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长期对外使用过程中，美国逐步发展出体系庞大、相互补充、环环相扣的“长臂管辖”法律体系，并不断降低打击门槛、扩大自由裁量权，成为美国推行霸权外交、谋求经济利益的工具。这种做法无视别国主权，肆意干涉别国内政，严重损害别国正当利益，损害国际交往正常秩序。美国“长臂管辖”的扩张是全方位的，依托“最低联系原则”和“效果原则”，建立起庞大复杂的“长臂管辖”法律体系和执行体系，适用领域和范围不断扩大。
“长臂管辖”还成为美国滥施单边制裁尤其是次级制裁的手段，美国往往通过行使司法权，追究未遵守美国制裁法律的域外实体和个人的法律责任，确保美制裁法律域外效力得以实现。除“长臂管辖”外，美国还综合运用行政、经济、金融等其他手段实行次级制裁。
强制域外取证是“长臂管辖”又一重要途径。在涉他国司法程序中，美国频频采取单边强制措施进行域外取证，绕过国家间正常司法执法合作渠道，直接要求在美设有分支机构或上市的银行、互联网企业等向其提供美国域外的账户信息、数据等证据。在遇到外国交涉时，往往以“司法独立”、“正常司法协助或执法合作效率低下”等借口搪塞。这是典型的“长臂管辖”，严重侵害他国司法主权和被取证对象的正当合法权益。
美国建立了各部门分工协作、联手行动的全政府“长臂管辖”实施运作模式。美国总统及美国国会是相关制裁的决策主体，大多数经济制裁决策由美国总统作出，美国国会在特定情况下通过立法活动参与制裁决策。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OFAC）是最核心的制裁执行部门，其主要职权包括冻结美国管辖范围内的资产、拟定和调整被制裁个人与实体的名单、审查和发放许可证。国务院经济制裁政策与实施办公室（SPI）专门负责制定和实施与外交政策相关的制裁措施。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BIS）管理独立于OFAC以外的清单。此外，美国政府还通过控制SWIFT、CHIPS这两大跨境资金支付清算系统为经济制裁执法提供支撑，通过在必要时迫使其切断与受制裁国金融机构的联系，而达到经济制裁的目的。
美国不断加强“长臂管辖”立法。美国涉“长臂管辖”法律名目繁多，主要有《对敌贸易法》《国际紧急状态经济权力法》《以制裁反击美国敌人法》《反海外腐败法》《赫尔姆斯—伯顿法》等，《爱国者法案》、年度《国防授权法》等法律中也包含“长臂制裁”条款，此外还有一系列涉及“长臂管辖”的总统行政令。越来越多的美国联邦立法包含长臂条款，目的是避免美国人通过在外国设立子公司等方式规避美国法，避免外国人比美国人受到较少限制，也避免相关国际规则的制定出现不利于美国国家利益的情况，从而用美国国内法来实现“长臂管辖”外交政策。
美国在司法领域出现将“长臂管辖”理念运用到刑事案件倾向，这是对“长臂管辖”的极度滥用。近年来，不少美国联邦法律都规定了域外效力条款，美国司法部开始利用这些条款开展刑事调查并提起刑事诉讼。在这些刑事诉讼中，联邦法院在审视自身管辖权基础时，也开始利用“长臂管辖”理念，宽泛解释案件与美国存在的联系，不断扩张属人和属地等管辖权的范围，降低保护管辖和普遍管辖等管辖权适用的门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