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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简史（新民主主义革命）
这是一篇关于中国共产党简史（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思维导图。主要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新民主主义的基本纲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道路以及新民主主义的三大法宝四个部分。
编辑于2021-06-09 21:0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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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简史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问题与主义之争 1919年
1919年
胡适与李大钊
围绕多研究问题还是多研究主义而展开讨论
中共一大 1921年
1921年07月
上海法租界
上海：李达、李汉俊 北京：张国焘、刘仁静 长沙：毛泽东、何叔衡 武汉：董必武、陈潭秋 济南：王尽美、邓恩铭 广州：陈公博 旅日：周福海 包惠僧（代表陈独秀） 13人代表全国50多名党员 共产国际：马林、尼克尔斯基
党的一大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明确“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消灭资本家私有制”,以及联合第三国际。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旗帜鲜明地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规定为自己的目标，坚持用革命的手段实现这个目标。
中共二大 1922年
背景：刚刚成立的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任务是学习运用科学理论来观察和分析中国面对的实际问题。当时中国最突出的问题，就是帝国主义势力操纵下愈演愈烈的军阀混战。党深刻认识到，时局如此动荡，如果不先推倒祸国殃民的大小军阀及帝国主义，一切美好理想的实现都无从谈起。
1922年06月
上海
12人，代表全国195名党员
1.党的二大通过对中国经济政治状况的分析，揭示出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指出党的最高纲领是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但在现阶段的纲领，即最低纲领是打倒军阀，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大会指出，为实现反帝反军阀的革命目标，必须联合全国一切革命党派，联合资产阶级民主派，组成“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 2.党的二大通过了第一个党章，对党员条件、党的各级组织和党的纪律作出具体规定，体现了民主集中制原则，这对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大会还通过决议案，确认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 3.党的二大通过决议案，阐明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中最有革命精神的分子所组成的政党，是“为无产群众奋斗的政党”,强调党的一切运动都必须深入广大的群众中去，都必须是不离开群众的，这对建党初期工农运动的开展具有重要意义。 4.党成立不过一年，就第一次提出了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并使这个纲领很快传播开来，“打倒列强，除军阀”成为广大群众的共同呼声。这说明只有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才能为中国革命指明方向。
工人运动的第一次高潮 1922-1923年
香港海员罢工
1922年1月
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
共有矿工1.7万余人
1922年五一劳动节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宣告成立
1922年9月初毛泽东到安源对罢工进行部署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宣告成立
1922年9月 湖南党组织又派刘少奇来此工作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宣告成立
1922年9月14日 罢工开始 工人提出要求保障政治权利、改良待遇等条件
由于工人的英勇斗争和社会各界的声援，路况当局被迫承认工人提出的大部分条件，罢工取得胜利
开滦煤矿工人罢工
由唐山、林西、赵各庄、马家沟、唐家庄五矿组成，有矿工5万
1922年10月16日矿工俱乐部向矿局提出增加工资、改善待遇等六条要求，遭到矿局无理由拒绝病扣押工人代表
1922年10月23日 矿工在劳动组合书记的领导下，举行罢工，《罢工宣言》“开滦煤矿矿局对矿工的态度，甚于奴隶，我等生命不及骡马，在工作时，往往发生事故，洋人对于骡马之死伤，必问几匹，唯工人死伤多少，则决不介意。...此等痛苦，千言万语不能尽述，真可谓人间之地狱也。”
1922年10月26日 罢工受到军警开枪镇压，工人被打死5人，伤57人，罢工再坚持25天后以失败告终
京汉铁路工人罢工
1923年2月4日 目的是争取成立京汉铁路总工会
1923年2月7日 在帝国主义支持下，军阀吴佩孚调动军警血腥镇压罢工群众，反动派将京汉条路总工会江岸分会委员长、共产党员林祥谦捆绑在电线杆上，强迫他下复工令。二七惨案中，前后牺牲52人，受伤者300余人，被捕入狱者40余人，被开除而流亡者1000余人，此后全国工人运动转入低潮。
党领导发动和组织的工农运动尤其是工人运动，显示出中国工人阶级坚定地革命性和坚强的战斗力，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政治影响，为党同其他革命力量合作、掀起全国规模的大革命准备了一定条件
中共三大 1923年
背景： 1.中国共产党人从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失败的事实中看到，这时的革命力量远不如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强大。党认识到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决定采取积极步骤，联合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 2.此时的孙中山因依靠军阀打军阀屡遭挫折，陷于苦闷。他看到中国共产党领导工人运动所产生的影响，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一支新兴的、生机勃勃的革命力量，愿意与中国共产党合作。1923年1月，共产国际执委会作出《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对国共合作起了推动作用。
1923年6月
广州
出席大会代表30多人，代表全国420名党员
党的三大正确估计了孙中山的革命立场和国民党进行改组的可能性，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以实现国共合作（第一次国共合作）。明确规定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时，党必须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保持自己的独立性。 党的三大第一次修订党的章程，对二大党章进行了若干修改，首次规定新党员有候补期，首次规定党员可以“自请出党”,即自愿退党。 党的三大后，国共合作步伐大大加快。共产党的各级组织动员党员和革命青年加入国民党，在全国范围内积极推进国民革命运动。
国民党一大 1924年 （第一次国共合作）
1924年1月
广州
出席会议的代表165人，其中共产党员20人，李大钊被指定为大会主席团成员
国民党一大审议通过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对三民主义做出新解释，即“新三民主义”：在民族主义中突出反对帝国主义的内容，民权主义中强调民主权利应一般平民所共有、民生主义则以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为两大原则。 国民党一大的政治纲领同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阶段政治纲领的若干基本原则是一致的，成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 国民党一大事实上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革命政策，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
中共四大 1925年
背景： 国共合作的实现，促进了工人运动的恢复和发展，1925年5月在广州举行的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上，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 农民运动也在逐步发展。 在国共两党的共同努力下，国民革命思想由南向北，在全国范围内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广泛传播 1924年10月 直系将领冯玉祥发动政变，推翻直系首领曹锟、吴佩孚控制的北京政府，一时控制北京、天津一带，并把所部改编为国民军，电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 1924年11月 孙中山离开广州北行，沿途宣传召开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主张，各地民众团体纷纷通电维护，形成广泛的政治宣传运动
1925年1月
上海
出席大会的代表20人，代表全国994名党员
党的四大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提出了工农联盟问题，对民主革命的内容做了更加完整的规定，指出在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同时，既要反对封建的军阀政治，还要反对封建的经济关系。 党的四大对党章进行了修改，对支部建设提出具体要求，规定有三名党员即可成立党支部 党的四大还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加强党的组织建设，扩大党员数量，巩固党的纪律，明确规定以支部作为党的基础组织
孙中山病逝 1925年
1925年3月12日
北京
使国民党内部坚持反共立场的国民党右派重新活跃起来，国民党内部左右两派进一步分化，国共合作建立的统一战线面临更加复杂的局面。
五卅运动 1925年 （全国范围大革命高潮的到来）
1925年5月30日
1925年5月15日 上海内外棉七厂日本资本家枪杀工人、共产党员顾正红 1925年5月30日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发动下，上海工人和学生举行街头宣传和示威游行，租界英国巡捕在南京路突然开枪，打死学生、工人13人，伤者不计其数。其后几天，上海和其他地方连续发生英、日等国军警枪杀中国民众的时间
五卅惨案激起全中国人民极大愤怒，多年来深埋在中国人民心里的对帝国主义的怒火一下子喷发出来，形成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的局面。党中央决定成立上海总工会，成立上海工商学联合委员会，加强对运动的领导。全国约有1700万人直接参加了运动，从通商都市到偏僻乡镇，到处响起“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怒吼。以五卅惨案为导火线，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运动浪潮，以不可遏止的浩大声势迅速席卷全国，这就是五卅运动。 党在领导五卅运动中得到很大发展，党员从1925年初不足1000人，发展到年底1万人，不少没有党组织的地方建立了党组织。 在蓬勃发展的有利形势下，国共两党合作进行了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工作。1925年，经过两次东征和南征，消灭军阀陈炯明部和邓本殷部，平息杨希闵、刘震寰两部在广州的叛乱，统一了广东革命根据地，为北伐战争准备了比较可靠的后方基地。 党还进行了创建直接领导的革命武装的尝试。1926年初，建立了由共产党员叶挺指挥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1927年 （大革命从高潮走向失败的转折点）
背景： 当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如火如荼展开时，洪流中包裹的暗流、胜利中暗藏的危机也在发展，羽翼渐已丰满的蒋介石得到帝国主义列强的鼓动和支持，不断制造反共事件。1927年3月 蒋介石指使国名党军队逮捕赣州总工会委员长、江西省总工会副委员长、工厂党员陈赞贤。 随着北伐胜利进军，蒋介石反共活动日益公开化，在大革命的紧要关头，党的主要领导人犯了妥协退让的错误。 1927年3月24日 北伐军占领南京。当天下午游弋在长江江面的英、美军舰借口保护侨民，猛烈炮轰南京，中国军民伤亡严重。南京事件加速了蒋介石同帝国主义势力勾结的步伐。26日，蒋介石到上海，同帝国主义列强、江浙财阀和帮会头目等举行一系列秘密会谈。4月初，蒋介石在上海召开秘密会议，决定用暴力手段“清党”，对中国共产党发动突然袭击。
1927年4月12日 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 12日凌晨，大批青帮分子武装流氓冒充工人从租界冲出，向分驻上海总工会等处的工人纠察队发动突然袭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军借调解之名，手脚工人纠察队武装。 13日，上海工人和市民召开10万人的群众大会，会后整队游行，要求释放被捕工友，交换纠察队被缴枪支。队伍行进到宝山路时，第二十六军突然冲出，向密集的人群扫射，当场打死100多人，伤者无数。 到15日，上海工人300多人被杀，500多人被捕，5000多人失踪。 国民党反动派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后，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东、广西等省相继以“清党”为名，大规模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
1927年4月18日 蒋介石在南京另行成立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政府”，至此全国形成了：以张作霖为首的北京政府，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和继续保持国共合作的武汉国民政府
中共五大 1927年
1927年4月-5月
武汉
出席大会的代表82人，代表全国57967名党员
党的五大选举产生了党的历史上第一个中央纪律检查监督委员会——中央监察委员会 中央政治局根据党的五大的要求，通过了修改党章的决议，正式提出党内实行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首次把民主集中制明确写入党章，首次把党与青年团的关系写入党章，首次明确入党年龄须在18岁以上。 党的五大提出争取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权，建立革命民主政权和实行土地革命等一些正确的原则，但对无产阶级如何争取革命领导权、如何领导农民实行土地革命，特别是如何建立党领导的革命武装等问题，没有提出有效的具体措施，难以承担起挽救革命的任务。
大革命失败 1927年
1927年5月21日 国民党反动军官许克祥在长沙收缴工人纠察队枪械，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100多人，这就是马日事变
1927年7月15日 汪精卫召开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以“分共”的名义，正式同共产党决裂，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实行大逮捕、大屠杀。国共合作全面破裂，国共两党合作发动的大革命宣告失败。
从1927年3月-1928年上半年，被杀害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达31万多人。
1.大革命是一场以工农群众为主体的、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参加的人民革命运动。它以与辛亥革命根本不同的规模和形式，在中国大地上掀起翻天覆地的狂飙，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基本推翻了北洋军阀反动统治，使民主革命思想在全国范围内空前传播，促进了中国广大民众的觉醒，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进步。大革命教育和锻炼了各革命阶级，为后来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战争奠定了群众基础。在大革命中，党的组织得到迅速发展，党的自身建设得到加强。从建党初期到大革命失败前的短短6年内，全国除新疆、青海、贵州、西藏、台湾外，都建立了党的组织或有了党的活动，党由50多名党员发展成为拥有近5.8万名党员、领导着280余万工人和970余万农民的具有相当群众基础的政党。 2.在大革命初期和中期，党的路线基本是正确的，党员群众和党的干部积极性非常高，因此获得巨大胜利。大革命的失败，从客观方面讲，是由于反革命力量强大，资产阶级发生严重动摇，蒋介石集团、汪精卫集团先后叛变革命。从主观方面说，这时党还处在幼年时期，缺乏应对复杂环境的政治经验，还不善于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 3.大革命从兴起到失败的经验教训表明党不但要建立革命的统一战线，而且要始终保持自身的独立性，实行“又团结又斗争”的方针，争取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权。同时根据中国当时的国情，要取得革命胜利，必须坚持武装斗争，组建由党直接统率和指挥的军队必须解决农民土地问题，以充分发动农民参加革命，扩大革命力量必须加强自身建设，加强党的民主集中制，既要发展党的组织和注重党员数量，更要巩固党的组织和注重党员质量。只有正确认识和解决了这些问题，党才能领导中国革命事业走向成功。 4.大革命虽然失败了，但它的历史意义是不可磨灭的。这场革命实际上是未来胜利的革命的一次伟大的演习。正是在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了轰轰烈烈的革命工作，在全国范围内掀起反帝反封建的伟大斗争，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可歌可泣的一页。无论在大革命高潮中，还是革命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下，中国共产党人都表现出大无畏的自我牺牲精神，表现出宁死不屈的革命意志，为人民和民族的最高利益不惜赴汤蹈火，赢得人民的信赖。经过大革命，党从正反两方面积累了深刻的经验，开始在实践中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途径，初步提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开始懂得进行土地革命和掌握革命武装的重要性。正是经历了这场大革命，中国人民的觉悟程度有了明显提高。所有这些，为把中国革命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南昌起义 1927年
背景： 在严酷的斗争和血的教训中，党深刻认识到，没有革命的武装就无法战胜武装的反革命，就无法承担起领导中国革命的重任，就无法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无法改变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命运。不进行武装反抗，就无异于坐以待毙，听任整个中国变成黑暗的中国，
1927年8月1日
南昌
南昌起义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端，开启了中国革命新纪元
八七会议 1927年 （进入土地革命时期）
1927年8月7日
湖北汉口
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出席这次会议的毛泽东在发言中突出地强调：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八七会议是一个转折点，给正处在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中的中国共产党指明了新的出路，为挽救党和革命做出了巨大贡献。这是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
秋收起义 1927年
背景： 八七会议后，党派出许多干部分赴各地，回复和整顿党组织，发动武装起义。毛泽东以中央特派员身份回到湖南传达八七会议精神、改组省委并领导秋收起义。以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将参加起义的各路武装5000余人统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
1927年9月9日
在攻打中心城市长沙受挫后，毛泽东果断改变计划，率部推到浏阳文家市集中，主持召开前委会议，决定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山区寻找落脚点。
从进攻大城市转到向农村进军，这是中国人民革命发展史上具有决定意义的新起点
三湾改编 1927年
1927年9月29日
毛泽东领导起义军在江西永新县三湾村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
将党的支部建在连上，成立各级士兵委员会，实行民主制度，在政治上官兵平等。由此开始改变起义军中旧军队的习气和不良作风，从组织上确立了党对军队的领导，是建设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惹您军队的重要开端。
广州起义 1927年
1927年12月11日
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叶剑英等领导
广州起义是对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又一次应用反击。实践再一次证明：面对国民党新军阀在中心城市拥有强大武装的形势，想通过城市武装起义或攻占大城市来夺取革命胜利是不可能的。
即：城市武装起义道路是根本行不通的，走农村包围城市，在敌后战场开展游击战成为可行的出路。
中共六大 1928年
背景： 这一时期党发动了一系列武装起义，但革命形势依然处于低潮。由于当时的党还处于幼年阶段，政治上还不成熟，对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革命的性质、动力、前途等重大问题，党内还存在着认识上的分歧和争论。因此，召开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已刻不容缓。由于国内白色恐怖异常严重，中共中央报请共产国际同意后，决定党的六大在苏联召开
1928年6月至7月
莫斯科
出席大会的代表共142人，大会通过关于政治、军事、组织、苏维埃政权等一系列问题的决议，以及经过修改的《中国共产党党章》，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委员会。
大会科学分析了中国社会的性质，明确指出，中国仍然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中国革命现阶段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当前中国的政治形势是处于两个革命高潮之间，第一个革命浪潮已经过去，而新的浪潮还没有来到；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六大把工作中心从千方百计地组织暴动转到从事长期的艰苦的群众工作，确定以争取群众作为党的首要任务，把“左”倾作为主要危险来反对。这是党的工作方针的一次重要转变。 大会通过的党章，详细规定了民主集中制的内容，并在党员管理制度和党的组织机构等方面作出了新的规定。 党的六大的路线基本是正确的，在党内思想十分混乱的情况下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六大以后，全党贯彻执行六大路线，恢复和重建党的组织，领导开展群众斗争，中国革命出现走向恢复和发展的局面。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建立 1928年
三湾改编后，毛泽东带领起义军首先来到井冈山，毛泽东抓住统计阶级内部发生新破裂的有利时机，全力进行边界党、军队和政权的建设。
选择井冈山的原因： 第一，这个地区的群众基础比较好，大革命时期湘赣边界各县曾经建立过党的组织和农民协会； 第二，这里的部分旧式农民武装，愿意同工农革命军联合 第三，这里地势险要，易守难攻 第四，周边各县有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便于部队筹款筹粮 第五，地处湘赣边界，距离国民党统治的中心比较远，湘赣两声军阀之间又存在矛盾，对这个地区的控制力量比较薄弱。
1927年11月，成立湘赣边界第一个红色政权——茶陵县工农兵政府。
1928年2月中旬，打破江西国民党军队对井冈山地区的进攻。
1928年4月，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在井冈山成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初步建立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为中国革命探索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样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正确道路。井冈山时期留下的最为宝贵的财富，就是井冈山精神，最重要的方面就是坚定信念、艰苦奋斗，实事求是、敢闯新路，依靠群众、勇于胜利
1928年12月 湘赣两省国民党军队又以3万人的兵力，分五路对井冈山进攻
古田会议 1929年
背景： 古田会议是在红军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召开的。当时，红四军在转战赣南、闽西的过程中，领导人之间在军队建设问题上产生不同看法，军内存在的单纯军事观点、流寇思想和军阀主义残余等非无产阶级思想有所发展。红四军第八次党代会后，红四军出击东江失败，部队思想混乱、士气低迷，面临严峻考验。
1929年12月
福建省上杭县古田
大会通过毛泽东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的决议案，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 第一，在党的建设方面，决议集中体现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这一独特的党的建设道路，深刻阐述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的极端重要性、指明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表现、来源及纠正办法。决议还提出加强党的组织建设的任务，要求“厉行集 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发展新党员要注重质量等等。 第二，在军队建设方面，决议规定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必须绝对服从党的领导，必须全心全意为党的纲领、路线和政策而奋斗；批评认为军事和政治对立的单纯军事观点；再次提出红军必须担负起打仗、筹款和做群众工作三位一体的任务；强调要加强红军政治工作，特别是政治教育工作。
古田会议决议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是党和人民军队建设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古田会议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建军原则，确立了军队政治工作的方针、原则、制度，提出了解决把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建设成为无产阶级性质的新型人民军队这个根本性问题的原则方向，使军队实现了浴火重生、凤凰涅槃。古田会议奠基的军队政治工作对军队生存发展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建党建军原则确立后，红军迎来了大发展的好时机。1930年6月，赣西南、闽西地区的红军合编为红一军团，共2万余人。8月，红一军团同彭德怀、滕代远领导的红三军团共3万余人合编为红一方面军，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前委书记兼总政治委员，成为全国红军中战斗力最强的一只部队。 （由此估算，在1930年10月第一次围剿开始前，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红一方面军人数应在6万人左右）
“九一八”事变 1931年
1931年9月18日，根据不平等条约驻扎在中国东北的关东军，向中国军队驻地北大营和沈阳城发动进攻，九一八事变爆发，第二天，日军占领沈阳。
至1932年2月，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沦为日本的占领地
1932年3月，以溥仪为“执政”的日本傀儡政权伪满洲国在吉林长春成立。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者长期推行对华侵略扩张政策的必然结果，又是他们为把中国变成其独占殖民地而采取的严重步骤。空前的民族灾难唤起了空前的民族觉醒。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逐渐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国国内阶级关系发生重大变动，抗日救亡运动在全国迅速兴起。
红军反“围剿”斗争 （1930年10月-1934年9月）
第一次反“围剿”
1930年10月起 蒋介石调集10万多人，发动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一次“围剿”
截止1930年3月，全国红军共有13个军，6.2万人
红一方面军4万多人，采取“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歼敌1.3万人，成功打破国民党军队的第一次“围剿”
第二次反“围剿”
1931年4月 蒋介石指挥20万军队，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二次“围剿”
红一方面军仍坚持“诱敌深入”方针，1931年5月至31日，连打5个胜仗，横扫700里，自赣江之畔直达福建建宁，共歼敌3万多人，打破了国民党军队的第二次“围剿”
第三次反“围剿”
1931年6月 蒋介石自认“围剿”军总司令，调集30万人，发动第三次“围剿”
红一方面军历时3个月，歼敌3万多人，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第三次“围剿”
第四次反“围剿”
1932年6月，蒋介石调集30多个师的30万兵力，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围剿”（组成左中右三陆军，除以左路军10万余人“围剿”湘鄂西苏区外，以中路、右路两路军9个纵队、2个总预备队共24个师又6个旅，计30万人，及4个航空队，对鄂豫皖苏区进行第四次“围剿”）
在教条主义错误支配下，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受到指责，他在红军中的领导职务被错误撤销。周恩来、朱德运用和发展以往反围剿的成功经验，打破国民党军队的“围剿”，创造了红军战争史上大兵团伏击战的范例。
第五次反“围剿”
1933年下半年，蒋介石发动对革命根据地的第五次"围剿"，调集100万军队向各地红军进攻，其中50万于9月下旬开始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进攻
此时，博古将军事指挥权交给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他们不了解中国实际情况，搬用正规的阵地战经验，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进攻受挫后，有采取消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和“短促突击”的战术，同装备优良的敌人打阵地战、堡垒战，使红军日益陷于被动。
1934年4月中下旬，国民党军队集中力量进攻中央苏区的北大门广昌。由于战术策略失误，经过18天血战，红军遭受重大伤亡，广昌失守。
长征 （1934年10月-1936年10月）
红军长征开始 1934年10月
背景： 1934年9月上旬，国民党军队加紧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腹地发动进攻，红军已无在原地扭转战局的可能。10月，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8.6万多人，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途。
原来推行“左”倾错误的中央领导人，在实行这次突围和战略转移的时候，又犯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错误，并把战略转移变成搬家式的行动，随军带上印刷机器、军工机器等笨重的器材。
国民党“追剿”军达16个师，77个团，布置了四道封锁线
在突破第四道封锁线湘江时，红军在国民党湘军和桂军的夹击下，付出了极大的牺牲。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从出发时的8.6万多人锐减到3万多人。
遵义会议 1935年1月
1935年1月，党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集中解决党史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
会议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委托张闻天起草《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取消长征前成立的“三人团”（1934年夏成立由博古、李德和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后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促成的三人小组，负责全军的军事行动。
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这次会议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的历史关头召开，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 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 命。遵义会议的鲜明特点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确立党中 央的正确领导，创造性地制定和实施符合中国革命特点的战略策略。
四渡赤水 1935年1月至3月下旬
南渡乌江 1935年3月下旬
渡过金沙江 1935年5月上旬
强渡大渡河 1935年5月
飞夺泸定桥 1935年5月
翻越夹金山 1935年5月
两河口会议 1935年6月26日
决定红军集中主力向北佯攻，以创建川陕甘革命根据地
不久，张国焘却提出南下四川、西康的方针
过草地 1935年8月
8月初，红一、红四方面军混合编成左右两路军北上，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率中央机关和前敌指挥部随右路军行动。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等率红军总司令部随左路军行动
1935年8月21日，右路军从毛儿盖出发，穿越荒无人烟的大草地
陕甘支队 1935年9月
1935年9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甘肃迭部县俄界召开扩大会议，通过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并将北上红军改称“陕甘支队”
突破腊子口 1935年9月17日
陕甘支队先头部队
到达陕北吴起镇 1935年10月19日
陕甘支队到达陕北后，即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红十五军团并入红一方面军建制
1936年2月至7月，红一方面军先后进行东征和西征，将陕甘根据地扩大为陕甘宁根据地。
1936年10月 红军三大主力会师 长征结束
1936年10月9日 红四方面军指挥部到达甘肃会宁，同红一方面军回合。
1936年10月22日 红二方面军指挥部到达甘肃隆德将台堡，同红一方面军回合。
原在湘鄂川滇根据地由任弼时、贺龙等领导的红二、红六军团，1938年11月从桑植出发，历尽艰险，在1936年7月初同红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党中央指定红二、红六军团同红三十二军合编为红二方面军，由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治委员
一二九运动 1935年12月9日
背景： 日本侵略者在侵占东北后，加紧了对华北的争夺。1935年6月中旬，在日本胁迫下，国民党中央军撤出平津和河北，整个华北危在旦夕。
1935年12月9日，北平学生举行声势浩大的抗日游行，遭到国民党军警镇压，由此开始的一二九运动迅速波及全国。
一二九运动揭露了日本吞并华北进而独占中国的阴谋，打击了国民党的妥协退让政策，极大地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新高潮的到来。
1935年12月 瓦窑堡会议
背景： 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新高潮的兴起说明，中国已处于政治形势大变动的前夜。把各种要求抗日的力量汇合起来，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御外敌，这一使命历史地落在中国共产党身上
1935年12月，中央政治局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扩大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两天后，毛泽东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
瓦窑堡会议决议和毛泽东的报告，明确提出党的基本策略任务是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批评了党内长期存在的左倾冒险主义、关门主义的错误倾向。瓦窑堡会议后，党采取切实措施，推进日益高涨的抗日救亡运动
1936年12月 西安事变
背景： 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亲赴西安，逼迫张学良、杨虎城率部剿共，张学良、杨虎城向蒋介石要求抗日遭拒。
1936年12月12日凌晨，张学良、杨虎城采取了“兵谏”，扣留了蒋介石，并通电全国，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等八项主张。
12月17日，党中央派遣周恩来西安，党中央以中华民族团结抗日的大局为重，独立自主确定了用和平方式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迫使蒋介石作出“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的承诺。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对促成以国共两党合作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起到了重要作用。从此十年内战的局面基本结束，国内和平初步实现，在抗日的前提下，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大势。
1937年7月7日 七七事变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军悍然发动卢沟桥事变，当地中国驻军奋起抵抗，全民族抗战由此爆发。
1937年9月23日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
1937年8月，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宣布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简称八路军），下辖三个师，全军约4.6万人。
1937年9月，陕甘宁根据地改称陕甘宁边区，仍是党中央所在地。
接着，党在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琼崖红军游击队除外），改变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下辖四个支队，全军约1.03万人。
正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面旗帜，召唤着全中国的各党各派各界各军，召唤着全中国的工农兵学商，召唤着海内外的华夏儿女，众志成城，同仇敌忾，筑起了中华民族抗击日本侵略者的钢铁长城。
1937年8月 洛川会议
1937年8月，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城郊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洛川会议）。
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毛泽东起草的宣传鼓动提纲《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会议强调，必须坚持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在敌人后方放手发动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在国民党统治区放手发动抗日的群众运动。
洛川会议是在全国抗战刚刚爆发的历史转折关头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通过的十大纲领和决定，标志着党的全面抗战路线的正式形成。
1938年5月 《论持久战》
为初步总结全国抗战经验，驳斥当时流行的种种错误观点，系统阐明党的抗日持久战方针，毛泽东在1938年五六月间做了《论持久战》的长篇演讲，明确指出了：中国会亡么？不会亡，最后的胜利是中国的。中国能够速胜吗？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战。
《论持久战》科学地预见到抗日战争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明确提出，通过三个阶段，在双方的力量对比上，中国必将由劣势到平衡再到优势。其中，战略相持阶段的时间将相当长，遇到的困难也将最多，然而它是整个战争转变的枢纽。在这个阶段我们的作战形式主要是游击战，而以运动战辅助之。
《论持久战》系统阐明了党的抗日持久战战略总方针，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战争的纲领性文献。它不仅指明了必须持久抗战才能取得最后胜利的前景，而且提出了一整套动员人民群众，在持久战争中不断削弱敌方的优势、生长自己的力量、以夺取最后胜利的切实可行的办法，大大增强了人们坚持抗战的决心和信心。
1937年12月13日 南京大屠杀
1937年9月25日 平型关大捷
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主力在平型关伏击日军，首战告捷，一举歼灭日军1000余人，击毁日军汽车100余辆，缴获一批辎重和武器。
随后八路军三个师配合国民党军队进行忻口会战，会战历时20余天，是华北战场上规模最大、战斗最为激烈的一次战役，也是国共合作抗战配合得较好的一次战役。
平型关大捷是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中国军队主动对日作战取得的第一个重大胜利，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地振奋了全国军民的抗战信心，提高了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声望，使许多人由此相信共产党不但坚决抗日，并且是有能力战胜敌人的
1938年1月10日 晋察冀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
1937年11月太原失守，以中国共产党为主体的游击战争在华北上升为主要地位。党领导的军队根据洛川会议的决定，着重向敌后实施战略展开，发动独立自主的敌后游击战争。党日军一张优势兵力，气势汹汹地向前猛进时，国民党的军队节节后退，而装备简陋的八路军却分散地大踏步地向敌后挺近。
1938年1月10日，晋察冀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成立，这是敌后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的第一个统一战线性质的抗日民主政权。
敌后抗日政权的建立，恢复了国民党政权溃逃后陷入一片混乱的社会秩序，使广大人民群众看到了光明和希望，迅速赢得了人民的拥护。
1938年4月，党中央做出决定：将原在山西山区的八路军三大主力分别向河北和山东的平原地区挺进，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敌后战场的开辟，是中国抗日战争形成战略上互相配合的两个战场：一个是主要有国民党军队担负的正面战场，一个是主要有共产党军队担负的敌后战场。敌后战场的迅速发展，牵制了大量日军。这是抗日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到战略相持的一个重要条件。
1938年9月 六届六中会议
背景： 1937年11月底，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执委王明从苏联回到延安。他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抗日”,把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活动限制在国民党允许的范围内，对洛川会议以来党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许多正确观点和政策提出批评。这些错误观点受到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的坚决抵制。1938年7月，共产国际领导人也明确表示，在中共中央内部应支持毛泽东的领导地位；王明缺乏实际工作经验，不应争当领袖。
1938年9月至11月，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举行。全会首次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毛泽东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全会强调“我们的方针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确定敌后抗战总的战略部署是“巩固华北，发展华中”。 全会重申党的纪律，即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全党服从中央。全会还强调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指出：“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
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正确地分析了抗日战争的形势，规定了党在抗战新阶段的任务，为实现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进行了全面的战略规划，基本上纠正了王明的右倾错误，进一步巩固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和步调，推动了各项工作的迅速发展。
1940年8月～1941年1月 百团大战
背景： 1938年10月日军占领广州、武汉后，已无力再发动大规模的战略进攻，全民族抗日战争由战略防御阶段进入战略相持阶段。 战略相持阶段到来后，日本侵略者在坚持灭亡中国的总方针下调整侵华策略，逐渐将主要兵力用于打击敌后战场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对国民政府，从以军事进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转变为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在占领区内，加紧扶植傀儡政权，建立和发展汉奸组织。 在这种形势下，国民党统治集团内的投降、分裂、倒退活动日益严重。1938年12月，以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为代表的国民党亲日派公开投降，并开始拼凑伪中央政权。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亲英美派集团虽然继续抗日，但态度日趋消极，反共倾向明显增长。各地接连发生袭击、杀害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民的反共摩擦事件。团结抗战的局面出现严重危机。
从1938年冬到1940年的两年多时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战牵制和抗击了大量侵华日军，人民抗日力量在战斗中成长壮大起来。到1940年底，共产党领导的武装部队发展到50万人(东北抗日联军未计算在内),还有大量地方武装和民兵；在华北、华中、华南创建了16块抗日民主根据地，在全民族抗战中发挥着日益重大的作用。
在敌后战场上，随着人民武装和开日根据地的迅速发展，也由于当时中国出现了空前的投降危险与抗战困难，1940年8月至翌年1月，八路军总部在华北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对日军的进攻。8月20日夜，百团大战爆发，陆续参战的部队达到105个团20余万人。
百团大战是全民族抗战以来八路军在华北发动的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带战略性进攻的战役。至1940年12月初，敌后军民共作战1824次，毙伤日、伪军2.5万余人，俘日军281人、伪军1.8万余人，破坏铁路470余公里、公路1500余公里，摧毁大量敌碉堡和据点，缴获大批枪炮和军用物资。百团大战给日军的“囚笼政策”以沉重打击，提高了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威望，在抗日局面比较低沉时振奋了全国人民的信心。
1941年1月 皖南事变
背景： 抗日战争时期，存在着两个关系中华民族命运的矛盾。一个是民族矛盾，关系到中国存亡的问题；一个是阶级矛盾，关系到能否将全民族抗战坚持到底并在战后建设新中国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妥善处理这两种矛盾，既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又坚持和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确保全民族抗日战争朝着正确方向发展。 1939年冬至1940年春，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中国共产党给予坚决回击，并在总结反摩擦斗争经验的基础上，为了坚持、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制定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策略方针，以及“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自卫立场和“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
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制造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新四军军部及所属皖南部队9000余人，在遵照国民党军事当局的命令向北转移途中遭到国民党军8万余人的伏击和围攻，除2000余人突围外，一部被打散，大部壮烈牺牲或被俘，军长叶挺在同国民党军进行谈判时被扣押，副军长项英 在突围过程中遇害。事变发生后，蒋介石竟诬称新四军“叛 变”,宣布取消其番号。
中央军委于1941年1月20日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陈毅任代军长，刘少奇任政治委员。1941年3月，蒋介石迫于压力公开“保证”决不再有“剿共”的军事 行动。至此，国民党顽固派第二次反共高潮被击退。 1943年春，蒋介石署名出版反共反人民的《中国之命运》一书，暗示在两年内要消灭共产党和一切革命力量。接着，国民党顽固派又以当年5月共产国际宣布解散为由，要求“解散共产党”“取消陕甘宁边区”,并密令重兵驻守西北的胡宗南部准备向陕甘宁边区进攻。对此，党中央在军事上进行必要部署，并采取一系列政治上强有力的反击措施，使国民党第三次反共高潮尚未发展成大规模武装进攻就被制止了。
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连续打退或制止国民党顽固派三次反共高潮，这表明党已有了能够驾驭复杂局面的成熟的领导集体，既不在突然事变前惊慌失措、一味妥协让步，也不采取冒险行动，给破坏团结抗日的势力以借口。许多中间人士也由此看清共产党确实是以民族利益为重，而不是只顾一党一派利益。党在全国的政治地位空前提高，更加证明它是团结全民族坚持抗战的柱石。
1941年-1945年 大生产运动
背景： 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敌后战场的斗争形势日益严峻。1941年至1942年，是中国敌后抗战最为困难的时期。 1942年1月1日，中美英苏等26个国家签署《联合国家宣言》，正式形成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 日本侵略者，企图把中国变成它进行太平洋战争的后方基地，决议加紧对华作战。1941年底，日本总兵力扩大到240余万人，其中130万人都压在中国战场上。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敌后抗日根据地，面临着十分困难和复杂的局面。既要对付日、伪军的扫荡和清乡，又要和国民党顽固势力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作斗争。在这种情况下，到1942年，八路军、新四军由50万人减为约40万人，抗日根据地面积缩小，总人口由1亿人减少到5000万人以下。 1941年至1942年，八路军、新四军和游击队、民兵共作战4.2万余次，毙伤日伪军33.1万余人。敌后军民的反扫荡斗争，牵制、消灭了大量日军，成为中国坚持长期抗战最重要的因素，也是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巨大支持。
1941年春，八路军第三五九旅开进南泥湾实行军垦屯田
陕甘宁边区和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开展大生产运动后，人民负担大大减轻，军民生活明显改善，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得到加强。到1945年，陕甘宁边区农民大部分做到耕三余一
延安精神：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
1939年-1940年 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提出
在全民族抗日战争的推动下，中国共产党迅速发展与壮大，到1938年底，全国党员人数从全民族抗战爆发时的4万多人增加到50多万人，对党的自身建设提出新的要求。
1939年8月，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巩固党的决定》。 10月，毛泽东发表《共产党人发刊词》,提出了党的建设的总目标、总任务，即“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把党的建设称为“伟大的工程”;指出党的建设要紧密围绕党的政治路线进行。还指出，统一战线问题、武装斗争问题、党的建设问题，是党在中国革命中的三个基本问题。正确地理解这三个问题及其相互关系，就等于正确地领导了全部中国革命。 巩固党的中心一环，是加强对党员的培训，提高党员素质。为此，陈云撰写了《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的文章； 刘少奇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演说；张闻天连续发表《共产党员的权利与义务》等6篇文章。这些论著为党员教育提供了重要教材，在党的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把党的建设作为一项伟大工程来推进，是党的一大创举。这表明党对加强自身建设重要性的认识更加自觉和深刻。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实施，为党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中流砥柱作用提供了强有力的政治保证。
1939年、1940年之交，为了将丰富的中国革命经验系统化，阐明党的理论和纲领，回答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以便更好地指导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继发表《共产党人〉发刊词》之后，毛泽东又接连发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重要理论著作。 毛泽东揭示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和主要特征，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中国革命发生及发展的原因。在此基础上，他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整个中国革命运动，是包括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在内的全部革命运动。而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民主革命，已经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毛泽东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纲领，即在政治上，要建立“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在经济上，要没收操纵国计民生的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建立国营经济；没收地主土地归农民所有，并引导农民发展合作经济；允许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富农经济的存在。在文化上，是废除封建买办文化，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 毛泽东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前途必然是社会主义。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是两个不同的革命阶段，不能“毕其功于一役”,但两个革命阶段必须也必然是衔接的，不容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 毛泽东总结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指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主要法宝。
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提出，使全党对中国现阶段革命的性质、内容、领导权和发展前途有了一个明确而完整的认识。 这一理论成为引导中国人民自觉地在复杂环境中不断前进的旗帜，对中国革命的胜利发展起了重大指导作用。新民主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过去，党内常常将民主革命同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 混淆。这一理论的提出，既科学阐明民主革命同社会主义革 命的严格区别和政策界限，又独创性地解决了这两个革命的相互衔接问题。
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提出和系统阐明，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理论成果，标志着毛泽东思想得到多方面展开而趋于成熟。这个理论从思想上武装了中国共产党人，使全党极大地增强了参加和领导抗日战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自觉性。
1941年-1945年 延安整风运动
背景： 遵义会议后，党的路线已经走上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轨道，但对曾经给党的事业造成严重危害的主观主义、教条主 义还没有来得及从思想上进行认真清理。这就有必要集中开展一场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总结和吸取历史上的经验教训，以提高广大党员、干部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的思想理论水平，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1941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9月至10月，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九月会议),党的高级干部开始学习和研究党的历史，总结党的历史经验，以求从政治路线上分清是非，达到基本一致的认识，为全党普遍整风做了准备。
1942年2月，毛泽东先后作《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的讲演。整风运动在全党普遍展开。
全党普遍整风的内容是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以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作风。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是整风运动最主要的任务。要克服主观主义，必须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的学风，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其中，调查研究是把理论和实际结合起来的不可或缺的中间环节。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也是整风运动的重要任务。
整风的方法，是认真阅读整风文件，联系个人的思想、工作、历史以及自己所在地区部门的工作进行检查，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弄清犯错误的环境、性质和原因，逐步取得思想认识上的一致，提出努力的方向。在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中，特别强调自我批评。毛泽东强调，对于人的处理取慎重态度，既不含糊敷衍，又不损害同志，这是我们的党兴旺发达的标志之一。
整风运动是一次深刻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收到巨大成效。它坚持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正确方向，使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在全党范围内深入人心。在整风运动中，围绕怎样以从实际出发的观点来对待马克思主义原理，怎样使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以及怎样对待党的历史中一些重大问题展开了大讨论。通过这些讨论巩固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在党内外的阵地，使干部在思想上大大地提高一步。通过整风运动，实现了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全党新的团结和统一，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重要的思想政治基础。
1944年5月 六届七中会议
1944年5月至1945年4月，党的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召开。全会原则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决议》总结建党以来，特别是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前这一段党的历史及其基本经验教训，阐述了“左”倾错误在政治、军事、组织、思想方面的表现和造成的严重危害，高度评价了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杰出贡献，肯定了确立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的重大意义，使全党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对中国民主革命基本问题的认识达到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一致。至此，整风运动胜利结束。
1945年4月～1945年6月 中共七大
在德国法西斯面临彻底覆亡和抗日战争接近胜利的前夜，在全党整风的基础上，1945年4月至6月，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召开。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547人，候补代表208人，代表着全国121万名党员。这次大会负有总结以往革命经验、迎接抗日战争胜利和引导中国走向光明前途的任务。
首先，毛泽东向大会提交《论联合政府》政治报告并作口头报告，朱德作《论解放区战场》军事报告，刘少奇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周恩来作《论统一战线》发言。
党的七大提出党的政治路线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国家，大会再次提出“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的口号，进而提出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的两个具体步骤：目前时期，经过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代表人物的协议，成立临时的联合政府；将来时期，经过自由的无拘束的选举，召开国民大会，成立正式的联合政府。
大会制定了新民主主义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纲领，提出实现中国工业化的宏伟任务，并在党的文件上首次明确提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
党的七大把党在长期奋斗中形成的优良作风概括为三大作风，即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作风、自我批评的作风。这是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毛泽东在此前大会预备会上强调看齐意识，他说：“我们要向中央基准看齐，向大会基准看齐。看齐是原则，有偏差是实际生活，有了偏差，就喊看齐。
党的七大是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召开的一次极其重要的全国代表大会。它总结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20多年曲折发展的历史经验，制定正确的路线、纲领和策略，克服党内的错误思想，使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对于中国民主革命的发展规律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从而使全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达到空前的团结。七大以“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载入党的史册。
毛泽东思想确立
刘少奇在《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指出：“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报告概括了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这就是：关于现代世界情况及中国国情的分析，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理论与政策，关于解放农民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统一战线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战争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根据地的理论与政策，关于建设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理论与政策，关于建设党的理论与政策，关于文化的理论与政策等。
毛泽东思想是在党领导人民艰苦奋斗的基础上，通过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在实践中逐步形成的。它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以独创性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而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
1945年8月15日 日本投降
背景： 第一，1945年上半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入最后胜利阶段。4月，联合国制宪会议在美国旧金山举行，包括中国解放区代表董必武在内的中国代表团出席会议。中国成为联合国的创始会员国之一和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
第二，同年8月9日，苏联红军开赴中国东北战场，同中国军民一道对日作战，加速了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的进程。同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随后，延安总部朱德总司令发布七道全面反攻命令。在极为有利的国际 形势下，中国抗日战争进入全面反攻阶段。
这时，国民党军队主要集中在中国的西南、西北地区， 而日军在华北、华中和华南占领的大部分城镇、交通要道都处在共产党领导的敌后军民的包围中。根据延安总部的指示 和命令，各抗日根据地军民向日、伪军发起猛烈的全面反攻，很快解放大片国土。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以广播形式发布《终战诏书》日本无条件投降。9月2日，日本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侵华日军128万人向中国投降。至此，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结束，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也胜利结束。日本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的第二日即9月3日，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
10月25日，中国政府在台湾举行受降仪式。被日本占领50年之久的台湾以及澎湖列岛，重归中国主权管辖之下这成为抗日战争取得完全胜利的重要标志。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抗外敌入侵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牺牲最多的民族解放斗争，也是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斗争。据不完全统计，在整个战争期间，中国军民伤亡3500多万人。按1937年的比值折算，中国直接经济损失1000多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5000多亿美元。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成为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历史转折点，也对世界文明进步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它彻底打败了日本侵略者，有力地捍卫了中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彻底洗刷了近代以后抗击外来侵略屡战屡败的民族耻辱；它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使中国人民在精神上、组织上的进步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为中国共产党带 领中国人民实现彻底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奠定了重要基础；它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大团结，弘扬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 的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它对世界各国人民夺取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维护世界和平的伟大事业产生了巨大影响，显著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使中国人民赢得了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尊敬，中华民族赢得了崇高的民族声誉。中国共产党在全民族抗战中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这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取得完全胜利的决定性因素。
中国共产党坚持动员人民、依靠人民，在推动展开全民族抗战的人民战争中，自身力量也得到了空前发展壮大。在全民族抗战中，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抗日武装对敌作战12.5万余次，钳制和歼灭日军大量兵力，歼灭大部分伪军，敌后战场逐渐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主战场。到抗战结束时，人民军队发展到约132万人，民兵发展到260余 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即解放区已有19块， 面积达到近100万平方公里，人口近1亿。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社会政治生活中所占的比重，和抗日战争前相比大大增加。这为在取得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伟大胜利基础上，最终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有利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