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物权是绝对权，具有对世的效力。物权义务人是除物权人之外的所有人，因此物权的得丧变更潜在的影响了每一个人的法律境况，所以物权法才规定了物权法定主义、物权公示主义等强制性规范，以对私人的物权做出限定。
2.作为私权的物权可能与公共福祉发生冲突。法秩序在承认和尊重私权的前提下，可以且有必要基于公共福扯的考量对属于私人的物权加以必要的限制，因此，归属于特定私主体的物权在一定程度上也承载着社会义务。如：不能将住宅用地随意改变为工业用地。
3.在我国土地公有制下，我国的物权制度必然需要更多地体现社会利益和公共政策，而且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民法与行政法等公法的交织作用关系。如：代表国家行使土地所有权的是土地行政管理部门；取得建设用地使用权必须经过特定行政程序。
但即使如此，作为私法规范，物权法总体上仍体现了意思自治的精神。物权人在其权利范围内可以根据其自由意志行使对物的支配权，他人包括公权力机构都不得不法干预。
【编者按】
本书第4页，作者认为物权系民事主体享有的财产权，这并不仅意味着物权人可对物进行符合其物理特性的利用，而且还应认可物权构成权利人的责任财产，质言之，物权原则上应具有可让渡性，也即可以作为其债权人强制执行的对象。进而认为我国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尚不具有完整的物权形象。
编者认为，可让渡性并非财产权的一般性质，而仅是大多数财产权表现出的特征而已。例如，合同中限定了主体的债权、公司章程中限定了主体的股权都是不可让渡的，但毫无疑问，这些均是权利人的财产权，只有在这些权利人实现了其权利之后所得的财产才可以成为责任财产。同理，我国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也自有其被限制的逻辑，而不能因大多数财产权的共性否认某些财产权的个性。在我国，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在很大程度上发挥着社会保障的功能，禁止转让也意味着权利人无论陷入怎样的境地均在集体中保有土地与住宅，以避免其陷入“赤贫”状态。就“三权分置”改革而言，“土地经营权”设立的目的也是最大化的发挥土地的经济价值，而非使其成为可让渡的责任财产。《民法典》第三百三十九条仅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可以自主决定依法采取出租、入股或者其他方式向他人流转土地经营权，而土地承包权仍不可让渡也说明了这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