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图社区 美日关系(日美同盟)
二战后,以美国为首的盟军占领和重建日本,大体分为三个重要阶段: 首先是1945年-1947年的惩罚和改革阶段,然后是1947年-1950年振兴经济阶段,最后则是1950年-1952年缔结和平条约阶段。
编辑于2023-04-25 18:52:18美日
美日同盟
同盟建立
二战后,以美国为首的盟军占领和重建日本,大体分为三个重要阶段: 首先是1945年-1947年的惩罚和改革阶段,然后是1947年-1950年振兴经济阶段,最后则是1950年-1952年缔结和平条约阶段
随着冷战的展开,美国很快调整了远东战略,其对日政策发生了由遏制向扶植的方向性转变。为了实现这一转变,重新定位两国关系,美国操纵联合国以片面媾和的方式 ,于1951年9月美日签订《旧金山和约》,1952年4月28日生效,标志着日本被盟军占领的历史结束,日本恢复了主权国家的地位。同日,美国和日本签署了1951《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美国将在日本境内和附近保持一定的军事力量,以保护日本的安全。
1978.11《防卫合作指针》,美日同盟建立以来首个“如何进行安全合作”的法律框架,构成美日同盟深化的基础,使得美日同盟向一个真正的军事同盟转型。
背景:20世纪70年代美国实力相对下降,美苏竞争朝着有利于苏联的方向发展,美国奉行“尼克松主义”在亚军收缩军力+中美关系正常化——日本担心美国放弃对日本安全承诺,开始追求与美更紧密的防卫合作、开始更自主的防卫政策
实现自卫队和驻日美军联合行动在程序上的从无到有;建立作为同盟基础的”共同磋商“机制;没制定联合作战计划;美日共同战略目标存在分歧——日本主要关切自身而非远东安全与防卫、美国希望日本在维持远东和平稳定上发挥更大作用
同盟强化调整
第一次调整(克林顿政府时期) 以强化双边安全合作为核心进行的日美同盟强化
背景:苏联这一假想敌消失,美日怀疑同盟价值;国际安全形势缓和,美日经贸关系摩擦突出,竞争性凸显;朝鲜半岛和台海形势持续紧张
1995美国《东亚安全战略报告》--美日安全同盟是美国在亚洲的安全政策的关键。美日整体关系三个支柱 :安全同盟、政治合作、经济贸易
1996《美日联合安全宣言:面向21世纪的同盟》重申美日安保体制重要性、对日美同盟“再定义”——以 《 美日安全保障条约》 为基础的两国之间的安全保障关系, 既是保证实现共同安全目标的基石 ,也能继续成为21世纪亚太地区维护安定与繁荣的基础——即将同盟的功能定位由单纯的防御入侵,转变为对亚太地区事务进行干预
1997.9新版《日美防卫合作方针》就扩大日美同盟适用范围与职能,建立相互协同和联合作战的美日安保体制
两国同盟共识更加清晰一致(意识形态、价值观),开始向应对朝核问题和台海危机等周边事态转向、向非传统安全领域转向、向以自由民主价值观为内容的意识形态联盟转向;打破“专守防卫”界限,提出“周边事态”新概念,能为实现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发挥更大作用;通过对“周边事态”的模糊和扩大的解释 ,日本实质性突破了宪法 中关于“集体自卫权”的禁区;首次提出建立双边协调机制,美日开始构建同盟合作的军事框架
第二次调整(小布什政府、小泉政府时期)美日军事同盟和军事一体化空前加强,同时日本追求“正常国家”地位
2001九一一事件后,美国鼓励日本调整“专守防卫”,在美国亚太军事部署中发挥“枢纽”和“核心”作用,进而力求将美日同盟缔造为“全球性同盟”以有效配合美国的全球战略
2005.10《美日同盟:面向未来的变革和改组》,对美日同盟“再定义”——强调为应对全球性挑战,为实现地区和全球的共同战略目标而紧密合作,双方认为落实美军整编协议使同盟合作进入新阶段
美日两国实际上建立了联合武装干预地区安全事务的新体制,双方政治互信和安全合作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这符合双方利益
美国的主要目标是保持在这一地区的主导地位,同时在美日同盟的框架内让日本发挥更大的作用,承担更多的责任
日本的主要目的是在双边关系中发挥更大作用的同时,不断扩大同盟的适用范围,扩大“周边事态”,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开展更积极的双边、多边活动,争取更大的空间和发言权,提升自己的国际地位
第三次调整(奥巴马政府时期)
重返亚洲、亚太再平衡——高度强调加强美国的同盟体系是确保以美国为轴心的安全结构的关键
2015新《防卫合作指针》
合作空间与领域大大拓展,强调美日间的安全与防卫合作的全球属性,新《指针》虽未提及集体自卫权,但实际上解禁了集体自卫权。
进一步明确加强双边合作的方式和途径——无缝、强力、灵活、高效的同盟协调和联合应对机制
美日安全和防卫合作范围大大拓展深化,为两国军事一体化勾画蓝图;将传统安全新领域(太空/海洋等)+诸多非传统安全纳入同盟战略目标
拓展地区双边多边合作(尤其与韩、澳、东盟)——美国想让日本在亚太盟国体系中起到核心作用
明确把钓鱼岛写进去(针对中国)
中国崛起带来的不确定性和“灰色区域”挑战成为同盟最大、长期的同盟安全共识
分歧:美国将全球性霸权(中东、欧洲、亚太)作为战略关注点、日本侧重点在亚太,更加冒进迫切
日美同盟与美国重返亚洲
作用
基石作用
经济、军事合力可圈可点,是战略转向亚太地区的支点
中介功能
投送—美国以驻日美军基地为中继向亚太各国地区投送军力; 防卫—美国以驻日美军为中转向日本及其他盟友提供保护
最重要的平衡作用
应对中国崛起对亚太格局带来的冲击与挑战,日美同盟是美国平衡亚太新兴国家力量的最重要的同盟
最重要的牵引和辐射功能
美国在日本基地最多、驻军最多、获得财政支持最多,是美国亚太同盟体系中最核心的同盟,牵一盟而动整体;谋求“同盟+x”模式实现同盟体系的结构拓展以及同盟力量倍增
美国“轴辐结构”的亚太联盟体系是在冷战时期为遏制苏联而构筑的,包含美日、美韩、美澳、美泰、美菲
1、扩大美日同盟的适用范围,专守防卫--“周边事态”---“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日本在地区和全球事务中的地位提升,美日非对称性与不平等性有所纠正,但美国不会放松对日本的控制影响,日本也离不开对美国的依赖;2、美日同盟的挑战对美国维护亚太地区主导地位、西太平洋的海上优势地位必不可少;3、美日同盟调整的核心是解禁集体自卫权;4、中国始终是美日同盟调整的关键
拜登政府以来美日同盟新发展
美国坚持以同盟关系为基础对华全面遏制以维护霸权,日本是美国“全球盟友之选”,推动日本在印太战略中发挥积极作用
重新强化在特朗普政府时期被淡化的美日同盟关系和共同战略利益。
美国极力拉拢日本并让渡利益。变相承认日本对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管理权限;支持日本“入常”并重申美国对日安保承诺;称日本排核废水“似乎复合全球公认的核安全标准”
逐步以日本为轴心重塑由美国主导的价值链体系,在安全防务、经济、台湾问题等方面加强政策协调,在多领域合作中释放“遏制中国”信号
日本积极谋求融入美国全球战略体系,借助美日同盟扩大自身利益与国际影响力
日本政府坚持美日价值观同盟,鼓吹人权、民主等价值观层面相似之处,积极呼应美国价值观外交
不断强化与美军事合作,美国希望借此不断放松对日限制,日本希望在美帮助下处理地区争议问题扩大亚太影响力;两国一致同意加强以美国核武器和常规战力参与日本防卫的“延伸威慑”,日本力争大幅提升防卫预算,防卫能力大幅提升,原有美日同盟进攻与防卫分工必然随之改变,日本成为“有能力”为美国提供安全保障的盟友
日本在美国联盟体系内主动承担更多责任。积极参与QUAD、AUKUS、G7等美国主导的多边机制;发展与澳、英等国“准同盟”关系,以日美同盟为基础继续扩大朋友圈增强影响力,在谋求对等化过程中握有更多更有份量的外交筹码,也稀释美国在同盟框架内的主导权,使日美同盟呈现更明显的扁平化特征
影响
对地区及世界安全形势造成严重负面影响
严重冲击国际核不扩散机制。美国在印太战略中调整盟友架构,由双边向“网络化”层叠多边型发展并升级合作内容,日本向美国要求核武援助进程或进一步加快;美国以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外交使其他印太国家面临“选边站队”的压力
美日台海频繁互动加剧地区紧张趋势
中国威胁被日美塑造为强化同盟关系的外源性“动力”。美国对华全方位强硬战略意图,日本战略设计上积极对接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的力度频度强度都在加大,试图以此牵制中国、追随美国、转移国内矛盾,逐渐划入对华战略误判的泥潭
日美同盟机制特征
机制特性
弹性机制
较强可持续性
根源
美日同盟是美国设定的影响和控制日本的长期战略关系框架
其稳固性来自于美日之间的安全与经济之间的战略大交易使得这个“非对称性同盟”能够经受住转型带来的压力
美国采取“高压政治”战略(即为了抑制同盟单边行动+危机管理)确保能掌控日本战略走向,这种建立在双边主义至之上的轴辐式安全架构成为亚太地区的基本安全架构
内在矛盾
呈现日本“单向度”的同盟困境,实质上反映出美日同盟不平等的战略关系,这种控制与被控制的矛盾贯穿于美日同盟的整个历史进程
美日同盟合作拓展深化与经济关系的失衡是相互加剧的关系
蕴含着日本军事化的内在要求,是日本军事化的外部动力,给美日战略关系带来不确定性
日本对美战略依附
日本对美战略依附
价值认同
政治回报
经济利益
安全保障
日本对美“离心力”
同盟困境——被抛弃被牵连
自立诉求——民族主义驱动,日本保守政治更强调民族意识和固有文化传统,与美式价值观念形成碰撞,右翼内心深处也具有反美倾向,不满美国主导制定的“和平宪法”以及对美衣服损伤的“国家尊严”,主张日本“国家正常化”最终目标是要摆脱美国控制,实现真正自立
基地负担——利益盘算、民意压力
战略自主——中美对立中的艰难选择
日本在各方面对美国存在依赖是“依附性”存续的必要前提,一旦这种依赖关系(外部共同威胁/美国霸权地位/美对日经济重要性等)发生变化会促使日对美依赖下降——日美关系远非牢不可破,地位不平等是根本性矛盾,无论是美国对日施压控制,还是日本寻求“脱美自立”,一旦超过临界点,都可能动摇两国关系基础
日本国家战略中的日美同盟地位受日本自身力量及地区、国际局势的变化而不断调整。基本趋势是日本不断增强在国家战略中利用日美同盟的主动性和能动性
日美同盟是日本外交与安全相关政策的基轴
日本将日美同盟视为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的重要公共产品
日本将日美同盟视为在全球治理中获得和扩大制度性权力的重要工具
日本积极推进“战略性外交”,打造并贩售“印太”这一新战略区域概念,将其作为日本追求战略自主性的外交基盘和后盾。抢占地区秩序调整进程中的话语权,并以此为噱头,整合国际国内资源以实现国家利益的边际收益。
日美同盟未来趋势
积极培育同盟新的生长点,拓展同盟内涵。打造气候同盟、将合作拓展至可再生能源、电网优化、需求响应和能源效率等领域,同时促进气候友好和适应型基础设施的开发、建设和利用。
日美将构建全球竞争力与科技创新联盟
构建科技联盟,日美“核心伙伴关系”(CoRe)相关内容即是美国维护科技霸权的明证
宣称“共同领导一个可持续的、绿色的全球经济增长”
强化5G领域研发合作,共同启动构建全球数字互联互通伙伴关系,联手致力于掌控相关规则和标准制定的话语权和解释权,共同确保敏感供应链安全可靠
日美同盟将进一步扩边,以双边同盟为核心打造印太多边准联盟,谋求更庞大的跨区域联盟体系。Quad逐渐成熟并走向机制化是日美同盟扩边重要一步,在四边对话基础上打造与北约间的战略关系,形成针对欧亚大陆的半环形战略构造
“印太战略”引领下,日美将试探性推动同盟与北约的战略链接,构建针对欧亚大陆的跨区域超大型联盟体系,这将促动日本摆脱“战后体制”的战略进入快车道。可以预见,在拜登政府的强力驱动下,亚太地区格局调整将呈现步伐加快、矛盾多元的发展态势
拜登以“美国归来”为旗号,重振同盟体系。日美同盟以共同应对中国为直接目标深化和拓展合作,在军事安全合作之外,日美大力培育同盟新生长点,而目标指向仍是中国,因此未来日美同盟将可能发展成为以中国为直接针对对象而不断寻求扩容、扩边的全方位、立体式运作的同盟关系模式。
[1]徐海娜.拜登执政以来美日同盟的新发展[J].当代世界,2022(12) [2]朱海燕.日本国家战略视域中的日美同盟——战略定位、政策手段及效果评估[J].国际政治研究,2021,42(05) [3]朱海燕.日美同盟的新特点与新趋向[J].现代国际关系,2021(07) [4]吕耀东.拜登政府与美日同盟的发展趋向[J].当代世界,2021(02) [5]焦世新.美日同盟的机制化与战略转型[J].美国研究,2019,33(03) [6]陶文钊.冷战后美日同盟的三次调整[J].美国研究,2015,29(04) [7]张景全.日美同盟与美国重返亚洲战略[J].国际问题研究,2012(05)
对等化、互助化更为明显,这不仅是美国被迫“让利、分权”的结果,也是日本积极争取“平权”的结果
日美安保体制
1951《对日和约》、《日美安保条约》及《日美行政协定》共同构成了战 后日美关系史上的日美安保体制,是日美安保体制的法律框架。
日美安保体制是二战结束以后、冷战开始初期在美国的霸权之下建 立的日美双边安全机制。美日经历从敌到友的转变、满足双方安全需要、美国得以继续控制日本、日本在美国安全保护伞下依附追随美国
90年代重定义(详情见1996美日联合安全宣言),美国通过日美安保体制的重新定位,正式 把日本纳入其新亚洲和新全球战略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