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点：论述新媒体环境下议程设置的变化与发展

这是一篇关于热点：论述新媒体环境下议程设置的变化与发展的思维导图，主要包含内容：结合“city不city”走红及中国旅游热的背景，优化我国跨文化交流路径的策略，深入分析了新媒体环境下议程设置理论的演变以及李雪琴高考事件引发的舆论争议。

• • 分析李雪琴高考事件引发舆论争议的原因
  • 内容来源 | 考研热点改编题
  • 近日，李雪琴在2021年VISION+影像年展接受采访的视频，在网络上发酵。视频中李雪琴提到“自己不会游泳”，而网传消息称她是游泳二级运动员，获得北大自主招生降20分录取资格进入北大，引起热议，下文将对该事件产生舆论争议的原因进行分析。
  • 一、主体层面：共景监狱下的舆论监督
  • 进入社交媒体时代，平台信息的多形式发布、病毒式的传播速度以及高度及时的互动特性，使得普通公众不仅从信息的“接收者”变成“传播者”，同时，还成为了公共事件的“解决者”以及公共事务的“决策者”。公众借助社交媒体就社会事件在短时间内迅速整合群体意见，形成强大的舆论场域，在网络围观的同时对社会进行监督。 不同于福柯“全景敞视监狱”中目光由中心向外的扩散，网络围观中的目光由四周向中心聚焦，因此“全景监狱”模式发生改变，形成了一种与之相反的“共景监狱”理论。“共景监狱”是众人对个体展开的凝视与控制。在这种围观结构中，普通公众手握监督权，利用社交媒体发声，曝光社会不良现象、揭示事件真相、监督政府官员行为等，在群体目光凝视下，推动社会事件的发展进程，实现舆论监督，促进社会发展。 在此次事件中，李雪琴作为公众人物，公众对其究竟是否是游泳二级运动员展开讨论和质疑，以及对证书获取过程进行调查的呼吁，其本质是对李雪琴是否涉嫌破坏高考公平的舆论监督。
  • 二、媒介层面：网络考古中的痕迹透明
  • “网络考古”或称“网络挖坟”，最初是对论坛BBS类的帖子进行挖掘，网络论坛中的网帖记录下言语争论的痕迹。随着更多的行动在网络中留下痕迹，网民对行动痕迹的发掘也扩展到了包括且不限于社交媒体、新闻报道、电视及网络节目等等，一切可以通过互联网进行记录和流传的行动痕迹和证据，都有可能成为网络考古的对象。 此次事件所引发的舆论中，不少网友结合网络资料对其观点进行推测和验证，如有网友对此前李雪琴的相关行为痕迹进行挖掘，找到李雪琴此前的游泳动态，试图说明李雪琴称自己“不会游泳”是口误；而另一些媒体和网友则扒出2014年，北京晨报发文《高考体育加分“神校”涉假被调查》，据此推测李雪琴的加分大概率是其学校为提高升学率而进行的“潜规则”，两方的论据使得舆论呈现出一定的争议性。这种“网络考古”现象既是当前公众人物引发舆论的一种典型表征，也是加剧舆论争议的动因之一。
  • 三、内容层面：教育公平引发社会敏感
  • 公众对于涉及社会资源公平问题往往表现出极高的敏感度。此次事件之所以能连日登上热搜，引发大量关注，不仅在于李雪琴的公众人物身份，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此事件关涉教育公平问题，而教育公平历来是社会敏感问题之一，极易激发大众情绪。 此前“仝卓事件”也是由这种情绪引发的舆论风波。也正因如此，继李雪琴的“二级运动员”加分资格究竟是否属实被质疑之后，其背后所牵涉的本溪高中涉嫌为考生进行集体证书造假的相关报道也被挖出，网友对其进行的诘问，折射的是对教育公平的关注与焦虑。
  • 四、媒体层面：议程设置推动视线聚焦
  • 随着李雪琴高考加分事件的不断发酵，从中央级媒体到地方媒体都纷纷下场报道和评论，在媒体议程的影响下，此次事件得到了更大范围的关注和讨论。而在专业媒体之外，自媒体与普通用户也积极参与到相关的讨论中，自媒体通过发布微博、视频、公众号文章等，以不同视角解析和评论这起事件；而更多的用户则通过点赞、转发、评论等方式参与到舆论的讨论中，多元主体的互动放大了舆论的声量，并吸引着更多人加入到讨论之中。与此同时，社交媒体平台也对相关内容进行推荐，平台、媒体、自媒体等多元行动者共同构建了媒介议程。 公众人物在享受知名度带来红利的同时，也必须承担更高的道德标准和社会监督。在这个信息高度透明的时代，无论是明星还是普通人，在追求个人成就的道路上，诚信与公平始终是不应被忽视的基本原则。
  • 参考文献
  • 游泳二级运动员“不会游泳”？事关高考公平岂能“既往不咎”；红网
• • 论述新媒体环境下议程设置的变化与发展
  • 内容来源 | 2025考研热点改编题
  • 自1968年美国传播学家麦库姆斯和肖开始系统研究大众传播的议程设置效果以来，全世界的学者对其进行了深入探讨，并在此基础上延伸出了“属性议程设置”、“议程融合”、“议程建构”、“关系网络议程设置”等多种概念。下文将在回顾经典议程设置研究的基础上，探讨新媒体环境下议程设置的变化与发展。
  • 一、议程设置理论及其发展
  • 一、显著议程设置
  • 1968年，美国传播学者麦库姆斯和肖通过“教堂山镇研究” ，通过实证发方法确证了议程设置现象的存在，并于1972年在《大众媒体的议程设置功能》中正式提出：大众媒介可以通过提供信息和安排议题来左右人们关注某些意见和事实，以及人们谈论的先后顺序，为公众提供议程。
  • 二、属性议程设置
  • 1997年，麦库姆斯和肖在研究西班牙选举的论文中提出了属性议程设置的概念，即大众媒体不仅能告诉公众“想什么”，也能成功地告诉公众“怎么想”。如果说议程设置的第一层传递的是对象的显著性，第二层传递的则是属性的显著性。
  • 三、关系网络议程设置
  • 议程设置理论的第一层和第二层，研究的仅是个人感知的，分散的议题或属性的显著度，而不是由这些议题和属性构成的关联网络的完整的图像 。关联网络议程设置认为新闻媒体不仅告诉我们想什么，怎么想，同时还为受众建构议题或属性的关联网络，即决定受众是如何将不同的议题或属性通过关联网络连接起来的。
  • 二、新媒体环境下议程设置的变化
  • 一、议程设置主体多元
  • 媒体公众算法构筑行动者网络。同传统媒体相比，新媒体环境下议程设置主体呈现多元化趋势。除了作为大众传播者的媒体外，还包括传播渠道中的组织、群体、个体，甚至个性化推送算法也会起一定的作用。与议程设置主体的多元化趋向相适应，网络议程形成的渠道也是多样的，而且多数时候依赖于多种传播渠道的交叉、共同作用。
  • 二、议程设置机制复杂
    • 纵横媒体共同编制议程设置网络。互联网环境下，议程设置不再像传统媒体那样统合社会大多数人的议程。它是由贯穿所有人群的纵向议程，与适合特定人群的横向议程共同编织的议程网络。唐纳德·肖就皆有水平媒体与垂直媒体的交织，指出互联网创造了一个稳定的“纸草社会”。由此，网络议程设置既有助于人们寻找小众群体归属，有可以促进人们对大众社会环境的认知。
    • 媒体间议程设置的共振与断裂。新媒体时代，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之间发生共振现象的表现是，传统媒体认为某一事件重要并加以报道，网络平台也认为该事件重要并加以传播。与共振现象相对的是媒体间议程设置的断裂。即某一传统主流媒体认为非常重要而着重报道的事件，并未在互联网平台广泛传播讨论，反之亦然。议程设置的断裂可能进一步导致舆论场的撕裂，不利于公共讨论的理性推进。
  • 综上
  • 综上所述，新媒体的出现改变了媒介生态，以传统媒体进行大众传播的信息接受方式受到空前挑战。而信息传播模式的变化，也意味着对议程设置研究的方法亟待更新。未来，如何充分利用大数据挖掘来搜集、分析呈现互联网环境下的海量数据并进行分析，是研究者下一步需要重点关注的话题。
• 新闻考研题库
• • 结合“city不city”走红及相关的“中国旅游热”，分析如何优化我国跨文化交流路径。
  • 内容来源 | 新传考研热点题
  • “City不City”出自一位外国博主在中国旅游时和妹妹的对话，由于语调魔性洗脑，吸引了许多网友模仿。“City不City”梗的走红并非个例，随着中国持续推出多项来华签证优化措施，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前来“打卡”，他们在社交平台上分享来华旅游的点点滴滴，“ChinaTravel（中国旅行）”相关话题热度持续升高。 跨文化传播是指各种文化信息在时间和空间中流动、共享和互动的过程。下文将结合“City不City”走红及相关的“中国旅游热”，分析如何优化我国跨文化交流路径。
  • 开始答题
  • 一、转变跨文化传播思维，减少宣传灌输色彩
  • 当前背景下的跨文化传播呈现出主体多元化、边界模糊化、传播立体化等新特征，但“传者本位”的陈旧传播思维依然对实现有效的跨文化传播起着制约作用。所以，首先要厘清对外宣传与跨文化传播的区别，研究海外受众对中国形象的接受途径和认知要素，坚持“受者本位”的传播原则，摒弃“秀肌肉”“大喇叭”“高音炮”式的传播方式，加强跨文化传播话语体系建设，创新话语表达方式，采取符合海外受众认知思维的传播策略，化“硬传播”为“软传播”，在柔性传播中将文化以更持久的方式潜入受众头脑。 特别是要融通中外概念、范畴、表述，强调“说理”的同时注重“陈情”，将宏大叙事转化为故事性叙述，以小见大，润物无声，从而淡化宣教、灌输的色彩和痕迹，弱化文化差异导致的传播障碍，消解海外受众对不同意识形态和价值理念等异文化的抵触感。 “city不city”这句趣味混搭的短语，融合了中西方的语词要素，配合外国博主在视频中所展示的视听符号，可以有效淡化跨文化传播中信息符号编码和解码的复杂性，减少海外受众在语言转化过程中对文化符号的误读和抗性解读，降低文化传播中的语言障碍，从而增强跨文化传播的有效性。
  • 二、建构共通意义空间，实现内容精准化叙事
  • 跨文化传播既不能“自说自话”，只传播政治性、严肃性内容，也不能过分依赖经典的传统文化符号。一方面，要探求异质文化之间的共性，打破受众认知要素障碍。共通意义空间是传受双方进行传播行为的前提，因而在内容选取上注重普世价值和共通理念，从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人类情感、人生态度等主题上入手，以“平民化”视角切入，将时代发展进步和国家繁荣富强，浓缩到一个个具体可见的普通人身上，从而引起不同文化背景下受众的情感共鸣，获得普遍的文化认同。 另一方面，要注重“精准叙事”。例如，中国免签“朋友圈”不断扩容，进一步畅通了入境游作为国际传播的渠道，极大满足了外国游客便利触达中国的愿望；移动支付的优化、景点预约、酒店住宿、更新英文地图、中英双语标识等服务的完善升级，种种贴心服务精准“解锁”入境游的各种“关卡”。利用这些海外用户感兴趣的中国故事，可以大大减少跨文化传播的阻力。
  • 三、创新双向互动传播模式，搭建多样性渠道
  • 新媒体技术的发展为双向互动的传播模式的构建创造了有利条件，有利于破解我国传播渠道单一等问题。因此，为保证跨文化传播效果，应当积极拓宽传播渠道，打造立体化的传播媒介矩阵，建立多元化、多层次、立体化的传播格局，形成双向互动式的跨文化传播体系。特别要注重发挥社交类网络平台的积极作用，抢占海外YouTube、X等社交媒体阵地，采用短视频、直播等多样化表达形式，充分利用其社交属性强、传播速度快、交流互动强、受众覆盖广等优势，优化跨文化传播效果。 此次的“中国旅游热”不仅在国内的社交平台上带起一阵风潮，也同样火到了国外。YouTube上关于ChinaTravel的讨论聚集了相当高的声量，不少国外网友在相关博主的视频下对其所呈现的中国做出友善的评论，而一些中国网友则在其评论下方进行回复并欢迎其来中国。丰富的社交媒体与短视频平台使得跨文化传播较以往摆脱了单向度的宣介，让更多的跨文化传播者得以平等对话，充分交流。
  • 四、培育跨文化传播使者，重视民间传播力量
  • 很多外国人囿于本土媒体及自我设限，对中国的认知仅停留在数十年前的影像，或者西方渲染的“中国威胁论”。而国内众多以国人视角拍摄的中国影像经常难脱“自家人”身份，即具有一定的拔高性、渲染性，对外国人而言，缺乏贴近感、真实感，甚至会引发对抗性解码，从中读出针锋相对的意义。因此，越来越多的“洋网红”应中外文化沟通之需而来，以他者视角记录与体验中国，承担着“跨文化传播使者”的角色。我国媒体与宣传部门可以借助其相对客观的他者视角，提升传播的可信度。 此外，还可以通过民间力量搭建与海外普通民众之间的传播桥梁，利用民间传播形式灵活、内容接地气、题材更广泛、渠道更多样等特点，以及其“去模式化”等属性，缩小跨文化的传播距离，引导民间传播者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展示中国文化的魅力，为海外受众呈现一个完整的中国形象。外国博主自发发布的中国旅行视频便是极好的例证，通过民间自发的传播，增强海外公众深入了解中国的意愿。 总而言之，我国应抓住机遇，充分发挥新媒体的传播优势，与时俱进，积极探索和实施有效的跨文化传播策略，不断优化跨文化传播路径，提升我国跨文化传播能力，强化我国跨文化传播的话语权，让中国文化走向国际舞台的步伐更加稳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