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制两千年（一）

豆瓣2021年度读书榜单历史文化类第四。沿袭两千年外儒内法，成就数百位帝王霸业，拆穿中国封建帝王只做不说的权力规则真相。谌旭彬所著的《秦制两千年》，核心揭示了自秦汉到明清两千多年的中国帝制时代，始终沿用秦朝确立的政治制度内核，这套以法家思想为根基、以皇权独尊为核心的统治体系，并未随着朝代更迭发生根本性变革，只是不断修补完善，深刻定格了古代中国的治理逻辑与民生走向。书中指出，秦制脱胎于商鞅、韩非的治国理念，核心是弱民、贫民、愚民与利出一孔，通过废除分封、推行郡县制，建立起皇权垂直管控的官僚体系，用中央任免的流官取代世袭贵族，彻底收拢地方权力；同时推行严苛户籍管控、什伍连坐制度，打散民间宗族与团体，将民众化为孤立分散的个体，消除一切能对抗皇权的势力，再配合重农抑商、盐铁官营等政策，实现对社会人力、物力的极限汲取，让民众始终依附皇权生存。这套制度还采用外儒内法的统治策略，表面推崇儒家仁政礼教，包装统治合法性、驯化民心，实则靠严刑峻法与权术制衡维系集权统治。读懂秦制，就能看透中国古代帝制王朝的运行规律与历史宿命。

秦制两千年 （一）

• 前言（三则故事）
  • 1、“《太史公书》记载了战国时期隐秘的纵横家权谋，披露了本朝开国的秘事，不能赐给诸侯王”
    • 皇帝拒绝赐书这背后潜藏着自秦汉至明清始终袭用的古老的统治术。即公开宣扬的历史脉络和运行逻辑往往并不是真实的。真实的手段大多诡诈而残酷，无法拿上台面。
  • 2、为了鼓励天下人告密，武则天制定了详细的法律条文来有待告密者。 鱼宝家发明“铜匦”（意见箱）换取“光明前途”。
    • 告密时代不需要正人君子。统治者追求的不是真相，而是恐惧。 鱼宝家死于铜匦，铜匦有用，鱼宝家的死也有用，它们能带来恐惧，恐惧能带来自我审查。
  • 3、在宋徽宗赵佶的授意下，蔡京组织刊刻“奸党碑”，将三百余反对新法之人列入名单。石匠常安民、李仲宁婉拒。
    • 邵伯温、王明清记录了此二石匠故事。“一工匠耳，尚知邪正，畏过恶，贤于士大夫远矣。”
  • 依赖不完整乃至错误的信息加工出来的往往是“假的历史教训”。遗憾的是，统治者对“真的历史教训”的精髓的吸取往往意味着普通人的灾难。所以，站在文明史的角度，石匠比明君更为重要。
  • 宏大词汇里的慷慨激昂未必能够推动时代进步，具体而微的坚守与抗争才是文明生生不息的重要根源。
• 第一章 “理想国”与“理想民”
  • 一、商鞅的“理想国”： 国富而贫治，民愚则易治。
    • “秦制”的两个基本特征：
      • 1.以官僚集团而非封建贵族作为政权统治的基础。（官僚集团一方面是皇权的工具，另一方面又有自己的利益诉求，他们与皇权之间的冲突几乎不可能形成稳固的契约或类契约关系。）
      • 2.皇权与官僚集团在施政中的主要诉求，是尽可能提升汲取人力与物力的强度与总量。（皇权致力于消灭一切有影响力的人与组织（包括控制、消灭官僚集团内部“朋党化”），追求散沙化与原子化的扁平社会结构。）
    • 秦制萌芽可以追溯到《管子》（杂烩）：
      • “利出一孔”：财富的流出渠道必须单一，必须由政府控制。百姓不能有多余的钱，不能有发财的渠道。恩赐与剥夺、贫困与富有全由君王决定，百姓才会视官府为日月，爱君王如父母。
      • “顺民心”：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
    • 商鞅变法（核心目的，提升秦国对资源（包括人力与物力）的汲取能力）：
      • 强化对民众的控制（什伍、连坐、告奸）
      • 将有力量的大家族打散为无力量的小家族（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
      • 打击阻碍国家直接管理百姓的封建贵族
      • 将人的社会地位与军功直接挂钩
    • 《商君书》：
      • 1.务战：对外扩张，灭六虱，国家必强。（六虱：指礼乐、诗书、修善孝悌、诚信贞廉、仁义、非兵羞战）
      • 2.告密：事前惩罚。（直至汉文帝时代才废止，近似于疑罪从无）
      • 3.国富而贫治：将国家与百姓对立起来，强调国家的富强必须建立在百姓的愚昧与贫穷之上。
        • 百姓的生活水准控制在最低限度的温饱线上。
        • 只有靠军功和耕作来获取社会地位才是正道，其他靠智慧、人脉资源、学识来提升阶层的做法都属于邪道。
      • 4.民愚则易治：民莫敢议令。（反对不可以，歌颂也不可以，目的是造成一种“民莫敢议令”的氛围，百姓只需要遵守，不需要思考政策的好坏。）
    • 商鞅之死：变法帮助秦孝公极大地汲取资源是以打压封建贵族为前提的，新君即位，首要之务不在汲取资源，而在君位巩固，取悦封建贵族、获取他们支持的最佳办法就是诛杀商鞅。
  • 二、韩非子的“理想民”： 五蠹与六反
    • 韩非子将弱民、贫民、愚民具体化，使之具有有极强的可操作性。他认为民智不可靠，应该对百姓实施改造。
    • 1.清除五种人。五蠹：学者（儒家）、言谈者（纵横家）、带剑者（游侠）、工商之民和患御者（贵族门客和权力掮客）。他们有知识、有资源、懂得社会体制的运作规则。
    • 2.有六种人需要被教育。韩非子眼中这六种人是：畏死远难之人、学道立方之人、游居厚养之人、语曲牟知之人、行剑攻杀之人、活贼匿奸之人。韩非子还写了百姓眼中对这六种人的看法：贵生之士、文学之士、有能之士、辩智之士、磏勇之士、任誉之士。这六种人有自己的追求，懂得维护自己的利益。
    • 3.有六种人必须得到奖赏、表彰，要树为模范。韩非子的“理想民”：赴险殉诚之人、寡闻从令之人、力作而食之人、嘉厚纯粹之人、重命畏事之人、挫贼遏奸之人。百姓视角：失计之民、朴陋之民、寡能之民、愚戆之民、怯慑之民、谄谗之民。
    • 4.禁事、禁言（不许游学经商和著书立说）禁心（一手控制咨询，一手灌输错误逻辑）
• 第二章 胡亥亡国的技术分析
  • 一、秦政的残暴在于制度化伤害
    • 秦对内施政的核心诉求：1.强化管控；2.增加汲取；3.减少乃至回避义务。
    • 秦施政的两种手段：1.国家授田制度；2.繁杂、细密的律法。
    • 秦民境况：1.生活、交往、生产被官府全面监控，秦民无处逃遁；2.没有其他阶级缓冲，原子化秦民直面皇权层层盘剥；3.愚民政策致使律法对于秦民如同巨大的知识屏障，陷入动辄触法的困境。
    • 以法治孝（案例）：
      • 商鞅变法导致的两个后果：1.小家庭原子化无力供养父母；2.上位者鄙弃孝悌，上行下效，社会风俗败坏。
      • 养老问题关系到社会稳定，但秦政府无意承担责任，于是将“孝”写入法律，强迫秦民承担，对不孝的惩罚细致且严厉，以被告父母意见为准。但秦人不孝的风俗并未扭转。
    • 自商鞅变法至秦始皇统一六国的百余年里，秦朝的伟业仍在“天下苦秦久矣”的轨道上持续运转，直到出现两个变量。
  • 二、秦二世而亡的变量一：官吏集团“苦秦”
    • 秦二世上台后的两件大事：1.“东行郡县”，向六国新秦民挥拳头、亮肌肉；2.官场大清洗。
    • 秦二世的官场大清洗，破坏了“利益共同体”，严重动摇了“以吏治国”的秦国的根基。被切断纽带的“技术官僚”（在汲取资源方面有着丰富经验）的加入，极大地提升了反秦力量的素质。
  • 三、变量二：未及驯化的新秦民
    • 新秦民对秦国普遍怀有抵触情绪，他们体验过更多的自由、更轻的赋役、更松散的控制，他们的记忆还没有完全消失。
    • 六国残余的贵族、游侠、豪杰、文士和宗族势力，尚未变成原子化的个体，远不是一场东巡可以消灭的。
• 第三章 “白马之盟”的玄机
  • 西汉建立之初五十年，汉高帝刘邦、诸侯王、重臣三方以“白马之盟”（准契约，未形诸文字、公开刊行）构筑出一种特殊的权力结构与统治基础，迫使皇权以黄老“无为”自居，带有反秦制色彩。
  • 一、西汉建国的游侠底色
  • 二、军功集团的权利与义务
    • 刘邦称帝后与下属形成的并非后世通常所言的君臣关系，而更近似于一种平等的契约关系。这种关系见于财富分配与权利分配。
    • 财富分配：
      • 将全国四成左右的耕地，重新分配给六十万军吏卒。
      • 因：西汉帝国在反秦战争中建立，内部组织带有浓厚游侠色彩。刘邦要想坐稳帝位，首要之务是与助他建国的功臣“共享胜利成果”。
      • 果：社会财富重新分配的目的是在汉帝国内部形成一个新的既得利益集团——军功集团。
    • 权力分配：
      • 刘邦帝位相较于秦始皇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力，是一种相对权利。（诸侯王共同推举，理由有二：1.灭秦灭项羽军功最高；2.恢复诸王和封赏功臣德最高）
      • 高帝十二年三月诏（白马之盟的具体成果）：汉天下为刘与众豪士贤大夫共有，论功劳高低排列。
      • 白马之盟：
        • 1.王与侯的分封只能由皇帝进行；
        • 2.非刘氏不得王；
        • 3.非有功者不得侯； （保证现存军功列侯的权益不会被皇权随意稀释）
        • 4.若违反上述约定，天下攻击之。
      • 三方力量各有权利和义务：
        • 军功列侯：权利--第三条保证权益不会被皇权随意稀释；义务--防范诸侯王侵犯皇权。
        • 诸侯王：权利--第二条保证权益不会被权臣侵犯；义务--防范军功列侯侵犯皇权。
        • 皇帝：权利--王与侯的分封；义务--保证诸侯王和军功列侯的权益。
      • “诛吕安刘”是军功列侯阻止宫廷势力向朝廷渗透发起的政变。
  • 三、百姓用脚投票奔向王国
    • “七国之乱”，是汉景帝时代诸侯王与皇权之间发生的战争。
    • 第一个版本：王国势力膨胀➡想要叛乱➡中央出兵平叛➡王国战败➡百姓拍手称快
    • 第二个版本：中央横征暴敛➡百姓用脚投票，遁入王国（王国也汲取民力，但两害相权取其轻）➡王国力量壮大➡中央深感不安，率先发难➡王国战败，被肢解➡百姓失去用脚投票的机会
• 第四章 游士消亡与秦制回归
  • 皇权天然追求一家独大，汉文帝运作“列侯就国”，迫使在长安无职务的军功列侯回到自己的封地，不再允许长久地驻留长安，极大地削弱了军功集团对长安政治的影响力。
  • 秦制的回归是在汉武帝时代正式实现的，要变回无限皇权，汉武帝必须彻底抛弃军功列侯，重新塑造官僚集团作为自己的统治基础。
  • 一、遍地皆是失业游士
    • 以游士为立国基础的严重弊端：游士是依附于诸侯的流动资源，其流动性与自主性，与君主集权体制天然对立。
    • 立国五十年汉帝国遍地游士。重要原因在于：诸侯王及军功集团的巨大需求刺激了游士数量的激增。
    • 知识分子没有正规的上升渠道，做游侠是他们普遍的人生选择。（官僚系统被军功集团控制，官吏终身制和世袭制，甚至官职的名称成了家族的姓氏。）
    • 至文帝、景帝两代，皇权对诸侯王和军功集团势力的打击，使游士市场萎缩，而汉帝国没有给“失业”的游士提供就业、上升的机会，游士的生存空间变窄。
  • 二、“求贤诏” 里的规训
    • 汉武帝颁布“求贤诏”的核心目的，是打破军功集团在官职上的久任制和世袭制，进而将游士纳入官僚系统中来。（改造游士）
    • 选官制度：
      • 1.追求社会的散沙化和静态化。作为社会的不安定因素的游士需要被最大限度地控制和肃清。暴力诛杀和提供上升渠道，成为两大核心手段。
      • 2.重塑官僚系统。但官僚系统容量有限，且“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必须引导乃至诱导游士在思想上、学术上进行自我转型。而最好的手段莫过于规定选拔标准。
    • 设立明堂：
      • 1.巩固皇帝个人权位。刘彻年少登基，为杜绝蔑其年少而不尊，以此彰明尊卑。
      • 2.关系到朝廷的权利分配。设立明堂大有宣告新时代到来的意味。
    • 同时开罪诸侯王、军功集团、窦太后（信奉黄老）的结局是悲惨的，刘彻的亲信被下狱，不久自杀，其本人也自汉帝国的权利舞台中心消失长达六年，直至窦太后崩。
  • 三、寄主的非正常死亡
    • 刘彻复出，大批知名游士或寄主，如窦婴、灌夫、刘安、郭解等在这场改革中非正常死亡。
    • 新时代来临了，诸侯王、军功集团的养士行为是绝不容许的，而民间的组织力量也是要消灭的。新时代要的是一个个原子化的儒家官僚和一个个原子化的庶民。
• 第五章 西汉知识界对秦制的批评
  • 武帝的高压控制与高效汲取，天下虚耗，盗匪横行，官员瞒报，恶性循环。至刘彻去世，高压消失，西汉知识界针对秦制的批评也随之到来。
  • 一、贤良文学大战桑弘羊
    • 盐铁会议：
      • 以桑弘羊为核心的官僚集团和由辅政大将军霍光支持的贤良文学（底层中小知识分子）之间展开的一场论辩。
      • 双方论点：贤良文学要求废除盐铁官营、国家均输，希望政府从商业活动中抽身，“毋与天下争利”（藏富于民）；桑弘羊则回应，官营产业乃“国家大业”，不可废除（藏富于国）。
      • 据《盐铁论》记载，辩论过程始终贯穿着恐吓与力争。所谓的均输法，是朝廷权力在经济领域的全方位垄断，操纵物价，贱买贵卖，牟取暴利，西汉的国家机器自上而下全面商业化、逐利化，民营经济则彻底萎缩、集体退场。
      • 最终，盐铁会议仅象征性地废除了一项酒类国营专卖政策（大将军霍光支持贤良文学批评桑弘羊，但同样支持“利出一孔”的政经理念）
  • 二、寄望以“天命” 约束皇权
    • 董仲舒向汉武帝 进献《天人三策》：
      • 1.谁获得天下由“天命”决定。灾异是天对国家无道的警告，祥瑞是天对皇帝朝廷的表彰。
      • 2.主张融法家、黄老之学、阴阳家于其中的“新儒学”。
      • 3.主张建立新的官员选拔机制，由地方每年推荐人才，由朝廷量才授官。
    • 围绕这三个问题， 董仲舒提出了五条建议：
      • 1.建立明堂，重塑礼制，以约束贵族。
      • 2.建立太学，培养官僚。同时从民间选取贤良，为体制外的知识分子开辟入仕通道，重塑汉帝国的统治基础。
      • 3.推行天人感应，塑造汉帝国的合法性。
      • 4.限制豪绅占田，节制土地兼并。
      • 5.以“新儒学”解释儒家经典，以儒家经典统一思想，建立官方意识形态。
    • “君权天授”是一把双刃剑，汉帝国获得了意识形态上的合法性，知识分子拥有了利用灾异之说“合法”批评现实政治的手段。
      • 眭弘劝汉昭帝禅位。
      • 盖宽饶劝汉宣帝禅位。与其说是劝谏，不如说更像是警告和威胁。
      • 甘忠可公开宣扬汉帝国天命已经走到尽头。同时期，谷永劝汉成帝禅位。
      • 夏贺良警告汉哀帝刘欣，刘欣被说服下诏改元更号，八月后醒悟过来的刘欣又用一道新诏改回，并处决了夏贺良。但至此，汉帝国天命已尽的说法已经因为皇帝的闹剧得到了极大的普及。
• 第六章 天下归心与天人共弃
  • 新莽政权诞生在汉帝国丧失自信，知识界激烈批判汉帝国天命已尽的背景下。
  • 一、表演赢得万民拥戴
    • 1.政治表演。王莽近乎变态的政治表演（逼迫儿子王获自杀，因其杀死一名家奴）为其带来极高声望。
    • 2.同行衬托。同为外戚的丁、傅两家以不学无术、贪得无厌闻名，衬托的王莽形象变得高大。
    • 3.争取儒生信任。王莽重修儒家经典建筑、为儒生修筑高级住宅和聚会、演说广场等系列举措，高度契合儒生的政治理想。所以，只要王莽稍加运作，长安城内就出现了对朝廷汹涌澎湃的批评。
    • 4.受九锡之赏。王莽对朝廷奖赏多次推辞，引发了“百姓”的极度不满，他们批评王莽的作风太过谦让，又批评朝廷赏赐太过迟缓、微薄。最终在王莽的表演下，“百姓”情绪高涨，902人集体进宫请愿要求赐王莽九锡之赏（介于皇帝与诸侯王之间的崇高地位，《周礼》记载的终极荣誉），王莽没有拒绝，“成为”当代周公。
    • 5.“百姓称颂”。王莽派出去巡视天下风俗的“八方使者”，带回了“百姓”称颂的诸多歌谣，总计达三万于字。
    • 6.提出终极政治理想。“市无二贾，官无狱讼，邑无盗贼，野无饥民，道不拾遗，男女异路之制，犯者象刑。”
    • 7.“天降祥瑞”“四夷宾服”。南方越裳氏、东方黄支、北方匈奴前来朝贡。西方未见动静，王莽派人贿赂羌族酋长，这位酋长告诉汉帝国百姓，王莽英明神武，自愿献出土地，回归山林。
    • 8.水到渠成，王莽被拥上帝位。“五威将”宣传队迅速组建，被派往新朝各个角落，宣传王莽政权是天命所归。
  • 二、改革诱发土崩瓦解
    • 政治改革——改革后果
      • 1.恢复井田制（抑制土地兼并）。——权贵、豪族的土地的兼并受到抑制，动了统治基础的利益。
      • 2.释放奴婢（汲取人力）。——奴婢是权贵、官僚的私产，动了统治基础的利益。
      • 3.改革币制（废除刘汉币制，恢复周公时代币制）。——让百姓回到了以物易物的上古时代。
      • 4.盐、铁、布帛等商品生产、销售国有化。——极大地增加了百姓生产、生活的负担。
      • 5.官名、地名改革。——给百姓的日常生活造成了极大的麻烦。
    • 有能力参与土地兼并的两种人：
      • 1.经营性田主（没有政治后盾，一碾即碎）
      • 2.寻租性田主（“公家有障假之名，而利归权家”，皇权只得虚名，真正的利益全被权贵拿走了）
    • 王莽改革的初衷是巩固皇权，增加皇权可汲取的财富和人力，但他改革的手段直接损害了统治基础的利益。
    • 王田制的推行，一是大批权贵、豪族获罪，因此权贵、豪族成了推翻新莽政权的核心力量。二是加剧了流民问题，小自耕农的荫庇（寻租性田主）没有了，他们无法承受皇权及其代理人的剥削，只能选择抛弃土地，去做流民。
  • 三、光武帝君臣的反思
    • 刘秀君臣的思考：1.西汉为什么会被王莽和平取代？2.万民拥戴的新莽政权为何会短命而亡？
    • 为避免历史教训（以天命约束皇权和社会批判风潮）重蹈覆辙，刘秀推行了两项改革：
      • 1.支持今文经学（从儒家经典中寻章摘句来言说天命吉凶），疏远古文经学（儒家经典）。既可以用谶纬来强化皇权的合法性，也可以削弱知识分子的批判意识。
      • 2.颁布官修典籍，由朝廷来垄断谶纬的解释权。主要是为了防止谶纬失控，走向对东汉王朝不利的方向。刘秀长期使用谶纬作为工具来为自己的军事、政治活动服务。
    • 政策推行后，东汉社会长期处于一种“全民好学”的氛围，谶纬与知识分子个人的上升渠道捆绑在一起，大量的读书人被方士化。
    • 汉章帝召集一千学者，在白虎观举办了一场学术会议。会议的主旨是要以思想立法的形式，来规范百姓方方面面的行为。针对的是西汉知识分子公开批评朝廷政策的风气，以及西汉末年太后常常成为皇权代理人、进而导致外戚坐大的现象。
    • 会议成果由班固等人编成《白虎通义》一书，在全国发行。
      • 中国秦制时代臭名昭著的“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就此正式成为官方认定、强制推行的意识形态。（消灭知识分子的批判之声）
      • 针对女性还特别制定了“妇人无爵”的规定，即女性没有社会属性，只有“三从”（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的家庭属性。用法律形式将女性定义为男性的附属品。（消灭太后与外戚的势力）
    • 皇帝希望参与制定三纲之人成为遵守三纲的楷模，受三纲之害者更乐见于制定者带头违反。于是，在众人的审视下，班固及其家人成为三纲的第一批受害者。
• 第七章 皇权、宦官与士人
  • 一、曹腾巨额财富的由来
    • 三个途径：
      • 1.皇帝的赏赐
      • 2.掌控朝廷人事升迁大权，进而以权力寻租。
      • 3.将亲友子弟安插于州郡，直接从民间汲取利益。
  • 二、宦官与士人争夺人事权
    • 从汉和帝时代起，皇权致力于利用外戚和宦官来制约世家大族，重点是瓜分他们的人事权。
    • 利用外戚的缺陷：为尽可能长久地维持权势，外戚经常游走于皇权和世家大族之间，两端渔利。
    • 最能信任的就只有舍皇权无处依附的宦官了。到桓帝、灵帝时代，宦官在人事权中获得了优势地位。
    • 世家大族和宦官的矛盾一发不可收拾，演变成一场“互相杀全家”的残酷竞赛。（党锢之祸）
• 第八章 如何自群雄中胜出
  • 相对于个人的雄才大略，能否建立起比其他豪强更稳定、更有效的汲取体制，进而汲取到更多的人力、物力，才是在乱世争霸中更重要的东西。（谁对百姓的汲取能力更强、控制能力更强，谁的胜算往往也就更大）
  • 一、战胜豪强的另一面
    • 曹操及曹魏制度的狠：
      • 制度性屠城（围而后降者不赦）
      • 摧抑豪强：打着为下民声张正义的口号，觊觎地方上有力量的大族的土地和人口。
      • 兴办屯田：分民屯（近似于农奴制度）和军屯（比农屯更残酷）
  • 二、直百五铢钱的奥秘
    • 刘备接手益州后干的第一件大事是建立一套强大的新汲取机制：
      • 1.铸造新币“直百五铢钱”（以敛财为目的的滥铸货币是蜀汉长期实施的一项基本国策，刘禅时还铸造了“太平百钱”“定平一百”）
      • 2.由官府接管市场、控制物价
    • 诸葛亮制定了严刑峻法来保障汲取政策顺利推行。诸葛亮认为，威之以法，法行则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则知荣。
    • 不过，蜀汉的高压统治也会因人而异，诸葛亮心中有一本明明白白的账。 如：诸葛亮对待同为刘备重用的人时，包容法正（客居益州）的无法无天，却不许彭羕（益州本地豪强）乱说乱动。
    • 诸葛亮还有一个袭自商鞅、韩非的诀窍——平等的贫穷。即，在百姓当中制造一种印象，社会不富裕，但社会是平等的。诸葛丞相家中也只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这契合了百姓“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心理。
    • 诸葛亮死后，刘禅大兴土木修建宫苑，“平等的贫穷”破产。
  • 三、皇权缘何“破浮华”？
    • 重学识、讲修养、有大儒之风的何宴，其政治抱负不为皇权所容、长期遭受政治打压和思想管控，走上涂脂抹粉、穿着“妖服”，自污求存的道路。
    • 从何宴开始，魏晋南北朝时期，诸多名士抛弃了阳刚之美，转走阴柔路线，表示自己胸无大志，寻求政治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