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图社区 娱乐至死(尼尔,波兹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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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于2023-05-16 23:40:13 山西很多人都会觉得年终总结很难,因为要整理很多数据,还要写很多报告。有时候,他们甚至不知道应该从哪里开始。 不过,好消息来了!我们有一套神奇的“年终总结模板”,可以帮助你们轻松完成这个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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娱乐至死(尼尔,波兹曼)
总结
媒介批评三部曲之一
让我们通过媒介的发展思考短视频的本质和带给社会的影响,以及短视频的底层密码
前言
奥尔德斯·赫胥黎[2]的
《美丽新世界》
赫胥黎则认为,人们失去自由、成功和历史并不是“老大哥”之过。在他看来,人们会渐渐爱上压迫,崇拜那些使他们丧失思考能力的工业技术。
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充满感官刺激、欲望和无规则游戏的庸俗文化。
赫胥黎担心的是失去任何禁书的理由,因为再也没有人愿意读书
赫胥黎担心的是人们在汪洋如海的信息中日益变得被动和自私
赫胥黎担心的是真理被淹没在无聊烦琐的世事中
这本书想告诉大家的是,可能成为现实的,是赫胥黎的预言
第1章 媒介即隐喻
一切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
美国的商人们早在我们之前就已经发现,商品的质量和用途在展示商品的技巧面前似乎是无足轻重的。
就连能比美国人生产更优质汽车的日本人也深知,与其说经济学是一门科学,还不如说它是一种表演艺术,丰田每年的广告预算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上帝偏爱的是那些拥有能够娱乐他人的才能和技巧的人
这一切都是走向穷途末路的资本主义的余渣,或者正相反,都是资本主义成熟后的无味的果实;这一切也是弗洛伊德时代神经官能症的后遗症,是人类任凭上帝毁灭而遭到的报应,是人性中根深蒂固的贪婪和欲望的产物。
赫胥黎所说的,我们没有人拥有认识全部真理的才智,即使我们相信自己有这样的才智,也没有时间去传播真理,或者无法找到轻信的听众来接受。
会话
并不仅仅指语言,同时也指一切使某个文化中的人民得以交流信息的技巧和技术。
整个文化就是一次会话,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以不同象征方式展开的多次会话的组合.
在电视上,话语是通过视觉形象进行的,也就是说,电视上会话的表现形式是形象而不是语言。
深入一种文化的最有效途径是了解这种文化中用于会话的工具
运用图像是亵渎神祇的表现,这样就防止了新的上帝进入某种文化。我们的文化正处于从以文字为中心向以形象为中心转换的过程中
语言结构的差异会导致所谓“世界观”的不同。人们怎样看待时间和空间,怎样理解事物和过程,都会受到语言中的语法特征的重要影响
文化是语言的产物,但是每一种媒介都会对它进行再创造——从绘画到象形符号,从字母到荧幕。和语言一样,每一种媒介都为思考、表达思想和抒发情感的方式提供了新的定位,从而创造出独特的话语符号。
在制造分秒的时候,钟表把时间从人类的活动中分离开来,并且使人们相信时间是可以以精确而可计量的单位独立存在的。分分秒秒是人类运用自己创造出来的机械和自己对话的结果。
芒福德的著作《技术与文明》
从14世纪开始,钟表是怎样使人变成遵守时间的人、节约时间的人和现在拘役于时间的人。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学会了漠视日出日落和季节更替,因为在一个由分分秒秒组成的世界里,大自然的权威已经被取代了。
自从钟表被发明以来,人类生活中便没有了永恒。
他在《第七封信》中写道:“没有一个有智力的人会冒险用语言去表达他的哲学观点,特别是那种会恒久不变的语言,例如用书面的文字记录下来。”
用书面文字记录哲学观点,不是这些观点的终结,而是这些观点的起点
为了理解这些隐喻的功能,我们应该考虑到信息的象征方式、来源、数量、传播速度以及信息所处的语境。
自然、智力、人类动机或思想,并不是它们的本来面目,而是它们在语言中的表现形式。我们的语言即媒介,我们的媒介即隐喻,我们的隐喻创造了我们的文化的内容
第2章 媒介即认识论
共鸣
通过共鸣,某种特定语境中的某个特定说法获得了普遍意义
在谈到“共鸣”的来源时,弗莱总结说隐喻是它的动力
真理不能,也从来没有毫无修饰地存在。它必须穿着某种合适的外衣出现,否则就可能得不到承认,这也正说明了“真理”是一种文化偏见。
随着一种文化从口头语言转向书面文字,再从印刷术转向电视,关于真理的看法也在不断改变。尼采说过,任何哲学都是某个阶段生活的哲学。我们还应该加一句,任何认识论都是某个媒介发展阶段的认识论。真理,和时间一样,是人通过他自己发明的交流技术同自己进行对话的产物。
虽然电视削弱了人们的理性话语,但它的情感力量是不容忽视的,它会让人们反对越南战争或种族歧视。
随着印刷术退至我们文化的边缘以及电视占据了文化的中心,公众话语的严肃性、明确性和价值都出现了危险的退步
第3章 印刷机统治下的美国
从一开始到19世纪,美国比任何一个社会都痴迷于铅字以及建立在铅字基础上的演讲术。
第4章 印刷机统治下的思想
电视文化中的人们需要一种对于视觉和听觉都没有过高要求的“平白语言”
印刷文字,或建立在印刷文字之上的口头语言,具有某种内容:一种有语义的、可释义的、有逻辑命题的内容。
在任何利用语言作为主要交际工具的地方,特别是一旦语言付诸印刷机,就不可避免地成为一个想法、一个事实或一个观点。
阅读从本质上来说是一件严肃的事情,当然也是一项理性的活动。
首先进入你脑海的是一个图像、一张图片上的脸,或一张电视屏幕上的脸(对于爱因斯坦来说,则是一张照片上的脸)。而至于他们说过些什么,你可能一无所知。这就是思维方法在以文字为中心的文化和以图像为中心的文化中的不同体现。
对于印刷机统治美国人思想的那个时期,我给了它一个名称,叫“阐释年代”。阐释是一种思想的模式,一种学习的方法,一种表达的途径。所有成熟话语所拥有的特征,都被偏爱阐释的印刷术发扬光大:富有逻辑的复杂思维,高度的理性和秩序,对于自相矛盾的憎恶,超常的冷静和客观以及等待受众反应的耐心。
第5章 躲躲猫的世界
到19世纪中期,两种观念的融合为20世纪的美国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公众话语理念。它们的结合大大冲击了“阐释时代”,为“娱乐业时代”奠定了基础。
电报对于印刷术统治下的话语定义进行了三路进攻,遭到攻击后的话语内容无聊、表现无力、形式散乱。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电报使脱离语境的信息合法化,也就是说,信息的价值不再取决于其在社会和政治对策和行动中所起的作用,而是取决于它是否新奇有趣。
但电报单独的力量还不能做到这一切。如果没有和报纸的合作,电报将信息转化成商品的潜力也许永远无法发挥出来。
柯勒律治[7]关于“到处是水却没有一滴水可以喝”的著名诗句,也许很能代表这个失去语境的信息环境:在信息的海洋里,却找不到一点儿有用的信息。但我们生活中的大多数新闻都是不起作用的,至多是为我们提供一点儿谈资,却不能引导我们采取有益的行动。这正是电报的传统:通过生产大量无关的信息,它完全改变了我们所称的“信息—行动比”。
不管是在口头文化还是在印刷术文化中,信息的重要性都在于它可能促成某种行动。
电报式话语不允许人们进行历史的回顾,也不鼓励深入的分析。对于电报来说,智力就是知道很多事情,而不是理解它们。
第一点区别是,摄影是一种只描述特例的语言,在摄影中,构成图像的语言是具体的。与字词和句子不同的是,摄影无法提供给我们关于这个世界的观点和概念,除非我们自己用语言把图像转换成观点。摄影本身无法再现无形的、遥远的、内在的和抽象的一切。它无法表现“人”,只能表现“一个人”;不能表现“树”,只能表现“一棵树”。我们无法拍出“整个大自然”的照片,也无法表现“整个海洋”,我们只能拍下某时某地的个别片断——某种光线下某种形状的悬崖,某个角度某个时刻的海浪。照片记录的是这些形形色色中的特例,而语言的作用则是使它们变得更加容易理解。
苏珊·桑塔格说过,照片是“我们通过照相机表现出来的东西对世界的理解”一切 真正的理解起源于我们不接受这个世界表面所表现出来的东西。
像电报一样,照片把世界再现为一系列支离破碎的事件。在照片的世界里,没有开始,没有中间,也没有结束,就像电报一样。世界被割裂了,存在的只是现在,而不是任何一个故事的一部分。
到了19世纪中期,照片和其他插图突然大量侵入了符号环境,这就是丹尼尔·布尔斯廷在其著作《图像》中所称的“图像革命”。照片以一种奇特的方式成为电报式新闻的绝好补充.
19世纪末20世纪初加入电子对话的每一种媒介,都步步紧随电报和摄影术,并且在表现形式上有过之而无不及。有一些媒介,例如电影,从本质上就具有这样的潜能。其他的媒介,比如广播,比较倾向于理性的话语,但在新的认识论的冲击之下也转而成为新认识论的俘虏。所有这些电子技术的合力迎来了一个崭新的世界——躲躲猫的世界。这是一个没有连续性、没有意义的世界,一个不要求我们也不允许我们做任何事的世界,一个像孩子们玩的躲躲猫游戏那样完全独立闭塞的世界。但和躲躲猫一样,也是其乐无穷的。
电视为电报和摄影术提供了最有力的表现形式,把图像和瞬息时刻的结合发挥到了危险的完美境界,而且进入了千家万户。
我们现在已经有了电视时代的第二代观众,对于他们来说,电视是他们首选的、最容易接近的老师。在他们中的很多人看来,电视也是他们最可靠的伙伴和朋友。简单地说,电视是新认识论的指挥中心。
任何一个公众感兴趣的话题——政治、新闻、教育、宗教、科学和体育——都能在电视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所有这一切都证明,电视的倾向影响着公众对于所有话题的理解。
我们对于其他媒介的使用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电视的影响。通过电视,我们才知道自己应该使用什么电话设备、看什么电影、读什么书、买什么磁带和杂志,以及听什么广播节目。电视在为我们安排交流环境方面的能力是其他媒介根本无法企及的。
电视已经赢得了“元媒介”的地位——一种不仅决定我们对世界的认识,而且决定我们怎样认识世界的工具。
我们不再谈论电视本身,我们只谈论电视上的东西,即它的内容。电视的生态学(不仅包括其物质特征和象征符号,而且还包括我们和它的关系),如今在我们看来都是天经地义了。
电视的思维方式和印刷术的思维方式是格格不入的;电视对话会助长语无伦次和无聊琐碎;“严肃的电视”这种表达方式是自相矛盾的;电视只有一种不变的声音 ——娱乐的声音。
第6章 娱乐业时代
电视屏幕不仅仅是光源,它光滑平坦的表面还可以用来展示文字,电子布告牌,书架
举这些例子,我是想嘲笑那些妄想利用电视机来提高文化修养的人。
马歇尔·麦克卢汉所说的“后视镜”思维:认为一种新媒介只是旧媒介的延伸和扩展,比如汽车只是速度更快的马,电灯是功率更大的蜡烛。
技术和媒介的关系就像大脑和思想一样。大脑和技术都是物质装置,思想和媒介都是使物质装置派上用场的东西。一旦技术使用了某种特殊的象征符号,在某种特殊的社会环境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或融入到了经济和政治领域中,它就会变成媒介。技术只是一台机器,媒介是这台机器创造的社会和文化环境。
当然,和大脑一样,每种技术也有自己内在的偏向。在它的物质外壳下,它常常表现出要派何种用场的倾向。只有那些对技术的历史一无所知的人,才会相信技术是完全中立的。
每种技术都有自己的议程,都是等待被揭示的一种隐喻。
印刷术就有明确的倾向,即要被用作语言媒介。
由于使用方法不同,某种技术可能无法充分发挥其潜能或者只能产生最低限度的社会效应。
美国的电视确实是美丽的奇观,是难得的视觉愉悦,每天你都能看见成千上万个图像。电视上每个镜头的平均时间是 3.5秒,所以我们的眼睛根本没有时间休息,屏幕一直有新的东西可看。而且,电视展示给观众的主题虽多,却不需要我们动一点儿脑筋,看电视的目的只是情感上得到满足。
但我这里想要说的不是电视的娱乐性,而是电视把娱乐本身变成了表现一切经历的形式。我们的电视使我们和这个世界保持着交流,但在这个过程中,电视一直保持着一成不变的笑脸。我们的问题不在于电视为我们展示具有娱乐性的内容,而在于所有的内容都以娱乐的方式表现出来
娱乐是电视上所有话语的超意识形态。不管是什么内容,也不管采取什么视角,电视上的一切都是为了给我们提供娱乐。
在电视节目进行过程中,是不允许说“让我想一想”或“我不知道”或“你刚才说……是什么意思”这样的话语不仅减慢了电视节目的节奏,还造成一种不确定或不完美的印象。大家为这些表演鼓掌,这也是一个好的电视节目所希望得到的,也就是说,它需要的是掌声,而不是反思。
思考不是表演艺术,而电视需要的是表演艺术。
就像印刷术曾经控制政治、宗教、商业、教育、法律和其他重要社会事务的运行方式一样,现在电视决定着一切。在法庭、教室、手术室、会议室和教堂里,甚至在飞机上,美国人不再彼此交谈,他们彼此娱乐。他们不交流思想,而是交流图像。他们争论问题不是靠观点取胜,而是靠中看的外表、名人效应和电视广告。
我们的文化已经开始采用一种新的方式处理事务,尤其是重要事务。随着娱乐业和非娱乐业的分界线变得越来越难划分,文化话语的性质也改变了。
除了娱乐业没有其他行业
第7章 “好……现在”
电视为真实性提供了一种新的定义:讲述者的可信度决定了事件的真实性。
这里的“可信度”指的并不是讲述者曾经发表过的言论是否经得起事实的检验, 它只是指演员/报道者表现出来的真诚、真实或吸引力(需要具备其中一个或一个以上的特点)。
观众并没有什么机会分出几秒钟进行一些思考,因为电视屏幕上的图像会源源不断地出现。图像的力量足以压倒文字并使人的思考短路。
掩藏在电视新闻节目超现实外壳下的是反交流的理论,这种理论以一种抛弃逻辑、理性和秩序的话语为特点。在美学中,这种理论被称为“达达主义”;在哲学中,它被称为“虚无主义”;在精神病学中,它被称为“精神分裂症”;如果用舞台术语来说,它可以被称为“杂耍”。
制作新闻节目的奥义是:“越短越好;避免复杂;无须精妙含义;以视觉刺激代替思想;准确的文字已经过时落伍
麦克尼尔—莱勒新闻时间》试图把印刷术的话语因素带入电视,并做出了可贵的努力。这个节目舍弃了视觉刺激,由对事件的详细报道和深度访谈构成(也只有5—10分钟)。该节目每次只报道少数几个事件,强调背景资料和完整性。但麦克尼尔因为拒绝娱乐业的模式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按照电视节目的标准,他的观众少得可怜,节目只能在几个公立电视台播放,麦克尼尔和莱勒两人的工资总和估计也不过是丹·拉瑟或汤姆·布罗考的1/5。
电视通过创造出一种可以被称为“假信息”的种类改变了“得到消息”的含义。
假信息并不意味着错误的信息,而是意味着使人产生误解的信息——没有依据、毫无关联、支离破碎或流于表面的信息——这些信息让人产生错觉,以为自己知道了很多事实,其实却离事实的真相越来越远。
所有的事件都是独立存在的,被剥夺了与过去、未来或其他任何事件的关联——连贯性消失了,自相矛盾存在的条件也随之消失了。
和早些时候的印刷机一样,电视已经获得了定义新闻存在形式的力量,而且它还决定了我们如何对新闻做出反应。在把新闻包装成杂耍的同时,电视也引诱其他媒介这样做,于是整个信息环境都变成了电视的一面镜子。
第8章 走向伯利恒
在电视上,宗教和其他任何东西一样,被明白无误地表现为一种娱乐形式。在这里,宗教不再是具有历史感的深刻而神圣的人类活动,没有仪式,没有教义,没有传统,没有神学,更重要的是,没有精神的超脱。在这些节目中,传教士是头号人物,上帝只能充当配角。
第二个结论是,宗教之所以成为娱乐是由电视本身的倾向决定的,而不是因为这些所谓的电视传教士存在缺陷。
很多散文可以成功地从一种语言翻译成另一种语言,但我们知道诗歌很难做到这一点,我们也许能够大致了解一首译诗,但其中一定有什么东西已经丧失了,特别是赋予诗歌美感的那种东西。通过翻译,它已经成为另一首诗歌。
比利·格雷厄姆曾经写道:“电视是人类发明的最有力的交流工具。
电视本身的几个特点以及它的周围环境,使得真正的宗教体验无法实现。
首先,我们无法神化电视节目播出的空间。
例如,在这些地方不能吃东西或闲聊,必须戴上无檐便帽或在适当的时候跪下,按要求无声地静默。我们的行为要符合非世俗世界的规则。
还有一点,电视屏幕本身也有着很明显的现世主义倾向。
电视屏幕希望你记住的是,它的图像是你娱乐的源泉。
从来没有哪个伟大的宗教领袖会给人们他们想要的东西,他们给的是人们应该具备的东西。但是,电视只能给予观众他们想要的,电视是“客户友好”型的,要关掉它实在太容易了。只有在呈现动感的视觉形象时,电视才能对观众产生最大的吸引力。
第9章 伸出你的手投上一票
娱乐业主要目的是取悦观众,它的主要策略是运用技巧。
电视广告的对象不是产品的品质,而是那些产品消费者的品质。电影明星、著名运动员、宁静的湖水、悠闲的垂钓、幽雅的晚餐、浪漫的插曲、快乐的家庭准备行装去乡间野餐——所有这些都丝毫没有提及要出售的产品,但是未来消费者的恐惧和梦想都尽在其中了。
美国人不可避免地要接受电视广告的哲学。所谓“接受”,是指我们已经把电视广告当作一种普通而合理的话语方式;所谓“哲学”,是指电视广告关于交流的性质已经形成了与其他媒介(尤其是印刷文字)相左的独特观点。
电视广告坚持采用最简短的方式,甚至可以说是转瞬即逝的方式。60秒的广告已属冗长,30秒的广告略显烦琐,15—20秒的广告才算正好。
电视是一种具有光年速度的媒介,是以现时为中心的。它的语法里没有表达过去的时态。图像中的一切都是“现在”发生的事情,正因为这样,所以电视节目中要特别用语言指出,我们现在看到的录像是几个月前录制的。
特伦斯·莫兰认为,在一个本身结构就是偏向图像和片断的媒介里,我们注定要丧失历史的视角。他说,没有了连续性和语境,“零星破碎的信息无法汇集成一个连贯而充满智慧的整体”。
第10章 教学是一种娱乐活动
父母们喜欢《芝麻街》有几个原因,其中一个原因是这个节目减少了他们因为不能或不愿限制孩子看电视而产生的负罪感。《芝麻街》的出现让四五岁的孩子可以名正言顺地在电视机前入迷地坐上很长时间。父母们热切地希望电视除了告诉孩子哪种早餐麦片最好外,还能够多教他们一些东西。同时,《芝麻街》还减轻了他们教学龄前儿童阅读的责任——这在一个把孩子视为累赘的文化中可不算是件小事。
并不意味着《芝麻街》没有教育性,事实上,它绝对具有教育性——每一个电视节目都有教育性。就像阅读能培养人们对于学习的某种倾向一样(不管是怎样的书),看电视也能起到同样的作用。
一个人学到的最重要的东西是学习的方法。正如杜威在另一本书里写到的,我们学习我们要做的事情。而电视教育的方法是让孩子们去做电视要求他们做的事情,当然这和教室对他们提出的要求相去甚远,就像读书和看演出风马牛不相及一样。
西方教育第三次危机中的一个典型例子。第一次危机出现在公元前5世纪,那时雅典人经历了从口头文化到字母书写文化的变更,如果要了解其中的意义,我们应该读一读柏拉图。二次危机出现在16世纪,印刷机的出现使欧洲发生了巨变,要了解这个阶段,我们应该读一读约翰·洛克。第三个阶段正发生在美国,这是电子革命,特别是电视机发明后产生的后果,要想了解其中的奥妙,我们应该读一读马歇尔· 麦克卢汉。
人们不再认为教育应该建立在缓慢发展的铅字上,一种建立在快速变化的电子图像之上的新型教育已经出现在我们面前。目前的教室还在利用铅字,但它们之间的联系已经日渐削弱了。而电视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持续发展着,为“什么是知识”和“怎样获得知识”重新进行了定义。
像字母和印刷机一样,电视通过控制人们的时间、注意力和认知习惯获得了控制人们教育的权力。
孩子在学习自己有兴趣的东西时掌握得最好;你还会发现有人说过——柏拉图和杜威对此也十分强调——理性只有在情感的肥沃土壤里才能得到最好的培养
西塞罗说过,教育的目的是让学生们摆脱现实的奴役,而现在的年轻人正竭力做着相反的努力——为了适应现实而改变自己。
电视提出了三条戒律并由此形成了教育的哲学
你不能有前提条件
每一个电视节目都应该是完整独立的,观众在观看节目的时候不需要具备其他知识。
你不能令人困惑
任何信息、故事或观点都要以最易懂的方式出现,因为对于电视来说,最重要的是学习者的满意程度,而不是学习者的成长。
你应像躲避瘟神一样避开阐述
争论、假设、讨论、说理、辩驳或其他任何用于演说的传统方法,都会让电视变成广播,或者更糟糕,变成三流的印刷材料。
电视教学常常采用讲故事的形式,通过动感的图像伴以音乐来进行。
在美国青年的生活中,除了睡觉,没有其他活动比看电视占据更多的时间,所以我们不难得出结论:大众对于学习的态度正在重新定位。
乔治·科姆斯托克和他的助手们认真分析了2800项有关电视对行为的影响的研究,包括对认知过程的影响,没有找到让人信服的证据可以证明:“当信息通过戏剧化的形式表现出来时,学习的效果最明显。”
在他自己以及其他人研究的基础上,萨洛蒙得出一个结论:“从电视上获得的意义往往是一些具体的片断,不具备推论性,而从阅读中获得的意义往往和我们原来储存的知识相关,所以具有较强的推论性。”[6]换句话说,通过这一系列的研究,我们没有发现观看电视可以有效地提高学习效果,电视在培养深层次的、具有推论性的思维方面明显不如铅字。
第11章 赫胥黎的警告
有两种方法可以让文化精神枯萎,一种是奥威尔式的——文化成为一个监狱,另一种是赫胥黎式的——文化成为一场滑稽戏。
为我们提供纯粹的娱乐是电视最大的好处,它最糟糕的用处是它企图涉足严肃的话语模式——新闻、政治、科学、教育、商业和宗教——然后给它们换上娱乐的包装。
只有深刻而持久地意识到信息的结构和效应,消除对媒介的神秘感,我们才有可能对电视,或电脑,或任何其他媒介获得某种程度的控制。
我们应该怎样培养这种媒介意识呢?
一个纯属无稽之谈,我们马上可以否决掉
创作一种新型的电视节目,其目的是告诉人们应该怎样看电视,向人们展示电视怎样重新定义和改变我们对新闻、政治辩论和宗教思想等方面的看法,而不是让人们停止看电视。但是,很自然,笑到最后的还是电视。为了争取到足够的观众,这些模仿节目也必须具有很强的娱乐性,也就是说,对于电视的批评最后还是要依赖电视自身的力量。
那个希望渺茫的方法是依靠从理论上来说能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大众传媒:我们的学校。
帮助年轻人学习解读文化中的象征是学校不可推卸的责任,要做到这一点,学生应该学会怎样疏远某些信息形式。我们希望学校应该把这样的任务纳入课程之中,甚至成为教育的中心。
赫胥黎试图在《美丽新世界》中告诉我们,人们感到痛苦的不是他们用笑声代替了思考,而是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笑以及为什么不再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