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图社区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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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于2021-06-17 12:05:32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反对外国侵略的斗争
资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
鸦片战争前的中国和世界
鸦片战争前的中国
中国封建社会的基本结构
经济方面
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经济占主导地位
以个体家庭为单位并与家庭手工业牢固结合的小农经济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基本生产结构
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要地位
地主、商人、高利贷者这三者常常是结合到一起的
政治方面
基本特征是高度中央集权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
社会结构的特点
是族权和政权相结合的封建宗法等级制度
其核心是宗族家长制
突出父权、夫权、君权
文化方面
儒家思想是社会文化思想体系的核心
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结构,一方面巩固和维系了中国封建社会的稳定,使之前后延续了2000多年,另一方面也使其前进缓慢甚至迟滞,并造成了不可克服的周期性的政治经济危机
清朝统治的危机
清王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朝代
从19世纪中叶开始,清朝统治危机四伏,逐渐走向衰落
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与殖民扩张
资本原始积累与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
正当清朝国势日趋衰微之时,欧美资本主义的发展却非常迅速
英国成为“日不落帝国”
法国是当时仅次于英国的第2号资本主义强国
沙皇俄国成为“欧洲宪兵”
美国是资本主义的后起之秀
西方资本主义的殖民扩张
资本的本性是贪婪,是扩张
东方国家,尤其是经济技术落后、国力衰微、国防空虚而地大物博的中国便成为他们侵略的对象
资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
资本-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手段包括进行军事侵略(这是首先和主要的手段)、政治控制、经济掠夺和文化渗透
鸦片战争:中国近代史的起点
战争起因
英国发动战争,是为了殖民扩张;
为了摆脱经济危机和转移国内人民的视线;
为了打开中国市场, 尤其是为了保护罪恶的鸦片贸易
英国的鸦片走私不仅造成了中国的白银大量外流和财政危机,还导致银贵钱贱,加重了劳动人民的负担,并且直接毒害了中国人的身体和精神
清政府实行禁鸦片措施,完全是维护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的正义行动
英国政府针对中国禁烟,发动了对华战争
1840年4月,英国国会通过对华战争的决定
战争过程
从1840年6月至1842年8月
战争结果
中国战败,1842年8月,被迫签订中国近代史上第1个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
1848年7月和10月,中英签订《5口通商章程》和《虎门条约》,作为《南京条约》的附件
接着,1844年7月,中美签订《望厦条约》
1844年10月,中法签订《黄埔条约》
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的第1批不平等条约
鸦片战争及第1批不平等条约的后果
通过这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英国等西方列强在中国攫取了大量侵略特权
如:割占香港岛,破坏了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外国船舰可在中国领海自由航行,破坏了中国的领海主权;
外国人在华不受中国法律管束,享受领事裁判权,破坏了中国的司法主权;
协定关税,则破坏了中国的关税主权等等
中国的社会性质开始发生质的变化
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和第1批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受到了破坏,中国的社会性质开始发生质的变化,独立的中国逐步变成半殖民地的中国,封建的中国逐步变成半封建的中国,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
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中国逐渐开始了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正是因为如此,鸦片战争就成为中国近代史的起点
近代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
认识中国近代社会的性质,就是认识近代中国的基本国情
这是认识中国近代一切社会问题和革命问题的最基本的依据
中国的社会性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近代以来中国在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入侵及其与中国封建主义势力相结合的条件下,逐步形成了一种从属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畸形的社会形态
中国的半殖民地社会形成的原因
第一,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通过发动侵略战争,强迫中国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破坏中国的领土主权、领海主权、关税主权、司法主权等,并一步一步的控制中国的政治、经济、外交和军事
中国已经丧失了完全独立的地位,在相当程度上被殖民地化了
第二,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目的,是要把它变成自己的殖民地
但是,由于中国长期以来一直是一个统一的大国,中国人民顽强、持久的反抗,同时也由于帝国主义列强间争夺中国的矛盾无法协调,使得他们中的任何一个国家无法单独征服中国,也使得他们不可能共同瓜分中国
这样,他们才没有能够如英国在印度那样,对中国实行直接的殖民统治,而是通过其代理人对中国实行间接统治
近代中国尽管在实际上已经丧失拥有完整主权的独立国的地位,但仍然维持着独立国家和政府的名义,还有一定的主权
由于他与连名义上的独立也没有、而由殖民主义宗主国直接进行统治的殖民地尚有区别,因此被称作半殖民地
中国半封建社会形成的原因
第一,外国资本主义列强用武力打开中国的门户,把中国卷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和世界市场之中
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洋纱、洋布等商品在中国大量倾销,逐渐使中国的农业与家庭手工业分离,一方面,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基础,破坏了城市手工业和农民的家庭手工业;又一方面,则促进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给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造成了某些客观条件
破产的农民和手工业者成了产业工人的后备军
一批官僚、买办、地主、商人投资兴办新式工业
中国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中国已经不是完全的封建社会了
第二,西方列强并不愿意中国成为独立的资本主义国家
他们利用获取的政治、经济特权,在中国倾销商品,经营轻工业和重工业,对中国的民族工业进行直接的经济压迫
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虽然有了某些发展,但是并没有也不可能成为中国社会经济的主要形式
而在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中,外国资本及依附于它的官僚资本居于主要和支配的地位
在中国农村中,地主剥削农民的封建生产关系,在社会经济生活中依然占着显然的优势
这样,中国的经济既不再是完全的封建经济,也不是完全的资本主义经济,而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了
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特征
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社会性质,体现在近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各个领域,两者是密切结合、互相联系的统一整体
从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可以看到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有以下一些基本特征
第一,资本-帝国主义侵略势力不但逐步操纵了中国的财政和经济命脉,而且逐步控制了中国的政治,日益成为支配中国的决定性力量
第二,中国的封建势力日益衰败并同外国侵略势力勾结,成为资本-帝国主义压迫、奴役中国人民的社会基础和统治支柱
第三,中国自然经济的基础虽然遭到破坏,但是封建剥削制度的根基及封建的地主土地所有制依然在广大地区内保持着,成为中国走向现代化和民主化的严重障碍
第四,中国新兴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虽然已经产生,并在政治、文化生活中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下,它的发展很缓慢,力量很软弱,而且它的大部分与国外资本-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都有或多或少的联系
第五,由于近代中国处于资本-帝国主义列强的争夺和间接统治之下,加上中国地域广大,以及在地方性的农业经济的基础上形成的地方割据势力的存在,近代中国各地区经、政治和文化的发展是极不平衡的
后来,帝国主义国家还分别支持不同的政治势力以分裂中国,使中国处于不统一的状态
第六,在资本-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下(后来还加上官僚资本主义),中国的广大人民尤其是农民日益贫困化以至大批地破产,过着饥寒交迫和毫无政治权利的生活
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及其特征,是随着资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扩大,资本-帝国主义与中国封建势力结合的嘉盛逐渐形成的
它有一个演变的过程,而且在不同历史阶段和不同地区有所差别
在某些时期,中国的某些地区甚至沦为帝国主义直接统治的殖民地
中国社会阶级关系的变动
随着近代中国从封建社会逐步演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社会的阶级关系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动,不仅旧的阶级发生了变化,还有新的阶级产生出来
旧阶级的变化
统治阶级——地主阶级的变化:
出现了一批因军功而升迁的官僚地主;
有些地主从乡村迁往城市成为城居地主;
有一部分地主将土地剥削获得的货币投资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有的附股外资企业,有的入股洋务企业,有的直接创办或参股民营企业,转化为资本家
被统治阶级——农民阶级的变化
不少自耕农失去土地,向贫农或雇农转化;
有些农民破产或失去土地后流入城市,成为产业工人的后备军
新阶级的产生
工人阶级
它的来源主要是城乡破产失业的农民、手工业者和城市贫民
中国工人阶级最早出现于19世纪40~50年代外国资本主义在华企业中
因此,它是先于中国的资产阶级而产生的
在19世纪60年代后洋务派创办的大型军用企业和民用企业以及70年代以后的中国民族企业中,又雇佣了一批工人
早期中国工人阶级人数不多,却是中国新生产力的代表
他深受帝国主义、封建势力、资产阶级三重压迫,工资低、劳动时间长、劳动条件恶劣,受剥削最深,革命性最强,而且它还有组织纪律性强、集中、团结、与广大农民有着天然联系等优点,因此是近代中国最革命的阶级
资产阶级
主要有一些买办、商人、地主、官僚投资新式企业转化而成
依据来源不同,中国资产阶级可分为两个部分
其中有一部分是官僚买办资本家
他们是大官僚与大买办的结合,利用政治特权和与外国资本的紧密联系,在剥削劳动人民和挤压民族资本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
另一部分是民族资本家
他们经营的企业由于原始积累不足,大多数规模小,设备落后,并受到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及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压迫,发展缓慢,始终未能在中国社会经济中占主要地位
由于经济上的天生软弱性,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表现出两面性
革命性、动摇性——这对后来的革命运动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与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既有矛盾、斗争的一面,又有依赖、妥协的一面
他们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参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或者在斗争中保持中立,但是没有革命的彻底性,不可能引导中国的民主革命走向胜利
近代中国的主要矛盾和历史任务
两对主要矛盾及其关系
主要矛盾
中华民族和帝国主义的矛盾(民族矛盾),人民大众和封建主义的矛盾(阶级矛盾)
相互关系
两对主要矛盾是相互交织的,而中华民族和帝国主义的矛盾是最主要的矛盾
一般来说,当帝国主义向中国直接发动侵略战争时,民族矛盾特别尖锐,阶级矛盾暂时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
当封建主义统治特别残酷,中国人民把战争的矛头直接指向中国的封建政权时,阶级矛盾就上升为主要矛盾,民族矛盾退居次要地位
当国内战争发展到从根本上威胁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中国封建地主统治阶级的时候,帝国主义甚至直接出兵,援助中国的反动派,镇压中国人民
这时,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主义完全公开站在一条战线上
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和演变,是两对主要矛盾相互交织和交替作用的结果
近代以来伟大的中国革命,是在这些主要矛盾及其激化的基础上发生和发展起来的
两大历史任务及其关系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面临的两大历史任务就是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夙愿
两大历史任务的相互关系
第一,两大任务是有区别的,其主题、内容和实现方式都不一样
前一个任务是从根本上推翻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统治秩序,根本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阻碍经济技术进步的腐朽的社会制度,解决落后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问题
后一个任务是改变中国经济、文化落后的地位和状况,解决发展生产力,实现中国现代化的问题
第二,历史任务又是互相联系的
只有争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才能为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扫除障碍,创造必要的前提
反之,也只有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才能真正保证民族独立、人民解放
而且,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也是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最终目的和必然要求
要争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必须先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
近代中国人民的斗争,主要是以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为出发点的
抵御外国武装侵略,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
反抗外来侵略的斗争
资本-帝国主义侵略、压迫中国人民的过程,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反抗他们的侵略、压迫的过程
人民群众的反侵略斗争
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
第1次鸦片战争期间,1841年5月,三元里人民在广州北郊英勇抗击英国侵略军,迫使侵略军撤出广州,是中国近代史上中国人民第1次大规模的反侵略武装斗争,显示了中国人民不甘屈服和敢于斗争的英雄气概
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后期,太平军曾多次重创英、法侵略军和外国侵略者指挥的洋枪队“常胜军”“常捷军”
高山族人民的英勇抵抗
1867年,美国派海军入侵台湾,副舰长马肯基率陆战队在琅峤(今恒春)登陆,高山族人民英勇抵抗,击毙马肯基,打退了美军的进犯
1874年,日本派陆军中将西乡从道率日军侵犯台湾琅峤地区,遭到高山族人民的迎头痛击
香港中国造船工人、爱国商人的罢工罢是斗争
1884年,中法战争期间,香港中国造船工人举行罢工,拒绝修理受损伤的法舰,爱国商人也举行罢市,码头工人则不运送法货
台湾人民反侵略、反割占的斗争
中日甲午战争后签订的《马关条约》,各让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的岛屿和澎湖列岛给日本
台湾人民与总兵刘永福所率领的黑旗军共同抗击日本侵略
吴汤兴、徐骧等指挥的台湾义军及吴彭年、杨泗洪指挥的黑旗军在新竹、彰化、嘉义、台南等地与日军激战,许多人英勇牺牲
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时,义和团及部分清军与之展开殊死战斗
爱国官兵的反侵略斗争
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
中法战争期间,1884年10月,法舰进犯淡水,被督办台湾事务大臣刘铭传指挥守军击退
1885年年初,法舰炮轰浙江镇海炮台,也被守军击退
3月,在中越边境镇南关(今友谊关),年近70的老将冯子材身先士卒,率部勇猛冲杀,大败法军,取得镇南关大捷
英勇献身
在抗击外国侵略的战争中,许多爱国官兵英勇献身
如
鸦片战争期间,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江南提督陈化成、副都统海龄(满族),第2次鸦片战争中,提督史荣椿、乐善(蒙古族)
中日甲午战争时,致远舰管带(舰长)邓世昌,经远舰管带林永生等,都以身殉国
粉碎列强瓜分中国的图谋
边疆危机和瓜分危机
“边疆危机”
19世纪70~80年代,帝国主义列强从侵占中国周边邻国发展到蚕食中国边疆地区,使中国陷入“边疆危机”
英国从印度侵入西藏,又从缅甸入侵云南
法国则从越南侵犯广西
俄国从中亚侵入新疆
日本吞并琉球、侵犯中国台湾
列强侵略中国邻国、蚕食中国边疆地区的一个重要目的,是为了在进一步侵略或瓜分中国的争夺中,占据一个有利的地位
瓜分危机
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争夺和瓜分的图谋,在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达到高潮
1895年4月2日即《马关条约》签订前半个月,日本驻德公使青木周藏与德国外交部参事米尔堡会谈时,提出将南满给日本,北满归俄国,舟山预定给英国,而“德国完全有权在东南要求一省”的瓜分方案
中日《马关条约》规定把台湾、澎湖列岛和辽东半岛割让给日本,更大大刺激了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领土的野心,并激化了列强争夺中国的矛盾
俄国认为,日本歌曲辽东半岛损害了俄国在中国的侵略利益,便联合法国和德国共同干涉还辽,迫使日本放弃了割占辽东半岛的要求
日本则已在向中国勒索3000万两白银“赎辽费”作为补偿
俄、德、法三国又以干涉“还辽”有功为由,要求租借中国港湾作为报酬
由此,德、俄、英、法、日等国于1898年至1899年竞相租借港湾和划分势力范围,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
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期间,欧美报刊纷纷公开讨论如何瓜分中国
八国联军总司令、德国元帅瓦德西在给德皇威廉二世的奏议中认为:“关于近年以来时常讨论之瓜分中国一事”,现在“实为一个千载难得之实行瓜分时机”
俄国迫不及待的出动十几万大军侵入中国东北地区
日本驻台湾总督则加紧策划派兵在厦门登陆侵占福建
连一直标榜“保全中国”但美国政府也发出准备占领中国福建三沙湾的训令
义和团运动与列强瓜分中国图谋的破产
义和团运动
义和团运动是中国人民反侵略反瓜分斗争的继续
义和团运动是在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侵略加深,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背景下发生,是中国人民反侵略反瓜分斗争的继续
义和团运动在粉碎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斗争中发挥了巨大的历史作用
它显示了中国人民高尚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反侵略的坚强决心,打乱了列强共同瓜分中国的侵略计划,使帝国主义认识到“瓜分中国一事,实为下策”
虽然,由于当时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认识还停留在感性认识的阶段,义和团运动存在着笼统的排外主义的错误;由于不认识帝国主义联合中国封建地主阶级以压迫中国人民的实质,义和团曾经蒙受封建统治者的欺骗;由于小生产者的局限性,义和团运动中还存在着许多迷信、落后的倾向
但是,义和团运动在粉碎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斗争中发挥了重大的历史作用这个基本的历史事实是不容抹杀的
列强瓜分中国图谋的破产
帝国主义列强不能实现灭亡和瓜分中国的图谋,原因有两条
第一,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矛盾和相互制约,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第二,中华民族进行的不屈不挠的反侵略斗争,是根本的原因
在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时期,中国人民以其不畏强暴、敢与敌人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打击和教训了帝国主义者,使他们不敢为所欲为的瓜分中国
这一点,即使帝国主义分子自己也是不能否认的
反侵略战争的失败与民族意识的觉醒
反侵略战争的失败及其原因
从1840年至1919年的80年间,中国人民对外来侵略进行了英勇顽强的反抗,这些斗争具有重大的历史作用
但是,历次的反侵略战争,都是以中国失败、中国政府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而告结束的
其原因,从中国内部因素来分析,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社会制度的腐败是近代中国反侵略战争屡遭失败的根本原因
1840年以后,中国封建社会逐步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统治中国的清王朝,从皇帝到权贵,大多昏庸愚昧,不了解世界大势,不懂得御敌之策
许多官员贪污腐化,克扣军饷
不少将帅贪生怕死,临阵脱逃
他们大多害怕拥有坚船利炮的外国侵略者,甚至为了自身的私利,不惜出卖国家和民族的利益
他们尤其害怕人民群众,担心人民群众动员起来以后可能危及自身的统治,所以,常常压制与破坏人民群众和爱国官兵的反侵略斗争
在中法战争后期,1885年3月,爱国将领冯子材指挥清军在中越边境前线大败法军,取得镇南关大捷和谅山大捷,使法国侵略者处于内外交困的境地,茹费理内阁还为此而垮台
可是清政府当权者却力主避战求和,竟以此为和谈资本,加紧妥协求和活动,接受法国条件,签订《中法新约》,并下令前线清军停战撤兵
中法战争最终以“中国不败而败,法国不胜而胜”而告结束
第二,经济技术的落后是近代中国反侵略战争失败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19世纪中叶,西方资本主义强国经过工业革命,经济和技术飞速发展,封建的中国已被远远抛在后面
在鸦片战争中,虽然中国军队在总兵力上占优势,但在局部战役、战场上并不占优势
加上军队素质、武器装备等诸方面的劣势,中国军队的综合实力、战斗能力远远低于英军
这是中国军队在战场上节节失败的重要原因
指出经济技术的落后,是中国反侵略战争失败的重要原因,并不意味着经济技术落后的中国就不应当进行反侵略战争或在战争中一定打败仗
因为“武器是战争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
而当时的中国,不仅武器装备等很落后,而且反动统治阶级实行错误的方针、政策,并压制人民群众的动员
这样,中国的反侵略战争一再遭到失败,才成为不可避免的了
民族意识的觉醒
民族意识觉醒的原因
鸦片战争的失败,在死水一潭的中国封建社会激起轩然大波
严酷的现实引起了有识之士的反省:“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的造成,和中国的落后是分不开的,不但大刀长矛抵挡不住外国坚船利炮的轰击,古老的思想文化也抵挡不住西学的传入
于是,先进的中国人开始睁眼看世界了,特别是中日甲午战争以后,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开始普遍觉醒
“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和早期的维新思想
睁眼看世界
林则徐是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第1人
他在广州禁烟时期,敢于面对现实,为了寻找御敌之策,主动去了解西方,认识西方,组织人手,采访夷情,翻译外国报纸和书籍,1841年,他组织翻译了英国人慕瑞的《地理大全》,编成《四洲志》一书。
该书叙述了世界五大洲30多个国家的地理、历史等情况
林则徐后来把自己收集的资料和《四洲志》书稿交给好友魏源
魏源在1843年1月编成《海国图志》
其内容除包括世界各国的历史、地理以外,还有总结鸦片战争经验教训、论述海防战略战术的《筹海篇》,翻译西人论述的《夷情备采》及西洋科技船炮图说等
“师夷长技以制夷”
魏源致力于经世致用之学,在《海国图志》一书中,明确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主张学习外国先进的军事和科学技术,以期富国强兵、抵御外国侵略,开创中国近代向西方学习的新风,这对中国思想界产生了重大影响
早期的维新思想——吸纳西方的政治、经济学说
19世纪70年代以后,王韬、薛福成、马建忠、郑观应等人不仅主张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同时也要求吸纳西方的政治、经济学说
他们的共同特点,就是具有比较强烈的反对外国侵略、希望中国独立富强的爱国思想,以及具有一定程度反对封建专制的民主思想
如郑观应在所著《盛世危言》中提出大力发展民族工商业,同西方国家进行“商战”,设立议院,实行“君民共主”制度等主张
这些主张具有重要的思想启蒙意义
救亡图存和振兴中华
普遍的民族意识的觉醒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还只是少数人有朦胧的民族觉醒意识
甲午战争中的失败,对中国人的刺激极大
梁启超指出:“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十字甲午战败割台湾偿200兆以后始也。”
《马关条约》后接踵而来的瓜分狂潮,更是中华民族的各个阶级、各个阶层普遍产生了亡国灭种的危机感
当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时,中国人开始有了普遍的民族意识的觉醒
康有为1898年4月在保国会的演说中把这种民族意识表达的淋漓尽致
他说:“吾中国四万万人,无贵无贱,当今日在覆屋之下,漏舟之中,薪火之上,如笼中之鸟,釜底之鱼,牢中之囚,为奴隶,为牛马,为犬羊,听人驱使,任人宰割,此四千年中二十朝未有之奇变。”
救亡图存和振兴中华口号的提出
1895年,严复写了《救亡决论》一文,响亮的喊出了“救亡”的口号
在甲午战争后,严复翻译了《天演论》(1898年正式出版)
他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社会进化论思想,为这种危机意识和民族意识提供了理论依据
严复疾呼,中国如果不能自强,就会“弱者先绝”,亡国灭种,失去民族生存的权利
《天演论》对中国人无异于是振聋发聩的警示钟
1898年有人绘制的一幅《时局图》,更是形象地表现了当时中国面临的被瓜分危局
民族危机激发了中华民族的觉醒,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
救亡图存成了时代的主旋律
孙中山1894年11月在创立革命团体兴中会时就指出:“方今强邻环列,虎视鹰瞵,久垂涎于中华五金之富,物产之饶。蚕食鲸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有心人不禁大声疾呼, 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
由此,他喊出了“振兴中华”这个时代的最强音
近代以来,中国的志士仁人正是怀着强烈的危机感和民族意识,历尽千辛万苦,不怕流血牺牲,去探索挽救中华民族危亡的道路的。
甲午战争以后的戊戌维新、辛亥革命,都是救亡图存、振兴中华这面爱国主义大旗下发生的
这些斗争和探索,使中华民族燃烧起了新的希望,标志着中华民族进一步的觉醒
对国家出路的早期探索
农民群众斗争风暴的起落
随着资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中国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日益加深,农民阶级、地主阶级洋务派、资产阶级维新派、资产阶级革命派,他们从各自的阶级立场出发,对国家的出路进行探索,先后提出了不同的主张和方案
农民是外国侵略者和本国封建统治者的主要的压迫对象和反抗力量
太平天国农民战争
金田起义和太平天国的建立
太平天国农民战争爆发的原因
第一,鸦片战争失败以后,为支付对列强的巨额赔款,同时也为了弥补财政亏空,清政府加重了赋税的征收科派
各级官吏在征收钱粮时往往浮收勒扣,横征暴敛,农民的负担更为加重
第二,由于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中国的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逐渐解体
鸦片贸易在战后进一步泛滥,导致白银外流、银贵钱贱的现象更加严重,又额外增加了农民的负担
田赋负担实际增加一倍以上
这些负担归根到底,仍然落到了农民的头上
残酷的压迫和剥削,迫使广大人民尤其是农民群众走上反抗斗争的道路
1842年至1850年间,全国各族人民的反清起义在百次以上
清政府调兵各处镇压,但群众斗争彼伏此起,酝酿着更大规模的反抗
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爆发的
太平天国兴起
洪秀全创立“拜上帝会”,组织群众
1843年,洪秀全开始拜上帝。
随后,他从家乡广东进入广西
为了反对清政府的腐朽统治,他撷取原始基督教教义中反映下层民众要求的平等思想和某些宗教仪式,从农民斗争的需要出发,加以改造,创立了拜上帝教;并利用它发动和组织群众
金田起义后,势如破竹,迅速发展
1851年1月,洪秀全率拜上帝教教众在广西省桂平县金田村发动起义,建号太平天国
随后,太平军从广西经湖南、湖北、江西、安徽,一直打到江苏,席卷6省
1853年3月,占领南京,定为首都,改名天京,正式宣告太平天国农民政权的建立
定都后北伐、西征,很快达到全盛
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先后进行了北伐、西征和天京城外的破围战
到1856年上半年,除北伐失利外,太平军在湖北、江西、安徽和天京附近等战场都取得了重大胜利,控制了大片地区,达到了军事上的全盛时期
太平军所进行的战争,是一次反对清政府腐朽统治和地主阶级压迫、剥削的正义战争
《天朝田亩制度》和《资政新篇》
《天朝田亩制度》
《天朝田亩制度》的颁布
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于1853年冬颁布了一个以解决土地问题为中心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内容的革命纲领——《天朝田亩制度》
《天朝田亩制度》是最能体现太平天国社会理想和这次农民起义特色的纲领性文件
《天朝田亩制度》的基本内容
第一,确定把土地平均分给农民的方案
按照“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的原则,将土地按亩产高低划分为9等,好坏搭配,按人口平均分配
凡16岁以上的男女,每人皆可分得一份数量相同的土地,不满16岁的减半
第二,规定农、副产品的生产与分配,都以农村政权的基层组织“两”来进行管理,每25户为一“两”
生产所得,“除足其二十五家每人所食可接新谷外,余则归国库”;“凡麦、豆、苎麻、布帛、鸡、犬各物及银钱亦然”
“所有婚娶弥月喜事,俱用国库,但有限式,不得多用一钱”
鳏寡孤独废疾者“皆颁国库以养”
太平天国的领导者们希望通过实行这样的方案,建立“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社会
所以,《天朝田亩制度》实际上是其农民提出的一个以解决土地问题为中心的比较完整的社会改革方案
对《天朝田亩制度》的评价
第一,《天朝田亩制度》的进步性
《天朝田亩制度》的主张,从根本上否定了封建社会的基础即封建地主的土地所有制,表现了广大农民要求平均分配土地的强烈愿望,是对以往农民战争中“均贫富”“等贵贱”和“均平”“均田”思想的发展和超越,具有进步意义
第二,《天朝田亩制度》的空想性
《天朝田亩制度》并没有超出农民小生产者的狭隘眼界,他所描绘的理想天国,仍然是闭塞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是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传统生活方式;同时又是一个没有商品交换的和绝对平均的社会
这种社会理想,具有不切实际的空想的性质
而且,《天朝田亩制度》中的平分土地方案即使在太平军占领地区也并未付诸实行
《资政新篇》
太平天国后期颁布的社会发展方案——《资政新篇》
1895年,从香港来到天京的洪仁玕提出了一个统筹全局的改革方案——《资政新篇》
洪秀全看到后,十分重视,对其中绝大部分条款表示赞同,并下令篆刻颁布
但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未能付诸实施
《资政新篇》的内容
在政治方面,主张“禁朋党之弊”,加强中央集权,并学习西方,制定法律、制度
在经济方面,主张发展近代工矿、交通、邮政、银行等事业,奖励科技发明和机器制造,尤其是提出“准富者请人雇工”,对穷人“宜令作工,以受所值”,这就把向西方的学习,从生产力的领域扩展到生产关系的领域,即开始提倡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制了
在思想方面,建议设立新闻官、新闻馆,破除陈规陋俗,提倡兴办学校、医院和社会福利事业
在外交方面,主张同外国平等交往、自由通商,“与番人并雄”,但严禁鸦片输入
对于外国人,强调“准其为国献策,不得毁谤国法”
《资政新篇》的评价
《资政新篇》是一个具有资本主义色彩的方案
虽然未得到施行,但是它毕竟是符合时代潮流的救国方案,是太平天国农民战争的突出特点,为以后的革命斗争提供了启示和借鉴
天京事变(1856年9月)由盛转衰直至失败(1864年7月)
1856年9月,发生了天京事变
它严重地削弱了太平天国的领导和军事力量,成为太平天国由盛转衰的分水岭
1864年6月,洪秀全病故
7月,天京被湘军攻破
太平天国起义失败
农民斗争的意义和局限
太平天国起义的历史意义
太平天国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它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和重大历史意义
第一,太平天国起义沉重打击了封建统治阶级,强烈撼动了清政府的统治根基
这次起义历时十四载,转战18省,并建立了与清王朝对峙的政权
在太平天国的影响下,各地各族人民反清斗争风起云涌
如南方和东南沿海各省有天地会及其支派的起义;北方有捻军起义;西南、西北有各族人民起义
天京失陷后,太平天国余部仍坚持斗争达4年之久
这些斗争加速了清王朝的衰败过程
第二,太平天国起义是中国旧式农民战争的最高峰
他把千百年来农民对拥有土地的渴望在《天朝田亩制度》中比较完整的表达出来
《资政新篇》则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第1个比较系统的发展资本主义的方案,这反映了太平天国某些领导人在后期试图通过向外国学习来寻求出路的一种努力
因此,太平天国起义具有了不同于以往农民战争的新的历史起点
第三,太平天国起义还冲击了孔子和儒家经典的正统权威
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封建统治的精神支柱
第四,太平天国起义还有力地打击了外国侵略势力
太平天国的领袖们拒绝承认不平等条约,严禁鸦片贸易
当中外反动派勾结起来向太平军举起屠刀时,他们毫不犹豫的同英、法针对和由外国军官组织和指挥的“常胜军”“常捷军”进行英勇的斗争,使侵略者“呼救无人”,“梦魂屡惊”,给侵略者以应得的教训
第五,在19世纪中叶的亚洲民族解放运动中,太平天国起义是其中时间最久、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一次
它和其他亚洲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汇合在一起,冲击了西方殖民主义者在亚洲的统治
太平天国农民斗争的局限性和教训
失败的原因
客观原因
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绞杀
主观原因
农民阶级自身的局限性
这是根本原因
第一,农民阶级不是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代表
他们无法克服小生产者所固有的阶级局限性,无法从根本上提出完整的、正确的政治纲领和社会改革方案;无法制止和克服领导集团自身腐败现象的滋长;也无法长期保持领导集团的团结
这一切都大大削弱了太平天国的向心力和战斗力
军事战略上出现的重大失误,这导致了太平天国的最后覆灭
第二,太平天国是以宗教来发动、组织群众的,但是,拜上帝教教义毕竟不是科学的思想理论,它不仅不能正确指导斗争,而且给农民战争带来了危害
在太平天国后期,洪秀全甚至认为“天生命真主,不用兵而定太平一统”,梦想以虚幻的力量代替农民起义者自身的努力
第三,太平天国也未能正确地对待儒学
开始时,他们把儒家经书笼统地斥之为“妖书”
后来,他们对儒学的态度有所变化,主张将“四书”“五经”删改后加以利用
不过,删去的主要是与太平天国宗教不相容的内容,把儒学中的封建纲常伦理原则保留了下来
第四,太平天国的领袖们不承认不平等条约,这是很正确的。但他们不能把西方国家的侵略者与人民群众区别开来,而是笼统地把信奉天父上帝的西方人都视为“洋兄弟”,这说明他们对于西方资本主义侵略者还缺乏理性的认识
教训
太平天国起义及其失败表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农民具有伟大的革命潜力;但他自身不能担负起领导反帝反封建斗争取得胜利的重任
单纯的农民战争不可能完成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
洋务运动的兴衰
洋务事业的兴办
洋务派的产生
洋务运动是在19世纪60年代初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过程中和第2次鸦片战争结束后兴起的
为了挽救清政府统治的危机,封建统治阶级中的部分成员如奕䜣、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主张引进、仿造西方的武器装备和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创设近代企业,兴办洋务
这些官员被称为“洋务派”
洋务派兴办洋务事业的目的、指导思想和目标
目的
首先是为了购买和制造洋枪洋炮以镇压农民起义,同时也有借此加强海防、边防,并趁机发展本集团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的意图
指导思想
对洋务派指导思想最先做出比较完整表述的是冯桂芬
他在《校邠庐抗议》一书中说:“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
这个思想后来被进一步概括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即“中体西用”
所谓“中学”,特指“中国的文武制度”,也就是封建制度;
“西学”特指西方的船坚炮利和其他先进科学技术,主要是所谓的“长技”
所谓“中体西用”,就是以中国封建伦理纲常所维护的统治秩序为主体,用西方的近代工业和技术为辅助,并以前者来支配后者
目标
早期的洋务运动以“自强”为目标,后期的洋务运动以“求富”为目标
洋务派的主要活动
从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洋务派举办的洋务事业归纳起来有三方面
兴办近代企业
洋务派首先兴办的是军用工业
1890年以前,在全国各地共创办了20多个军工局厂。其中规模较大的有5个
兴办了一些民用企业
洋务派在创办军事工业中遇到资金奇缺,原料和燃料供应不足,以及交通运输落后等困难,需要加以解决,因此兴办了一些民用企业
从19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共创办民用企业20多个,重点是采矿、冶炼、纺织等工矿业和航运、铁路、电讯等事业
这些企业除少数采取官办或官商合办方式外,多数都采取官督商办的方式
其中最重要的官督商办企业有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天津电报局和上海机器织布局,都是李鸿章筹办或控制的
这些官督商办的民用企业,虽然受官僚的控制,发展受到很大限制,但基本上是资本主义性质的近代企业
建立新式海陆军
19世纪60年代,京师和天津、上海、广州、福州等地军队纷纷改用洋枪、洋炮,聘用外国教练
李鸿章的淮军、左宗棠的湘军也是用洋枪装备的军队
1874年,日本派兵侵犯中国台湾,清政府筹办海防、建设海军之议随之兴起
从19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分别建成福建水师、广东水师、南洋水师和北洋水师
其中北洋水师是清政府的海军主力
创办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
兴办近代工业、训练新军,要有懂得西方先进技术的专业人才
为此,洋务派创办了新式学堂
从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的30多年间,创办新式学堂30多所,主要有三种
一为翻译学堂,如京师同文馆,主要培养翻译人才
一为工艺学堂,培养电报、铁路、矿务、西医等专门人才
一为军事学堂,如船政学堂等,培养新式海军人才
在创办新式学堂的同时,还先后派遣赴美幼童及官费赴欧留学生200多人
洋务运动的历史作用及其失败
洋务运动的失败
甲午战争一役,洋务派经营多年的北洋海军全军覆没,标志着前后进行了30多年的以“自强”“求富”为目标的洋务运动的失败
失败原因
第一,洋务运动具有封建性
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即在封建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在维持封建的上层建筑、经济基础的条件下发展一些近代企业,为维护清朝的封建统治服务
他们既要发展近代企业,却又采取垄断经营、侵吞商股等手段压制民族资本;
既想培养洋务人才,又不愿改变封建科举制度
洋务派企图以吸取西方近代生产技术为手段,来达到维护和巩固中国封建统治的目的,这就决定了它必然失败的命运
因为新的生产力是同封建主义的生产关系及其上层建筑不相容的,是不可能在封建主义的桎梏下充分地发展起来的
第二,洋务运动对外国具有依赖性
洋务运动进行之时,清政府已与西方国家签订了一批不平等条约,西方列强正是依据种种特权,从政治、经济等各方面加紧对中国的侵略和控制,他们并不希望中国真正富强起来
而洋务派官员却一再主张对外“和戎”,其所兴办的企业一切仰赖外国,他们企图依赖外国来达到“自强”“求富”的目的,无异于与虎谋皮
第三,洋务运动的管理具有腐朽性
洋务派所创办的一些新式企业虽然具有一定的资本主义性质,但其管理基本上仍是封建衙门式的
洋务派所办的军事工业完全由官方控制,经营不讲效益,造出的枪炮、轮船往往质量低下
即使是官商合办和官督商办的民用企业,其管理大多也是由政府“专派大员,用人理财悉听调度”,商人没有多少发言权,还要承担企业的亏损
企业内部极其腐败,充斥着营私舞弊、贪污受贿、挥霍浪费等官场恶习
大小官员既不懂生产技术,又不懂经营管理,无法维持企业的正常运行
正因为如此,洋务运动不可能为中国摆脱贫弱找到出路,也不可能避免最终失败的命运
历史作用与启示
历史作用
第一,洋务运动在客观上对中国的早期工业和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某些促进作用
洋务派继承了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提出“自强”“求富”的主张,通过所掌握的国家权力集中力量优先发展军事工业,同时也试图“稍分洋商之利”,发展若干民用企业,在客观上对中国的早期工业和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某些促进作用
但是,洋务派兴办洋务新政,并不是要使中国朝着独立的资本主义方向发展
第二,开学习西方风气之先,使中国近代教育得以开始,同时,为西学的传播和中国科技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条件,给当时的中国带来了新的知识,使人们打开了眼界
第三,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传统的“重本抑末”“重义轻利”、商为“四民”之末等观念都受到冲击,社会风气和价值观念开始变化,工商业者的地位上升
西方各种技术和器物不再被当作“奇技淫巧”受到排斥,而是被视为模仿、学习的对象
这一切,都有利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也有利于社会风气的改变
启示
洋务运动的失败说明,在维持封建的上层建筑、经济基础的前提下“求强”“求富”,这条道路是走不通的
维新运动的兴起和夭折
戊戌维新运动
维新派倡导救亡和变法的活动
变法维新运动的历史条件
第一,19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有了初步发展
新兴民族资产阶级迫切要求挣脱外国资本主义和国内封建势力的压迫和束缚, 为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开辟道路
第二,甲午战争的惨败,造成了新的民族危机,激发了新的民族觉醒
第三,代表民族资本主义发展要求的知识分子站在救亡图存和变法维新的前列,他们把向西方学习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即不但要求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而且要求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
第四,在内忧外患的冲击和中西文化的碰撞过程中,人们逐步形成了一个共识,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
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资产阶级的改良思想迅速传播开来,逐步形成为变法维新的思潮,并发展成一场变法维新的政治运动
维新派的活动
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为主要代表人物的资产阶级维新派,采取了下列行动宣传为新主张
第一,像皇帝上书
如康有为曾经多次向光绪皇帝上书,其中最著名的是他在1895年联合在京参加会试的举人共同发起的“公车上书”
第二,著书立说
如康有为写了《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
梁启超写了《变法通义》
谭嗣同写了《仁学》
严复翻译了赫胥黎的《天演论》等
第三,介绍外国变法的经验教训
如康有为向光绪皇帝进呈了《日本变政考》《俄彼得变政记》《波兰分灭记》等书
第四,办学会
著名的有强学会、南学会、保国会等
第五,设学堂
重要的有康有为主持的广州万木草堂、梁启超任中文总教习的长沙时务学堂等
第六,办报纸
影响最大的有梁启超主笔的上海《时务报》、严复主办的天津《国文报》以及湖南的《湘报》等
维新派以各种方式的宣传变法主张,制造维新舆论,培养变法骨干,组织革新力量,而重点则放在争取光绪皇帝及其周围的地打官员的支持上,希望他们自上而下的实行变法主张
维新派与守旧派的论战
论战的主要问题
封建守旧派和反对改变封建制度的洋务派,利用自己的地位和权利,对维新思想发动攻击,于是维新派与守旧派之间展开了一场激烈论战
论战主要围绕以下三个问题展开
第一,要不要变法
守旧派坚持“祖宗之法不可变”,有人甚至主张“宁可亡国,不可变法”
洋务派官僚张之洞也在《劝学篇》一书中反复强调封建的纲常伦理不可变
而维新派则根据西方资产阶级进化论的观点,认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都是不断发展变化的
他们提出,“变者天下之公理也”,任何事物“无时不变,无事不变”,“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
只有维新变法,隔除积弊,才能挽救中国所面临的危亡局面,以图求存和自强
第二,要不要兴民权、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
守旧派与洋务派认为,“民权之说无一益而有百害”,“民权之说一倡,愚民必喜,乱民必作,纪纲不行,大乱四起”
维新派则运用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说,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做了批判
谭嗣同指出:“君末也,民本也。”
严复甚至认为,国家是“民之公产”,王侯将相不过是“通国之公仆隶”,而专制帝王则是“窃国者耳”
君是由民共举出来的,民既可以共举君,也可以共废君
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君主专制制度的合理性,为实行政治制度变革提供了理论依据
不过,与此同时,他们又认为,“欲兴民权,宜先兴绅权”,即首先要为正在向资产阶级转化的士绅争取政治地位
只有君主立宪制度才是当时中国理想的政治方案,兴民权、开议院,实行君主立宪,才是“治国之大经”
第三,要不要废八股、改科举和兴西学
守旧派反对西学,把西方近代科学技术斥之为“奇技淫巧”
洋务派虽然认为西方的军事和技术可以学习,但坚持封建的政治制度、科举八股,尤其三纲五常绝对不能触动
而唯心派则痛斥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是统治者“牢笼天下”的愚民政策,因此要救中国必须废八股、改科举、办学堂、兴西学
严复大声疾呼:“民智者,富强之原”,“欲开民智非讲西学不可”,“救亡之道在此,自强之谋亦在此”
针对洋务派“中体西用”的口号,维新派驳斥道:“未闻以牛为体,以马为用者。”
因为体用是不可分的,中学有中学的“体”“用”,西学有西学的“体”“用”,把中学之“体”和西学之“用”凑在一起,就如同要让“牛体”产生“马用”一样荒谬
论战的实质
维新派与守旧派的这场论战,实质上是资产阶级思想与封建主义思想在中国的第1次正面交锋
通过论战,进一步开阔了新型知识分子的眼界,解放了人们长期受到束缚的思想,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在中国得到进一步的传播,戊戌变法运动的帷幕随之拉开
百日维新
“百日维新”
在维新派的推动和策划下欲有所作为但又无实权的年轻的光绪皇帝希望通过变法维新,来救亡图存,并从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后党手中夺取统治大权
1898年6月11日,他颁布了“明定国事”谕旨,宣布开始变法,在此后的103天中,接连发布了一系列推行新政的政令,史称“戊戌变法”,又称“百日维新”
“百日维新”的主要内容
政治方面
改革行政机构,裁撤闲散、重叠机构,撤销湖北、广东、云南三省“督抚同城”的巡抚
裁汰冗员,澄清吏治,提倡廉政
提倡向皇帝上书言事
准许旗人自谋生计,取消他们享受国家供养的特权
经济方面
保护、奖励工农商业和交通采矿业,中央设立农工商总局与铁路矿务总局,各省设立商务局
提倡开办实业,奖励发明创造
注重农业发展,提倡西法垦殖,建立新式农场
广办邮政,修筑铁路
在上海、汉口等大城市开办商学、商报,设立商会等各类组织
改革财政,编制国家预决算
军事方面
裁减旧式绿营兵,改练新式陆军
采用西洋兵制,练洋操,习洋枪等
文化教育方面
创设京师大学堂,各省书院改为高等学堂,在各地设立中、小学堂
提倡西学,废除八股,改试策论,开经济特科
设立译书局,翻译外国书籍,派人出国留学
奖励新著,奖励创办报刊,准许自由组织学会
“百日维新”期间颁布的各项政令大多是接受了维新派的建议而制定的,但是,在光绪皇帝发布的新诏令中,并没有采纳维新派多次提出的开国会等政治主张
“戊戌政变”
戊戌维新所要推行的是一种十分温和的改良方案,旨在开放一定程度的言论、出版、结社自由,使资产阶级享受一定程度的政治权利,促进资本工商业的发展,并未触及封建制度的根本,因此,戊戌维新是一场资产阶级性质的改良运动
但是,即使是温和的不彻底的改革,也遭到了封建守旧势力的激烈反对
经过密谋策划,守旧势力于1898年9月21日发动政变,慈禧太后以“训政”的名义,重新“垂帘听政”,将光绪皇帝软禁于中南海瀛台,同时下令搜捕维新人士
康有为、梁启超被迫逃亡国外
谭嗣同、刘光第、林旭、杨锐、杨深秀、康广仁6人同遭杀害,史称“戊戌六君子”
1898年的“百日维新”如同昙花一现,只经历了103天就夭折了
除了京师大学堂被保留下来以外,其余新政措施大都被废除
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保守势力扼杀维新变法的政变,史称“戊戌政变”
戊戌维新运动作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的第1次表演,宣告失败
戊戌维新运动的意义和教训
戊戌维新运动的意义
戊戌维新运动虽然失败了,但它在中国近代史上仍然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
第一,戊戌维新运动是一次爱国救亡运动
维新派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高举救亡图存的旗帜,要求通过变法,发展资本主义,使中国走上富强的道路
维新派的政治实践和思想理论,贯穿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而且推动了中华民族的觉醒
第二,戊戌维新运动是一场资产阶级性质的政治改良运动
维新派突破洋务派“中体西用”思想的局限,主张改革君主专制制度
他们鼓吹民权并提出开议院的主张,也就是要用君主立宪制取代君主专制制度
戊戌维新运动虽然未能成功的建立起资本主义的君主立宪制度,其颁布的促进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若干措施也未能生效,但在政治、经济等领域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封建制度
第三,戊戌维新运动更是一场思想启蒙运动
在维新运动期间,维新派大力传播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和自然科学知识,宣传自由平等、社会进化观念,批判封建君权和封建纲常伦理,从而把顽固的封建主义思想壁垒打开了一个缺口,有利于民主思想在中国的传播,有利于人们的思想解放
在维新派的推动下,“诗界革命”“文体革命”“小说界革命”“戏剧改良”“史学革命”等相继而起,形成了广泛的文化革新运动
以维新运动为起点,资产阶级新文化开始打破封建文化独占文化阵地的局面
在教育方面,维新派主张采用西方近代教育制度,新办新式学堂,这对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京师大学堂的创设,更成为中国近代国力高等教育的发端
在改革社会风习方面,维新派主张革除吸食鸦片及妇女缠足等恶俗陋习,提出“剪辫易服”的主张,倡导讲文明、重卫生等,其移风易俗、开启社会新风的效应不可低估
戊戌维新运动失败的原因和教训
失败原因
戊戌维新运动的失败,主要是由于维新派自身的局限和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强大的守旧势力的反对
第一,民族资产阶级力量弱小
当时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力量还十分微弱,民族资产阶级的社会基础相当狭窄
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维新派的势力更是非常弱小,很多人自身还保留着封建士大夫的痕迹
他们既没有严密的组织,也不掌握实权和军队,更没有去发动群众
这样,他们就只能把自己实行改革的全部希望寄托在一个没有实权的光绪皇帝身上
第二,维新派本身的局限性
突出的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不敢否定封建主义
他们在政治上不敢根本否定封建宗教制度,只是幻想依靠光绪皇帝“以君权雷厉风行”,通过和平、合法的手段,实现自上而下的改革,让资产阶级和开明适身的代表参加政权,逐步实现君主立宪
在经济上,他们虽然要求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却未触及封建主义的经济基础——封建土地所有制
在思想上,他们虽然提倡学习西学,却仍要打着孔子的旗号,借古代圣贤之名“托古改制”
二是对帝国主义抱有幻想
他们虽然大声疾呼救亡图存,却又幻想西方列强能帮助自己变法维新
英、日帝国主义虽然在表面上同情维新派,但事实上只是为了趁机扩大在华侵略势力,并寻找他们在中国的代理人,同时也是为了与俄国进行争夺
因此,在戊戌政变前夕,为心态分别祈求英、美、日公使的支持,结果都落了空
三是惧怕人民群众
维新派的活动基本上局限于官僚士大夫和知识分子的小圈子
他们不但脱离人民群众,而且惧怕甚至仇视人民群众
正是因为没有人民力量作为后盾,所以当他们得悉守旧派要发动军事政变时,只得打算依靠掌有兵权的袁世凯,结果反被袁世凯出卖
而一旦守旧派操刀反击,维新派也就没有丝毫抵抗的能力
教训
作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的第1次表演的戊戌维新失败的这么快,不但暴露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同时也说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企图通过统治者走自上而下的改良的道路,是根本行不通的
要想争取国家的独立、民主、富强,必须用革命的手段,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联合统治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度
戊戌维新的失败促使一部分人放弃改良主张,开始走上革命道路
此后,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就进一步发展起来了
辛亥革命与君主专制制度的终结
举起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的旗帜
辛亥革命爆发的历史条件
辛亥革命的爆发,是中国社会矛盾运动的必然产物,是当时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振兴中华深切愿望的集中反映,也是当时中国人民为救亡图存而前赴后继顽强斗争的集中体现
民族危机加深,社会矛盾激化
民族危机加深
20世纪初,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日益扩大
他们在迫使中国签订《辛丑条约》以后,加强了对清政府的政治控制,多方扩展在华经济势力
外国在华投资规模急速扩张,包括扩大市场规模和给清政府大量高息贷款,而铁路、矿山的立权更成为帝国主义掠夺的重要目标
1904年至1905年,日、俄两国为了争夺在华利益竟然在东北进行战争
清政府却宣称“局外中立”
经过一年多的厮杀,日本战胜俄国,俄国将所觉得的中国东北南部所有一切侵略特权“转让”给日本
1903年至1904年,英国派兵入侵中国西藏地区
德国则企图将势力延伸到原属英国势力范围的长江流域
中国的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了
社会矛盾激化
为了对外支付巨额赔款等,清政府追加旧税,巧立名目增加新税,各级官吏还要中饱私囊,致使民怨沸腾
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了
正是在中外反动派的严重压迫下,20世纪初,各阶层人民的斗争风起云涌,遍及全国
从1902年至1911年间,各地民变多达1300余起
其中包括各阶层人民的反洋教斗争,农民、手工业者的抗捐、抗税、抗租斗争,工人的罢工斗争,商人的罢市斗争,少数民族与会党的起事等
同时,还发生了拒俄、拒法、抵制美货等爱国运动以及收回利权运动和保路运动等
在一些运动中,资产阶级开始成为主要的角色
这些情况说明,随着晚清政局的演变,人民群众已经不能照旧生活下去了
清末“新政”及其破产
清末“新政”的推行
1901年《辛丑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已经彻底放弃了抵抗外国侵略者的念头,甘当“洋人的朝廷”;同时也使国人对清政府更为失望,国内要求变革的呼声日渐高涨
为了摆脱困境,清政府于1901年4月成立督办政务处,宣布实行“新政”
此后,陆续推行了一些方面的改革,并下令从1906年起正式废除科举考试
迫于内外压力,清政府于1906年宣布“预备仿行宪政”,并于1908年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制定了一个学习日本实现君主立宪的方案,但又规定了9年的预备立宪期限
清末“新政”的破产
“新政”虽然在某些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由于政治制度改革的滞后,丝毫没有触动从朝廷到地方体现封建专制的整套统治机构,这套机构所派生的种种弊端自然也无从消除
不少“新政”流于一纸空文
而财政的困难也限制着“新政”的推行,甚至借机摊派加重人民的负担
预备立宪也没有能够挽救清王朝,反而激化了社会矛盾,加重了危机
主要原因在于,清政府改革的根本目的是延续其反动统治
为了巩固皇权,清政府迟迟不答应资产阶级立宪派提出的关于立即召开国会的要求,还镇压了立宪派的国会请愿运动,同时却不断借立宪之名加强皇权
1911年5月,在为形势所迫不得不成立的责任内阁里,13名大臣中满族就有9人,其中皇族占七人,被讥为“皇族内阁”
这不仅使立宪派大失所望,也使统治集团内部因满、汉矛盾和中央与地方矛盾的尖锐而分崩离析
事实表明,清政府已陷入无法照旧统治下去的境地
革命已如箭在弦上,一触即发
这一点,连有的在华外国人也察觉到了
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阶级基础和骨干力量
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由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首先发动的
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阶级基础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得到了初步的发展
随着民族资本主义企业数量的增多和规模的扩大,民族资产阶级与它相联系的社会力量也有了明显的发展
民族资产阶级为了冲破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桎梏,发展资本主义,需要自己政治利益的代言人和经济利益的维护者
这正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形成的阶级基础
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骨干力量
骨干是一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这个知识分子群的出现与戊戌维新运动及20世纪初清政府新学堂、派留学生的措施有关
这些青年学生接触到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的思想文化,其中不少人在民族危难加深、群众自发斗争高涨形势的推动下,开始摸索救国救民的新道路
这些青年知识分子,成为了辛亥革命的中坚力量
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活动
孙中山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开始
孙中山走上了革命道路
从根本上说,近代中国的革命是被外国侵略者和本国封建统治者逼迫出来的
中国革命的许多先驱者包括孙中山早年也曾尝试采取和平的手段来推进中国的变革与进步,在幻想破灭后走上了革命道路
1894年,孙中山北上京津向李鸿章上书,提出“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的主张,可见,他也曾希望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并把发展工业、教育等等,当做“治国之大径”,“富强之根本”
但是,李鸿章并没有重视他的意见
而在北上京津的过程中,他发现清朝的腐败比他原先了解的要严重得多
这时,他确信“和平方法、无可复施”,“积渐而知和平之手段不得不稍易以强迫”,决心以革命的方法推翻清朝的统治
兴中会的建立及其纲领
1894年11月,孙中山在檀香山组建了第1个革命团体兴中会,立誓“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
1895年,策划在广州举行武装起义,失败后流亡海外,继续从事反清革命活动
1904年,他发表《中国问题的真解决》一文,指出只有推翻清朝政府的统治,“以一个新的、开明的、进步的政府来代替旧政府”,“把过时的满清君主政体改变为‘中华民国’”,才能真正解决中国问题
这表明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在踏上革命道路之时,就高举起民主革命的旗帜,并选择了以武装起义推翻清王朝统治的斗争方式
这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与改良派的根本不同之处
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宣传与组织工作
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宣传工作
历史进入20世纪,随着一批新兴知识分子的产生,各种宣传革命的书籍报刊纷纷涌现,民主革命思想得到广泛传播
1903年,章炳麟发表了《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反对康有为的保皇观点,歌颂革命为“启迪民智,除旧布新”的良药,强调中国人民完全有能力建立民主共和制度
邹荣写了《革命军》,以“革命军中马前卒”的名义,热情讴歌革命,阐述在中国进行民主革命的必要性和正义性,号召人民推翻清朝统治,建立“中华共和国”
陈天华写了《警示钟》《猛回头》两本小册子,痛斥帝国主义侵略给中国带来的深重灾难,揭露清政府已经成了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号召人民奋起革命,推翻清政府这个“洋人的朝廷”
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组织工作——成立革命团体
在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传播过程中,资产阶级革命团体也在各地次第成立
从1904年开始,出现了10多个革命团体,其中重要的有华兴会、科学补习所、光复会、岳王会等
这些革命团体的成立为革命思想的传播及革命运动的发展提供了不可缺少的组织力量
中国同盟会的建立及其纲领
1905年8月20日,孙中山和黄兴、宋教仁等人在日本东京成立中国同盟会,孙中山被公举为总理,黄兴被任命为执行部庶务,实际主持会内日常工作
同盟会以《民报》为机关报,并确定了革命纲领
这是近代中国第1个领导资产阶级革命的全国性政党,它的成立标志着中国民主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三民主义学说和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
三民主义的提出
同盟会的政治纲领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
1905年11月,在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发刊词中,孙中山将同盟会的纲领概括为三大主义,即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后被称为三民主义
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包括“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两项的内容
一是要以革命手段推翻清朝政府,改变他一贯推行的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政策
二是追求独立,建立“民族独立的国家”
这就是孙中山所说的民族革命
孙中山指出,民族主义不是简单的排满,不是针对一切满人,而是要结束清政府的专制统治及其媚外政策
但是,同盟会纲领中的民族主义没有从正面鲜明地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的扩张,放走了中国人民的最大敌人
当时的革命派对于帝国主义的本质认识不清,害怕帝国主义的干涉,甚至幻想以承认不平等条约“继续有效”为条件来换取列强对自己的支持
同时,强调了对满足封建势力的清楚而放松了汉族封建势力,结果就保留了大量封建势力,导致了辛亥革命后封建势力的反扑
民权主义
民权主义的内容是“创立民国”,即推翻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
这就是孙中山所说的政治革命
政治革命的目的是建立民国
《军政府宣言》指出:“凡为国民皆平等以有参政权。大总统由国民公举。议会以国民公举之议员构成之。制定中华民国宪法,人人共守。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
孙中山强调,政治革命应当与民族革命并行
民族革命是扫除“现在的恶劣政治”
而政治革命是扫除“恶劣政治的根本”,从而把斗争矛头直接指向及国内民族压迫与封建专制统治于一身的清政府
不过,民权主义虽然强调了要建立民主共和国,却忽略了广大劳动群众在国家中的地位,因而难以使人民的民主权利得到真正的保证
民生主义
民生主义在当时指的是“平均地权”,也就是孙中山所说的社会革命
孙中山主张核定全国土地的地价,其现有之地价,仍属原主;革命后的增加,则归国家,为国民共享
国家还可按原定地价收买地主的土地
他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发展中的诸多社会问题,其根源在于未能解决土地问题,因此他试图探讨一种一劳永逸的办法,即使中国富强,又避免产生贫富悬殊的现象,避免社会危机
为此,他希望“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
但是,孙中山的“平均地权”并非将土地所有权分给农民,没有正面触及封建土地所有制,不能满足广大农民的土地要求,在革命中难以成为发动广大工农群众的理论武器
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学说,初步描绘出中国还不曾有过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是一个比较完整而明确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纲领
它的提出,对推动革命的发展产生了重大而积极的影响
关于革命与改良的辩论
论战的主要内容
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潮广泛传播、革命形势日益成熟的时候,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坚持走改良道路,反对用革命手段推翻清朝统治
1905年至1907年间,围绕中国究竟是采用革命手段还是改良方式这个问题,革命派与改良派分别以《民报》《新民丛报》为主要舆论阵地,展开了一场大论战
投入这场论战的还有其他十几种报刊
论战的主要内容是
第一,要不要以革命手段推翻清王朝
这是双方论战的焦点
改良派说,革命会引起下层社会暴乱,招致外国的干涉、瓜分,使中国“血流成河”“亡国灭种”,所以要爱国就不能革命,只能改良、立宪
革命派针锋相对的指出,清政府是帝国主义的“鹰犬”,因此爱国必须革命。只有通过革命,才能“免瓜分之祸”,获得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
他们指出,进行革命,固然会有牺牲,但是,不进行革命,而容忍清王朝在中国的统治,恰恰意味着中国人民将长期的遭受难堪的痛苦和做出更大的牺牲
人们在革命过程中所付出的努力,乃至做出的牺牲,是以换取历史的进步作为补偿的
革命本身正是为了建设,破坏与建设是革命的两个方面
第二,要不要推翻帝制,实行共和
改良派认为,中国“国民恶劣”“智力低下”,没有实行民主共和政治的能力,如果实行,非亡国不可。因此,只能实行君主立宪甚至开明专制
革命派针锋相对的指出,不是“国民恶劣”而是“政府恶劣”。民主共和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不能以国民素质低劣为借口,搞君主立宪甚或开明专制。只有“兴民权改民主”,才是中国的唯一出路。中国国民自有颠覆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的能力
第三,要不要进行社会革命
改良派反对土地国有,反对平均地权。他们认为中国社会经济组织优良,土地问题不是中国最重要的问题,不存在社会革命的可能。社会革命只会导致中国的大动乱。他们还攻击主张平均地权是煽动乞丐流氓,主张土地国有是危害国本。
革命派强调,当时的中国存在着严重的“地主强权”“地权失平”的现象,必须通过平均地权以实现土地国有,在进行政治革命的同时实现社会革命,才能避免贫富不均等社会问题的出现
论战的重大意义
通过这场论战,划清了革命与改良的界限,传播了民主革命思想,促进了革命形势的发展
但论战中也暴露了革命派在思想理论方面的某些弱点
比如,他们主张推翻清政府,但对“革命是否会招致帝国主义干涉”的问题不敢做出理直气壮的正面回答,只是希望通过“有秩序的革命”来避免动乱和帝国主义的干涉
他们所说的“国民”,主要还是指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而不是广大的劳动群众
在回答改良派攻击土地国有乃“欲夺富人所有以君诸贫民”时,反复申明,革命派政策非“损富者以益贫”,而是使“富者愈富,贫者亦富也”,并且反对贫苦农民“夺富人之田为己有”
这些理论和认识的局限不可避免的会影响辛亥革命的进程和结局
辛亥革命与建立民国
武昌起义与封建帝制的覆灭
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先后发动过多次武装起义
1906年12月,萍、浏、醴起义是同盟会成立后发动的第1次武装起义
这些起义虽然相继失败,但是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其中影响最大的是1911年4月27日(农历三月二十九日)举行的广州起义(史称“黄花岗起义”)
保路风潮
1911年5月,清政府宣布“铁路干线收归国有”,并与四国银行团订立粤汉、川汉铁路借款合同,借“国有”名义把铁路权利出卖给帝国主义,同时借此“劫夺”商股
这激起了湖北、湖南、广东、四川四省的保路风潮,其中以四川为最烈
立宪派本来主张把保路运动限制在“文明争路”的范围之内,但署理四川总督赵尔丰竟下令军警向手无寸铁的请愿群众开枪,造成“成都血案”
广大群众忍无可忍,在同盟会会员的参与下,掀起了全川的武装暴动
武昌起义
由于革命形势已经成熟,湖北新军中的共进会和文学社两个革命团体决定联合行动,在武昌举行武装起义
1911年10月10日晚,驻武昌的新军工程第八营的革命党人打响了起义的第1枪
起义军一夜之间就占领武昌,取得首义的胜利
革命军在三天之内就光复了武汉三镇,成立了湖北军政府
各地响应
武昌起义掀起了辛亥革命的高潮,打开了清王朝统治的缺口
一个月内,就有13个省以及上海和许多州县宣布起义,脱离清政府的统治
腐朽的清王朝迅速土崩瓦解
1912年2月12日,清帝被迫退位。在中国延续了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终于覆灭
革命内部和外部潜伏着的深刻危机
在武昌起义和各省政权更迭的过程中,资产阶级革命派既表现出了革命性和勇敢精神,又暴露出了软弱性和妥协态度
在一些地方,开始是由革命派发动的新军和会党举行武装起义、宣布“独立”的
可是当反动势力反扑时,他们不敢发动群众宝贝已经夺得了的政权,致使政权落到了立宪派和旧官僚、旧军官的手里
有的地方虽是革命党人掌权,但这些人很快蜕变为新军阀、新官僚
这就意味着,革命是很快的发展了,但是它的基础并不牢固,在它的内部和外部都潜伏着深刻的危机
中华民国的建立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
1911年年底,孙中山从海外回到上海
“独立”各省的代表在南京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改国号为中华民国,定1912年为民国元年,并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
南京政权的性质
南京临时政府是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性质的革命政权
这表现在
第一,从政权的人员组成看,资产阶级革命派在这个政权中占有领导和主体的地位
第二,从制定的政策看,南京临时政府制定的各项政策措施中,集中代表和反映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愿望和利益,在相当程度上也符合广大中国人民的利益
南京临时政府的局限性
局限性表现在
企图用承认清政府与列强所定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和清政府所欠的一切外债,来换取列强承认中华民国(在南京临时政府的《告友邦书》中体现)
也没有提出任何可以满足农民土地要求的政策和措施,反而以保护私有财产为借口,去维护封建土地制度以及官僚、地主所占有的土地和财产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1912年3月,临时参议院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以下简称《临时约法》)
这是中国历史上第1部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性质的法典
它规定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国体、政府组织机构以及人民享有的各项民主权利
《临时约法》规定,“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全体国民”,而“以参议院、临时大总统、国务员、法院行使其统治权”
《临时约法》规定,增设国务总理,作为政府首脑。内阁辅佐临时大总统,为行政机关,行使行政权;增设法院,行使司法权;参议院为立法机关,行使立法权,参议院还有弹劾大总统和国务员的权利
《临时约法》还规定,中华民国国民一律平等,享有人身、财产、集会、结社、出版、言论等自由,享有请愿、陈述、考试、选举与被选举等民主权利
这样,作为革命的产物的《临时约法》就以根本大法的形式废除了2000年来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确认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政治制度
《临时约法》带有鲜明的革命性、民主性和进步意义
毛泽东说过:“民国元年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在那个时期是一个比较好的东西;当然,是不完全的、有缺点的,是资产阶级性的,但是它带有革命性、民主性。”
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
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以反对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为目的的革命,是一次比较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在近代历史上,辛亥革命是中国人民为救亡图存、振兴中华而奋起革命的一个里程碑,它使中国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变,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
第一,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势力的政治代表、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代理人清王朝的统治,沉重打击了中外反动势力,使中国反动统治者在政治上乱了阵脚
在这以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在中国再也不能建立起比较稳定的统治,从而为中国人民斗争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第二,辛亥革命结束了统治中国2000多年封建社会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1个资产阶级共和政府,使民主共和的观念开始深入人心,并在中国形成了“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的民主主义观念
正因为如此,当袁世凯、张勋先后复辟帝制时,均受到了社会舆论的强烈谴责和人民群众的坚决反抗
第三,辛亥革命推动了中国人民的思想解放
自古以来,皇帝被看作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的绝对权威,如今连皇帝都可以被打倒,那么还有什么陈腐的东西不可以被怀疑、不可以被抛弃?
辛亥革命激发了人民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觉醒,打开了禁锢思想进步的闸门
第四,辛亥革命推动了中国的社会变革,促使中国的社会经济、思想习惯和社会风俗等方面发生了新的积极变化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先后颁布了一系列有利于工商业发展的政策和措施,以推动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使随后的几年成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代”
国革命政府还提倡社会新风,扫除旧时代的“风俗之害”
如:以公元纪年,改用公历
下级官吏见上级官吏不再行跪拜礼
男子剪辫、女子放逐之风迅速席卷全国等
这些变化不仅改变了社会风气,也有助于人们的精神解放
第五,辛亥革命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而且推动了亚洲各国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
辛亥革命的失败
封建军阀专制统治的形成
袁世凯窃国
1912年2月12日,清帝退位
第二,袁世凯致电临时政府,宣布“共和为最良国体”
孙中山向参议院提出辞职咨文,但附以南京为首都、总统在南京就职、遵守约法三个条件,力图以此制约袁世凯
袁世凯表面接受条件。但又玩弄权术,制造种种事端,使前两个条件很快被突破,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
4月1日,孙中山政事卸去临时大总统职务
随后,临时参议院决议将临时政府迁往北京
南京临时政府只存在三个月便夭折了
北洋军阀首领袁世凯在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势力以及附从革命的旧官僚、立宪派的共同支持下,窃取了辛亥革命的果实
北洋军阀反动政权的性质
袁世凯以“拥护共和”的高调骗取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信任和妥协,攫夺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打着中华民国的招牌,以北京为首都建立了代表大地主和买办资产阶级利益的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
在政治上,北洋政府实行军阀官僚的专制统治
包括撕毁《临时约法》,炮制《中华民国约法》《总统选举法》,使大总统不仅可以无限期连任,而且可以推荐继承人
投靠帝国主义,与列强签订“善后大借款”合同,用盐税作抵押
1915年5月,竟然基本接受日本提出的严重损害中国权益的“二十一条”要求
复辟封建帝制,袁世凯做了83天的“中华帝国”皇帝(1916年1月1日到3月23日)
1917年6月,前清官僚张勋率“辫子军”北上,拥废帝溥仪复辟(前后12天)
在经济上,北洋政府竭力维护帝国主义、地主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的利益
在文化思想方面,尊孔复古思潮猖獗一时
从1913年开始,袁世凯先后命令全国恢复祀孔、祭孔典礼,恢复跪拜礼节,中、小学恢复尊孔读经
总之,北洋军阀政府从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思想上对辛亥革命进行了全面的反攻倒算
中国重新落入了黑暗的深渊
资产阶级革命派在中国建立一个独立、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梦想破灭了
北洋军阀是在清朝末年由袁世凯建立起来的封建的、买办的反动政治武装集团
他们以地主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作为自己的主要社会支柱,以外国帝国主义作为自己的主要靠山
北洋政府统治下的中国在形式上是统一的
从1912年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果实到1928年奉系军阀垮台,北洋军阀统治中国达16年之久
袁世凯死后,中国陷入了军阀割据的局面
形成这种局面的深刻原因是:
一方面,中国主要是地方性的农业经济而没有形成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市场
另一方面,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采取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
这些割据称雄的各派系军阀之间,或者为了争夺中央政权,或者为了保持、扩大自己的地盘,进行连年不断的纷争,引发多次战乱
北洋政府统治时期是中国近代政治最黑暗的时期之一
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和教训
挽救共和制度的奴努力
辛亥革命失败后,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内部也发生了分化
但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继续进行反对封建军阀的斗争,努力挽救共和制度
“二次革命”
孙中山起初也一度受到袁世凯的欺骗,表示“十年不预政治”,以修铁路、发展实业为己任
1913年宋教仁被刺后,他开始看清了袁世凯的真面目,毅然发动武装反袁的“二次革命”
由于北洋军阀在军事上占绝对优势,而国民党方面缺乏兵力和财力,内部意见又不一致,结果只坚持了两个月就失败了
1914年,孙中山在日本组织中华革命党,坚持反袁武装斗争
由于中华革命党提不出能够动员群众的革命纲领,入党者又必须宣誓绝对服从孙中山个人,带有强烈的宗派性,严重脱离群众,因为参加的人数很少,社会影响不大
护国运动
1915年12月25日,即袁世凯准备“登极”前一种,蔡锷等在云南组织“护国军”,宣布独立,很快形成席卷半个中国的护国运动
次年3月,袁世凯在全国人民的反对声中被迫取消帝制,不久忧惧而死
护法运动
皖系军阀投资段其瑞掌握北洋政府后,变本加厉的推行独裁卖国的反动统治,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
在这种局面下,孙中山举起了“护法”的旗帜
但“护法”的口号在群众中缺少号召力
由于孙中山既没有足够的实力,也不掌握军队,所以不得不依靠与皖系军阀有矛盾的西南军阀
而西南军阀则企图利用孙中山的声望对抗北洋军阀,扩大自己的实力
1917年9月,在广州成立以孙中山为大元帅的护法军政府,并出师北伐
不久西南军阀与直系军阀勾结,擅自实行停战,并且排挤孙中山,改组军政府
1918年5月21日,孙中山愤然离开广州去上海
护法运动的失败,使他认识到“南与北如一丘之貉”,想依靠南方军阀来反对北洋军阀,是行不通的
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终结
孙中山具有顽强的革命精神
他首先喊出“振兴中华”的口号,不断摸索救国救民的道路,并始终坚持奋斗,在领导人民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国的斗争中建立了历史功勋
孙中山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是伟大的民族英雄、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一生以革命为己任,立志救国救民,为中华民族作出了彪炳史册的贡献,是20世纪初期推动中国发生历史性巨变的主要代表
但是,孙中山并没有找到中国的真正出路
护法运动的失败不仅是孙中山个人的失败,也标志着整个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终结
他表明,中国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已经陷入绝境,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再也不能领导中国革命前进了
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和教训
失败的原因
辛亥革命所以失败,从根本上说,是因为在帝国主义时代在的中国,资本主义的建国方案是行不通的
帝国主义绝不容许中国建立一个独立、富强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从而使自己失去中国这个占世界人口1/4的剥削、奴役的对象
因此,他们用政治、外交、军事、经济、财政等各种手段来破坏、干涉中国革命,扶植并支持他们的代理人袁世凯夺取政权
帝国主义与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大地主大买办势力以及旧官僚、立宪派一起勾结起来,从外部和内部绞杀了这场革命
从主观方面来说,在于他的领导者资产阶级革命派本身存在着许多弱点和错误
第一,没有提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
他们没有明确提出反帝的口号,甚至幻想以妥协退让来换取帝国主义对中国革命的承认和支持
他们只强调反满和建立共和政体,并没有认识到必须反对整个封建统治阶级,致使一些汉族旧官僚、旧军官也混入革命的营垒
受当时政治局势的左右和妥协退让思想的支配,革命党人最后甚至还把政权拱手让给了袁世凯
第二,不能充分发动和依靠人民群众
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同封建势力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因而不敢依靠封建的主力军农民群众
在革命的过程中,资产阶级革命派虽然也曾联合新军(多数是穿起军装的农民和学生)和会党(以游民和破产农民为主体的秘密结社),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动员了群众的力量,但在清政府被推翻之后,他们便把群众抛弃了
他们不但不去领导农民进行反封建的斗争,反而指责农民“行为越轨”,并派兵加以镇压
正因为中国民主革命的主力军农民没有被动员起来,这个革命的根基就显得相当单薄
第三,不能建立坚强的革命政党,作为团结一切革命力量的强有力的核心
同盟会内部的组织比较松懈,派系纷杂,缺乏一个统一和稳定的领导核心
教训
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弱点、错误,根源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
正因为如此,辛亥革命仅仅赶跑了一个皇帝,却没有能够改变封建主义和军阀官僚政治的统治基础,无法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根本任务
辛亥革命的失败表明,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没有能够救中国,先进的中国人需要进行新的探索,为中国谋求新的出路
中国共产党人是孙中山开创的革命事业的最忠实的继承者
由于历史进程和社会条件的制约,辛亥革命虽然没有改变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没有改变中国人民的悲惨命运,没有完成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但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打开了中国进步的闸门,传播了民主共和理念,极大推动了中华民族思想解放,以巨大的震撼力和影响力推动了中国社会变革
中国共产党人是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最坚定的支持者、最忠诚的合作者、最忠实的继承者
中国共产党继承和发展的是辛亥革命为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进行的反帝反封建斗争,是为争取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
开天辟地的大事变
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
新文化运动与思想解放的潮流
新文化运动
新文化运动兴起的背景
辛亥革命的失败和北洋军阀统治的建立,使人们陷入了深深的绝望、苦闷和彷徨之中
一些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认为,以往少数先觉者的救国斗争之所以成效甚少,根源在于中国国民之蒙昧
因此,“欲图根本之救亡”,必须改造中国的国民性
他们决心发动一场新的启蒙运动,以期廓清蒙昧、启发理智,使人们从封建思想的束缚中即蒙昧状态中解放出来
这个运动后来被称为新文化运动
新文化运动开始的标志
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始
陈独秀在《青年杂志》创刊号发表的《敬告青年》一文中提出6条希望和要求
一年后,《青年杂志》更名为《新青年》
添加一个“新”字,不仅使其鼓吹新思想、新文化,启发新觉悟,早就新青年的主旨一目了然,而且给人以全新的感觉:起点新,内容新,目标新,形式新
1917年1月,爱国民主主义者、教育家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
他聘陈独秀为北大文科学长
《新青年》编辑部也随之迁至北京
1918年1月,《新青年》由陈独秀个人主编的刊物改为同人刊物
李大钊、鲁迅、胡适等参加编辑部并成为主要撰稿人
《新青年》杂志和北京大学成了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
新文化运动的基本内容与基本口号
初期新文化运动的基本内容
提倡民主和科学,反对专制和迷信盲从;
提倡个性解放,反对封建礼教;
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实行文学革命
新文化运动的基本口号是民主与科学
当时提倡的民主有两层含义
一是指民主精神和民主思想,包括个性解放、人格独立即自由民主权利的内容
二是指与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相对立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制度
当时提倡的科学也有两个方面的含义
它主要是指与封建迷信、蒙昧无知相对立的科学思想、科学精神以及认识和判断事物的科学方法
同时也指具体的科学技术、科学知识
新文化运动在民主与科学的大旗下,提出了“破除迷信”的口号,号召人们“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破坏陈腐学说之囹圄”,以“求得思想的解放”
他们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文化革命的两面旗帜
鲁迅的小说《狂人日记》等对封建礼教的有力揭露和控诉,使反对“吃人的礼教”成了许多人的共同呼声
陈独秀提出的文学革命的主张,胡适对白话文的提倡,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五四运动以前的文化运动的性质与评价
五四运动以前的文化运动的性质
1919年五四运动以前的文化运动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新文化反对封建主义旧文化的斗争
五四以前的新文化运动的重大历史意义
五四以前新文化运动是中国历史上一次前所未有的启蒙运动和空前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
他以勇往直前的大无畏精神和与传统观念彻底决裂的激烈姿态,对封建专制主义、封建伦理道德和封建迷信愚昧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唤醒了一代青年,使中国的知识分子尤其是广大青年受到一次西方民主和科学思想的洗礼
他在社会上掀起了一股生气勃勃的思想解放潮流,冲决了禁锢人们思想的闸门,从而为外国各种思想流派传入中国敞开了大门,激励着人们去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
正是在新文化运动的推动和影响下,中国涌现了一批青年革命民主主义者
其中的先进分子接受俄国10月革命的影响,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准备了思想和文化的条件
五四以前新文化运动的局限
第一,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批判孔学,是为了给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扫清障碍
但是由于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行不通,所以从根本上说,提倡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并不能为人们提供一种思想武器去认识中国,有效的对中国社会进行改造
第二,在思想认识上,把改造国民性置于优先的地位
但是,离开改造产生封建思想的社会环境的革命实践,仅仅依靠少数人的呐喊,依靠有限的宣传手段,要根本改造由这种社会环境产生的思想、所造成的国民性,是不可能的
第三,在思想方法上,那时的许多领导人物,还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他们使用的方法,一般地还是资产阶级的方法
他们中有的人看问题很片面,坏的就是绝对的坏,好的就是绝对的好
这种形式主义地看问题的方法,影响了这个运动后来的发展
第四,在范围上,局限在城市的一部分知识分子中,未和工人农民发生联系
十月革命对中国的影响
十月革命推动了中国先进分子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
1914年爆发的第1次世界大战,以极端的形式进一步暴露了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的不可克服的矛盾
新文化运动的左翼人士,开始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产生怀疑,这推动着他们去探索挽救危亡的新的途径,为他们以后接受马克思主义准备了合宜的土壤
1917年俄国爆发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推动中国的先进分子把自己的目光从西方转向东方,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转向社会主义
第一,十月革命给予中国人的一个启示是: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也可以用社会主义思想指引自己走向解放之路
十月革命发生在其国情与中国相同(封建压迫严重)或近似(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因而对中国的先进分子具有特殊的吸引力
第二,十月革命诞生的社会主义俄国号召反对帝国主义,并以新的平等的态度对待中国,有力的推动了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
1919年苏维埃俄国第1次对华宣言声明放弃沙俄在中国攫取的一切特权,引起人们很大的震动
第三,十月革命中俄国工人、农民和士兵群众的广泛发动并由此赢得胜利的事实,给予中国的先进分子以新的革命方法的启示,推动他们去研究这个革命所遵循的主义
这样,一批先进分子经过反复比较,就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转向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产生了一批赞成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
中国举起马克思主义旗帜第1人——李大钊
李大钊是中国的第1个马克思主义者
他的代表作有:
1918年7月发表的《法俄革命之比较观》
1918年11月、12月发表的《庶民的胜利》和《Bolshevism的胜利》
1919年9月、11月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
李大钊的名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五四运动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
五四运动的发生和发展
五四运动爆发的时代和社会历史条件
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划时代的事件
这个运动是在新的时代条件和社会历史条件下发生的
首先,新的是社会力量的成长、壮大
在1914年至1918年世界大战期间,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得到了相当迅速的发展
中国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力量也进一步成长起来
五四运动前夕,中国产业工人已经达到200余万人
这样,五四运动就获得了比以往的革命斗争更加广泛的群众基础
其次,是新文化运动掀起的思想解放的潮流
受到这个潮流影响的年轻一代知识界,尤其是那些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为五四运动准备了最初的群众队伍和骨干力量
最后,是俄国十月革命对中国的影响
五四运动的直接导火线——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
1919年初,第1次世界大战中获胜的战胜国在巴黎召开“和会”
中国作为协约国的成员之一,派代表出席
中国政府代表提出废除外国在华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在中国的军队和巡警、撤销领事裁判权、归还租界、取消日本强加的“二十一条”及换文等正义要求,遭到拒绝
会议竟规定德国应将在中国山东获得的一切特权转交给日本
北洋政府居然准备在这样的合约上签字
消息传到国内,激起了各阶层人民的强烈愤怒
1919年5月4日,北京大学等北京十几所学校的学生3000余人在天安门前集会,随后举行示威游行
他们提出“外争主权,内除国贼”“废除21条”和“还我青岛”等口号,一致主张拒绝在合约上签字,要求惩办北洋军阀政府的三个亲日派官僚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
学生的爱国行动受到北洋政府的严厉镇压
五四运动经历了两个阶段
5月4日到6月5日,以学生为主,中心在北京
正当学生爱国运动面临夭折的危险时,中国工人阶级开始以独立的姿态登上历史舞台
从6月5日起,上海六七万工人为声援学生先后自动举行罢工
工人罢工推动了商人罢市、学生罢课
随后,这场反帝爱国运动扩展到了20多个省区、100多个城市
运动突破了学生、知识分子的狭小范围,成为有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参加的全国范围的群众性反帝爱国运动
斗争的主力由学生转向了工人,运动的中心由北京转到了上海
五四运动的直接斗争目标得到了实现
迫于人民群众的压力,北洋政府不得不于6月10日释放被捕学生,并宣布罢免亲日派官僚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的职务
6月28日,中国政府代表也没有出席巴黎合约的签字仪式
五四运动的直接斗争目标得到了实现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
五四运动的历史特点
五四运动是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发生的,它具有以辛亥革命为代表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所不具备的一些特点
第一,表现了反帝反封建的彻底性
“彻底性”不是指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任务,而是指斗争的坚决性、不妥协性
同时,也是指从感性的排外到理性的认识帝国主义的实质
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认识经历了两个阶段
第1阶段是表面的感性认识的阶段,这典型的表现在义和团等笼统的排外主义的斗争上
第2阶段才进到理性的认识阶段,即看出了帝国主义内部和外部的各种矛盾,并看出了帝国主义联合中国买办阶级和封建阶级以压榨中国人民大众的实质
这种认识是从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才开始的
在这场运动中,提出了“改造强盗世界,不认秘密外交,实行民族自决”和“另起炉灶,组织新政府”这样的口号
这表明,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线上了
第二,一次真正的群众运动
辛亥革命的根本弱点之一,就是没有广泛的动员和组织群众,而五四运动本身就是一场群众性的革命运动
参加到运动中的有工人阶级、学生群众和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
特别是“六五”以后,中国工人阶级以中国历史上空前规模的政治大罢工,对五四运动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这表明中国工人阶级已经成为中国政治舞台上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开始走上领导中国革命的新阶段
它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奠定了阶级基础
第三,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
巴黎和会上中国的外交失败,有力的打破了人们对于资本主义列强的幻想
倾向于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中,一些人经过比较,开始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集合起来
在五四运动中,那些接触了社会主义思潮、初步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开始到工人中去进行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
他们发挥了某种先锋和桥梁的作用
而先进知识分子与工人群众相结合的过程,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过程
这样,五四运动就为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
第四,五四运动发生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后,发生在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新时代
俄国十月革命改变了整个世界的历史方向,划分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时代
在这个时代,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如果发生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客观上就成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
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在十月革命后就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了
五四运动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
正因为五四运动的上述新的历史特点,他也就成了中国革命的新阶段即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开端
马克思主义进一步传播与中国共产党诞生
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队伍
五四运动以后,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蓬勃兴起,马克思主义开始在知识界中得到传播
早期马克思主义队伍主要有三种类型:
一是五四以前的新文化运动的精神领袖,如李大钊、陈独秀,是先驱者和擎旗人
二是五四运动的左翼骨干,如毛泽东、周恩来等,是其主体部分;
三是部分原同盟会会员、辛亥革命时期的活动家,如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
早期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的特点
主要有三点
第一,重视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学习,明确的同第二国际的社会民主主义划清界限
这是与西方有些国家的情况很不一样,说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一开始就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原则和正确方向
第二,注意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去研究和解决中国面临的实际问题
第三,开始提出知识分子应当同劳动群众相结合的思想
新文化运动的发展
新文化运动发展的新阶段
五四以前的新文化运动主要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新文化反对封建主义的旧文化的斗争,五四以后的新文化运动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马克思主义开始逐步的在思想文化领域中发挥指导作用了
民主与科学的新含义
五四以后的新文化运动继承了五四运动的科学与民主的精神,赋予了新的含义,使他们在更高的层次上得到了发扬
第一,民主不再指狭隘的资产阶级民主,而是指多数人的民主、以劳动群众为主体的民众
第二,科学,除自然科学外,就对社会的研究来说,主要是指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社会革命论
第三,反封建的思想启蒙工作,也从反对封建思想进而提出必须反对产生封建思想的社会制度;反封建思想的斗争的立足点从争取个人的个性解放,扩展到争取人民群众的社会解放的高度;反封建的斗争方式,从少数人进行的思想批判,逐步的发展为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
所有这些,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以往启蒙者的弱点,把反封建的启蒙运动有力地推向前进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
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
1920年4月,经共产国际批准,俄共(布)远东局派维京斯基来华
他先后在北京、上海会见李大钊、陈独秀等。介绍苏俄和俄共情况,并说中国可以组织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1920年8月,中国第1个共产党组织在中国工人阶级最密集的中心城市上海建立
首次会议决定,推陈独秀为书记,并函约各地社会主义分子组织支部
11月,创办半公开的《共产党》(月刊)
这个刊物第1次在中国竖起共产主义的大旗,指明了中国革命的共产主义方向
1920年10月,李大钊、张国焘等在北京成立共产党北京支部,李大钊任书记
从1920年秋至1921年春,长沙、济南、广州都成立了共产党的早期组织
在日本、法国留学的中国先进分子,也成立了这样的组织
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活动
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
他们在《新青年》杂志(1920年9月成了上海党的早期组织的机关刊物)、《共产党》(月刊)等报刊上发表文章,宣传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的经验
为了扩大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阵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员同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流派进行了斗争
1919年李大钊与胡适关于“问题与主义”的争论
1920年底,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与张东荪、梁启超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
还有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员与黄凌霜、区声白等无政府主义者进行的论战
同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进行的斗争,帮助一批倾向社会主义的进步分子划清了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界限,科学社会主义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流派的界限,推动他们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道路
到工人中去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
1920年11月,共产党早期组织领导的第1个工会——上海机器工会宣告成立
北京、武汉、长沙、广州、济南等地的工人也相继成立工会
工会开始发动工人展开罢工斗争
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
各地团组织通过引导青年学习马克思主义,参加实际斗争,为党造就了一批后备力量
进行关于建党问题的讨论和实际组织工作
1920年11月,党的发起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制定了《中国共产党宣言》,阐述共产主义者的理想、共产主义者的目的和阶级斗争的最近状态
各地的共产主义者对建党的有关问题展开了讨论
如毛泽东和蔡和森通信,讨论建党问题
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及其意义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
近代以来,为改变中华民族的命,中国人民和无数仁人志士进行了千辛万苦的探索和不屈不挠的斗争
然而不触动封建根基的自强运动和改良主义,旧式的农民战争,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革命,照搬西方资本主义的其他种种方案,都不能完成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民族使命和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
中国的发展进步,客观上要求有能够指导中国人民进行反帝反封建革命的先进理论,有能够领导中国社会变革的先进社会力量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1年7月23日在上海召开,参加大会的有12名代表,他们来自7个地方,代表50多名党员
出席会议的还有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
大会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
党的纲领是
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采用无产阶级专政以达到阶级斗争的目的——消灭阶级,废除资本私有制,以及联合第三国际等
大会在讨论实际工作计划时,决定首先集中精力组织工人
鉴于当时的党“几乎完全由知识分子组成”,大会决定“要特别注意组织工人,以共产主义精神教育他们”
大会选举产生了由陈独秀、张国焘、李达组成的党的领导机构——中央局,以陈独秀为书记
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历史特点和意义
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历史特点
中国共产党是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成立的,其创建具有以下历史特点
第一,思想基础好
他所接受的,是没有被修正主义阉割的马克思主义的完整的科学世界观和社会革命论,是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即列宁主义,是在斗争中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划清了界限的科学社会主义
第二,阶级基础好
它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工人运动的基础上产生的
中国工人阶级深受帝国主义者、本国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的三重压迫,具有坚定的革命性
在这个阶级中,不存在欧洲那种工人贵族阶层,没有社会改良主义的基础
而且在半殖民地的中国,工人阶级根本不可能进行和平的议会斗争,他们很少可能对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抱有期望
所以,中国共产党一开始就是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为基础的党,是一个区别于第二国际旧式社会改良党的新型工人阶级革命政党
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历史意义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一个“开天辟地的大事变”
第一,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有了可以信赖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中国革命有了坚强的领导力量
中国人民从来就勤劳勇敢,富于斗争传统
他们的斗争之所以屡遭挫折和失败,重要原因之一,是由于没有一个先进的坚强的政党作为凝聚自己力量的领导核心
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这种局面就开始从根本上改变了
第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中国革命有了科学的指导思想
第三,党所提出的纲领和奋斗目标,代表着中国社会发展的正确方向,代表着中国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
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义无反顾地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
中国人民由此踏上了争取民族独立、自身解放的光明的道路,开启了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历史征程
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这个初心和使命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
因此,中国共产党从诞生时起,就充满生机和活力,预示着中国的光明和希望
第四,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也使中国革命有了新的革命方法,并沟通了中国革命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之间的联系
中国革命的面目从此焕然一新
总之,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一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
当然,中国共产党要胜利地担负起自己的历史使命,必须不断加强自身的建设
这是因为
第一,在当时的中国,工人阶级的人数不多,又比较年轻,许多工人不久前还是小生产者。在党内,出身于小资产阶级的党员占有相当大的数量。因此,新生的中国共产党不能不受到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严重影响
第二,他是一个在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情况复杂、经济文化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开始自己的活动的。因此,他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全面的、正确的结合起来,制定出适合中国情况的纲领、路线、方针和政策,不能不经历一个曲折的探索的过程,一个在党和人民集体奋斗的基础上逐步积累经验的过程
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制定革命纲领,发动工农运动
制定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
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中国革命就出现了崭新的面貌
表现在
第一,中国共产党破天荒第1次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为中国人民指明了斗争的目标
分清敌友,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以往的斗争之所以成效甚少,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
对于这个在长时间里没有得到解决的问题,中国共产党成立不久,就给予了一个基本的解决
1922年7月召开的中共二大通过对中国社会经济政治状况的分析,明确的指出,加给中国人民“最大痛苦的是资本帝国主义和军阀官僚的封建势力”,因此,“反对这两种势力的民主主义的革命运动是极有意义的”
党的最高纲领是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
它在当前阶段的纲领应当是:打倒军阀;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统一中国为真正民主共和国
第二,中国共产党也开始采取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政党和政治派别没有采取过、也不可能采取的革命方法,即群众路线的方法
是不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这是关系革命成败的一个大问题
以往的斗争之所以成效甚少,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未能充分的发动群众
这种情况,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不久,也有了一个根本的改变
中共二大即指出:“我们既然是为无产群众奋斗的政党,我们便要‘到群众中去’,要组成一个大的‘群众党’。”这个党不仅“内部必须有适应于革命的组织与训练”,而且“党的一切运动都必须深入到广大的群众里面去”,都“必须是离不开群众的”
共产党成立后,很快就开展工人运动,农民运动等等
发动工农群众开展革命斗争
第1次工人运动高潮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党的工作重点在发展工人运动方面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影响、推动下,以1922年1月香港海员罢工为起点,1923年2月京汉铁路工人罢工为终点,掀起了第1次工人运动高潮
在13个月的时间里,全国发生的包括安源路矿工人罢工、开滦五矿工人罢工等在内的大小罢工100余次,参加者在30万人以上
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是中国共产党第1次独立领导并取得完全胜利的工人斗争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人斗争,显示了工人阶级的坚定的革命性和坚强的战斗力,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政治影响
孙中山正是从这个斗争中,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一支新兴的、生机勃勃的革命力量,依然下定决心同它进行合作的
农民运动
在集中力量领导工人运动的同时,中国共产党也开始从事发动农民的工作
1921年9月,浙江萧山县衙前村农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成立了全国第1个农民协会:衙前农民协会,发表了《衙前农民协会宣言》
1922年6月,彭湃来到家乡广东海丰县赤山约,经过艰苦的工作,成立了农会
这种新式的农民运动,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也是不曾有过的
北伐前农民运动中心在广东,北伐时在湖南
广东农民运动主要内容有
创办农民运动讲习所
建立农民武装
建立农民协会等等
国共合作的形成与大革命的兴起
国共合作的形成
中国共产党从实践中认识到建立革命的统一战线的重要性
第1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帝国主义势力又卷土重来,国内各派军阀之间的纷争也进一步扩大,面对中国社会矛盾日益加深,人民生活更趋恶化,“打倒列强,除军阀”已成为全国人民强烈愿望的现实,中国二大提出了“联合全国一切革命党派,联合资产阶级民主派,组织民主的联合战线”的主张
对于合作的方式,中共二大提出,先行邀请国民党召开代表会议,经协商后,在全国各城市集合各革新团体,组织民主主义大同盟,即实行“党外合作”
1923年2月7日京汉铁路罢工遭到北洋政府的血腥镇压之后,中国的工人运动暂时转入了低潮
共产党更加认识到,中国无产阶级虽是一个最有觉悟性和最有组织性的阶级,但是如果单凭自己一个阶级的力量,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
而要胜利,就必须在各种不同的情形下团结一切可能的革命的阶级和阶层,组织革命的统一战线
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大体是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政党
中国共产党认为,“中国现存的各政党,只有国民党,是比较革命的民主派”,因此首先应当争取同国民党进行合作
1923年6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3次全国代表大会,就国共合作的方针和办法作出了正式的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即实行“党内合作”
孙中山联俄政策的确立
从第1次工人运动高潮中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的力量的孙中山,在经历陈炯明武装叛乱及共产国际和苏俄向她伸出友谊之手后,思想发生了重大的转变
1923年1月,孙中山和苏俄代表越飞联名发表《孙文—越飞宣言》,标志着孙中山联俄政策的确立
在二七惨案之后,中国共产党决定采取更为积极的步骤去联合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
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
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在孙中山主持下在广州举行
大会通过的宣言对三民主义作出了新的解释:
在民族主义中突出了反帝的内容,强调对外实行中华民族的独立,同时主张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
在民权主义中强调了民主权利应为“一般平民所共有”,不应为“少数人所得而私”
把民生主义概括为“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两大原则(后来又提出了“耕者有其田”的主张),并提出要改善工农的生活状况
这个新三民主义的政纲同中共在民主革命阶段的纲领基本一致,因而成为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
大会实际上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革命政策
这样,国民党一大的成功召开,就标志着第1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
第1次国共合作的特点
第一,合作形式是党内合作,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
第二,合作的政治基础是国民党一大新解释的三民主义
大革命的兴起
1925年至1927年中国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比之以往任何一次革命,包括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群众的动员程度更为广泛,斗争的规模更加宏伟,革命的社会内涵更其深刻,因此被称作大革命
国共合作的形成加快了中国革命前进的步伐
1924年工人运动开始复兴,农民运动也有了初步开展
国共合作创办了黄埔陆军军官学校,为未来的革命战争准备了军事力量的骨干
掀起全国范围的大革命高潮
1925年5月,以五卅运动为起点,掀起了全国范围的大革命高潮
在此基础上,举行了胜利的广东战争,统一并巩固了广东革命根据地
1925年7月1日,国民政府在广州建立
随后,将黄埔军校校军和驻广东的粤军、湘军、滇军先后改编为国民革命军
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展
北洋军阀的三支势力
当时,北洋军阀统治着全国大部分地区
直系军阀吴佩孚控制着湖南、湖北、河南三省和直隶(河北)保定一带,约有兵力30万人;
由直系分立出来的孙传芳盘踞在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福建五省,约有兵力20万人;
奉系军阀张作霖控制着东北三省、热河、察哈尔、京津地区和山东,约有兵力30万人
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展
1926年7月,以推翻北洋军阀统治为目标的北伐战争开始
国民革命军在工农群众的支援下,采取各个击破的战略,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先后基本上摧毁了北洋军阀吴佩孚、孙传芳的主力,革命势力发展到了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的大部分地区
“打倒列强,除军阀”的歌声响彻了大江南北、大河上下
随着北伐的胜利进军,中国形成了历史上空前的人民解放运动
以湖南为中心,广大农村掀起了大革命的风暴
1926年9月,毛泽东发表《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一文,指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所谓革命革命运动,其大部分即是农民运动”
工人运动迅速走向高涨;国民政府进行了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的斗争;上海工人共举行了三次武装起义
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统治受到了严重的打击
中国共产党对大革命所做的独特的、重大的贡献
大革命是在国共合作的条件下进行的,没有国共合作,不会在短时间内掀起这样一场革命
在这场革命中,中国共产党起着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没有中国共产党,就不会有这场大革命
这是因为
第一,大革命是在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的政治口号下进行。而提出这个口号的,政事中国共产党
第二,大革命是在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下进行的。而中国共产党正是国共合作的倡导者和统一战线的组织者
第三,大革命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空前广泛而深刻的群众运动。而中国共产党正是人民群众的主要发动者和组织者
经过共产党人的深入细致的工作,一向被视为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的力量逐步的组织起来、凝聚起来
这就为国民革命的发展、广东战争和北伐战争的胜利奠定了群众基础
第四,大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是革命战争
共产党人不仅帮助和推动了国民革命军的建立,而且在军队中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政治工作,积极提高国民革命军的素质,增强它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共产党员在战斗中更是身先士卒,起着先锋作用和表率作用
大革命的意义、失败原因和教训
大革命的失败
北洋军阀势力的迅速崩溃,使帝国主义列强感到震惊
他们在中国集结兵力、制造事端,企图以武力相威胁,阻挡中国革命的前进步伐;同时开始拉拢时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蒋介石
在大革命初期,蒋介石“起了一般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作用”
1926年3月,它制造了中山舰事件,打击了共产党和工农的力量
他的立场就转到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方面,变为新右派”
1927年3月革命革命军占领南京后,游弋在长江江面的英、美军舰借口保护侨民,猛烈炮轰南京,是中国居民遭到重大伤亡
南京事件加速了蒋介石同帝国主义势力勾结的步伐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共政变,以“清党”为名,在东南各省大规模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
同年7月15日,当时任武汉国民政府主席的汪精卫在武汉召开“分共”会议,并在其辖区内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实行搜捕和屠杀
国共合作全面破裂,大革命最终失败
大革命失败的原因和经验教训
原因
第一,客观原因:“三个由于”
由于反革命力量的强大;
由于资产阶级发生严重动摇、统一战线出现了剧烈的分化;
由于蒋介石集团、汪精卫集团先后被帝国主义势力和地主阶级、买办资产阶级拉进反革命营垒里去了
第二,主观原因
由于中国共产党的中央领导机关在大革命的后期犯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放弃了无产阶级对于农民群众、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尤其是武装力量的领导权,使那次革命遭到了失败
当时的中国共产党还处在幼年时期,没有经验,缺乏对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深刻认识,还不善于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结合起来
第三,国际因素
大革命后期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
由于并不真正了解中国的情况,共产国际出了一些错误的主意
经验教训
大革命失败的教训是极为深刻的
第一,党要不断加强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建设,善于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结合起来,制定和实行正确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这是革命胜利的根本保证
第二,在中国民主革命中,无产阶级领导权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无产阶级必须发动广大农民群众,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建立巩固的工农联盟,才能保证革命的胜利
第三,中国的民主革命必须建立包括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
要坚持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对资产阶级实行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
第四,在中国,要革命就必须掌握武装。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
大革命的历史意义
第一,大革命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基本推翻了北洋军阀的统治
第二,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口号成为广大人民的共同呼声
第三,它实际上是未来胜利的革命的一次伟大的演习,教育和锻炼了各革命阶级
党领导的工农大众经受了革命的洗礼,提高了政治觉悟,为后来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的开展奠定了群众基础
第四,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人民中的政治威望
正是在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发挥了党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进行了轰轰烈烈的革命工作,领导了全国反帝反封建的伟大斗争,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荣的一页,同时开始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途径,制定了民主革命纲领,初步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开始懂得进行土地革命和掌握革命武装的重要性
这为把中国革命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土地革命战争阶段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中国革命的新道路
对革命新道路的艰苦探索
国民党在全国统治的建立
宁、汉合流
1927年4月,蒋介石集团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4月18日,南京成立“国民政府”
但一段时间内,国民党的南京国民政府和武汉国民政府仍然互相对峙
经过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及此后的几番周折,实现了宁、汉合流
1928年2月,南京国民政府改组。武汉国民政府不复存在。
其后,国民党蒋、桂、冯、阎四派新军阀联合举行了讨伐北洋军阀张作霖的战争,于6月进驻北京、天津一带
蒋介石、桂系军阀(白崇禧、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
奉系首领张作霖在退回关外途中,被日本人预埋的炸药炸死
其子张学良于同年12月29日从东北发出通告,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易旗帜”
北洋军阀不再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继续存在
这样,国民党就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自己的统治
国民党政权的性质
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国民党不再是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而是变成了一个由代表地主阶级、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反动集团所控制的政党
国民党政府的统治依然是地主阶级和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的统治,同北洋军阀的统治没有本质的区别
1928年10月,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通过《训政纲领》,规定
“由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国民大会,领导国民行使政权”;
其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时,“以政权付托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之”;
指导监督国民政府重大国务之实行,由中国国民党中央以“政治会议行之”
这样,北洋政府时期还在形式上存在的议会制度也被彻底废除了
国民党所实行的是代表地主阶级、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利益的一党专政和军事独裁统治
土地革命战争的兴起
大革命失败后的艰难环境
在国民党的统治下,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没有改变
反革命力量大大超过了有组织的革命力量
白色恐怖笼罩着全国城乡
中国革命转入低潮,中国共产党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
敢不敢坚持革命?怎样坚持革命?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必须回答的两个根本性的问题
在严峻的考验面前,中国共产党人表现了坚定的革命立场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同时,对怎样坚持革命进行了艰苦的探索
开展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
八七会议
在革命的危急关头,1927年7月中旬,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决定了三件大事
将党所掌握和影响的部队向南昌集中,准备起义;
组织湘、鄂、赣、粤四省的农民,在秋收季节举行暴动;
召集中央会议,讨论和决定新时期的方针和政策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秘密召开紧急会议(八七会议)
在中国革命处于严重危机的情况下,八七会议制定出继续革命斗争的正确方针,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巨大贡献
第一,会议彻底清算了大革命后期的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提出了“整顿改编自己的队伍,纠正过去严重的错误,而找着新的道路”的任务
第二,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总方针
会议明确提出土地革命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
在中国,封建土地制度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买办势力反动统治的重要基础,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始终是革命的根本问题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要独立的领导革命斗争,就必须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制度,只有这样才能得到占人口绝大多数农民的支持和参加,开展武装斗争和建立革命政权才有广泛的、可靠的群众基础
会议提出,党的现实最主要的任务是有系统、有计划的、尽可能的在广大区域内准备农民的总暴动
毛泽东在会议上着重阐述了党必须依靠农民和掌握枪杆子的思想,强调党“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实际上提出了以军事斗争作为党的工作重心的问题
第三,会议选出了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央临时政治局
八七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大大前进了一步,开始了从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转折
开展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
1927年8月1日,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人,率领共产党掌握或影响下的北伐军2万多人在南昌举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1枪
这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端
1927年9月9日,毛泽东等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
起义军公开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的旗帜
在攻打长沙遭遇严重挫折后,起义部队决定南下,向敌人控制比较薄弱的农村区域转移,并于10月7日抵达江西省宁冈县茅坪,开始了创建井冈山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毛泽东确定在井冈山建立根据地是有充分依据的
1927年12月11日,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和叶挺、叶剑英等领导了广州起义,对国民党的屠杀政策发动了又一次英勇的反击
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到1928年年初,中国共产党先后在海陆丰、琼崖、鄂豫边、赣西南、赣东北、湘南、湘鄂西、闽西、陕西等地区领导了近百次武装起义
中国革命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大革命失败,中国共产党得了惨痛的教训,于是有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进入了创造红军的新时期,开启了中国革命新纪元
中国革命由此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即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或称十年内战时期
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对中国革命新道路的探索
党对中国革命道路的认识经历了一个过程
为了坚持中国革命,在当时的条件下,必须进行武装斗争
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的主攻方向究竟是应当指向城市,还是指向农村呢?
党对这个问题的认识经历了一个过程
革命工作应当以城市为中心,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一个时期内全党的共同认识
大革命失败后的初期,中共中央继续留在上海,党的工作重心仍然放在中心城市
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都是以占领中心城市为目标
但是,这些起义都失败了
这些起义失败后保留下来的部队,大都经过摸索,逐步转移到了远离国民党统治中心的农村区域,在那里发动农民群、开展游击战争、进行土地革命和创建工农政权的斗争
客观环境迫使一批又一批的中国革命者深入到农村区域去坚持革命斗争
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是中国革命发展客观规律的要求
八七会议以后的中共中央依据“找着新的道路“的要求,在领导各地武装起义的过程中,也初步提出了相机占领某个县或几个县、建立革命政权、实行武装割据的思想
1928年6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6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继续把城市工作的复兴视为革命高潮到来的决定条件的同时,肯定了农村根据地和红军是决定革命新高潮的更大的发展基础和重要力量
1929年6月,中共六届二中全会进一步指出:在中国,找不到一个经济力量能够统治全国的大城市,所以中国革命要胜利,必须要有红军,必须要有广大的苏维埃区域的帮助
同年9月,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中更指出: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
1930年5月,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发表署名信件,明确提出共产党应当以大部分力量甚至全副力量去发展乡村工作;认为革命势力占据了广大农村之后,即可以联合起来包围城市、封锁城市,用广大的农村革命势力以向城市进攻,这样,革命必然可以得着胜利
这些事实说明:以农村为工作重点,到农村去发动农民,进行土地革命,开展武装斗争,建设根据地,这是1927年以后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规律所要求的
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条革命新道路的开辟,依靠了党和人民的集体奋斗,凝聚了党和人民的集体智慧
而毛泽东,则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毛泽东在实践上、理论上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革命新道路作出的重大贡献
毛泽东不仅在实践中首先把革命的进攻方向指向了农村,开辟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而且从理论上阐明了武装斗争的极端重要性和农村应当成为党的工作中心的思想
在1928年10月和11月,毛泽东就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两篇文章,论证了红色政权能够长期存在并发展的主客观条件,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
文章明确的指出,以农业为主要经济的中国革命,以军事发展暴动,是一种特征;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把土地革命、武装斗争与根据地建设三者结合起来
阐明工农武装割据长期存在并发展的条件非常重要,它为解决以农村为工作中心的问题奠定了基础
1929年4月,针对共产国际和中共党内某些人担心农村斗争超过城市斗争将不利于中国革命的观点,毛泽东指出:半殖民地中国的革命,只有农民斗争得不到工人的领导而失败,没有农民斗争的发展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
随着红军的发展和根据地的扩大,1930年1月,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进一步阐明了中国革命只能走与资本主义国家不同的道路,指出:那种全国范围的、包括一切地方、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是与中国革命的实情不合适的。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异议的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
以毛泽东为书记的红四军前敌委员会还明确的提出了“农村工作是第一步,城市工作是第二步的思想”
这些论述,提出了党把工作重心由城市转移到农村,在农村开展游击战争,深入进行土地革命,建立和发展红色政权,在条件成熟时再夺取全国政权的中国革命新道路的思想
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及毛泽东思想的初步形成
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是对1927年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和根据地斗争经验的科学概括
它是在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同当时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作坚决斗争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
1930年5月,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阐明了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及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原则的极端重要性,提出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和“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的重要思想,表现了毛泽东开辟新道路、创造新理论的革命首创精神
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创造性的运用和发展,指明了中国革命胜利的唯一正确道路,标志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及毛泽东思想的初步形成
1929年12月下旬,在福建上杭县古田村召开了红四军党的第9次代表大会(史称古田会议)
会议通过的毛泽东起草的决议案,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原则,规定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必须绝对服从共产党的领导,必须担负打仗、筹款和做群众工作的任务,强调必须加强思想和政治路线的教育,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
古田会议决议创造性的解决了在农村环境中、在党组织和军队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环境下,如何从加强思想建设入手,保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和建设党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对于中国革命新道路的开辟和坚持具有重要的意义
反“围剿”战争与土地革命
反“围剿”战争
随着革命新道路的开辟,中国革命开始走向复兴
红军和根据地的存在和发展,使国民党统治当局感到震惊和恐慌
从1930年10月起,蒋介石集中重兵,向南方各根据地的红军发动大规模的“围剿”
从1930年10月到1931年7月,红一方面军在毛泽东、朱德等指挥下,贯彻积极防御的方针,实行“诱敌深入”、“避敌主力、打其虚弱”等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战术,连续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三次“围剿”
1932年年底,又取得了第4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
鄂豫皖、湘鄂西等根据地的反“围剿”战争也取得重大胜利
土地革命
红军反“围剿”战争的胜利,革命根据地的发展,是同土地革命的开展密切相关的
开展土地革命,就是要消灭封建地主的土地私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私有制,使广大农民在政治上得到翻身,农民生产力得到解放和发展
中国共产党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和实践经历了一个逐步发展和完善的过程
1928年12月,毛泽东在井冈山主持制定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1个土地法(《井冈山土地法》),以立法的形式,首次肯定了广大农民以革命的手段获得土地的权利
由于缺乏经验,这个土地法规定,没收一切土地归苏维埃政府所有、禁止土地买卖的,这些规定,并不适合中国农村的实际
1929年4月,毛泽东在兴国主持制定第2个土地法(《兴国土地法》),将“没收一切土地”改为“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这是一个原则性的改正,保护了中农的利益使之不受侵犯。但《兴国土地法》人规定没收的土地归苏维埃政府所有,农民对所分得的土地,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
1931年2月,毛泽东进一步总结根据地土地革命的经验,要求各地各级工农民主政府发布公告,明确规定农民已经分得的田归农民个人私有,可以自主租借买卖,别人不得侵犯;生产的产品,除向政府缴纳土地税外,均归农民个人私有,任凭自由买卖
毛泽东还和邓子恢等一起制定了土地革命中的阶级路线和土地分配方法
坚定地依靠贫农、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
以乡为单位,按人口平分土地,在原耕地的基础上,实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
至此,中国共产党就在中国历史上第1个制定了可以付诸实施的比较完整的土地革命纲领和路线
在大革命失败、白色恐怖极其严重的条件下,中国革命之所以能够得到坚持和发展,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中国共产党紧紧的依靠了农民,领导农民进行了土地制度的革命
中国革命在探索中曲折前进
土地革命战争的发展及其挫折
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设
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发展
红一方面军第一、二、三次反“围剿”作战的胜利,使赣南、闽西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拥有21座县城、250万人口、5万平方公里土地的中央革命根据地
与此同时,鄂豫皖、湘鄂西、湘赣、湘鄂赣等根据地也都得到了发展
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设
政治制度建设方面,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省瑞金县叶坪村举行
大会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以及土地法令、劳动法等法律文件;
选举产生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
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毛泽东当选为主席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实行工农兵代表大会制度
各级苏维埃政府广泛吸收工农群众代表参加政权管理,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
这种制度,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要求,是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
此外,在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方面,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根据地成为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雏形
土地革命战争的严重挫折
三次“左”倾错误
中国革命的复兴和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大革命失败后,在纠正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同时,由于对中国情况的复杂性和中国革命的长期性缺乏认识,中国共产党内开始滋长一种“左”的急躁情绪
从1927年7月大革命失败到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之前,“左”倾错误先后三次在党中央的领导机关取得了统治地位
第1次是1927年11月至1928年4月的“左”倾盲动错误,认为革命形势在不断高涨,盲目要求“创造总暴动的局面”
第2次是1930年6月至9月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认为中国革命乃至世界革命进入高潮,忙碌要求举行全国暴动和集中红军力量攻打武汉等中心城市
第3次是1931年1月至1935年1月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
其主要错误是
第一,在革命性质和统一战线问题上,混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将反帝反封建与反资产阶级并列,将民族资产阶级视为中国革命最危险的敌人,一味排斥和打击中间势力
第二,在革命道路问题上,继续坚持以城市为中心,将准备城市工人的总同盟罢工和武装起义作为共产党最主要的任务;指令根据地的红军采取“积极进攻的策略”,配合攻打中心城市
第三,在土地革命问题上,提出坚决打击富农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主张
第四,在军事斗争问题上,实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退却中的逃跑主义
第五,在党内斗争和组织问题上,推行宗派主义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方针
土地革命战争的严重挫折
这几次“左”倾错误,尤其是王明等人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对中国革命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危害
最大的恶果,就是使红军在第5次反“围剿”作战中遭到失败,不得不退出南方根据地实行战略转移——长征
党内屡次出现严重的“左”倾错误的原因
首先,八七会议以后党内一直存在着浓厚的“左”倾情绪始终没有得到认真的清理
其次,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内部事务的错误干预和瞎指挥
再次,与党内生活不正常、打击压制正确意见有直接关系
对于王明等人的“左”倾错误,毛泽东等进行过坚决的抵制和斗争
但是,王明等人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压制党内民主,大搞宗派主义,对持正确意见的或不对他们随声附和的同志,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最后,也是最主要的原因,在于不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全面的、正确的结合起来
当时,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准备不足,理论素养不高,实践经验也很缺乏,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不了解,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没有统一的理解
遵义会议与中国革命的历史性转折
遵义会议的背景
1934年10月中旬,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又称红一方面军)8.6万人撤离根据地,向西突围转移,开始长征
长征初期,中共中央领导人博古依靠与共产国际有关系的军事顾问、德国人李德,犯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错误
在强度湘江之后,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锐减到3万多人
严酷的事实教育了广大的共产党员和红军指战员,他们开始产生对错误领导的怀疑、不满
一些支持过“左”倾错误的中央领导人,如张闻天、王稼祥等,也改变态度,转而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
这样,当中央红军根据毛泽东的提议,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挺进,并在占领黔北重镇遵义之后,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这里召开了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
遵义会议(1935年1月15日至17日)的内容
遵义会议集中解决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
经过激烈的争论,多数人同意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意见,批评了博古、李德在第5次反“围剿”中的错误
会议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并委托张闻天起草《中央关于反对敌人5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遵义会议决议”)
会不久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分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副总的责任;博古任红军总政治部代理主任;并成立了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新的三人团,全权负责红军的军事行动
会议的一系列重大决策,是在中国共产党同共产国际的联系中断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作出的
遵义会议的意义
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1代中央领导集体,从而在极其危机的情况下挽救了中国共产党、挽救了中国工农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
这为我们党和革命事业转危为安、不断打开新局面提供了重要的保证
红军长征的胜利
长征的胜利
遵义会议后,在毛泽东等的领导下,中央红军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抢渡大渡河,翻越人迹罕至的夹金山,摆脱了数10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赢得了战争的主动权
之后,中共中央又同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分裂中央、分裂红军的严重错误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1935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同红十五军团会合,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力量有了新的落脚点和战略基地
至此,中央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结束
1936年10月,红2、4方面军先后同红一方面军在甘肃会宁、静宁将台堡会师
至此,三大主力红军的长征胜利结束
我们党领导的红军长征的胜利,宣告了国民党反动派消灭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图谋彻底失败,宣告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肩负着民族希望胜利实现了北上抗日的战略转移,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事业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开启了中国共产党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而斗争的新的伟大进军
这一惊天动地的革命壮举,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谱写的壮丽史诗,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的巍峨丰碑
长征的意义
第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
红军的长征宣告了国民党反动派消灭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图谋彻底失败,宣告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肩负着民族希望胜利实现了北上抗日的战略转移,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事业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
长征的胜利,不仅保存了革命力量,而且使我们党找到了中国革命力量生存发展新的落脚点,找到了中国革命事业胜利前进新的出发点
长征一结束,中国革命的新局面就开始了
第二,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是一部伟大的革命英雄主义的史诗
它向全中国和全世界宣告,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
他向世人证明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是坚不可摧的
红军长征是20世纪最能影响世界前途的重要事件之一,是充满理想和献身精神、用意志和勇气谱写的人类史诗
长征迸发出的激荡人心的强大力量,跨越时空,跨越民族,是人类为追求真理和光明而不懈努力的伟大史诗
红军长征,铸就了伟大的长征精神
长征精神(五个“就是”)
长征精神就是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
就是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
就是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
就是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
就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
长征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人民军队革命风范的生动反映,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品格的集中展示,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最高体现,为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提供了强大精神动力
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
长征永远在路上
我们要大力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在新的长征路上奋勇前进
总结历史经验,迎接全民族抗日战争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以后,毛泽东、中共中央用很大的精力,去总结历史经验,加强共产党自身的思想理论建设
1935年12月,毛泽东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阐明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批判党内的关门主义和对于革命的急性病,系统的解决了党的政治路线上的问题;
1936年12月,他写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部著作,总结土地革命战争中党内在军事问题上的大争论,系统地说明了有关中国革命战争战略方面的诸问题
1937年夏,他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上讲授《实践论》《矛盾论》,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高度,总结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经验,揭露和批评党内的主观主义尤其是教条主义错误,深入论证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原则,科学地阐明了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
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共中央所进行的理论工作,对党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思想路线进行了拨乱反正,从思想上、理论上武装了中国共产党人,使他们满怀信心的去迎接即将到来的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
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
日本发动灭亡中国的侵略战争
日本灭亡中国的计划及其实施
从九一八事变到华北事变
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计划
日本是亚洲的帝国主义强国
他对中国的侵略蓄谋已久,并经过精心策划、周密准备
1927年,日本首相田中义一主持召开“东方会议”,宣示了8条《对华政策纲要》,确立了先占东北、内蒙古,进而侵占全中国的扩张政策
对外扩张的“大陆政策”进一步发展和具体化,日本成为亚洲的战争策源地
1929年10月,由美国开始的经济危机席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
为了摆脱危机,日本军国主义者决心加紧实施其既定的侵华政策
从九一八事变到华北事变
1931年9月18日深夜,日本关东军制造九一八事变
中国前后14年的抗日战争正式开始
1932年2月,中国东北全境沦陷
日本占领中国东北以后,随即开始入侵中国华北地区
1935年,日本在华北制造一系列事端,向中国政府提出使华北政权“特殊化”的要求
中国政府在河北、察哈尔两省的主权大部丧失,华北成为日军可以自由出入的“真空地带”
接着,日方又策动华北五省(河北、察哈尔、绥远、山西、山东)两市(北平、天津)“防共自治运动”,制造傀儡政权
这就是华北事变
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步步得逞的原因
第一,当时中国政府对日本侵略的错误态度
当时,国民党军队的主力用于“围剿”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对日本实行不抵抗主义和妥协退让方针
第二,国际联盟和英、美等国政府则采取对日姑息、纵容的政策
这就使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计划步步得逞
卢沟桥事变与日本的全面侵华战争
制造卢沟桥事变
1937年7月7日发生的卢沟桥事变标志着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
卢沟桥事变以后,日本动员几乎全部军事力量,采取“速战速决”的战略,像华北、华东、华中地区发起战略进攻
日军占领了北平(今北京)、天津、太原、上海、南京、武汉、广州等一大批城市
推行“以华制华”和“以战养战”策略
由于遭到中国军民的顽强抵抗,日军在1938年10月占领广州、武汉以后,被迫停止对正面战场的战略性进攻
在坚持灭亡中国的总方针下,日本调整侵华政策,实施“以华制华”和“以战养战”的策略,对国民党政府采取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在占领区加紧扶持傀儡政权,建立和发展汉奸组织;逐步将主要兵力用于对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
1944年4月至1945年1月,日本发动打通中国大陆交通线的豫湘桂战役,战令20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
这是日军在中国的最后一次大规模进攻
残暴的殖民统治和中华民族的深重灾难
日本在其占领区的残暴统治
日本的大举进攻,使中国的大片土地沦为日本的殖民地
在东北扶持伪“满洲国”, 中国东北三省成了日本的殖民地
诱降汪精卫成立伪“中华民国国民政府”
在关内占领区,日本军国主义者允许“中华民国”国号的存在,但这些地区实质上仍然是日本的独占殖民地
侵华日军的严重罪行
制造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如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死者达30万人以上
实行“杀光其居民、烧光其房屋、抢光其粮食”的“三光”政策
甚至对中国居民实行“活体解剖”
日军还在其占领区掳掠和残害中国劳工,强迫一些中国妇女充当“慰安妇”
疯狂掠夺中国的资源与财富
强制推行奴化教育
据不完全统计,战争期间,中国军民伤亡3500多万人;按1937年的比值折算,中国直接经济损失1000多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5000多亿美元
中国人民奋起抗击日本侵略者
中国共产党举起武装抗日的旗帜
世界第1个大规模的反法西斯战场
中国人民在九一八事变后开始的局部抗日战争,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
卢沟桥事变是中国全民族抗战的开始,中国在东方开辟了世界第1个大规模的反法西斯战场
中国共产党率先举起了武装抗日的旗帜
在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与当时国民党当局采取的不抵抗主义形成鲜明的对照,中国共产党率先举起了武装抗日的旗帜
在九一八事变后,9月20日,中共中央即发表宣言,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的目的是使中国完全变成它的殖民地
中共中央发出一系列文告,号召全国工农武装起来,进行民族的自卫战争
党的各级组织要求每一个党员必须发挥自己全部的积极性,英勇的走上民族解放战争的战场,成为参加民族解放战争的先锋和模范
1932年4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宣布对日作战
中国共产党不仅积极参加和推动各地的抗日救亡运动,而且直接领导了东北人民的抗日武装斗争
抗日救亡运动和共产党人与部分国民党人合作抗日
九一八事变后,抗日救亡运动在全国兴起
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农红军和广大的工人、农民是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坚力量
国民党军队中的部分爱国官兵进行了局部抗战
中国共产党开始了同这部分国民党官兵的抗日合作
在东北,中共满洲省委同以原东北军为主体的抗日义勇军进行合作
1932年1月,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在淞沪一带抗击日军,中共中央号召各界民众组织义勇军,并发动沪西日商纱厂工人罢工,以支援19路军的抗日作战
1933年5月,原西北军将领冯玉祥在张家口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并谋求同共产党合作
1933年11月,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将领蔡廷锴、蒋光鼐以及国民党内爱国人士李济深、陈铭枢等在福州发动反蒋抗日事变,这就是福建事变
此前,第十九路军代表同中央根据地的红军代表签署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
事变失败后,共产党人同李济深、蔡廷锴等爱国人士继续保持着联系
1934年4月,由中国共产党提出,宋庆龄、何香凝、李杜等1779人领衔,以“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筹备委员会”名义,发表《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
在纲领上签字的群众达几十万人
停止内战,一致对外
一二·九运动
在中国共产党关于救亡图存、全民抗战的号召和中共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1935年12月9日,北平学生举行声势浩大的抗日示威游行,喊出“反对华北自治运动”“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等口号,遭到国民党军警镇压
12月16日,北平学生和市民1万多人在天桥召开市民大会
会后,举行了更大规模的示威游行
这就是一二·九运动
它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标志着抗日救亡运动新高潮的到来
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政策
八一宣言(1935年8月1日)
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关头,中国共产党于1935年8月1日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呼吁全国各党派、各阶层、各军队团结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中国共产党抗日救亡的正确主张,在全国范围内产生很大影响,有力的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来开展
瓦窑堡会议(1935年12月)
1935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批评了党内长期存在的“左”倾冒险主义、关门主义的错误倾向,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为抗日战争的到来做了思想上和理论上的准备
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即将到来时掌握了政治上的主动权
《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
1936年5月,中共中央发布《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放弃了反蒋抗日的口号,第1次公开把蒋介石作为联合的对象
9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党内指示,明确提出党的总方针是“逼蒋抗日”
这是中国共产党根据国内阶级关系变化的实际状况做出的一个重大政策调整
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
1936年12月初,蒋介石到达西安,逼迫张学良、杨虎城攻打陕甘的红军
1936年12月12日凌晨,张学良、杨虎城在对蒋介石“哭谏”无效的情况下,为了实现停止内战、共同抗日,毅然实行“兵谏”,扣留了蒋介石
这就是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中国共产党从民族大义出发,为了团结国民党共同抗日,确定促成事变和平解决的基本方针,并派周恩来等到西安,参加张、扬同南京方面代表宋美龄、宋子文的和平谈判,终于迫使蒋介石作出了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等6项承诺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10年内战的局面由此结束,国内和平基本实现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国共两党实行第2次合作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为了促进国共两党的合作,1937年2月,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等5项要求
如果国民党将这5项要求定为国策,共产党愿意实行4项保证
停止武力推翻国民党政府的方针;
苏维埃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
特区实行彻底的民主制度;
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
中国共产党的上述主张,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也得到国民党内抗日派的赞同
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表示同意国共两党进行谈判,并在会议文件上第1次写上了“抗日”的字样
在国难当头的时刻,国共两党实行第2次合作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国共合作,共赴国难
卢沟桥事变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国抗日战争进入全民族抗战的新时期
中国共产党的军队接受改编
1937年8月,国共两党达成协议,将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8路军(简称八路军,不久改称第18集团军),下辖三个师,全军共4.6万人
接着,南方的红军和游击队,除琼崖红军游击队外,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下辖4个支队,全军1.03万人
9月,陕甘宁根据地改称陕甘宁边区,仍是中共中央所在地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1937年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
23日,蒋介石发表实际承认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谈话
以国共两党第2次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国共两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分别担负着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作战任务,形成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略态势
全民族抗战开始
卢沟桥事变,中国抗日战争进入全民族抗战的新时期
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全民族的反侵略战争,是一场正义战争
全国各界民众以不同形式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投入了全民族抗战
国民党与抗日的正面战场
战略防御阶段的正面战场
战略防御阶段的正面战场
战略防御阶段
从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到1938年10月广州、武汉失守,中国军民处于抗日战争的战略防御阶段
战略防御阶段正面战场的作用
在战略防御阶段,日本侵略者以国民党军队为主要作战对象
以国民党军队为主体的正面战场,担负了抗击日军战略进攻的主要任务
国民党军队组织了淞沪、忻口、徐州、武汉会战等一系列大战役
忻口会战是国共两党军队合作抗日、配合最好的一次战役
1938年3月,李宗仁等部实施台儿庄战役,取得大捷,歼灭日军1万余人
国民党军队爱国将士表现了空前的民族义愤和抗战热情
在北平南苑的战斗中,第二十九军副军长佟麟阁、第132师师长赵登禹先后阵亡
在淞沪会战中,第八十八师五二四团团副谢晋元率孤军据守四行(金城银行、盐业银行、中南银行、大陆银行)仓库,被上海市民誉为“八百壮士”
上述战事表明,全民族抗战初期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抗战是比较积极的,国民党正面战场是中国抗战的主要战场,国民党抗日派是抗日战争的重要力量,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粉碎了日本侵略者企图通过速战速决灭亡中国的梦想
在全民族抗战初期,国民政府也实行过若干有利于抗战的政策
国民党正面战场失利的原因
国民党正面战场除了台儿庄战役取得大捷外,其他战役几乎都是以退却、失败而结束的
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客观原因是敌强我弱,日本在军力、经济力和组织力的对比上都占有较大的优势
主观原因是国民党战略指导方针上的错误
第一,蒋介石集团在进行抗战的同时,却又害怕群众广泛动员可能危及自身的统治,因而实行的是片面抗战的路线,即不放手发动和武装群众,将希望单纯寄托在政府和正规军的抵抗上,因而缺乏强有力的力量
第二,在战略战术上,国民党军事当局没有采取积极防御的方针,而是进行单纯的阵地防御战
这就使得大多数作战未能给敌人以更大的消耗,并在短时间内丧失了大片国土
战略相持阶段的正面战场
由片面抗战逐步转为消极抗战
国民党对内方针的重大变化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日本对国民党政府采取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
国民党在重申坚持持久抗战的同时,其对内对外政策发生重大变化
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决定成立“防共委员会”,确定了“防共、限共、溶共、反共”的方针
蒋介石还将抗战到底的含义解释为“恢复到卢沟桥事变以前的状态”
这标志着国民党由片面抗战逐步转为消极抗战
制造多次反共“摩擦”事件
日军在对国民党进行政治诱降的同时,为了巩固占领区,继续对国民党军发动过若干次进攻性打击
国民党军队也进行过几次较大的战役,大体上保住了西南、西北大后方地区
1940年5月,在枣宜会战中,第33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将军在激战中殉国
但是,这个时期国民党对抗战在全局上逐渐趋向消极,基本上实行保守的收缩战略,以便保持实力
同时又抽出相当多的兵力用来限制、打击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制造了多次的反共“摩擦”事件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配合英、美打击日军
1941年12月,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美、英对日宣战,中国政府也正式对日宣战
不久,由美国方面提议设立中国战区
为了配合英、美打击日军,国民政府命令各战区发起攻击
1942年2月,中国远征军进入缅甸对日作战
陆军第200师师长戴安澜在缅北殉国
豫湘桂战役溃败后陷入全面危机
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发展、敌后战场开始局部反攻的有利条件下,国民党军队的战斗力却日益下降
豫湘桂战役中,国民党军队大溃败,这激起了大后方人民对蒋介石集团的严重不满
中国共产党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全面抗战的路线和持久战的方针
实行全面的民族抗战的路线
实行全面的民族抗战(关键)
如何坚持抗战、争取抗战的胜利?这是必须首先回答的一个重要问题
与国民党实行的片面抗战路线不同,中国共产党一开始就主张实行人民战争的全面抗战路线
这两条不同的抗战路线的存在,“就是一切中国问题的关键所在”
1937年8月,中国共产党在陕北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制定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强调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关键在于使已经发动的抗战成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
为此,必须实行全国军事的总动员、全国人民的总动员;
必须改革政治机构,给人民以充分的抗日民主权利,并适当改善功能大众的生活
会议强调,必须坚持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在敌人后方放手发动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在国民党统治区放手发动抗日的群众运动
把工作的重点放在敌后农村(重点)
在中国,农民是人民群众的主体
进行人民战争,首先和主要的,就是要发动和组织广大的农民,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和群众工作,创建抗日民主政权,逐步把落后的农村建设成为先进的革命阵地
中国共产党把工作的重点放在敌后农村,在新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条件下,继续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
采取持久战的战略方针
持久抗战的总方针
抗日战争是一场弱国对强国的战争
战争的基本走势究竟怎样?应当坚持什么样的战略方针?这是必须做出回答的又一个重要问题
1938年,毛泽东发表了《论持久战》等著作,及时、科学的回答了这些重大问题,系统阐明了持久抗战的总方针
持久战的根据
毛泽东指出,中日战争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20世纪30年代所进行的一场决死的战争”
这是全部问题的根据
在这场战争中,中日双方存在着互相矛盾的4个基本特点
第一,日本是个帝国主义强国,中国是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弱国
第二,日本的侵略战争是退步的、野蛮的,中国的反侵略战争是进步的、正义的
第三,日本战争力量虽强,但它是个小国,人力、军力、财力、物力均感缺乏,经不起长期的战争
第四,日本的非正义战争在国际上是失道寡助的,中国的正义战争却是得道多助的
第1个特点决定了日本的进攻能在中国横行一时,中国不能速胜,抗战要走一段艰难的历程
后三个特点决定了中国不会亡国,经过长期抗战,最终一定胜利
抗日战争的三个阶段
毛泽东还科学地预测了抗日战争的发展进程,即抗日战争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
其中,战略相持阶段,使中国抗日战争能否取得最后胜利的最关键的阶段
只要坚持持久抗战、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将在这个阶段中获得转弱为强的力量
敌后战场的开辟与游击战争的发展及其战略地位
敌后战场的开辟和发展
为了贯彻执行全面抗战路线,中国共产党作出了开辟敌后战场的战略决策
全民族抗战以来中国军队的第1次重大胜利——平型关战役
八路军刚开赴前线时,最初主要是直接在战役上配合国民党军队作战
1937年9月,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主力在晋东北平型关附近伏击日军,取得全民族抗战以来中国军队的第1次重大胜利,粉碎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在忻口会战中,八路军第一二〇师在雁门关以南伏击日军,削弱当前之敌的空中突击和运输力量,有力地配合了正面战场的作战
发动独立自主的敌后游击战争
1937年11月太原失陷后,按照中央的部署,八路军在敌后实施战略展开,发动独立自主的敌后游击战争,先后开辟晋察冀、晋西北、晋冀豫、山东和大青山等抗日根据地
在华北,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结束,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游击战争上升到主要地位
新四军则挺进长江南北,创建华中抗日根据地
创建抗日根据地,发展抗日武装
中国抗日战争逐渐形成战略上相互配合的两个战场,一个是主要由国民党军队担负的正面战场,一个是由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为主担负的敌后战场
到1940年年底,人民抗日武装部队发展到50万人,还建立了大量的地方武装和民兵
1944年春季,敌后战场人民军队转入攻势作战
他们已经抗击着全部侵华日军的64%
涌现出无数可歌可泣的民族英雄,如左权、赵尚志、彭雪枫、杨靖宇等
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和作用
在全民族抗战的初期和中期,游击战被提到战略的地位,具有全局性的意义
在战略防御阶段,从全局看,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正规战是主要的,敌后的游击战是辅助的
但是,游击战对阻止日军的进攻、减轻正面战场压力、使战争转入相持阶段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在战略相持阶段,敌后游击战争成为主要的抗日作战方式
为了打击日本侵略者,人民军队在有利条件下也进行过运动战
如1940年8月至12月初的百团大战
游击战还为人民军队进行战略反攻准备了条件
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
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
中国共产党强调,必须在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原则,既统一,又独立
为此共产党必须做到
第一,保持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
第二,坚持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冲破国民党的限制和束缚,努力发展人民武装和抗日根据地
第三,对国民党采取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方针
这样做实质上就是力争中国共产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权,使自己成为团结全民族抗战的中坚力量
这是把抗日战争引向胜利的中心一环
坚持抗战、团结、进步,反对妥协、分裂、倒退
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到来以后,由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亲英美派开始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团结抗战的局面逐步发生严重危机,出现中途妥协和内部分裂两大危险
针对这种情况,1939年7月,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坚持抗日到底,反对中途妥协”“巩固国内团结,反对内部分裂”“力求全国进步,反对向后倒退”三大口号,坚决揭露打击汪精卫集团的叛国投降活动,继续争取同蒋介石集团合作抗日
1939年冬至1943年春,国民党共策划、发动了三次反共高潮
1941年1月,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中国共产党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除了在军事上坚决进行自卫反击外,还在政治上对其进行有力的揭露和声讨,赢得了国内外舆论的同情和支持
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总方针
策略总方针
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坚持、扩大和巩固,中国共产党总结反“摩擦”斗争的经验,制定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策略总方针
进步势力主要是指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
他们是同一战线的基础,抗日战争的主要依靠力量
中间势力主要是指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和地方实力派
争取中间势力需要一定的条件
一是共产党要充足的力量
二是尊重他们的利益
三是同顽固派作坚决的斗争,并能一步一步地取得胜利
顽固势力是指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抗日派,即以蒋介石集团为代表的国民党亲英美派
同顽固势力做斗争的原则
顽固势力在抗战中采取两面政策,既主张抗日,又限共、溶共、反共并摧残进步势力
为此,共产党必须以革命的两面政策来对付他们,即贯彻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
同顽固派作斗争时,应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
中国共产党上述原则和方针的提出和贯彻实施,对于坚持全民族抗战到底,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建设
抗日民主根据地是认真贯彻和实现中国共产党全面抗战路线、坚持抗战和争取胜利的坚强阵地
1940年,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比较完整地阐明了新民主主义的基本纲领、基本政策,为各抗日根据地的建设指明了方向
1941年5月,中共中央批准颁布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全面的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根据地建设的基本方针
三三制的民主政权建设
中国共产党在政权问题上的主张
在政权主张上,中国共产党在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后,经历了从“工农共和国”到“人民共和国”再到“民主共和国”的变化过程
抗日根据地政权的性质
中国共产党明确指出,根据地政权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权,是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们的政权,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和反动派的民主专政
“三三制”原则
加强政权建设,是抗日根据地建设的首要的、根本的任务
边区(省)、县参议会既是民意机关,也是立法机关;
边区、县、乡抗日民主政府是行政机关;
边区高等法院和县法院是司法机关
抗日民主政府在工作人员分配上实行“三三制”原则
即共产党员、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和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各占1/3
共产党员代表工人农民,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代表小资产阶级,不左不右的中间派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
抗日民主政权普遍采取民主集中制
各级抗日民主政权机构的领导人都经过人民选举产生
抗日民主政权努力发扬政治民主,保障人民的自主自由权利
民族区域自治是中国共产党从中国国情出发解决民族问题的一个创造
抗日民主政权实行各民族平等团结、共同抗日的基本政策,在少数民族聚居区域试行民族区域自治
减租减息,发展生产
减租减息政策
各地抗日民主政权十分重视根据地的经济建设
根据内地停止实行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普遍实行减租减息政策
一方面,地主要减租减息;
另一方面,农民要交租交息
这一政策即使广大农民减轻负担,提高抗日和生产的积极性;又照顾地主的利益,有利于争取他们站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边
大生产运动
为了克服根据地面临的严重困难局面,毛泽东提出了“发展生产,保障供给”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发出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
1942年,中国共产党领导根据地军民开展了大生产运动
抗日民主政府还厉行精兵简政,以减轻人民负担
文化建设与干部教育
根据地的文化建设也取得了很大的发展,创办了抗日军政大学、鲁迅艺术文学院、延安自然科学院等一批干部学校、专门学校和研究机构
1940年8月创办的延安自然科学院,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1个开展自然科学教育与研究的专门机构
抗日根据地政治民主、政府廉洁、民族团结、经济发展,同国民党统治区政治专制、吏治腐败的局面,形成鲜明的对照
越来越多的人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中看到了未来中国的希望
大后方的抗日民主运动和进步文化工作
抗日民主运动的开展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是在敌后发动抗日游击战争,建设抗日民主根据地
同时,也在国民党统治区(“大后方”)开展促进团结抗日、要求实行抗战民主等有关工作
全民族抗战开始后,各界人士要求国民党实行抗战民主
1939年10月,国民参政会中一些党派的代表发起宪政座谈会,批评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宪政运动在国民党统治区普遍开展起来
1941年3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后,由于无法在重庆公开活动,派人到香港展开工作时,得到了中共南方局所属中共驻香港办事处的支持,并于成年9月创办了盟报《光明报》
1944年9月,中共参政员林伯渠在国民参政会上提出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召开各党派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得到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和社会各界的强烈响应
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主运动由此朝着明确的政治目标发展,出现了新的高涨
抗战文化工作的开展
全民族抗战开始后,文化界各抗敌协会相继成立,成为文化界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的重要标志
1938年年初,周恩来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以后,掌管宣传工作的政治部第三厅厅长由郭沫若担任
第3厅在周恩来、郭沫若的参与和领导下,团聚了一大批文化界爱国人士,成为扩大统一战线、推动抗日文化工作的重要阵地
武汉失守前后,南方局设立了文化工作委员会具体领导大后方的进步文化工作
文化界提出“抗战、团结、民主”为文艺创作的三大目标
抗战文化在斗争中得到新的发展
中国共产党的《新华日报》《群众》周刊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发行,及时宣传党的主张,鼓舞和激励群众的抗战热情
全民族抗战开始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分别由北平、天津迁往昆明,合并组建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爱国师生在极其艰苦的情况下,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复兴坚持进行教学和开展科学研究工作
国民党统治区的抗日民主运动和进步文化工作,是全民族抗日战争中的一条重要的战线,对于激发大后方人民的爱国民主意识、坚持国共合作团结抗战、支援抗战前线、积蓄革命力量等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新民主主义理论的系统阐明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
1938年9月至11月,在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这个命题
他强调:“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特色,即使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需解决的问题。”
为了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他向全党提出了普遍的、深入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并给予批判的总结,以及调查研究当前运动的特点及其规律性的任务
新民主主义理论的系统阐明
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和40年代前期,为了将丰富的中国革命实际经验马克思主义化,以便更好的指导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毛泽东撰写了《<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一批重要的理论著作
首先,毛泽东揭示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和主要特征,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中国革命发生和发展的原因
在此基础上,他阐明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整个中国革命运动,是包括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在内的全部革命运动
而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民主革命,已经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它的前途是社会主义
其次,毛泽东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纲领
最后,毛泽东总结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指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主要法宝
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立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成果
新民主主义理论的系统阐明,标志着毛泽东思想得到多方面展开而达到成熟
延安整风运动
整风运动的开展及其必要性
1941年5月,毛泽东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整风运动首先在党的高级干部中进行
1942年2月,毛泽东先后作了《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的演讲,整风运动在全党范围普遍展开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要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一场整风运动,是因为
第一,广大新党员有很强的抗日精神和革命斗志,但绝大多数出身农民及其他小资产阶级,在他们身上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
第二,老党员要适应新形势,也需要进一步提高自己;
第三,曾经给党的事业造成严重危害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还没有来得及从思想上进行认真的清理
整风运动的主要内容
主要内容是:
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
其中,反对主观主义是整风运动最主要的任务
主观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内反复出现“左”、右倾错误的思想认识根源
毛泽东指出,学风问题是领导机关、全体干部、全体党员的思想方法问题,是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问题,是全党同志的工作态度问题,所以是第1个重要的问题
主观主义的实质是理论脱离实际,它颠倒了认识和实践的关系,是实际工作中的唯心主义
当时它的主要表现形式是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尤其是教条主义是整风运动的重点
克服主观主义,必须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必须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的学风,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
毛泽东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
这样,实事求是就成了党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通俗而又生动的描述
调查研究是把理论和实际结合起来的不可或缺的中间环节
毛泽东强调,加强调查研究是转变党的作风的基础一环
整风运动的深远意义
整风运动是一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
经过整风运动,全党党员端正了思想路线,增强了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自觉性和能力
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在全党范围确立了起来
中共七大
七大的召开
1945年4月20日,中国共产党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党的若干重大历史问题作出结论,使全党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对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问题的认识达到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一致
同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举行
毛泽东在会上做了题为《论联合政府》的书面报告和《愚公移山》闭幕词
七大制定了党的政治路线,即“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
七大总结党的建设的历史经验,把党在长期奋斗中形成的优良作风概括为三大作风,即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作风,自我批评的作风
七大将毛泽东思想确定为党的指导思想
七大将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所创造的理论成果,正式命名为毛泽东思想,并将毛泽东思想规定为党的一切工作的指针
这是中华民族智慧的最高表现和理论上的最高概括
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达到空前的团结和统一
中国革命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新胜利
抗日战争的胜利及其原因和意义
抗日战争的胜利
抗日战争的胜利
1945年上半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入最后阶段
4月,联合国制宪会议在美国旧金山举行,包括中国解放区代表董必武在内的中国代表团出席了会议
中国成为联合国的创始国和5个常任理事国之一
5月上旬,苏联红军攻克柏林,德国法西斯投降
7月26日,中、美、英三国发表《波茨坦公告》,敦促日本投降
8月上旬,苏联红军进入中国东北,猛烈攻击日本关东军
8月14日,日本政府照会中、美、英、苏等国,表示接受《波茨坦公告》
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以广播“终战诏书”的形式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
9月2日,日本天皇和政府以及日本大本营的代表在东京湾美军军舰密苏里号上签署向同盟国的投降书
侵华日军128万人向中国投降
至此,中国人民的14年抗日战争胜利结束,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也胜利结束
9月3日,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
1945年10月25日,中国政府在台湾举行受降仪式
根据《波茨坦公告》,被日本占领50年之久的台湾以及澎湖列岛,由中国收回
这成为抗日战争取得完全胜利的重要标志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是人类历史上规模空前的战争,战火遍及亚洲、欧洲、非洲、大洋洲,有80多个国家和地区、约20亿人口卷入其中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从一开始就具有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的重大意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第一,中国是世界上最早起来反抗法西斯侵略的国家,开辟了世界上第1个反法西斯战场,而且持续时间最长(前后共14年),中国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宣告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完全胜利
中国是日本侵略的最大受害国,也是首先进行反法西斯战争的国家
中国人民在1931年到1939年独自抗战,在东方开辟了反对日本法西斯的主战场,英勇抗击了百万日军的进攻
面对侵略者,中华儿女不屈不挠、浴血奋战,彻底打败了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捍卫了中华民族5000多年发展的文明成果,捍卫了人类和平事业,铸就了战争史上的奇观、中华民族的壮举
第二,中国是在亚洲大陆上反对日本侵略者的主要国家
中国战场长期牵制和抗击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主要兵力,对日本侵略者的彻底覆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中国战场每年平均牵制日本陆军的74%以上,最高年份达90%
日军在海外作战中损失的287万人中,有150万人伤亡在中国战场
中国在抗日战争中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做出了伟大贡献
中国的抗战牵制和削弱了日本的力量,使之不敢贸然北进,从而使苏联得以集中兵力对付德国,避免东西两面作战;同时也推迟了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的实践,并使之在发动和进行战争时由于兵力不足而不能全力南进,从而减轻了美、英军队受到的压力
中国坚持持久抗战,抗击和牵制着日本陆军主力,有力的制约了日本的世界战略,有效的支援了苏、美、英等盟国的作战,并为同盟国军队实施战略反攻创造了有利条件,为夺取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维护世界正义与进步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第三,中国作为亚洲太平洋地区盟军对日作战的重要后方基地,还为盟国提供了大量战略物资和军事情报
中国积极倡导和推动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建立,并为创建联合国和建设战后国际新秩序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抗日战争胜利的原因和意义
抗日战争胜利的原因
第一,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决定因素
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民族精神的核心
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进行的一系列抗争,就是中华民族觉醒的历史进程,就是中华民族精神升华的历史进程
这种民族觉醒和民族精神升华,在抗日战争时期达到了全新的高度
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这个战争促进中国人民的觉悟和团结的程度,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民的一切伟大的斗争没有一次比得上的。”
第二,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
首先,中国共产党坚持全面抗战路线,制定正确的战略策略,开辟广大敌后战场,成为坚持抗战的中坚力量
其次,无论条件多么艰苦、形式多么险恶、战争多么残酷,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同各爱国党派团体和广大人民一起,共同维护团结抗战大局
最后,中国共产党人以自己的政治主张、坚定意志、模范行动,支撑起全民族救亡图存的希望,引领着夺取战争胜利的正确方向,成为夺取战争胜利的民族先锋
第三,全民族抗战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重要法宝
人民群众是战争胜利最深厚的伟力
中国共产党坚持动员人民、依靠人民,提出和实施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和一整套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广泛开展伏击战、破袭战、地雷战、地道战、麻雀战等游击战的战术战法,使日本侵略者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中国共产党领导开辟的敌后战场和国民党指挥的正面战场协力合作,形成了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略局面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是全民族抗战的胜利,是全体中华儿女的荣光!
第四,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同世界所有爱好和平和正义的国家和人民,国际组织以及各种反法西斯力量的同情和支持也是分不开的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进程中,反法西斯盟国为中国人民提供了宝贵的人力物力支持,是抗日战争胜利的国际条件
抗日战争胜利的意义
经过长达14年的抗战,中国人民打败了日本侵略者,香宣告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彻底失败,宣告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抗击外敌入侵的第1次完全胜利,是20世纪中国和人类历史上的重大事件
抗日战争的胜利,为中华民族由近代以来陷入深重危机走向伟大复兴确立了历史转折点
第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彻底粉碎了日本军国主义殖民奴役中国的图谋,洗刷了近代以来中国抗击外来侵略屡战屡败的民族耻辱
中国人民用自己的顽强奋战和巨大牺牲,迫使日本归还甲午战争以后从中国窃取的东北、台湾、澎湖列岛等神圣领土,捍卫了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从此,再也没有侵略者可以在中国的土地上横行肆虐
第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是中国人民在精神上、组织上的进步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大团结,形成了伟大的抗战精神
中国人民向世界展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
这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永远是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强大精神动力
第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重新确立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大国地位,使中国人民赢得了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尊敬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对世界各国夺取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维护世界和平的事业产生了巨大影响
中国人民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的重大贡献,使中国国际地位显著提高
1945年4月,中国同美国、英国、苏联共同发起旧金山会议,共商建立联合国
随着联合国宪章正式出台,中国成为联合国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之一
中国人民赢得了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尊敬,赢得了崇高的民族声誉
第四,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开辟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开启了古老中国凤凰涅槃、欲火重生的新征程
经历抗日战争锤炼的中国人民,更加坚定了对民族独立、自由、解放的追求
在这场波澜壮阔的民族解放战争中,中国人民进一步认识到:只有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才能真正实现民族振兴、人民幸福
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改造旧中国、建设新中国的主张,代表了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在抗日战争胜利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人民继续奋斗,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并进而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
在血与火的洗礼中,古老的中国凤凰涅槃、浴火重生,开启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的历史征程
为新中国而奋斗
从争取和平民主到进行自卫战争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国际国内局势
战后的国际国内局势总的来说,对实现建设新中国的目标是有利的
在国际上,帝国主义遭到削弱,社会主义国家、民族解放运动的力量有了新的发展,世界反动势力已经难以集中起来干涉中国革命
在国内,中国人民的觉悟程度、组织程度空前提高,人民军队发展到120万人,解放区扩大到1亿人口
经过整风学习,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达到了高度的团结
中国人民克服一切困难,实现其基本历史要求的时机已经到来
通向新中国的道路仍然是崎岖、曲折的
国民党统治集团的根本目标是使战后的中国恢复到战前的状态
即坚持蒋介石的独裁统治,继续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老路
以武力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和解放区政权是蒋介石集团的既定方针
由于全国人民强烈要求和平、反对内战,而国民党的军队大部分远在西南、西北后方,要把他们运往内战前线、完成内战部署需要相当的时间,加上国际上苏联、美国等都希望中国能够实行和平建国,因此,蒋介石在积极准备内战的同时,有愿意与中共进行和平谈判
其目的
一是敷衍媒体,掩盖其正在进行的内战准备;
二是诱使中共交出人民军队和政权,以期不战而控制全中国;
三是如果谈判不成,即放手发动内战,转嫁责任给中共
美国采取扶蒋反共政策
战后美国取代日本在中国的地位
美国出于其全球战略的利益,在中国追求的长期的基本目标是建立一个统一的亲美政府,以便控制中国;
其短期目标,首先是“避免共产党完全控制中国”
所以,美国支持国民党的反共方针
美国曾考虑“实行大规模的军事干涉,帮助国民党消灭共产党”,因担心陷入中国这个泥潭不能自拔而放弃,转而采取一方面要求国民党政府实行某种程度的改革,以争取中间派的同情和支持,尤其是诱使或迫使共产党交出军队,实现中国在国民党领导下的“统一”;另一方面,通过给予经济、政治、军备等方面的援助,对国民党统治集团内战政策给予最实际的支持
中国共产党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
争取和平发展的新阶段
为建设新中国而奋斗,这是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之所在
中国共产党才能希望通过和平的途径对中国进行政治社会的改革,逐步向新中国这个目标迈进
这在当时,既有必要,也有可能
第一,中国人民在经历了长期的战争之后,有和平建国的强烈要求,中国共产党应当充分考虑人民群众的这种愿望
第二,由于人民力量强大,加上其他条件,中国共产党估计,造成国共两党合作(加上民主同盟等)、和平发展的新阶段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党应当努力争取中国出现这种局面
“和平、民主、团结”口号的提出
早在1945年5月中共召开七大时,毛泽东就提出,对蒋介石拟采取“洗脸”政策而不是“杀头”政策
8月25日,中共中央在对时局的宣言中明确提出“和平、民主、团结”的口号
重庆谈判和政治协商会议
重庆谈判
为了争取和平民主,毛泽东不顾个人安危,于1945年8月28日偕周恩来、王若飞赴重庆与国民党当局进行谈判
10月10日,双方签署《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确认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同意“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
政治协商会议
1946年1月10日,国共双方下达停战令
同一天,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开幕,出席会议的有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青年党和无党派人士的代表38人
会议达成了包括政府组织、国民大会、和平建国纲领、宪法草案、军事问题等5项协议
这些协议贯彻了和平民主原则,确认了和平建国方针,确定了国会制、内阁制和省自治的政治制度
国会制、内阁制,对于蒋介石的独裁政体是一种限制
省自治对于解放区民主政权的存在也提供了一种可能的保障
因此,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代表密切合作,推动政协会议达成了这些协议
政协协议的意义
政协达成的协议较多地吸收了中间人士的意见,虽然还不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但他有利于冲破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和实行民主政治,有利于和平建国,因而在相当程度上是有利于人民的
维护和破坏政协协议的较量
政协协议激起了亿万善良的中国人对于实现和平、民主、团结、统一的热烈期望,尤其是中间人士感到振奋,以为可以实现他们的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理想了
在一个时期内,是否忠实履行政协协议,成了人们衡量政治是非的重要尺度
中国共产党准备严格履行政协协议
政协闭幕的第2天,中共中央就发出党内指示,指出“从此中国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目前已由武装斗争转变为非武装的群众的与议会的斗争,国内问题由政治方式来解决。”
同时,中共中央也指出,中国民主化的道路依然是曲折的长期的
因此,必须提高警惕,注意“阵地的取得和保持”,做好进行自卫战争的准备,而“练兵、减租与生产是目前解放区三件中心工作”
国民党统治集团从来没有准备去履行政协协议
国民党政权所代表的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其统治的社会基础极其狭隘,这决定了他既不能容忍、也经受不住任何的民主改革
正因为如此,国民党统治集团从来没有准备去履行政协协议
国民党统治集团的方针是,先接收关内,控制华东、华北。而后进兵关外,以便独占东北
中国共产党争取和平民主努力的意义
中国共产党争取和平民主的努力,尽管最终未能阻止全面内战的爆发,但是,他使得各界群众增强了对中国共产党的了解,懂得了什么人应当对这场战争承担责任
这在政治上是一个重大的胜利
国民党发动内战和解放军民的自卫战争
全面内战爆发
全面内战爆发
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军以进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挑起了全面性的内战
同年10月11日,国民党军占领华北解放区重镇张家口,并于当天片面下令于11月12日召开由他一手包办的“国民大会”
次年三月,国民党当局限令中共驻南京、上海、重庆三地代表及工作人员全部撤退
至此,一切和平谈判之门都被国民党关闭,国共关系彻底破裂
中国共产党面临严峻的形式
全面内战爆发时,国民党军的总兵力为430万人,占有3.39亿以上人口、730万平方公里面积的地区,控制着几乎所有的大城市和绝大部分铁路交通线;他不仅接受了100余万日军和数10万伪军的装备,而且美国还为他训练和装备了50万军队
人民解放军的总兵力为127万人,装备基本上是饺子日军的步兵武器;解放区的人口为1.36亿,面积约为230万平方公里,而且是被分割、包围的,在物质上得不到任何外援
以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
中国共产党清醒了估计了国内形势,坚决认定,必须打败蒋介石,而且能够打败蒋介石
必须打败蒋介石
毛泽东指出,这是因为蒋介石发动的战争,是一个在美帝国主义指挥之下的反对中国民族独立和中国人民解放的反革命的战争
在这种时候,如果我们表示软弱,表示退让,不敢坚决的起来用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中国就将变成黑暗世界,我们民族的前途就会被断送
能够打败蒋介石
毛泽东又指出,这是因为蒋介石的军事力量的优势和美国的援助,只是临时的因素;而民心的向背,则是经常起作用的因素
人民解放军的战争所具有的爱国的正义的革命的性质,必然要获得全国人民的拥护
这是战胜蒋介石的政治基础
以自卫战争粉碎国民党的军事进攻
政治军事双管齐下
为了打退国民党对解放区的军事进攻,中共中央指出,在政治上,必须和人民群众亲密合作,必须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人,在党的领导下建立最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
在军事上,必须采取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原则
粉碎国民党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
1946年6月至1947年6月的一年时间里,人民军队处于战略防御阶段,战争主要在解放区进行
其中,1946年6月至9月,国民党军对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但到1946年10月,被迫放弃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而改为对陕北、山东两解放区的重点进攻
从1947年3月至6月,解放军奴隶打退国民党军的重点进攻,并在东北、热河、冀东、豫南等地开始局部反攻
战局的发展,从根本上粉碎了国民党统治集团的速战速决计划,并使他们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难以逃脱遭遇灭顶之灾的命运
两个中国之命运
三个方案,两种选择
在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前的时期,中国三种主要的政治力量分别提出了三种不同的建国方案
地主阶级和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主张继续实行地主阶级、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的军事独裁统治,使中国继续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道路
民族资产阶级主张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使中国成为一个独立的资本主义社会
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中国共产党主张,在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下,首先进行一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新式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即新民主主义革命,以便建立一个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即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并经过这个人民共和国,逐步达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尽管在长时期里,上述三种建国方案始终摆在中国人民的面前,由他们在自己的政治实践中去做出选择,但是,从根本上说,由于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并不具备现实性(这是由当时中国所处的时代条件和国内阶级关系状况决定的),可供中国人民选择的方案主要是两个,即地主阶级和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的军事独裁统治和人民共和国
人民选择了共产党的方案
地主阶级和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的方案由于违背了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遭到了广大中国人民的唾弃,他们的反动统治也在根本上被推翻了
只有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建立人民共和国的方案,逐步获得了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乃至民族资产阶级及其政治代表的拥护,由此成为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选择
国民党政府处在全民的包围中
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
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
出人意料的决定
经过人民解放军一年的作战,战争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
1947年7月,国民党军的总兵力有430万人下降为373万人,其中正规军有200万人下降为150万人
人民解放军的总兵力则由127万人增加为195万人,其中正规军近100万人;部队的武器装备也因大量缴获而得到很大改善
为了彻底粉碎国民党将战争继续引向解放区、进一步破坏和消耗解放区的人力物力、使之不能持久的方针,中共中央作出出人意料的决定:不待完全粉碎敌人的战略进攻,不等解放军在数量上占有优势,立刻将主力打到外线去,举行全国性的反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
3路大军的挺进揭开了人民解放战争战略进攻的序幕
根据中共中央的决策和部署,1947年6月底,3路大军打到外线去: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千里跃进大别山;陈毅、粟裕指挥的华东野战军主力为东路,挺进苏鲁豫皖地区;陈赓、谢富治指挥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为西路,挺进豫西
三路大军相互策应,机动歼敌
人民解放战争战略进攻的序幕由此揭开
仍在内线作战的人民解放军,也在同时加紧发起攻击,渐次转入反攻
各个战场上的攻势作战,构成了人民解放军全国规模的战略进攻的总形式
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
1947年10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表宣言,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
同年12月,中共中央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会议,制定了夺取全国胜利的行动纲领
自此,战争主要在国统区进行,国民党军队被迫由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
毛泽东指出,中国革命已经发展到了一个历史的转折点
这是蒋介山20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100多年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
土地改革与农民的广泛发动
从“五四指示”到《中国土地法大纲》
“五四指示”
在全面内战爆发的前夕,鉴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和革命的中心工作的变化,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史称“五四指示”),决定将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实行的减租减息政策改变为实现“耕者有其田”的政策
指示要求“各地党委必须明确认识,解决解放区的土地问题是我党目前最基本的历史任务,是目前一切工作的最基本的环节”
只是提出要坚决的支持和引导广大农民群众,采取各种适当方法,使地主阶级剥削农民而占有的土地转移到农民手中;规定解决土地问题的方式一般不是无偿没收,而是通过清算和购买实现有偿转移
只是还具体规定不可侵犯中农土地;一般不变动富农土地,对富农和地主、地主中的大中小、恶霸非恶霸要有所区别,对开明绅士等应适当照顾;要保护工商业,不可将农村中反对封建地主阶级的方法,运用于城市中反对工商业资产阶级的斗争
“五四指示”表明,解放区在农民土地问题上,开始由抗日时期的削弱封建剥削,向变革土地关系、废除封建剥削制度的过渡
这是中国共产党土地政策的重要改变
各解放区根据“五四指示”,迅速开展了土地制度改革运动
到1947年下半年,全解放区已有2/3的地区解决了土地问题,这对于进一步巩固了解放区和加强农民对解放战争的支持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中国土地法大纲》
在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之后,为了维护广大农民的利益、进一步激发他们支援解放战争的积极性,1947年7月至9月,中国共产党在河北省平山县召开全国土地会议,制定和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明确规定“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乡村中一切地主的土地及公地,由乡村农会接收”,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
这个大纲指引着在封建制度压迫下的亿万农民群众,将自己的力量汇入民主革命的洪流
土地改革运动的热潮
全国土地会议后,解放区广大农村迅速掀起土地制度改革(习惯称“土改”)运动的热潮
经过土地改革运动,到1948年秋,1亿人口的解放区消灭了封建生产关系
土地制度改革,是从根本上摧毁中国封建制度根基的社会大变革
它为打败蒋介石,建立新中国奠定了深厚的群众基础
第二条战线的形成和发展
国民党统治区的政治经济危机
第2条战线的形成
在国民党统治区,以学生运动为先导的人民民主运动迅速的发展起来,成为配合人民解放战争的第2条战线
第2条战线形成的原因
第一,国民党政府由于他的专制独裁统治和官员的贪污腐败、大发国难财,抗战后期在大后方便已严重丧失人心
第二,国民党之所以迅速失去民心,主要是由于它违背全国人民迫切要求休养生息、和平建国的意愿,执行反人民的内战政策
第三,由于横征暴敛、滥发纸币,恶性通货膨胀引起物价飞涨,使人民一次又一次的遭到袭击,使民族工商业走向破产,国民党统治区的工农业生产严重萎缩,国民经济遭遇深刻的危机
国民党当局将全国各阶层人民置于饥饿和死亡的界限上,也就迫使全国各阶层人民团结起来,同蒋介石反动政府作你死我活的斗争
学生运动的高涨
一二·一运动
1945年年底,昆明学生发动了以“反对内战,争取自由”为主要口号的一二·一运动
一二·三〇运动
1946年12月30日,为抗议驻华美军强暴北京大学先修班一女生,北平学生举行示威游行
抗议驻华美军暴行的运动(史称抗暴运动或一二·三〇运动)由此掀起
五·二〇运动
1947年5月20日,南京、北平等地爆发了反饥饿、反内战运动(史称五·二〇运动)
1947年10月以后,爱国学生一次又一次的掀起反抗斗争的浪潮
由于他们越来越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上面,学生运动的主要口号便由“反饥饿、反内战”改为“反迫害”了
人民民主运动的发展
学生运动的高涨不可避免的要促进整个人民运动的高涨
其中有1946年6月23日发生的南京下关事件;
1947年2月28日在台湾省发生的“二二八”起义
这些事实表明,不仅在军事战线上,而且在政治战线上,国民党政府都打了败仗
这个政府已经处在全民的包围中
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合作
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团结合作
各民主党派的历史发展
中国的八个民主党派
中国各民主党派少数成立于大革命时期和十年内战时期,多数成立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
中国民主党派的性质
中国民主党派形成时的社会基础,主要是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同这些阶级相联系的知识分子和其他爱国分子
他们所联系和代表的不是单一阶级,而是这些阶级、基层的人们在反帝爱国和争取民主的共同要求基础上的联合,是阶级联盟性质的政党
在他们的成员和领导骨干中,还有一定数量的革命知识分子和少数共产党人
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团结合作
中国各民主党派都是主张爱国、民主的政党
抗战胜利以后,民主党派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比较活跃
中国各民主党派的政纲不尽相同,但都主张爱国、反对卖国,主张民主、反对独裁
在这些方面,同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政纲基本上是一致的
因此,他们从成立的时候起,大多同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不同程度的合作关系,并在斗争实践中逐步的发展了这种关系
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团结合作
中国共产党对各民主党派采取了积极的争取和团结的政策
从抗战胜利到新中国建立这个时期,同中国共产党合作奋斗,并在实践中不断进步,是各民主党派在这个时期表现的主要方面
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合作,对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第三条道路的幻灭
第三条道路的主张
抗战胜利后,某些民主党派的领导人曾经鼓吹“中间路线”
在政治上,“必须实现英美式的民主政治”,但不准地主官僚资本家操纵;
在经济上,“应当实行改良的资本主义”,但不容官僚买办资本横行
而实行的方法,则是走和平改良的道路
他们所提倡的,是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他们所主张的,实质上是旧民主主义的道路
国民党当局对民主党派的迫害
国民党当局不仅极度仇视中国共产党,而且对民主党派、民主人士也充满敌意,并不断以暴力对他们实行迫害
1947年10月,国民党当局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明令对该组织及其成员的一切活动“严加取缔”
同年11月6日,民盟总部被迫在上海发表公告宣布解散
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行不通的原因
第一,帝国主义不允许
帝国主义列强来中国是为了掠夺中国,他们不能容忍在东方出现一个独立、富强的资本主义的中国,成为他们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对手
第二,坚持一党专政的国民党当局不允许
近代中国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阶级斗争尖锐、激烈,使得任何改良的、中间性的政治方案都失去了实现可能
国民党当局不允许任何阻止其一党专政的力量存在
第三,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特点决定了民族资产阶级没有勇气和能力去领导人民进行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从而为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扫清障碍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特点是
第一,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很小,始终没有成为中国社会经济的主要形式;
第二,在民族工业中,工业资本所占的比重小,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所占的比重大;
第三,民族资本主义工业主要是以纺织、食品工业为主的轻工业,缺乏重工业的基础,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在技术、设备以至原材料方面不得不依赖外国垄断资本和本国官僚资本;
第四,民族资本所经营的工业,规模狭小,经营分散,技术设备落后,劳动生产率低,多数工厂没有现代化的机械设备,为手工业工厂;
第五,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和封建势力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这些特点决定了民族资产阶级是带有两重性的阶级
一方面,他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参加反帝国主义和反官僚军阀政府的革命,表现出一定的革命性;
另一方面,他不能明确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的口号和彻底的土地革命纲领,不能充分发动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参加革命,不能建立起一个坚强的革命政党,将革命进行到底
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所以,资产阶级共和国的道路在中国是行不通的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格局的形成
民主党派明确表示了参加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立场
1948年1月,民盟领导人沈钧儒在香港召开民盟一届三中全会,宣布不接受解散民盟的任何决定,并恢复民盟总部
会议明确宣告,民盟“绝不能够在是非曲直之间有中立的态度”,指出独立的中间路线不符合中国的现实环境,是“行不通”的
会议确认中国共产党“值得每个爱国的中国人赞佩”,表示“今后要与他们携手合作”
这次会议,标志着民盟占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立场上来
与此同时,1948年1月,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宣布:“本会当前之革命任务为推翻蒋介石卖国独裁政权,实现中国之独立、自由、民主和和平。”
其他民主党派也明确表示了参加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立场
这表明,战后中国面临的两种命运、两个前途尖锐斗争的客观形式,决定了人们没有走中间路线的余地
只有中间路线想法的人们一接触到实际斗争,尤其是内战重启,就使他们只能在靠近共产党或靠近国民党中选择道路,而不能有其他道路
民主党派明确表示了参加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立场说明,经过实践的教育,他们确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建国方案的正确性,认识到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行不通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格局的形成
五一口号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在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口号中提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这个号召得到各民主党派和社会各界的热烈响应
《对时局的意见》
1949年1月22日,李济深、沈钧儒等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和著名的无党派民主人士55人联合发表《对时局的意见》,一致认定中共提出的关于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符合于全国人民大众的要求”,恳切表示“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共策进行,以期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独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国之早日实现”
这个政治声明表明,中国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自愿地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决心走人民革命的道路,拥护建立人民民主的新中国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格局的形成
1949年春,毛泽东在同有关人士谈话时提出,民主党派应“积极参政,共同建设新中国”
民主党派参加新政协并将在新中国参政,标志着民主党派地位的根本变化
他们不再是旧中国反动政权下的在野党,成为中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参加者,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和共产党一道担负起管理国家和建设国家的历史重任
从此,各民主党派走上了新的历史道路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在这个基础上形成
创建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
南京国民党政权的覆灭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
1948年秋,人民解放战争进入夺取全国胜利的决定性的阶段
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军委的领导和指挥下,在人民群众的热烈支援下,中国人民解放军先后发动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
三大战役前后历时4个月零19天,共歼灭国民党军队的有生力量154万余人
至此,国民党赖以维持其反动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基本上被摧毁
人民解放军向全国进军
1949年元旦,蒋介石发表“求和”声明,企图借“和平谈判”之机争取喘息时间,布置长江防线,以便卷土重来
1月14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主席的名义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严正指出:虽然中国人民解放军具有充足的力量和充分的理由,确有把握,在不要很久的时间内,全部的消灭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残余军事力量;但是,为了迅速结束战争,实现真正的和平,减少人民的痛苦,中国共产党愿意在惩办战争罪犯、废除伪宪法和伪法统、改编一切反动军队等8项条件的基础上,同南京国民党政府及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进行和平谈判
谈判从4月1日开始
由于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1949年4月21日,毛泽东、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
4月23日,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宣告延续了22年之久的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
随后,解放军又分别以战斗方式或和平方式,迅速解决残余敌人,解放广大国土
国民党蒋介石集团被人民赶出中国大陆,逃往中国台湾省
人民政协与《共同纲领》
为新中国绘制蓝图
七届二中全会
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建立新中国的任务被提上了历史日程
在1948年9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论述了即将成立的新中国的国体:“我们政权的阶级性是这样: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但不仅仅工农,还有资产阶级民主分子参加的人民民主专政。”
关于新中国的政体,即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毛泽东说,我们“不必搞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和三权鼎立等”,这套东西“袁世凯、曹锟都搞过,已经臭了”,我们应当“建立民主集中制的各级人民代表会议制度”
1949年3月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了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在会上做了报告
会议的主要内容
提出了迅速夺取全国胜利的方针,在国民党军队主力已经被消灭的情况下,解决剩下的100多万国民党军队的方式是天津式、北平式、绥远式三种
说明了在全国胜利的局面下,采取乡村包围城市这样一种工作方式的时期已经完结,党的工作重心必须由乡村转移到城市
规定了党在全国胜利后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指出了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总任务和主要途径
告诫全党,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1步,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
据此,他提出了“两个务必”的思想,即“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两个务必”的思想,包含着对我国几千年历史治乱规律的深刻借鉴,包含着对我们党艰苦卓绝奋斗历程的深刻总结,包含着对胜利了的政党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对即将诞生的人民政权实现长治久安的深刻忧思,包含着对我们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深刻认识,思想意义和历史意义十分深远
1949年3月,在中共中央离开西柏坡时,毛泽东说,我们进北平,可不是李自成进北京,他们进了北京就变了。我们共产党人进北平,是要继续革命,建设社会主义,直到实现共产主义
他把进北平比作“进京赶考”,说“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论人民民主专政》
为了向全国人民公开阐明党在建立新中国问题上的主张,在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前夕的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
毛泽东明确指出,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
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经验,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纲领
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联盟,而主要是工人和农民的联盟,因为这两个阶级占中国人口的80~90%
推翻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主要是这两个阶级的力量
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主要依靠这两个阶级的联盟
他指出,我们还必须利用一切与国际民生有利而不是有害的城乡资本主义因素,团结民族资产阶级
但是民族资产阶级不能充当革命的领导者,也不应当在国家政权中占主要的地位
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举例和毛泽东的《论人民民主专政》,构成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基础
人民政协会议的召开与《共同纲领》的制定
新政协的召开
完成创建新中国的任务,是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来承担的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届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参加会议的代表共662人,会议代表全国各族人民意志,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这三个被认为是新中国奠基的历史性文件,作出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国旗、国歌、纪年4个重要决议,选举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这标志着100多年来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运动取得了历史性的伟大胜利,标志着爱国统一战线和全国人民大团结在组织上完全形成,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正式确立
人民政协为新中国的建立作出了重大贡献
《共同纲领》
《共同纲领》在当时是全国人民的大宪章,起着临时宪法的作用
他规定了国家的国体、政体、经济政策、民族政策和外交政策等
《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政权的机关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各级政权机关一律实行民主集中制”;“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应实行民族区域自治”
在规定的经济工作中,“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
规定新中国外交工作的原则,是“保障本国独立、自由和领土主权的完整,维护国际的持久和平和各国人民间的友好合作,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
中国革命胜利的原因和基本经验
中国革命胜利的原因
第一,中国革命得到广大人民和各界人士的广泛参加和大力支持,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群众是民主革命的主要力量,民族资产阶级也是革命的动力之一
第二,中国革命之所以能够走上胜利发展的道路,是由于有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是中国人民基于自己的切身体验所确认的客观真理
第三,中国革命之所以能够赢得胜利,同国际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支持也是分不开的
中国革命胜利的基本经验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革命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锻造出了有效的克敌制胜的武器
毛泽东指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
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
必要性和可能性
由于中国人民受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严重压迫,在中国建立一革命统一战线的群众基础是十分广泛的
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是坚持和发展革命的政治基础
统一战线中的两个联盟
一个是劳动者的联盟,主要是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联盟;
一个是劳动者与非劳动者的联盟,主要是劳动者与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有时还包括与一部分大资产阶级的暂时的联盟
前者是基本的、主要的;后者是辅助的、同时又是重要的
必须坚决依靠第1个联盟,争取建立和扩大第2个联盟
巩固和扩大统一战线的关键,是坚持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权
为此,必须率领同盟者向共同的敌人做坚决的斗争并取得胜利;必须对被领导者给以物质福利,至少不损害其利益,同时对被领导者给以政治教育;必须对同工人阶级争夺领导权的资产阶级采取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
坚持革命的武装斗争
武装斗争的重要性
由于中国没有资产阶级民主,反动统治阶级凭借武装力量对人民实行独裁恐怖统治,革命只能以长期的武装斗争作为主要形式
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不能完成任何革命任务
中国的武装斗争的实质
中国的武装斗争实质上是工人阶级领导的农民战争
中国共产党必须深入农村,发动和武装农民,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才能逐步地争取革命的胜利
新型人民军队
为了坚持和发展中国革命,必须建立一支在工人阶级政党绝对领导下的、具有严格纪律的、同人民群众保持亲密联系的新型人民军队
没有一支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
这支军队必须实行一系列具有中国特点的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
加强共产党自身的建设
党自身建设的重要性
在工人阶级人数很少而战斗力很强,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占人口大多数的中国,建设一个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党,是极其艰巨的任务
毛泽东建党学说成功地解决了这个难题
党自身建设的主要内容
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是密切的联系着党的政治路线进行的,注重在端正思想路线的基础上,制定和贯彻执行党的正确的政治路线
中国共产党正是遵循毛泽东建党学说,在长期的斗争实践中,把自己锻炼成了一个有纪律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党,成为了掌握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武器以实行对敌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成为了全国各族人民拥戴的领导核心
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
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的创建,标志着近代以来中国面临的争取民族独立、民族解放这个历史任务的基本完成
这就为中国人民完成第2个历史任务,即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共同富裕,创造了前提,开辟了道路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中国的确立
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开始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胜利及其伟大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宣告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时代已经到来,中国历史由此开辟了一个新纪元
第一,帝国主义列强压迫中国、奴役中国人民的历史从此结束,中华民族一洗近百年来蒙受的屈辱,开始以崭新的姿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占人类总数1/4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第二,本国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统治的历史从此结束,长期以来受尽压迫和欺凌的广大中国人民在政治上翻了身,第1次成为新社会、新国家的主人。一个真正属于人民的共和国建立起来了
第三,军阀割据、战乱仍频、匪患不断的历史从此结束,国家基本统一,民族团结,社会政治局面趋向稳定,各族人民开始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人民可以集中力量从事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建设的时期开始到来了
第四,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为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创造了条件
第五,中国共产党成为全国范围内的执政党。他可以运用国家政权凝聚和调集全国力量,巩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成果,解放并发展社会生产力,以造福于各族人民,造福于整个中华民族
总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基本的胜利,标志着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结束和新民主主义社会在全国范围内的建立。
这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伟大胜利。
近代以来中国面临的第1项历史任务,即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任务基本上完成了;这就为实现第2项历史任务,即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共同富裕,创造了前提,开辟了道路
完成民主革命遗留任务和恢复国民经济
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建立
新民主主义社会经历的两个发展阶段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
而中国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也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
新中国成立以前,新民主主义社会是在局部地区建立起来的,这就是当时的各个解放区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结束,中国社会进入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
这一时期,我国社会的性质是新民主主义社会
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一个“属于社会主义体系的和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去的过渡性质的社会”
新民主主义社会及其基本矛盾
新民主主义社会在政治上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政治制度;
在经济上实行国营经济领导下的合作社经济、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5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经济制度;
在文化上发展以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
新民主主义社会的5种经济成分中,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是个体经济向社会主义集体经济过渡的形式,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是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向国营经济过渡的形式,所以,主要的经济成分是三种,即社会主义经济、个体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
其中的个体经济是处于十字路口的经济,它既可以被引导着走向社会主义,也可以自发地走向资本主义
这样,三种基本的经济成分及与之相应的三种基本的阶级力量(工人阶级、农民及其他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就集中的表现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的矛盾
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决议分析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经济状况和基本矛盾,提出中国从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并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中国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的矛盾:国际上是新中国同帝国主义的矛盾,国内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
对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做这样的认定,实际上就是把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提出来了
因为只有社会主义革命才担负着解决无产阶级资产阶级这个主要矛盾的任务
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文化,都是由工人阶级领导的,因而都具有社会主义因素,如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马克思主义在思想文化领域中的指导地位等等
这些因素的增长,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向社会主义转变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完成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恢复国民经济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面临着两大任务:一是继续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遗留任务,彻底解决中国人民同三大敌人的矛盾;二是动员人民努力医治战争创伤,恢复破败的国民经济
新中国成立初期面临的严重困难和紧迫问题
这些困难和问题归纳起来,主要是
第一,能否保住人民胜利的成果,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
当时,解放全中国的任务还没有完成;
国民党从大陆撤退时遗留下的100余万军队、200多万政治土匪及60多万特务分子还有待肃清;
在广大城乡,反动会道门和传统黑恶势力还危害着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在广大的新解放区还没有进行封建土地制度的改革
第二,能否战胜严重的经济困难,迅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
当时中国的经济不仅远远落后于欧美发达国家,就是与许多亚洲国家相比也有一定的差距
1949年,人均国民收入只有27美元,相当于亚洲国家平均值的2/3
新中国从旧中国接收过来的是一副烂摊子
许多工厂倒闭,大批工人失业,通货膨胀,物价飞涨,人民生活遇到极大的困难
同历史最高水平相比,1949年,工业总产值减少一半,粮食产量减少约1/4
第三,能否巩固民族独立,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企图通过实行强硬的对华政策,即政治上孤立、经济上封锁、军事上威胁的政策,从根本上搞垮新中国
第四,能否经受住政治的考验,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和艰苦奋斗的作风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
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着重抓的4个方面的工作
1950年6月召开的中共七届三中全会,确定了当时全党和全国人民的中心任务是要在三年左右的时间内,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
会议制定了党在建国初期的战略策略方针:不要四面出击
四面出击,树敌太多,造成全国紧张
应该集中力量向国民党残余势力、封建地主阶级和帝国主义进攻
为此,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着重抓了以下四方面的工作
第一,完成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
包括追剿残余敌人、基本完成祖国大陆统一任务的基础上,摧毁旧政权,普遍召开各级各界代表会议或人民代表会议;
镇压反革命;
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废除封建婚姻制度,使广大妇女获得婚姻自由的权利;
在新解放区进行土地改革等
在土改中,对富农的政策,有解放战争时期的征收富农多余土地财产的政策变为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
这次土改运动是我国历史上规模最大,也是历次土改运动中进行的最好的一次
第二,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
没收官僚资本,在企业内部开展民主改革和生产改革,确立起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领导地位,使人民政权拥有了相当重要的经济基础
同时,开展了稳定物价的斗争和统一全国财政经济的工作,解除了人民过了几十年的因物价飞涨而带来的痛苦生活,初步建立起集中统一的国家财政管理体制,以利于统一调度全国的财力、物力、集中力量办好大事
到1952年年底,国民经济得到全面恢复和初步发展
第三,巩固民族独立,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
新中国废除了帝国主义国家依据不平等条约在中国享有的一切特权;
收回了外国列强在中国的兵营,驻扎在中国领土上的一切外国军队被迫撤走;
收回了海关的治权,中国人民重新掌握了国门的钥匙
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一边倒”的外交方针
新中国同苏联订立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建立了平等互助的新型中苏同盟关系
中国政府还在美国侵略军把朝鲜战争的战火烧到鸭绿江边的时候,毅然作出抗美援朝的决策
中朝两国人民及其军队经过近三年的艰苦作战以及谈判斗争,终于迫使美国代表在停战协定上签字
抗美援朝战争是一场抗击美国侵略者的正义战争,打出了新中国的国威和人民军队的军威,创造了以弱胜强的范例
这场战争的胜利,不仅支援了朝鲜人民、保卫了中国的国家安全,而且为维护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作出了重要贡献
这一胜利,有力的打破了美国军队不可战胜的神话,雄辩的证明:“西方侵略者几百年来只要在东方一个海岸上架起几尊大炮就可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全世界对新中国刮目相看,新中国的国际威望空前提高,为国内的经济建设和社会改革赢得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和平环境
第四,加强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
1950年和1951年,中国共产党在全党范围开展整风、整党运动,批判居功自傲等错误思想,进行共产党员标准教育,并在此基础上发展了一批新党员
1951年年底到1952年,在党政军机关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
随即又在1952年上半年发起打击不法资本家的“五反”(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经济情报)运动
这些举措对于在执政条件下保持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促进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廉政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
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
新中国成立的最初三年,及1949年至1952年期间,在着重完成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的同时,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实际上也开始实行了
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没收官僚资本,确立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
没收官僚资本,具有两重性质
从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附庸——中国买办资产阶级——的意义上看,它具有民主革命的性质:从反对中国的大资产阶级的意义上看,它又具有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
官僚资本是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主体
通过没收官僚资本,消灭了中国的大资产阶级,建立起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并确立了他在国民经济中的领导地位,这就为全面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
第二,开始将资本主义纳入国家资本主义轨道
新中国在利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过程中,已经开始对他进行适当的限制,并把其中的大部分引上了初级形式(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的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
第三,引导个体农民在土地改革后逐步走上互助合作的道路
以上事实表明,新民主主义社会不是一个凝固不变的、独立的社会形态
它本身就有过渡性,它是处在很深刻的变动之中的
毛泽东认为,过渡时期每天都在变动,每天都在发生社会主义因素
“过渡时期充满着矛盾和斗争,是变动很剧烈很深刻的时期”
在新民主主义社会中,社会主义因素不论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已经占据领导地位,但非社会主义因素仍有很大的比重,社会主义因素和非社会主义因素彼此斗争着
1954年9月15日,刘少奇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中,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过渡性再次作出深入的论证
他说:“我国正处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在我国,这个时期也叫做新民主主义时期,这个时期在经济上的特点,就是既有社会主义,又有资本主义。”“中国不变成社会主义国家,就要变成资本主义国家,要它不变,就是要使事物停止不动,这是绝对不可能的。”“所以我国只有社会主义这一条唯一的光明大道可走,而且不能不走,因为这是我国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
选择社会主义道路
工业化的任务和发展道路
国家工业化任务的提出
随着民主革命遗留任务的完成和国民经济的恢复,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为实现近代中国的第2项历史任务(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共同富裕)而奋斗,被突出的提上了党和国家的议事日程
进行经济建设,首先要把中国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变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国,实现国家的工业化
1952年国民经济恢复工作完成时,中国工业发展的水平仍然是很低的
当年毛泽东曾说:“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
发展工业,改变中国作为农业国的贫穷落后的面貌,这是全国人民的共同要求,是摆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面前的严重任务
从1953年开始执行的发展国民经济的第1个5年计划,把优先发展重工业作为建设的中心环节
中国近代以来无数仁人志士梦寐以求的工业化建设从此大规模的开展起来
工业化发展道路的选择
从世界历史上看,工业化主要有两条道路
一条是资本主义工业化的道路,这是欧洲各国、美国和日本走过的,而且走通了;
一条是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道路,这是苏联走过的,而且也走通了
在帝国主义时代,中国通过走资本主义道路实现现代化的可能性已经失去
由于社会主义制度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促进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的优越性,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来说,通过社会主义道路实现国家工业化,这是最好的选择
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
对向社会主义过渡步骤的认识过程
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
详见毛中特
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必要性和条件
第一,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力量相对来说比较强大,它是实现国家工业化的主要基础
从1953年开始的第1个5年计划规定的大型工业建设项目,基本上是由国营经济来承担的
这就是说,那时工业建设的发展,首先就意味着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的发展和它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比重的增加
这是中国选择社会主义的一个基本因素
第二,资本主义经济力量弱小,发展困难,不可能成为中国工业起飞的基础(中国的民族资本主要是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工业资本只占1/5。民族资本主义工业主要是轻纺工业和食品工业,缺少重工业的基础);而且,他对国家和国营经济有很强的依赖性,不可避免的要向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向发展
在帝国主义对华封锁的情况下,民族资本由于向外发展的渠道被阻断,就更加重了他对国家和国营经济的这种依赖性
1950年以后,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调整的过程中,加工订货、经销代销、统购包销、公司合营等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
这就为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积累了初步的经验
第三,对个体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保证工业发展、实现国家工业化的一个必要条件
土地改革以后,农业生产摆脱了封建生产关系的束缚,一个时期有过相当大的发展;
但是,由于实行在土地私有基础上的个体经营,这种发展又受到很大的限制
许多农户不仅无力进行扩大再生产,就连简单再生产也难以维持
这说明,如果不引导个体农民走组织起来的道路,不仅广大农民不能进一步改善自己的生活,而且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会受到很大限制,农村也不可能为工业的发展提供必要的商品粮食、轻工业原料、工业品市场和积累工业发展的资金等条件,从而成为工业发展的严重的制约因素
在土改以后,许多地区的农民从发展生产的需要出发,已经在探索组织起来的各种途径,开始有了实行互助合作的实践
这也为对个体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积累了初步的经验
第四,当时的国际环境也促使中国选择社会主义
当时只有社会主义国家和第2次世界大战后为争取民族独立而斗争的国家同情中国
只有苏联能够援助中国
这种国际环境,也是中国选择社会主义的基本因素之一
有中国特点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
社会主义工业化与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
中国共产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一方面要求把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作为全党、全国人民面前的基本任务,另一方面又要求通过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以利于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实现
这两个任务是互相关联而不可分离的
正因为如此,社会主义改造这样一场极其深刻的社会变革,不仅没有引起激烈的社会动荡和经济破坏,而且使生产逐年增加
他成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直接的推动力量
第1个5年计划规定的到1957年应达到的指标,在1956年年底就提前达到了
农业、手工业合作化运动的发展
农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就是把个体经济改造成集体经济,它是通过合作化实现的
农业合作化
农业合作化任务的提出
提出农业合作化的依据主要有
第一,基于对农村形势的分析
土地改革后,一方面农村的生产迅速发展了,农民的生活也有明显的改善;
另一方面,许多农民,尤其是贫农、下中农,由于缺少农具、耕畜和资金,生产经营上的困难仍然比较大,而且由于小农经济的不稳定性,农村中的贫富分化也开始了
针对这种情况,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决定不待农村发生剧烈的贫富两极分化,就采取积极领导的方针,教育、推动和帮助农民走互助合作的道路
第二,基于对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的分析
中国农民在土改基础上所发扬起来的生产积极性,集中的表现在两种积极性上,即个体经济的积极性和劳动互助的积极性
党不能忽视和粗暴地挫伤农民个体经济的积极性,但是要“按照自愿和互利的原则,发展农民劳动互助的积极性”
第三,与毛泽东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看法有关
毛泽东研究了世界现代化大生产发展的历史经验和中国农村的实际需要,指出:既然西方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有一个工场手工业阶段,即尚未采用蒸汽动力机械,而依靠工场分工以形成新生产力的阶段,则中国的合作社,依靠统一经营形成新生产力,去动摇私有基础也是可行的
他讲的道理得到了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的赞同
第四,统购统销为全面推进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1953年,国家对粮食、棉花、油料作物实行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统购统销),基本取消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的自由市场,限制农村的商业投机;大力发展供销合作,削弱城市资本主义和农村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的联系;大力发展信用合作,缩小农村中高利贷活动的地盘
这样既保证了人民对粮食、棉花、油料等的需要,又为全面推进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1951年12月,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
1953年12月,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
农业合作化的基本方针
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一项重要的创造——逐步过渡
《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总结互助合作的运动的经验,概括提出引导农民走向社会主义的几种过渡性经济组织形式
第一是互助组,这具有社会主义萌芽性质
第二是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在土地及牲畜、大农具私有的基础上,土地入股、统一经营,有较多的公共财产,实行土地分红和按劳分配相结合的原则
这具有半社会主义的性质
第三是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将土地及其他主要生产资料归集体所有,统一经营、集体劳动,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
这具有社会主义的性质
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基本原则和方针
第一,在中国的条件下,可以走先合作化、后机械化的道路
在土地改革基本完成后,及时将“组织起来”作为农村工作的一件大事来抓
第二,实行积极发展,稳步前进,逐步过渡的方针
充分利用和发挥土改后农民的两种生产积极性,通过互助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这种由低到高的互助合作的组织形式,实行积极发展、稳步前进、逐步过渡的方针
第三,坚持自愿和互利的原则,采取典型示范、逐步推广的方法,发展一批,巩固一批
第四,始终把是否增产作为衡量合作社是否办好的标准
第五,把社会改造同技术改造相结合
在实现农业合作化以后,国家应努力用先进的技术和装备发展农业经济
农业合作化的发展和基本完成
农业合作化基本完成
1955年夏季以后,出现了农业合作化高潮
到1956年年底,农业合作化基本完成
农业合作化存在的问题
主要是: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以致在长期间遗留了一些问题
尽管如此,农业合作化在总体上是成功的
手工业合作化
方针
积极领导、稳步前进
组织形式
由手工业生产合作小组(具有社会主义萌芽性质)、手工业供销合作社(具有半社会主义的性质)到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社会主义的性质)
步骤
从供销入手,由小到大,由低到高,逐步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和生产改造
到1956年年底,参加合作社的手工业人员已占全体手工业人员的91.7%
手工业的合作化也基本完成了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赎买政策的实施
对资本主义工商企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含义
对资本主义工商企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就是要把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成为社会主义性质的企业,并对民族资产阶级实行赎买政策
用和平的方法逐步的改造民族资产阶级
中国资产阶级有两个部分,即官僚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
对官僚资产阶级及中国的大资产阶级,是把他们作为敌人,在政治上推翻他们的统治,在经济上没收他们的资本
民族资产阶级在社会主义时期仍然具有两面性
他们既有剥削工人取得利润的一面,又有拥护宪法、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
对民族资产阶级,是把他们作为朋友,在团结他们的同时,用和平的方法逐步的改造他们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赎买政策
和平赎买政策的含义
和平赎买不是国家出钱去向资本家赎买,而是指:
第一,用赎买和国家资本主义的方法,有偿的而不是无偿的,逐步的而不是突然地改变资产阶级的所有制
第二,在改造他们的同时,给予他们以必要的工作安排
第三,不剥夺资产阶级的选举权,并且对于他们中间积极用户社会主义改造而在这个改造事业中有所贡献的代表人物给予恰当的政治安排
实行赎买政策的必要性
实行这样的政策,既可以在一定时期利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积极作用(如增加产品供应、扩大商品流通、维持工人就业、为国家提供税收等),又有利于争取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并减少他们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阻力
和平赎买政策在中国能够实现的原因
正如邓小平所分析的,有两方面的原因:“是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体工人阶级执行了毛泽东同志根据我国情况制定了马克思主义政策,同时,资本家阶级中的进步分子和大多数人在接受改造方面也起了有益的配合作用。”
经过国家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
用和平的方法对资本主义工商企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在方式上就是经过国家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
国家资本主义是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和逐步完成社会主义过渡的必经之路
国家资本主义的含义
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是在人民政府管理之下的,用各种形式和国营社会主义经济联系着的,并受工人监督的资本主义经济
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
它有初级形式和高级形式的区别
初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企业仍由资本家经营,他同国营社会主义经济通过订立合同等办法,在企业外部建立这样那样的联系
高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就是公私合营
实行公私合营以后,原来的资本主义企业同社会主义经济的联系已经不只限于流通领域,而是深入到了企业内部,深入到了生产领域
社会主义经济在企业中已经具有决定意义的作用了
从初级形式到高级形式的逐步发展
新中国成立初期,着重发展的是加工订货、经销代销等初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
1954年1月,中央人民政府财政经济委员会提出《关于有步骤的将有10个工人以上的资本主义工业基本上改造成为公司合营企业的意见》,高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起来
开始时,主要是个别企业的公私合营
在这种合营企业中,公方代表已经居于领导地位
企业利润采取“四马分肥”的办法,即分为国家所得税、企业公积金、工人福利费、股金红利四个部分
企业收益大部分归国家和工人,资本家所得不足1/4
这种企业已经具有不同程度的社会主义性质
1955年,合营工业的产值占到全部私营工业产值(包括已合营的在内)的46.9%,这一年,北京、上海、天津的一些行业先后实行全行业公司合营
这时,国家对资本家原有的生产资料进行清理估价,以核实私股股额;在合营期间,每年发给资本价5%的股息,这就叫定股定息
全行业公私合营以后,这些企业基本上已经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除资本家领取定息外,同国营企业已经没有原则的区别
子主题
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改造的完成
1956年1月,北京市首先在全市范围内完成全行业公司合营
同年年底,全国私营工业户的99%、私营商业户的82.2%,都走上了全行业公私合营的道路
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自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大舅生产力发展水平来说,还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这就决定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必须经历一个相当长的初级阶段(至少需要100年)
中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中国的基本国情
要始终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牢牢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牢牢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既不落后于时代,也不能脱离实际、超越阶段
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发展
良好的开局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开端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标志着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开始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时期
提出“第二次结合”的历史背景
历史提出新的课题
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多、底子薄、经济文化都很落后的东方大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怎样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马列主义书本上没有现成的答案
历史向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1代领导集体提出了在实践中进行探索的新的课题
苏联模式难以为继
新中国建立初期,由于没有经验,我们只得学习苏联,有的方面甚至照搬苏联的做法,这在当时是很难避免的
经过“一五”计划的实践,我们积累了初步的建设经验,也发现苏联的经验不完全适合中国,这就给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1代领导集体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提供了可能
同时,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当时出现的问题,特别是苏共二十大进一步暴露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缺点和错误,说明苏联、苏共、斯大林并不是一切都是正确的,这就破除了迷信,有利于反对教条主义,从而更加坚定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1代领导集体探索中国自己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决心
毛泽东指出:“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
“第二次结合”命题的提出及其意义
1956年4月初,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毛泽东提出:我认为最重要的教训是独立自主,调查研究,摸清本国国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制定我们的路线、方针、政策
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
毛泽东提出“第二次结合”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方面,面对西方敌对势力趁机掀起了反共反社会主义浪潮,旗帜鲜明地向全世界表明中国共产党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
另一方面,又为中国探索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指明了方向,提供了基本的指导原则
中共八大路线的制定
八大的召开
在七大召开十一年后,1956年9月15日至27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
八大制定的路线,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成果
八大路线的主要内容
八大路线的主要内容是对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国内主要矛盾、主要任务和根本任务的分析结论
这也是八大最重要的历史功绩
中共八大明确指出:
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
我们还必须为解放台湾、为彻底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最后消灭剥削制度和继续肃清反革命残余势力而斗争,但是国内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
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
虽然还有阶级斗争,还要加强人民民主专政,但其根本任务已经是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
同时,在经济建设上,大会坚持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
在政治建设上,提出要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使党和政府的活动做到“有法可依”和“有法必依”
在执政党建设上,强调提高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水平,健全党内民主集中制,坚持集体领导制度,反对个人崇拜,发展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
在大会发言中,陈云提出“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思想
这个思想为大会所采纳,并写入决议,成为突破传统观念、探索适合中国特点的经济体制的重要步骤
中共八大的路线是正确的,他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
中共八大后,中国共产党在探索中又提出一些重要的新思想
1956年12月,毛泽东提出,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并把这称作“新经济政策”
这个意见得到了刘少奇、周恩来等领导人的赞同
1957年7月毛泽东在《1957年夏季的形势》一文中提出,要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通称“六又”政治局面)
这些是对中共八大路线的继续和发展,是党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新成果
《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发表
《论十大关系》的报告
为准备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刘少奇等领导人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研究工作
在听取汇报的基础上,毛泽东逐渐形成《论十大关系》的基本思路,并先后在1956年4月25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5月2日最高国务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的报告
《论十大关系》的主要内容
十大关系
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
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
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
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
中央和地方的关系;
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
党和非党的关系;
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
是非关系;
中国和外国的关系
十大关系围绕的基本方针
十大关系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即调动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服务
这成为同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大的指导思想
提出了一系列方针政策
如再处理农、轻、重的关系方面,提出在把重工业作为国内建设重点的同时,要更多的发展农业、轻工业,并处理好沿海工业与内地工业、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关系,从而对中国工业化道路的问题做出了创造性的论述
在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上,提出既要反对大汉族主义,又要反对地方民族主义
在党与非党的关系上,提出了共产党要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在文艺上提出“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
在论述中国和外国的关系时,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强调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但不能一切照搬
《论十大关系》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标志
它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总结经济建设的初步经验,借鉴苏联建设的经验教训,概括出来的
从经济方面(这是主要的)和政治方面提出了新的指导方针,为中共八大的召开做了理论准备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发表(详见毛中特)
探索中的严重曲折
“大跃进”及其纠正
“大跃进”
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社论提出: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大跃进”的序幕由此揭开
1958年1月和3月,毛泽东先后在广西南宁和四川成都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严厉批判反冒进,错误地改变了中共八大确定的在经济建设上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
同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建设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
这样,一场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大跃进”就发动和逐步展开了
人民公社化运动
在“大跃进”的同时,还开展了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
在误以为农村集体经济的规模越大、公有化程度越高,就越能促进增产增收的思想指导下,1958年7、8月,毛泽东在视察期间对小社并大社的做法给予肯定
同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北戴河会议通过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提出“应该积极的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
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的体制,其基本特点被概括为“一大二公”
所谓“大”,就是规模大;所谓“公”,就是公有化程度高,主要财产归人民公社所有,收入在全社范围内统一核算和分配
它严重的脱离了农村的生产水平,致使“一平二调”之风泛滥,损害了广大社员和小集体的利益
国民经济的调整
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
主要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斗争的错误, 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撤走全部专家,中国国民经济在1959年到1961年发生严重困难
国民经济的调整
1960年11月,毛泽东开始着手解决当时最为突出的农业和农村问题
1961年1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毛泽东在会上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七千人大会”的召开
1962年1、2月间在北京召开的扩大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在三年调整时期具有关键性的作用
会议采取充分发扬党内民主的做法
来自中央、大区、省市自治区、地区、县五级的党政军领导干部七千余人,围绕讨论和修改刘少奇1月27日向大会提交的书面报告(刘少奇的报告在谈到造成经济困难的原因时指出,一方面是由于自然灾害,另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工作中的错误,有的地方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畅所欲言,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毛泽东在讲话中着重阐述了民主集中制的极端重要性,并带头做了自我批评
这次会议恢复和发扬了党内的民主精神和自我批评精神,统一了全党的认识,对全面贯彻八字方针起了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
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
1964年年底到1965年年初召开的第3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宣布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整个国民经济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明确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
今后发展国民经济的主要任务,是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
“左”倾错误仍在发展
从1960年到1965年,尽管中央采取了上述一系列措施,但是,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的“左”倾错误,在经济工作指导思想中尚未得到彻底纠正,在政治思想文化方面还有发展
1962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后来更发展成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
“文化大革命”及其结束
1966年5月至1967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是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
它使中国共产党、国家和人民遭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
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
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依据
理论依据是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
1956年11月10日,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上海《文汇报》发表,成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
“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
1966年5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
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系统地阐发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
会议还决定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
同年8月1日至12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并在全会上印发《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对“文化大革命”进行再发动
全会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成为“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方针
全面内乱的形成
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
林彪反革命集团夺取最高权力、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事件的发生,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的失败
挫败“四人帮”“组阁”图谋
1975年整顿和“文化大革命”的结束
经过八年“文化大革命”,问题成堆,困难重重
1975年邓小平着手对各方面的工作进行整顿,形式开始有了明显好转
这次整顿实际上是后来拨乱反正的预演
随着整顿的深入发展,逐渐涉及“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及其政策本身
毛泽东不能容忍邓小平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在1975年年底发动了所谓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四人帮”趁机想把一大批老一辈革命家和老干部重新打倒,全国又陷入混乱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举国悲痛
同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
江青反革命集团加紧进行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
10月6日晚,中共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
严重的曲折和深刻的教训
“文化大革命”的性质
“文化大革命”不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和社会进步,而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犯错误的原因
“文化大革命”之所以会发生,并且持续10年之久,是有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的
第一,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并没有完全搞清楚
第二,与党的历史特点相联系
中国共产党是通过激烈的阶级斗争取得政权的
所以在观察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新矛盾新问题时,容易把已经不属于阶级斗争的问题,仍然看作阶级斗争,并习惯于沿用过去熟悉而这时已不能照搬的进行大规模疾风暴雨是群众性斗争的旧方法和旧经验
第三,党的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度遭到了严重破坏,致使党无法依靠制度和集体的力量及时的发现并纠正错误
第四,党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中的某些设想和论点,加以误解或教条化,必然造成错误
“文化大革命”的教训
建设的成就和探索的成果
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建立
较快的发展速度,国家经济实力显著增强
1952年到1978年,工农业总产值平均年增长率为8.2%,其中工业年均增长11.4%
从根本上解决“从无到有”的问题,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中国以后的发展奠定了牢固的物质技术基础
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与文化、教育、医疗、科技事业的发展
保障人民的基本生活需要
提高人民的文化素质和健康水平
取得一批重要的科技成果
1964年我国第1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1967年爆炸了第1颗氢弹
1970年1月,第1枚中远程导弹发射成功
同年4月,第1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
1975年,可回收人造卫星试验成功
这些成就表明,中国在尖端科技领域的某些方面正接近世界先进水平
国际地位的提高与国际环境的改善
1971年10月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从此,中国在联合国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
随着中美关系开始正常化,1972年出现了西方国家对华建交热潮,中国外交格局发生重大变化
这为后来中国逐步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创造了有利条件
探索中形成的建设社会主义的若干重要规则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1代中央领导集体对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进行了艰辛探索,积累了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10分落后的东方大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以创造性的内容为马克思主义宝库增添了新的财富
重大的理论创造
阐明了必须实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基本思想
提出了社会主义矛盾学说,阐明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方针
社会主义可以分为不发达和比较发达两个阶段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目标(四个现代化)和“两步走”的发展战略步骤
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方针
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方面,
提出要实行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方针,正确处理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关系,以农、轻、重为序发展国民经济;
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坚持工业和农业并举、重工业和轻工业并举、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并举、大中小企业并举等“两条腿”走路的方针;
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利用价值规律;
正确解决好综合平衡的问题,处理好积累和消费、生产和生活的问题,处理好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关系,统筹兼顾,适当安排
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方面,
提出要把“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作为努力的目标;
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坚持人民民主,尽可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处理好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的关系,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巩固和扩大爱国统一战线;
切实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各项权利,尤其是人民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的权利;
社会主义法制要保护劳动人民利益,保护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保护社会生产力
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方面
提出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各方针,对古今中外的优秀文化实行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
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要实行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又红又专的方针;
知识分子在革命和建设中具有重要作用,要建设一支宏大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队伍;
要向科学进军,不能走世界各国发展科学技术的老路,而应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努力赶超世界先进水平
在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方面
提出必须加强国防、建设现代化正规化国防军和发展现代化国防技术的重要指导思想,还提出国防建设要服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的方针,并为巩固国防制定了积极防御的战略思想,积累了军事斗争同政治斗争、外交斗争相结合的独创性经验
在执政党自身建设方面
毛泽东最早察觉到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战略的危险,号召共产党人提高警惕,同这种危险做斗争
同时,他又十分警惕党在执政以后可能产生的种种消极现象
为此,他提出:共产党员必须坚持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务必继续的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继续的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各级领导干部必须自觉的运用人民赋予的权力为人民服务,依靠人民群众行使这个权利,并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
必须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平等待人;
必须防止在共产党内、在干部队伍中形成特权阶层、贵族阶层,坚决的反对党内和干部队伍中的腐败现象;
必须切实解决“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的问题
探索中形成的建设社会主义若干重要原则的意义
毛泽东是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开创者
1956年以后的20年间,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1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探索过程中,虽然经历了严重曲折,但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是极其宝贵的,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为党继续进行探索并系统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提供了重要的基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与接续发展
历史性的伟大转折和改革开放的起步
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两个凡是”的提出
1977年2月7日,“两报一刊”社论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的遵循”(即“两个凡是”)
“两个凡是”使彻底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要求和愿望遇到严重阻碍
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及其意义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了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
文章的发表引起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邓小平支持了这场讨论,提出要完地、准确的理解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强调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实事求是,旗帜鲜明的提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
这场讨论,是继五四运动和延安整风之后又一场马克思主义思想解放运动,其实质在于是不是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它成为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思想先导,为党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纠正长期以来的“左”倾错误,实现历史性的转折做了思想理论准备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伟大转折
中央工作会议
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
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做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
这个讲话为重新确立党的思想路线奠定了基础,因而成为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理论的宣言书,实际上是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它为全会实现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转折奠定了重要基础
十一届三中全会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党和国家面临何去何从的重大历史关头召开的
会议解决的问题
全会冲破长期“左”的错误的严重束缚,批评“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充分肯定必须完整、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果断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和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
全会恢复了党的民主集中制的优良传统,审查解决了历史上遗留的一批重大问题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
全会深远的历史意义
第一,全会实现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
第二,全会结束了粉碎“四人帮”后两年党和国家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开始了在思想、政治、组织等领域的全面拨乱反正,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中央领导集体,揭开了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序幕
第三,以这次全会为起点,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征程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指引拨乱反正全面展开,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有步骤的进行,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走上正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和领导体制得到健全,国家各项事业蓬勃发展
改革开放的起步
拨乱反正的推进
一是加快了平反冤、假、错案;
二是采取措施调整各种社会关系
国民经济的调整
针对1977年至1978年出现的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情况,1979年4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提出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
农村改革的突破性进展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首先在农村取得突破性的进展
当时,中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面临的两大问题
一是“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亟待改革;
二是还有1亿农民的温饱问题未解决
解决这两大问题都必须从生产关系的调整入手
确立以包产到户、包干到户为主要形式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废除人民公社
“统分结合”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普遍实行,促进了“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的解体
1983年10月,中央作出决定,废除人民公社,建立乡(镇)政府作为基层政权,同时成立村民委员会作为村民自治组织
农村出现新局面
从1979年到1983年,农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率近8%
再加上国家提高了粮食和部分农产品的收购价,允许农户自主进行多种经营,农民收入明显增加
拨乱反正任务的胜利完成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提出
在拨乱反正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值得引起注意和警觉的现象
针对这种情况,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阐明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坚持人民民主专政
坚持共产党的领导
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四项基本原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
全面总结新中国的历史,科学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全面总结了新中国的历史,科学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从根本上否定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表明中国共产党是在政治上、理论上成熟的坚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标志着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指出的党和国家在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的胜利完成
全面总结新中国的历史,科学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
科学评价毛泽东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此给予了明确回答: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
他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
他的功绩是第1位的,错误是第2位的
他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立和发展,为中国各族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功勋
科学评价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
决议对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和活的灵魂(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做了概括,强调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宝贵的精神财富,他将长期指导我们的行动
我们必须坚持毛泽东思想,并以符合实际的新原理新结论丰富和发展毛泽东思想
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展开
改革开放的全面展开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宏伟纲领的制定
1982年9月1日至11日,中共十二大在北京召开
中共十二大的主要内容有
第一,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重要命题
这是邓小平在开幕辞中提出的
第二,制定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宏伟纲领
一是确立新时期的总任务:“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
二是提出了国内工农业生产总值在20世纪末“翻两番”的奋斗目标
即由1980年的7100亿元增加到2000年的2.8万亿元左右,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达到小康水平
三是提出要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强调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表现
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要靠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来保证
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必须同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紧密的结合起来,使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化、法律化,深化了对社会主义的认识
改革重点从农村转向城市
城市改革的背景
农村经济的发展和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对城市改革提出了迫切的要求
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展开
《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比较系统地提出和阐明了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特别是突破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观点,指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更是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重大突破
经济体制改革以城市为中心全面展开
《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的通过和实施,使得单一的公有制结构被突破,形成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开始发展的局面
国有企业的经营自主权逐步扩大,所有权和经营权适当分离
改革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经济杠杆在国家宏观调控中的作用明显增强
多层次对外开放格局的形成
经济特区
1980年5月,中央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设立经济特区,采取多种形式吸引和利用外资,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经营管理方法
此后,经济特区加快发展
1983年4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对海南岛实行经济特区的某些政策,给予较多的自主权,以加速海南岛的开发,并于1988年4月建立海南省,将全海南岛辟为经济特区
沿海开放城市
1984年5月,中共中央决定进一步开放天津、上海等14个沿海港口城市
沿海经济开放区
1985年2月,决定把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闽南厦门泉州漳州三角地区开辟为沿海经济开放区
此后又相继开放沿长江城市、内陆省会城市和内部边界城市
多层次对外开放格局的形成
经过几年的努力,我国就逐步形成了“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内地”这样一个多层次、有重点、点面结合的对外开放格局
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深入推进
中共十三大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
1987年10月25日至11月1日,中共十三大在北京举行
中共十三大的主要内容有:
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大会指出,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
这个论断,包括两层含义
第一,我国社会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
第二,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初级阶段。我们必须从这个实际出发,而不能超越这个阶段
提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制定了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任务和奋斗目标
“三步走”发展战略的制定和实施(详见毛中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跨世纪发展
邓小平南方谈话
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邓小平先后视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发表了重要谈话
南方谈话的主要内容有
第一,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本质理论
第二,提出加快改革开放和判断改革开放的“三个有利于”标准
第三,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
邓小平强调,发展才是硬道理
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
我国的经济发展,总要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
不能鼓励不切实际的高速度,而要扎扎实实,讲究效益,稳步协调的发展
他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
高科技领域,中国也要在世界占有一席之地
第四,提出关键在人,强调加强党的建设
邓小平指出,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
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
对这个问题要清醒
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
这两只手都要硬
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
第五,提出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
邓小平强调,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
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第六,阐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长期性和前途,提出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
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在重大历史关头、科学的总结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基本实践和基本经验,明确回答了长期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对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中共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
1992年10月12日至18日,中共十四大在北京召开
十四大的主要内容有
确立了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确立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
1992年,以邓小平南方谈话和中共14大为标志,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进入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新阶段,由此打开了中国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崭新局面
中共十五大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提出跨世纪发展战略
中共十五大的召开
1997年9月12日至18日,中共十五大在北京召开
大会的主题: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
中共十五大的主要内容
大家会把邓小平理论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道确立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并写入修改后的《中国共产党章程》
大会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
大会阐明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这是党的基本路线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展开,是这些年来最主要经验的总结
大会明确了中国跨世纪发展的战略部署,并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所有制结构和公有制实现形式,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等问题提出了新的论断
大会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
中共十五大的意义
中共十五大在世纪之交的关键时刻,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明确回答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继续向前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和政策问题,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跨世纪发展提供了根本保证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战略目标的确定
中共十六大的召开
2002年11月8日至14日,中共十六大在北京召开
中共十六大的主要内容
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道确立为中国共产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
大会从十个方面总结概括了党领导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经验
大会明确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
提出要在本世纪头20年,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
这是实现现代化建设第3步战略目标必经的承上启下的发展阶段,也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扩大对外开放的关键阶段
不断推动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
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推动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和促进社会全面进步
奋力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得到新的发展阶段
中共十七大的召开
2007年10月15~21日,中共十七大在北京召开
中共十七大的主要内容
对科学发展观作了全面系统的阐述
指出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
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大会一致同意将科学发展观写入党章
强调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并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要求
科学总结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出了概括,阐明了“十个结合”的宝贵经验
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巨大进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确定
中共十八大的召开
2012年11月8日至14日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
中共十八大的主要内容
第一,大会阐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依据、总布局和总任务;阐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的科学内涵及其相互关系
第二,大会提出要在党的十六大、十七大确立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基础上努力实现新的要求,确保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
第三,大会强调我们必须坚定不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
党的十八大精神归结到一点,就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共十八大的意义
中共十八大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已经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定性阶段,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的提出
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
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共中央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
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共中央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出发,提出并形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
这个战略布局既有战略目标,也有战略举措,每一个“全面”都具有重大战略意义,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保障
党和国家事业的历史性成就和历史性变革
极不平凡的五年
党的十九大从10个方面总结了十八大以来五年党和国家事业的历史性成就和历史性变革,指出“五年来的成就是全方位的、开创性的,五年来的变革是深层次的、根本性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新时代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历史性变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的国际地位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
五年来,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进一步提高,中国正前所未有的走进世界舞台中心,已经成为一个响当当的世界大国
中国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
中华民族正以崭新姿态屹立于世界的东方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
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共十九大的举行
2017年10月18日至24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
这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是一次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高举旗帜、团结奋进的大会
大会的主题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
大会批准了***代表十八届中央委员会所作的报告,批准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章程 (修正案)》,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代表十八届中央委员会所作的报告,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是马克思主义的纲领性文件
中共十九大的主要贡献
确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历史地位
大会通过的党章修正案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确立为党的行动指南,实现了党的指导思想的又一次与时俱进
这是党的十九大的一个重大历史贡献
做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新变化的重大政治论断
大会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确定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目标
大会指出,从现在到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期
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从2020年到21世纪中叶可以分两个阶段来安排
对新时代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党的建设伟大工程作出全面部署
大会对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作出具体部署;提出了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强调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
选举产生新的中央领导集体
这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重要组织保证
2017年10月31日,中共十九大闭幕仅一周,***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赴上海瞻仰中共一大会址、赴浙江嘉兴瞻仰南湖红船,回顾建党历史,重温入党誓词,虽然是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的坚定政治信念
***强调,要结合时代特点大力弘扬“红船精神”(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让“红船精神”永放光芒
更好发挥宪法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的重大作用
2018年1月,中共十九届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
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
全会认为,我国现行宪法是符合国情、符合实际、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好宪法
全会强调,要把党的十九大确定的重大理论观点和重大方针政策特别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载入国家根本法,体现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新成就新经验新要求,在总体保持我国宪法连续性、稳定性、权威性的基础上推动宪法与时俱进、完善发展,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宪法保障
2018年3月11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
宪法修正案共21条,包括
确定***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指导地位;
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明确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
增加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
确立宪法宣誓制度;
修改宪法中国家主席任职方面的有关规定;
增加有关监察委员会的各项规定等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2018年2月,中共十九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
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和《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同意把《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的部分内容按照法定程序提交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
全会提出,党和国家机构职能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重要保障
全会强调
完善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的制度,加强党对各领域各方面工作领导,确保党的领导全覆盖,确保党的领导更加坚强有力,是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首要任务;
转变政府职能,优化政府机构设置和职能配置,是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重要任务;
统筹党政军群机构改革,是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实现机构职能优化协同高效的必然要求等
全会通过的《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在深化党中央机构改革、全国人大机构改革、国务院机构改革、全国政协机构改革、行政执法体制改革、跨军地改革、群团组织改革、地方机构改革等方面作出明确部署
2018年3月17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表决通过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
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
2018年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40周年
2018年12月18日,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在北京举行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在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
讲话分析了我们党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的依据(四个基于),总结了改革开放40年我国的10大成就,指出“改革开放极大改变了中国的面貌、中华民族的面貌、中国人民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迎来了从创立、发展到完善的伟大飞跃!中国人民迎来了从温饱不足到小康富裕的伟大飞跃!中华民族正以崭新姿态屹立于世界的东方!”
强调40年的实践充分证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是完全正确的,形成的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是完全正确的;中国发展为广大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提供了成功经验、展现了光明前景,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强大力量,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进步作出的重大贡献;改革开放是党和人民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
讲话总结了改革开放40年的9条经验
第一,必须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不断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
第二,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第三,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不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
第四,必须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第五,必须坚持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发挥和增强我国制度优势
第六,必须坚持以发展为第一要务,不断增强我国综合国力
第七,必须坚持扩大开放,不断推动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第八,必须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不断提高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第九,必须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
讲话号召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更加紧密的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创造让世界刮目相看的新的更大奇迹!
齐心协力走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
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义无反顾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团结带领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谱写了气吞山河的壮丽史诗
建立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推进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五四运动以来我国发生的三大历史性事件,是近代以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三大里程碑
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和基本框架,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
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强调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推进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成功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审视国际国内新形势,通过总结实践、展望未来,深刻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重大时代课题,形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对党和国家各方面工作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
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
伟大梦想不是等得来、喊得来的,而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场接力跑,我们要一棒接着一棒跑下去,每一代人都要为下一代人跑出一个好成绩
探索、开创、坚持、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新中国发展的两个历史时期及其相互关系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这是两个相互联系有重大区别的时期
但本质上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改革开放历史历史新时期开创的,但也是在新中国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进行了20多年建设的基础上开创的
虽然这两个历史时期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指导、方针政策、实际工作上有很大差别,但两者绝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
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为改革开放后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积累了条件,改革开放后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是对前一个时期的坚持、改革、发展
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
正确认识和处理改革开放前后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的关系,不只是一个历史问题,更主要的是一个政治问题
对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分清主流和支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发扬经验
吸取教训,在这个基础上把党和人民的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新中国最大的历史成就
新中国最大的历史成就就是探索、开创、坚持、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这是几代中国共产党人接续奋斗的结果
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创立和毛泽东思想
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经过长期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斗争,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新中国成立以后,顺利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发展了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实现全党工作中心向经济建设的转移,实行改革开放,开辟了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逐步形成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路线、方针、政策,阐明了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创立了邓小平理论
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加深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认识,积累了治党治国新的宝贵经验,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根据新的发展要求,深刻认识和回答的新形势下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形成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
十八大以来,***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顺应时代发展,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重大时代课题,创立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行动指南,必须长期坚持并不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