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图社区 公共政策学重点归纳
暨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应急管理学院公共政策学期末复习要点,内容丰富,要点梳理,结构清晰,非常值得学习!让你事半功倍,学习更高效!
编辑于2025-01-07 02:56:26myfile
第一章 导论
公共政策含义:公共政策通过提供一系列正式的约束规则及其实施 (激励和惩罚) 机制, 界定人们的行为空间, 规范各种社会关系, 从而减少社会环境中的不确定性, 降低交易费用、 促进社会合作与发展。
政策科学(policy sciences)
所谓政策科学, 即运用多学科的知识探究公共政策过程和政策分析方法的一般性知识的一门科学。 公共政策的多样性、复杂性和综合性, 决定了政策科学研究需要运用多学科的知识。
政策工具(policy instruments)
政策工具即达成政策目标的手段, 可分解为实施手段、评估标准、问责机制。根据政府机构的介入程度,政策工具可分为自愿弄工具、强制型工具和混合型工具三种类型。
公共政策的构成要素
一般而言, 一项公共政策由政策目的、政策目标、政策工具三个要素构成。
公共政策的主要功能
引导功能
公共政策通过提供社会交往的一系列准则, 为个人和社会组织的行为提供引导功能,包括观念引导和行为引导两个方面。
管制功能
公共政策的管制功能, 表现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环境等诸多领域。公共政策通过制定标准、程序、准入条件等规范, 使用许可、认可、裁定等手段, 对个人和社会组织的行动进行管理和监督。
分配功能
社会资源的总量是有限的, 每一个群体和个人都希望尽可能多地占有社会资源。
政策系统
政策系统的组成要素
政策主体:指在特定的政策环境中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政策过程及结果的行动者,如公共部门、公职人员、社会组织和个人
政策过程:政策过程即公共政策活动的生命周期, 一项公共政策从作为政策问题被提上议程到政策终结, 需要经过一系列的运作阶段。拉斯韦尔将决策过程划分为情报、提议、规定、合法化、应用、终止和评估7个阶段 。
尽管这一过程划分存在争议,它却开启了政策过程的理论研究。概括地讲, 政策过程可划分为问题确定、议程设置、方案选择、政策合法化、政策实施、政策评估、政策终结等阶段。
政策内容:指多方政策主体在博弈过程中,经由一定的政策程序做出的政策安排。
政策环境 :公共政策活动的外部场域,分为自然环境与人工环境(人工包括政治环境、社会文化环境、经济环境、国际环境)。
政策客体:公共政策指向的对象。包括政策问题(引起政府关注并采取行动的社会问题)和目标群体(公共政策直接作用和影响的群体)。
政策工具的含义
政策工具也称“政策手段”“政府工具”“施政工具”, 是指为实现特定的政策目标而采用的机制、 手段、方法与技术。
在政策制定中, 政策工具设计与选择的重要性在于:
政策工具是实现政策目标的基本途径。
政策工具的合适性直接关系到政策的成效。
政策工具的设计不是一项普通劳动, 其开发需要智力支持。
政策工具的分类
政策工具选择的路径
从经济学的路径, 政策工具的选择可看作政策目标与特定工具之间的技术性配对。
概括而言, 从经济学视角看, 政策工具设计和选择的基本流程包括以下环节:
识别可用的政策工具。
利益相关者分析。
成本——收益分析。
做出工具选择。
政治学的路径
在政治学家看来, 各种政策工具之间存在可替代性, 应该将研究焦点放在各种政治力量上, 他们的博弈格局决定了政策工具的选择。
综合路径
政策工具选择的具体情境复杂多样, 难以列举出所有情况。豪利特、拉米什将经济学路径和政治学路径综合起来, 提出了一种类型学分析框架。他们根据国家能力、政策子系统的复杂程度, 将政策工具区分为四种类型: 市场工具, 家庭、社区与自愿型工具, 强制型工具, 混合型工具 (见表 2-3 )。
政策模型
理性决策模型(comprehensive rationality model)
理性决策模型也称“完全理性决策模型”, 它以“经济人” 假设为前提, 认为决策者应具有完全理性, 以最优决策为目标追求, 全面收集决策所需要的知识和信息, 了解社会群体的各种价值偏好, 研究各种可能的方案, 通过分析排出优先次序, 追求效果最大化, 从中做出最优选择。
有限理性模型(bounded rationality model)
有限理性模型的提出源于对理性决策模型的批评, 著名管理学家赫伯特·西蒙在其中做出了突出贡献。
有限理性模型认为, 个人受知识、能力、精力、心理、信息等因素的影响, 不可能达到理性决策模型提出的要求, 决策行为实际上是有限理性的产物。
决策者应该追求“满意”而不是“最好”。根据有限理性模型,决策的基本步骤包括发现并确定问题,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提出解决问题的备选方案,评估备选方案,做出优次选择。
渐进决策模型(incremental decision-making model)
渐进决策模型认为完全理性只是一种理想,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决策是根据以往的经验对现有方案进行渐进调适。渐进决策模型把决策看作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其中既包含政策设计,又包括讨价还价、相互妥协,最终达成的决策在实践中具有可行性。
决策者需要根据环境的变化情况,不断地对以往的政策进行局部调整、补充和修正,逐渐把一项旧政策转变成为一项新政策。
特征:
决策者以现行政策为基础,着眼于发现现行政策的问题和缺陷
决策者通常只考虑有限的备选方案
备选方案立足于对现行方案的修改与补充,而不是全盘否定
渐进决策模型遵循按部就班、修修补补、稳中求变的原则。
根据林德布洛姆的总结,渐进决策模型由以下过程组成:
分析关注少数比较熟悉的政策方案,它们与现实方案具有细小差别;
更多关注经验层面;
更多地关注补救缺陷;
分析是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
分析只能发现某一个方案的部分结果,而不是全部可能结果; 很多参与者(党派)的存在使分析工作碎片化。
在渐进决策模型的视角下,政策过程是一个不断学习和试验、不断反馈和调整的过程。这一决策路径缩减了政策调整的幅度,降低了综合评估的系统性要求。 在林德布洛姆看来,公共政策是一个惯性很大的系统,越是严重的错误越难以完全纠正。在政策制定时步子迈得小一些,发现了问题就能及时纠正,这样做可能会避免在决策层内部引起紧张和冲突。
4.混合扫描模型(mixed scanning model)
混合扫描模型要求决策者将这两种摄像机结合起来使用。有的阶段采取理性主义模型, 有的阶段聚焦选定的区域, 采取渐进主义模型。混合扫描模型要求根据具体情境来决定扫描的层次。决策者的能力强, 可扫描更大的空间, 决策者的能力弱, 则扫描的空间就小一些。
5.垃圾桶决策模型的内容(garbage can model)
垃圾桶决策模型认为, 理性决策路径描绘的连贯有序决策是不真实的, 渐进决策描绘的渐进调适也一样不真实, 这两种方法都错误地认为在决策中具有太多的确定性和理性。垃圾桶决策模型认为, 组织在决策时存在非理性的因素, 存在着一种类似垃圾桶的混乱状态。
根据垃圾桶决策模型, 决策中“有组织的混乱状态” 体现在: (1) 目标模糊 (problematic preference)。 在政策议程中, 行动者对问题的理解、 优先目标的偏好并不一致甚至互相冲突, 个人的偏好也会变迁, 无法识别各种偏好, 组织目标本身是模糊的。 (2) 手段和方法不确定 (unclear technology)。 如何达成目标的手段和方法并不清楚。 (3) 参与的流动性 (fluid participation)。 在政策形成的过程中, 多方参与者都试图施加影响力, 参与者有相当的流动性, 不同行动者的偏好也有差异。
詹姆斯·马奇等人提出,决策结果是未知的、随机的。最终决策取决于问题(problem)、解决方案(solution)、参与人员(participant)、决策机会(opportunity)四股力量的互动。这四股力量很像四道水流,有时候各自流动、互不相干,有时又汇合在一起。每个参与人员都有自己的偏好,都会倾向于选择与自身偏好相近的问题解决方式。政策议程提供了一个垃圾桶,当四股力量汇合起来,政策之窗就会打开,从而形成决策。
垃圾桶决策模型反映了大规模组织决策存在的模糊性和随意性特征。实际上, 即使成功的组织也存在这种模糊性决策。根据垃圾桶决策模型, 政策议程就像一个垃圾桶, 在面对一项政策问题时, 各方参与者都会给出解决方案, 最终决策是多方偏好及博弈的产物。垃圾桶决策模型将非理性因素引入决策分析, 对于解释很多政策现象是很有效的, 为理解政策议程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
6.构建政策模型的基本过程——选定问题、明确目的、观察现象、识别变量、构建关系、简化模型
7.评价一个政策模型的标准:
模型的解释和预测能力
模型的适用范围
模型的简洁程度
模型的追问能力
政策议程
政策议程(Policy Agenda)
所谓政策议程, 简言之, 即社会问题引起高度关注,动议者向政府提出政策诉求, 要求纳入政策讨论并采取行动解决问题的过程。
政策议程可分为公众议程和政府议程。社会问题进入政府议程, 既要具备一定条件, 也要注重问题的建构和表述方式。
多源流分析模型(Multiple Streams Framework, MSF)
约翰·金登在《议程、备选方案与公共政策》一书中, 继承了垃圾桶模型的非理性主义分析方法, 将该模型提出的影响政策议程的四个源流进一步提炼为三大源流,即问题源流、政策源流和政治源流。
多源流分析模型的贡献在于:
阐述了偶发因素在政策议程中的作用。
拓展了政策议程中行动主体的范围。
具有较强的解释力。
(三)多源流分析模型也存在一些不足:
一方面, 多源流分析将政策议程看作充满不确定性的过程, 对于政策议程中主导力量的分析不够, 这导致该理论的解释力较强, 但对议程发展的预测性不够。
另一方面, 该理论认为“三大溪流”彼此独立, 然而在政策制定中, 这“三大溪流”往往相互影响, 正是这种相互影响使得政策过程具有一定的可预测性。
3.政策企业家理论(policy entrepreneur theory )
政策企业家的作用
政策企业家是指那些在政策问题进入议程过程中具有重要影响的政策倡导者, 他们愿意投入时间和精力(有时甚至是金钱和个人的声誉) 提出政策问题及解决办法, 促成重要人物关注该问题, 并使公共问题及其解决方案相结合。
政策企业家具有以下特征:
愿意并能够承担风险责任。
具备判断和引领政治风向的能力。
拥有良好的管理和领导潜能。
具有坚持不懈的精神。
2)政策企业家理论的贡献和不足
政策企业家理论的贡献在于:
它展现了有影响力的个人在推动议程设置、推进政策创新、促成政策变迁方面的突出作用。政策企业家理论突显了特殊人物发挥的关键作用。
这一理论对政策企业家的行动策略进行研究, 增进了人们对政治竞争中多样化行动策略的认知。政策企业家理论对理解中国政策实践具有较好解释力。
政策企业家理论也存在不足:
一方面, 这一理论的结构模型尚不清晰。
另一方面, 对政策企业家的行为动机和结果的研究也有待深化。
政策议程设置的主要触发机制
社会问题要成为政府着手解决的政策问题, 需要具有一定的催化剂, 这些催化剂构成了政策议程的触发机制, 在社会问题转化为政策问题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
四种主要的触发机制:
领导指示、
危机事件、
抗议活动、
媒体曝光。
政策制定
政策学习(policy learning)
政策学习也称“政策导向的学习”, 是一种根据过去政策的结果和新的信息调整政策目标和工具的努力, 以更好地实现政府的使命。
政策学习的主要分析框架
1.倡议联盟框架
2.府际学习框架
3.学习过程框架
学习过程框架将政策学习看作知识应用的过程, 包括信息收集、信息采纳、政策变迁(政策产出) 三个阶段(见图8-1)。
“铁三角” 关系
“铁三角”关系是指在政策规划过程中,利益集团、议会内设专门委员会和政府机构存在一种稳定的相互影响关系,在长期的相互影响中,这些主体之间建立了一种相互支持系统。
政策网络
政策网络也称“议题网络”,是指在政策规划过程中,行动主体为了增进自身利益形成的互动网络。所有的政策网络都建立在特定的利益基础之上,行动者参与网络的目的在于促进自身目标,增进自身利益。
政策共同体
政策共同体也称“倡议联盟”,是指对政策议题有某种见解的政策行动者,以共同的价值观、知识为基础构建的紧密型联盟关系。
政策学者萨巴蒂尔及其同事提出的倡议联盟框架认为,在政策规划中一些具有共同政见的人会结成联盟,以求影响规则、预算和政府机构的认识,从而达到自己的政治和经济目的。
政策共同体的主体包括政府主体和社会主体,它们来自国家和社会的各个层面,具有共同的信念和偏好,以意识形态为基础形成联盟,为了共同的诉求而自觉地走到一起。
政策共同体属于政策网络的一种形式,其成员之间的相互关系更为紧密,网络内部的整合程度更高。政策共同体具有强烈的动机推进政策规划导向的学习。其中,对现行政策持批判立场的共同体会提供各种证据,以证明现行政策存在问题,而支持现行政策的共同体则要证明不存在绩效差距。如果双方势均力敌,政策共同体之间就会出现竞争和辩论每一方都试图说服对方,证明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如果一方占据压倒性的优势,反对者则会积聚力量,期待有机会再进行较量。
政策子系统
指政策行动者及相互作用形成的复杂体系,它涵盖政策行动者之间的各种组合和联盟关系。
政策子系统既包括前述的“铁三角”关系、政策网络,也包括政策共同体。鲍姆加特纳、琼斯观察到在政策议程中,为了支持自身的立场,政策行动者会提出各自的证据,互相进行讨论,试图在争论中说服对方。萨巴蒂尔在政策变迁分析中提出,子系统成员的改变会导致政策结果的重大变化。
根据一定的标准可对政策子系统进行分类。政策学者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分类标准,自变量包括行动者的性质、整合程度、成员的数量、成员的开放性、控制的资源情况等。行动者在性质上可分为国家机构、社会组织及其成员。
根据行动者的性质、数量,政策子系统可分为四类:
官僚网络,即政府行动者支配的小型网络,例如在航天、新材料、核能等高新技术领域常见这种模式;
三角网络,具有支配性影响力的社会行动者与政府结成联盟;
多元主义网络,行动者的数量众多,政府行动者占据主导地位;
议题网络,多元行动者介入,社会力量主导,竞争激烈
政策执行
史密斯模型
美国学者史密斯在1973年发表的《政策执行过程》一文中较早提出了政策执行过程模型, 简称“史密斯模型”。史密斯认为, 政策执行涉及很多影响因素, 其中核心变量包括四个: 理想化的政策、目标群体、执行机构以及环境因素(见图6-4)。
街头官僚模型
美国学者利普斯基在《街头官僚: 公共服务中的个人困境》一书中, 提出了著名的街头官僚模型, 也称基层官僚模型。
利普斯基从“自下而上” 的视角关注于基层官僚在政策执行中的行为, 将他们塑造成为身处悲剧情境之下竭力执行任务的“英雄”形象。
基层官僚包括警察、税务官、公立学校的教师等, 他们地位不高, 但在政府雇员中占很大比重,直接与目标群体接触, 拥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 其在一线工作中的判断直接影响着执行结果。
利普斯基被视为第二代政策执行研究的关键人物, 他剖析了基层官员的工作环境及在政策执行中发挥作用的策略。利普斯基认为, 人们进入公共部门工作时, 在一定程度上都承诺过要服务于公共事业, 然而, 基层官员的职业特点却使他们无法达到工作的理想境界。故而其主张赋予街头官僚适当的自由裁量权。
模糊-冲突模型
美国学者马特兰德对“自上而下” 和“自下而上” 的研究路径进行综合, 提出了政策执行的模糊冲突模型。马特兰德提出, 政策执行研究“不再需要更多的变量, 而是需要结构体系”。
马特兰德提出, 对于“自上而下” 和“自下而上” 的争论来讲, 搞清楚“成功执行”的含义对于准确理解政策执行具有根本意义。
根据两个维度可区分政策执行的四种模式, 它们分别是政治执行、行政执行、试验执行、象征执行(见表6-1)。
公共政策有效执行的条件
高质量的公共政策
必要的执行资源
必要的组织保障
恰当的执行工具
有效的沟通和协调
有效的监督控制
政策评估(的模式)
政策评估经历了从实证主义到后实证主义的发展
实证主义的政策评估
实证主义假设存在既定的客观事实,评估者应通过测量和分析手段收集数据,把握政策执行的客观结果。在实证主义导向下,政策评估被视为一种“经验科学”。
实证主义的政策评估具有两个特点:
坚持“价值中立”。评估者应剔除价值判断,去除个人的情感、态度、价值等因素,以“技术专家”的身份介入,以保证评估结论的客观性。
坚持工具理性和技术理性。将政策设定的预期目标视为不可置疑的前提,关注政策实施中可测量的变量,以检验政策是否实现了预期目标。
(二)后实证主义的政策评估
后实证主义的政策评估对纯粹的技术路线持批评态度,将互动和对话看作政策评估不可或缺的环节,主张在利益相关者之间建立对话关系,倾听利益相关者的主张、关切和议题选择。后实证主义强调评估者需要转换角色,从评估过程的主导者变为组织者、倾听者和协调者,认为评估者不能单方主导绩效测量、事实描述和结果判断,要善于运用地方性知识,尽可能拓展利益相关者的参与,做好各方参与者之间的对话和协调工作。
3.政策评估的主要模式
量化评估模式
量化评估模式是指通过社会调查和绩效测量收集政策执行与结果的相关信息和数据,通过数理统计分析推论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量化评估常用的方法有成本收益分析、投入产出分析、绩效测量法、社会实验法等。
协商式评估模式
该模式也称“审议民主式评估”它基于协商民主理论, 进一步突出了利益相关者的对话和协商。
协商式评估有三个要素: 参与、对话和协商一致。
参与式评估模式
4.政策评估目标、效果、因果关系、数据、方法、政治、成本问题
第10章 政策网络与反馈fv
10.1 政策网络研究
1.政策网络的含义
政策网络是指由于资源相互依赖而形成的一群组织或者行动者之间的联合体,它反映了多个行动者之间的正式和非正式联系。政策网络既不同于科层制的组织体系,也不同于市场化的交易体系,见表10-1。
政策网络强调了多元主体参与政策过程,不仅包括行政部门,还涉及专家学者、新闻媒体、利益相关者。 作为一种协调机制,政策网络具有以下特征: 涉及多个行动主体、 基于沟通和信任进行合作、 行动者之间具有相互依赖性、 遵循互利互惠原则。
政策网络的发展过程大致包括协商、承诺、执行和评估四个阶段。
2.政策网络的纽带
在政策网络中,各方通过对话和协商集聚共识,通过集体行动实现协作目标。对于复杂政策问题来讲,行动者之间往往需要形成政策网络,建立更为紧密的联盟关系。构建政策网络既要增进沟通,也要找到连接的纽带。学者们区分不同的连接机制,提出差异化的理论建构。其中,以下三种理论视角的影响较大:
基于资源依赖的政策网络
基于共同信念的政策网络
基于共同话语的政策网络
3.
4.政策网络研究的评价
政策网络研究从组织间网络的视角,为理解政策过程、政策学习和政策变迁提供了新维度。政策网络的理论建构涉及网络的行动者、网络的形成、网络的结构、网络的功能等多个方面。政策网络理论倡导构建议事平台,在公共部门之间、政府与社会之间增进互动,对于改进政府治理,提升政策制定、执行与评估的群众支持度,提供了有效的行动路径。
5.政策网络研究的贡献在于:
(1) 第一,突破了单一主体视角的政策过程研究。
(2) 第二,凸显了政策过程的互动和反馈属性。
(3) 第三,修正了多元主义的理论建构。
政策网络研究的不足:
(1) 首先,政策网络研究尚未形成系统化的理论体系。
(2) 其次,政策网络理论并不能够替代科层制理论。
(3) 再者,政策网络研究的理论解释力有限。
10.2 叙事政策框架
1.叙事政策研究概述
“叙事”这个概念最初应用于文学领域,是指在时间和因果关系上具有联系的一系列事件的话语或符号表达。2010年,琼斯、麦克贝斯正式提出“叙事式政策框架”(narrativepolicyframework,NPF),主张从叙事的视角研究政策过程。2011年,沙纳汉、琼斯、麦克贝斯发表《政策叙事与政策过程》一文,讨论了叙事式政策框架与倡导联盟框架的关系,指出前者既受到后者启发,也对后者做出拓展和深化,可以更好地测量倡导联盟的政策信念和策略选择,为理解政策学习提供新路径。叙事政策框架引入后现代分析视角,并结合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试图解析叙事在政策建构中的作用。
公共政策领域的叙事研究不仅关注个体或群体对于政策认知的表达,而且致力于探究政策叙事背后的逻辑,即从“故事中找‘故事’”。叙事政策研究具有两种分析视角,分别是结构主义的视角与后结构主义的视角。
在方法论上,叙事政策研究注重采用实证主义研究方法,通过演绎推理提出理论假设,通过实证研究进行检验,保证研究设计的可复制性。在具体方法上,叙事政策领域的研究文献既采用定量分析方法,也运用定性分析方法。
2.叙事政策框架的构成要素
叙事政策框架强调“叙事”在政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在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中,不同的群体和个人对同样的政策问题会采取不同的叙事,富有感染力的叙事有利于推进政策创新并付诸实施,不成功的叙事则会延滞政策方案的采纳。对不同的叙事进行研究,需要识别叙事背后的共性特征,提炼叙事政策框架的构成要素。
叙事政策框架的构成要素包括叙事的形式要素、内容要素、基本假设三个方面。
(1) 叙事的形式要素
叙事政策框架强调叙事的重要性,致力于对叙事进行一般化定义,从不同叙事中寻找共同特征,这些共性特征即政策叙事的形式(form)要素,它们为比较分析和检验奠定了基础。叙事政策的形式要素包括背景、角色、情节、寓意四个方面。
(2) 叙事的内容要素
除了共同的形式要素外,不同叙事还具有各自独特的内容诉求。政策叙事的内容(content)要素包括政策信念、叙事策略两个方面,它们反映了不同叙事的独特性。
(3) 叙事政策框架的基本假设
叙事政策框架提出了一些基本假设,主要包括社会建构假设、有边界的相对性假设、一般化的结构要素假设。
3.叙事政策框架的分析层次
叙事政策框架将政策叙事作为核心概念,致力于探讨叙事与个人、团体、公众的互动影响。该框架借鉴了埃利诺·奥斯特罗姆提出的制度分析与发展框架,将叙事研究分为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次,分别发展出独立的分析单位、研究问题或假设。
微观。微观层次的政策叙事研究以个体为分析单位,关注政策叙事与个人态度、信念系统之间的互动关系,既包括政策叙事对个人观点和偏好的影响,也包括个人信念体系对政策叙事的影响。
中观。中观层次的研究以联盟或团体为分析单位,观察叙事对团队或联盟的影响,以及倡导联盟的叙事策略。
宏观。宏观层次的研究以文化和制度为分析单位,关注更为宏大的叙事对政策结果的影响。与微观和中观叙事相比,宏观层次的叙事相对稳定,但也会随着时空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形成制度变革和文化变迁。
4.叙事政策框架的评价
叙事政策框架的贡献在于:
(1) 第一,叙事政策框架凸显了话语建构在政策过程中的影响作用。
(2) 第二,叙事政策框架发展出叙事研究的三个层次。
(3) 第三,叙事政策框架在话语建构中引入了实证主义分析方法。
叙事政策框架的不足:
(1) 首先,叙事政策框架提出的很多推论有待进一步检验。
(2) 其次,叙事政策框架在宏观层面的理论和实证研究相对薄弱。
(3) 再者,叙事政策框架过于凸显叙事的重要性,容易忽略其他关键变量的影响作用。
10.3 政策反馈理论
1.政策反馈研究的演进
1)历史制度主义研究的兴起
政策反馈的早期研究可追溯到历史制度主义研究,这一研究路径致力于探讨历史事件如何影响着制度的起源和变迁,探究随着时间的推移已有政策如何影响政治以及未来的政策制定。
2)政策反馈理论的提出
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早期的政策反馈研究表现为零散的案例研究,用于描述公共政策产生的政治影响,但并未形成系统化的政策反馈理论框架与话语体系。1992年,历史制度主义学者斯考切波在著作中提出“政策反馈”概念,在学界引起关注。该概念刻画了一项新政策的反馈效应,在“时间节点1”制定的政策会重塑国家、社会团体的目标与能力,进而影响在“时间节点2”的政策制定。1993年,保罗·皮尔森发表具有里程碑性质的论文,正式提出政策反馈的理论框架。
政策反馈理论脱胎于历史制度主义研究,认为历史上的政策可能通过塑造行动者的态度和偏好,从而影响政策结构,并带来政策的变迁。历史制度主义认为,制度结构与行为具有辩证关系,结构塑造行为,行为也会影响结构。
3)政策反馈理论的内容
政策反馈理论所叙述的“反馈”,不同于通常所讲的信息反馈。政策反馈强调政策对政治系统具有塑造和反作用。政策反馈理论的提出深受历史制度主义学派的影响,早期的研究者遵循历史制度主义的研究路径,将历史和时间的因素嵌入理论建构中,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会形成力量从而产生反馈作用。在这一理论建构中,政策反馈具有三个方面的含义:
首先,从时间线索看,过去的政策遗产会塑造未来的政治与政策。
其次,从因果机制看,公共政策既是政治系统的产物,也会反作用于政治系统。
再者,从反馈过程看,政策通过资源分配和认知功能,重塑行动者的态度与行为,进而影响后续政策结果。
2.政策反馈中的行动者包括:公众 政治精英 行政组织 利益团体
3.政策反馈理论的内容
政策反馈研究基于“政策能够影响政治”这一命题,致力于探究政策如何影响政治过程中的行动者。 important——根据行动者的差异性,政策反馈的路径可分为行政组织、利益团体、政治精英、公众四类。 早期的历史制度主义研究关注政策对政治精英、行政组织、利益团体的影响,而忽视了政策对公众的影响。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于大众政治的研究成为政策反馈研究的流行路径,很多学者们运用政策反馈理论来解释政策遗产对于大众政治的影响。
4.政策反馈效应的发生机制
公共政策实施后,通过政策反馈和学习环节,引起决策者和公众的态度变化,从而强化或逆转对政策形象的认知,进而影响政治系统对政策效果的评价。政策反馈主要依赖于解释效应、资源效应、学习效应产生影响。
解释效应。解释效应(interpretive effect)是指公共政策面向目标群体进行社会建构,通过传递信息和意义,具有塑造不同主体对政策规范、价值观的认识和态度的作用。
资源效应。公共政策对社会资源进行权威性分配,新政策导致资源分配发生变化,会影响公民政治参与的能力。一项新政策导致资源增加,有利于促进公民的政治参与。
学习效应。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决策者、公众、行政组织、利益团体也会进行政策学习。对于决策者来讲,根据过往经验或新的外部信息,他们会有意识地调整政策目标或工具,以适应新情况。
7.政策反馈理论的评价
政策反馈理论的贡献:
(1) 首先,政策反馈理论为政策过程研究提供了新视角。
(2) 其次,政策反馈理论在微观层面的行为研究与宏观层面的政策变迁之间建立了桥接。
(3) 再者,政策反馈理论有助于深化对中国改革的理解。
政策反馈理论的不足:
(1) 首先,政策反馈理论对不同反馈路径的聚合效应缺少明确阐述。
(2) 其次,已有理论未能很好地解释反馈循环的动力机制。
(3) 第三,已有研究主要关注政策带来的自我强化效应,而对有意识的政策设计研究不足。
第9章 政策变迁与终结
范式变迁(paradigm change)
范式变迁指对原政策的核心要素做出变革, 导致政策内容出现了“质” 的变化。所谓“范式变迁”, 即在新的思想观念支配下,政策内容出现了根本性变化, 公共政策的价值定位做出了重大调整, 政策目标出现了重大飞跃。范式变迁是一种非常规的激进变迁, 它不仅涉及政策目标, 还涉及价值追求的重大调整。
政策终结(policy termination)
政策终结即某一政策或政府项目的终止。作为政策过程的最后环节, 政策终结意味着某项政策完成使命或者存在功能障碍, 不具有继续执行的价值。
倡议联盟框架(Advocacy Coalition Framework, ACF)
倡议联盟框架由萨巴蒂尔及其同事提出, 他们把政策变迁看作两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政策子系统内部相互竞争的倡议联盟之间的互动;
经济社会环境变化、新技术应用、新的执政联盟等外部因素。
倡议联盟框架将政治精英的信念体系分为三类:
核心信念, 即基本的价值体系;
接近核心的基本战略和政策定位, 它们以实现核心信念为目标;
次要方面, 包括各种工具性的决定和基于信息搜索的判断等。
倡议联盟框架认为, 在一定时期内, 政策子系统内相互竞争的倡议联盟的实力通常会保持稳定, 因此, 政府政策的核心价值诉求在一定时期内也会保持稳定。政策核心的重大变革往往是子系统外部环境变化的产物, 尤其是大规模的社会经济条件变化或者是执政联盟的重新组合。尽管公共政策的核心内容相对稳定, 但以政策为导向的学习致使公共政策的次要方面经常发生变化(见图9-2)。
间断均衡理论(Punctuated Equilibrium Theory)
间断均衡理论由鲍姆加特纳和琼斯提出, 他们发现政策制定通常遵循稳定和渐进的逻辑, 偶尔也会出现公共政策的重大变迁, 并对这种现象做出解释。
间断均衡理论建立在政治制度与有限理性决策的双重基础之上, 它聚焦政策过程中的问题界定和议程设置两个环节, 这两者相结合导致现行政策要么被加强, 要么受到质疑。
根据间断均衡理论, 政策变迁既有平衡的时期, 也有不平衡的时期。在平衡时期, 政策变迁是渐进发展的, 有的时候在一段时间内近乎停滞; 在不平衡时期, 政策问题被纳入宏观政治议程之中, 客观环境的微小变化都可能引起政策的重大变革。
第8章 政策创新与扩散
政策创新(policy innovation)
一般而言,政府创新是指新观念、新方案第一次被某个政府付诸实施,而不论其是否被其他政府采用。政策创新研究的关注点并非政策理念的原创性,而在于政策采纳的首次性。
政策发明(policy invention)
政策发明是指构建一些原创性的政策理念、政策项目、政策方案。而对原创性政策的再应用,则称为政策创新。
政策试验(policy experiment)
政策试验也称“政策试点”“政策实验”, 是指新政策在全面实施前先选择局部地区(地方、单位、部门) 进行试验, 检验其结果及绩效状况, 待取得成功后再在更大范围内实施的做法。通过组织政策试验, 在小范围内检验新政策的成效, 可有效控制决策风险,防止决策失误造成重大损失。
政策扩散(policy diffusion)
政策扩散通常是指一项政策在空间上发生转移, 并被政府系统中的其他成员采纳的过程。在政府间沟通中, 一个地方(部门) 的新政策取得显著成效, 会引起其他地方(部门) 关注并组织学习行动, 从而导致政策扩散。政策扩散研究关注新政策如何在不同层级、不同区域的政府(部门) 之间进行传播,致力于探讨新政策在政府系统中的横向及纵向扩散机制。
关于政策创新动因的理论解释
政策学者围绕政府创新的动因进行了大量实证研究,总结起来, 主要有内部决定、外部扩散、综合模式三种解释。
1)内部决定论
内部决定论认为地方政府创新是自身政治、经济和社会特征的结果, 其动力主要来自系统内部的激励和促进因素。
2)外部扩散论
外部扩散论认为政策创新是地方政府之间、地方政府与上级政府之间相互交流的结果。
3)综合模式论
地方政府采纳某项新政策, 可能是基于自身因素(政治、经济和社会条件) 的自主创新, 也可能是对其他地方的政策创新进行回应的结果。
关于政策创新的分类:
从政府与社会关系来看,政策创新可分为强制性创新和诱致性创新。前者是政府提供新的制度安排,以强制力作为后盾;后者是社会为了寻求更好的获利机会,提出倡导性意见并引起政府关注,具有自发性、渐进性的特征。
从知识的来源来看,政策创新可分为创制性创新和移植性创新。前者依赖于内部学习,通过总结自身经验和教训,提出新的政策安排;后者依赖于外部学习,从其他地方的政策创新和结果中获得启迪。比较而言,移植性创新采取模仿策略,初始成本较低,由于政策环境不同可能出现不兼容的问题,需要根据出现的问题及时调整政策内容。
从中央与地方关系来看,政策创新可分为国家赋权型创新和问题倒逼型创新。前者由中央政府率先提出,通过自上而下的途径进行运作;后者是地方政府为回应问题而自主提出的,通过自下而上的途径扩散开来。
政策创新的过程
政策创新的行动过程可分为认知、说服、决策、执行、确认五个阶段。
(1)认知。个人或组织接触到某种创新行动,并通过学习行动收集和处理与该项创新相关的信息,进一步了解其功能。认知过程总是伴随着学习行动,人们的学习行动是一个有选择的过程,一旦发现某种创新行动是新颖的,就会激发政策导向的学习。
(2)说服。决策者通过学习接受该项政策行动。在智库系统的辅助下,决策者可获取关于政策问题的多种解决方案,其中,有的方案与决策者的偏好较为接近,容易获得决策者支持,在众多备选方案中脱颖而出。
(3)决策。决策者采纳或拒绝某项创新计划。如果决策者同意某项决策方案则会予以采纳;如果不同意则拒绝采用该项计划。政府不采取行动本身也是一种政策决策。
(4)执行。将新政策付诸实施。新政策只有付诸实践才能检验其是否增进了公共利益。
(5)确认。决策者判断政策创新的实施是否带来了好处。
政策扩散的直接动因
理性学习
强制因素
跟风模仿
府际竞争
社会建构
9.公共政策扩散的基本规律
总结政策扩散的研究文献可得出三个基本规律: 采纳新政策的主体数量在时间维度上呈现出“S” 形曲线; 在空间转移上表现为“邻近效应”; 在多元主体之间存在“领导者追随者”效应。
1.政策扩散的“S”形曲线
2.空间转移的邻近效应
3.“领导者追随者”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