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制两千年：封建帝王的权力规则

秦制两千年：封建帝王的权力规则的思维导图，有三则故事、理想国"与理想民”、胡亥亡国的技术分析、白马之盟的玄机、游士消亡与秦制回归、皇权、宦官与士人、西汉知识界对秦制的批评、天下归心与天人共弃、如何自群雄中胜出... ...

秦制两千年：封建帝王的权力规则

• 1. 三则故事
  • 1.1. 皇帝拒绝赐书给诸侯王的背后潜藏着自秦汉至明清始终袭用的古老统治术，即公开宣扬的历史脉络与运行逻辑往往并不是真实的历史脉络与运行逻辑
  • 1.2. 告密时代不需要正人君子。因为统治者追求的不是真相，而是恐惧。只有那些没有廉耻的人，才能源源不断地供给令人战栗的素材，让天下人胆战心惊，继而陷入思想与行为的自我审查中
  • 1.3. 唐太宗反思隋亡的教训，得出的结论是“百姓无事则骄逸，劳役则易使”。朱元璋亲眼见识了元末流民组织成起义军的摧枯拉朽之势，得出的结论是“朕收平中国，非猛不可”，“猛”的极致是利用“知丁法”将明帝国的社会活力全部抽干，将每一个人重新打回原子状态
• 2. “理想国”与“理想民”
  • 2.1. 商鞅的“理想国”：国富而贫治，民愚则易治
    • 2.1.1. 官僚集团一方面是皇权的工具，另一方面又有自己的利益诉求，他们与皇权之间的冲突几乎不可能形成稳固的契约或类契约关系。皇权致力于消灭一切有影响力的人与组织（包括控制、消灭官僚集团内部的“朋党化”），追求散沙化与原子化的扁平社会结构
    • 2.1.2. 政府做到了“利出一孔”，就可以“予之在君，夺之在君，贫之在君，富之在君”，恩赐与剥夺、贫困与富有全由君王决定，百姓才会视官府为日月，爱君王如父母
    • 2.1.3. 将有力量的大家族打散为无力量的小家庭（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打击阻碍国家直接管理百姓的封建贵族，将人的社会地位与军功直接挂钩。这一套变法措施的核心目的，都是提升秦国对资源（包括人力与物力）的汲取能力
    • 2.1.4. 商鞅变法是第一次将“告密”纳入国家制度，也是第一次将“事前惩罚”制度付诸实施的变法。这种体制化的告密之风与秦国的兴亡相始终
    • 2.1.5. 如何引导百姓不去追求知识，是商鞅在改革过程中深入思考过的问题。他给出的答案是：不要在战功与农耕的收成之外，以任何理由赐予官爵，尤其不可让百姓有机会通过知识来提升阶层。久而久之，百姓就会很自然地鄙视学问、专心务农。百姓不重视学问，就会愚昧。百姓愚昧，就不会与外界有过多的思想交流。没有过多的思想交流，百姓就会一心务农。百姓一心务农，国家就会强盛
    • 2.1.6. 新君即位，首要之务不在汲取资源，而在君位的巩固。君位的巩固需要获得国内政治力量足够的支持，其中自然也包括势力仍盛的封建贵族。而取悦封建贵族、获取他们支持的最佳办法就是诛杀商鞅。
  • 2.2. 韩非子的“理想民”：五蠹与六反
    • 2.2.1. 反对者被杀，歌颂者被流放，看似矛盾的做法实质上正是不让百姓思考变法推行的政策好坏。反对是一种思考，歌颂同样需要动脑子。百姓动脑子，不管是往哪个方向动，商鞅都不喜欢
    • 2.2.2. 禁心”的意思，韩非子的解释是“远仁义，去智能”，具体说来就是一手控制资讯，一手灌输错误逻辑，二者结合可以做到无往不利
• 3. 胡亥亡国的技术分析
  • 3.1. 秦政的残暴在于制度化伤害
    • 3.1.1. 秦国对内施政的核心诉求可以简单归纳为三点：1．强化管控；2．增加汲取；3．减少乃至回避义务
    • 3.1.2. 秦人不孝的根源在于秦制的汲取与控制太过厉害，在于其弱民、贫民的政策太过残酷。不改变政策，寄希望于用法律手段强制秦人尽孝，实属缘木求鱼
• 4. 白马之盟”的玄机
  • 4.1. 军功集团的权利与义务
    • 4.1.1. 正因为西汉建国有这样一种游侠底色，所以刘邦称帝后与下属形成的并非后世通常所言的君臣关系，而更近似于一种平等的契约关系。这种关系见于西汉初年的财富分配与权力分配
• 5. 游士消亡与秦制回归
  • 5.1. 遍地皆是失业游士
    • 5.1.1. 张良的话既点明了汉立国的基础是游士（游侠），也道出了以游士为立国基础的严重弊端：游士是依附于诸侯的流动资源，其流动性与自主性，与君主集权体制天然对立。
    • 5.1.2. 朱浮和王嘉所言触及了西汉初年的一道“国策”——“非有功不得侯”。根据这一国策，自高帝时代开始，在长安，军功老臣长期把持着朝廷；在地方，军功吏卒长期把持着基层政权。换言之，西汉开国的前五十年，官僚系统被军功集团控制，知识分子没有正规的上升渠道，去做游侠，去给诸侯王、军功列侯做门客，就成了他们相当普遍的人生选择。
  • 5.2. 求贤诏”里的规训
    • 5.2.1. 刘彻颁布“求贤诏”的核心目的是打破军功集团在官职上的久任制和世袭制，也就是打破朱浮与王嘉提及的“以官为氏”“养老于官，至名子孙”的现象，进而将游士纳入官僚系统中来
    • 5.2.2. 打开上升渠道，让游士有机会进入朝廷，又选择性地排斥“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的游士，这恰是西汉中期选官制度的一体两面
    • 5.2.3. 秦制政权对官僚的价值观、人生观有特殊的要求（苏秦、张仪等搞纵横之术的人就不符合秦制官僚系统的需要），所以，必须引导乃至诱导游士在思想、学术上进行自我转型。而最能起到引导、诱导作用的手段莫过于体制规定的知识分子选拔标准，有了选拔标准，就可以“批量生产相同规格的知识分子”。刘彻独尊儒术，是为了让游士尊儒，他自己是不必尊儒的（事实上他也从未服膺儒学）；刘彻排斥“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的游士，是为了让游士自愿远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他自己却是熟知“申、商、韩非”之道的
  • 5.3. 寄主的非正常死亡
    • 5.3.1. 刘彻裁决外戚的纠纷，权衡的是政治上的得失，而不管是非对错
• 6. 皇权、宦官与士人
  • 6.1. 宦官与士人争夺人事权
    • 6.1.1. 宦官崛起后，原本由世家大族组成的垄断今文经学的“学阀”丧失了察举、选拔官员的人事权，这对他们百年来经营的门生故吏之恩私、门当户对之联姻实在是极为沉重的打击。若不能从宦官手中夺回人事权，则所谓的门生故吏在袁氏家族这里找不到出路，必四散另作他谋。利益纽带既断，“四世三公”的富贵也将化为泡影
    • 6.1.2. 宦官是皇权的代理人，袁绍诛杀宦官，实质是逼迫皇帝将人事权还给世家大族，进而恢复乃至扩大世家大族的政治利益。杀一个宦官自然是“一狱吏足矣”，但要逼迫皇权重新分蛋糕，引入军事力量进行威慑才是合乎常理的做法
• 7. 西汉知识界对秦制的批评
  • 7.1. 贤良文学大战桑弘羊
    • 7.1.1. 尽管贤良、文学在论辩中将桑弘羊批评得体无完肤，但盐铁会议仅象征性地废除了一项酒类国营专卖政策——打倒了桑弘羊的霍光同样对“利出一孔”怀有浓厚兴趣。他不喜欢桑弘羊，但他喜欢桑弘羊设计的盐铁官营、均输政策，正如他喜欢贤良、文学对桑弘羊的批评，但不喜欢贤良、文学展开批评所依赖的政治、经济理念。
  • 7.2. 寄望以“天命”约束皇权
    • 7.2.1. 《天人三策》谈了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天命”，也就是王朝的合法性。董仲舒说，谁获得天下是由“天命”决定的。灾异是天与人之间的一种对话。国家无道，上天就降下灾害来谴责皇帝和朝廷；第二个问题是汉帝国的国策，也就是选择黄老之学还是选择儒学。董仲舒支持的是融法家、黄老之学、阴阳家于其中的“新儒学”。第三个问题是教育与选举，也就是如何打通体制外的知识分子进入官僚集团的渠道
    • 7.2.2. 讲君权天授，必然得讲天人感应；讲天人感应，就得承认上天既会降下祥瑞，也会降下灾异。如此，褒贬现实政治的权力就会不可避免地被下放到知识分子手中
• 8. 天下归心与天人共弃
  • 8.1. 改革诱发土崩瓦解
    • 8.1.1. 在秦制时代，有能力参与土地兼并的也有两类人。一类是循正规途径，通过耕作、经商致富的人，用金钱购买田宅，成为大宗土地的拥有者，可以称之为“经营性田主”。一类是手中握有政治权力的人，以权力寻租，成为大宗土地的拥有者，可以称之为“寻租性田主”
    • 8.1.2. 汉武帝可以轻松碾碎“经营性田主”，但直到他死之日，始终拿“寻租性田主”没有办法。因为这些人构成了他的统治基础。抑制土地兼并固然有助于维护皇权，但若因此开罪权贵和豪族，开罪皇权的统治基础，那就得不偿失了
    • 8.1.3. 为什么一项旨在让自耕农人人有地的政策会导致自耕农集体变成流民？道理并不复杂。不搞王田制，当小自耕农无法承受来自皇权及其代理人的剥削时，至少还能投入寻租性田主的怀抱寻求荫庇；搞了王田制，小自耕农的荫庇没有了，他们无法承受皇权及其代理人剥削的时候，就只能选择抛弃土地，去做流民
  • 8.2. 光武帝君臣的反思
    • 8.2.1. 君为臣纲”的目的是消灭知识分子的批判之声，“夫为妻纲”“妇人无爵”的目的是消灭太后与外戚势力，“父为子纲”则是汉帝国以孝治天下的具体化
• 9. 如何自群雄中胜出
  • 9.1. 战胜豪强的另一面
    • 9.1.1. 曹操正是汉末、三国时代的那个手段最狠的人。屠城只是他“狠”的一隅，更狠的政策是所谓的摧抑豪强与兴办屯田。
      • 9.1.1.1. 对内摧抑豪强，消灭了地方上的豪强，百姓被原子化，军阀就可以用低成本来加重剥削，有效汲取到更多的人力与物力，这些人力与物力就可以支撑起他们对外扩张的野心
      • 9.1.1.2. 军屯的奴役远比民屯残酷。为尽可能控制住屯田兵，驱策他们战时流血，平时流汗，曹操建立了一套以胁迫为核心的“士家制度。只要做了“士”，就世世代代不能再做自由民，子子孙孙都是曹魏的兵奴兼农奴
    • 9.1.2. 相对于个人的雄才大略，能否建立起比其他豪强更稳定、更有效的汲取体制，进而汲取到更多的人力与物力，才是在乱世争霸中更重要的东西。也就是说，谁对百姓的汲取能力更强、控制能力更强，谁的胜算往往也就更大。只不过，这样的成功经验并不适合写入官修史书
  • 9.2. 直百五铢钱的奥秘
    • 9.2.1. 为了维持敛财力度，除了用严刑峻法构筑高压统治，诸葛亮还有一个袭自商鞅、韩非的诀窍——平等的贫穷。所谓平等的贫穷，简言之就是在百姓当中制造一种印象：社会不富裕，但社会是平等的。下层百姓每日只能吃一顿干饭，上层官僚每日也只能吃一顿干饭。他制造的平等契合了百姓“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心理，可以极大地消解他们内心因遭到压迫、受到剥削而感到的不满
  • 9.3. 皇权缘何“破浮华”？
    • 9.3.1. 个体审美异于常人是一件应该得到充分理解的事情，集体审美异于常人则往往意味着社会出了毛病，魏晋南北朝时期朝堂上的阴柔之风正是如此
• 10. 控制与汲取的“进化”
  • 10.1. 科举重塑官僚集团
    • 10.1.1. 科举之于清帝国，既在于造就一个由士构成的统治基础，也在于给士制造一种幻象，让他们觉得自己“永远有机会进入统治集团”。这种幻象没有年龄限制，每三年举行一次。与其说它是一条上升通道，不如说更像是安慰剂，成功地让“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
    • 10.1.2. 除了给读书人制造幻象，科举还有一重功能，那就是重塑官僚集团。秦制政权在做制度设计时，最核心的诉求是约束官僚集团，避免其向诸侯、贵族的方向演进。基于最基本的人性，每一个秦制官僚都会追求从制度上巩固自己的社会地位与财富，并将之传给后代。这样的追求若不加以遏制，官僚集团就会变成新的诸侯、贵族，就会挑战“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进而寻求“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寻求与皇权之间的契约关系，而不再甘于奴仆的身份。这是皇权绝对不愿意看到的，皇权希望社会扁平化、散沙化，不但百姓如此，官僚也应如此
    • 10.1.3. 袁绍在汉末能够成为最大的军阀，与他的家族“门生故吏遍天下”这一背景有着直接的关系。即使是曹操的“唯才是举”，刻意想要重用寒族士人，但仍须依赖世家大族发掘寒族士人。只要依赖无法消除，“唯才是举”就无法长久
    • 10.1.4. 相较于消灭拥有紧密血缘关系的世家大族，消灭松散的所谓“科举朋党”要容易得多。换言之，科举取士完全改变了官僚集团的生态，极大地提升了秦制政权的安全系数
  • 10.2. 增收变法花样百出
    • 10.2.1. 细察中国古代历次变法的诉求，不难发现，它们大多是以解决财政问题为中心的变法。变法的核心目的是增加朝廷收入，而非解决民生疾苦、实现税负公平
    • 10.2.2. 在农业国家，用钱纳税往往等同于变相大幅加重农民负担。必须用钱纳税导致市场上农产品的供求体量巨大，进而直接导致农民在交易过程中没有了议价能力。而且，市场上农产品增多，还会直接引发钱荒
  • 10.3. 减负改革中途夭折
    • 10.3.1. 在皇帝眼里，官僚中的好人（君子）抱团是比坏人结党更有害的事情。后者为了腐败、怠政、升迁，言行上往往选择迎合皇帝的喜好，前者却相反，为了政治理想常常会走到要求制约皇权的道路上去。
• 11. 王朝的盛世潜流
  • 11.1. 心照不宣的纳谏游戏
    • 11.1.1. 唐太宗君臣形式主义的“进谏—纳谏”游戏实始于玄武门事变之后。彼时的李世民急于打造自己帝位的合法性，遂与怀有“内圣外王”理想的士大夫们一拍即合，开启了一场从谏如流的表演秀。李世民不断纳谏，不断奖赏进谏者，但对执行进谏的内容一直兴趣索然。随着在位时间越来越长，帝位的合法性越来越不是问题，李世民也渐渐不想再玩这种游戏
• 12. 另一个造极之宋
  • 12.1. 赵匡胤的“百代之利”
    • 12.1.1. 遇上大灾之年，只会有造反的百姓，不会有造反的士兵；太平年岁出了变故，只会有造反的士兵，不会有造反的百姓。
    • 12.1.2. 宋太祖平定天下后，吸取了前代的教训，将全国的无业游民都招募到军队之中，用军队的组织和纪律来约束他们，给他们提供优厚的俸禄，让他们珍惜自己的生命，然后以奖惩和等级制度将他们困住。如此，无业游民不仅不敢为非作歹，且可以利用他们去保护（也可以换个词，叫控制）良民，于是天下太平，再无百姓起来反叛。这实在是亘古未有的大智慧
    • 12.1.3. 以军队吸纳无业游民与地痞流氓的基本国策直接导致北宋军人素质集体低下，也进而导致了武官在政治集团中备受文官的歧视。建国之初，宋军数量只有40万上下，至宋仁宗时，已有120万之多，用时人蔡襄的话说，这是自五代往上直到秦汉从未有过的规模，也唯有这种规模，才能实现“每募一人，朝廷即多一兵，而山野则少一贼”的治国理想。
• 13. 明太祖猛于虎
  • 13.1. 以“猛”治吏
    • 13.1.1. 朱元璋发动群众告发的范围只限于污吏。对于贪官，群众是没有权力捉拿的，只能走传统路径告状，在发动群众反贪官污吏的问题上，朱元璋是谨慎的——毕竟，官僚集团是他的统治基础
    • 13.1.2. 洪武年间轰轰烈烈的“群众反贪运动”有了一条分明的界限：只许抓胥吏，不许抓官员
    • 13.1.3. 在治理胥吏的问题上，朱元璋为什么会选择前无古人的“群众运动”。在朱眼中，经过元朝的宽纵，其统治以胥吏为核心，相当一部分的底层百姓已经结成了利益共同体，成了有组织之人，势力大到可与地方官府分庭抗礼
  • 13.2. 以“猛”治民
    • 13.2.1. 严格执行知丁法必然会出现一个互相监视、遍地特务、极其缺乏活力的死气沉沉的社会。知丁法的本意是鼓励良民告发邻居中的“害群之马”，结果成了勒在良民脖子上的绞索。亲戚邻居互相告发、父母扭送子女上法场之事“多矣”。这是朱元璋自己描述的洪武时代
• 14. 东林挽歌
  • 14.1. 东林党批判皇权暴政
    • 14.1.1. 东林党并不是一个有着严密组织的政治团体，至多只能算是一个“志同道合者的松散联盟”。成员之中有着思想上的共鸣，但并无组织上的实体关系
    • 14.1.2. 张居正的考成法相当于借绩效考核之名，取消了六科的言官和御史的独立性，将他们的政治命运牢牢控制在内阁手里，也就是控制在内阁首辅张居正手里。造成的直接后果是体制内的批评之声被全面压制，张居正实现了以自己为核心的一言堂
    • 14.1.3. 张居正搞了考成法之后，地方官员的政治前途与追比的成效高度挂钩，地方官只好加大力度，使出各种残酷的手段逼迫底层百姓，于是就出现了一个新的词汇“酷比”，意即残酷的追比
  • 14.2. 东林兴衰与明朝之亡
    • 14.2.1. 到了万历亲政之后，官僚集团的利益受到了宦官集团的侵害，使得他们转而愿意支持、利用那些有理想的读书人，让他们冲到前线去对抗宦官集团。这是东林书院在万历时代形成影响力的重要背景
    • 14.2.2. 东林党人的核心诉求仍是要求皇帝及其后宫按既定的制度和章程办事，即希望将皇权关进制度的笼子。制度与章程是赤手空拳的东林党人最可依赖的武器，按制度和章程办事，也就成了他们试图改革朝政的核心诉求。这种政治诉求注定了东林党人无法在熹宗时代获得皇权的青睐
    • 14.2.3. 若一定要说明朝亡于党争，也未尝不可。只不过党争的主体并无东林，而是阉党与官僚集团。崇祯起用阉党治国（崇祯朝宦官数量极多，约有10万之众），固然较之利用官僚集团治国更加如臂使指，但也造成了统治集团的内部分裂，崇祯在位17年，用宰相达50人，诛杀总督7人，诛杀巡抚11人。(24)当皇权如此蹂躏官僚集团，官僚自不会再视皇权为利益共同体，其消极怠政是必然的，明帝国的统治力因之削弱也是必然。当民变与外敌同时袭来，官僚集团的怠政，也就是消极于人力、物力的汲取，带给明帝国的伤害会非常直接
• 15. 雍正密折治国
  • 15.1. 全面侮辱打击科举出身的官员
    • 15.1.1. 底层百姓交给官户、儒户的钱粮往往多于应该交给官府的法定钱粮。百姓之所以愿意多出钱，也要去找官户、儒户来代自己纳税，是因为缴纳钱粮并不是往官府的银库、粮库一扔就完事了。在纳税的过程中，他们需要面对粮头、柜吏、仓吏、官银匠等少则七八个、多则十余个环节的刁难与盘剥。这些环节全部走下来，耗费早已远远超出了法定税额。让官户与儒户代缴则没有这样的问题
  • 15.2. 以密折困锁群臣而自困
    • 15.2.1. 皇帝既然要“以一人治天下”，臣僚也只好玩“以天下奉一人”，事事禀报，等待皇帝圣裁
• 16. 同光中兴的逻辑
  • 16.1. 同治中兴的含金量
    • 16.1.1. 所有的改革本质上都是利益的重新分配，任何一头因为改革而获益，都会导致另一头的不满，进而就会出现改革的绊脚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