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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过程理论
《政策过程理论》（萨巴蒂尔编）第二部分：考察政策过程中理性所起作用的另类视角。本部分包含两个框架的介绍：制度性的理性选择-对制度分析和发展框架的评估，以及多源流分析框架-模糊性、时间与多元流分析，详细叙述了两个框架的理论起源、框架结构、核心因素和应用/未来发展，对政策过程理论的研究具有相当的启发性。
编辑于2024-04-13 22:14:52- 政策过程理论
- 萨巴蒂尔
- 制度性的理性选择
- 多源流分析
- 多源流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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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过程理论
第三章 制度性的理性选择：对制度分析和发展框架的评估
本章由埃里诺·奥斯特罗姆撰写
1 挑战
在研究制度时面临的主要困难
制度这一术语涉及很多不同类型的实体
既包括组织，也包括用以构成组织内和组织间相互作用模式的规则
尽管组织实体所在的建筑物是显而易见的，但其制度本身不可见
需要不同学科的多种投入以发展一致的框架
研究包括市场、科层组织、 公司、家庭、 志愿者组织、 国家政府、国际性组织等在内的多种类型的制度安排
在跨学科使用多种术语的条件下，一致的制度框架要考虑能表述和比较应用于特定困扰和问题界定的各种理论和理论模型
每一层次上的规则决策通常是在另外层次的规则结构下做出的，因此，制度研究需要包含多层次分析
在任何一个层次的分析中，各种各样不同的规则、 外部环境的特征和由相关个体形成的共同体相结合，共同构成了一个有机的而非简单叠加的整体
制度的多种定义
指组织性实体，如美国国会、工商企业、政党和家庭
指被个体接受的、运行于组织内或组织间的规则、规范和策略
规则：被大家共同理解的、在特定情况下由负责监督引导和强行制裁的机构可预见性执行的共同规定
规范：趋向于通过内部或外部强加的成本和诱导激励由参与者自身来执行的共同规定
策略：在规则、规范和其他人受相应的自然和物质条件影响，而可能行为的预期所产生的激励结构条件下，由个体制定的系统化的计划
制度的不可见性
最大难题之一
如何辨别和测量制度
制度是基础性的共享概念
强调实用中的规则的概念而不是形式上的规则
前者是指新成员一旦出现，就被社会化到现有的规则规范的行为体系当中
这些行为准则可能不存在于任何书面文档
多学科-多种术语
各学科领域学者掌握的专业术语各不相同，有意义交流极为困难
需要发展一套可用来分析各类问题的通用术语
分析的多层次
一些个体不断互动的时候，可能在操作层面直接影响世界，也可能在最终冲击操作决策庆幸的其他分析层次上做决策
结构多源性不仅在于不同的分析层次，同样也在于地理范围不同
宏观层面研究集中于宪法结构
在最终与市民和/或国民的日常决策相碰撞时就会影响集体选择的决策类型
微观层面研究集中于操作层面的决策
这些决策依次受到集体选择性和宪法选择性规则的影响
只有一些操作性决策受到操作性决策者的控制
挑战：如何找到联系宏观、微观层次的途径
结构关系
制度研究取决于在经常混淆的三个特征层次上所进行的理论工作
框架
确认制度分析中需要考虑的要素和他们之间的关系
提供一个能用于理论比较的元理论术语
试图确认任何与同类现象有关的理论需要包含的普遍要素
理论
有助于分析者明确说明框架中的哪些要素是与某一类问题特别相关，并做出与这些要素的相关的一般的研究假设
理论集中于在某一框架下做出分析者去诊断现象、解释其过程、预测其结果所必需的具体假设
经济理论、博弈理论、交易成本理论、社会选择理论、契约理论、公共物品与公共池塘理论，都符合本章所讨论的制度分析和发展框架
模型
模型的开发和运用对一套有限参数和变量做出精确假定
运用逻辑、数学、博弈论、实验和仿真及其它工具，系统发掘这些假定在有限产出方面的意义所在
对有关不同的治理制度如何使个体能民主地解决难题这一问题，制度分析和发展框架有助于把诊断、分析和决策等能力组织起来，也有助于从实证研究中积累知识和评估以前在改革上做出的努力
2 制度分析和发展框架
制度分析和发展框架的一部分是确认行动舞台、相互作用形成的模式和结果，并对该结果进行评估
问题的层面
问题可能存在于行动者的操作层面上
任务
如为志愿的环保行动的群体设计激励体制以克服搭便车问题
挑战
组织当地森林享用者为保护当地集水区贡献资源
问题
如何对水利基础设施进行投资使资本投资增强而非损害当地农民组织能力
问题也可能存在于政策（或集体选择）层面上
决策者不得不在一系列集体选择规则的约束下反复做出政策决定
这些政策决定进而影响个体做出操作决策的舞台结构
进而直接影响世界
问题也可能存在于宪法层面
决定谁有资格参与决策、决策中将采用的规则
分析问题的步骤
第一步：确认一个概念单位——所谓的行动舞台
用来分析、预测和解释制度安排下的行为
行动舞台包含要素
1，行动情境
参与者
职位
产出
行动-产出关联
参与者实施的控制
信息
给定产出的收益和成本
2，情境下的行动者
行动者带给情境的资源
行动者对世界状态和行动的评估
行动者获取、处理、保留和使用知识的附带效应和信息的途径
行动者用来选择某种行动路线的过程
行动舞台：个体间相互作用、交换商品和服务、解决问题、在舞台上的事情当中相互支配或斗争的社会空间
大部分理论工作停留在这一层面上，把描述情境和行动者动机和认知结构的变量当做定值
所做的分析是对个体在这样结构下的可能行为进行预测
在行动舞台初始结构上（下图），制度分析能够采取的其他步骤
更深入地挖掘和探究影响行动舞台结构的因素
参与者用以规范他们关系的规则
对这些舞台起作用的世界的状态结构
任意特定的舞台所处的更普遍的共同体结构
走出行动舞台，考虑如何解释历时和共时的行动舞台相结合的复杂结构问题（下图的左边部分）
制度分析框架图
3 行动舞台框架内的诊断和解释
行动情境
分析上的概念，使分析者单纯从影响其兴趣过程的即时结构出发，解释人类行动与结果的规律性并有可能改善它们
一组常用变量
参与者集合
参与者担任的具体职位
容许的行为集合及其与产出的关联
比如，打渔有开放和停业的季节吗？
与个体性行动相关联的潜在产出
个体行动影响了该地区的哪些事件、地理范围？
每个参与者对决策的控制层次
参与者可以得到的关于行动情境结构的信息
成本和收益（行动和结果的激励因子和阻碍因子）
采取各种行动的成本如何？能得到什么收益？
一个情境是否就发生一次、或是确定的某几次、或者不一定直接影响个人的行动策略
当某人正在解释行动及在既定行动舞台框架内的总结果时，这些变量成为描述具体情形结构时的假设变量
在博弈论中这些因子被用来建构正式博弈模型
与自然资源相关的大多数操作行为都可以被概念化为供给、生产、拨款、分配等
例子P58-59
行动者：关于个体的理论与模型
情境中的行动者可以被认为是一个单一的个体/作为共同行动者起作用的群体
行动：行动个体赋予了主观和客观意义的那些人类行为
所有对围观行为的分析者都使用有关一些情境中的行动者的理论或模型
要做出有关参与者评估的方法和内容、拥有的资源、信息和信念、处理信息的能力状况、用来决定策略的内部机制等问题的一些假设
常用-古典政治经济学观点：个体在任何特定情形下对策略的选择取决于他对各种策略及其可能结果的理解和估量
制度分析中，建构最好的有关个体的正式模型是经济人模型
基于博弈论和新古典经济理论
假设行动者具有完备的、良好的偏好序和完全的信息，从而他们让自己期望受益的净值最大化
能察觉到的成本和收益，包括旨在建立和维持关系的时间和资源以及个体建立起可靠和可信赖名声的价值
另一种假定：计较收益与成本的个体是容易犯错误的初学者，他们会根据感到收益和成本对他们很重要的其他人的数量而行事，也会根据保证信守诺言并给予他们互惠制度的个人承诺而行事
初学者会犯错误，并且也确实经常犯错，然而环境的变化，不管是否包含制度性激励，都会促使他们从这些错误中学到东西
易犯错误性和学习能力可以被看做是关于个体更普遍的理论假设
假定个体用来支配和管理公共资源（或其他疑难情形）的不同的制度安排为他们提供了不同的学习激励和机会
在有些环境下，激励会使他们重复地犯过去的错误
另一些环境下，如何使资源持久使用的有效学习速率很快
所有情况下，个体所知晓的一些制度设计原则也会影响他们在面对重复失败时为了改善学习和出现其他结果而改变制度的能力
当学习个体易犯错误，互动在频繁重复或简单的情形时，人们就可能认为，他们具有在那些清形下做出选择的相关变量的完全信息
在高度竞争的环境下，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假设，在环境的选择压力下生存下来的个体，相当于最大化了与此种环境下的生存相关的关键变量
当个体面对一个制度创造了某一特定问题相关变量的准确信息的情境时，问题可被充分地表述成一个有简单约束条件的极值问题
制度分析面对的问题类型
问题类型1：当问题的条件非常接近限定的竞争性的选择时，使用关于个人行为的假设被证明是种很有用的制度分析方法
问题类型2：与理解公共池塘资源相关的许多情境是不确定而复杂的，并缺少具有选择压力和信息产出能力的竞争性市场
有限理性假设适用于这种情况：人们有意地理性，但仅仅有限理性
信息搜寻成本是昂贵的，人的信息处理能力也是有限的
所有个体在选择用以实现一组目标的策略时随时可能犯错
从长远来看，还是能更好地理解其所处情境进而采取策略以实现更好结果
在情境中个体的机会主义：以别人福利为代价来提高自身福利的欺骗行为，可采取从无关紧要或许是无意识的开小差行为、到精心盘算努力欺骗与之正发生关系的其他人等多种形式
进一步加强既定情形里的不确定性
机会主义行为的水平，不仅受到用于治理此种环境当中相互关系的规范和制度的影响，还受到决策环境自身属性的影响
行动舞台内的结果预测
依托对某一情境的分析结构和对行动者的特定假设，分析者得出对结果或强或弱的推论
基本思路
具有严格约束的一次性行动情境，因有完全信息的条件而会推动行动者选择特定的策略或一系列的行动，共同追寻稳定的均衡——分析者就经常能得出有力的推论和对行为和结果可能模式的具体预测
例子
公共资源的获取者数量或他们采取的收获行为数没有限制时， 人们就可以开发一个开放进入的公共资源的数学模型
当每个进入者收获的净收益因最初一系列资源的发现而上升、其后进而下降时，每个独立行动的获取者会做出个人的决策，这些决策的共同作用产生了一个低效（但稳定）的均衡
开放进入的公共资源漠型能明确地预测：耗尽资源的竞争会导致高额的社会成本
开放进入会过度地使用和毁坏公共池塘资源，而那些获取者并没有能够共同进入集体选择舞台， 去改变他们所面对的开放进入式结构
开放进入的公共资源模型的局限性：然而，很多舞台产生不了如此明确的结果——个体并非能完全独立或自主地做出决策，而可能会被拖入社会之中，
社会公平和自然资源保护的最初规范会极大地改变该情境的结构
参与者可采用更加广泛的策略， 而且他们可从过去的行动后果中学习如何与时俱进地改变他们的策略
考察这些更加开放、约束更少的情境的制度分析家，不太能对或多或少可能源自某类特定情境的结果模式进行有力的推论
实验室实验法
田野研究
判断一个行动舞台的开始点和另一个行动舞台的结束点都是很困难的。 当个体从家走向市场开始工作，生活就在一张看起来无缝隙的网中延续（行动情境典型地由互惠、交换、团队问题解决或命令等特征来刻画）
此外，在行动舞台内，关于一组规则内的行动选择与未来规则间的选择的对比，人们通常并没有认识到行动的层面巳经被更换
比如当上下属就改变做事方法的意见达成一致时，他们就已经从先前建立的规则内采取行动转换为就构建未来行动的规则做出决策
即，已经转换到集体选择的舞台而不是各自决策的舞台
评估结果
一组评估标准
经济效率
取决于与资源的分配或再分配相关的净收益流的变化幅度
当考虑可相互替代的制度安排时，至关重要的是要注意，影响参与者的规则调整将会如何改变其行为，并进而改变资源分配
融资均衡达成的公平
评价方式1：以个体提供的努力和他们从中获得的收益为基础的公平
评价方式2：以不同的支付能力为基础的公平
以市场交易经济为基础的公平的概念认为，从某一服务中受益的人群应承担该服务 的经费
对融资均衡有感知或缺乏感知，会影响个体为资源系统的发展和维护而出力的意愿
再分配的公平
对较贫困的个体进行资源再分配的政策
效率会要求稀缺的资源被用在它们能产生最大净收益的地方，但公平目标会调和这一目的，而其结果是为特别贫困的群体提供物质帮助
再分配的目标会和实现融资均衡的目标相矛盾
问责制
在民主政治中，官员应就公共基础设施和自然资源的开发和使用对公民负责
对责任的关注不必与效率和公平目标有太大的冲突
实现责任要求决策者获得关于公民偏好的信息
有效地聚集这些信息的制度安排，有助于在增强责任和促进再分配目标实现的同时达到效率
与普遍道德的一致性
除了责任，人们会评价一组特定的制度安排产生的普遍道德水平
适应性
如果制度安排不能适应不断变革的环境，资源和投资的持续性可能受到损害
绩效标准的选择
使用绩效标准作为从可替代的制度安排中进行选择的基础， 折中通常是必要的
效率还是再分配？
4 解释：将行动舞台视作因变量
分析者将行动舞台概念化的基础是关于个体间用于规范其关系的规则、关于世界状态及其转型的特性和舞台所在社会的特性等方面的隐含性假设
一些分析者的兴趣并不在这些潜在的变量上，仅仅关注那些给定结构下的个别舞台
但制度分析者关心影响舞台结构的因素胜过其他
规则
规则的概念
规则是参与其中的人们的共同协议，它是关于什么行动（或世界的状态）是必需的、禁止的或者允许的强制性规定
所有规则都是为实现人类的秩序和预期性而付出的明显或不明显努力的结果，这是通过创造人们（职位）的等级， 并进而根据现实世界的要求、 允许或禁止的状态来要求、 允许或禁止采取的行动等级
规则的起草
更多的规则起草将存在于解决问题之中，也就是个体间相互作用、 试图弄清楚在将来如何把他们的工作做得比过去更好
当我们做一个较深入的制度分析时，试图首先来理解个体在其决策中所用的指导性规则
指导性规则是参与者如被要求向同伙参与者解释和证明他们的行为时将会参考的一系列规则
尽管遵从规则会成为 “社会习惯＂，但让参与者自觉地意识到他们用以规范其行为的规则还是不可能的
个体能自觉地决定采用不同的规则，并遵从这样的决定来改变自己的行为
与新的规则相一致的行为会随着时间发展而自动成为习惯
人类在潜意识层次上使用复杂的感知系统来规范其自身行为的能力，使实证研究者 难以弄清楚什么可能是正在发生的行为舞台的指导性规则
指导性规则的来源
在一个法治支配的体制下，运用的一般法律框架将会源自宪法和立法的行为和由个体在多种不同的具体条件下做出的决定放大后的行政规定
在一个非法治支配的体制下，中央法律和用以执行它们的颇多努力并存，但个体试图规避而不是遵守法律
规则的稳定性
缺乏明确性、 容易误解和变化（这是基于语言现象的特征）是颊则共有的问题
规则规范的行动其稳定性取决于赋予用来描述一系列规则的措辞的共同意义
规则应当是人类机构在特定的情形中阐明它们、应用它们，并试图强制执行与之相一致的表现
规则的分类
使用制度分析与发展框架，是按照规则对行动情境要素的影响进行分类
规则构架
公开地考察运作规则是如何影响行动情境的每一个变量
影响这些变量的一组运作规则应该构成最小单元的规则，但又是解释参与者行动及其结果所必须依据的规则，这些规则能被用来规范他们在行动舞台内的相互关系
有七种运作规则能影响行动情境的结构，累计效果影响行动情境的七个要素
进入和退出规则
影响参与者的数量 、他们的特性和资源、能否自由进入和他们离开时面临的条件
职位规则
构建情境中的职位
范围规则
界定能影响的潜在结果和与特定结果相联系的行动
如：打渔规则中，获取者和其他人对授权或禁止的地理区域和职能领域是怎么理解的？是否存在谁可以从哪个区域收获的示意图？
权威规则
特定节点职位上参与者必须、可以和不准采取的一系列活动
行动-结果的关联
聚合规则
影响对某职位上的参与者在某一节点的行动选择进行控制的水平
如某个行动是否需要事先获得别人的许可或同意
信息规则
影响参与者的一些知识附加信息
如信息的保密和公开范围
偿付规则
影响的是能把特定行动和结果结合起来的收益和成本，它们还进而能建立行动的激励和障碍条件
如是否制裁和激励及其手段
这一组运作规则是一个有机整体
结合案例P72
非文字性的、潜移默化的规则信息需要大量的时间去调研获取，学会如何提出特殊背景下不带胁迫性的关于规则框架的问题
世界状态的属性：自然和物质的条件
基于参与者活动的世界当中的事件的类型不同， 相同的一组规则可以产生完全不同类型的行动情境
如果分析者自觉地询问一系列关于某一情境的外部世界如何影响该情境中的结果、 行动集合、行动-产出关联和信息规则的问题，他就明确地考察了世界状态的属性及其转变问题
规则构架和世界状态在构建行动情境中的相对重要性在不同条件下变化很大
若考虑部分公共部门，运作规则对世界属性的相对重要性在行动情境内的变化也很大
规则对投票行为的界定和约束胜过世界属性
关于组织立法机构内的意见沟通， 外部世界的属性会强烈地影响可供利用的选择项
公共物品
可被很多人共同和同时享用又不会减少彼此收益，从而难以将这些人排除在享受这些利益之外的物品
公共资源产生的利益是难以排除受益人的，但每个人对资源系统的使用，会减少可用于收获的总的有限资源单位
几种属性
区分由多种制度安排更有效地提供的产品和服务
排他性和搭便车问题
排他成本很高的物品需要由公共部门提供
如果潜在的受益者因没有对提供商品或服务做出贡献，还不能被顺利的排除在外，就存在很强的搭便车激励
如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容易发生资产和维护投资不足
如果排他是困难的，不管供给机构是在公共还是私人领域，设计诚实地反映受益者偏好和支付意愿的机制是复杂的
大量关于投票体制的文献表明：将个人的偏好转变成充分反映个人观点的集体选择是多么的困难
一且这些商品被提供出来， 无论消费者偏好什么和是否要消费，他们都别无选择了（比如一些基于税收的公共服务支出并不管个体需不需要这项服务，会降低部分个体的交税动力）
一个开放的财政手段的实施效果进而要依赖千用以做出该决策的公共选择机制的合法性状况
资源流动的衰减性
共用基础设施完全可随某个使用者的消费量变化而减少服务流；但在另一些情况下，某个人的消费量不会因其他人能利用服务流而减少
前者如农业灌溉用水的抽取；后者如上游和下游用同一条河发电
当一个人对服务流的使用减少了其他人可利用的服务流，并且服务流相对于需求呈稀缺时，使用者因害怕以后没有可资利用的资源，就将会试图获取尽可能多的资源
需要有效的规则以高效地分配稀缺的、 宪全衰减的服务流
在有衰减性的服务中收取费用显然就构成这样一种分配
然而，有时对服务的定价是不可行的，此时某些个人就将能攫取比其他人更多的带衰减性的服务，从而导致对服务流利用的不经济现象和使用者之间的严重冲突
分配规则也影响到使用者维持某一体系的驱动力
如果缺乏有效的分配规则，参与者就缺乏激励去合理取用资源
对于高度衰减的公共资源流， 与服务流分配相关的制度安排与资源的承受能力密切相关
要考虑如何合理地与受益者联系起来
其他属性
资源单位是流动的还是固定的
在系统内存储的信息是否可以利用
自然资源系统是否可再生
资源系统的规模大小
资源的生产率、可预测性和补缀性
共同体的属性
共同体所普遍接受的行为规范
潜在参与者所共享的对特定类型舞台结构共同理解的标准
生活在某一共同体之中的人们的偏好的同质性
资源在受影响的人们之间的分配
解释共同体秩序的基础也是制度分析相关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变量
5 联接行动舞台
除了更深入地分析、挖掘影响个体行动舞台的影响因素以外， 制度分析一个重要的发展是对相联舞台的考察
绝大多数情况下的社会现实是存在先后或者同时联接的多个舞台
本书针对政策子系统的那一章考察了在分析的全部三个层面上多个相联接的行动舞台
当个人想要介入其中，改变参与者所面对的在共同构建的现实中的激励和障碍的结构，以便指导（或控制）参与者趋向不同的结果模式时，他们试图通过改变参与者在某种特定的行动舞台中用以规范他们关系的规则来实现上述目的
多层面分析
除了任一分析层面上有多重和嵌套的行动舞台外，在多层分析之间也有舞台嵌套现象
讨论制度变迁问题时必须了解的两个问题（或者说前提？）
某一层面上用以规范行为的规则的变化出现在目前更深层的、“固定的＂一组规则当中
更深层面内的规则变化通常更难于实现，代价更高，因此，遵照一组规则互动的个人之间共同预期的稳定性得以提高
思考规则和相关的分析层面之间的联系
对任何条件下采取的行动和获得的结果有累积性影响的三层规则做出区分
操作规则-直接影响参与者在任何条件下做出的日常决策
集体选择规则-通过它们对决定谁是合格人选，和用以改变操作规则的具体规则的影响，来影响操作行动和结果
宪法选择规则-影响操作行动， 它们的影响在于决定谁是合格人员和用以勾画一组集体选择规则，而集体选择规则进而影响一组操作规则
在分析的每一个层面上，存在一个或多个舞台； 该层面上各类决策就是在这些舞台中做出的
行动舞台的概念， 如早些时候描述的，并不意味着正式的场合，但能包含这些诸如立法机构和法庭等正式的机构
在集体选择、宪法和元宪法情形中，行为包括规定、援引、监督、应用和执行规则
与那些将用以规制操作层面的选择规则有关的政策制定或治理，通常是在一个或多个集体选择舞台进行
分析的层面与结果示意图
正式和非正式集体行动舞台之间的关系
6 制度分析和发展框架的使用
20世纪70年代早期，用来试图去理解政治学中的各种范式是如何影响我们把公共管理与大都市公民组织加以概念化的方法
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制度分析和发展框架开始被用做发展公共资源库理论和将攫取、 监控等正式的模型与在实验室和设定的领域内进行实证工作联接起来的工具
使用领域
在使用制度分析和发展框架来进行洋细的实证研究中，历来的关键都在于分析特定类型问题合适的单位和层面问题
如，理解谁参与到公共安全供给问题——创制出都市公共服务的合作生产理论
对公共池塘资源的研究
当不允许实验室的受检者相互交流时，他们的行为和有限重复、非合作博弈理论预测的行为非常近似
当允许受检者相互交流，或使用制裁机制时，在实验室观测到的行为和这些理论模型不一致，但和在田野调查条件下观察到的行为相似
发展出一种理论：有限理性个体如何使用诸如“有规则的反应”等直觉推断， 来让在没有外部实施者将规则强加给参与者的情况下达成的协议稳定化
已用于发展三个与公共池塘资源研究和各种财产制度相关的主要数据库
7 对一个框架的价值评估
很难确切地领会如何对一个框架做出评估。对理论进行评估的准则，相对而言是为人所熟知和接受的
评估理论的价值是看它以经验证据支持的做预测的能力和它对发现的规律做出逻辑一致的解释的能力
然而，框架的评估准则没有被很好地建立；框架、理论和模型之间的差异还未得到普遍认同
作者提供了一些在评估中需要处理的、与有效性相关的关键问题
理论分析的有效性
该框架是否提供了辨别试图解释重要领域现象的各种理论要素的一致性术语？
该框架是否有助于学者辨别各种不同理论的异同， 以及分析这些理论在解释特定类型的现象时相对的优势和劣势？
该框架是否促进新理论的发展？
实证研究的有效性
该框架是否有助于在还没有形成很具体理论的那些领域当中进行实证研究？
使用该框架进行的实证研究是否产生了新发现， 是否产生了对重要现象更好的解释？
在实证研究中，该框架能否应用到多层面的分析之中？
与其他理论和框架相关的有效性
该框架是否促进跨越其他学科的综合？
该框架是否与由最初专注于某一具体层面的分析而发展起来的其他框架相一致？
在相似领域的应用中，该框架是否比其他框架表现出来的效果更好？
第四章 模糊性、时间与多源流分析
by 尼古拉斯·扎哈里尔迪斯
多源流分析(MS)是用来解释政策如何制定的一种方法，它可以包括政策制定的全过程， 这里，我们仅用这种方法来解释政策形成过程（议程的确定和决策过程）。
回答了三个重要的问题
政策制定者的注意力是如何分配的？
具体问题是如何形成的？
对问题及其解决方法的发现是怎样和在哪里进行的？
1 金通的多源流分析方法概述
基本要素
分析层面与分析单位
借鉴有限理性和组织理论（也包含系统理论？）方面的研究成果
该方法在系统层面上提出理论框架，将整个系统或独立决策作为分析单元
认为政策选择是在几个因素推动或影响下的集体选择的结果
尤其关注信息影响决策的方式
与伊斯顿的系统模型不同之处
多源流分析方法关注黑箱的具体运作过程
与混沌理论相似的是，多源流分析方法假设了大量的随机残差，认为系统并非处于平衡之中，而是不断地演化着
模糊性
是指“对同样的环境或现象有着多种思考方式的状态”
这些不同的思考方式之间也许是不可调和的
模糊性≠不确定性
前者可以被看作是矛盾性
后者是指对于将来要发生的事情无法做出准确的预测
信息可以降低不确定性但不能降低模糊性
核心：政策选择的垃圾桶模型
解释组织中决策制定的过程（或决策环境），“有组织的无政府状态”
三个主要特征
流动人员
流动率高
从一个决策转移到下一个决策，如立法者一批批地换
偏好选择存在问题
人们通常不知道他们需要什么
政治家受到时间限制而匆忙决策，没有弄清自己的偏好
此时决策通常不透明甚至需要这种不透明推动
技术不清晰
作为一系列把输入因素转化成产品的组织过程，技术本身是不清晰的
一个有组织的无政府状态中的成员也许知晓个体的责任，但是他们仅仅掌握如何把自身工作融入到组织夥体目标中的基本知识
由于管辖权限界定并不清晰，部门之间经常出现激烈的矛盾
过去的经验指导行为，试错成为学习工具
时间性框架
基于理性行为的理论的应用在极端条件下的限制
问题和偏好都不清楚，就不可能选择能带来最大净收益的办法
政府机构被要求加强监管职能，但财政预算减半
政府被要求提供信息，但没有任何决策使用这些信息
与强调理性行为的模型不同， 垃圾箱模型提供了一个基于时间概念的新逻辑框架
关键问题：什么时间、谁在关注什么样的问题
时间是稀缺资源
决策者最关心的是如何有效管理时间而非管理任务，那么应当寻找一种遵循时间而不是遵循理性的理论框架
多源流分析：人们更关心如何处理不是由他们所能控制的因素强加给他们的诸多问题
对一个特定问题的注意是机会、偏见、一个组织或政府中的正式职位和同样牵扯政策制定者注意力的问题数量的一个函数
金通的三源流
在整个系统中存在着三种源流：问题、政策、政治
每一个概念的界定大体上都与其他两者有所不同，并具有自身的动力和规则。 在需要决策的关键时刻，政策问题的提出者就将三者结合起来，这使得政策制定者高度关注问题的可能性大大提升
问题源流
政策制定者的关注度：主要取决于官员了解实际情况的方法，更重要的是，取决于这些实际惰况是怎样被定义为问题的
了解实情并推动问题关注的三种方法
一系列指数
重大事件或危机事件
从现行项目中获得的反馈
问题中必须包含明确的可感知的因素
人们把情况界定为问题的方式时，会用自己的价值观念和信仰指导决策过程，将现象进行归类，并比较不同国家的情况
政策源流
在“原始的政策鲜汤”周围漂浮着多种意见主张，意见主张由政策共同体中的专家们提出
政策共同体：包含着官僚、国会委员会成员、学者和思想库中的研究人员的网络， 网络成员共同关注某一政策领域中的问题，如健康政策、环境政策等
意见主张需要通过多种方式的试验和检验， 其中包括听证会、 论文和会谈等
经过检验，一些主张保持原封不动，一些被合并为新的提案，一些被取消
主张很多，但仅有少数能引起高度重视
主张的选择标准
技术可行性
价值观念的可接受性
政治源流
国民情绪
某一既定国家中的相当数目的个体都倾向沿着共同的方向思考，并且这种情绪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改变
压力集团的争夺行动
政治家们经常将利益集团的支持或反对态度作为更广阔的政治领域内的一致或分歧的衡量标准
一旦意见相冲突，政治家们则通常会想办法维持支持派和反对派之间的平衡
为达到这种平衡所采取的方法直接影响到该问题是否还能够继续受到关注
行政或立法上的换届
主要行政官员的变更也会带来很大的影响
在政治源流的三重因素中，国民情绪和政府的换届这两个因素的结合， 会对议程产生最强有力的影响
三源流的结合
政策之窗：在一个关键的时间点上，当上述三大源流汇合到一起的时候，问题就会被提上议事日程
“提案支持者们推广其解决方法或吸引别人重视他们的特殊问题的机会”
由紧迫的问题或是政治源流中的重大事件打开窗口
稍纵即逝
不是所有的窗口都可以预测
当政策之窗被打开时，政策活动家必须抓住机会开始行动
政策活动家：投入时间、精力、信脊、金钱以在可以预见的未来获得物质的、有意追寻的、重大回报的人
想办法将问题和解决办法相结合，并在政治上被接受
一旦问题与解决办法或解决办法与 政治结合起来，该问题被提上议程的机会就会大大提高
总结：为什么一些问题获得了关注，其他问题却没有？
议事日程是由政治源流中的事件、紧迫性问题以及像当选官员那样明显的参与者所决定的
可供选择的政策方案的细化过程受政策源流中的选择过程的指引，也受相关政策领域内相对属于幕后参与的专家的影晌
多源流模型的益处
突破了以往公共政策研究中仅仅基于狭隘的政策共同体而发展起来的一些论点
将政策共同体与更宽泛的重大事件结合起来
广泛的政治事件通过一些具体的方法与狭小部门的发展结合起来
在具体的部门之外发生的政治事件， 会影响 “窗口”打开时要受到检验的解决办法的类型
揭示出意见主张与利益之间的两难困境问题
阐述了公共政策中的意见主张问题
第一，金通认为解决办法的完善不仅仅建立在效率或权力的基础之上，还需要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之上 公共政策形成中的三个核心要素是观点说服和推理，而不只是事后的理性化过程
第二，在一个快速变化的模糊世界当中，政治意识形态具有启发和示范的作用。它能够揭示行为的内涵， 或是为议员投票、判断问题的重要性提供指导原则。意见主张不仅被政治家用来说明其他问题，还有界定他们自身问题的作用
然而激励民众的方式不只是意见主张这一种。那些致力于将三大源流结合起来的活动家们 为了抓住稍纵即逝的机会， 经常会扭曲意识形态中的倾向性
多源流模型是不必否定自利重要性的情况下，探讨意见主张的影响的一种好方法
2 主要的扩展和修正
金通的多源流仅对美国决策前的过程进行细化（议程确定、备选方案）
对其他国家、其他阶段的政策制定过程，是否具有普遍意义？
扎哈里尔迪斯：三个方面的扩展和一个方面的修正
三个方面的扩展
运用多源流框架，解释了整个政策形成的过程（议程确定和决策）
尽管议程确定（某些间题获得关注的过程）被定义为一个独立的过程，但备选方案的具体规划并非如此
金通把有限的备选方案的细化与某一方案的确定以及实际的政策选项本身区分开来
扎哈里尔迪斯却认为两者是同一过程（决策）的两个部分
决策过程：政策制定者从一系列已产生的可供选择的方案中做出具有权威性选择的过程
多源流分析在政策比较研究中同样是适用的
金通对美国联邦层级的强调似乎与强烈模糊性的条件很接近
英国（法国）在一些方面和之前所述的情况有所不同
第一，英国的国家系统并非像美国那样属于弱政府和地方分权，行政权力与立法中的多数党以及严格的党纪融为一体，两者实现了政府之间冲突的最小化
决策者之间的偏好趋向似乎不存在什么问题
第二，英国内阁成员通常是具有多年国会经验、与政党关系紧密的老练的政治家。 因此，他们参与政策制定的流动性比美国内阁成员的要小一些
第三，官僚机构在规模和相对的凝聚力方面的巨大差别和利益群体与其他社会活动者进入决策中心的机会的有限性，都使技术的作用更加明显
英国社会中的模糊件相对较低，斗争较少，相互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更加正规，较少有人会在政策选择中有所投入
但即使如此，扎哈里尔迪斯认为多源流模型也适用于英国
分析单元的变化
金通对于多源流分析的讨论主要是指整个国家的政府和多样性的问题
金通将整个系统看做是一个包含着问题解决办法和与所有问题都相关的政治因素的巨大容器
扎哈里尔迪斯则试图将单一问题模型化：私有化问题
分析了在不论其他问题如何被阐述的情况下，一个问题成为一个暂时 “容器” 的趋势
一个方面的修复
对于金通理论的修复/修正将政治源流中的三个维度（国民情绪、利益集团、换届）整合为一个概念变量——执政党的意识形态——这样的变化并未削弱该理论的分析能力
对于那些拥有相对集权的政治系统和有强有力政党的国家来说是很有意义的整合
国民情绪到底包含什么？人民主要指那些人？创造指标容易，但操作化定义很难
利益集团和立法/行政上的变化也同样会融合为一体
在一些国家，政治现象会受到中央更加集权条件的限制，政党在限制政策选择中的作用相对较大
立法会中占多数的政党在执法中同样占据着关键的职位
因此， 政策过程是集权化的
总体而言，政党倾向于主导政治源流，并对政策选择进行严格的控制。因此，集中关注政党的意识形态与金通的理论差别不大，因 为这样做并没有导致结果的偏差。
执政党 （或执政党联盟）的意识形态限制着能够提上议程的问题类型， 界定着能够被接受的解决办法类型。
拓展和修正的意义
拓展了多源流分析的应用范围，提高了应用的普遍性
政策之窗的使用赋予了该理论一个动态的性质，这与结构性地决定政策类型和理性选择的理论解释有所不同
由于问题、解决方案和政治的不同组合，政策可能被改变或修改
3 具体问题及相关讨论
（1）三个源流之间是否真正独立?
多源流模型观点：三个源流之间即使不完全相互独立，但每个源流依然可以拥有自己的 “生命”
比如政治源流
政策参与者频繁进出决策过程（在政府议程上时隐时现），这样就导致一些选项比其他选项出线的几率更大
人们提出解决办法不一定是因为他们已经意识到了某个问题的严重性，而是由于这个解决办法恰好能够解决一个与他们的价值观、信仰和物质利益相吻合的问题
只有政策之窗打开时，三个源流才会相互作用
批评者的观点
穆希尔劳尼：如果几个源流被看做是相互依赖的，将会更有意义
任何一个源流的改变将会导致或促使其他源流发生改变，耦合过程的偶然性就大大降低，整个过程的目的性、 战略性也就更强
但是如果有人将源流之间的相互独立看做是逻辑上必需的环节， 这种批评论点仍不能解决问题
独立源流假设的好处就在于它可以使研究人员揭示理性的规律， 而不是假设人是完全理性的
不必假设所有的解决办法都是在清晰定义间题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有时政策仅仅是在寻找一种基本原理，而不是在解决问题
关键是要说明什么时候间题与解决办法之间不存在或存在较少的联系
（2）政策之窗在耦合中究竟发挥怎样的作用？
两种政策之窗
开放于问题源流中
飞机的坠毁
开放于政治源流中
一个国家选择的结果
政策之窗的关闭
政策制定者认为他们已经将问题阐述得很充分了
政策制定者没有付诸行动
没有可供选择的政策备选方案
打开了政策窗口的入不再拥有权力
重大事件或焦点事件已经消失
政策之窗的时间选择
做出决策的时间很可能影响做出什么样的决策
机会的不同特性→每个窗口对耦合的影响都不同
扎哈里尔迪斯的两个假设
当问题源流中的窗口打开的时候，耦合可能就相应产生（为某一问题寻求一种解决办法）
间题源流中产生的窗口鼓励对一个重要的合适政策进行探索，即使该问题还没有被清晰地界定
当政治源流中的窗口打开时，耦合是教条性的（为某一解决办法寻求相应的问题）
寻找契合点的过程完全是先有解决办法，再寻找或是创造出相应的问题来
首先，任何一种选举胜利， 无论其胜出的优势多么微弱，都会被即将上台的政府认为是同意颁行相应政策的一种允诺
其次，搜寻解决办法比搜寻问题要容易得多
先提出解决办法的方式首先恰恰与政治家及其支持者的偏好相符合，并能让政治家 对千关注什么问题、如何界定这些问题享有更多的控制权
第三，高速的技术变革可以帮助形成更为复杂和精细的解决办法，也激发人们去发现未曾引起足够关注或是不很明显的问题
第四，溢出效应趋于推动教条式的结合。在某一部门某一政策的成功可能会迫使其他部门实行同样的政策以期获得同样的成功，且很少考虑那一时期该部门的实际问题
（3）活动家的战略是如何影响耦合的？
耦合涉及的是问题与政策活动家所提出的为人接受的解决办法之间的吻合性
扎哈里尔迪斯：两个因素对整个过程的影响
活动家的地位
在多源流耦合过程中非常重要，具有良好社会关系并坚持不懈的活动家在耦合中成功率更大
例如，作为执政党的国会议员，部长或部长的顾问将会加大活动家的见解的政治影响力
活动家的战略
成功的活动家使用包含一个或更多异常手段的战略
问题视角维度的操纵
影响着政策制定者对问题和合适的解决办法的思考方式
引入一个新角度或重新定义某个方面的已有问题，都会破坏原有的政治平衡
一旦一个比较突出方面的问题引起目标群体的注意，就有可能影响到受操控的行动者之间利益的获得（或损失）
压制他们没有解决方案或认为政治成本过高的问题，仅仅讨论那些他们认为成功的可能性比较大的问题
议事日程的控制
仅限于政治领导者和重要媒体巨头
战略性的投票
由于不同的政策制定者模糊程度不同， 我们可以建立一个模型，描述不同的模糊程度对决策的影响
（4）政策源流中的解决办法是否是渐进式发展的？
批评者们认为多源流分析是反历史的
多源流分析没有充分重视过去的解决办法对目前的争论和最终的政策选择的影响方式间题
多源流模型的回应
金通认为，政策源流中具体可供选择的政策的产生仍然是渐进式的
批评者认为该过程不可能仅仅是渐进的， 也不可能仅仅是原有意见主张的重组过程
杜兰特和狄尔提出，可供选择的公共概念规划政策的发展轨迹在演化速度和模式两方面存在较大差别
政策的酝酿过程（节拍）有快（从问题概念化到受到关注的转化过程没有拖延现象）有慢（像冰川运动一样缓慢）
政策的演进模式也包括从种类过渡（在现有政策基础上的微小调整）到完全突变（全新的提案）
建议主张的重新组合， 实质上是在模式演进的连续谱中间的一种混合模式。建立在上述判断标准的基础上， 杜兰特和狄尔建立了一个能说明政策发展轨迹特征的演化过程模型
一系列的演进既包括突破性的质变，也包括不显著的软性改变
应急办法主要依赖于概念全新的意见主张，但该主张并不能及时提出
剧变式演进是指那种将持续弱化了的意见主张凸现出来的快速推进过程
渐进式演进包含一个对现有政策进行边际修改的缓慢的软性过程
（5）这种方法是否仅仅是一种启发式手段？
研究政策制定过程有两个目标：描述和预测
描述：解释政策究竟是怎样制定的
多源流看重描述胜于预测
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预测能力
政策制定存在于特定的环境之中， 需要通过对些条件做具体的描述，才能够更接近于政策制定的实际情况
当条件的模糊性不符合规定时，多源流分析就不能进行充分的描述，罔论预测
预测：侧重预测未来的政策
批评家： 多源流模型假设了一个本质上不可能做预测的随机过程
这些批评中存在着误解， 因为多源流分析的确提出了预测，但有更多的假设肯定需要被检验
在决策模型中，机会发挥着巨大作用，但是政策制定过程并不是随机过程
影响政策结果的系统性因素涉及每个源流内部的动力因素、对耦合可能性的限制和像宪政结构这样通常意义上的体制局限
4 后续研究建议
重申该理论的优点
多源流分析方法并不排斥理性的作用，但是它试图在清晰性和自利性等假定条件不协调的情况下精确地解释政策间题
与理性选择理论在分析单元和分析层面上有所不同，重点研究意见主张和环境，抛弃了关于控制的幻想，接受了解决方法问题和政治的彼此独立性
描述了传统规范的决策理论谴责属病态和通常被视为失常现象的一种情境
能够同时引入数学和语言公式，也还可以在组织理论、政策研究、心理学、社会学、生物学和政治科学之间进行价值判断
未来研究拓展
首先，需要更多的可证伪的假设，再检验假设，形成正式模型，将多源流分析应用到量化分析中去
概念的可操作性（一些概念的度量问题）
目前的假设检验大多都依赖于定性的分析研究，定量的评价将使多源流分析更具有说服力和预测能力
计算机模拟可以用来研究不能完全通过语言模型来描述的复杂变量之间的关系
第二，深入研究为什么一些决策成为了“垃圾箱”
是否有一些问题的某些特征使一些备选方案比其他备选方案更具有竞争力？
垃圾箱模型中的原始备选政策涉及的都是常规结构一一政治体中的基本价值偏好一一变化的问题， 还有那些在政策过程中没有积极参与者控制的问题
当一个社会开始重新调整它的价值观念，处千国家社会关系下面已经建立的道德规范就会受到挑战
传统的至理名言遭到质疑，反对集团冲到变革的最前线
新集团的行为动向和关于政策决策以什么样的价值观念为基石的争论
导致新问题和新解决办法的呼之欲出或实际显现
一些无关元素可能就会被扔进垃圾箱
将多元流分析应用到解释除教育组织和整个国家政府之外的领域
第三，需要在特定制度环境中对理论框架进行定位
多源流分析方法强调了结构的重要性，但是层级结构的影响、各级政府及其相互作用以及特定的制度安排却没有被系统研究过
第四，理论需要应用到实践中
后续的研究可以在多源流分析的框架内建立模型，或是借用或改编市场营销和社会心理学领域内直接处理此类间题的一些理论和模型
第五，政策制定者如何在一个模糊的环境中决策？多源流分析要为民主治理提供什么建议？
早期研究：领导者应该保持连续性，因为决策部分是偶然的，只是在不同环境中重现同一惰节的结果而已
仅就符合垃圾箱特征的官僚层级制度而言，管理者最好能够遵循一种“请勿插手”的方法，因为他们倾向于推行个人政策和基本设想
克雷辛将操纵窗口加入到上述战略中，这种操作会改变决策的环境，一些窗口常受操纵
最后，多源流分析可以实现在一个理论框架下将政策制定过程的各个阶段联系起来
关于政策制定的研究普遍采用了一 种阶段性的划分方法，将整个过程分为若干个子过程（例如，议事日程的确定或实施）
阶段之间的界限划分是非常主观的，而且阶段之间不一定连续， 但是仍然有人试图将各个阶段整合为一个具有因果关系的整体
政治和行政并不是绝对分离的，多元流分析通过进行修正和限制可以解决上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