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论引导主要是指新闻媒体劝服大众尊重、遵循、实行国家的法规、社会公德以及政府的方针政策，达成社会共识，形成共同行动。社交媒体的广泛应用与新技术的发展，直接推动了社会舆论运行与社会舆论生态的变革。在这一过程中，新媒体技术给社会舆论的有序开展、舆论导向工作的推进创造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多挑战。
一、舆论引导环境：新媒体更新引导手段的同时，也面临复杂计算宣传的挑战
新媒体的出现，打破了时间空间的界限，通过社交网站、“两微一端”等新型载体与H5等新技术进行舆论引导，会使得舆论引导的方式更加多样化。例如上游新闻主创团队深挖重庆红色资源，创新形式方法载体渠道，精心制作推出《重庆红色故事50讲》系列报道，宣传红岩精神、传承红色基因，激发受众爱党爱国热情。技术给舆论引导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制造了新的问题，计算宣传就是典型代表。计算宣传是当前一种最新的、普遍的、全球性的宣传形式，是社交媒体平台、自动化机器人和大数据算法的集合体，旨在有组织地操纵公共舆论。计算宣传操纵舆论的现象已经引起了世界各地政府的高度重视，在国际舆论场域的舆论引导中，如何制衡计算宣传对我国的诸多挑战，是处理好正确舆论导向工作的关键。
二、舆论引导主体：新媒体扩大引导主体的同时，也存在主体媒体素养的差异。
新媒体时代，舆论导向工作的主体更加丰富，意见领袖，自媒体与专业媒体形成共振，发出一致声音，提升引导效果。网络舆论传播中，意见领袖所扮演的不只是自下而上的舆论助推者角色，其同时也可以是政府之于社会民众的传声筒，可以很好扮演舆论引导过程中的中介性角色。然而在互联网中，任何人都可以随时自由发布信息，表达意见，素质参差不齐的网民形成的意见有时会成为“大杂烩”，这些杂乱无章的“网络民意”不足以代表多数人的利益或心声，同时也不能给高层决策者提供有参考价值的民声资料，无形中给舆论引导工作制造了诸多障碍。
三、舆论引导语态：新媒体创新语态表达的同时，也凸显娱乐轻佻语态的危机
新媒体时代，舆论导向工作的传播语态更亲民。新媒体打破了传统媒体较正式、官方的话语表达方式，采用更加亲民的语态，能够更好地拉近与普通大众的距离，从而有利于舆论的引导。从主播说联播的融媒体传播，到《人民日报》海外版栏目侠客岛化身“岛叔”；从《大国外交最前线》的主播开箱，到两会期间《中国日报》的小彭Volg，都用接地气的语言对发生的重大事件发表评论，而进行舆论的有效引导。
然而亲民的语态在舆论引导实践中也有滑向娱乐轻佻的风险。武汉疫情爆发后，许多网民通过央视频“慢直播”的形式对火神山与雷神山的施工直播“云监工”。在央视频的直播评论区，可以见到“叉醤”“呕泥酱”的称谓，“守护世界最努力的xx”成为了一种民众自发玩梗的方式。央视频直播间顺势开通“助力榜”可以为其打榜。公共事件这类硬性新闻的软化，严肃的报道的比例被削减。在灾难的语境下，主流媒体需要保持警醒克制，不能为追求新媒的传播效果，而忘记舆论导向的真正出发点。
四. 舆论引导受众：新媒体提升互动效率的同时，也加深舆论场域撕裂的可能
新媒体时代，舆论导向工作的传播及时性、互动性更强。相对于传统媒体单向线性的传播方式，新媒体提升了传受双方沟通互动的效率。官方媒体可以及时掌握民情，接收民意，从而对特定的舆情进行有效引导，形成正确的舆论导向；同样，上情下达的及时性也有助于官方媒体进行舆论引导。
但另一方面，新媒体环境也让传授关系更加复杂，理性讨论让位于情感诉求，舆论引导功能工作难度提升。后真相时代，网络舆论场的讨论情绪先于事实，加之部分网民群体缺乏理性思考问题的能力，媒介素养不高，面对舆论热点，容易受到群体情绪的感染，形成盲目跟风站队的情绪化表达，这些情况都提升了舆论引导的难度。
反思新媒体与舆论导向的关系时，我们既要看到技术环境变化为舆论导向工作带来的机遇，也要重视可能引发的危机。当下，我们正处在Web2.0与Web3.0时代的交接处，随着人工智能时代的来临，舆论引导方式理念手段的更新，将是未来值得关注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