恢复过程。
通过表格对比机械体(非复杂系统)与有机体(复杂系统)的核心特征。
表格显示关键区别:机械体需要维护、厌恶随机性、压力导致疲劳、时间带来老化;有机体自我修复、喜欢随机性、需要恢复、缺乏压力导致萎缩、闲置导致老化、在冲击下反应过度。
批判将经济或国家视为机械体(如亚当·斯密的手表比喻、柏拉图的“国家之船”比喻)的观点,指出它们更应是复杂有机体。
亚当·斯密提出“看不见的手”,说明他理解经济的不透明和相互依存。柏拉图“国家之船”比喻导向需要“哲学王”统治的观点。作者认为世界不需要被“统治”。
引用复杂性理论家斯图尔特·考夫曼的观点,指出对有机体/复杂系统而言,“均衡”意味着死亡,其正常状态需要波动性、随机性和压力。
考夫曼例子:拔掉浴缸塞子形成的漩涡处于“远离均衡”但持续的状态。有机体和动态系统的正常状态离不开波动性。
针对儿童的犯罪
摘录: 我们不仅厌恶压力,也不理解压力,殊不知,彻底消除波动和变化只会危害生命、生活、科学和智慧。每当我想到美国高中年龄段以上的人口中有1/10的人在服用某种抗抑郁药,如百忧解,我就会感到万分愤怒和沮丧。旨在减少儿童生命中的变化和波动的举措却也会降低我们这个所谓的“伟大的全球化社会”中的多元性和差异性。
批判现代社会试图用药物消除正常情绪波动的倾向,认为这扼杀了灵魂、智慧和创造力。
作者对广泛服用抗抑郁药感到愤怒。情绪波动(悲伤、焦虑)是“智慧的第二来源——甚至是第一来源”。如果20世纪有百忧解,波德莱尔、爱伦·坡等诗人的作品可能消失。大型制药公司为利润可能试图消除季节变换。
减少儿童生活中的波动和变化,长远会危害社会多元性和未来。
以语言学习为例,论证在紧张、迫切需求下通过试错学习(压力源即信息)是最佳方式,而现代舒适服务剥夺了这种学习机会。
没人通过教科书和语法开始学母语。最佳方式是在有迫切需求的紧张情况下,通过反复试错学习。成功和科技使这种模式难以推行(如机场有专人接机,无需使用外语)。朋友乍得·加西亚在莫斯科被医疗绑架期间,被迫学习俄语,水平大幅提高。
观光化
摘录: 我的朋友乍得从混乱中受益,而这种混乱由于现代病“观光化”的出现而日益罕见。这就是我认为现代生活将人视为洗衣机的一个佐证,好像人只能按照详细的用户手册做出机械的反应。我们用系统性的方法清除事物的不确定性和随机性,以便在最细节的层面确保高度的可预测性,其目的就是为了舒适性、便利性和效率。
提出“观光化”概念,指现代生活系统性地消除所有不确定性和随机性,将活动转化为按脚本进行的表演,这阉割了喜欢不确定性的系统和生物体。
观光化包括:教育体系、有目的的科研拨款、法国中学毕业会考、健身器材、电子日历。休闲时间也被预定活动填满,生活像“金色”的监狱。“目标驱动”型态度伤害内在自我。
人类内心深处渴望一定程度的随机性和冒险,这是生命力的体现。
随机性带来浮想联翩的感觉(赌博、写作的冒险刺激)。如果能预测每一天轨迹,“会感觉自己身体的一部分已经死了”。先祖生活充满随机刺激,从不无聊。现代健身器械重复相同运动,导致慢性应激损伤;而走在天然不平地面上,每一步都不同。
总结:存在变动性的环境不会带来慢性应激损伤,而现代生活却充斥着这种原本可避免的伤害。
第4章: 杀死我的东西却让其他人更强壮
本章核心:本章探讨了反脆弱性的层级性,指出系统的反脆弱性往往以牺牲其内部脆弱单元为代价。个体的脆弱性、错误和失败,可以促进更高层级(如物种、行业、经济)的进化、适应和整体改善。这揭示了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之间的紧张关系,并区分了真正的反脆弱性(如进化)与伪反脆弱性(如毒物兴奋效应)。
本章原文锚点:在一个系统中,为了其他单元或者整体的利益,往往有必要牺牲某些单元——脆弱的单元或者人。每个新创企业都是脆弱的,但这推动了整个经济反脆弱性的提高,是个人创业者的脆弱性和他们必要的高失败率成就了生生不息的创业精神。因此,由于存在多个层级和层次,反脆弱性就变得更复杂,也更有趣了。
反脆弱性的层级
摘录: 一个系统内部的某些部分可能必须是脆弱的,这样才能使整个系统具有反脆弱性。或者有机体本身是脆弱的,但它遗传给新生命的基因编码却具有反脆弱性。这一点千万不能小觑,因为这正是生命进化背后的逻辑。这一理论同样适用于创业家和个体科研人员。
反脆弱性存在于不同层级,且层级之间存在利益冲突。较低层级单元(如个体生物、单个企业)的脆弱性和牺牲,是较高层级系统(如物种、行业、整体经济)获得反脆弱性和实现进化的必要条件。
以餐馆行业为例:个别餐馆是脆弱的,会相互竞争并倒闭,但正是这种脆弱性使得整个餐饮集群具备了反脆弱性,保证了餐饮业整体的质量、稳定性和可靠性。如果餐馆永不倒闭,整体业务将陷入停滞。
进化是反脆弱性的一种更强形式,它依赖于压力、随机性和混乱。个体的死亡和淘汰,使得遗传信息(基因)得以改进,从而让整个物种或系统更具适应力。
进化过程:个体生物相对脆弱,其基因库利用冲击(压力、随机事件)来确保优胜劣汰。幸存个体的特征改良了集合体,提高了整体的适应力。例如,抗生素耐药性:越努力杀灭细菌,幸存下来的细菌就越顽强;癌症治疗亦然。
进化和不可预测性
摘录: 进化最有趣的一面是,它是依赖反脆弱性实现的;它喜欢压力、随机性、不确定性和混乱——而个体生物则相对脆弱,基因库正是利用冲击来确保优胜劣汰,提高整体的适应力。由此可见,大自然和个体生物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紧张关系。
有限的生命和代际更替是反脆弱性的关键机制。永生不死的有机体需要完美预测未来以应对所有随机事件,这不可能实现。而有限的生命通过代际遗传和变异,无需预测未来,就能在随机事件中不断改进和调整。
假想实验:一个不死的有机体需要预适应所有未来的随机事件,这要求近乎完美的预测,否则一次冲击就可能致命。而有限生命的有机体通过繁殖和遗传变异,每一代都能针对已发生的随机事件进行调整和改进,无需预测。
进化从两种随机性中受益:环境的随机性(淘汰脆弱个体)和基因突变的随机性(产生新特征)。这两种随机性共同作用,通过优胜劣汰提高物种的适应力。
举例:某个生物体有10个后代。在稳定环境中,所有后代都可能繁衍;在不稳定环境中,可能淘汰5个较脆弱的后代,让更优质的个体繁衍,从而优化基因。随机突变也可能产生更适应环境的变异。
有机体即群体,群体即有机体
摘录: 以群体而非个体的眼光看事物,以及“有利于后者的必然有害于前者”的想法是我在读了安托万·当尚有关反脆弱性的著作后萌发的。他认为,我们在分析时需要考虑到一个事实,即有机体不是孤立和独立的,而是有层次和等级的。
有机体内部也存在层级结构(如分子、细胞、组织),并遵循类似的竞争与淘汰机制。从外部看,有机体似乎从伤害中直接受益(毒物兴奋效应),但从内部看,是强壮的子单元(如细胞)取代了弱小的子单元,整体因此受益。
举例:摄入少量有毒物质或禁食时,机体更健康的机制可能是内部进化:较弱的蛋白质或细胞被分解淘汰,由更强壮、更年轻的细胞取代,这个过程被称为细胞自噬,是自然选择在有机体内部的体现。
错误,谢谢你
摘录: 当你脆弱的时候,你往往倾向于墨守成规,尽量减少变化——因为变化往往弊大于利。这就是为什么脆弱的事物需要明确的预测方法,反过来说,预测体系带来的只能是脆弱性。如果你想做出改变,并且不关心未来结果的多种可能性,认为大多数结果都会对你有利,那么你就具有反脆弱性。
脆弱性厌恶变化和错误,依赖预测;反脆弱性则拥抱变化,并将错误视为有价值的信息源。通过理性的试错,可以逐步接近有效解决方案。
无具体案例,但阐述了试错的价值:每次试错都能了解到什么是行不通的,使每一次努力都更像一笔有信息的支出,而非纯粹的失败。
本章核心在于,错误带来的利益往往不由犯错误者本人获得,而是由系统或他人获得。局部的、非毁灭性的错误有助于防止更大的系统性灾难。
案例1:“泰坦尼克”号沉没事故暴露了远洋客轮的安全缺陷,避免了未来可能发生的更大悲剧,挽救了超过逝者数量的生命。案例2:福岛核危机暴露了核反应堆的问题和小概率事件的威力,避免了更大的潜在灾难。案例3:每一次飞机失事都促使航空系统改进,使后续飞行更安全,失事人员为他人安全做出了贡献。
区分好的(反脆弱性)系统与坏的系统:好的系统(如航空业)的错误是局部的、独立的,一个错误的发生会降低未来犯错概率;坏的系统(如现代高度关联的全球经济)的错误是传染性的,一个错误会提高其他部分犯错的风险。
对比:飞机失事原因明确,影响有限,且能促进系统改进;银行崩溃则会传染,提高其他银行崩溃的概率。再保险公司案例:在巨灾后幸存下来的再保险公司,可以利用客户过度反应而提高保费,从而在长期获利,前提是错误足够小以令其生存。
为何整体厌恶个体
摘录: 要让经济具有反脆弱性,并经历所谓的进化,每个独立的企业都有必要是脆弱的,面临着崩溃的风险进化需要有机体(或它们的基因)死亡,并被其他有机体取代,以实现整体改善,或淘汰适应力不如其他有机体的生物。因此,较高层级事物的反脆弱性有赖于较低层级事物的脆弱性,或者较低层级事物的牺牲。
经济系统的反脆弱性和进化,依赖于其内部个体企业的脆弱性和高失败率。整体(经济)的利益与部分(企业)的利益并不一致,甚至相反。
举例:消费者受益于更好的咖啡壶,这得益于之前其他企业家的失败(其产品被淘汰)。餐饮业的高效,正是因为餐馆脆弱且不断破产,而企业家往往过度自信,忽视了失败的可能性,这种有限的、分散的冒险有利于经济健康。
政府救市行为破坏了上述健康模型。救助“大到不能倒”的企业,阻止了脆弱性从集体向不适应生存的公司的自然转移,扼杀了创造性破坏,损害了系统的长期稳健。
观点:真正的解决方案是建立一个系统,其中没有一家公司的倒闭会连累其他公司,允许接二连三的有限失败,以维护整个系统的稳健。
杀不死我的,会杀死其他人
摘录: 尼采有句名言:“杀不死我的,只会让我更坚强”,这可能很容易被误解为意指米特拉达梯式解毒法或毒物兴奋效应。当然,这很有可能是指这两种现象之一,但它也可能意味着“杀不死我的,并未使我变得更坚强,但它让我幸存下来,因为我比别人更强壮;由于它杀死了别人,也就是消灭了弱者,我们种群的当前平均素质变强了”。
需要区分真正的个体反脆弱性(如毒物兴奋效应)与系统的反脆弱性(如自然选择)。后者常被误认为是前者,即误以为幸存的个体因考验而变得更强壮,实际上是因为考验淘汰了弱者,提升了幸存群体的平均素质,个体本身并未因伤害而增强。
案例:古拉格集中营的幸存者被认为“愈发强壮”,实际上是因为身体最弱者死亡,只留下最强壮者,造成了幸存者个体变强的错觉,实则是群体经历了无情的筛选。
我和我们
摘录: 这种个体利益和集体利益之间明显的紧张关系在历史上算是新鲜事:在过去,个体几乎与这一问题无关。为了本集团的利益而牺牲的理念支撑着英雄主义:它使部落受益,但对于在战争中死亡的个人则是损失。
个体为集体牺牲的理念古已有之,并在极端情况下(如英雄主义、战争、自杀式袭击)通过群体心理机制被激发。传统文化更强调集体利益高于个人。
举例:自杀式炸弹袭击者并非完全因为宗教天堂的许诺,而是源于一种为集体利益牺牲个体的极端英雄主义本能,这种本能甚至在非伊斯兰教背景的革命家身上也存在。黑手党中的“君子”准则:为保护集体(黑手党)利益而保持沉默,将集体利益置于个人自由之上。
启蒙运动将个体置于更重要的位置,强调个人权利、自由和隐私,将人们从传统社会、部落和家族的集体桎梏中解放出来。这带来了个体与系统(自然、经济)之间新的紧张关系。
观点:作为人文主义者,作者反对建立在个体牺牲基础上的反脆弱性系统。但同时也承认,为了个体的生存,系统也必须存在,因此需要在个体利益与系统利益之间小心权衡。
美国创业者日
摘录: 英雄主义以及它所赢得的尊重是社会对于那些为了他人而承担风险的人所做出的一种补偿。创业就是一个高风险、英雄式的活动,对经济的增长,甚至仅仅是生存来说都至关重要。
创业者承担高风险,其失败为整个经济系统的知识和进步做出了贡献(提供了“什么不可行”的信息),但他们个人往往承受失败污名,未获应有尊重。
对比:社会纪念牺牲的士兵,却将破产的创业者贴上道德败坏的标签。不存在“失败的战士”,同样也不应存在“失败的创业者”这种说法。然而,许多不承担个人风险的角色(如顾问、评论员、商学院教授)却可能获得成功。
创业者的“过度自信”在系统层面是良性的,甚至是有益的。它促使人们承担有限的风险,这些风险虽然可能导致个人失败,但有利于经济的整体健康和进化。
观点:创业者与公司内谨小慎微的经理人形成对比。创业者承担风险,其(可能的)失败是经济反脆弱性的来源。因此,社会应像感谢英雄一样感谢创业者,设立“美国创业者日”以认可他们为经济增长和他人脱贫所承担的风险和牺牲。
第5章: 露天市场与办公楼
本章核心:本章通过对比两种职业(出租车司机 vs. 银行职员)和两种政治系统(瑞士的城邦制 vs. 中央集权制),阐述了波动性(噪声)对于系统反脆弱性的重要性。人为压制波动性(追求表面稳定)会使系统从“平均斯坦”(充满小波动但整体稳定)转向“极端斯坦”(表面平稳但易受毁灭性“黑天鹅”事件冲击),从而变得更加脆弱。真正的稳定源于分散的、自下而上的变动。
本章原文锚点:这就是生活中的核心错觉,即认为随机性是有风险的,是一桩坏事,消除随机性,就可以消除风险。幸亏收入的波动性,技术工人这类职业才带有一点儿反脆弱性:小的变动促使技术工人不断地从环境中学习,并在持续的压力下保持竞争力与适应力。
两种职业
摘录: 约翰拥有一份完全可预测的收入(或者他是这么认为的)……乔治的收入存在极大变数。运气好的日子,他能赚几百英镑,运气不好则入不敷出,但是,年复一年,他的平均收入与他哥哥的收入相差无几。
对比银行职员约翰和出租车司机乔治的收入模式。约翰的收入表面稳定但脆弱,一旦失业收入即归零;乔治的收入每日波动但具有强韧性,能抵御重大冲击,且从波动中获得学习和适应能力。
分析:技术工人(如出租车司机、木匠)的收入波动是可见的风险,使其不断调整适应;公司雇员的收入看似稳定,但失业风险是隐性的、灾难性的。波动性提供信息(压力),带来意外机会和自由选择权,这些都是反脆弱性的标志。
人为消除波动性(追求约翰式的稳定)会削弱系统的反脆弱性,使其无法从小错误中学习,从而更易遭受重大冲击。
观点:自然偏爱小错误(促进适应),人类却厌恶错误。规避小错误会导致未来犯更严重的错误。自雇人士的小错误传递宝贵信息;雇员的错误则被记录在案,成为负面记录。
列宁在苏黎世
摘录: 这个世界上最稳定的国家竟然没有一个政府,并且它没有因为没有政府而不稳定,相反的,它之所以稳定正是因为它没有政府。瑞士的各大主要城市……都留下了政治流亡者的踪迹……这个国家完全是自下而上地由自治市或区域行政区(称为“州”)治理着。
瑞士是全球最具反脆弱性和稳定性的国家之一,其稳定性恰恰源于缺乏强大的中央政府,而是由众多自治州(城邦)自下而上治理。这种系统充满地方性的、琐碎的波动和噪声,但整体却异常稳健。
描述:瑞士由准主权的州结成联邦,生活充满地方性争吵(“自下而上的专政”),缺乏宏大的思想和抱负,但这种庸俗的氛围抵御了乌托邦浪漫主义的侵入,在每一个层面产生了稳定性。
自下而上的变动
摘录: 一群自治市之间有些领地的纷争,本身也不乏内讧,但就是这种人与人之间的争斗,凝聚形成了一个相当良性和稳定的国家。我们看到,瑞士就好像乔治的收入,之所以稳定是因为在每个层面上都有变动和噪声。
小规模的地方自治(如瑞士的州)比大规模的中央集权治理更具生物性和有效性。在小范围内,人们受社会接触、情绪和责任感的影响,决策更负责任;在大范围内,“他人”成为抽象概念,决策易受数字、理论和游说影响。
论证:1. 生物学反应:在小社区,眼神交流、羞耻感等生物反应能约束行为;对中央政府而言,数字只是数字,缺乏情感约束。2. 游说影响:在布鲁塞尔(欧盟总部)影响一项法规的回报巨大,成本低;而在自治市,游说者需要说服利益相关的本地选民,成本高、回报小。3. 法律系统:基于法官审判的多样化的法律,比僵化的法典更具强韧性。
“小”单元集合比“大”单元更具反脆弱性。大规模意味着质变,关系从具体变为抽象,更容易出现系统性错误和脆弱性。
观点:大的东西注定要分崩离析,这是数学属性。规模的扩大会改变各方关系的性质,从有效的地方对话转向抽象的数字和理论。
远离极端斯坦
摘录: 它产生了一种我命名为平均斯坦的随机性,而非无法控制的极端斯坦,前者指的是众多看似非常可怕,但是汇总后便相互抵消的变化……后者指的是大部分时间非常稳定,偶尔陷入重大混乱状态的情况,也就是会产生严重后果的错误。
从统计学角度区分两种随机性状态:“平均斯坦”由许多小的、相互抵消的波动构成,整体稳定(如出租车司机收入、自治市噪声);“极端斯坦”则表面平稳,但会不规则地发生极端跳跃或突变(如银行职员收入、中央集权系统)。
对比说明:平均斯坦下,没有单一事件能主导整体(如卡路里摄入量);极端斯坦下,极少数的例外事件主导了整体(如图书销售利润集中于极少数畅销书)。人为压制波动性,会使系统从平均斯坦转向更危险的极端斯坦。
在极端斯坦下(图B系统),由于缺乏日常波动,系统会呈现伪稳定状态,使人产生错误的安全感(“火鸡”问题),但一旦发生冲击,便是毁灭性的,且可预测性极低。
“火鸡”问题比喻:火鸡被屠夫喂养1000天,日益相信屠夫的爱,却不知感恩节将至。这说明了将“缺乏有害证据”误认为“证据证明无害”的错误。在急转直下之前,系统看似最安全。
12 000年
摘录: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也许是从陶器出现之前的新石器时代直到现代的20世纪中叶,黎凡特北部……都是人类历史上最繁荣的地区……随后发生了两个事件。首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黎凡特北部地区的一部分被分割,并纳入到新创建的国家——叙利亚……阿拉伯复兴社会党根据其“现代化”计划所采取的举措之一,就是取缔了古老的乱糟糟的露天集市,取而代之的是焕然一新的现代化办公楼。
以黎凡特北部(特别是阿勒颇)的历史为例,说明自下而上、分散的城邦式治理(如奥斯曼帝国时期的自治)能带来长期繁荣;而中央集权制和“现代化”干预(如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取缔露天集市,建立办公楼)会迅速导致衰落。
案例:黎凡特北部在奥斯曼帝国治下作为商业枢纽繁荣了约12000年,实行地方精英自治。一战后被纳入叙利亚,复兴党推行中央集权和现代化,取缔传统集市,导致商人外逃,城市迅速衰落。
即使存在混乱和战争,拥有自由和分散治理的系统(如黎巴嫩),其长期结果可能优于压制自由但表面稳定的“监狱”式系统(如复兴党统治下的叙利亚)。
对比:黎巴嫩内战造成严重破坏,但因其松散(可能过于松散)的管理,保持了相当高的生活水准,财富是叙利亚的3-6倍。一位阿勒颇商人说:“我们阿勒颇人宁愿打仗也不愿意蹲监狱。”意指政治和经济自由的丧失。
罗马式和平
摘录: 帝国,如罗马帝国和奥斯曼王朝,则更依赖于当地的精英,事实上帝国允许城邦的繁荣发展并保留一定的有效自治权——对和平更有利的是,这些自治是商业自治,而不是军事自治。
历史上的帝国(如罗马、奥斯曼)通常允许属地实行商业自治,仅维持宏观秩序(防止属国间战争),这种模式比强行推行统一主权的中央集权制更具稳定性,促进了属地的商业繁荣。
分析:帝国出于便利,允许地方自治,集中精力于战争等事务。这种半独立区域自治与帝国宏观管理的结合,比中央集权制更稳定。古代埃及和中国的中央集权制在实践中也因通信限制,不得不将大量事务交由地方处理。
19世纪后期欧洲民族国家的集权化,将众多小城邦整合为大国,改变了冲突的性质:从频繁但局部的小规模冲突(平均斯坦)转变为罕见但毁灭性的大规模战争(极端斯坦,如两次世界大战)。
论证:城邦混战如同餐饮业竞争,动荡但不会引发大规模危机。集权制国家间的战争则如同银行业危机,具有毁灭性。数据:集权化后的两次世界大战造成数千万人死亡。尽管暴力事件发生率可能下降,但战争的潜在危害(如核战争风险)更大了,世界从未如此易受重创。
第6章: 告诉他们我爱随机性
本章核心:本章论证了人为压制系统的自然波动性(随机性)会导致系统变得脆弱,而引入或允许一定程度的随机性反而能增强系统的稳定性和反脆弱性。通过科学原理、日常案例、历史教训和政治经济分析,作者阐述了波动性、压力乃至混乱对于系统长期健康的重要性,并批判了现代化进程中试图消除一切随机性的天真做法。
本章原文锚点:人为地压制波动性不仅会导致系统变得极其脆弱,同时,系统也不会呈现出明显的风险。我们说过,波动性就是信息。事实上,这些系统往往过于风平浪静,而其表面之下却暗流涌动。虽说政治领导人和经济决策者的公开意图是通过抑制波动来稳定系统,但其结果往往适得其反。
极端斯坦下的麦克斯韦——喂驴的复杂机制——维吉尔说做,现在就做
摘录: 麦克斯韦通过对调节器的行为建模,以数学方式论证了严格地控制蒸汽机的速度将导致不稳定性。在市场上控制物价,或者消灭投机者这些所谓的“噪声交易者”以及他们所带来的温和波动,会给人以稳定的错觉,殊不知,由此形成的平静期却可能被激烈的起伏打断。一定程度的混乱反而有助于稳定系统。
严密控制会导致系统不稳定和隐性脆弱性。
詹姆斯·克拉克·麦克斯韦在1867年的论文《论调节器》中,用数学模型证明,旨在稳定蒸汽机速度的“调节器”,若控制过于严格,反而会导致蒸汽机行为反复无常甚至崩溃。
在市场上,人为压制价格波动(如控制物价、消灭“噪声交易者”)会制造稳定的假象,但长期缺乏波动会使系统无法适应变化,微小波动就可能引发恐慌,最终导致更剧烈的市场崩盘。
缺乏波动和压力会使系统积聚风险,变得脆弱。
日常案例:一个每天准时回家的人,一旦迟到几分钟就会让家人焦虑;而一个到家时间有半小时波动的人,则不会引起这种焦虑。
生态案例:系统性地预防森林火灾,会导致森林中易燃物质积聚,使得下一次火灾的破坏性更加惨烈。
经济案例:长期缺乏市场波动(“平静期”)会让“菜鸟”投资者被虚假安全感蒙蔽,当市场创下多年新低时,他们会恐慌性抛售(“洗牌”),导致比持续波动市场更严重的崩盘。
饥饿的驴
摘录: 一头又饥又渴的驴刚好站在距离食物和水一样远的地方,由于在先喝水还是先吃草这两个选择间难以取舍,它不可避免地死于饥渴。但如果它被随机地往水或食物的方向推进了一步,问题就解决了——驴子得救了。当某些系统陷入危险的僵局,只有随机性才可以解救它们,给它们自由。
随机性是打破僵局、优化系统功能的必要“燃料”。
“布里丹之驴”思想实验:驴因无法抉择而饿死,随机推它一步就能得救,说明缺乏随机性会导致系统僵死。
物理应用:通过“随机共振”机制,在微弱信号中添加背景噪声,反而能提高信号的可检测性。
工业应用:冶金中的“退火”工艺,通过加热(引入随机性)使原子脱离原位,再冷却使其找到更优结构,从而增强金属韧性和均匀度。
数学与搜索应用:计算机“模拟退火算法”利用随机性寻找优化方案;1975年《科学》杂志论文称,随机钻探比当时所有系统搜索法更准确。
政治退火
摘录: 政治领域恰恰是最需要一定剂量的随机性的地方。雅典议会的成员是通过抽签的方式决定的,这一方法是为了保护整个系统免于退化。在计算机模拟实验中,亚历山德罗·普卢基诺和他的同事们发现,议会中加入一些随机选定的政治家反而有助于促进议会制度更好地发挥作用。
政治系统需要引入随机性来防止僵化和退化。
历史先例:古雅典通过抽签选择议会成员,以保护系统。
现代研究:计算机模拟显示,在议会中随机加入一些政治家,有助于制度更好运作。
伏尔泰认为,偶尔的政治暗杀(一种极端压力)能产生必要的“重新洗牌”,促使新领导人出现,类似于退火效应。
作者指出,美国两党制的问题在于两党没有“内嵌的到期日”,缺乏必要的更替机制。
古人利用随机性来辅助决策,以规避责任和“选择的暴政”。
“维吉尔卦”:随机打开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将读到的第一句话作为行动指南,将决定权交给“神意”。
作者本人在餐馆采用随机点餐法,以摆脱“选择的暴政”带来的不安。
一枚名叫“稳定性”的定时炸弹
摘录: 在缺乏危机的情况下,隐藏的风险会逐步积累,因为人们倾向于将越来越多的风险隐藏在统计分布的“尾部”,事实上,这提高了遭受罕见恶性事件打击的风险。人为地压制波动性不仅会导致系统变得极其脆弱,同时,系统也不会呈现出明显的风险。
强制维持的、非自然的和平与稳定会积聚破坏性力量,最终导致更大灾难。
约瑟夫·德·迈斯特指出,冲突能强化国家力量。作者引申认为,仅关注眼前伤亡(如战争)而忽略长期副作用(如和平积聚的风险)是错误的。
欧洲在近一个世纪的相对和平后,极度自负地遭遇了“一战”,同时集权国家崛起。
外交和经济政策中,为求稳定而干预他国内政或压制波动,反而会制造更大的不稳定和伦理问题。
美国支持埃及穆巴拉克腐败政权40年以求“避免混乱”,结果滋生了特权阶层,最终在2011年爆发革命。
沙特阿拉伯在美国支持下维持表面稳定,王室生活奢靡背离教义,这种高压稳定积累了革命风险,且美国的干预被视为伊朗神权体制兴起的原因之一。
美国“9·11”后在中东镇压所有政治波动,反而迫使伊斯兰激进势力隐匿并强化。
在这里,我们把什么叫作现代化?
摘录: 现代化就是系统地将人类从充满随机性的生态环境中驱逐出去,包括物理的、社会的,甚至认识论的生态环境。“现代”更是指以理性化(天真的理性主义)为标志的一个时代的精神,它依据的理念是,社会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可以设计的,由人来设计。
现代化被定义为人类大规模地治理环境,试图平整世界的凹凸不平,控制波动和排除压力。
现代化将人类从自然、社会和认知的随机性环境中剥离出来。
其核心精神是“天真的理性主义”,认为社会可被理解和设计,并由此诞生了统计学(如钟形曲线)、线性科学和“效率”优化概念。
现代化是一把双刃剑(普罗克拉斯提斯之床),既带来益处,也削弱人性、否认反脆弱性,并产生一系列症结。
现代化标志包括:游说者、有限责任公司、MBA、税务官、对老板的恐惧、工作与休闲的割裂、退休计划、社会科学、光滑地面、自以为是的建筑师等。
暴力从个人层面转向国家层面,出现了金融违纪行为。
现代化症结在于否认反脆弱性,并有“叙述依赖性”,即总需要为行动提供合理故事。
现代化扩大了轰动信息与重要信息之间的差距,媒体用无关紧要的娱乐信息填充空间。
过去人们将不确定性交给“神”代理,现代化则将代理人角色转移到人类自身(尤其是集权国家),从而集中和放大了人类的错误。
第7章: 天真的干预
本章核心:本章深入探讨了“天真的干预”现象及其导致的“医源性损伤”,即因干预者(如医生、政策制定者)的行动而造成的净损害。作者通过医疗、经济、政治、写作等多个领域的案例,论证了过度干预的普遍危害,指出由于否认系统的反脆弱性(自我修复与成长能力),人们往往在不需要时干预过多,在需要时却干预不足。本章主张建立一套系统性准则来区分必要与非必要干预,并赞美了“拖延”作为一种自然防御和筛选机制的价值。
本章原文锚点: 医源性损伤似乎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知识的增长而逐步增加。在产生医源性损伤的领域中,医疗领域的情况还算相对较好的,也许是唯一情况较好的领域。我们更应该担心的是制药公司、游说者和特殊利益集团引诱人们接受过度治疗的倾向,以及由此产生的一些隐性的甚至不能算作“错误”的伤害。
用切除扁桃体的手术来打发时间——可以留给明天做的就不要今天完成——革命发生之后才来预测革命会爆发——扑克牌21点游戏给我们的教训
摘录: 20世纪30年代,在389名接受纽约市医生检查的儿童中,174名被建议切除扁桃体。剩下的215名儿童再次经过医生检查后,又有99名被认为需要手术。对于每个遭受一场不必要的手术的孩子来说,你可能就此缩短了他的预期寿命。这个例子不仅让我们意识到了干预所带来的伤害,更糟糕的是,它展示了人类是多么缺乏在损益之间寻找平衡点的意识。
“天真的干预”指出于“必须做点什么”的冲动而进行的、往往弊大于利的干预。
扁桃体切除案例:20世纪30年代纽约,医生对儿童进行多轮检查,每轮都有近一半孩子被建议手术,而当时扁桃体炎发病率仅2%~4%,手术存在死亡风险。这展示了干预可能造成的“概率杀人”和缺乏损益平衡意识。
干预和医源性损伤
摘录: 这种净亏损或超过治疗益处的损害(通常被隐藏或延迟)被称为医源性损伤,从字面上来看就是“治疗师所造成的”损害。医源性损伤似乎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知识的增长而逐步增加,在19世纪后期的某个时候达到高峰。感谢现代化:正是“科学的进步”,让诊所取代了家庭治疗,导致死亡率直线上升。
医源性损伤指治疗或干预本身造成的、超过其益处的净损害。
乔治·华盛顿之死:1799年,医生采用放血等标准疗法,很可能加速或导致了他的死亡。
19世纪医院热:医院集中治疗导致死亡率上升,伊格纳兹·塞梅尔维斯观察到医院分娩死亡率高于街头,却因“没有理论依据”遭排斥,最终死于自己警告过的“医院热”。
现状:美国医疗失误死亡率是车祸的3-10倍,误诊致死率超过任何单一癌症。制药业和特殊利益集团加剧了过度治疗和隐性伤害(如给儿童用药治疗杜撰的精神疾病)。
根源是“代理问题”:医生、股票经纪人、政治家的个人利益与委托人(病人、客户、公众)利益脱节。
希波克拉底“首先,不要造成伤害”的原则在医学界花了24个世纪才被认真对待,而医源性损伤概念在其他领域几乎不为人知,导致伤害被忽视。
作者指出,与顾问和学者讨论此概念时,他们往往不知其意或认为作者“反对科学进步”。
《古兰经》中有类似警示:“自以为正确的人其实偏离了正轨。”
存在“医源性损伤的对立面”,即试图伤害却意外帮助了系统,这体现了反脆弱性系统的特性。
黑客攻击使系统更强大;激烈批评反而提升书籍知名度。
电影《制作人》中,编剧本想制作一部失败戏剧以骗取投资,结果不按常理出牌反而大获成功。
资本主义可能具有反医源性损伤效应,将个人私利转化为集体有利结果。
更高层面的医源性损伤
摘录: 由于缺乏对医源性损伤的认知而受影响最大的两个领域是:社会经济生活和人类的身体。这两个领域一直以来都是低能力和高干预并存的领域,人们往往无视自发运作和痊愈的存在,更别提自我成长和改进了。
社会经济和人类身体是医源性损伤重灾区,因为人们常将有机体问题误当作机械体问题来处理,否认其反脆弱性。
表7-1列举了各领域因否认反脆弱性而导致系统更脆弱的干预案例及其成本,包括:医疗健康(过度治疗、稳定化导致身体更弱)、生态(微观管理森林火灾导致更大火灾)、政治(中央计划、支持腐败政权导致革命混乱)、经济(消除经济周期、国家干预、优化模型导致更大危机)、商业(关注收益忽视风险导致破产)、都市(城市规划导致市场衰败)、预测(无视糟糕记录仍预测“黑天鹅”导致隐性风险)、文学(过度编辑导致文字商业化)、子女教养(消除所有随机性导致孩子思维“观光化”)、教育(建立在干预基础上导致荒谬)、科技(新事物狂热症导致脆弱化)、媒体(高频无趣信息打乱噪声/信号筛选)。
鲸鱼能像鹰一样飞吗?
摘录: 其实,拥有理论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在物理学领域,随着理论的发展,误差越来越小。另一方面,社会科学理论却似乎多有分歧。在冷战期间,美国芝加哥大学推崇“自由放任”理论,莫斯科大学所讲授的却正好相反——但两国的物理系所讲授的内容即使不是完全相同,也大体一致。
理论(尤其是社会科学理论)是脆弱的,盲目应用理论会导致医源性损伤;现象学(实证观察)则更为强韧。
作者将理论归为“脆弱类”,现象学归为“强韧类”。理论兴亡更替,现象学更经得起推敲。
物理学理论(如牛顿力学)在适用范围内极其准确,误差极小;而社会科学理论(如经济学)则充满分歧,在不同意识形态下截然不同,对现实决策来说超级脆弱,应被称为“幻想”而非理论。
医学医源性损伤因人口基数大而分散(平均斯坦),而社会科学和政策带来的医源性损伤则因权力集中,可能一举摧毁所有人(极端斯坦)。
不要什么事情都不做
摘录: 2007年经济危机的主要来源就是,超级脆弱推手艾伦·格林斯潘旨在消除“经济繁荣与衰退的周期”的各项举措,导致所有风险藏于地下且不断积聚,最终摧毁了经济,引发了“医源性损伤”。这些旨在消除经济周期的努力,是所有脆弱性的根源。
经济领域的天真干预(如试图消除经济周期)是脆弱性的主要根源,而“无为”在民主社会需要英雄主义气概。
艾伦·格林斯潘和戈登·布朗试图消除经济周期,导致风险积聚,最终引发2007年危机。小伤害(如小企业失败)本可以像森林小火灾一样清理系统,避免长期损害。
在民主社会,人们总期待官员“做些什么”来显示业绩,因此“无为”很难被接受和认可。
天真的干预普遍存在,且常与干预不足并行,消耗资源并在真正需要时无法提供。
文字编辑例子:不同编辑会对同一文稿提出大量且可能矛盾的修改建议,却可能遗漏真正的关键错误。这表明过度干预者往往在其他方面干预不足。
作者强调其论点并非反对所有干预,而是反对“天真的干预”,并担心在需要干预时却干预不足。
非天真的干预
摘录: 我的论点并不是反对干预,事实上,我用上面的例子揭示了,我同样担心在需要干预的情况下却干预不足。我只是提醒大家注意天真的干预,以免因为对其危害缺乏认识而接受它。
需要一套系统性准则来决定何时干预、何时让系统自行运作。干预应用于限制规模、集中度和速度,以减少“黑天鹅”风险。
赞成在生态、限制大公司造成危机等领域进行坚定干预。
例如,高速公路限速能显著提高交通安全,因为事故风险随速度呈非线性上升。
但也接受相反案例:过度设置交通标识可能让司机掉以轻心。荷兰德拉赫滕镇拆除所有路标后,交通安全反而提高,说明危险感和责任感能激发注意力的反脆弱性。
作者指出其风险管理理念难以融入美国两党制,因为两党在干预和放松管制上各有偏执,但都鼓励负债(带来脆弱性)。
赞美拖延——像费边社那样
摘录: 拖延是我们的自然防御本能,是让事情顺其自然地发展、行使其反脆弱性的本能;它源于某些生态或自然的智慧,结果也并不总是坏的。通过这种方式,我可能在使用一个非常强大的自然过滤器。
拖延是一种有益的自然防御本能和过滤器,能让事物自然发展,筛选出真正重要的事情。
历史榜样:罗马将军费边·马克西姆斯通过避免与汉尼拔正面交锋(拖延)而获胜,得名“拖延者”。英国费边社也以此命名,主张拖延革命,让事件自行发展。
老子提倡“无为”(消极成就)。
作者个人实践:只在有写作欲望时写作,用拖延淘汰无冲动写作的章节;推迟小病就医,让身体自行痊愈。
批评现代心理学和经济学将拖延视为需要治愈的疾病或缺乏意志力,认为这扼杀了自然本能和反脆弱性。拖延常因环境不合理,而非人不理性。
大规模的神经过敏
摘录: 现代化的发展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信息,这些信息却把人类从从容镇静的那类人变成神经过敏的人。出于讨论的目的,我们暂且把从容镇静的人视为懂得对真实信息做出反应的人,而神经过敏的人则大多在对噪声做出反应。
信息过载(尤其是噪声)导致人们从从容镇静变得“神经过敏”,即对噪声而非信号做出过度反应。
神经过敏者会对小事(如一颗粉刺、小挫折)反应过度,而沉稳者只在必要时做出反应。
因能力不足无法区分噪声和信号,是过度干预的主要原因。
获取更多数据(尤其是高频数据)会增加干预理由,但数据中噪声比例极高,导致决策错误。
假设每年观察一次数据,信号-噪声比为1:1;每天观察,则变成95%噪声,5%信号;每小时观察,则99.5%噪声,0.5%信号。爱听新闻者容易被噪声淹没。
报纸为填满版面制造大量垃圾信息(噪声),产生医源性损伤。
生物学角度:信息过多即压力过大,可能超过反脆弱性临界点,就像荷尔蒙过高会导致紊乱。
心理层面:我们情绪上易对噪声反应过度。最佳策略是只关注重大变化,忽略微小波动。
杀人的合法方式
摘录: 如果你想加速一个人的死亡,就给他请一位私人医生。我意思并不是为他提供一个蹩脚的医生,而是给他钱让他自己选择中意的医生——什么样的都行。这也许是唯一可能合法的杀人方式了。
易于获取医疗服务(如私人医生)可能导致过度干预和医源性损伤。
私人医生需要证明自己的价值,“无为”不足以体现,可能导致过度治疗。迈克尔·杰克逊的私人医生即因过度干预被起诉。
国家元首和富人虽易获医疗服务,但寿命并未显著更长,部分原因可能是过度服药和过度医疗。
经济决策者(如格林斯潘)依赖大量即时数据,容易反应过度,将噪声当信号,进行有害的微观管理。
国家无能的时候反而大有益
摘录: 1959~1961年间导致3 000万人死亡的中国大饥荒,可以让我们体会到国家过度努力的后果。但事实往往是,国家的无能才能帮助我们摆脱中央集权和现代化的桎梏——实现反医源性损伤。
国家过度努力(如中央计划)可能导致灾难(如饥荒),而国家在某些方面的“无能”或低效,反而能增强社会的反脆弱性。
中国大饥荒(1959-1961)研究表明,粮食产量更高的地区受灾更重,说明政府的粮食分配政策是灾难重要原因。中央计划经济导致的饥荒占比很高。
苏联农业低效,城市周边都种粮,缺乏专业化。这虽提高成本,但在国家解体后,使人们仍能获取各种粮食,家族聚居也提供了互助网络。
一些被认为治理良好的大政府国家(如法国、瑞典),其成功可能并非源于严格的中央集权,而是得益于事实上的分权、地方自治或特定历史时期的有限集权。
法国直到19世纪60年代后(奥斯曼改造巴黎、战后戴高乐时期)才真正实现中央集权,且为时不长。历史上法国语言、文化多样,道路崎岖,巴黎本身也难以控制,存在深厚的“叛乱文化”。
瑞典等北欧国家,政府更像税收机构,收来的钱由各市自主开支用于技术培训,经济精英拥有较大自由。1990年代经济衰退后实施的财政紧缩,使其规避了后来的金融危机。
将催化剂与起因混为一谈
摘录: 当渴望自然波动性的系统受到压制,它们最终会崩溃,这是不可避免的结果,因为它们是脆弱的。我们从未将失败视为脆弱性的结果,相反的,此类失败往往被我们说成预测错误的结果。
系统崩溃的根本原因是其内在脆弱性,而非最后一个诱因(催化剂)。将催化剂误认为起因,并试图预测催化剂,是错误且徒劳的。
类比:桥梁因结构脆弱而倒塌,归咎于最后一辆卡车是愚蠢的;预测哪辆卡车会压垮桥梁更愚蠢。
奥巴马将未能预测埃及革命归咎于“情报失误”,而非认识到是美国支持的高压政权积累了脆弱性。
2008年金融危机,次贷危机是催化剂而非根本原因,预测到次贷危机也无法避免金融危机。
对“阿拉伯之春”的解释常归因于粮价上涨(催化剂),但富裕国家(巴林、利比亚)也发生骚乱,且以前粮价更高时未引发暴乱。真正应研究的是系统的脆弱性。
情报公司试图用扑克牌21点游戏(有规律可循的随机性)来类比预测政治事件,是欺骗性的。政治经济“尾部”事件不可预测,其概率无法科学衡量。
第8章: 预测是现代化的产物
本章核心:本章批判了现代社会对预测的过度依赖,指出在经济、政治等“黑天鹅”领域,预测不仅无效,而且有害,会带来医源性损伤。作者主张放弃对预测的追求,转而构建具有强韧性和反脆弱性的系统,通过识别和利用脆弱性来获益,而非试图精确预测未来。
本章原文锚点:我们预测政治和经济领域的显著罕见事件的成功记录接近于零,或者说就是零。我们有充足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向一个人提供随机性的数据预测会增加其承担的风险,即使他知道这些预测是随机性的、完全不准确的。强韧和反脆弱性的系统不必像脆弱的系统一样,后者必须精确地理解这个世界,因而它们不需要预测,这让生活变得简单许多。
预测的医源性损伤与愤怒
摘录: 我之所以如此愤怒是因为我意识到,预测并非中性事物。它会带来医源性损伤,对冒险者造成不折不扣的伤害,就好像用蛇油膏来代替癌症治疗方案,或者像乔治·华盛顿那样进行放血治疗。我们有充足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向一个人提供随机性的数据预测会增加其承担的风险,即使他知道这些预测是随机性的、完全不准确的。
预测具有危害性,会造成医源性损伤,即因干预本身(提供预测)而导致的伤害。即使预测本身是随机且不准确的,向人们提供预测数据也会增加他们承担的风险。
作者以2009年在韩国会议上的经历为例,他当场质疑一位国际机构高管对未来几年的经济预测,并建议听众要求预测者展示其过去的预测业绩(如2008年金融危机前的预测),以证明其预测能力接近于零。
从预测转向(反)脆弱性
摘录: 强韧和反脆弱性的系统不必像脆弱的系统一样,后者必须精确地理解这个世界,因而它们不需要预测,这让生活变得简单许多。如果你把多余的现金存入银行(再加上储藏在地下室的贸易品,如猪肉和豆泥罐头,以及金条),你并不需要精确地知道哪些事件可能会陷你于困境。
与其依赖脆弱的预测,不如构建强韧或反脆弱的系统。这类系统不要求精确预测未来事件,而是通过冗余(如储蓄、储备物资)来抵御各种未知风险。
控制脆弱性的核心原则是:1. 识别(反)脆弱性比预测事件动态更容易;2. 目标不是改变世界,而是让事物在面对缺陷和预测错误时变得更加强韧,甚至从中受益;3. 历史是一个“榨柠檬汁”的过程,反脆弱性是事物在时间压力下发展的必要条件。
事件发生后,不应只埋怨未能预见,而应思考为何所建事物如此脆弱。例如,核电行业在福岛事故后,明智的公司不再怪罪预测失败,而是集中精力建立更小、更深、保护层更多的反应堆,以减少事故影响。瑞典在1991年预算赤字后,将重心转向全面财政责任,降低了对经济预测的依赖,从而摆脱了后来的危机。
“黑天鹅”领域与现代化的困境
摘录: 社会、经济和文化生活恰恰处于“黑天鹅”领域,而物理世界则离这个领域较远。因为现代化的发展,极端斯坦的比例不断增加。赢家通吃的效应正在恶化:一名作者、一家公司、一个观点、一名音乐家、一名运动员或享誉全球,或一文不名。这导致了可预测性的进一步恶化,因为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一切如今都是由“黑天鹅”主宰的。
世界分为两个领域:物理世界(可一定程度预测)和“黑天鹅”领域(社会、经济、文化等,罕见事件无法预测且后果严重)。在“黑天鹅”领域,随机性无法追踪,存在知识无法达到的极限。
现代化进程加剧了“黑天鹅”领域的问题。赢家通吃效应导致可预测性进一步恶化,复杂性使我们创造的事物超出我们的理解和掌控。
作者指出,“黑天鹅”领域(他称之为“第四象限”)的特点是极端随机性和对极端事件的高风险敞口。在此象限,具备或缺乏知识所招致的错误至关重要,而“强韧化”意味着将风险从第四象限转移到第三象限(极端随机性,但对极端事件的风险敞口低)。
第9章: 胖子托尼与脆弱推手
本章核心:本章通过尼罗和胖子托尼这两个人物的故事,阐述了如何通过识别脆弱性并对其下注来获得反脆弱性。胖子托尼不依赖预测,而是依靠直觉嗅出脆弱性(尤其是“脆弱推手”的愚蠢),并在其崩溃时获利。尼罗则从哲学和概率角度理解这一过程。他们都从2008年经济危机中获益,证明了反脆弱性策略的有效性。
本章原文锚点:胖子托尼能够敏锐地嗅到脆弱性的气息,这一点毫不夸张。胖子托尼认为,那些书呆子专家、行政管理人员,特别是银行家们,才是最愚蠢的人。因为赌的是愚蠢的人们的脆弱性,所以胖子托尼和尼罗赢得了反脆弱性。胖子托尼使用的模型很简单。他识别脆弱性,在脆弱事物的崩溃上下注。
人物介绍:尼罗与胖子托尼
摘录: 尼罗生活中的主要活动就是读书,间或夹杂一些杂事。而胖子托尼读的书很少。托尼在布鲁克林长大,后来搬到新泽西州,他说话的口音跟你想象的一样。因此,在不必花很多时间去看书(而且对他来说是“无用的”),以及对按部就班的办公室工作极为反感的情况下,胖子托尼在大部分时间里什么事情也不做,偶尔会做做商业交易。
尼罗是博学的知识分子,热爱阅读、翻译古代文献、医学和概率哲学,过着审美挑剔、追求宁静的生活。胖子托尼则务实、直觉敏锐,厌恶虚名和空谈,依靠商业交易和识别人的脆弱性为生,过着悠闲的生活。
两人因共进午餐而结缘,胖子托尼在餐馆备受尊重,解决了尼罗找人共进午餐的难题。尼罗反感电视、银行家、政治家、新泽西州等;胖子托尼最讨厌徒有虚名、谈话不着边际的人。
反脆弱性的来源:识别愚蠢与脆弱性
摘录: 2008年经济危机爆发之后,尼罗和胖子托尼显然有了更多的共同点:他们都预测到愚蠢的人的脆弱性会造成危机。胖子托尼认为,那些书呆子专家、行政管理人员,特别是银行家们,才是最愚蠢的人。尼罗的兴趣与托尼类似,只是看上去更知性一些。对尼罗来说,建立在自以为理解了事件发生概率的错觉之上的系统注定要崩溃。
两人都预见到2008年危机会发生,但出发点不同。胖子托尼凭直觉认为那些“专家”和银行家整体上很愚蠢,并能在他们失败前识别出来。尼罗则从理论出发,认为建立在错误概率认知上的系统必然崩溃。
通过赌注于“脆弱推手”(愚蠢的人)的失败,两人都获得了反脆弱性,并从危机中获利。
危机后,胖子托尼的积蓄从七八千万美元上升到两三亿美元。尼罗也赚了钱,实现了财务独立,对他而言赚钱是次要的,验证理念和获得智慧更重要。
行动优于言词与内在宁静
摘录: 基于口头警告的系统,将主要由不承担风险却信口雌黄的人所主宰。这些人不会给予你和你的想法任何尊重,除非你拿了他们的钱。依赖于外部的认可有损健康。人们在给予认可时是残忍和不公平的,所以最好跳出这种游戏。在别人的态度面前保持强韧性。
仅靠口头警告(如尼罗曾想做的)是无效的,因为系统会被不承担风险的空谈者主宰。必须通过承担风险的实际行动(如下注)来赢得尊重。
依赖外部认可(如学术引用、获奖)会使人变得脆弱。胖子托尼通过实际获利(战利品)获得宁静,而许多“大人物”却因他人获得赞美而受伤。
尼罗通过一个小仪式来避免陷入依赖认可的陷阱:他每月会打开显示投资盈利的对账单(来自新泽西和海外),这让他忘记是否被认可的问题,继续过自己的日子。他认为,一个人所受的尊重与他为自己理念承担的风险成正比。
非预测者的预测
摘录: 胖子托尼不相信预测。但他进行了一个庞大的预算预测,让某些人——那些预测者们——相形见绌。通常说来,你无法准确地预测未来,但你可以预测到,那些依靠预测行事的人往往会承担更多的风险,遇到一些麻烦,甚至可能失败。为什么呢?因为预测者在预测误差面前是脆弱的。
胖子托尼虽然不相信预测,却能“预测”到那些依赖预测的脆弱推手会失败。他识别脆弱性,在其崩溃上下注,从而获利。预测者本身因为过于自信和依赖预测,在面对预测误差时是脆弱的。
作者指出,圣塔菲研究所的物理学家使用复杂预测模型进行交易却屡次失败,而不相信预测的胖子托尼却发了财。
第10章: 塞内加的不利因素和有利因素
本章核心:本章以斯多葛派哲学家塞内加为例,阐述了一种通过心理练习和不对称性管理来实现反脆弱性的方法。塞内加通过“心理预设损失”来驯化情绪、降低脆弱性(强韧性),同时通过保留财富的好处、仅将财富视为可能损失来构建有利的不对称性,从而在命运面前获得反脆弱性。
本章原文锚点: 塞内加认识到,财富会让我们担心不利因素,因此,依赖于它会让我们自己背上沉重的负担。塞内加用以对抗这种脆弱性的实用性方法就是,通过心理练习来弱化财产在心目中的地位,这样,当损失发生时,他就不会受到刺激,这是从外界环境中夺回个人自由的方式。如果一个人一方面写了贬低物质财富的文章,一方面又坐拥几百张象牙材质桌腿的木桌,那么这些文章可能就不那么令人信服。
塞内加:哲学家与巨富
摘录: 卢修斯·安内乌斯·塞内加是一位哲学家,同时也是罗马帝国最富有的人,他的财富部分得益于他的经商头脑,部分是因为他曾担任充满传奇色彩的尼禄皇帝的导师。塞内加所关注的只是他“当真的事”。他曾在一次海难中侥幸活下来,而其他家庭成员则不幸丧生,事后,他给他的朋友们写了一些实用的建议。最后,当他奉命自杀时,他也出色地以有尊严的方式遵照自己文章中所阐述的原则结束了生命。
塞内加是斯多葛主义哲学家,也是罗马最富有的人之一。他身体力行自己的哲学,其著作基于真实经历(如海难、奉命自杀)和实用建议,因此历久弥新,这与现代某些脱离实践的理论家形成对比。
斯多葛学派的情绪强韧法
摘录: 成功带来了不对称性:你现在失去的远远多于你得到的。因而,你会显得脆弱。塞内加认识到,财富会让我们担心不利因素,因此,依赖于它会让我们自己背上沉重的负担。更糟糕的是,依赖于具体情况(或者说具体情况带来的情绪),会让我们成为身外之物的奴隶。塞内加用以对抗这种脆弱性的实用性方法就是,通过心理练习来弱化财产在心目中的地位,这样,当损失发生时,他就不会受到刺激。
财富和成功会带来不利的不对称性:失去的痛苦远超获得的快乐,使人变得脆弱。依赖于外物(财富、地位)会让人成为奴隶。
对抗这种脆弱性的方法是进行心理练习,预先弱化财产在心中的地位,预设最坏情况已经发生,从而夺回对情绪和生活的控制力,实现情绪的强韧。
古人李维曾说:“坏事对人的触动远大于好事。”作者本人曾应用此法:在受雇时写辞职信锁起来以获得自由感;作为交易员,假设每天一早最糟的事已发生以减轻心理伤害;像塞内加一样在不舒服的环境中旅行。
从强韧到反脆弱:有利的不对称性
摘录: 塞内加甚至在他的《论恩惠》一书中概述了他的战略,并用了“簿记”一词来明确指出,这是一种成本效益分析:“收益的簿记很简单,先将它们全部计为支出,如果有人归还了,则确认为利得;如果无人归还,那么我也不认为这是损失,就当是我送给他了。”这样,他对命运耍了个花样:保留好的、剔除坏的;摈弃不利,留住有利。
塞内加的实际行为超越了传统的斯多葛主义(仅强调强韧)。他通过一种“道德簿记”创造了有利的不对称性:将所有的好处(如借款)都先视为支出(可能损失),如果收回,则算作利得;如果未收回,也不视为损失。这样,他保留了财富的好处,却消除了财富可能带来的伤害(情绪波动)。
这体现了最纯粹的反脆弱性:通过构建一种机制,使得有利因素远大于不利因素,从而能从波动和压力中获益。
基础不对称性总结
摘录: 脆弱性等于失去的比得到的更多,等于不利因素比有利因素更多,即等于(不利的)不对称性。反脆弱性等于得到的比失去的更多,等于有利因素比不利因素更多,即等于(有利的)不对称性。如果潜在收益大于潜在损失,那么你对波动源就具有反脆弱性(反之亦然)。
作者用基础不对称性总结了脆弱性与反脆弱性的核心区别。脆弱性意味着损失大于收益,不利因素多于有利因素。反脆弱性则意味着收益大于损失,有利因素多于不利因素。
判断是否具有反脆弱性的简单测试是:如果“一无所失”,获得的只有利益,那么就是具有反脆弱性的。
第11章: 千万别嫁给摇滚明星
本章核心:本章正式引入“杠铃策略”作为实现反脆弱性的核心方法。该策略主张采取两个极端的组合(如极度保守与极度冒险),避免中庸路线,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利因素(毁灭性风险),同时开放自己以迎接有利因素(正面“黑天鹅”)。该策略广泛应用于投资、职业、学习、生活方式等多个领域。
本章原文锚点: 杠铃策略是一个实现反脆弱性、向三元结构的第三类转移的方法。一夫一妻制中的妻子通过嫁给会计师再与摇滚明星偷情的方式实现这一转变。杠铃策略可以指任何由截然不同的两类方案组成,并且摈弃了模棱两可的中间路线的策略,它往往会形成一种有利的不对称性。
脆弱性的不可逆与路径依赖
摘录: 降低脆弱性不是可有可无的选择,而是一种强制性要求。因为脆弱性会带来严重的后果,就如同患上绝症。一个邮包不会在恶劣的环境中破碎之后,又在恢复适当条件时自我修复。脆弱性与齿轮不可逆转的特征类似,其造成的损害也是不可逆的。重要的是采取的路线与事件发生的顺序,而不仅仅是目标——科学家们称其为路径依赖性。
脆弱性造成的损害是不可逆的(如破碎的包裹无法复原)。因此,在追求增长、效率或任何目标之前,必须优先降低暴露于毁灭性风险(负面“黑天鹅”)的概率,否则一切改善工作都可能因系统崩溃而变得无关紧要。
如果赌徒面临爆仓风险,其策略的潜在回报就无关紧要。如果经济增长是通过增加未来债务实现的,那么这种增长是脆弱的,未来可能因还债压力而崩溃。真正的增长应是强韧的、稳扎稳打的。
杠铃策略的核心内涵
摘录: 我用杠铃来形象地描述在某些领域采取保守策略(从而在负面的“黑天鹅”面前保持强韧性),而在其他领域承担很多小的风险(以开放的姿态迎接正面的“黑天鹅”)的双重态度,从而实现反脆弱性。一面是极端的风险厌恶,一面是极端的风险偏好,而不采取“中等程度”或“温和”的风险态度。
杠铃策略是一种双峰策略,由两个极端模式组成,中间没有过渡。它结合了极端的风险厌恶(保护自己免受毁灭性伤害)和极端的风险偏好(从小风险中寻求巨大收益),从而形成有利的不对称性。
该策略通过消除毁灭性风险来驯化不确定性,而非试图消除不确定性。
金融例子:将90%资金以现金等安全形式持有,10%投资于极高风险的证券,这样最大损失已知(10%),收益却无上限。相比之下,将100%资金投入“中等”风险证券可能因计算错误而承受毁灭性风险。
杠铃策略的应用实例
摘录: 作家如果白天能从事一个与写作活动无关的闲职,那么他的作品会写得更好。许多像蒙田一样从“行动者”变成“思想家”的人,也采取了这种阶段性的杠铃模式:先是埋头行动,随后埋头思考。在个人风险方面,你很容易通过消除任何领域的致命性风险而将自己置于杠铃结构之中。
职业与创作:作家从事一份闲职(如公务员),再利用业余时间自由写作,这比从事媒体或学术工作更能保持创作独立性(如法国作家司汤达、卡夫卡)。
职业阶段:先从事非常安全的工作,随后从事投机性很强的工作;或者先过充满冒险的生活,随后进行哲学思考和写作(如塞内加、蒙田)。
工作节奏:高强度工作很短时间,然后彻底休息,而非低强度无休止地工作(如作家乔治·西姆农,一年只写60天)。
风险管理:在个人生活中,严格规避某些致命风险(如吸烟、骑摩托车),但在其他非致命领域可以承担各种风险。
社会政策:保护弱势群体,同时让强者各尽其职,而非帮助中间阶层巩固特权。
学习与交流:阅读无用的娱乐杂志和经典著作,但不读平庸书籍;与大学生、出租车司机和最优秀的学者交流,但不理睬中庸的学者。
生物与行为:动物(包括人类)的“一夫一妻制”中可能存在“嫁个会计师,与摇滚明星偷情”的杠铃策略,以兼顾稳定与基因优势(或乐趣)。锻炼时采用大重量训练结合长时间散步,而非中等强度长时间锻炼。
投资者拉伊·戴利奥的铁律:“确保发生不可接受情况(即毁灭或灾难)的概率为零。”罗里·萨瑟兰建议的饮酒策略:每周戒酒3天,其他4天自由饮酒,而非每天少量饮酒。
第12章: 泰勒斯的甜葡萄
本章核心:本章通过古希腊哲学家泰勒斯的故事,引入了“可选择性”的概念,并将其视为反脆弱性的代表和来源。泰勒斯通过购买橄榄油压榨机的期权(一种不对称合同),以有限成本获得了巨大上行收益的潜力,而无需掌握精确的预测知识。这批判了亚里士多德的目的论谬误,强调了可选择性的力量。
本章原文锚点: 泰勒斯是利用了自己对某种知识的缺乏,也就是不对称性的神秘特征。这个不对称性的关键恰恰在于,他并不需要了解太多的天文学知识。其实他只是很简单地和别人签订了一份合同,这份合同就是以不对称性为原型的,它也许是你能找到的唯一纯粹的显性不对称性。事实上,这是一份期权合同,买方“有权利但没有义务”,而卖方则是“有义务而没有权利”。
泰勒斯的故事与亚里士多德的误解
摘录: 泰勒斯是一位哲学家,来自小亚细亚半岛的沿海城市米利都。他听腻了生意伙伴讽刺他所说的“有能力的人从商,其他人研究哲学”的话,于是就做了一件惊人的事:他支付了一笔首付款,以很低的租金租用了米利都和希俄斯附近的所有橄榄油压榨机的季节性使用权。当年橄榄大获丰收,对橄榄油压榨机的需求大幅增加,他让压榨机所有者按照他开出的条件转租机器,从中大赚一笔。
泰勒斯为了证明哲学家也能赚钱,支付少量首付款,获得了在丰收季节使用所有橄榄油压榨机的权利(而非义务)。当橄榄丰收导致压榨机需求激增时,他行使权利,高价转租,从而大赚一笔,然后回归哲学。
亚里士多德将泰勒斯的成功归因于其渊博的天文学知识(预测了丰收)。但作者指出,亚里士多德误解了核心:泰勒斯成功的关键不在于预测知识,而在于他利用了一份具有不对称性的合同(期权)。
期权:可选择性与不对称性
摘录: 泰勒斯为这一特权付出很小的代价,损失有限,而获益可能很大。这可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有记录的期权。期权就是反脆弱性的一种代表。
泰勒斯签订的合同本质上是期权:买方(泰勒斯)有权利但没有义务在特定条件下使用压榨机,卖方则有义务提供。泰勒斯付出了有限成本(首付款),却获得了巨大的上行收益潜力(转租差价),而下行损失被锁定。
这种不对称性正是反脆弱性的代表:损失有限,收益可能巨大。它体现了可选择性的力量——拥有选择采取行动的权利,但没有义务。
反脆弱性的本质是(有利的)不对称性,即收益远大于损失。
这种不对称性使人偏好波动性,因为从长远看,波动性带来的好处多于坏处。受损的唯一情况是为期权(即可选择性)支付过高的价格。
大多数有趣的期权(可选择性)是免费或便宜的,这与需要付费的金融期权不同。
在泰勒斯的故事中,他做了一笔好买卖。自然和技术创新带给我们的期权通常不需要我们埋单。金融期权昂贵是因为有人出售并收费,而生活中许多期权是隐藏的、未被定价的。
拥有可选择性(期权)的优势在于,它允许我们在不必完全了解事物或每次都正确的情况下获利。
当我们以便宜的价格买入(不对称性对我们有利)时,我们不需要知道会发生什么。可选择性带来的优势是正确时获得更大收益,这降低了对每次决策都必须正确的要求。
目的论谬误与可选择性的智慧
摘录: “代理人若非为了一个明确的结果是绝对不会行动的。”这就是人类最普遍的错误所在。一个理性的漫游者与观光客不同,他在旅途的每一步都可能导致他修改日程安排,这样他就可以根据新的信息制订计划。选择权——以及可选择性,即选择权的特征——是第四卷的主题。可选择性可以带我们去很多地方,从根本来说,选择权能让你具备反脆弱性。
作者批判了源于亚里士多德的“目的论谬误”,即认为行动者总是为了一个明确目标而行动。这导致人们错误地以为自己确切知道未来方向。
理性的行为者应像“漫游者”一样,根据新信息灵活调整目标和计划,而非像“观光客”一样固守僵化的计划。
可选择性(拥有选择权)是反脆弱性的关键。它允许人们从不确定性的积极面中受益,同时避免其消极面的严重伤害。泰勒斯的期权正是这种可选择性的体现。
史蒂夫·乔布斯不依赖市场调研(问人们想要什么),而是跟随自己的想象创造产品,因为人们往往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直到你提供给他们。
[甜葡萄期权]
摘录: 我所说的期权与我们日常生活中所说的选择权没有什么不同——选择权较多的度假胜地最容易提供符合你品味的活动,而选择权较少的度假胜地则可能经营失败。所以,对于选择范围更广泛的度假胜地,你需要的信息比较少,也就是需要的知识比较少。
可选择性(期权)在日常生活中的体现就是拥有更多选择权,这减少了决策所需的知识。
选择范围广的度假胜地更容易满足个人品味,失败风险更低,因此游客无需掌握大量信息。
财务独立能提供更多选择权,从而增强反脆弱性。自由本身就是终极选择权。
泰勒斯通过财务独立资助哲学研究,成为了自己的赞助者,实现了财务独立和知识生产力的结合,拥有了更多选择权,甚至不必知道自己的方向。
可选择性帮助我们了解自己的真实喜好,并区分真心选择与酸葡萄心态。
生活的波动性提供关于自己和他人的信息。蒙田认为泰勒斯的故事是对酸葡萄心态的免疫:你需要知道你不喜欢财富是真心如此,还是为无能找借口。任何赋予你有利因素超过不利因素的选择,都是反脆弱性的矢量。
大多数有趣的期权(可选择性)是免费或便宜的,这与需要付费的金融期权不同。
在泰勒斯的故事中,他做了一笔好买卖。自然和技术创新带给我们的期权通常不需要我们埋单。金融期权昂贵是因为有人出售并收费,而生活中许多期权是隐藏的、未被定价的。
拥有可选择性(期权)的优势在于,它允许我们在不必完全了解事物或每次都正确的情况下获利。
当我们以便宜的价格买入(不对称性对我们有利)时,我们不需要知道会发生什么。可选择性带来的优势是正确时获得更大收益,这降低了对每次决策都必须正确的要求。
[伦敦的一个周六傍晚]
摘录: 参加聚会总比我独自吃饭、看书好得多,但参加聚会的人不是很有趣……也就是说,我可以多打几个电话:如果我可以找到比肯辛顿聚会更好的去处……那我就会这么选择。否则,我就搭出租车去肯辛顿。摆在我面前的是一个选择,而不是一种义务。
这是一个免费期权的例子,拥有选择权而非义务,不利因素很小甚至不存在,而有利因素很多。
作者被邀请参加聚会,但未敲定。他可以选择去,也可以尝试寻找更好的安排。因为没有付出成本去获得这个选择权,所以这是一个免费的选择权。
[你的租金]
摘录: 假设你是纽约市租金管制公寓的正式租客……你拥有的选择权是:想住多久就住多久,但你并没有义务这样做。……你将从较低的租金中受益,同时又不受高租金的影响。
租金管制公寓的租约是一个嵌入式期权,租客拥有居住的选择权而非义务,从而在租金波动中受益。
如果租金上涨,租客受到保护;如果租金下跌,租客可以轻易换房或买房。不确定性越大(租金可能大涨或大跌),这个选择权的价值就越高。
[不对称性]
摘录: 图12–1显示了不对称性:在这种情况下,一种方式下的回报(如果你是对的,你就会大赚一笔)大于其他方式(如果你错了,你只是小赔一点儿钱)。
泰勒斯的故事和所有期权都体现了回报的不对称性,即非线性特征。
图表(图12-1)直观展示了这种不对称性:潜在收益很大,而损失有限。所有读者都需注意图中的非线性(即不对称性)。
反脆弱性的本质是(有利的)不对称性,即收益远大于损失。
这种不对称性使人偏好波动性,因为从长远看,波动性带来的好处多于坏处。受损的唯一情况是为期权(即可选择性)支付过高的价格。
[喜欢分散的事物]
摘录: 选择权的一个属性是:它并不关心平均结果,而只关心有利因素(因为不利因素并不会超过某一界限)。作家、艺术家,甚至哲学家的作品通常只受到少数人的喜欢比有大量人欣赏他们的作品更好。
可选择性不关心平均值,而只关心有利的“尾部”极端情况。
对于作者而言,不喜欢其作品的人数无关紧要,因为图书销售没有负值。如果有一小撮狂热拥趸(如维特根斯坦有罗素和凯恩斯支持),比所有人都勉强接受更有利。奢侈品行业也是如此,它只关心最富裕的“尾部”客户,从贫富差距扩大(分散度增加)中受益,而非平均收入提高。
社会增长可能来自于“尾部”的少数冒险者,而非平均水平的提高。
哈佛前校长萨默斯的观点(引发争议)暗示,男性在科学界比例更高是因为男性智商的分散度更高,极端聪明和极端不聪明的都更多。成功取决于“尾部”效应。
[泰勒斯主义和亚里士多德主义]
摘录: 正如我们在第8章前半部分中所探讨的“黑天鹅”问题,决定论者关注的是回报,也就是行动的结果(因此包括不对称性和非线性效应)。亚里士多德主义关注的则是正确与错误……亚里士多德犯了一个错误,他认为了解某个事件和从中赚钱是同样的事情。
关注结果(包括不对称性)与关注原始逻辑是不同的。亚里士多德错误地将了解事件与从中赚钱等同起来。
由于存在不对称性,了解未来收成(知识)和通过期权从中赚钱(行动结果)是两回事。胖子托尼将在第14章强调这一点。
[变得无知]
摘录: 如果你有“可选择性”,那么你就不太需要智力、知识、洞见、技巧,或者那些在脑细胞中发生的复杂事情。因为你不必每次都正确。
可选择性允许我们变得“无知”,即无需大量预先知识也能获得巨大收益,因为它允许我们在结果发生后进行评估和获利。
你只需要避免不明智的行为伤害自己,然后等待有利结果发生即可享受收益。这被称为“凸性偏差”或“炼金石”,是詹森不等式的数学属性。进化也能通过自然选择(一种过滤机制)和可选择性产生复杂事物,而无须智慧。
[大自然与选择权]
摘录: 法国伟大的生物学家弗朗索瓦·雅各布将自然生态系统中的选择权概念(或类似选择权式的特点)引入了科学领域,这就是试错的概念……大自然比人类更了解可选择性,当然也比亚里士多德更了解。大自然懂得善于可选择性,它展示了如何以可选择性替代智慧。
大自然通过试错(“拼装”或“自由探索”)和选择权机制进化,体现了积极的不对称性(凸性)。
大约一半的胚胎会自发性流产,大自然通过“及早失败”的规律保留符合标准的事物。图12-2和图12-3展示了试错机制:错误成本低且有限,潜在回报巨大甚至无限。史蒂夫·乔布斯“求知若渴,虚心若愚”的观点也体现了在疯狂中保持理性,及时抓住机遇。
[理性]
摘录: 具体来说,我们可以这样描述选择权:选择权=不对称性+理性。理性就是你知道要保留好的,抛弃坏的,知道如何获取利润。
选择权需要理性来识别和利用有利的不对称性。反脆弱性事物能做出最佳选择,而脆弱事物没有选择权。
大自然通过进化测试过程理性地选择最有利的状态。在试错中,理性体现在不拒绝显著优于从前的东西。商业合同中明确的选择权价格昂贵,但在其他领域(由于领域依赖性)常被低估或未被识别。
人们(包括学者)常常忽略隐藏在其他领域的可选择性。
作者在沃顿商学院学习期权时,教授虽懂数学公式,却未能在其他领域识别可选择性。30年后,许多讲授期权的人仍不了解不对称性。选择权往往隐藏在不希望它隐藏的地方,并从小成本错误中受益。
[生活就是长伽马]
摘录: 生命就是长伽马(“长”表示“受益于”,伽马是期权非线性的名称,因此“长伽马”表示从波动性和可变性中受益)。
生命本质上是从波动性中受益。
朋友安东尼·格利克曼(前拉比、期权交易员)用此术语总结。大量学术文献错误地批评拥有期权不理智,因为他们将生活随机性误当作赌场随机性(“游戏谬论”),且忽略了现实生活中收益可能无限。承担风险不是赌博,可选择性也不是买彩票。
历史上创造财富最多的企业(如房地产、技术)都拥有可选择性,而具有负可选择性的企业(如银行)则业绩糟糕。
房地产投资者持有选择权(风险由银行承担),技术行业收益依赖于试错。银行则定期陷入困境并损失所有利润。大自然和科技领域的可选择性更为强大。
政治制度也可以通过自由探索(可选择性)而非预设理论来发展。
波利比奥斯在《历史》中比较了古希腊立法者莱克格斯(基于推理构建制度)和罗马人(通过对抗逆境总结经验,做出最佳选择)。
第13章: 教鸟儿如何飞行
本章核心:本章通过滚轮旅行箱、轮子、蒸汽机等例子,揭示了技术创新和应用之间存在巨大时间差,并批判了“培根线性模型”(学术→技术→实践)的谬误。作者指出,大多数知识和技术进步来自于反脆弱性的试错法(实践→启发法→实践…),而非自上而下的学术指导。同时,揭示了“副现象”和“净挑好的来说”等认知偏见如何扭曲了我们对创新源泉的理解。
本章原文锚点: 正所谓伟大的天才只是找寻到了前辈的足迹,实用性的创新只是践行了祖辈的理论。由此可见,我们是如何规划未来的。人类缺乏想象力,甚至不知道明天的重要事情到底会是什么。我们使用随机性来帮助我们一点点地发现新事物——这就是反脆弱性如此必要的原因。
[轮子终于问世——胖子托尼的原始想法]
摘录: 你能够想象从轮子的发明(我们认为是由美索不达米亚人发明的),到它在旅行箱上的奇妙运用(由毫无特色的工业园区内的某家旅行箱制造商生产的),两者之间隔了将近6 000年吗?更糟糕的是,这发生在我们把人类送上月球的40年之后。
简单技术的应用可能滞后发明数千年,这暴露了人类缺乏想象力和规划未来的能力。
滚轮旅行箱的普及距离轮子发明约6000年,甚至在人类登月40年后才出现。才华横溢的人(如讨论哥德尔猜想的学者)不得不费力提箱,却无人解决这个简单问题。美索不达米亚人发明了轮子,但只用于儿童玩具。玛雅人和萨巴特克人建造金字塔时用滚木运输巨石,却未将轮子用于手推车。希腊人希罗发明了蒸汽机,但仅用于娱乐,直到工业革命才被应用。
创新和应用需要随机性和反脆弱性,尤其是在应用层面。
应用不一定紧跟发明,需要运气和情况。医学史上常有治疗方法出现很久后才被应用。把东西推上市场需要与众多阻碍抗争。有时需要富有远见的人(如史蒂夫·乔布斯对图形界面的应用)来探索发现的用途。最简单的工具(如轮子)推动了世界,但许多技术死亡率很高(如个人交通工具仅限于自行车和汽车及其变种)。在某些情况下,反技术发展(如用骆驼取代轮子)可能更经济有效。
政府和大学在推动创新方面贡献少,因为他们偏爱复杂、宏伟的项目,忽视简单平凡的创新。
滚轮旅行箱是对我们的嘲讽。政府和大学受理性主义盲目性影响,很少关注像旅行箱轮子这样简单的东西。
[核心问题是,鸟儿写的著作比鸟类学家少得多]
摘录: 想想下面这件事有没有可能发生:一群如僧侣般神圣的人(来自哈佛或类似的地方)给鸟类上课,教它们如何飞翔。……但鸟类却写不出这样的论文和书籍,因为它们只是鸟类,所以我们没法得到它们的证词。
“苏联-哈佛鸟类学系”是一个比喻,批判了“培根线性模型”(学术→应用科学与技术→实践)的谬误,该模型认为知识从学术界流向实践界。
这个比喻讽刺了人们相信鸟类飞行得益于鸟类学家的课程。类比到人类,我们错误地认为人类做事是学者授课的结果。这种错觉蔓延,导致政府拨款资助看似能促进创新的学术研究。历史由会写历史的人书写,他们只提供证实的事实(行得通的事),而不呈现完整画面(包括行不通的事),形成证实谬误。
真实的知识产生流程更可能是:随机自由摸索(反脆弱性)→启发法(技术)→实践与实习(反脆弱性)的循环。
与培根模型并列的另一个循环是:实践→学术理论→学术理论……,但其中意外的遗漏很少,且被过度宣传。我们高估了可解释的学术知识,低估了无法成文的、依赖于经验的知识。大多数技能和想法来自反脆弱性的实践或生物本能,而非书本和推理。
[将愚蠢与智慧结合,而不是反过来做]
摘录: 试错法有一种人们还未理解的首要价值:它其实不是随机的!由于可选择性的存在,它需要一定的理性:它需要你以一定的智慧来识别有利的结果,以及知道该放弃什么。
试错法并非完全随机,它需要理性(即可选择性)来识别有利结果并放弃无效路径。
就像在客厅找钱包,理性在于同一个地方不找两次,每次失败都提供信息,使你更接近目标。格雷格·斯德姆打捞沉船的方法:先分析沉船概率海域,设计搜索区域,必须确定某海域无沉船后才转移。这种方法也适用于石油勘探。这是一种由可选择性驱动的高度控制的随机搜寻。
经济学家熊彼特提出的“创造性破坏”概念忽略了不对称性(可选择性)这一核心动力。
熊彼特认识到毁灭能促进系统改善,但他执着于政府干预推动创新的错觉,且未从不确定性和不透明角度思考,忽略了具有不对称效应的反脆弱性(炼金石)才是发展的动力。
[副现象]
摘录: 苏联–哈佛派谬见(给鸟类开设飞行课,并相信这些课程正是这些鸟类具备精湛的飞行技能的原因)属于一种被称为副现象的因果错觉。
“副现象”是一种因果错觉,即看到A和B总是一起出现,就错误地认为A导致B或B导致A。
例子:看到罗盘指针移动以为它在指引船只,实则只是反映方向。我们看到富裕国家学术研究水平高,就错误认为研究创造财富。独裁者或美联储被认为不可或缺,是因为人们害怕或看不到替代方案。贪婪常被当作经济危机的罪魁祸首,但这是一种副现象;贪婪自古存在,真正的根源是系统的脆弱性,解决方案应是建立抗贪婪的系统而非改变人性。
通过分析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时间维度),可以揭穿副现象。
克莱夫·格兰杰的方法通过观察事件顺序(“格兰杰原因”)来推断因果关系。研究A和B的变化(差异)而非静态状态也有帮助。生活是向前的,记忆和书籍是往后的,这可能导致因果关系错觉。例如,记者错误地认为曼德布罗特影响了作者,实则可能是思想相似导致相识,而非相反。
[“净挑好的来说”(或证实谬误)]
摘录: 在研究机构的报告中,人们可以有选择地报告能证实其想法的事实,而不会透露与其想法相悖或者无法证明其想法的事实。正因为如此,人们对科学的认识才会被误导而相信高度概念化的、脆弱的、纯化的哈佛方法。
“净挑好的来说”是一种选择性报告偏差,只展示成功案例,隐藏失败案例,从而扭曲认知。
就像旅游宣传册只展示美景。在科学、医学和数学领域,我们不修正这种偏差。学术界像政治家一样,只告诉我们他们做了什么,不告诉我们没做什么。交易商炫耀成功,隐藏失败。迈克尔·阿蒂亚为数学研究中心筹款时,只列举数学的益处,未提其危害(如在经济学中摧毁系统)。波动性和分散性越大,成功例子越吸引人,失败也越惨痛,但拥有可选择性(讲故事权)的人只报告符合其目的的一面。
真实世界依赖于反脆弱性的智慧,但大学不会承认这一点,就像干预主义者不承认没有他们事情也能改善。
认为大学创造财富、促进知识增长的观点存在因果错觉,需要被戳穿。
第14章: 当两件事不是“同一回事”时
本章核心:本章批判了将教育与财富、理论与实践、叙述与行动简单等同的“混为一谈”谬误,指出这种混淆源于对因果箭头的错误判断和对可选择性的忽视。作者通过阿布扎比模式、绿色木材谬误、胖子托尼的案例等,论证了压力、反脆弱性、实践中的试错法以及“不是一回事”的思维,才是创新、增长和应对不确定性的真正驱动力,而非预先包装的、叙述性的知识。
本章原文锚点:我的这些文字写于思考知识箭头的最佳地方。这个地方就是阿布扎比——一个从沙漠中崛起的,有丰富石油储备的城市。如果一个人相信大学知识能产生经济财富,那么这确实是一个合理的投资。但是,这一信念更多地来自迷信,而非经验主义。阿布扎比模式中似乎缺少某种东西,我们从中看不到压力。
阿布扎比模式与缺失的压力
摘录: 我在阿布扎比看到,古老的智慧和正好相反的情况同时在运作。我的父亲在向我展示了在乡间如雨后春笋般冒出的小别墅,并表示了他对这些新贵们的不满后,平静地告诉我:“你也一样,如果你一直住在这里,现在也会成为海滩边游手好闲的人,阿密欧的人只有在动荡的日子中才能成就自己。”这就是反脆弱性。
作者以阿布扎比为例,批评了通过巨额资金(如石油财富)直接进口名牌大学和教育体系,试图“购买”知识并转化为经济繁荣的模式。他认为这种模式缺乏必要的“压力”,而压力是反脆弱性系统(如人体、社区)发展和强健的关键。
作者引用古罗马作家普布里亚斯·塞勒斯的格言“贫困带给人经验”以及“需要是发明之母”等,说明古老智慧认为困难与需要是成功和精明的源泉。他以自己黎凡特故乡阿密欧村在战争洗劫后迅速恢复并更加繁荣为例,说明动荡和压力如何激发了当地人的反脆弱性,成就了他们。
教育与财富:因果箭头的误判
摘录: 严谨的实证调查显示——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兰特·普里切特,以及后来的一位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没有证据表明提高教育的整体水平就能够提高国家的收入水平。但我们知道,反过来说这句话倒是真的,即财富的积累推动了教育的发展——这不是一种错觉。证据很容易检验,它们就在我们眼前。只要看看既富裕,教育水平又达到一定程度的国家中,哪一个条件在另一个条件之前即可。
作者引用实证研究(如兰特·普里切特和世界银行的数据),驳斥了“教育带来国家财富”的普遍观点,指出这是将相关关系误认为因果关系的“副现象”谬误。真正的因果箭头方向是:财富增长推动了教育发展,而非相反。
列举具体案例:1. 1960年,中国台湾识字率低于菲律宾,人均收入为后者一半;如今前者人均收入是后者10倍。2. 同期,韩国识字率远低于阿根廷,人均收入约为后者1/5;如今前者人均收入是后者3倍。3. 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识字率显著提高,但生活水平却下降。这些表明教育水平的提高并未自动带来经济繁荣。
作者澄清,他并非否定教育对个人的价值(如获取文凭、稳定家庭收入、提升文化素养),而是强调这种效应在国家宏观层面上会被冲淡,且不应以“促进经济增长”作为资助教育的主要理由。
引用艾莉森·伍尔夫的观点,指出“投资教育就能促进经济增长”这种简单的单向关系根本不存在,教育部门越大越复杂,其与生产力之间的关系也越不明显。她以埃及为例,说明教育水平的巨大飞跃并未转化为显著的GDP增长。
绿色木材谬误:理论与实践的巨大鸿沟
摘录: 在为数不多的有真知灼见的金融书中,有一本名为《损失100万美元教会我什么》的书中描述了主人公的一大发现。他提到了一位名叫乔·西格尔的人,做“绿色木材”生意做得相当成功。绿色木材指的是刚砍下的木材,称为“绿色”是因为木材还没有干,但是,此人竟然一直以为“绿色木材”就是漆成绿色的木材!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竟将买卖绿色木材当作自己的职业!因此,让我们将这种情况称为“绿色木材谬误”,也就是人们将一种必要知识(木材的绿色)的来源错当作另一种来源,后一种来源对外行人来说,更不可测、更难捉摸、更难阐述。
作者提出“绿色木材谬误”概念,指人们错误地将对某事物成功至关重要的实际知识,等同于外行人或理论家认为重要的、易于表述的表面知识。实践者(如木材商、交易员)的成功往往依赖于难以言传的、在具体情境中积累的隐性知识,而非书本上的显性理论。
1. 乔·西格尔案例:一位成功的“绿色木材”交易商,竟不知道“绿色”指的是木材未干,而非颜色。他精通影响木材价格波动的实际订单流量等知识,但这些知识与外行人的理解无关。2. 作者自身经历:作者作为受过正规金融教育的衍生品交易员,发现顶尖的外汇交易员(如传奇交易员巴索)对经济理论、地理甚至交易货币所在国基本情况一无所知,但他们凭借市场直觉和实际经验取得了巨大成功。这让他震惊并开始“去知识化”。
胖子托尼的智慧:识别“不是一回事”
摘录: 如果你向当时任何一个聪明的“分析师”或新闻记者打听,他一定会预测,一旦战事爆发,油价就会上涨。但是,托尼恰恰对这种因果关系不以为然。所以,他反向打赌:如果人们都对战争推高油价的情况做好了准备,那么油价必定会据此做出调整。战争可能会导致石油价格上涨,但这种情况不会发生在预订好日期的战争中——因为价格会根据预期进行调整。“我们一定会看到石油跌价的。”托尼说。请注意胖子托尼的重要陈述:“科威特和石油不是一回事儿”。这是混为一谈的一个重大领域。
通过胖子托尼在第一次海湾战争期间的成功投机案例,作者阐述了“混为一谈”的谬误及其危害。托尼无视常规分析(战争导致油价上涨),因为他认识到“战争”与“石油价格”不是一回事,市场价格已提前反映了预期。他利用这种认知偏差进行反向操作,大获成功。
背景:1991年1月,美国袭击巴格达。过程:几乎所有分析师预测战争将推高油价。胖子托尼却认为,在日期确定的战争中,油价已根据预期调整,因此反向做空石油。结果:油价从约39美元/桶暴跌近一半,托尼的30万美元投资升值到1800万美元。而那位拥有作战指挥部般办公室、精通所有地缘政治分析的基金经理,却因坚信战争与油价上涨是“一回事”而惨赔。
普罗米修斯与埃庇米修斯:可选择性 vs. 叙述性
摘录: 可选择性是普罗米修斯那类人所拥有的,而叙述性则是埃庇米修斯那类人所拥有的——一个犯下的是可逆转的和良性的错误,另一个则象征打开潘多拉的盒子后无可挽回的严重后果。我们必须借助机会主义和可选择性来闯荡未来。它是驯化不确定性,并在不了解未来的情况下理性行事的方式——唯一方式,而依赖于叙述的方式则完全相反,因为你会被不确定性所驯服,并往后倒退。
作者借用希腊神话中的两兄弟——代表“先知先觉”和行动(带来火种)的普罗米修斯,与代表“后知后觉”和僵化叙述(接受潘多拉盒子)的埃庇米修斯——来比喻两种认知和行动模式。前者拥抱可选择性、试错和反脆弱性,面向未来;后者依赖对过去的叙述性解释,脆弱且易受随机性愚弄。
作者通过表格(表14-1)系统对比了“叙述性知识”与“反脆弱性:可选择性驱动的自由探索和试错法”的特征。关键对立包括:讨厌不确定性 vs. 驯服不确定性;回顾过去 vs. 展望未来;目的论行动 vs. 机会主义行动;脆弱的天真理性主义 vs. 强韧的理性主义;凹性(收益有限,错误未知) vs. 凸性(错误已知且小,潜在收益巨大);受制于绿色木材谬误 vs. 避免绿色木材谬误。
作者强调,自由探索和试错法并非完全排斥叙述,但叙述在这里是工具性的(如宗教故事用于激励或风险控制),而非认识论上的真理依据。真正的智慧往往来自基于经验、代代相传的启发法(如祖母的智慧),这些智慧经过了进化选择(持有该思想的人幸存下来),优于商学院传授的标准化知识。
1. 引用经济学家阿里尔·鲁宾斯坦的诚实:他承认自己的博弈论知识无法直接应用于实践(如市场讨价还价),理论应与实践保持独立。2. 指出“专家问题”(专家实际知道的比自认为的少)带来脆弱性,而承认无知则带来反脆弱性。过度自信(如金融学教授)往往导致更脆弱的预测和投资组合。
第15章: 失败者撰写的历史
本章核心:本章通过多个领域的案例,系统性地批判了“线性模型”或“教鸟儿飞行”的谬误,即错误地将技术的成功归因于先行的、正式的理论科学。作者论证了在大多数复杂领域,真正的创新源于实践者的试错、自由探索和反脆弱性的进化过程,而学术理论往往是事后的总结或副现象。历史常由撰写故事的理论家而非创造历史的实践者书写,这导致了因果关系的颠倒。
本章原文锚点:由于一系列的偏见,历史学家格外青睐副现象和其他虚幻的因果关系。要了解技术的历史,你需要非历史学家或思维框架正确的历史学家来说明,历史学家必须观察科技如何形成,而发展出自己的观点,不能只读相关的叙述。实践者是不写文章的,他们只会放手去做;飞鸟果然会飞,但那些教导它们飞行的人,正是写故事的人。所以不难看出,历史实际上是由失败者撰写的,他们有大把的时间,学术地位也得到保护。
教鸟儿飞行的效应:理论与实践的颠倒
摘录: 我前面提到了特伦斯·基利,他是一个实践科学家,揭穿了所谓的线性模型的神话。作为目击者,我见过的很多证据都足以证明,有些结果与学术科学毫无关系,它们是自由探索推动进化的结果,只不过被人披上了“学术”的外衣,被冠以“学术”之名。
作者通过一张表格(表15-1)列举了多个领域中被错误归因的“教鸟儿飞行”实例,揭示了真实起源与教科书宣称的起源之间的巨大差异。
表格实例包括:喷气式飞机(真实起源:工程师的自由探索,而非物理学家);建筑(真实起源:启发法和秘诀,而非欧几里得几何);控制论(真实起源:工程实践,而非诺伯特·维纳);衍生工具公式(真实起源:交易员和执业者,而非布莱克-肖尔斯-默顿模型);医药(真实起源:运气、试错、副作用,而非生物学理解);工业革命(真实起源:冒险者、业余爱好者,而非科学革命);技术(真实起源:技术和商业,而非正式科学)。
作者以自身在金融领域的经历为例,说明实践者(交易员)无需深奥的数学理论(如吉尔萨诺夫定理)也能通过试错和经验进行复杂交易,这就像孩童无需懂得空气动力学也能学会骑自行车。
作者与经济学家弗莱德的对话揭示了学术思维对常识的背离。作者观察到资深交易员拒绝使用复杂公式,依靠简单启发法却能更精准地定价,尤其是能考虑到标准公式忽略的极端情况和“长尾”。
作者与埃斯彭·豪格的研究证实,交易员的实践方法比学术公式早出现至少一个世纪,其有效性源于自然选择、生存智慧和经验传承。
豪格收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期权理论文献,他们的研究论文成为经济学史上被下载最多但初期无人引用的论文之一,揭示了学术界对颠覆性观点的排斥。他们受邀为《计量财务百科全书》撰写的文章被编辑擅自修改,以符合传统的知识形成箭头方向,这被作者视为“知识偷窃”和科学史形成过程的缩影。
跨领域证据:技术史中的普遍模式
摘录: 我们发现,工程师也被历史学家“挟持”了。斯克兰顿表明,我们是通过一种完全以试错法为基础的试验性方式来建造和使用喷气式飞机的,没有人真正理解喷气式飞机的有关理论。理论是后来形成的,而且是以很蹩脚的形式形成的,用以满足那些喜欢纸上谈兵的人的兴趣。
喷气式飞机的发明是试错法的结果,理论是事后形成的。菲尔·斯克兰顿教授指出,喷气式飞机的建造和使用完全基于试验性方式,理论是后来才蹩脚地形成的,以满足纸上谈兵者的兴趣,但技术史书籍并未记载这一点。
控制论的“发明”被错误归功于诺伯特·维纳。工程历史学家戴维·明德揭穿,维纳只是阐述了工程领域早已实行的反馈控制和数位运算概念。
建筑学的发展并非源于欧几里得几何等正式数学。古人是因为已经在实践中使用了这些方法才对理论感兴趣。
中世纪科学史学家居伊·博茹昂记载,13世纪前全欧洲不超过5个人会做除法。建筑师依靠启发法、小技巧和规则(如维拉·德·奥内库尔的笔记和菲利布特·德洛尔姆的论著)建造了屹立至今的建筑,而不懂现代方程式。罗马人建造水渠时也不懂数学(罗马数字阻碍定量分析),而过度优化(数学的副作用)可能导致脆弱性。维特鲁威的《建筑十书》主要包含启发法,仅惊讶地提到毕达哥拉斯定理能不用工具画直角。文艺复兴前,数学主要用于智力测验。
对“认知基础”的质疑与可选择性的作用
摘录: 现在我要谈的并不是落后于实用技术的理论或学术科学。有些理论或学术科学的最终用途(不是一些肤浅的用途),是从科学直接衍生出来的——即研究员乔尔·莫基尔所称的“认知基础”,或命题式知识……但是,让我们不要做愚蠢的人:如果相信莫基尔先生的说法,可能会让我们试图通过学习经济地理学来预测外汇价格(我很想把他介绍给绿色木材专家)。虽然我接受认知基础的概念,但我质疑它在科技史中扮演的真正角色。
作者接受“认知基础”(命题式知识体系)的概念,但质疑其在技术史中的实际作用,认为其证据不足且可能只是副现象。他批评莫基尔等人未考虑不对称效应和可选择性的作用。
烹饪是依赖可选择性的完美体现。食谱的演变源于一代代集体的自由探索和试错(共同创作),完全不依赖对化学作用的理论理解或从理论推导理论。厨艺学校采用学徒制。
纯物理学(如希格斯玻色子、相对论、海王星的预测)是基于理论推导理论的例外领域,误差来源于平均斯坦。但大多数复杂领域的技术更像烹饪而非物理学。
以计算机发展史为例,说明学术科学的作用有限且发展不可预测。
离散数学推动了计算机诞生,但初期计算机笨重昂贵,主要用途是数据库管理。文字处理、互联网(源于美国国防部先进项目研究局为军事目的开发)、社交网络等关键应用都是意想不到的产物。计算机发展史上充满了大学辍学生和早慧高中生的名字,显示出自主性和不可预测性。
中国未能发生工业革命的原因在于缺乏“欧洲人自由探索、改良改进的狂热”。李约瑟和伊懋可指出,中国拥有技术却无人尝试,这是知识阻碍可选择性的经典例子。
案例研究一:工业革命
摘录: 我们会研究两个案例,第一个是工业革命,第二个是医学。首先让我们揭穿关于工业革命的一个因果迷思,即对科学在其中的作用的过度渲染。19~20世纪,技术知识和创新有两大主要来源:业余爱好者和英国教区的牧师,这两种人都处于杠铃策略之中。
工业革命的创新主要源于业余爱好者和英国教区牧师,而非正式科学。牧师们生活无忧、有自由时间和可选择性,贡献巨大。
比尔·布莱森在《家》中发现,因创新流芳百世的牧师人数是科学家等人的10倍。例子包括:托马斯·贝叶斯(概率)、托马斯·马尔萨斯(人口理论)、埃德蒙·卡特赖特(动力织机)、杰克·罗素(梗犬)、威廉·巴克兰(恐龙研究)、威廉·格威(考古学)、奥克塔维厄斯·皮卡德·坎布里奇(蜘蛛专家)、乔治·加勒特(潜艇)、吉尔伯特·怀特(博物学)、伯克利(真菌)、约翰·米歇尔(协助发现天王星)。有组织的科学倾向于忽略“非我发明”的东西。
特伦斯·基利质疑“线性模型”,认为大学的繁荣得益于国家财富,而非相反。政府资助科研可能挤出私人投资,产生“医源性损伤”。
基利指出,蒸汽机的出现基于已有技术,由未受教育的实践者运用常识和直觉发明,解决方案带来经济回报。纺织技术(飞梭、珍妮纺纱机等)的发展基于试错法和工匠改进生产力的实验,与科学无关。戴维·埃杰顿也质疑学术科学与经济繁荣的联系。20世纪前,学者多是教师而非研究员。
对基利的主要批评缺乏实质性证据,更多是基于对有组织科学力量的信仰。
批评主要来自《自然》杂志,指责基利使用政府机构(如OECD)的数据来反对政府资助科研,但未证明其观点错误。
政府资助与风险投资策略
摘录: 请注意,我并不相信上述论点,在逻辑上应该会引导我们说政府不应该花一分钱。我的论点针对的是有目的的发明创造,而非一般的科研。我们必须找到有效的支出方式。钱应该投资给自由探索者,你信任的那些积极进取的探索者才会帮助你获得期权收益。
作者不反对政府资助科研,但反对目的性过强的研究资助。有效的支出应支持非目的论的自由探索。
互联网、军事和医疗创新虽有回报,但常与最初预期不符。日本和大公司的目的性研究常阻碍创新。
基础科研经费应少量给予研究人员个人而非项目,类似于风险投资家“投骑师而非马匹”的策略。
科学社会学家史蒂芬·夏平观察到,风险投资决策基于对企业家(骑师)的判断而非商业计划(马匹),因为创新需要灵感、漫游能力和抓住机遇。作者在加州与风险投资家交往的经验证实了这一点。
研究回报遵循幂律分布(极端斯坦),具有近乎无限上升空间和有限下跌空间。正确策略是采用“1/n”模式,广泛分散投资于大量尝试。
如图12-3所示,赢者回报惊人。风险投资家表示:“回报收益是如此之大,你简直不能错过任何一个可能的创意。”
案例研究二:医疗领域
摘录: 与技术不同,医疗拥有驯化运气的悠久历史;它现在已经接受了实践中的随机性,但并不是那么乐于接受。医疗数据使我们能够评估目的论研究相对于随机性发现的成效。
医疗领域的数据揭示了目的论研究相对于随机发现的低效。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的定向研究收效甚微,而许多重要药物是偶然发现的。
默顿·迈尔斯在《现代医学的偶然发现》中写道: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20多年筛选了14.4万种植物萃取物,未产生一种获批的植物类抗癌药;而50年代偶然发现的长春花生物碱却成为抗癌药。约翰·拉马蒂纳的数据显示,10种药物中有9种由私营企业研制;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发现,46种畅销药中仅3种与政府资助有关。
许多癌症治疗药物源于其他学科的非目的性研究,但学者可能因不符合计划而忽略偶然发现。事后,发现常被错误归功于某项学术研究,强化“教鸟儿飞行”的错觉。
癌症化疗源于1942年德军轰炸携带芥子气的美国船,气体意外治愈了士兵的血癌。由于芥子气被《日内瓦公约》禁止,该故事被丘吉尔和美国政府掩盖,但研究得以继续。
战后治疗革命并非由主流科学洞见推动,而是源于合成化学的随机发现。对理论(认知基础)的了解与新药数量减少同步,表明在复杂领域,知识可能阻碍研究。
杰姆斯·勒法努以格哈德·多马克发现磺胺类药物为例。人类基因组项目和高研究支出下的医疗研究滞后也暗示了这一点。研究食材化学成分不会让人成为好厨师或品尝师,甚至可能更糟。
按设计研发的“设计师药物”很少,且存在药物相互作用问题。许多药物在应用中发生“漂移”或“间接发明”,找到新用途。
抗艾滋病药物是主要的设计师药物。市场上有成千上万种药物,新药需考虑与所有现有药物的相互作用,真正安全的药物可能只有1/4。例子:阿司匹林用途多次变更;血管生成抑制剂理论意外推动了黄斑变性治疗药贝伐单抗的诞生。
反“火鸡”问题:统计认识论
摘录: 现在,让我们看看我所说的事情背后的一些理论——统计报表认识论。下面的讨论将表明,未知的、你看不到的事情在某些情况下可以带来好消息,在另一些情况下可以带来坏消息。而在极端斯坦下,情况会变得更加侧重某一边。
在反脆弱性(正面不对称性)的情况下,如试错法,样本记录往往会低估长期平均值,因为它隐藏了优点(正面“黑天鹅”)。这是“反火鸡问题”。
规则:在反脆弱性的情况下(正面不对称性,正面“黑天鹅”业务),样本记录往往会低估长期平均值,隐藏起自身的优点,而不是掩盖自身的缺陷。
在脆弱性(负面不对称性)的情况下,如“火鸡”问题,样本记录往往会低估长期平均值,因为它隐藏了缺陷(负面“黑天鹅”)。
规则:在负面不对称的脆弱情况(“火鸡”问题)下,样本记录往往会低估长期的平均值,它会隐藏其缺陷,而展示其优点。
标准方法不考虑不对称性,导致许多人错误理解这些问题。作者以两位哈佛教授为例说明这种错误。
加里·皮萨诺教授错误判断生物技术行业潜力,因为他忽略了在损失有限、潜在利益无限的正业中,历史数据可能掩盖重要的正面罕见事件。肯尼斯·福鲁特教授错误判断再保险公司的利润,因为他忽略了只会带来负面影响的灾难性事件(负面“黑天鹅”)同样可能被历史数据掩盖,如劳埃德保险公司因一次石棉负债事件破产。
实践规则与对经验主义者的致敬
摘录: 让我暂且停一停,根据本章到目前为止所说的来总结一些规则。(1)寻找可选择性;事实上,根据可选择性对你要从事的业务进行排名;(2)最好选择有开放式的而非封闭式回报的业务;(3)切勿以商业计划为投资对象,而是以人为投资对象,寻找一个在其职业生涯中能够换6种或7种,甚至更多种工作的人……(4)不管你的业务是什么,请确保你选择了杠铃策略。
作者总结基于可选择性的实践规则:1. 根据可选择性对业务排名;2. 选择有开放式回报的业务;3. 以人为投资对象,而非商业计划书,投资于职业生涯多变的人;4. 采用杠铃策略。
历史对推动进步的经验主义者(常被贬为“江湖郎中”)是忘恩负义的。他们多是实践者,依靠试错和自由探索,但很少留下著作,其贡献被历史扭曲或窃取。
罗马人是务实派,阿拉伯人推崇哲学和“科学”。阿拉伯医学建立在亚里士多德逻辑和盖伦方法论上,憎恶经验。对医疗机构的监管部分出于经济利益,以打击竞争。论文“简述……伦敦实证者……掏空可怜病患钱包的若干手段”将经验主义者与盗贼关联。“经验主义者”依靠试验和经验,但被认为低劣。现代化和医学学术化曾引发医源性损伤大爆发。形式主义者犯下逻辑错误:如果非学术行医者中存在庸医,则所有非学术行医者都是庸医。实际上,“合法”医生常偷偷仿效非正规行医者开发的治疗方法。作者呼吁向这些被遗忘的英雄致敬。
第16章: 混乱中的秩序
本章核心:本章将反脆弱性和可选择性的理念应用于个人生活与教育领域。作者批判了结构化、目的论的生活方式与教育体系(“观光化”),认为它们压制了试错、随机性和自由探索,培养出缺乏适应现实世界能力的“书呆子”。他提倡“杠铃式”教育策略:最小化服从于体系要求的部分,最大化自主、基于兴趣的广泛阅读和学习,从而在混乱中发现秩序,培养真正的智慧和适应力。
本章原文锚点:正如我们在第7章中看到的那个人,他用扑克牌21点做了一个常见但错误的类比,我们发现有两个领域存在,一个是游戏领域,牌局就像游戏,事先会明确游戏规则;另一个是生态领域,在这里我们不知道规则,不能孤立地看待变量,就像在现实生活中一样。没有任何证据显示下棋有助于增强你在其他方面的推理能力——即使是那些能够与一群人玩盲棋游戏的人,在记忆棋盘之外的东西时,也不会强于普通人。只有自学者是自由的。
生态与游戏:领域特定性
摘录: 由于一个领域内的技能无法移植到另一个领域,这促使我对课堂上学习的任何技能,或者任何以非生态形式掌握的东西普遍心存怀疑,我更相信从街头斗殴和现实生活中学到的东西。我们接受游戏的领域特定性,但事实上,这些游戏并不是真的为了培养你的生活技能而设计的,将游戏技能转化为生活技能,难免会遭受严重损失。
存在两个领域:“游戏”领域(规则明确,如棋牌)和“生态”领域(规则未知,变量相互关联,如现实生活)。游戏领域的技能具有领域特定性,无法有效移植到生态领域。
下棋(即使是盲棋)无助于增强一般推理能力或记忆棋盘外事物的能力。课堂上学到的技能也只能留在课堂上,甚至可能带来危害。
课堂学习可能带来一种未被讨论的“医源性损伤”:过度结构化学习可能损害天生的能力。
吉特·乌尔姆的研究表明,儿童在学了算术后,解决“15根柱子间有多少间隔”这类实际问题的能力反而下降(给出错误答案15),而不懂算术的孩子能琢磨出正确答案(14)。
足球妈妈的观光化与对随机性的压制
摘录: 生物学家和知识分子威尔逊曾经被问道,什么是儿童发展的最大障碍;他的回答是足球妈妈。他并没有用普罗克拉斯提斯之床的概念,但他完美地诠释了这个概念。他的理由是,足球妈妈们压抑了儿童的生物自卫本能,以及他们对自然生物的爱。现代化的使命,看起来是压榨出生活中的每一滴可变性和随机性(正如我们在第5章中所看到的),但结果却具有讽刺意味,因为这只不过徒增了世界的不可预测性。
“足球妈妈”象征着过度结构化、压制儿童天性和反脆弱性的养育方式。她们试图消除试错、混乱和不确定性,将孩子塑造成符合预设模式的“书呆子”。
威尔逊认为足球妈妈是儿童发展的最大障碍,因其压抑了生物自卫本能和对自然的热爱。这种生活方式使孩子缺乏处理模棱两可情况的能力。
作者相信,通过私人图书馆和漫无目的但理智的阅读,不上学也能成为智者而非书呆子。生活需要随机性、混乱、冒险、不确定性、自我发现和非致命挫折来变得更有意义。
按计划生活就像把随机性放入盒子,是一种异化的、“观光客”般的生活方式。人工饲养的狮子寿命更长、更有保障,但不同于野外的狮子。塞内加的话“我们不是为了生活而学习,只是为了学习而学习”被美国大学曲解为“我们不是为学校学习,而是为人生学习”。生活中的矛盾常源于试图通过弱化和脆弱化来激发理性。
反脆弱性的(杠铃式)教育:作者的自传体例证
摘录: 虽然我拿了学位,但我还是认为自己是一个纯粹的自学者。我的想法是在公开市场上展现一丝不苟的态度。这使得我专注于思考一个聪明的“自学者”需要成为怎样的人……我意识到,这两类人之间的区别不在于他们在官方的本科课程学习上的差异……他们之间的真实差异实际上存在于课堂之外。
作者父亲是黎巴嫩毕业生代表,但作者观察到“聪明学生”的局限性:他们可能因聪明而忽视某些东西,不善周旋,且好成绩在校外可能带来副作用。
作者父亲班上成绩最差的学生成为最成功的白手起家商人;另一个差生早早退休成为业余历史学家并进入政界。父亲暗示好成绩的问题,并鼓励作者寻求文化或金钱。
结构化环境(如学校)偏爱在特定环境中反应快的学生,但这可能以牺牲校外能力为代价。这类似于健身房练出的力量无法转化为街头斗殴的能力,是畸形发展的结果。
企业高管被选中是因为忍受无聊会议的能力,尖子生被选中是因为专注于枯燥教材的能力。许多专门研究风险和概率的经济学家,一旦稍微偏离其狭隘专业领域便溃不成军。
作者自称“杠铃式自学者”:在学校只学极少的必要知识以通过考试,但贪婪地博览群书,专注于课堂外的知识。
作者利用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DHD)特性,以自然兴趣为动力。诀窍是:可以厌倦读一本特定的书,但不要厌倦阅读行为,这样知识才能快速增长。这类似于选择权引导下的试错研究。作者13岁起每周阅读30-60小时,阅读范围极广(文学、哲学等),但坚决不看学校规定的书籍。他通过袭警入狱,父亲也放任自流。二十几岁便赚到钱。
在沃顿商学院时,作者专注于概率和罕见事件,通过自主阅读(不看教材)深入探索该领域,最终将其变为职业重心。
作者订购所有以“概率”或“随机”为标题的书,连续几年只看这类书,以兴趣驱动学习。他发现“人们了解的很多东西其实都不值得去了解”。宝贵的知识不在数据库中,应尽可能远离中心。他在学校学的东西已忘光,而自主阅读的东西记忆牢固。
漫游者如同选择权
摘录: (无集中摘录,本点是对作者整个自学方法的总结和升华)
作者的自学方法本质上是将自己变为一个“漫游者”和“选择权”,通过广泛的、兴趣驱动的自由探索,在看似混乱的学习过程中发现宝贵的知识和职业方向,这本身就是反脆弱性和可选择性的体现。
第17章: 胖子托尼与苏格拉底辩论
本章核心: 本章通过虚构胖子托尼与苏格拉底的辩论,深入探讨了可叙述的、定义性的知识与不可叙述的、实践性知识之间的根本差异,批判了苏格拉底式理性主义对定义性知识的过度推崇,并指出这种“绿色木材谬误”可能导致人们轻视无法言传但有效的传统、本能和启发法,从而带来脆弱性。
本章原文锚点: 我们有种错误的想法,即认为事情背后总有一个你可以找到的理由,而且我们会很容易理解这些理由。事实上,在生活中最严重的错误莫过于将不可叙述的事物误认为是愚蠢的东西——这是尼采最终得出的结论。自从哲学的黄金时代开始,我们就陷入了绿色木材谬误——我们看到亚里士多德对泰勒斯成功故事的错误诠释。
《欧蒂弗罗篇》
摘录: 苏格拉底使用的技巧是,先从一个论点出发,让谈话者同意一系列的陈述,然后告诉他,他所认同的这些陈述如何与他最初认同的那个论点不同,因而确定他对于自己要做的事情毫无头绪。苏格拉底使用这个技巧主要是向人们展示,他们的思考是多么缺乏清晰的逻辑,他们对自己日常运用的概念了解得多么少,以及他们多么需要哲学来帮助他们理清思路。对于“孝顺”的概念,欧蒂弗罗不能拿出一个让苏格拉底满意的定义。苏格拉底一直纠缠着这个可怜的家伙,因为他无法对孝顺进行明确的界定。
苏格拉底通过对话揭示人们缺乏对日常概念(如“孝顺”)的清晰定义,从而论证理性反思和哲学定义的必要性。
在《欧蒂弗罗篇》中,苏格拉底在法院外等待审判时,遇到了准备起诉自己父亲的宗教专家欧蒂弗罗。苏格拉底通过一系列提问,让欧蒂弗罗无法明确界定“孝顺”一词,最终使欧蒂弗罗找借口离开。对话给读者的印象是,即使过了25个世纪,我们也并未接近最终答案。
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可能更多地反映了柏拉图本人的思想,而非真实的苏格拉底。
作者指出,苏格拉底没有留下自己的作品,我们主要通过柏拉图和色诺芬了解他。这类似于胖子托尼指定传记作者,但作者可能为了自己的写作计划而扭曲托尼的性格和见解。因此,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带有强烈的柏拉图烙印。
胖子托尼对话苏格拉底
摘录: 胖子托尼在生活中的力量来自于他从来不会让别人来构建问题的框架。他跟尼罗说过,问题的答案永远是根植于问题之中的;千万不要直接回答一个对你来说毫无意义的问题。胖子托尼说:“我是不是必须能用直白野蛮的非希腊英语或纯粹的希腊语来解释这个词,才能证明我知道和明白它的意思?我不知道如何表述它,但我知道它是什么。”
胖子托尼拒绝被苏格拉底的问题框架束缚,他认为知道一件事物(如孝顺)并不等于能用语言精确定义它。
在虚构的对话中,苏格拉底问托尼如何定义“孝顺”。托尼反问,婴儿是否需要定义母乳才懂得喝奶,狗是否需要界定主人才懂得忠诚。他论证人类也拥有引导我们做并不完全了解之事(如骑自行车)的本能,无需事事依赖定义。
胖子托尼批判苏格拉底破坏了人们基于习惯、本能和传统的有效实践,却无法提供替代答案,这导致了社会的脆弱性。
托尼在对话结尾指出,苏格拉底被处死的原因是他让人们对自己一直做得很好且未陷入麻烦的事情感到疑惑,摧毁了人们对自己的理解,却拿人们对某些事情的无知取乐,且没有答案可以给他们。
定义性知识的优越性
摘录: 对定义性知识的重视导致柏拉图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如果你不能认识事物的形式,你就不能说你了解事物,因为任何事物都是以定义来说明的。如果我们不能根据特殊性来界定虔诚,那么就让我们从普遍性开始,因为其中包含了特殊性。换句话说,如果你不能根据地形绘出地图,那么就根据地图造出地形。
苏格拉底-柏拉图传统将哲学的核心问题设定为寻求事物的本质定义(如“什么是存在?”),认为只有通过定义才能获得真正的知识。
苏格拉底甚至质疑诗人,认为他们对自己作品的了解并不比大众读者更多。在《申辩篇》中,苏格拉底讲述了他如何盘问诗人,发现他们无法解释自己作品中辞藻华丽的段落。
苏格拉底的方法至少有一个积极结果:即使无法定义某物是什么,也能确定它不是什么。
作者指出,苏格拉底的问题虽然可能无法得出定义,但有助于通过排除法来澄清概念。
误将难以理解当作愚蠢
摘录: “有些事情我不理解未必表示我无知”,这也许是尼采所在的时代最有力的一句话——我们在序言中曾说过与之类似的话,在界定那些将不理解的事物误当作不合理的事物的脆弱推手时。尼采对苏格拉底所说的真理极为反感,主要原因在于这种对真理的探求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推广对事物的理解,因为苏格拉底认为,对于恶事,人们不会明知故犯——这个观点在启蒙运动时期影响了无数思想家。
尼采猛烈抨击了苏格拉底式的理性主义,认为其错误地将无法理解的事物等同于愚蠢或无知,并过度推崇知识万能论。
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提出,苏格拉底是“科学密教者”,其“使得存在看起来能够理解”的说法是一种谬误。他区分了代表理性、逻辑、平衡的太阳神阿波罗精神,与代表本能、野性、难以理解的酒神狄俄尼索斯精神。古希腊文化原本平衡了二者,但苏格拉底导致天平过度倾向阿波罗,造成理性主义膨胀和阴阳失调。
尼采实际上理解了反脆弱性的核心,即知识的增长离不开狄俄尼索斯式的随机自由探索(可选择性),而阿波罗则是选择过程中的理性部分。
作者指出,尼采第一个创造出“创造性破坏”和“破坏性创造”来形容狄俄尼索斯,这实质上是反脆弱性的概念。塞内加也曾用酒神黎伯特(喧闹的力量)、大力士赫拉克勒斯(力量)和墨丘利(理性、科学)来象征人类倾向的不同维度。
历史上许多批判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理性主义的思想家被遗忘,因为结构化的学术教育偏爱容易传授的天真理性主义,而非内涵丰富的经验主义。
19世纪法国思想家欧内斯特·勒南指出,逻辑在寻找道德和政治科学中的真相时是“无用的工具”,因为它排除了细节,而真相只存在于细节中。
愚蠢的人和不愚蠢的人的区别
摘录: 对托尼来说,生活中亟须区别的并非真与假,而是谁是愚蠢的人、谁不是。在现实生活中,正如我们在塞内加的思想和泰勒斯的赌注中所看到的,风险比知识更重要,决策的影响将超越逻辑。哲学家谈论真与假。真正过日子的人谈论报酬、威胁和后果(风险和回报),也就是脆弱性和反脆弱性。
胖子托尼关注的核心是行动的结果(风险与回报、脆弱性与反脆弱性),而非抽象的真假命题或知识结构。
作者指出,教科书中的“知识”忽略了隐性利益的不对称性。真正重要的是你发生了什么(获益或受害),即回报,而不是事件本身的真假。
在现实决策中,概率(真/假)的重要性远低于事件的影响(脆弱性),因为存在不对称性。
案例1:机场安检。乘客是恐怖分子的概率极低,但安检成本低,而假定为真(他们是恐怖分子)的回报(避免灾难)极大,因此决策基于不对称回报而非概率。案例2:核反应堆。明年爆炸的概率极低,但因其破坏力巨大(脆弱性高),仍需投资巨额安全措施。案例3:随便吃药。不一定伤害你,但不会马上服用,因为潜在伤害远大于潜在益处。
绿色木材谬误的根源在于人们混淆了事件本身和事件带来的风险影响,倾向于追求更精确的预测(概率),而非调整风险敞口。
作者指出,每当预测者失误,标准反应是“需要更精确的计算”来预测事件概率,而不是“调整你的风险敞口”。宗教和传统的启发法在管理风险上可能比天真的伪科学更管用。
传统
摘录: 正如胖子托尼所说,苏格拉底被处死是因为他破坏了在雅典政府眼里无可置疑的东西。事物过于复杂,乃至无法用言语表达,如果什么都要用语言表达出来就磨灭了人性。老加图坚信民主,这使他相信自由和传统规则,害怕暴政,他曾这样评价苏格拉底——“苏格拉底是一个强大的蛊惑者,他想让自己成为国家的主宰,以摧毁习俗,怂恿公民持有与法律和秩序相反的意见”。
古人(如罗马的老加图)认为苏格拉底的天真理性主义削弱了社会赖以运行的习俗和传统,带来了脆弱性。
老加图反感希腊哲学家和医生,认为苏格拉底是蛊惑者,旨在摧毁习俗,怂恿公民反对法律和秩序。
后世许多思想家捍卫基于传统、经验和无法言传知识的智慧,反对激进的理性社会规划。
埃德蒙·伯克批驳法国大革命破坏了“长期积淀的集体理性”,主张小规模试错和对传统启发法保持尊重。迈克尔·奥克肖特认为传统汇总了历史积淀的集体智慧。约瑟夫·德·迈斯特认为人有堕落本性,需用独裁压制。维特根斯坦深刻洞见了无法用文字表达的思想。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发现不识字的人也有“具体性科学”,其思考方法同样丰富甚至更丰富。约翰·格雷反对启蒙运动万能论,认为科学进步可能只是海市蜃楼。
第四卷小结
摘录: 除了医疗实证,本节希望能给那些在历史长河中受到不公正对待的特立独行的“异端”分子、工程师、自由创业者、创新艺术家和反学术的思想家正名。本节的结论认为,你的行动往往比你倾向于相信的更加明智,也更加理性。苏联–哈佛派观念的推动者从不使用可选择性,或二阶效应——他们的叙述中可选择性的缺乏,导致他们对技术科学的作用产生错误的看法。
本卷旨在为历史上被忽视的实践者、异端思想家和反学术人士正名,并指出人们的行动往往比他们自己认为的更明智、更理性。
作者认为,揭穿“教鸟儿飞行”的副现象和“线性模型”无需特别知识,只需在选择时有理性(即可选择性)。没有经验证据表明有组织的研究能带来大学所承诺的成就。
作者对以哈佛为代表的精英教育持批判态度,认为其已成为奢侈品和骗局,并预言其终将因脆弱性而崩溃。
作者与艾莉森·沃尔夫讨论教育问题,认为常春藤大学像奢侈品一样被追捧,中产父母将储蓄转移给学校行政和教授,学生贷款助长了这种“抽租”行为。作者认为教育是一个持续膨胀且不受外部压力约束的脆弱机构,时间和历史终将揭穿并导致其崩溃。
第18章: 一块大石头与一千颗小石子的区别
本章核心: 本章通过引入“非线性”和“凸性/凹性”的概念,提供了一个识别和衡量脆弱性与反脆弱性的简单技术框架。核心论点是:脆弱性源于对波动性的负面非线性反应(凹性,伤害随冲击强度加速增长),而反脆弱性源于正面非线性反应(凸性,在一定限度内收益随冲击强度加速增长)。该框架可广泛应用于交通、规模经济、项目管理、战争成本、生态政策等领域,解释了为何“效率”优化和规模增大会导致系统更脆弱。
本章原文锚点: 对于脆弱的事物来说,冲击带来的伤害会随着冲击强度的增加而以更快的速度增长(直到达到某一水平)。对于反脆弱性物体来说,在一定限度内,冲击越强,带来的益处越大(相应的,伤害也更小)。脆弱性等于凹性,等于不喜欢随机性。
发现脆弱性的简单法则
摘录: 1 000块小石子和同等重量的大石头之间的区别,是说明脆弱性源于非线性效应的一个有力例证。对于脆弱的事物来说,冲击带来的伤害会随着冲击强度的增加而以更快的速度增长(直到达到某一水平)。对于脆弱的物体而言,温和冲击的累积效应低于等量的单一严重冲击所造成的单一影响。
脆弱性可以通过一个简单法则识别:伤害随冲击强度非线性加速增长。同等总冲击力下,单次严重冲击的伤害远大于多次温和冲击的累积伤害。
案例1:犹太故事。国王发誓用大石头压死儿子,后智囊团将大石头碎成小石子投掷,伤害大减。案例2:驾驶汽车。时速50英里撞墙的伤害远大于时速5英里撞墙伤害的10倍。案例3:饮酒。一次喝7瓶葡萄酒的危害远大于7天每天喝一瓶。案例4:瓷杯掉落。从1英尺高处落下的伤害远大于从1英寸高处落下伤害的12倍。案例5:跳楼。从30英尺跳下的危害远大于从3英尺跳下危害的10倍。
脆弱性之所以是非线性的,源于生存概率结构:物体或生物需承受无数微小冲击而存活,因此对微小冲击免疫(影响非线性地小),但对罕见严重冲击脆弱。
金融市场中,日波幅0.1%的波动数量是波幅超10%波动的约10,000倍。地球每年发生约300万次无害的微震(低于里氏2级),而破坏性地震(里氏6级以上)则罕见。瓷杯经历无数次轻微碰撞而不碎,但一次严重冲击即碎。
何时微笑,何时噘嘴
摘录: 非线性分为两种:如国王和儿子的例子所展现的凹性效应(曲线向内),或者相反的凸性效应(曲线向外)。凸性(左)是具有反脆弱性的,而凹性(右)是脆弱的(负凸性效应)。如果你从一个给定变化中获得的利大于弊,那么你由此绘制的曲线就是凸性的;反之,就是凹性的。
非线性有两种基本形态:凸性(曲线向外,像笑脸)和凹性(曲线向内,像噘嘴)。凸性对应反脆弱性(喜欢波动性),凹性对应脆弱性(厌恶波动性)。
图示说明凸性曲线和凹性曲线的形状。数学上,如果在凸性收益前加负号,就得到凹性损失,两者像镜像。胖子托尼的交易收益与银行的损失就是这种镜像关系。
风险的凹性越大,来自意外事件(黑天鹅)的伤害就越大,且不成比例。
图示比较线性风险与非线性(凹性)风险。当发生严重偏差(突发事件)时,凹性风险所受的伤害会不成比例地远超线性风险。
纽约的交通
摘录: 交通是高度非线性的。如果前1个小时有9万辆汽车行驶在路上,下1个小时有11万辆汽车行驶在路上,那么汽车行驶的速度远比平均每小时有10万辆汽车要慢。出行成本在高速公路上汽车数量的波动性面前是脆弱的,它不那么依赖平均数。
交通系统是凹性的(脆弱的),汽车数量小幅增加会导致通行时间不成比例地大幅增加,系统对波动性而非平均数更敏感。
作者从纽约住所到肯尼迪机场的例子:早上5点出发约需26分钟;6点出发,车流量稍增,时间可能猛增50%。道路汽车数量增加10%,行车时间可能增加50%。
追求“高效”和“优化”(减少冗余)的系统往往对非线性反应(波动性)更脆弱,小的扰动会导致大的混乱。
欧洲机场和铁路以接近最大容量运行,冗余小。一旦乘客数量因滞留等问题小幅增加(如5%),就会造成机场大混乱。经济领域中,中央银行印钞可能初期无效,但后期“意外”引发严重通货膨胀,这是凸性效应导致线性近似失效的例子。
更多就是不同之处
摘录: 还有一种看待凸性效应的直观方式:考虑规模扩大的特性。如果遭遇某事的风险加倍,那么它导致的伤害是否会大于两倍?如果是的话,那么这一定是脆弱性的情况。否则,你就是强韧的。“更多就是不同之处”就是指增加单元所导致的非线性结果,因为加总的单元越多,其和就变得与各组成部分越不同。
规模扩大本身会产生非线性效应(“更多就是不同之处”),导致整体性质与各部分之和不同,这可能带来脆弱性。
巨石与等重小石子的区别:形状、性质不同。城市不是村庄的扩大版,大公司也不是小企业的扩大版。平均斯坦因随机性变化成为极端斯坦。这些都说明了非线性的作用。
忽略可变性(隐性维度)会导致错误。例如,营养摄入的规律性与随机性可能产生不同的生理效果,后者可能通过毒物兴奋效应带来益处。
美国卫生部门建议每日稳定、平衡地摄取营养。但研究表明,偶尔缺乏某些营养(形成轻微压力)可能激活后续吸收途径,带来更好的生理反应。传统和宗教启发法可能无意中包含了这种对凸性效应的理解。
小的可能是丑陋的,但肯定不那么脆弱
摘录: 忍痛会因规模加大而恶化。规模大的东西,面对某些错误容易受到伤害,特别是在可怕的忍痛情绪下。随着规模进一步增大,其代价会非线性地增加。规模带来的收益是可见的,但风险是隐蔽的,而一些隐蔽的风险似乎给公司带来了脆弱性。
规模过大会导致“忍痛效应”:在压力或资源紧张时,由于别无选择,不得不承担非线性增加的昂贵成本,从而表现出脆弱性。
案例1:养宠物。养大象在水荒时需支付天价买水(忍痛),养猫狗则额外成本占比很低。案例2:企业合并。合并后规模增大,但历史数据表明合并收益不佳(“傲慢假说”),规模可能带来隐藏的脆弱性。案例3:动物体型。大型动物(如大象)比小型动物(如猫、老鼠)更脆弱,更容易因摔落而受伤(贾德·戴蒙的文章“为什么猫有9条命”)。
在金融领域,错误规模的非线性效应显著:大规模的错误操作会导致不成比例的巨额损失。
法国兴业银行案例:流氓交易员科维尔隐藏了巨额风险敞口,银行被迫低价抛售700亿美元股票,损失60亿美元。如果规模是1/10(70亿美元),市场可以吸收而无损失。因此,10家小银行各有一个“小科维尔”,总损失会微乎其微。
项目规模增加会导致成本超支比率非线性上升,尤其是不可分割的项目。
本特·弗林夫伯格的研究表明,项目延误成本占总预算的比率随规模增加而增高。桥梁、隧道等不可分割工程成本超支显著;道路等可分割工程则没有严重规模效应。
大型实体(如超市)的失败会对社区造成不成比例的严重伤害。
作者反对大型超市收购其社区,因为一旦公司倒闭,社区可能变成巨大的“战区”。英国政策顾问用此论点支持“小即是美”。
预估与预测
摘录: 因为旅行时间不会真的为负值,因此不确定性往往造成延误,导致飞行时间的增加,而几乎从来不会减少。当项目中增加了不确定性,那么竣工的成本往往会更高,时间也会更长。负凸性效应又一次成为罪魁祸首,这是直接和明显的原因。错误会以不对称的方式影响你,如同我们上文所讲的搭乘飞机旅行一样。
在存在下限(如时间不能为负)的活动中,不确定性主要导致负面结果(延误、超支),这是负凸性效应的体现,而非单纯的心理“规划谬误”。
航班几乎只会延误,极少提前很多到达。项目竣工时间几乎只会延迟,很少大幅提前。这与“规划谬误”的心理解释不同,本质是项目的非线性结构:错误只能作用于时间轴的右端(延迟),不能作用于左端(提前)。
现代社会的复杂性、相互依存度和对“效率”的追求,加剧了非线性效应,使得预测更不准,错误后果更严重。
对比:19世纪的水晶宫9个月建成。现代项目涉及复杂供应链、信息技术、全球化,最薄弱一环决定整体成败(负凸性),导致延误和超支更严重。本特·弗林夫伯格指出,信息技术(IT)项目成本超支尤其严重。
战争成本被严重低估,是爆炸性非线性(凸性效应)的典型例子,政府不擅长处理此类非线性问题。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实际财务成本是初始估计的至少10倍。伊拉克战争预估花费300-600亿美元,实际总成本(含间接成本)可能达两万多亿美元。政府项目普遍存在成本超支问题。
强调“效率”的地方偏偏缺乏效率
摘录: 我们可以很容易看到脆弱性导致的成本膨胀,甚至凭肉眼即可看见。如今的证券交易所用电脑替换了交易员,这带来的看得见的好处微乎其微,却招致了极大的风险。如果说交易员造成的错误还是可控的和分散的,那么计算机系统造成的错误则如脱缰野马。
追求表面“效率”而忽略脆弱性,会导致系统在错误面前更加脆弱,错误成本非线性飙升。
全球性危机的成本是20世纪80年代危机成本的3倍以上(经通胀调整)。证券交易所电脑化:交易员错误可控、分散;计算机系统错误可能导致整个市场“闪电崩盘”(2010年8月)或每分钟蒸发1000万美元(骑士资本集团,2012年8月,总损失4.8亿美元)。
天真的成本效益分析忽略非线性风险,导致灾难性决策,如核能。
法国发展核能基于“干净便宜”的线性分析。福岛核泄漏后,被迫不计成本增加安全措施,这些巨额费用未纳入最初决策模型。
污染和地球遭受的伤害
摘录: 我们知道化石燃料是以非线性的方式产生危害的,而且这种危害是凹性的(少量的化石燃料没什么危害,但是大量燃烧化石燃料却会对气候产生破坏性影响)。分散污染源。10个不同来源所造成污染的总危害比一个污染源带来的等量污染的危害要小。
可以根据凸性效应制定生态政策:分散污染源可以降低总危害,因为危害是凹性的(非线性增长)。
化石燃料的危害是凹性的:少量危害不大,大量则破坏性剧增。因此,分散污染源的总危害小于集中污染。
现代人集中化、僵化的消费习惯(如过度消费特定商品)会非线性地伤害生态系统,并在资源短缺时导致价格飙升。古人则通过多样化消费来避免这种脆弱性。
现代人集中消费金枪鱼、咖啡等商品,扰乱生态,价格易飙升。阿留申人等狩猎-采集者缺乏集中性,总是变换狩猎对象,保护了生态系统。全球化加剧了集中化趋势(如都去相同旅游景点)。
财富的非线性
摘录: 财富意味着更多,由于非线性效应,更多将带来巨大差异。财富更多会导致我们更容易犯更严重的错误。正如投资上亿美元的项目要比投资500万美元的项目更加不可预测,也更可能超支,日渐富裕的世界也因更多的不可预测性和脆弱性饱受困扰。
财富增长本身会通过非线性效应增加世界的不可预测性和脆弱性,因为更多的财富意味着可能犯下后果更严重的错误。
投资额越大,项目越不可预测,越可能超支。国家追求GDP增长,个人财富增长,都会带来更多麻烦和脆弱性。
第19章: 炼金石与反炼金石
本章核心:本章通过非线性(凸性与凹性)的数学视角,深化了脆弱性与反脆弱性的概念。它提出了一个简单的启发法来检测系统的脆弱性(反炼金石),并阐述了在非线性条件下,波动性(而非平均值)对结果的决定性作用,以及可选择性带来的“炼金石”效应——即凸性偏差如何使人在犯错时仍能获得超额收益。
本章原文锚点:他们告诉你何时会破产——黄金有时就是一种特殊的铅。本章将对前面的概念做进一步深化,内容也将更为深奥。如何识别谁将破产。最关键的是,非线性更容易受到极端事件的影响——没有人对极端事件感兴趣,因为他们普遍对其有抵触心理。
如何识别谁将破产
摘录: 我们阅读了报告:简单地说,某个经济变量的上升将导致巨大的损失,而其下降(朝相反的方向运动)则带来少量的利润。该变量如果进一步上升将导致更大的额外损失,如果进一步下降带来的利润也将更小。这看起来与图18–2中石头的故事别无二致。危害的加剧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上是很可怕的。所以,我们立刻看出了房利美的毁灭是不可避免的:它的风险显示出严重的凹性效应。
通过一个简单的启发法可以检测系统的脆弱性(反炼金石),即观察系统对某个变量的反应是否呈现“伤害加剧”的非线性凹性效应。
以房利美为例,其内部风险报告显示,某个经济变量上升会导致巨大损失,下降仅带来少量利润;且变量进一步上升会导致损失不成比例地加剧,进一步下降带来的利润增量却更小。这种不对称的“伤害加剧”模式(负凸性/凹性)表明其极度脆弱,破产是必然的。
这种检测方法具有普遍性,可应用于交通、政府赤字、公司财务与经营杠杆等领域,以识别其脆弱性。
交通案例:车流量增加10万辆,行车时间延长10分钟;再增加10万辆,行车时间延长30分钟。这种“加剧恶化”表明交通系统脆弱。政府赤字与公司杠杆同理:失业率增加或营业额下降带来的赤字恶化或利润减少,远大于其相反变化带来的改善。
模型的误差往往具有单向性(更多带来伤害而非益处),这导致我们普遍低估随机性的危害。
航班往往延迟而非提前;战争往往变得更糟而非更好;交通干扰总是增加而非缩短行车时间。这种“片面性”使得即使从长远看随机性来源正负变化一样多,其带来的危害也远超收益。
可以通过对模型假设进行微小变更,观察其影响是否加剧,来检验模型是否脆弱。
福岛核事故概率计算:假设的微小变化可使事故发生概率从百万分之一大幅上升到百分之一,表明该概率模型极其脆弱。许多经济学模型也如此,一个微小变更可能导致灾难性后果,因此应被摒弃。
如何失去了祖母
摘录: 如果一条河的平均深度是4英尺,就千万不要过河。你刚刚被告知,在接下来的两个小时内,你祖母所在地方的平均温度非常宜人,约为21摄氏度。但我们还有第二组数据。事实证明,你的祖母第一个小时处于零下8摄氏度的环境下,而在第二个小时处于60摄氏度的环境下,平均温度则是非常理想的地中海温度,也就是21摄氏度。因此,这样看来最后你肯定会失去你的祖母。
在非线性(凹性)条件下,平均值具有误导性,围绕平均值的波动性(偏差)远比平均值本身重要。
“祖母与温度”案例:尽管两小时平均温度为宜人的21°C,但实际经历为-8°C和60°C的极端波动。由于祖母的健康对温度呈凹性反应(如图19-1所示,健康值在偏离适宜温度时急剧下降),这种波动带来的伤害远大于稳定在21°C的情况,导致失去祖母。
当一个人在变化面前是脆弱的(即其反应函数是凹性的),那么平均数的概念就失去了意义,温度的偏差远比平均温度重要。
将第二组数据(波动性)称为“二阶效应”或“凸性效应”。平均温度21°C的信息是对现实的危险简化,歪曲了真实风险。
现在来谈炼金石
摘录: 如果该函数呈现凸性(反脆弱性),那么变量函数的平均值将比变量平均值的函数要高。这就是炼金石,如果函数是凹性的(脆弱性),那么情况则相反。反脆弱性的隐性利益在于,你犯的错可以多于随机性错误,但最后仍有出色业绩。这里少不了可选择性的力量——变量的函数是凸性的,所以你可以在犯错的情况下仍有不错的收益——不确定性越高越好。
炼金石效应源于凸性(反脆弱性)带来的“凸性偏见”(由詹森不等式描述),即凸函数的平均值大于平均值的函数。
以平方函数(凸函数)和掷骰子为例:掷骰子收益(1至6)平均值的平方是(3.5)^2=12.25。而收益平方的平均值是(1^2+2^2+...+6^2)/6=15.67。两者28%的差异就是“反脆弱性的隐性利益”。
这种偏见导致人们常将“变量的平均数”的特点与“变量的凸函数的平均数”混为一谈。在凸性条件下,你可以在大多数时间犯错(犯错率超过50%)却仍能获得出色业绩。
这解释了可选择性的力量:如果收益是凸性的,不确定性越高,可选择性的价值越大,表现就越好。你可以愚蠢,但只要具有反脆弱性,结果仍然会很好。
相反,对于凹性(脆弱性)函数,则存在“负凸性偏见”,需要预测得比随机结果好得多才能抵消负面影响。
以平方根函数(凹函数)为例:收益平方根的平均值约为1.80,而平均收益的平方根约为1.87。这-4%的差异就是脆弱性的隐性伤害。
骗子在哪里?
摘录: 我一生都在使用一个简单但非常有用的启发法:骗子是可以识别出来的,他们都会给你正向的意见,而且只有正向的建议,利用我们对所谓秘籍的轻信和热衷。然而实际上,人们是通过负向方法寻求成功的,这也是进化过程的选择:下棋高手通常通过不输棋而取胜;人们通过避免破产而致富(尤其是当别人破产时);宗教大多制定了许多禁忌;生活的经验主要是关于我们应该避开什么事。
人们通常过度关注和赞美正向行动(“有所作为”),而忽视不作为或放弃(负向行动)的价值,后者往往是更强韧的策略。
从医药到商业,干预主义(正向行动)常带来灾难。而成功常通过负向方法实现:棋手通过不输棋取胜;投资者通过避免破产致富;宗教通过制定禁忌规范行为。
在高度随机性的环境中,预测失败(谁没有能力)比预测成功(谁有能力)更容易、更可靠。
我们很难判断成功者是否有能力,但几乎总能预测一个完全无能的人终将失败。
减法知识
摘录: 对知识最大——最有力的——贡献在于消除我们认为错误的东西,即采用减法认识论。我们知道错误的事情远多于知道正确的事情,或者就脆弱/强韧的分类来说,负向知识(什么是错的,什么不起作用)在错误面前比正向知识(什么是正确的,什么起作用)更强韧。
负向知识(知道什么是错的)比正向知识(知道什么是对的)更强韧,因为证伪比证实更容易。
卡尔·波普的证伪思想:发现一只黑天鹅就能证伪“所有天鹅都是白的”,但即使从未见过黑天鹅,也不能证实该论断。因为一个小例外就能推翻论断,所以负向知识更可靠。这源于古典医学怀疑论,并被东正教神学的“否定法”(通过描述上帝不是什么来接近上帝)所体现。
减法知识是凸性的,它构成了杠铃策略的一部分,确保你在错误时不会受伤害。
了解什么会出错能带来强韧性。伪狄奥尼修斯和米开朗琪罗的“做减法”理念:通过剔除不属于大卫的部分来雕刻大卫像。在政治中,好体制的核心是能淘汰坏人,防止恶行(边沁、乔恩·埃尔斯特)。史蒂夫·乔布斯:创新就是对1000个理念说“不”。
少即是多
摘录: 决策过程中,“少即是多”的想法可以追溯到斯佩诺斯·马克瑞戴克斯、罗宾·道斯、丹·戈尔茨坦和捷尔德·盖格瑞泽,他们各自在不同的情况下发现,简单的预测和推断法要比复杂的方法好得多。如果只需担心“黑天鹅”风险的话,生活要轻松很多。
简单的经验法则(“少即是多”)往往比复杂方法更有效、更强韧,尤其在面对“黑天鹅”和极端事件时。
戈尔茨坦和盖格瑞泽的“快而俭”启发法:在时间、知识、计算能力有限时,简单法则能做出更好决策。关注如何利用或避免罕见极端事件,能极大改变风险状况。
许多系统呈现极端的赢家通吃效应(从80/20法则演变为99/1),因此针对核心的少数进行改善(减法),能以低成本获得巨大收益。
普遍存在的极端斯坦效应:99%的互联网流量来自不到1%的网站;99%的图书销量由不到1%的作者贡献。因此,对系统进行1%的改善可能降低99%的脆弱性。例如:少数无家可归者耗费大部分财政;少数员工导致大多数问题;少数客户带来大部分收入;少数大型项目导致大部分成本超支。
人们常误以为需要更多数据来解决问题,但实际上过多的数据可能分散对核心威胁的注意力。
我们拥有前所未有的数据,但预测能力却更弱。过马路时关注行人眼睛颜色可能让你忽视卡车。保罗·瓦莱里:人们需忽略很多东西才能有效行动。有说服力的学科(如物理)少用统计数据,而充斥统计的学科(如经济学)却贡献寥寥。
作者提出了一些基于“少即是多”的决策启发法,以简化选择并增强强韧性。
1. 如果做某事的理由超过一个,就不要做(你在试图说服自己)。2. 法国军队启发法:拒绝以一个以上理由请假。3. 如果某人以多个论点攻击一个理念,这通常不是真的。4. 柏格森剃刀:一个哲学家应以一个理念扬名。5. 简历过长或成就清单过多的人往往应被忽略(爱因斯坦称自己没有无足轻重的想法)。
第20章: 时间与脆弱性
本章核心:本章探讨了时间如何作为脆弱性的检验器,提出了通过“否定法”(即识别并排除脆弱的事物)来预测未来的方法。核心论点是,具有反脆弱性的事物(尤其是技术、知识和文化产品)受益于时间,其预期寿命随存在时间增长而延长(林迪效应),而脆弱的事物终将被时间淘汰。作者批判了“新事物狂热症”和过度技术化的未来想象,主张尊重历史、经验和经时间考验的智慧。
本章原文锚点:反脆弱性意味着旧的事物要胜过新的事物,而且是远胜新的事物,这可能与我们的直觉不符。根据脆弱性和反脆弱性的概念,严格来说,正确的想象就是从未来中排除或削减不属于未来的东西,采用否定法。对于会自然消亡的事物,生命每增加一天,其预期寿命就会缩短一些。而对于不会自然消亡的事物,生命每增加一天,则可能意味着更长的预期剩余寿命。
从西蒙尼德斯到詹森
摘录: 很多情况下,你的想象力会为当前的世界添加一些东西。很抱歉,我会在本章中告诉你,这种方法完全是落后的方法:根据脆弱性和反脆弱性的概念,严格来说,正确的想象就是从未来中排除或削减不属于未来的东西,采用否定法。脆弱的事物终将破碎;幸运的是,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分辨出哪些东西是脆弱的。
预测未来的正确方法是“否定法”,即识别并排除那些脆弱、终将被时间淘汰的事物,而非添加想象中的新技术。
作者引用古希腊诗人西蒙尼德斯“时间有撕碎一切的锋利牙齿”的诗句,说明时间对脆弱事物的侵蚀作用。并指出,通过凸性效应分析,我们可以科学地分类判断哪些事物会被时间迅速吞噬。
预测(尤其是涉及脆弱事物的长期预测)本身是脆弱的职业,先知或看清问题的人往往在当下不受欢迎,甚至遭受迫害。
以政治哲学家雷蒙·阿隆为例,他在被证明正确之前和之后都受尽冷落。而20世纪持有错误观念的知识分子却仍是时髦偶像。这体现了“棒打信使”和“真相带来仇恨”的现象。
一般预测的准确性随时间非线性急剧下降,但对已确认为脆弱的事物的“消亡预测”长期来看更可靠。
对计算机工厂销售量或大宗商品利润的10年期预测错误率,是一年期预测错误率的上千倍。但易于遭遇“黑天鹅”的脆弱事物终将被历史吞噬,因为时间增强了该事件的发生概率。
学习做减法
摘录: 所以,最重要的错误在于:当被要求想象未来时,我们倾向于拿当下作为基准,然后加入新的技术和产品,以及其他我们认为合理的事物,尽管这只是在过去的发展格局上的一种生硬的添加和篡改,最终杜撰出一个未来。
过去一个半世纪的未来预测(如凡尔纳、威尔斯、奥威尔的作品)大多失败,因为它们错误地采用了“做加法”的方式,过度技术化,而忽略了真正持久和普通的事物。
这些预测几乎从未预见到互联网或将轮子装在旅行箱上这类普通发明。它们想象的世界与我们的现实世界相去甚远,我们仍在使用许多古老技术:鞋子(5300年历史)、银器(美索不达米亚)、酒(6000年)、玻璃杯(约3000年)、椅子(3000年)、火烹饪等。
“新事物狂热症”患者(通常是技术思想家)存在审美和认知缺陷,他们缺乏优雅、文学素养和对历史的尊重,导致对未来缺乏判断力。
作者参加技术研讨会时,发现与会者虽不戴领带,但缺乏魅力,有“工程思维”或自闭症倾向,牺牲实用性追求精确,且忽视历史。而学习历史(如阅读荷马、柏拉图、莎士比亚,欣赏古典雕塑)对于理解未来至关重要。
真正重要的技术往往是隐性的、维护性的或看似低技术的,它们解决了根本需求。
戴维·艾杰敦指出,21世纪初自行车产量是汽车的2.5倍,大部分技术资源用于维护或改进旧技术。避孕套是一项重要但常被忽视的技术,其改进目标是越来越不引人注意。
最理想的技术
摘录: 技术的巅峰状态,往往是在我们看不到它的时候。我相信,当一项技术取代了有害的、不自然的、不友好的,最重要的是天生脆弱的旧技术时,它就给我们带来了最大的效益。
最好的技术是那些能够消除不自然、有害或脆弱旧技术影响的技术,其效益在于其“隐性”。
互联网消除了纸质文件和部分官僚主义;新型“赤足感受”鞋子旨在摆脱现代减震鞋的束缚,回归自然行走,其技术隐藏在鞋底;平板电脑(如iPad)允许回归手写记录,类似古人在石板记事。
技术的自然特性可能是被自身所替代,即用新技术来扭转旧技术带来的问题。
越活越年轻:林迪效应
摘录: 对于会自然消亡的事物,生命每增加一天,其预期寿命就会缩短一些。而对于不会自然消亡的事物,生命每增加一天,则可能意味着更长的预期剩余寿命。
林迪效应指出,对于不会自然消亡的信息类事物(如技术、思想、知识产品),其预期剩余寿命与当前已存活的时间成正比,即越老越强韧。
将事物分为三类:1) 会自然消亡的(如人类),预期剩余寿命随年龄增长而缩短(高斯分布)。2) 不会自然消亡的信息(如物种),新旧事物预期剩余寿命相等(指数分布)。3) 林迪效应领域(如知识产品),老事物的预期剩余寿命比新事物长,且与当前年龄成正比(幂律分布)。例如,一本已发行40年的书预计能再发行40年;若10年后它还存在,则预计能再发行50年。
物理学家理查德·哥特应用类似原理成功预测了百老汇戏剧的存活时间及金字塔比柏林墙留存更久。
哥特在1993年预测百老汇上演档期最长的戏剧将经久不衰,准确率达95%。他童年时参观金字塔(5700年历史)和柏林墙(12年历史),就正确猜测前者留存更久。
理解林迪效应需避免两个常见错误:1) 用个别反例(如垂死技术)否定整体概率规律。2) 混淆技术寿命与使用者的行为特征,认为使用老技术使人“老古董”。
作者澄清其观点是针对技术寿命的平均概率,而非所有个案。并驳斥了“使用老技术使人变老”的谬论,指出技术是信息,不会像人类一样肌体老化。
一些心理偏差
摘录: 信息有一个讨厌的特性:它会将失败隐藏起来。我们的大脑偏好走捷径,局面的变化总是比全局更容易被大脑注意(和存储),需要的内存空间也更小。
“幸存者偏差”导致我们高估技术的成功概率和威力,因为失败案例被隐藏了。
人们只听到炒股致富的故事而高估成功概率;只看到畅销小说而认为写得好就会畅销,混淆了必要条件和因果关系。
“变化偏见”(由卡尼曼和特沃斯基发现)使我们更关注变化而非静态的重要事物,从而夸大新技术的作用。
人类对水的依赖超过手机,但因为水不变而手机常变,我们更容易夸大手机的作用。新一代人尝试更多技术,我们注意到这些尝试,却忽略了大部分技术应用并不长久。
新事物狂热症和跑步机效应
摘录: 这种购买新产品,最终又对其失去新鲜感(尤其是与更新的东西比较时),并期待购买更新款产品的冲动被称为“跑步机效应”。
在技术产品领域存在“跑步机效应”,即不断追求升级换代,但对升级带来的快乐很快适应并恢复常态。
人们因汽车外观微小改进而想换车;很快厌倦新买的电脑或手机,期待更新款。这是“变化偏见”在消费领域的体现。
对非技术类事物(如古典艺术、老式家具、饮食习俗、手写工具)则没有这种跑步机效应,它们更具反脆弱性。
人们不会急于升级一幅古典油画,但会很快想换掉平板电视。作者使用多年的钢笔和品牌不变的纸张,并不计较其新旧。
人们比较不同类物品时关注相似性,比较同类技术物品时却放大微小差异。
拿电子阅读器与实体书比较时,人们强调其共性(承载信息);但比较不同电子阅读器时,却紧盯微小差异。
带有“开关”按钮的工业产品往往脆弱且引发跑步机效应;而注入创作者感情的艺术品则让人满足,更具反脆弱性。
建筑和不可逆转的新事物狂热症
摘录: 现代主义建筑与功能主义建筑的一个问题是,它的实体不够脆弱、不易打破,因此,这些建筑物就只能矗立在那里,折磨着我们的感官——你没法预测它们什么时候能够最终消失。
现代主义建筑因其非自然、有序、缺乏分形结构且过于坚固(不易破坏)而显得死气沉沉,甚至造成社会危害。
自然有机的增长具有分形特征(杂乱但自相似,如树木、肺),富含细节。而现代建筑是自上而下设计的,光滑有序,脱离自然。记者克里斯托弗·考德威尔称法国现代住房项目为“疏离人际关系的机器”。罗马尼亚人憎恨齐奥塞斯库用现代高楼取代传统村庄。
简·雅各布斯成功反对了罗伯特·摩西在纽约的现代化城市规划,保全了西村等自然社区,体现了城市作为有机体与作为机器的对立观点。
雅各布斯反对高层建筑和过多公路,认为城市应为行人服务。她阻止了摩西夷平西村修建高速公路的计划。
伦敦的交通拥堵恰恰证明其吸引力,缺乏自上而下的规划(如奥斯曼式改造)可能是其魅力所在。巴黎最昂贵的街区是19世纪改造中遗漏的地区。
伦敦超过1/3居民是外国出生,富人曾在此临时住所发迹。没人会在完全自上而下新建的城市(如巴西利亚)购买临时住所。
建筑物需要随时间进化以适应环境,但现代主义设计往往缺乏这种可选择性。
斯图尔特·布兰德在《建筑物如何进行学习》中展示了建筑如何随时间改变形状。
现代技术也能产生积极应用,如落地窗能最大化接触自然,扭转了过去因隔热差而限制窗户大小的局面。
现代材料使大窗户成为可能,让人与自然融合。曼德布罗特渴望分形唯美,现代技术可实现整面墙透明面向森林。
公制度量
摘录: 自然形成的度量体系背后自然有其逻辑:我们用英尺、英里、磅、英寸、弗隆、英石等计量单位,因为这些都是古人直觉的产物,我们使用它们只需付出最低的认知努力。
公制度量是法国大革命乌托邦思想的产物,而传统度量单位(英制等)源于自然直觉和日常生活,更易于理解和想象。
英尺与脚长对应,英里源于拉丁文“一千步”,英石对应石头重量,英寸对应拇指长度,弗隆是人一口气冲刺距离,磅是双手可捧重量。这些单位与实物匹配,认知负担低。而公尺无法与任何实物匹配。希腊农民曾因公制度量不自然而继续使用奥斯曼度量。
把科学变成新闻
摘录: 所以,时间可作为噪声的清洁剂,把所有言过其实的作品都扔进时间的垃圾桶。
林迪效应是筛选书籍和科学信息的有效启发法:流传越久的作品,未来继续流传的可能性越大。
只出版一年的书不值得读,已流传10年的书将再流传10年,流传2000年的书将流传更久。应多读经典(如亚当·斯密、马克思、哈耶克的原著)。
现代学术工作充满噪声,许多科研成果和论文如同新闻,很快过时。判断真正突破需要时间。
犹大·福克曼的癌症血管生成研究曾轰动一时,但15年后主要成果仅用于治疗黄斑变性,与癌症无关。许多看似无趣的结果10年后可能成为突破。评选“十大热门论文”或授予“40岁以下”科学家奖项往往是价值的反向指标。
与业余爱好者、高中教师或不成功的大学教授交谈,有时比阅读最新论文更有价值,因为他们较少受新事物狂热症影响。
作者最酣畅的哲学交流是与一位法国高中哲学教师进行的。业余爱好者往往最优秀,而职业专业人士常像管道工或聊八卦的看门人。
应该会消失的东西
摘录: 我的预测是基于这样的理念:大多数存活了25年的技术应该还能再存活25年——再次声明,我指的是大多数,不是全部。但脆弱的事物将消失,或者被削弱。
基于脆弱性标准,可以预测未来:脆弱的事物(大的、过度优化的、过度依赖技术的、依赖所谓科学方法而非时间验证启发法的)将消失或削弱。
作者为《经济学人》预测2036年世界时指出,今天的大型公司(误将规模当实力)、集权制国家、央行、经济部门等“脆弱类”事物,其权力将被严重侵蚀。城邦制国家和小型公司将更容易幸存。
先知与现在
摘录: 针对事物的弱点提出警告(减法式预言),更接近于先知扮演的传统角色:警告,而不一定是预测,并在人们拒绝接受的情况下预测灾难的发生。
先知的传统角色(尤其在地中海东部一神论传统中)是警告当下、传达神旨、告诉人们不该做什么,而非单纯预测未来。
闪米特语中的“先知”(Nevi/nebi)原指能与上帝沟通并传达旨意的人。希腊文翻译为“代言人”。占卜未来者(占星家)则不受喜爱。先知往往不受欢迎,如耶利米因警告灾难而遭迫害,希腊神话中的卡珊德拉和提瑞西阿斯也因知晓秘密而受诅咒。
人类缺乏递归思维(二阶思维),无法从“传递有价值信息者受迫害”的历史中吸取教训,导致纠错机制失效。
这种现象也出现在其他领域,如人们总试图以标准方式“创新”,却忽略了真正原创的东西往往解决的是非标准问题。作者未能在风险管理领域说服同行以二阶思维考虑问题。
恩培多克勒的狗
摘录: 我认为,那些人类的技术,如幸存下来的写作和阅读技术,就像瓷砖之于狗,是自然的朋友之间的匹配,因为它们对应了我们内心深处的一些东西。只有时间颠扑不破的东西,才是属于我们永远需要的东西。
经时间考验而幸存下来的事物(如写作和阅读技术)与人类本性存在一种深刻的、自然的匹配,这种匹配超越了理性分析和意见。
引用亚里士多德《大伦理学》中恩培多克勒的狗的故事:狗喜欢睡在同一块瓷砖上,因为二者之间存在某种相似性。同理,古老的技术与人类内心存在匹配。
如果一个事物(如宗教或古老习惯)已存在很长时间,无论个人认为其合理与否,都可以预期它还会存在更长时间,比预言其死亡的人活得更久。
世界的秘密深藏于实践中,只能随时间流逝而被发现,意见和分析无法完全捕捉。
第21章: 医疗、凸性和不透明
本章核心:本章探讨了医疗决策中的风险与不确定性,核心观点是医疗干预应遵循否定法,优先考虑具有正向不对称性(凸性效应)且收益远大于潜在危害的情况,避免因微小的可见收益而承受巨大的隐性滞后伤害。作者强调在复杂且不透明的医学领域,举证责任应由干预方承担,并批判了将“缺乏有害证据”等同于“无害证据”的逻辑谬误。本章还通过大量案例阐述了医源性损伤的非线性原则,即干预的益处与病症严重性呈凸性关系,因此应集中资源治疗重症,而对轻症采取谨慎甚至忽略的态度。
本章原文锚点:医学史主要是有关行动与思考之间的对话,以及如何在不透明的情况下做决策的故事。我们只寻求能够带来非常大的健康收益(比方说,救人一命),或者收益明显超过其潜在危害的医疗技术。医源性损伤通常源于一种危险的情况,即其中的益处很小,但益处可见——而成本非常大,但却是滞后和隐性的。
核心决策法则与证据问题
摘录: 我们只寻求能够带来非常大的健康收益(比方说,救人一命),或者收益明显超过其潜在危害的医疗技术。对于任何决定,未知事物对一种事物的影响总是大大超过另一种事物。这种“你有证据吗”的谬论是将证明无害的证据与缺乏证据证明有害混为一谈。
医疗决策应采用泰勒斯模式(基于收益)而非亚里士多德模式(基于知识)。应优先选择具有正向不对称性(凸性效应)的干预,即收益巨大或明显超过潜在危害(如救命手术、青霉素)。对于收益微小的干预(如仅改善舒适性),则需高度警惕其潜在脆弱性。
作者与拉斐尔·杜尔迪的论文建立了风险非线性与潜在脆弱性/反脆弱性之间的联系。
界定证据的标准取决于风险状况。在涉及潜在重大危害时(如吸烟、污染),应关注“证据的缺乏”,即需要干预方证明其安全性,而非要求质疑方证明其有害。自然的事物无需证明其利益,而非自然的事物则需要。
以吸烟为例,其危害在几十年后才被发现。当时质疑者被反问“你有证据吗?”,这混淆了“缺乏有害证据”与“无害证据”。在复杂领域,只有漫长的时间才能成为可靠证据。
医源性损伤的原则
摘录: 医源性损伤的首要原则是:我们不需要有证据证明受到伤害,才能宣称某种药物或者不自然的肯定法疗是危险的。医源性损伤的第二原则是:它是非线性的。我们不应该让基本上健康的人去冒险;但是,对于那些被认为处于危险之中的人,则应该冒更多的风险。
医源性损伤的第一原则是经验主义(非天真经验主义)。危害可能存在于未来,因此不能仅因过去未观测到伤害就认定安全。举证责任在于主张干预的一方。
以反式脂肪为例:它曾因方便、经济且被认为更健康而被广泛使用,几十年后才发现是心脏疾病的元凶之一。沙利度胺(导致畸形儿)和己烯雌酚(导致女婴成年后妇科癌症风险增加)也是类似模式,益处微小可见,伤害严重滞后。
医源性损伤的第二原则是非线性(凸性效应)。治疗的益处随病症严重性加速上升(凸性),而医源性损伤的潜在风险相对恒定。因此,对重症患者干预的净收益大,对轻症患者则可能弊大于利。
以高血压为例:轻度高血压患者服药受益概率仅5.6%,而严重高血压患者受益概率达72%。因此,医疗应重点关注重症,忽略轻症。大自然通过自然选择已为健康状态找到优化方案,很难有药物能无条件地增强健康,看似“免费午餐”的药物(如类固醇)往往隐藏着风险。
医学界常忽视医源性损伤的非线性建模,进行线性风险推导,并受商业利益驱动,通过重新分类疾病(如“高血压前期”)来扩大用药人群。
一篇关于辐射效应的论文指出,标准模型使用线性度量。制药公司为满足财务目标,游说重新分类疾病,鼓励对轻症甚至健康人群用药。
凸性偏见与詹森不等式的应用
摘录: 炼金石说明了风险的波动性比风险的平均值更重要——两者的区别就是“凸性偏见”。如果你对某种事物具有反脆弱性(即有凸性),那么最好它是随机分布的,而不是定期供应的。
在具有凸性反应的领域,波动性(随机性)比稳定性更有益。医学界很少在论文中应用凸性效应或詹森不等式。
以肺部治疗为例:传统呼吸器提供恒定压力,但患者肺部对压力呈非线性反应。布鲁斯特等人采用不定时高压结合低压的方法,在平均压力不变的情况下提供了更多换气量,降低了死亡率,因为这模仿了健康肺部空气流量始终变化的自然工作方式。这直接源于肺部的非线性反应(凸性),无需额外实证。
历史背景与干预偏见
摘录: 医药会误导人们这么长时间的原因是,它的成功被大肆地宣传,而它的错误则被隐藏了起来。在天真的理性主义驱动下,试图战胜自然的企图数不胜数。
医疗史中存在干预偏见,成功被宣传,错误被隐藏。许多过去基于天真理性主义的干预造成了滞后伤害。
20世纪四五十年代,用放射线治疗痤疮、扁桃体炎等,导致约7%的患者在20-40年后患上甲状腺癌。作者质疑现代防晒的必要性,认为可能源于商业驱动而非环境变化。
“火鸡”现象持续存在,即在一个错误被禁止后,又在其他地方犯类似错误。许多医疗干预存在严重不对称性,收益小而潜在危害大且滞后。
以他汀类药物为例:需连续5年治疗50个高风险患者才能避免一例心血管疾病,对轻症患者益处微小甚至不存在,但潜在危害证据收集缓慢。法律体系鼓励医生开药(以防心脏病发作被起诉),但不惩罚药物副作用。癌症检测也存在治疗偏见。
外科、药物及其他案例
摘录: 外科手术的历史纪录要好于药物,这是对可见结果进行必要的严谨检验后证明的。每当你服用抗生素时,你就在一定程度上帮助细菌突变,变成抗生素耐药菌株。
历史上外科手术因结果可见(如取出子弹)而记录较好,其医源性损伤相对较低(正凸性)。外科医生曾是手工业者,基于经验启发法。麻醉剂出现后,手术障碍降低,但一些非急需手术(如背部手术)可能无效且有害。
许多医疗实践存在已验证或潜在的医源性损伤,对非危重患者弊大于利。
列举案例包括:抗生素(促进耐药菌、损伤免疫系统,应仅在益处大时使用);过度卫生(剥夺免疫系统锻炼);消炎药伟克适(导致心脏问题);抗抑郁药(不必要使用);减肥手术;激素替代疗法;剖腹产;漂白大米小麦;高果糖玉米糖浆;胰岛素治疗II型糖尿病(假设危害仅来自血糖);无糖甜味饮料(无明确证据助减肥,因食物是复杂系统,有反馈回路)。重申:仅对边际案例和轻症患者危险,对濒死患者则应尝试一切。
大自然的不透明逻辑与现象学
摘录: 如果大自然中有什么事情你不理解,那么它在超乎你理解能力的更深层面上一定是合理的。理论诞生又消亡,而经验却总能经受时间的考验。
大自然的逻辑远超人类推导。在风险管理上,应采取“大自然无罪推定”,即默认大自然合理,需要人类提供充足证据来证明干预可行;而非“人类有罪推定”。
从统计学看,大自然历经大量“黑天鹅”事件而幸存,打败自然需要极其充足的证据。质疑冰敷等非自然疗法时,被反问“你有证据吗?”,这颠倒了举证责任。
现象学(实证规律)比理论更可靠。理论不断变化,但经验效应持久。我们易受理论愚弄,但应更信赖观察到的现象。
以减肥为例:某人需等待“胰岛素”理论被说服后才采取低碳水化合物饮食并减肥,但该饮食法的实证效果早已存在。举重增肌的效应永恒,但解释理论从“肌肉微撕裂”变到“激素信号”。将神经学关联加入理论会增强说服力,但可能是欺骗性因果关系。医学史表明,对生物过程理解的增强伴随药品开发的减少,存在“绿色木材问题”。
古代智慧与统计陷阱
摘录: 医源性损伤的问题不是新的——一直以来,医生们都是人们的笑柄。医学似乎很难理解样本的正常波动——有时,它很难区分“统计显著性”和“显著性”之间的区别。
古代文学(如马提亚尔、蒙田)早已讽刺医源性损伤和医生的代理问题(医生可能不真正关心患者健康)。
医学常误读统计波动,导致过度干预。由于随机变异,健康人约一半时间测量值会偏离“正常”,如果医生对此开药,将缩短一半人的预期寿命。
假想实验:一群健康人,血压一半时间高于正常值。如果医生在血压高时开药,一半人将接受不必要治疗,寿命缩短。这类似于频繁查看信息导致有害反应。
医学常混淆“统计显著性”与效应的重要性(实际影响大小)。统计学家和专家在现实复杂环境中也会误读基本统计概念,低估随机性,导致干预偏见。
卡尼曼和特沃斯基指出统计学家在现实生活中犯错。丹尼尔·戈尔茨坦和作者发现数量金融工程师不理解方差的实际影响。埃姆雷·索耶尔和罗宾·贺加斯研究表明计量经济学家在应用数据时犯严重错误。厌恶脂肪的热潮源于误读回归结果(将肥胖归咎于脂肪而非脂肪与碳水化合物共同作用)。戴维·弗里德曼指出盐与血压的关联缺乏统计学依据(可能仅适用于高血压人群)。
第22章: 活得长寿,但不要太长
本章核心:本章探讨了预期寿命、医疗干预与生活方式之间的复杂关系,核心论点是人类寿命的延长主要归功于对重症的有效治疗(凸性效应),而非所有医疗护理。通过否定法(减法策略),如消除有害习惯和非自然因素,可以更有效地延长寿命和提升幸福感。作者强调随机性、压力(如间歇性禁食)对健康的益处(反脆弱性),并批判了无条件追求长寿和科技进步的现代观念,主张从集体和信息永续的角度看待个体生命。
本章原文锚点:人类预期寿命的增加是因为许多因素的结合:卫生、青霉素、犯罪率的降低,以及挽救生命的手术的出现。消除一些没有经过进化历练的事物,有助于降低“黑天鹅”这种极端事件的发生概率。我们对食物的摄入和成分的随机性是有反脆弱性的——至少在某个范围内,或者某些天内是这样的。
预期寿命与凸性
摘录: 人类预期寿命的增加是因为许多因素的结合:卫生、青霉素、犯罪率的降低,以及挽救生命的手术的出现,当然,也归功于一些医学执业者对危重病患生命的拯救。如果因为医疗能帮助我们活得更长,我们就推断说所有的医疗护理都能使我们的寿命更长,那是严重的错误。
预期寿命增长是多种因素结合的结果,尤其是对重症患者的有效救治(凸性效应)。不能据此推断所有医疗护理都有益。需从医疗收益中扣除“文明病”带来的成本。
肺癌治疗进步需与吸烟危害抵消。医源性损伤在许多情况下(凹性效应)减少了预期寿命。医院罢工期间(仅进行最危急手术)的数据显示患者预期寿命未缩短甚至延长,且许多被推迟的手术后来被取消,表明大自然的作用被某些医疗干预“抹黑”。
历史上出生时预期寿命短主要因婴儿和儿童夭折率高,有条件的预期寿命(成年后)其实不短。法律执行等社会进步对寿命延长的贡献可能大于医学进步。
以乳房X光检查为例,证明无条件筛查和过度干预可能有害。
40岁以上女性每年做乳房X光检查并未增加预期剩余寿命,甚至可能缩短。虽然乳腺癌死亡率下降,但其他原因死亡率增加。医生一旦发现肿瘤就会进行可能比肿瘤本身更有害的干预(手术、放化疗)。这涉及“肯定后件”的逻辑谬误(并非所有恶性肿瘤都致命)。希拉里·克林顿曾错误地批评质疑乳房X光检查实用性等同于杀害妇女。
减法策略与否定法
摘录: 消除一些没有经过进化历练的事物,有助于降低“黑天鹅”这种极端事件的发生概率,同时使人类有机会得到改进。戒烟带来的好处大于治愈每一种可能的癌症所带来的利益。
通过减法(削减非急需医疗开支)可能延长寿命,因为对轻症的治疗将其置于凹性状况。应提高重症治疗开支,减少非急需手术支出。
基于斯佩诺斯·马克瑞戴克斯的数据推测,削减美国等富裕国家的非急需医疗开支有助于延长寿命。医源性损伤源于干预偏见和“肯定法”。
否定法(消除有害物)是有效的健康策略。最大的医学贡献之一是劝人戒烟。幸福最好用避免不幸福来定义。
德吕恩·布奇指出,吸烟的害处相当于战后所有医学干预益处之和。昆图斯·恩纽斯言:“好,主要是因为缺乏坏的缘故。”古人相信适当缺乏营养(如放血、禁食)有益健康。蓬波尼乌斯·阿提库斯绝食欲自杀却痊愈的故事(可能是杜撰)与限制卡路里摄入延长寿命的科学发现相符。
通过摒弃非祖先环境中的饮食和现代刺激物,可以显著改善健康。
应摒弃或减少:糖、非自然形式碳水化合物、小麦制品(对许多人都不适应)、奶制品(非北欧血统者可能不耐受)、苏打水、维生素药片、食品添加剂、止痛药(掩盖问题根源)。作者个人原则:不吃古地中海地区没有的水果(如芒果、木瓜),不喝少于1000年历史的饮料(只喝酒、水、咖啡),警惕“健康”食品(如橙汁)。消除恼人刺激物如出版社编辑、早报、通勤、空调、经济预测等也有益。
金钱与宗教的医源性损伤
摘录: 医源性损伤是富裕和复杂,而非贫困和单纯造成的结果。宗教有它的无形目的,超越缺乏想象力的科学主义和科学至上的认同——事实上,宗教的目的之一就是保护我们免受科学主义的伤害。
财富和舒适生活可能带来医源性损伤,使人脆弱。简单、贫困的生活有时更有益健康。
罗马人和闪米特文化抗拒城市舒适生活,视其为道德和身体堕落。沙漠苦修、禁欲传统旨在净化。真正的财富是减法带来的:高枕无忧、胃口良好、精力充沛等。
宗教仪式(如去教堂、斋戒)在病情轻微时具有积极作用,因其使人远离可能带来医源性损伤的医疗干预,让大自然发挥作用。
古代铭文记载人们求医未成、求神成功后为神建庙。在负凸性效应情况下(轻症),医源性损伤风险高于治疗利益。
凸性效应与随机营养
摘录: 在詹森不等式适用的地方,不规律反而可能是一剂良药。我们对食物的摄入和成分的随机性是有反脆弱性的——至少在某个范围内,或者某些天内是这样的。
食物摄取的随机性和不规律性在某些情况下有益(凸性效应)。人类作为杂食动物,适应了多元和不稳定的食物环境。营养摄入不必每餐均衡,可以在连续几餐中实现。
狮子随机捕食成功,一次性摄入大量营养;牛则稳定进食。因此,人类也应随机消耗蛋白质。连续几天高蛋白摄入后几天不摄入,其生物效用不等于每日稳定摄入,因为代谢反应是非线性的。匮乏形成压力源,之后恢复能产生益处。
流行的“克里特岛饮食”理论忽略了二阶效应——食物摄取的多样性和周期性禁食。
希腊东正教要求每年多达200天的斋戒,期间严格限制动物制品和甜食。这种周期性的匮乏与之后的补偿性进食,带来了压力后的反脆弱性,使食物更美味,肌体产生更多快感。
间歇性禁食或食物匮乏对健康有益,类似于锻炼的压力效应。
科学研究表明,饥饿会激活人体机制(如细胞自噬,分解蛋白质供重建),这可能与长寿有关。瓦尔特·隆戈的实验显示,老鼠在饥饿初始阶段能承受高剂量化疗而无明显副作用。宗教斋戒是将非线性引入饮食,匹配生物特性。
现代营养建议(如丰盛早餐)可能有害,因为它不符合人类获取食物需先付出劳动的自然逻辑。轻松步行是必要且有益的,尽管其机制尚未被完全理性化。
证据表明,吃早餐并无好处,除非之前已辛苦工作。在汽车出现前,人类祖先大量时间在步行和睡觉。作者决定遵循古人逻辑,在医学界提供“证据”前即实践。
对永生的看法
摘录: 我来到这个世界是为了最后能够为集体利益,为了繁衍后代(为他们今后的生活做好准备,并为他们提供生活的给养),或最终为了书籍而像英雄那样死去——说到底,我的信息,也就是我的基因或我的反脆弱性,才是应该寻求永生的东西,而不是我。
无条件追求个体长寿是现代错觉。古人更看重死得光荣而非仅仅活得长。个体是脆弱的,但群体和子孙后代通过个体的牺牲得以强化。
当前经济体系让子孙后代背负债务、环境灾害,以满足当下利益。基因(信息)具有反脆弱性,而基因载体(个体)是脆弱的,这种脆弱性使基因更强。
作者厌恶利用科学追求永生的尝试(如雷·库日韦尔),认为这在道德上令人反感。个体应为集体利益、繁衍后代或传承信息(如著书)而活,并坦然接受死亡。
作者视雷·库日韦尔为“反我”,其一天吃200粒药丸的生活方式与作者的减法策略截然相反。系统的反脆弱性来自其组成部分的死亡。作者寻求的是其信息(基因、思想)的永生,而非肉体。
第23章: 切身利害:反脆弱性和牺牲他人的可选择性
本章核心:本章探讨了现代社会中的一个核心伦理问题:脆弱性和反脆弱性的恶意转移,即一部分人(如空谈者、官僚、企业高管)通过牺牲他人的利益来获取可选择性(免费选择权),从而让自己变得反脆弱,却使社会整体变得更加脆弱。作者通过分析英雄主义、代理问题、预测系统、公司伦理等现象,并借鉴《汉谟拉比法典》等古代智慧,提出了解决这一问题的核心方案:让决策者“在游戏中投注”,使其切身利益与言行后果挂钩,以重建脆弱性的对称性。
本章原文锚点:现代化的最严重问题在于,脆弱性和反脆弱性从一方向另一方的恶意转移,也就是说,只有一方受益,而另一方却(不知不觉地)受害。英雄主义与代理问题正好完全相反,它是指有人选择为他人承担对自己不利的状况。有些人拥有了选择权或者可选择性,却是以牺牲他人的利益为代价,而后者还不自知。不要询问任何人的意见、预测或建议。只要问他们的投资组合中有什么或者没有什么就行。
英雄主义、牺牲与代理问题
摘录: 英雄主义与代理问题正好完全相反,它是指有人选择为他人承担对自己不利的状况(冒生命危险,或伤害自己,或者在较温和的情况下吃一点儿亏)。在传统社会中,一个人所能获得的尊敬与他(或她,人们对女人在这方面的期待更大或大得多)的价值取决于其愿意为他人而承受损失的多少。社会的强韧性,甚至反脆弱性,都有赖于这些人:我们之所以今天还能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就是因为某些人在某个阶段为我们承担了风险。
英雄主义是代理问题的反面,指为他人承担风险或损失。传统社会尊重那些为他人牺牲的人(如骑士、圣人),这种层级结构是社会强韧性的基础。
作者以父亲为例:黎巴嫩战争期间,父亲因维护尊严被民兵开枪击中,子弹终生留在体内。这教会作者“除非努力进取,否则尊严将一文不值;除非你愿意为它付出代价。”
勇气和英雄主义不等于盲目的冒险或鲁莽。审慎是勇气的固有要素。英雄主义随着文明进化,从荷马式的搏杀勇气,演变为利他主义的牺牲,再演变为苏格拉底式的为理念和真相而战的勇气。
普布里亚斯·塞勒斯的格言:“审慎被视为普遍意义上的勇气”。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式勇气是现代最高形式的荣誉:为维护观点和价值观而死。
现代社会的问题在于权力转移到了享有“免费选择权”的人手中(如银行家、企业高管、政治家),他们从社会窃取利益却不承担相应风险,这与英雄主义背道而驰。
作者批判所谓的“中产阶层价值观”:为大型公司卖力工作、服从规则、依赖股市、抵押购房等,并将成功者称为“英雄”而非“幸运儿”。技术助长了怯懦,没有骨气的政治家、逃避者和编故事的记者导致了社会脆弱性。
伦理与基本不对称性(表23-1)
摘录: 表23–1中列出了另一个三元结构:一类人不付任何成本,但能从其他人身上获益;一类人既不从别人那里受益,也不伤害他人;最后一类人则愿意为了别人而受到伤害、做出牺牲。
表23-1将人分为三类,揭示了基本的不对称性。第一类人(最左栏)将不利因素转嫁他人,自己保留有利因素(如官僚、咨询师、企业高管、做预测的记者、政治家、银行家、风险贩卖者)。第二类人(中间栏)自己承担损失和风险(如市民、商人、创业家、交易员、纳税人)。第三类人(最右栏)为他人或普世价值承担损失(如圣人、骑士、艺术家、反叛者、自行其是的科学家)。
具体角色举例:脆弱推手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博士位于最左栏;胖子托尼位于中间栏;尼罗·图利普位于最右栏。
古代智慧:《汉谟拉比法典》与对称性重建
摘录: 《汉谟拉比法典》距今已有3 800年的历史了,却认识到有必要重建脆弱性的对称性。如果一个建筑师建造了一所房子,房子倒塌了,并导致屋主死亡,那么造房子的建筑师应被处死。
《汉谟拉比法典》通过严厉的惩罚(以眼还眼)来建立反诱因,迫使责任人(如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控制风险,因为他对隐藏风险(如地基问题)最了解。这旨在防止一个人在履行职责时伤害他人。
法典规定:房子倒塌导致屋主儿子死亡,建筑师的儿子偿命;导致奴隶死亡,则赔偿一个同等价值的奴隶。该法典认识到小概率极端事件(黑天鹅)的风险最容易被隐藏和误解。
胖子托尼的启发法体现了类似原则。启发法一:解决奖励与惩罚的不对称性,确保决策者“在游戏中投注”。
拉尔夫·纳德准则:对战争投赞成票的人需有后代参战。罗马人要求工程师在自建桥下待一段时间。作者主张:任何预测或决策者,若他人利益有赖于此,都应自己承担风险。
胖子托尼的启发法二:建立冗余和安全边际,避免优化,以减轻风险敏感度的不对称性。
空谈者的免费选择权
摘录: 对尼罗来说,胖子托尼从涌向逃生出口的愚蠢的人身上牟利,相当不妥。从他人的不幸中受益——不管这些人是多么可憎——绝非高尚的生活态度。但是,托尼承担了一定的风险,而且一旦结果不利也会招致伤害。胖子托尼没有代理问题,这使得他这样做合情合理。
投机性冒险(如胖子托尼)应该被容许甚至强制,因为承担风险是持有真实意见的道德前提。不承担风险就发表意见(尤其是可能伤害他人时)是极不道德的。
作者指出,在传统社会,负起责任的人才享有特权(如封建领主需第一个赴死)。恺撒、亚历山大、汉尼拔、乔治·华盛顿都亲自上战场承担风险,这与现代某些政治家的行为形成对比。
现代化和分工导致“知识世界”中知识与行动分离,空谈者(学者、顾问、记者)越来越多且作用更大,他们享有免费选择权,其言论可能有害却无需负责,这增加了社会脆弱性。
以记者托马斯·弗里德曼为例,他煽动伊拉克战争却未付出任何代价,继续写专栏误导他人。作者认为,一个作家可能比连环杀人犯伤害更多人。造成医源性损伤的人事后还得到升迁(如2008年危机后)。
事后预测与过滤式选择
摘录: 言语很危险:事后预测者总是在事情发生后对其进行解释——因为他们的工作就是空谈——让自己看上去总是比预测者聪明。由于事后扭曲,有些人当然没事先看到事件来临,却记得他们想过那件事产生的影响,而且会设法说服自己,是他们预测到了这些事件,随后还要说服别人相信这一点。
事后预测者利用人类的选择性记忆和自我一致性,从事后角度筛选自己过去模糊的想法,制造“早已预测到”的假象。他们个人具有反脆弱性,因为波动性越强,他们越能通过过滤式选择显得聪明。
人们洗澡时会产生许多想法,但只记住与现状相符的。愚蠢的人不会意识到自己的思维局限。真正的预测记录(如2007-2008年危机)少得可怜。
行动是对称性的,能消除免费选择权。评估一个人的可靠方法是看其实际投资组合或行动记录,而非其言论。
作者希望预测者每犯一次错就在身上留下一条明显疤痕,而不是将成本分摊给社会。胖子托尼要求尼罗定期查看实际战利品(银行账单),因为无形的胜利没有价值。
斯蒂格利茨综合征
摘录: 我称这种现象为“斯蒂格利茨综合征”。斯蒂格利茨综合征=(可能出发点是善意的)脆弱推手+事后过滤式选择。从本质上说,当人们拥有这种能让他们在期刊上发表论文,却降低了人们的风险意识的奇怪技能时,他们便变得十分危险。
斯蒂格利茨综合征指一类人:他们(可能无意中)推动了系统脆弱性(如低估风险),事后却通过过滤式选择,声称自己早已预测到危机,从而获得反脆弱性,而社会却承担其错误代价。
以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为例:他与同事在报告中评估房利美违约风险“实际为零”,这助长了风险积累;危机后他却著书声称自己“预测”到了危机。如果他的切身利益与预测挂钩,他将血本无归。
该综合征是最严重的纯纸上谈兵式学者综合征,集卓越分析能力、无视脆弱性、选择性记忆和缺乏切身利益于一身。他们造成的医源性损伤更为恶劣,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造成了伤害,还会用医源性损伤来医治医源性损伤。
许多学者在不同论文中提出矛盾观点,却未因错误受罚,获得了反脆弱性。评级机构给有毒的次级抵押贷款评为AAA级,误导投资者,却受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不承担投资组合责任。
解决方案是:不要问别人的意见或预测,只问他们的投资组合里有什么或没有什么。或者,问医生如果他处于你的情况会怎么做(捷尔德·盖格瑞泽的启发法)。
频率问题:正确次数 vs. 最终结果
摘录: 频率,即一个人有多少次是正确的,其实在现实世界中无关紧要,但这一点只有实践者而非空谈者才能明白。在脆弱性的情况下,一个人捡了芝麻,却丢了西瓜;而在反脆弱性的情况下则是丢了芝麻,得到了西瓜。
在现实决策中(泰勒斯式做法),重要的是最终结果的非对称性回报,而非预测正确的频率。反脆弱性策略允许你多次小错,只要一次大对就能获利;脆弱性策略则可能因一次大错而崩溃。
如果你赌金融机构会亏损,可能在2008年前损失小钱,但一次大对就获利巨大。舆论制造者可能“错了很多年”但最终正确,而只看频率的记者会误解这一点。创业家常犯错,但成功后回报巨大(凸性)。
进化论观点支持这一逻辑:生存取决于做正确的事,而非拥有正确的意见。无害的错误观念也可能有助于生存。
把石头误认为熊(过度反应)的人具有生存优势;把熊误认为石头的人会被淘汰。卡尔·波普的进化认识论忽略了这一点:存活下来的是有正确启发法的人或社会,而非思想本身。
古人对代理问题的解决机制
摘录: 罗马人通过称作“十选一”的方法来打消士兵做懦夫,并伤害到他人的动机。如果一个军团兵败,而且被怀疑是懦弱造成的,那么10%的士兵和指挥官就会被处死,通常是由随机抽签决定的。
古人通过严厉的集体惩罚机制来解决个人逃避风险、伤害集体的代理问题(懦夫困境),迫使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绑定。
罗马“十选一”法:兵败疑因懦弱时,随机处死10%的人,以威慑临阵脱逃。英国海军上将约翰·拜恩因未“尽最大努力”而被处死。
另一种方法是消除选择,背水一战,激发极致的反脆弱性和勇气。
公元711年,指挥官塔里克登陆西班牙后烧毁船只,迫使军队背水一战,最终获胜。类似故事还有科尔特斯征服墨西哥、阿加索克利斯登陆非洲。
心口合一与绝缘问题
摘录: 有一类人摆脱了官僚–记者式的“谈论”:他们不仅说到做到,还心口合一。先知不是第一个产生某个想法的人,他是第一个相信这个想法的人,而且始终相信。有切身利害(并接受不利结果),是区分真正的思想家和事后“谈论”者的关键。
真正的思想家(先知)对其信念有承诺,并愿意付出代价(信念承诺)。这需要转化为行动,而不仅仅是口头言论。Doxa(信念)在希腊语中需要超越认知的承诺。
诗人阿姆塔纳比因在诗中诋毁部落遭追杀,本可逃跑,但因同伴吟诵其夸耀勇气的诗篇,为维护名誉转身战斗而死。法国冒险家安德烈·马尔罗亲身冒险,不愿只做空谈的知识分子。
“绝缘问题”指人们(尤其是学者)将其理论观点与现实行为隔离,在一个领域怀疑,在另一个领域却照常生活。对于从事实用性研究的人,这尤其危险。
哲学家怀疑时间的真实性,却申请明年休假研究时间。哈里·马科维茨开创了“投资组合选择”法并获得诺贝尔奖,但未将其应用于自己的投资。研究幸福学的学者声称赚钱超过5万美元不会增加幸福感,自己却到处演讲赚钱。
“香槟式社会主义”是绝缘问题的典型案例:一些人倡导节俭或高税收的意识形态,自己却过着奢靡生活或逃税。
法国总统密特朗(社会党)的就职典礼像君主加冕;而保守党的戴高乐生活简朴。一位鼓吹增税的富裕客户,自己却卷入逃税案。与之相反,活动家拉尔夫·纳德是言行一致的典范。
反脆弱性的转移与社会公平
摘录: 股市展开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反脆弱性转移,原因在于这场游戏中恶性的不对称式投注。代理问题的典型案例就是雇用职业经理人来管理一个不属于他的企业……职业经理人在企业中享受绩效激励,却没有惩罚措施……他们就像泰勒斯,牺牲了可怜的储户,自己却大赚一笔。
现代公司制度(尤其是上市公司)导致了大规模的反脆弱性转移:职业经理人通过股票期权等工具,享受收益(有利因素),却不承担损失(不利因素),损失由股东(如退休人员)和纳税人承担。波动性越强,对经理人越有利。
美国股市导致退休人员过去12年损失超3万亿美元,而职业经理人赚取近4000亿美元。银行损失超过历史总利润,经理人却领取高薪,损失由纳税人背负。罗伯特·鲁宾从花旗银行赚取1.2亿美元奖金,银行崩溃后其奖金未被追回。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对股份制有限责任公司表示质疑,认为经理人管理他人钱财时不可能像管理自己钱财那样尽心尽力。
亚当·斯密写道:“怎么促使经理人在管理他人的钱财而非自己的钱财时,尽心尽力呢?”并怀疑股份制公司在竞争中很少能打败私营公司。
历史上存在更严厉的惩罚来消除银行家的免费选择权。
西班牙加泰罗尼亚传统是在破产银行门前砍下银行家的头。现代黑手党会因投资亏损惩罚银行家(如罗伯托·卡尔维之死)。巴西至今要求顶级银行家以个人资产承担经营责任。
反脆弱性与大公司的伦理
摘录: 你有没有注意到,大公司总是卖给你垃圾饮料,而手工业者卖的多为奶酪和葡萄酒。反脆弱性往往从小的公司转移给最大的公司——直至后者倒闭。但凡需要大力度营销的产品,不是劣质产品就是邪恶产品。
大公司(如可口可乐、百事可乐)的结构驱使其销售可能有害健康的产品(如含糖饮料),并通过庞大营销美化产品。它们缺乏自然伦理,只服从于资产负债表和证券分析师的标准,存在严重的代理问题。
作者与尼尔·弗格森曾公开反驳百事可乐主席,指出其“促进就业”的说辞实质是牺牲小企业利益、破坏公民健康并享受纾困保护。需要广告来说服人们可乐带来“幸福”。
手工业者往往销售健康、自然的产品,并对产品抱有自豪感。口碑是比营销更可靠的过滤器。过度营销往往意味着产品劣质或有害。
作者列举了喜欢但不依赖营销的产品:奶酪、酒、餐厅、艺术品等。史蒂夫·乔布斯希望苹果产品内部也美观,体现了手工业者的灵魂和冗余的审美伦理。
公司制度缺乏人类自然的道德约束(羞耻感、遗憾、荣誉感、慷慨),这是缺乏切身利害的结果。它们最终会因代理问题崩溃,但强大的游说机器推迟了这一过程。
公司不会感到羞耻、遗憾或真正自豪,也不愿慷慨付出。它们劫持国家(通过控制国会议员)来维持自身,牺牲公众利益。
在承诺方面,个人的荣誉感(即使是流氓)比机构的承诺更可靠。
阿拉伯的劳伦斯与英国政府的教训:政府违背了对沙漠部落的承诺。而流氓迈耶·兰斯基“一言九鼎”,其握手比缜密合同更有价值。自雇交易员受其债券约束,作者从未见过不守信用的。
第24章: 给职业戴上伦理光环
本章核心:本章探讨了职业与道德信念之间的关系,批判了现代社会中职业利益对个人道德判断的侵蚀,以及由此产生的代理问题、社会跑步机效应和集体思维对独立思考的压制。作者通过历史对比、案例分析和个人观察,论证了真正的自由在于拥有自主意见的勇气,并提出了通过否定法和消除可选择性来维护伦理的解决方案。
本章原文锚点:人类历史上,从未出现过以下这种严重的冲突。自由是一种精神状态。你不可能信任一个站在跑步机上的人。人经过一个阶段的知识灌输后,便可以迅速成为一种职业的奴隶,甚至他对任何问题的观点都变得以利己为目的,从而对集体来说不再可靠。自由人不会被强迫做他本不愿意做的事情。
奴隶们是如何夺权的——清除懦弱
摘录: 人类历史上,从未出现过以下这种严重的冲突。假设法学博士约翰·史密斯先生受聘为华盛顿特区烟草行业的说客。我们知道这一行业干的是以赢利为目的的杀人勾当。问史密斯的亲戚(或朋友),他们为什么可以容忍这件事,而不是排斥他或责备他,或在下一个家庭葬礼上无视他。答案很可能是“每个人都需要谋生”——因为他们害怕某一天,他们也会落入同样的境地。
作者通过一个假设案例,揭示了职业利益与道德信念之间的严重冲突。人们容忍亲友从事不道德职业(如烟草说客),是出于对自身未来可能陷入同样境地的恐惧,这反映了“职业塑造道德”的现实。
案例:法学博士约翰·史密斯受聘为烟草行业说客。该行业被描述为“以赢利为目的的杀人勾当”。亲友容忍的理由是“每个人都需要谋生”,其深层动机是害怕自己未来也需要做类似妥协。
作者提出一个逻辑测试,以确定道德与职业的因果关系方向:是道德信念决定职业选择,还是职业反过来塑造(或扭曲)道德信念。这引出了对现代人“自由”状态的质疑。
逻辑测试箭头方向:1. 道德(信念)→职业;2. 职业→道德(信念)。作者暗示现实中往往是后者占主导。
通过胖子托尼与尼罗的对话,作者指出现代社会中“奴隶”并未消失,只是形式改变。真正的自由是精神状态的独立,而非财富的多寡。富有但不独立是现代人的普遍困境。
对话细节:尼罗猜测苏格拉底会对奴隶消失感到吃惊。胖子托尼反驳说现代仍有奴隶,“他们往往戴着称为领带的玩意儿”。托尼认为“自由是一种精神状态”,并告诫尼罗“不要被金钱所愚弄,这些只是数字而已”。
这山望着那山高
摘录: 有一种现象被称为跑步机效应。为了停留在同一个地方,你需要赚越来越多的钱。贪婪是具有反脆弱性的,但贪婪的受害者则不然。再回到相信财富使人更加独立的愚蠢问题上。我们无须更多的证据,只要看看现在发生的事情就可以了:回顾历史,我们从未有过像今天这样丰富的物质生活。我们也从未像现在这样负债那么多。“经济增长”也不过如此。
现代人陷入“跑步机效应”:为了维持相对社会地位和生活水平,需要不断赚取更多金钱,这导致对工作的依赖加深,而非获得真正的独立和自由。物质丰富与高负债并存,质疑了“经济增长”带来自由的观念。
现象描述:跑步机效应。类比:像希腊神话中的坦塔罗斯,永远无法触及近在咫尺的水和果子。现代对比:搬迁到富人区(如格林威治)后,与更富有的邻居相比,自己仍是“穷人”,从而更依赖工作。
对比古罗马(及作者祖辈)的社会结构与现代都市生活。古罗马通过领主-门客的庇护关系分散社会压力,避免地位攀比;而现代都市的集中化社交生活(宫廷生活)导致腐败和身份焦虑。
历史案例:罗马人的社交生活发生在领主和门客之间,领主有保护门客的责任,权力与责任对称。作者祖父作为地主,有“开门迎客”分享财富的义务。反面案例:宫廷生活导致各省贵族在奢华和智慧比较面前感到卑微、失去地位。
总结性论断:站在社会跑步机上的人是不可信的,因为他们持续处于压力和攀比中,其判断和忠诚度可能因此受到影响。
核心结论:“你不可能信任一个站在跑步机上的人。”
专业人士和集体
摘录: 人经过一个阶段的知识灌输后,便可以迅速成为一种职业的奴隶,甚至他对任何问题的观点都变得以利己为目的,从而对集体来说不再可靠。这是希腊人对专业人士有意见的原因所在。在一个争论了几个世纪的故事中,雅典人迪玛德斯谴责一个卖殡葬用品的人,理由是他只能从死人身上获利。蒙田重新讲述了塞内加在他的书中所提出的观点,称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有义务谴责每一种职业。
专业化教育使人成为职业的奴隶,其观点会变得利己,从而在涉及集体事务时变得不可靠。这是古希腊人鄙视专业人士(手工业者)的原因。
作者个人经历:在华尔街公司被“建议”向有利于银行业的政客捐款,若遵从则从道德上丧失了表达“为公众服务”意见的资格。古希腊观点:色诺芬认为手工业(坐着干活)导致体质退化、意志衰弱,使人只关心自己,而战争和耕种赋予人更广阔的视野,关心朋友和城邦。
引用蒙田和塞内加的观点,指出几乎所有职业都依赖于他人的不幸或需求(商人靠挥霍、农夫靠粮贵、医生靠生病等),如果窥探内心,人的意愿常寄托于牺牲他人利益。但他们忽略了两个关键点:1. 集体运作不依赖个人利他,自私是成长驱动力(先于亚当·斯密);2. 忽略了代理问题,即个人在处理公共事务时,其可信度问题。
蒙田与塞内加的观点:列举各职业的利己基础(商人、农夫、建筑师、律师、医生、士兵)。作者评价:他们“矫枉过正”,忽略了集体中个人利益与他人利益的相关性,以及自古存在的代理问题(《汉谟拉比法典》旨在解决此问题)。
核心问题不是职业本身有罪,而是当人们处理公共事务时,其职业利益会使他们变得可疑。自由的真谛在于能够自由支配时间,从而能真诚地发表政治意见。
亚里士多德的定义:自由人是可以自由发表意见的人,这是自由支配时间的副产品。阿拉伯/希伯来古语:“自由之手就是度量之尺。”自由意味着拥有自主意见。
对“自由人”的定义进行古今对比与深化。从希腊人的“有闲”,到胖子托尼的“有勇”。自由与财富、智慧无关,只与个人勇气相关,即敢于坚持自己不愿意被强迫做的事情。
定义演变:希腊人认为自由支配时间才有自由观点;胖子托尼认为有勇气才敢自由发表意见。核心定义:“自由人不会被强迫做他本不愿意做的事情。”懦弱是天生的,给予独立和财富也无法改变。
分析现代大型集权国家与古代小型共同体在道德约束上的差异。大型组织中,面对面交往缺失,羞耻感和社会排斥的惩罚作用减弱,道德根基瓦解。
对比:古代城邦/现代市镇依靠羞耻感、放逐(面对面惩罚);庞大集权国家缺乏这种机制。历史案例:伯罗奔尼撒战争英雄克里昂因倡导公务中不顾私交而遭历史学家辱骂。
提出一个激进的解决方案:从事公共服务者,离职后从商业活动中赚取的收入不应超过最高公务员的薪水,以防止利用公职作为跳板牟利。
方案描述:自愿设定收入上限。目的:阻止人们利用公职获取信用,然后去私营部门赚取数百万美元。类比:“神职人员都想挤进政府。”
指出“反代理问题”:为公众服务、做正确事情的人(如拉尔夫·纳德)反而会遭到来自利益集团的诽谤和骚扰。
案例:消费者权益活动家拉尔夫·纳德因挑战汽车行业而遭到众多诽谤和斥责。
道德与法律
摘录: 我一直为没有及早地揭穿下面这个骗局而颇感惭愧。故事发生在达沃斯论坛会议茶歇时的一次私人闲聊期间。谈话被美国联邦储备银行的一位前副主席艾伦·布林德打断了,他试图向我推销一种特殊的投资产品,可以合法蒙骗纳税人。我脱口而出:“这不是很不道德吗?”我得到的回应是“这是完全合法的”,接着,他又补充了一句更罪恶的话,“我们的员工中有很多曾经是监管官员”。
通过“艾伦·布林德问题”案例,揭示法律与道德之间的巨大缺口。前政府官员利用其专业知识和人脉,设计合法但不道德的产品(分割存款以骗取无限额政府存款保险),为超级富豪服务,欺诈纳税人。
案例细节:背景:达沃斯论坛茶歇闲聊。人物:美联储前副主席艾伦·布林德。产品:将大额存款分割成小份存入不同银行,以规避10万美元存款保险上限,从而获得事实上无限额的政府保险。作者反应:质问其不道德。布林德回应:1.“这是完全合法的”;2.“我们的员工中有很多曾经是监管官员”。后续:布林德还与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院长合写专栏文章,反对政府普遍提高存款保险额度。
分析“布林德问题”的本质和危害:1. 前官员利用公职积累的专业知识和人脉谋私,损害公众利益;2. 法律越复杂,深谙系统漏洞的前官员获利优势越大(凸性函数),这是一种特权不对称性;3. 这种“合法腐败”在美国以隐蔽形式(如退休后高薪挂职)存在,比非洲明目张胆的受贿更难以监管。
本质概括:受雇于公民的前官员,利用专业知识和人脉从系统缺陷中谋利。危害延伸:法律复杂性是前官员的“金矿”,他们有动机支持复杂法规。案例:丰田汽车聘请前美国官员处理缺陷调查。美国式腐败:银行对看好官员承诺退休后高薪职位。
公众对“布林德问题”的麻木反应让作者不安:人们认为前官员利用职位“谋利”(即使牺牲公众利益)是自然而然的事,理由是“谁不喜欢赚钱呢?”这反映了道德感的普遍缺失。
作者观察:人们认为前任官员利用职位谋利是很自然的事。
拿诡辩当作可选择性
摘录: 你总是可以找到一个论点或合乎道德的理由在事后捍卫你的观点。这种观点非常靠不住,为了避免过滤式选择,你应该在行动之前,而不是行动之后提出合乎道德的准则。你要防止牵强附会地用你编造的故事为你的行为辩护——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诡辩”这种就决策中的细微差别进行争论的艺术做的就是此事,即想方设法地为你所作的决定辩解。
批判“诡辩”行为,即人们在行动之后才寻找道德理由来为自己的决定辩护。这属于一种有害的“过滤式选择”。正确的做法是在行动之前确立道德准则。
定义:诡辩是为已作决定寻找辩解理由的艺术。问题:属于事后合理化,不可靠。
界定“欺诈性意见”:既得利益者将自己的私利粉饰为公共利益。识别方法是使用“切身利害”启发法:询问提出观点的人是否能从其论点中获得任何利益。
欺诈性意见定义:既得利益者将自身利益泛化为公共利益。例子:理发师称理发为“人类健康”;枪支游说团体称持枪“对美国人民有利”。识别案例:作者在塞浦路斯晚宴上与一位斥责气候活动家的石化工程师辩论,后得知该工程师是石油公司的顾问、投资者和咨询师,便立即终止辩论,认为其言论毫无价值。
提出“合乎道德的可选择性机制”:人们应根据自己的信念行动,而不是根据行动选择信念。对于涉及集体福利的泛泛之谈,不需要个人投资;但对于具体预测(如银行系统崩溃),希望提出者能据此投资,以此作为其诚意的信用凭证。
机制描述:依据信念行动,而非为行动选择信念。信用凭证:若某人预测银行系统会崩溃,希望他能据此投资,这样在听众受损时他也会受损。否定法:对于一般性集体福利陈述,无须此类投资。
通过表格对比了“机会主义者”(用道德感粉饰职业)和“从不玩伪道德游戏”的两类人。并提出了“反布林德问题”或“不利证据”原则:更应重视那些提供不利于自身利益证据的意见。
表24-1内容摘要:机会主义者 vs. 诚实者(如淘金者 vs. 妓女;钻营关系网之人 vs. 社会活动家;商人/员工 vs. 地主/手工业者等)。“不利证据”原则:提倡饥饿疗法的大型制药公司高管,比提倡大量吃药的高管更可信。
大数据与研究者的选择权
摘录: 可选择性无处不在,有一种过滤式选择破坏了整个科研精神,让丰富的数据变得对知识生产极其有害。更多的数据意味着更多的信息,这句话并没有错,但是也意味着更多的虚假信息。我们发现,越来越少的论文会再版重印,许多教科书,比如心理学课本,早就需要重新修订了。至于经济学,还是别提它了。
在科研领域,研究者拥有“免费选择权”(过滤式选择),可以挑选支持其观点的数据,抛弃不利数据,或在得到满意结果后停止研究。这导致大量虚假统计关系被发表,破坏了科研的可信度。
研究者选择权:挑选证实其观点的统计数据;在获得“正确”结果后有权停止研究。后果:许多论文结果虚假,教科书过时,经济学尤甚。对比:观察性研究(在电脑上找统计关系) vs. 双盲队列实验(模拟现实)。前者十有八九虚假(据约翰·约安尼季斯计算)。
“大数据”加剧了这一问题。在大型数据集中,噪声(虚假信息)的增长是凸性的,而信号(真实信息)的增长是凹性的。变量越多,研究员越容易找到统计上显著但实则虚假的相关性。
图24-1说明:变量越多,虚假相关性数量激增(非线性凸性增长)。例子:200个随机变量中几乎总能找到虚假的30%相关度。技术控制(如邦费罗尼校正法)效果有限,如同监管无法阻止内部人欺诈。案例:破译人类基因组12年后,具有统计显著性的发现很少,如同“大海捞针”。
即使实验也可能受偏见影响(如选择符合假说的结果,或事后拟定假说),但影响小于观察性研究。
实验偏见:研究人员选择符合其观点的实验结果,隐藏失败结果;或在得到结果后拟定假说。
数据主要用于以否定法获取知识(用于揭穿观点),而非确认观点。重制研究以驳斥现有成果很难获得资金和支持,导致我们对实证结果(除否定法界定的)不信任却又无计可施。
数据用途:主要用于揭穿,而非确认。困境:重制研究难获资金,难找研究者(不会成为英雄)。对比:专业研究员为“找到”统计关系而竞争 vs. 业余爱好者/悠闲牧师的浪漫想法。结论:知识不能容忍代理问题。
集体的专制
摘录: 集体而非个体犯错是有组织的知识的标志,也是反对此类知识的最好论据。我们常常听到人们以“因为大家都在做”或“别人就是这么做的”来为自己辩护。这可不是小事:在一个人的情况下,如果感觉做某事很傻,人们就不会去做,但是在一群人的情况下,他们却会参与这样的傻事。而这正是学术界亵渎科学的原因所在。
批判“集体思维”或“从众”对知识和科学的破坏。个人单独时不会做的傻事,在群体中却会参与。在学术界,学生和教授因害怕偏离主流(“每个人都这么教/用”)而传播错误知识,形成了一个自我延续的错误系统。
案例1:博士生克里斯·S相信作者的风险管理观点,但为了学术职位不得不教/用主流理论。案例2:另一学生为谋职作证说专家不相信作者观点,因为“每个人都使用那些教科书”。案例3:作者曾被邀教授他认为是“江湖骗术”的标准风险管理法(他拒绝了)。
在科学领域,用“其他人都这么认为”来支持论点是无效且危险的。科学论点应自身站得住脚,被经验或数学证明错误就是错了,无论有多少专家支持。这种从众行为本质上是懦弱的表现。
核心论点:科学中“其他人”的论点无效。错误论点即使有100个“专家”或3万亿条意见支持,也是错的。用“其他人”支持论点,意味着这个人或集体很无用。
作者相信个人的勇气能够击败由懦夫组成的集体。历史表明,随大流作恶或作伪证是明确的罪行。解决责任分散问题需要回顾历史智慧。
历史观点:古人认为随大流做恶事、为迎合众人作伪证是无可置疑的罪行。
最终解决方案是“否定法”:消除可选择性,消除以牺牲他人利益来获取反脆弱性的行为。作者对空谈道德感到紧张,主张通过这一简单方法让其余事情顺其自然。
作者反应:听到有人说“我是道德的”或谈道德的课程就紧张。解决方案:消除可选择性,消除损人利己的反脆弱性行为。方法:否定法。
结语
本章核心:本章是全书的总结,作者明确点明全书的核心主旨是“一切都会从波动性中获得收益或遭受损失”,并围绕这一核心思想,系统梳理了脆弱性、反脆弱性、凸性、可选择性、否定法、伦理等关键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最后,作者强调生命热爱变化,并感谢读者。
本章原文锚点:所有真实的想法都可以提炼成一个核心问题。一切都会从波动性中获得收益或遭受损失。脆弱性就是波动性和不确定性带来的损失。书中的每一个句子都是本书核心思想的推导、应用或解释。验证你是否活着的最好方式,就是查验你是否喜欢变化。
本章核心主旨阐述
核心思想:所有真实的想法都可以提炼成一个核心问题。对本书而言,核心思想是:一切都会从波动性(混乱、无序、不确定性、时间、可变性)中获得收益或遭受损失。
脆弱性定义:脆弱性就是波动性和不确定性带来的损失。例如:桌上的玻璃杯害怕波动性。
全书结构:书中的每一个句子都是这一核心思想的推导、应用或解释。
关键概念串联:
波动性的偏好:可以根据对无序风险的偏好来区分人和经验(如斯巴达士兵 vs. 博客作者,冒险家 vs. 文字编辑)。
非线性与凸性:每一件非线性的东西,不是凸性就是凹性,或两者兼具。凸性联系着对波动性的偏好,是偏好无序的反应。
识别与决策:通过识别凸性,我们可以建立抗“黑天鹅”系统。了解伤害的凸性与大自然自由探索的逻辑,我们可以在不透明领域做出决策。
伦理核心:伦理在很大程度上是关于被窃取的凸性和可选择性。
技术性概括(杠铃策略与凸性转换):即使我们永远无法完全了解某个事物(x),我们也可以考虑x的风险,并用杠铃模式来解决问题。我们可以控制x的函数f(x),通过不断调整直到找到一种让我们放心的机制,这种机制就是凸性转换(杠铃模式的时髦名称)。
主旨的应用解释:
脆弱性与真相:这个主旨解释了脆弱性在何处取代了真相,以及为什么人类在“现代化”进程中会不必要地超前。
分散随机性的必要性:所有大的、快的事物都憎恶波动性。因此,分散式随机性(相对于集中式)是必要的。现代事物往往不喜欢波动性。
三元结构的意义:脆弱性-强韧性-反脆弱性三元结构指出,世界不希望我们完全了解它,其魅力源于我们的无知。在此世界中,我们应该依靠上述原则行动。
生命与变化的哲学:验证你是否活着的最好方式,就是查验你是否喜欢变化。一系列类比强调了经历波动和风险对感知价值、意义和道德生活的根本性作用。
支撑材料:不饥饿则食之无味;无辛勤则结果无意义;无伤痛则不懂欢乐;无磨难则信念不固;无个人风险则道德生活无意义。
致谢:最后,作者再次感谢读者阅读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