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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于2021-12-14 11:00:52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3708
导言
1840-1949 中国近代史
1949年以来,中国现代史
上编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前夜 (1840-1919)
综述 风云变幻的八十年
一、鸦片战争前的中国与世界
4000多年前,是传说中的黄帝、炎帝、尧舜禹时代。
自公元前5世纪的战国时代到1840年鸦片战争,中国的封建社会延续了2000多年。
以个体家庭为单位与家庭手工业牢固结合的小农经济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基本生产结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要地位。
中国封建社会的社会结构特点是族权和政权相结合的封建宗法等级制度。其核心是宗族家长制,突出君权、父权、夫权。
16世纪-19世纪初,西方资本主义已经产生、发展,西方殖民主义势力也随之向外扩张。
1640年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标志着世界历史开始进入资本主义时代。
18世纪中叶至19世纪中叶,从英国开始的工业革命,使西方资本主义迅速发展。
19世纪末,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后,资本输出成为殖民剥削的重要形式。殖民主义进一步发展成由少数帝国主义强国主宰的更完整的世界体系。
二、外国资本主义入侵与近代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
(一)鸦片战争:中国近代史的起点
1835年,林德赛致函英国外交大臣麦巴斯顿子爵,建议对中国发动战争。在华鸦片贩子、伦敦东印度和中国协会、曼彻斯特商会、利物浦印度协会等,都曾经上书英国政府,要求武力打开中国市场。
1839年6月,林则徐在虎门销烟,1840年4月,英国国会通过对华战争的决定。1840年6月,英国侵华舰队封锁了珠江海口和广东海面。鸦片战争正式爆发。
1842年8月29日,清政府派钦差大臣耆英、伊里布与英国签订了《南京条约》。1843年10月,签订了中英《虎门条约》,1844年7月签订了中美《望厦条约》,1844年10月签订了中法《黄埔条约》。通过这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西方列强在中国攫取了大量侵略特权。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中国逐渐成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二)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
西方列强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破坏了中国的领土主权、领海主权、关税主权、司法主权等,并一步一步地控制中国的政治、经济、外交和军事。中国已经丧失了完全独立的地位,虽然仍然维持着独立国家和政府的名义,但是在相当程度上被殖民化了,所以称为半殖民社会。 另一方面帝国主义势力与中国的封建势力、买办势力相勾结,共同压迫、剥削中国人民。 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工业品在中国大量倾销,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破坏了手工业,破产的农民和手工业者成了产业工人的后备军,一批官僚、买办、地主、商人投资兴办新式工业,中国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不是完全的封建社会了,所以称作半封建社会。
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有以下一些特征: 1.资本-帝国主义侵略势力逐步操控了中国的财政和经济命脉,且逐步控制了中国的政治,日益成为支配中国的决定性力量。 2.中国封建势力日益衰败并与侵略者勾结一体,成为资本-帝国主义压迫、奴役中国人民的社会基础和统治支柱。 3.自然经济的基础虽遭破坏,但封建剥削制度的根基即封建地主的土地所有制仍在广大地区内保持,成为中国走向现代化和民主化的严重障碍。 4.中国资本主义虽然产生并有一定发展,但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下,发展缓慢,力量很软弱,且它的大部分与外国资本-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都有或多或少的联系,没有成为中国社会经济的主体。 5、由于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实行分裂、剥削政策,加上中国地域广大,以及在地方性的农业经济基础上形成的割据势力的存在,近代中国各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表现出极端的不平衡。后来,帝国主义列强还分别支持不同的政治势力以分裂中国,使中国实际上长期不统一。 6、在资本-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下,中国广大群众尤其是农民群众,日益贫困化以至大批破产,过着饥寒交迫和毫无政治权利的生活。中国人民经济上的贫困和政治上不自由的程度,是世界上所少见的。
(三)社会阶级关系的变动
旧的地主阶级继续占有大量的土地,掌握着国家政权,对人民实行专制统治。其中部分地主阶级转化成了资本家,但大多数仍然依靠地租剥削生活。
农民阶级仍是人数最多的被剥削阶级。
新兴的被压迫阶级是工人阶级,主要来源于城乡破产失业的农民、手工业者、和城市贫民。是中国新生产力的代表,身受帝国主义、封建势力、资产阶级三重压迫,受剥削最深,革命性最强,有组织纪律性强,集中、团结,与广大农民有着天然联系等优点,因此是近代中国最革命的阶级。
中国资产阶级也是近代中国新产生的阶级,主要由一些买办、商人、地主、官僚投资新式企业转化而来。 中国资产阶级的一部分是官僚买办资本家,另外一部分是民族资本家。民族资本家受到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及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压迫,发展缓慢,始终未能在中国社会经济中占主要地位。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表现出两面性。他们与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既有矛盾、斗争的一面,又有依赖妥协的一面。没有革命的彻底性,不可能引导中国的民主革命走向胜利。
三、近代中国的主要矛盾和历史任务
(一)两对主要矛盾及其关系
在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中,占支配地位并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变化起决定性作用的主要矛盾是: 1、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 2、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 两对主要矛盾相互交织,而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是最主要的矛盾。 当资本-帝国主义向中国发动侵略时,民族矛盾特别尖锐,阶级矛盾暂时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如: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义和团反帝运动,都有过这种情形。 当资本-帝国主义与中国的反动统治阶级结成同盟,用战争以外的形式共同压迫中国人民,这时阶级矛盾就上升为主要矛盾,民族矛盾居次要地位。如:太平天国、辛亥革命,就是这种情况。
(二)两大历史任务及其关系
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这2个任务,既相互区别又相互紧密联系。
不经过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取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 1、不可能推翻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反动统治; 2、不可能废除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和专制政治制度,解放农村生产力,改善农民的生活,扩大民族工商业的国内市场; 3、不可能达到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从而集中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富裕幸福。
第一章 反对外国侵略的斗争
第一节 资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
一、军事侵略
1、发动侵略战争,屠杀中国人民; 2、侵占中国领土,划分势力范围 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割让香港岛; 1860年中英《北京条约》割让九龙半岛南端和昂船洲; 1887年中葡《中葡和好通商条约》允许葡萄牙“永居管理澳门岛”; 1858年中俄《瑷珲条约》割让黑龙江以北60万平方公里领土; 1860年中俄《北京条约》割让乌苏里江以东40万平方公里; 1864年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割让西北44万平方公里; 1881年中俄《改订伊犁条约》和5个勘界议定书割让西北7万多平方公里; 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割让台湾及附属各岛及澎湖列岛; 1898年德国强租胶州湾,把山东划为其势力范围; 沙俄强租旅顺口、大连湾及其附近海面,以长城以北为其势力范围; 英国强租威海卫、九龙半岛界限街以北深圳河以南及附近岛屿(新界),以长江流域为其势力范围; 法国强租广州湾及其附近水面,把广东、广西、云南作为其势力范围; 日本申请把福建作为其势力范围; 1845-1911年,英法美德日俄意比奥等国先后在上海、天津、汉口、广州、福州、重庆等16个城市,设立了30多个租界; 1901年《辛丑条约》规定,外国军队有权在北京使馆区和北京至大沽、山海关一线,包括天津、唐山等12处“留兵驻守”,日本在旅顺设置“关东总督府”。 3、勒索赔款,抢掠财富 鸦片战争支付英国“广州赎城费”600万银元,《南京条约》赔款2100万银元; 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各得赔款800万两白银; 《马关条约》赔款2亿两白银、3000万两“赎辽费”、威海卫日军守备费150万两,共计23150万两; 《辛丑条约》赔款4.5亿两白银,分39年还清,本息合计近10亿两白银。 1860年10月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 1900年8月,八国联军劫掠北京城,日军掠走户部银库300万两库银。
二、政治控制
1、控制中国的内政、外交 第二次鸦片战争签订的《天津条约》,让北京的外国公使成了清政府的“太上皇”; 2、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 3、扶植收买代理人
三、经济掠夺
1、控制中国的通商口岸; 2、剥夺中国的关税自主权; 3、实行商品倾销和资本输出 4、操纵中国的经济命脉
四、文化渗透
1、披着宗教的外衣,进行侵略活动; 2、为侵略中国制造舆论
第二节 抵御外国武装侵略 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
一、反抗外来侵略的斗争历程
1、人民群众的反侵略斗争; 2、爱国官兵的反侵略斗争
二、粉碎瓜分中国的图谋
1、边疆危机和瓜分危机; 2、义和团运动和列强瓜分中国图谋的破产 帝国主义列强不能灭亡和瓜分中国,列强之间的矛盾和相互制约是一个原因,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华民族进行的不屈不挠的反侵略斗争。义和团运动虽然有各种历史局限性,但是在粉碎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斗争中,发挥了重大的历史作用。
第三节 反侵略战争的失败与民族意识的觉醒
一、反侵略战争的失败及其原因
从中国内部因素来分析,主要有2个方面的原因:一是社会制度的腐败,二是经济技术的落后。社会制度的腐败是最根本的原因。
二、民族意识的觉醒
1、“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和早期的维新思想 林则徐是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他在广州主持节译了英国人慕瑞的《世界地理大全》,编成《四洲志》一书,后将书稿交给好友魏源,魏源在1843年1月编成《海国图志》,包含世界各国历史、地理、总结鸦片战争教训论述海防战略战术的《筹海篇》、翻译西人论述的《夷情备采》及西洋科技船炮图说等。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 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提出大力发展民族工商业,同西方国家进行“商战”,设立议院,实行“君民共主”制度等主张。这些主张具有重要的思想启蒙的意义。 2、救亡图存和振兴中华 中日甲午战争后,当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时,中国人才开始有了普遍的民族意识的觉醒。 梁启超指出:“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 1898年4月,康有为在保国会的演说:“吾中国四万万人,无贵无贱,当今日在覆屋之下,漏舟之中,薪火之上,如笼中之鸟,釜底之鱼,牢中之囚,为奴隶,为牛马,为犬羊,听人驱使,听人割宰,此四千年中二十朝未有之奇变。” 1895年,严复在《救亡决论》一文中响亮地喊出了“救亡”的口号,后翻译了《天演论》,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进者存而传焉,不进者病而亡焉”,”负者日退而胜者日昌“的社会进化论思想,为这种危机意识和民主意识提供了理论依据。是对中国人振聋发聩的警世钟。 1894年11月孙中山创立兴中会时指出:”方今强邻环列。虎视鹰瞵。久垂涎于中华五金之富,物产之饶。蚕食鲸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有心人不禁大声疾呼,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由此,他喊出了”振兴中华“这个时代的最强音。
第二章 对国家出路的早期探索
第一节 农民群众斗争风暴的起落
一、太平天国农民战争
1、金田起义和太平天国的建立 1843年洪秀全创立了拜上帝教,并利用它发动和组织群众。 1851年1月,洪秀全发动金田起义,建号太平天国。 1853年3月,占领南京,定位首都,改名天京,正式宣布太平天国农民政权的建立。 1856年上半年,除北伐失利外,在其他战场上都取得了重大胜利,达到了军事上的全盛时期。 2、《天朝田亩制度》和《资政新篇》 《天朝田亩制度》实际上是一个以解决土地问题为中心的比较完整的社会改革方案。从根本上否定了封建社会的基础即封建地主的土地所有制,体现了广大农民要求平均分配土地的强烈愿望,具有进步意义。但是它没有超出农民小生产者的狭隘眼界,在很大程度上不切实际,在太平天国的占领区内并未能付诸实行。 《资政新篇》是太平天国后期颁布的社会发展方案,1859年洪仁轩从香港来到天京所提出,是一个具有资本主义色彩的方案,但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也未能付诸实施。 2、从天京事变到太平天国败亡 1856年9月,天京事变,东王杨秀清,北王韦昌辉先后被杀,翼王石达开率部出走败亡,太平天国由盛转衰。 1864年6月,洪秀全病故,7月,湘军攻破天京,太平天国起义失败。
二、农民斗争的意义和局限
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历史意义 1、沉重打击了封建统治阶级,强烈撼动了清政府的统治根基。 2、是旧式农民战争的最高峰,《天朝田亩制度》和《资政新篇》表达了农民对拥有土地的渴望和比较系统地发展资本主义的方案,具有了不同于以往农民战争的新的特点。 3、冲击了孔子和儒家经典的正统权威,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封建统治的精神支柱。 4、有力地打击了外国侵略势力,冲击了西方殖民主义者在亚洲的统治。
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失败的原因和教训 1、农民阶级不是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代表,无法克服小生产者所固有的阶级局限性,缺乏科学思想理论的指导,没有先进阶级的领导,因而无法从根本上提出完整的、正确的政治纲领和社会改革方案。 2、无法克服领导集体自身的腐败现象滋生,无法长期保持领导集团的团结,削弱了其向心力和战斗力。 3、军事战略上出现了重大失误。没有解决好与捻军的关系,致使北伐失败;天京被围拒绝“让城别走”,导致太平天国的最后覆灭。 4、拜上帝教不能正确指导斗争,反而给农民战争带来了危害。 5、未能正确地对待儒学。 6、未能把西方国家的侵略者与人民群众区别开来,对西方资本主义侵略者还缺乏理性的认识。 太平天国起义及其失败表明: 1、在半殖民半封建的中国,农民具有伟大的革命潜力。 2、农民阶级不能担负起领导反帝反封建斗争取得胜利的重任。 3、单纯的农民战争不可能完成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
第二节 洋务运动的兴衰
一、洋务事业的兴办
洋务运动是在1860年代初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过程中和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兴起的。 主张引进、仿造西方的武器装备和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创设近代企业,兴办洋务。 目的首先是为了镇压农民起义,同时也加强海防、边防,并乘机发展本集团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 冯桂芬在《校颁庐抗议》一书中完整表述了兴办洋务事业的指导思想:“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这个思想后来被进一步概括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即以中国封建伦常统治秩序为主体,用西方的近代工业和技术为辅助,并以前者来支配后者。
(一)兴办近代企业 首先是官方兴办的是军事工业:上海江南制造总局、金陵机器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湖北枪炮厂。 官督商办一些民用企业: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天津电报局、上海机器织布局、
(二)建立新式海陆军
(三)创办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 翻译学堂,如京师同文馆。 工艺学堂,培养电报、铁路、矿务、西医等专门人才。 军事学堂,如船政学堂,培养新式海军人才。
二、洋务运动的历史作业及失败
洋务运动的历史作用: 1、兴办近代企业,在客观上对中国的早期工业和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某些促进作用。 2、开办新式学堂是中国近代教育的开始,给当时的中国带来了新的知识,使人们开阔了眼界。 3、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冲击了传统的“重本抑末”观念,使社会风气和价值观念开始变化,工商业者的地位上升。
甲午战争的失败,标志着以“自强、求富”为目标的洋务运动的失败。 洋务运动失败的原因: 1、洋务运动具有封建性,决定了它必然失败的命运,因为新的生产力同封建主义的生产关系及其上层建筑不相容,新的生产力不可能在封建主义的桎梏下充分地发展起来。 2、洋务运动对列强具有依赖性,列强并不希望中国真正富强起来。 3、洋务企业的管理具有腐朽性,其管理基本是封建衙门式的,经营不讲效益,企业内部极其腐败。
第三节 维新运动的兴起和夭折
一、戊戌维新运动的开展
维新派倡导救亡和变法的活动 1890年代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有了初步发展,代表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知识分子站在了救亡图存和变法维新的前列。他们不但要求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而且要求学习西方的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资产阶级的改良思想迅速传播开来,逐步形成为变法维新的思潮,并发展成一场变法维新的政治运动。 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为主要代表人物的资产阶级维新派,采取了下列行动宣传维新主张: (一)向皇帝上书,如康有为在1895年发起的“公车上书”; (二)著书立说,如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梁启超《变法通议》,谭嗣同《仁学》,严复翻译了赫胥黎的《天演论》等; (三)介绍外国变法的经验教训,如康有为《日本变政考》《彼得变政记》《波兰分灭记》; (四)办学会,如强学会、南学会、保国会等; (五)设学堂,如康有为主持的广州万木草堂、梁启超任总教习的长沙时务学堂等。 (六)办报纸,如梁启超任主笔的上海《时务报》、严复主办的天津《国闻报》、湖南的《湘报》等。 维新派希望通过争取光绪皇帝及其周围的帝党官员的支持,从上而下地实行变法主张。
维新派与守旧派的论战
洋务派与维新派的论战主要围绕以下3个问题展开: 1、要不要变法。 “祖宗之法不可变”“宁可亡国,不可变法”VS“变者天下之公理也”“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 2、要不要兴民权、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 “民权之说无一益而有百害”“民权之说一倡,愚民必喜,乱民必作,大乱四起。”VS“君末也,民本也”,国家是“民之公产”,王侯将相不过是“通国之公仆隶”,专制帝王是“窃国者耳”,“欲兴民权宜先兴绅权“,兴民权,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才是“治国之大径”。 3、要不要废八股、改科举和兴学。 洋务派虽然认为西方的军事和技术可以学习,但坚持封建的政治制度、科举八股、尤其是三纲五常绝对不能触动。
维新派与守旧派的这场论战,实质上是资产阶级思想与封建主义思想在中国的第一次正面交锋。它进一步开阔了新型知识分子的眼界,解放了人们的思想,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在中国得到进一步的传播,戊戌变法运动的帷幕随之拉开。
昙花一现的百日维新
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是”谕旨,宣布开始变法,并在此后的103天中接连发布了一系列新政的政令,史称戊戌变法,又称百日维新。 其内容包括: 1、政治方面:改革行政机构;裁汰冗员;提倡向皇帝上书言事;取消旗人特权。 2、经济方面:保护、奖励农工商业和交通采矿业,设立农工商总局和铁路矿务总局,各省设立商务局;提倡开办实业,奖励发明创造;注重农业发展,建立西式新农场;广办邮政,修筑铁路;开办商学、商报,设立商会等各类组织;改革财政,编制国家预决算。 3、军事方面:裁减旧式绿营兵,改练新式陆军;采用西洋兵制,练洋操,习洋枪等。 4、文化教育方面:创设京师大学堂,各省书院改为高等学堂,在各地设立中、小学堂;提倡西学,废除八股,改试策论,开经济特科;设立译书局,翻译外国书籍,派人出国留学;奖励新著,奖励创办报刊,准许自由组织学会。 戊戌维新是一场资产阶级性质的改良运动,并没有采用维新派多次提出的开国会等政治主张,未触及封建社会的根本,是一种十分温和的不彻底改革方案。
由于中央和地方守旧官僚们的抵制,新政命令大多未能付诸实施。 1898年9月21日,慈溪太后以“训政”的名义,重新独揽大权,将光绪皇帝软禁于中南海瀛台,搜捕维新人士。 1898年9月28日,谭嗣同、刘光第、林旭、杨锐、杨深秀、康广仁被杀害,史称“戊戌六君子”。
二、戊戌维新运动的意义和教训
戊戌维新的意义
1、戊戌维新运动是一次爱国救亡运动,维新派的政治实践和思想理论,贯穿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且推动了中华民族的觉醒。 2、维新运动是一场资产阶级性质的政治改良运动,在政治、经济等领域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封建制度。 3、戊戌维新运动是一场思想启蒙运动,有利于民主思想在中国的传播,有利于人们的思想解放,推动并形成了广泛的文化革新运动,对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戊戌维新运动失败的原因和教训
失败的原因主要是由于维新派自身的局限性和强大的守旧势力的反对。维新派的势力非常弱小,没有严密的组织,不掌握实权和军队,没有发动群众,光绪皇帝也没有实权。
维新派本身的局限性突出地表现在以下3个方面: 1、不敢否定封建主义,政治上不敢否定封建君主制度,经济上未触及封建主义的经济基础--封建土地制度,思想上仍要打着孔子的旗号借古代圣贤之名“托古改制”。 2、对帝国主义抱有幻想,幻想西方列强能帮助自己变法维新,结果都落了空。 3、惧怕人民群众。维新派的活动基本上局限于官僚士大夫和知识分子的小圈子,脱离甚至仇恨人民群众,没有认识到“回天之力”存在于亿万民众之中。
维新运动暴露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说明企图通过统治者自上而下的改良道路在半殖民半封建的中国是根本上行不通的,也再次暴露出清朝统治集团的腐朽和顽固,流血的教训促使一部分人放弃改良主张,开始走上革命的道路。
第三章 辛亥革命与君主专制制度的终结
第一节 举起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的旗帜
一、辛亥革命爆发的历史条件
民族危机加深,社会矛盾激化
1903-1904年,英国派兵侵入中国西藏地区。1904-1905年,日俄在中国东北进行“日俄战争”。中国的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为支付对外赔款征税激增,民怨沸腾。1902-1911年间,各地叫大规模的民变多达1300余起。
清末“新政”及其破产
1901年《辛丑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已经彻底放弃了抵抗外国侵略者的念头,甘当“洋人的朝廷”。 1901年4月清政府成立督办政务处,宣布实行“新政”,陆续推行一些改革。并下令从1906年起正式废除科举考试。 1906年清政府宣布“预备仿行宪政”,1908年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制定了一个仿效日本实行君主立宪的方案,但又规定了9年的预备立宪期限。 预备立宪并没有挽救清王朝,反而激化了社会矛盾,主要因在于清政府改革的目的是延续其反动统治,使立宪派大失所望,也使统治集团内部因满汉矛盾和中央与地方矛盾的尖锐而分崩离析。
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阶级基础和骨干力量
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首先发动的。 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骨干是一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二、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活动
孙中山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开始
1894年,孙中山北上京津向李鸿章上书,提出“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希望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并把发展工业、教育等,当作“治国之大经,富强之根本”。但是李鸿章没有重视他的意见。这时孙确信“和平方法,无可复施”,决心以革命的方式推翻清朝的统治。 1894年11月,孙中山到檀香山组建兴中会,立誓“驱逐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 1895年策划在广州举行武装起义,失败后流亡海外,继续从事反清革命活动。 1904年,孙中山发表《中国问题的真解决》一文,指出只有推翻清朝政府的统治,把过时的满清君主政体改变为“中华民国”才能真正解决中国的问题。
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宣传与组织工作
1903年,章炳麟发表了《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反对康有为的保皇观点,强调中国人民完全有能力建立民主共和制度。 邹容写了《革命军》,以革命军中马前卒的名义,号召人民推翻清朝统治,建立中华共和国。 陈天华写了《警世钟》、《猛回头》两本小册子,痛陈帝国主义侵略给中国带来的深重灾难,揭露清政府已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号召人民奋起革命,推翻这个“洋人的朝廷”。 从1904年起,出现了十多个革命团体,华兴会、科学补习所、光复会、岳王会等。 1905年8月20日,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以兴中会和华兴会为基础,在日本东京成立同盟会,公举孙中山为总理,黄兴为执行部庶务,以《民报》为机关报,并确定了革命纲领。同盟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三、三民主义学说和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
同盟会的政治纲领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 1905年11月,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将同盟会的纲领概括为三民主义“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
民族主义包括“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两项内容,要结束清政府的专制统治及其媚外政策,但是没有从正面鲜明地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的主张。
民权主义的内容是“创立民国”,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即孙中山所说的政治革命。但是民权主义忽略了广大劳动群众在国家中的地位,因而难以使人民的民主权利得到真正的保证。
民生主义在当时指的是“平均地权”,即孙中山说的社会革命。主张核定全国土地的地价,其现有之地价,仍属原主;革命后的增价,则归国家,为国民共享。但是这一主张没有正面触及封建土地所有制,不能满足广大农民的土地要求,在革命中难以成为发动广大工农群众的理论武器。
三民主义学说,是一个比较完整而明确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纲领,对推动革命的发展产生了重大而积极的影响。
四、关于革命的改良的辩论
革命派《民报》、改良派《新民丛报》及其他十几种报刊展开了一场大论战。 1、要不要以革命手段推翻清王朝 革命派认为清政府是帝国主义的“鹰犬”,只有通过革命才能“免瓜分之祸”。革命虽不免流血,但可“救世救人”,是疗治社会的捷径。革命中付出的努力与牺牲,是以换取历史进步为补偿的。革命本身是为了建设,破坏与建设是革命的2个方面。 2、要不要推翻帝制,实行共和 革命派认为不是“国民恶劣”,而是“政府恶劣”。只有“兴民权改民主”,才是中国的唯一出路。 3、要不要进行社会革命 革命派认为当时有严重的“地主强权”“地权失平”的现象,必须通过平均地权以实现土地国有,在进行政治革命的同时实现社会革命,才能避免贫富不均等社会问题出现。 通过这场论战,划清了革命与改良的界限,传播了民主革命思想,促进了革命形势的发展。 这场论战也暴露了革命派在思想理论方面的弱点:对“革命是否会招致帝国主义对干涉”的问题不敢作出理直气壮的正面回答;他们所说的国民主要还是指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而不是广大的劳动群众,且反对贫苦农民“夺富人之田为己有”。这些理论和认识的局限性不可避免地会影响辛亥革命的进程和结局。
第二节 辛亥革命与建立民国
一、封建帝制的覆灭
武装起义与保路风潮 1911年4月27日,黄兴率敢死队120人在广州起义,72位烈士遗骸被葬于黄花岗,史称“黄花岗起义”。 1911年5月,清政府借铁路国有化名义把铁路权利出卖给帝国主义,同时借此劫夺商股,激起了湖北、湖南、广东、四川四省的保路风潮。四川总督赵尔丰下令军警开枪,造成“成都血案”,激起了全川的武装暴动。
武昌起义与各地响应 湖北新军中的共进会和文学社2个革命团体决定联合行动,在武昌举行武装起义。1911年10月10日,驻武昌的新军工程第八营的革命党人打响了起义的第一枪,一夜占领武昌,三天光复武汉三镇,成立了湖北军政府。 随后1个月内,13个省及上海和许多州县宣布起义,脱离清政府的统治。1912年2月12日,清帝被迫退位。 革命后建立的地方政权大多数落入旧军官、旧官僚、立宪派手中,一些省份由旧官僚和立宪派实际上改头换面地维持着旧政权,有的地方掌权的革命党人很快蜕变成新军阀、新官僚。这些都意味着辛亥革命的基础并不牢固,在内部与外部都潜伏者深刻的危机。
二、中华民国的建立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宣告成立
1911年底,孙中山从海外回到上海,“独立”各省代表在南京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改国号为中华民国,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 南京临时政府是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性质的革命政权,各项政策措施集中代表和反映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愿望和利益,在相当程度上也符合广大中国人民的利益。 南京临时政府的局限性在于: 1、企图用承认清政府与列强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和清政府所欠的一切外债来换取列强承认中华民国。 2、没有提出任何满足农民对土地要求的政策和措施,反而维护封建土地所有制。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1912年3月,临时参议院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性质的法典。 《临时约法》规定:参议院行使立法权,参议员由各省选派;临时大总统代表临时政府总揽政务;国务总理及各部总长称国务员,辅佐临时大总统;法院行使司法权。参议院有弹劾大总统和国务员的权利。
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
辛亥革命是中国人民为救亡图存、振兴中华而奋起革命的一个里程碑,它使中国发生了历时性的巨变,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 1、推翻了封建势力的政治代表、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代理人清王朝的统治,沉重打击了中外反动势力,为中国人民斗争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2、结束了2千多年封建社会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政府,在中国形成了“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的民主观念。 3、推动了中国人民的思想解放,激发了人民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觉醒,打开了禁锢思想进步的闸门。 4、推动了中国的社会变革,促使中国的社会经济、思想习惯和社会风俗等方面发生了新的积极变化。使得随后几年成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代”,改变了社会风气,有助于人们的精神解放。 5、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而且推动了亚洲各国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
第三节 辛亥革命的失败
一、封建军阀专制统治的形成
袁世凯窃国,辛亥革命流产
南京临时政府只存在了3个月就夭折了。袁世凯在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势力以及附从革命的旧官僚、立宪派的共同支持下,窃取了辛亥革命的果实。 武昌起义后,袁世凯以武力压迫革命派,帝国主义列强调动军舰在长江游弋为袁世凯助威。立宪派、旧官僚从内部施压,大造舆论大总统职位“非袁莫属”,一些革命党人主张只要袁世凯能逼清帝退位,就让他当大总统。 1912年2月12日,清帝退位,2月13日,袁世凯致电临时政府,宣布“共和为最良国体”,同日孙中山向参议院提出辞职咨文,但附以南京为首都、总统在南京就职、遵守约法3个条件,力图以此制约袁世凯。但袁世凯不肯离开北京,指使部下在北京发动兵变,西方列强也调兵入京配合,迫使革命派让步,革命派再次妥协。 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4月1日,孙中山卸去临时大总统职务,随后临时参议院决议将临时政府迁往北京。
北洋军阀的专制统治
袁世凯窃夺辛亥革命的果实后,建立了代表大地主和买办资产阶级利益的北洋军阀反动政权。 他们制定了《暂行新刑律》、《戒严法》等一系列反动法令,剥夺《临时约法》赋予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各种政治权利,任意逮捕、杀害革命党人和无辜民众。 1912年8月,宋教仁在征得孙中山和黄兴的同意后,以同盟会为基础联合其他几个政党,组成国民党,并在随后的第一届国会选举中获得了多数席位。1913年3月宋教仁在上海被刺身亡;7月-9月,袁世凯以武力镇压了南方7省国民党人的“二次革命”;10月,袁世凯指使军警、流氓包围国会,强迫议员投票选举他为正式大总统,接着又攻击国会是“暴民专制”,妨碍国家统一。 1913年11月,袁世凯下令解散国民党,收缴国民党议员的国会证书、徽章,使国会不足法定人数,无法开会。 1914年1月,袁世凯停止参议院、众议院2院议员的职务,遣散议员。5月,公然撕毁《临时约法》,炮制了《中华民国约法》,用总统制取代内阁制。不久又修改《总统选举法》,使大总统可以无限期连任并可推荐继承人。至此,中华民国就只剩下一块空招牌了。 1915年5月,接受日本提出的严重损害中国权益的“二十一条”,12月12日,发表接受帝位申令,12月31日,下令以1916年为“中华帝国洪宪元年”,在元旦举行登基大典。 1916年3月23日,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和洪宪年号。 1917年6月,张勋率辫子军拥溥仪复辟,仅12天就在全国人民的声讨中失败了。
袁世凯败亡后,陷入军阀割据的局面的深刻原因:
一方面由于中国主要是地方性的农业经济,没有形成统一的资本主义市场;另一方面由于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采取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
二、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失败
挽救共和的努力及其受挫
1913年宋教仁被刺身亡后,孙中山发动武装反袁的“二次革命”,由于国民党缺乏兵力和财力,内部意见又不一致,2个月就失败了。 1914年,孙中山在日本组织中华革命党,由于提不出能够动员群众的革命纲领,又带有强烈的宗派性,严重脱离群众,因而参加人数很少,社会影响不大。 1915年12月25日, 蔡锷等在云南组织“护国军”,宣布独立,很快形成席卷半个中国的护国运动,次年3月,袁世凯在全国人民的反对声中被迫取消帝制,不久忧惧而死。 1917年9月,孙中山依靠西南军阀,在广州成立以他为大元帅的护法军政府,出师北伐。不久,西南军阀与直系军阀勾结,擅自实行停战,并排挤孙中山,该组军政府。1918年5月21日,孙中山愤然离开广州去上海,护法运动失败。 1919年10月,孙中山将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 孙中山没有找到中国的真正出路,中国的旧民主主义革命陷入绝境,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再也不能领导中国革命前进了。
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和教训
从根本上说,在帝国主义时代,在半殖民半封建的中国,资本主义的建国方案是行不通的。帝国主义决不允许中国建立一个独立、富强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帝国主义与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大地主大买办势力以及旧官僚、立宪派一起勾结起来,从外部和内部绞杀了这场革命。 从主观上来说,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本身存在由其软弱性和妥协性导致的许多弱点和错误,主要是: 1、没有提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没有认识到必须反对整个封建统治阶级,致使旧官僚、旧军官混入革命营垒,受政治局势的左右和妥协退让思想的支配,把政权拱手让给了袁世凯。 2、不能充分发动和依靠人民群众。中国民主革命的主力军农民没有被动员起来,革命根基相当单薄。 3、不能建立坚强的革命政党,作为团结一切力量的强有力核心。 辛亥革命的失败表明: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没有能够救中国,先进的中国人需要进行新的探索,为中国谋求新的出路。
中编 从五四运动到新中国成立(1919-1949)
综述 翻天覆地的三十年
1919五四运动-1949新中国成立之前
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中国人民同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后来又有官僚资本主义)的矛盾;农民仍然是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主力,工人阶级、学生群众和民族资产阶级这些新的社会力量发展了起来;工人阶级则替代资产阶级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力量。
一、中国所处的时代和国际环境
(一)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后的世界
1914-1918第一次世界大战,欧洲走向衰落,美国、日本兴起,日本侵略势力日益构成对中国的主要威胁。
1917年11月7日(俄历10月25日),俄国爆发10月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新纪元。十月革命建立了一条从西方无产者经过俄国革命到东方被压迫民族的新的反对世界帝国主义对革命战线。
1919年3月,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宣告成立。
(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及其胜利
1929-1933年,资本主义国家爆发了一场严重的经济危机。1930年代,意大利、德国、日本先后确立了法西斯统治,成为了欧洲和亚洲的战争策源地。
1931年9月,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随之武装侵占中国东北。 1935年10月,意大利军队侵入阿比西尼亚(埃塞俄比亚)。 1937年7月,日本蓄意制造七七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 1939年9月1日,德军入侵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开始。
1942年元旦,美、英、苏、中四国领衔,26国签署《联合国家宣言》,决心相互合作,结成反法西斯联盟。 1942年7月-1943年2月,斯大林格勒战役取得胜利,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发生根本性的转折。 1944年6月6日,美、英盟军发动诺曼底战役,开辟了欧洲的第二战场,德国陷入腹背受敌的境地。 1945年5月8日,德国宣布无条件投降。
1944年,盟军在太平洋战场上对日军全面展开攻势作战。 1945年8月6日、9日,美国先后在日本广岛、长崎投掷原子弹。 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 8月14日,日本政府决定接受波茨坦公告,向盟国投降。9月2日,日本政府和大本营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
(三)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后国际格局的深刻变化
战后的世界政治形势,出现了3个重要新情况:
1、德意日被彻底打败,英法被严重削弱,美国称为资本主义世界的霸主。 2、苏联成为足以抗衡美国的世界一流强国。东欧、中南欧、东亚、东南亚出现了一系列工人阶级政党领导的人民民主国家。社会主义在多国赢得胜利。 3、亚非拉及南太平洋地区,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兴起,殖民主义体系急剧瓦解。
战后世界政治形势的一个重大变化:
原来以维持欧洲大国均势为中心的传统国际格局被美、苏两极格局所代替,在此基础上,分别形成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阵营的对立。
美国竭力扩张,控制中国成为战后美国全球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正确制定应对美国的政策和策略,成为中国革命胜利发展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条件。
二、三座大山的重压
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是压在中国人民身上的“三座大山”。
1925-1927年的大革命,是以推翻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为直接的斗争目标的。国共合作后建立的国民革命军于1926年7月开始进行北伐战争,基本上击溃了北洋军阀的主力。国民党控制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取代北洋政府统治全中国。
在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统治时期,不仅封建压迫继续存在,而且半殖民地化程度还进一步加深了。
(一)外国垄断资本在中国的扩张
从1927年国民党政府成立到1937年卢沟桥事变,外国资本不仅控制了中国的重工业、交通运输业,而且控制了中国的财政、金融以及若干主要的轻工业。外国垄断资本和中国官僚资本的统治,把国民党统治区的经济推向了绝地。
因此,发对帝国主义,打破外国垄断资本的控制,成为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必须实现的首要任务。
(二)占优势地位的中国封建经济
在残酷的封建压迫和剥削下,中国农村的经济日益陷入绝地。农场无法为工业的发展提供必要的商品粮、轻工业原料、工业品市场等条件,从根本上严重限制了中国工业的发展。
因此,反对封建主义,进行土地制度的彻底改革,成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项基本任务。
(三)官僚资本的急剧膨胀
1927年国民党在全国的统治建立后,官僚买办资本急剧膨胀起来,买办资产阶级发展成官僚资产阶级,控制了全国政权。 首先以控制“四行二局”(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央银行、中国农民银行、邮政储金汇业局、中央信托局)为中心的金融垄断体系,直接操控全国经济。 通过滥发纸币,洗劫广大人民,为卖空卖空、囤积居奇、制造黑市、吞并投机活动大开方便之门。 垄断外汇和对外贸易。 利用政权力量对工业实行垄断性掠夺。 官僚资本严重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因此,反对官僚资本主义,没收官僚资本,成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项重要任务。
(四)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艰难处境
艰难处境:
1、受到外国资本的压迫; 2、受到官僚资本的排挤; 3、受到封建生产关系的束缚; 4、收到军阀官僚政府的压榨。
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几个特点:
1、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很小,始终没有成为中国社会经济的主要形式。 2、工业资本所占比重很小,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所占比重大。 3、主要以食品、纺织为主的轻工业,缺乏重工业基础,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4、规模狭小,经营分散,技术落后,劳动生产率低。 5、和封建势力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上述情况决定了民族资产阶级是带两重性的阶级。
民族资产阶级虽然人数不多,经济实力不强,但在政治上有很大的重要性。
三、两个中国之命运
(一)三种政治力量,三种建国方案
(二)两种基本的选择,两个中国之命运
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不具备现实性,可供人民选择的方案主要是2个:或是继续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或是创建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
毛泽东指出:
“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反对中国独立,反对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历史,就是中国近代史。”
“就是这样,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齐破了产。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让位给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让位给人民共和国。”
第四章 开天辟地的大事变
第一节 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
一、新文化运动与思想解放的潮流
新文化运动的兴起
一些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认为:“欲图根本之救亡”,必须改造中国的国民性。他们决心发动一场新的启蒙运动,以期廓清蒙昧、启发理智,使人们从封建思想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这个运动后来被称为新文化运动。 这个运动从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开始。1917年1月,北大校长蔡元培聘请陈独秀为北大文科学长,《新青年》编辑部随之迁到北京。李大钊、鲁迅、胡适等参加编辑部并成为主要撰稿人。《新青年》杂志和北京大学成了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 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提出了“破除迷信”的口号,号召人们“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破坏陈腐学说之囹圄”,以“求得思想的解放。他们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文化革命的2大旗帜。 鲁迅的小说《狂人日记》等对封建礼教的有力揭露和控诉,使反对吃人的礼教成了许多人的共同心声。 陈独秀提出的文学革命的主张,胡适对白话文的提倡,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新文化运动的基本口号
民主和科学是《新青年》提出的基本口号。 民主即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制度,又是指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思想。 科学, 狭义指自然科学,广义还包括社会科学。 提倡民主与科学,是为了实现在中国“建设西洋式之新国家”即西方式的资产阶级国家这个目标。 由于孔子送提倡的是“封建时代之道德、礼教、生活、政治”与“建设西洋式之新国家”的目标不相适应,所以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认定必须对孔学进行批判。
反封建的思想解放运动
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并没有因为批判孔学就否定中国的全部传统文化。他们批判孔学,是为了指明孔学在根本上已经不适应现代生活,是为了反对孔学对人们的思想禁锢,是为了动摇孔学的绝对权威地位,从而使人们敢于冲破封建思想的牢笼,去进行独立思考,以求得“真实合理的信仰”。
五四以前新文化运动的局限
1、由于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行不通,所以从根本上说,提倡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并不能为人们提供一种有效的思想武器去认识中国,去对中国社会进行改造。 2、他们把改造国民性置于优先的地位,但是要根本改造由这种社会环境产生的思想、所造成的国民性,离开改造产生封建思想的社会环境的革命实践,光靠少数人的呐喊与宣传手段,是不可能的。 3、那时的许多领导人物,还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一般还是使用资产阶级的方法,形式主义的看问题的方法,影响了这个运动后来的发展。
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对资本主义持某种程度的怀疑和保留的态度,是因为: 1、在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已经比较充分地暴露出来。 2、1914-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极端的形式进一步暴露了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的不可克服的矛盾。 3、中国人学习西方的努力屡次失败的事实,更使他们对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在中国的可行性产生了极大的疑问。
二、十月革命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马克思主义在1840年代创立后,直到1917年俄国爆发十月革命,才推动中国的先进分子把目光从西方转向东方,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转向社会主义。
十月革命是怎样推动中国的先进分子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转向社会主义的?
1、十月革命给予中国人的一个启示: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也可以用社会主义思想指引自己走向解放之路。 2、十月革命诞生的社会主义俄国号召反对帝国主义,并以新的平等的态度对待中国,有力地推动了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 3、十月革命中,俄国工人、农民、士兵和群众的广泛发动并由此赢得胜利的事实,给予中国的先进分子以新的革命方法的启示,推动了他们去研究这个革命所遵循的主义。
期初,在各种社会主义的思想中,无政府主义占着优势。中国的先进分子是经过反复的比较、推求,才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的。
在中国率先举起马克思主义旗帜的是李大钊。他于1918年7月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认定资本主义文明“当入盛极而衰之运”,同年11、12月发表的《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2文中指出,十月革命是“二十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确信“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1919年9、11月,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明确地把马克思主义称为“世界改造原动的学说”,并对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剩余价值学说和阶级斗争理论作了比较系统的介绍。
三、五四运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
五四运动的爆发
1919年5月爆发的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划时代的事件。这个运动是在新的时代条件和社会历史条件下发生的。 首先是新的社会力量的成长、壮大。1914-1918年一战期间,中国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力量进一步成长起来,五四运动获得了比以往的革命斗争更加广泛的群众基础。 其次是俄国十月革命对中国的影响。 五四运动的导火索,是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 1919年5月4日,北京大学等北京十几所学校的学生三千余人在天安门前集会,随后举行示威游行。学生的爱国行动受到北洋政府的严厉镇压。6月5日起,上海6、7万工人为声援学生先后自动举行罢工,推动了商人罢市、学生罢课。随后扩展到了20多个省区、100多个城市。 6月10日,北洋政府宣布罢免亲日派官僚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的职务。6月28日,中国政府代表没有出席巴黎和约的签字仪式。五四运动的直接斗争目标得到了实现。
五四运动的历史特点
1、五四运动表现了反帝反封建的彻底性。 2、五四运动是一次真正的群众运动。 3、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 正因为五四运动具备了上述新的历史特点,它成了中国革命的新阶段即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开端。
五四运动中,工人阶级显示了伟大的力量。工人在斗争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的事实,给予先进的知识分子以真切的教育。先进知识分子与工人群众相结合的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过程。这样,五四运动为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进一步传播与中国共产党诞生
一、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队伍
早期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物,主要有3类: 1、五四以前的新文化运动的精神领袖,代表人物是李大钊和陈独秀。 2、五四运动的左翼骨干,代表人物是毛泽东等。 3、一部分原中国同盟会会员、辛亥革命时期的活动家,代表人物是董必武等。
早期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的特点
1、重视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学习,明确地同第二国际的社会民主主义划清界限。 2、注意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 3、开始提出知识分子应到同劳动群众相结合的思想。
新文化运动的发展
五四运动后,新文化运动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马克思主义开始逐步地在思想文化领域发挥指导作用了。
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
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
1920年4月,经共产国际批准,俄共远东局派维金斯基来华会见李大钊、陈独秀等,介绍苏俄和苏共情况,并说中国可以组织共产党,对中国共产党的建立起了促进作用。 1920年8月,陈独秀、李汉俊、李达等在上海成立最早的中国工人阶级政党组织,11月创办《共产党》月刊。该组织是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各地共产主义者进行建党活动的联络中心。 1920年10月,李大钊、张国焘等在北京成立共产党的早期组织,11月将其定名为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 1920年秋-1921年春,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等在武汉,毛泽东、何叔衡等在长沙,王尽美、邓恩铭等在济南,谭平山、谭植棠等在广州,都成立了共产党的早期组织。
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活动
1、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 2、到工人中去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 3、进行关于建党问题的讨论和实际组织工作。 这些活动促进了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形成了一批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基本具备了在中国创建工人阶级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条件。
三、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及其意义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举行,最后一天的会议在嘉兴南湖的游船上举行。 12名来自7个地方的代表参加大会。李达、李汉俊(上海),张国焘、刘仁静(北京),毛泽东、何叔衡(长沙),董必武、陈潭秋(武汉),王尽美、邓恩铭(济南),陈公博(广州),周佛海(日本东京)。包惠僧受陈独秀派遣,出席了会议。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出席了会议。陈独秀和李大钊因分别在广州和北京有事未参加会议。 大会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党的纲领: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采用无产阶级专政以达到阶级斗争的目的--消灭阶级、废除私有制,以及联合第三国际等。 大会选举产生了由陈独秀、张国焘、李达组成的党的领导机构--中央局,以陈独秀为书记。 中共一大正式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历史特点和意义
特定的历史条件: 1、成立于俄国十月革命取得胜利,第二国际社会民主主义、修正主义遭到破产之后。 2、在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工人运动的基础上。 所以这个一开始就以马列主义理论为基础的党,一经成立就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义无反顾地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 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历史意义: 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
第三节 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一、制定革命纲领,发动工农运动
制定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国革命就展现了新的面貌: 1、第一次提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纲领,为中国人民指出了明确地斗争目标。 2、开始采取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政党和政治派别没有采取过、也不可能采取的革命方法,即群众路线的方法。
发动工农群众开展革命斗争
1922年1月-1923年2月,香港海员罢工到京汉铁路工人罢工(包括安源路矿工人罢工、开滦五矿工人罢工等在内的大小罢工100余次,参加者30万人以上),中国掀起了第一个工人运动的高潮。 1921年9月,浙江萧山县衙前村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农民协会。1922年6月,澎湃在广东海丰县赤山约成立了农会。
二、 实行国共合作,掀起大革命高潮
国共合作的形成
1923年2月7日,京汉铁路工人罢工遭到北洋政府的血腥镇压,二七惨案后,中国共产党决定采取更为积极的步骤去联合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 1922年7月,中共二大提出实行“党外合作”,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马林提出“党内合作”。1923年6月召开的中共三大,就国共合作的方针和办法作出了正式的决定。 孙中山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影响下,改组国民党,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孙中山主持下在广州举行。大会通过的宣言对三民主义作出了新的解释:民族主义--突出反帝内容,强调对外实行中华民族的独立,同时主张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民权主义--强调民主权利应“为一般平民所共有”,不应为“少数人所得而私”;民生主义--概括为“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两大原则(后来又提出“耕者有其田”的主张)。这个新三民主义的政纲同中共在民族革命阶段的纲领基本一致,因而成为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
大革命的准备与进行
1924年,工人运动开始复兴,农民运动也有了初步展开。国共合作创办了黄埔陆军军官学校,为未来的革命战争准备了军事力量的骨干。 1925年5月,以五卅运动为起点,掀起了全国范围的大革命高潮。在此基础上,进行了胜利的广东战争,征讨地方军阀陈炯明、邓本殷,统一并巩固了广东革命根据地。1925年7月1日,国民政府在广州建立。随后将黄埔军校校军和驻广东的粤军、湘军、滇军先后改编为国民革命军6个军,共8.5万人。 1926年7月,以推翻北洋军阀统治为目标的北伐战争开始,不到半年基本摧毁北洋军阀吴佩孚、孙传芳的主力。以湖南为中心,广大农村掀起了大革命的风暴;工人运动迅速走向高涨;国民政府进行了收回汉口、九江的英租界的斗争;上海工人举行了3次武装起义。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统治受到了严重的打击。 1925-1927年的革命运动,比以往任何一次革命,群众的动员程度更为广泛,斗争的规模更加宏伟,革命的社会内涵更加深刻,因此被称作大革命。
大革命中的中国共产党
没有共产党,不会有这场大革命,因为: 1、提出大革命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的政治口号的,是中国共产党。 2、大革命是在以中国共产党倡导和组织的国共合作为基础的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下进行的。 3、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革命战争中,在军队的组建、政治工作、增强凝聚战斗力、战斗先锋和表率、建立工农武装配合作战等方面,作出了独特的、重大的贡献。
大革命的意义、失败原因和教训
1926年3月,蒋介石制造了中山舰事件,打击共产党和工农的力量。1927年3月,国民革命军占领南京后,长江江面的英美军舰炮轰南京,加速了蒋介石同帝国主义势力的勾结。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共政变,7月15日,武汉国民政府的汪精卫在武汉召开“分共”会议。国共合作全面破产,大革命最终失败。
失败原因: 客观上由于反革命力量的强大,资产阶级发生严重的动摇、统一战线出现剧烈的分化,蒋介石、汪精卫集团先后被帝国主义势力和地主阶级、买办资产阶级拉进反革命阵营里去了。 主观方面由于中共领导机关在大革命的后期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放弃了无产阶级对于农民群众、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尤其是武装力量的领导权。
大革命的历史意义: 它是未来胜利的革命的一次伟大演习,中国共产党领导了全国反帝反封建的伟大斗争,开始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途径,初步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并从大革命失败中汲取了严重的历史教训,开始懂得进行土地革命和掌握革命武装的重要性, 为把中国革命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土地革命战争阶段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第五章 中国革命的新道路
第一节 对革命新道路的艰苦探索
一、国民党在全国统治的建立
1927年七一五政变后,经过几番周转,国民党的宁汉国民政府合流,1928年2月,南京国民政府改组,武汉国民政府不复存在。1928年6月,国民党北伐军队进驻北京、天津。6月4日,日本人制造皇姑屯事件成功谋杀张作霖,12月29日,张学良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易旗帜”。至此,国民党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自己的统治。 国民党政府的统治依然是地主阶级和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的统治。 1928年10月,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通过《训政纲领》,规定:“由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国民大会,领导国民行使政权。”“以政权付托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之”。从形式上废除了北洋政府时期还存在的议会制度。 国民党实行一党执政的军事独裁统治方式: 1、庞大的军队。1929年3月,全国军额达200万。 2、庞大的全国特务系统。中统、军统等。 3、大力推行保甲制度。十户为一甲,十甲为保。保甲内“共具联保连坐切结”,广大人民被禁锢在保甲制度之内。 4、实行文化专制主义。
二、土地革命战争的兴起
大革命失败后的艰难环境
1927年11月统计,全党党员从1927年5月中共五大时的57900多人锐减到10000多人。
开展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
1927年7月,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决定了3件大事: 1、将党所掌握和影响的部队向南昌集中,准备起义; 2、组织湘鄂赣粤四省的农民,在秋收季节举行暴动; 3、召集中央会议,讨论和决定新时期的方针和政策。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秘密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彻底清算了大革命后期的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总方针,并选出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央临时政治局。会上毛泽东着重阐述了党必须依靠农民和掌握枪杆子的思想。八七会议使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大大前进了一步,开始了从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转折。 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一枪。9月9日,毛泽东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10月7日抵达江西宁冈县茅坪,开始开创井冈山革命根据地。12月11日,张太雷、叶挺、叶剑英领导了广州起义。1927-1928,在全国领导了近百次武装起义。 由此,中国革命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或称“十年内战时期”。
三、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对中国革命新道路的探索
1928年6月中共六大,继续把城市工作的复兴视为革命高潮到来的决定条件的同时,肯定了农村根据地和红军是决定革命新高潮的更大的发展基础和重要力量。 1929年6月,中共六届二中全会进一步指出:革命要胜利,必须要有红军,要有广大的苏维埃区域的帮助。 1929年9月,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指出: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 1930年5月,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发表署名信件,明确提出共产党应当以大部分力量甚至全副力量去发展乡村工作;认为革命势力占据了广大农村后,可以联合起来包围城市、封锁城市,用广大的农村革命势力以向城市进攻,这样,革命必然可以取得胜利。
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是对1927年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和根据地斗争经营的科学概括。 毛泽东理论: 1928年10月、11月,《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 1930年1月,《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930年5月,《反对本本主义》。 1929年12月下旬,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在福建上杭县古田村召开。会议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决议案,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原则,规定红军必须绝对服从党的领导,必须加强政治工作。这个规定,从根本上划清了新型人民军队同一切旧式军队的界限,确定了无产阶级的建军路线。把党建设成为无产阶级先锋队,把军队建设成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这是事关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的根本性问题,在古田会议决议中得以明确,古田会议决议因此成为我党我军建设的伟大纲领及重要里程碑。
反“围剿”战争与土地革命
1930年10月到1931年7月,朱毛红军实行“诱敌深入,避敌主力、打其虚弱”等战术,连续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三次“围剿”。 1932年底,又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胜利。鄂豫皖、湘鄂西等根据地的反“围剿”战争也取得了重大胜利。红军反围剿战争的胜利,革命根据地的发展,是同土地革命的开展密切相关的。 开展土地革命,就是要消灭封建地主的土地私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私有制,使广大农民在政治上得到翻身,农村生产力得到解放和发展。 1931年2月8日,苏区中央局发出的第九号通告明确提出:农民参加土地革命的目的,“不仅要取得土地的使用权,主要的还要取得土地的所有权”,必须使广大农民在土地革命中取得“他们唯一热望的土地所有权”。2月27日,毛泽东根据这一精神和自己在调查中发现的问题,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主任的名义,写给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一封信,指示各级政府发一布告,“说明过去分好了的田(实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了的)即算分定,得田的人,即由他管所分得的田,这田由他私有,别人不得侵犯”。“租借买卖,由他自主。田中出产,除交土地税于政府外,均归农民所有”。3月至4月,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和闽西土地委员会扩大会议分别发布文告和作出决议,正式向广大农民宣布“土地归农民所有,任其出租买卖”的政策。1930年10月湘鄂西特委制定的《土地问题决议案大纲》明确规定:“土地国有,此时只是宣传口号,而不是实行口号,所以,土地不禁止买卖。”在对待富农问题上,湘鄂西特委的大纲区分中农与富农,强调要保护中农利益,规定“中农土地不动”,对富农只没收“所余出佃的土地”。湘鄂西第二次工农兵贫民代表大会发布的《土地革命法令》也明确规定:“没收富农所余出租的一部分土地”,“不禁止雇佣耕种”。 国统区的共产党人和进步文化人士在文化战线开展了反“围剿”,形成了声势浩大的左翼文化运动。左翼文学在文学创作各个领域均取得了辉煌的成绩。以鲁迅为代表的杂文,以茅盾、蒋光慈为代表的小说,以蒋光慈、殷夫为代表的诗歌,以田汉、夏衍为代表的话剧均取得了重大的成就。涌现了《新梦》、《别了,哥哥》、《丽莎的哀怨》、《莎菲女士的日记》、《蚀》、《子夜》等为现代文学史上永为不朽的作品。
第二节 中国革命在探索中曲折前进
一、土地革命战争的发展及其挫折
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设
1930年2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召集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的通告,首次提出建立全国苏维埃中央政权以统一领导全国各地苏维埃区域斗争的构想。自此,中共中央将建立全国性苏维埃政权的任务摆上了议事日程,并开始了长达1年零9个月的筹备工作。 1930年5月中旬,中共中央在上海秘密召开了第一次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会议和全国红军代表会议。这两次会议的召开,对于沟通全国苏维埃区域和红军的联系,动员苏区军民投入建立苏维埃全国政权的斗争,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9月中旬,在上海正式成立了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中 央准备委员会(简称“中准会”),并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讨论决定了第一次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代表选举条例,以及准备提交大会的宪法大纲、劳动法、土地法、经济政策和关于红军问题决议案等草案,决定把“一苏大”的会址放在红一方面军活动的江西苏区。 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叶坪隆重开幕。出席大会的有来自中央苏区、闽西、赣东北、湘赣、湘鄂赣、琼崖等苏区的代表,以及红军、全国总工会、全国海员工会等代表,共610人。越南、朝鲜的来宾也应邀出席大会。毛泽东代表苏区中央局向大会作《政治问题报告》。大会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以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关于经济政策的决定》等法律文件。大会选举产生了毛泽东、项英、张国焘、周恩来、朱德、张鼎丞、古大存 [3] 等63人组成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作为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的最高政权机关;设立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朱德任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任副主席;宣告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
土地革命战争的严重挫折
1927年7月-1935年1月遵义会议前,左倾错误先后3次在党中央的领导机关取得了统治地位。 第一次:1927年11月-1928年4月,认为革命形势在不断高涨,盲目要求“创造总暴动的局面”。 第二次:1930年6月至9月的“立三路线”,盲目要求举行全国暴动和集中红军力量攻打武汉等中心城市。 第三次:1931年1月-1935年1月,陈绍禹(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将民族资产阶级视为中国革命最危险的敌人,一味排斥和打击中间势力;继续坚持以城市为中心;指令根据地红军采取“积极进攻策略”,配合攻打中心城市;坚决打击富农,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军事上实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退却中的逃跑主义;在党内斗争和组织问题上,推行宗派主义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方针。 1931年11月赣南会议上,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被指责为“狭隘的经验论”“富农路线”“极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剥夺了毛泽东对中央根据地红军的领导权。1932年10月宁都会议对毛泽东和他在红军中实行的战略战术原则进行错误的批评与指责,中共临时中央决定毛泽东回后方主持临时中央政府工作。 左倾错误形成的原因: 除了八七会议后党内一直存在的浓厚的左倾情绪没有得到认真的清理,共产国际的错误干预和瞎指挥外,主要原因在于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准备不足,理论素养不高;缺乏实践经验;对于中国的历史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不了解;对于马列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没有统一的理解。“不善于把马列主义和中国实际全面地、正确地结合起来。”
二、中国革命的历史转折
遵义会议
1935年1月15-17日,在遵义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增选了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批评了博古、李德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的错误。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成立了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新的“三人团”,全权负责红军的军事行动。遵义会议开始,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
红军长征的胜利
1934年10月中旬,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开始长征。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抢渡大渡河,翻越夹金山,1935年6月抵达四川懋功,同红四方面军会师。之后过草地,于10月19日到达陕北吴起镇,11月初,在甘泉地区同陕甘根据地的红十五军团会和,至此中央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结束。 1935年3月、4月,红四方面军从川陕根据地出发出发长征。1935年11月,红二方面军从湘鄂川黔根据地出发长征。 1936年10月,红二、四方面军先后同红一方面军在甘肃会宁、静宁将台堡会师。至此,三大主力红军的长征胜利结束。
长征精神
伟大长征精神,就是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就是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就是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就是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就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
三、总结历史经验、迎接全民族抗日战争
长征到达陕北后,毛泽东、中共中央用了很大的精力,去总结历史经验,加强共产党自身的思想理论建设。 1935年12月,毛泽东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阐明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批判了党内的关门主义和对于革命的急性病,系统地解决了党的政治路线上的问题。 1936年12月,毛泽东写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部著作,总结土地革命战争中党内在军事问题上的大争论,系统地说明了有关中国革命战争战略方面的诸问题。 1937年夏,毛泽东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讲授《实践论》《矛盾论》,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高度,总结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经验,揭露和批评党内的主观主义尤其是教条主义错误,深入论证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原则,科学地阐明了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
第六章 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
第一节 日本发动灭亡中国的侵略战争
一、日本灭亡中国的计划及其实施
从九一八事变到华北事变
1927年6月27日至7月7日,日本首相田中义一主持召开的东方会议,宣示了《对华政策纲领》,勾画出田中内阁企图攫取“满蒙”和武力侵华的“积极政策”的基本轮廓,标志着日本帝国主义决定攫取整个东北,加快实现大陆政策。“满蒙特殊论”则成为后来日本侵略中国和亚洲的理论根据。东方会议预示着一系列重大的武力侵华行动即将展开。 1931年9月18日夜,盘踞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按照精心策划的阴谋,由铁道“守备队”炸毁沈阳柳条湖附近日本修筑的南满铁路路轨,并嫁祸于中国军队,日军以此为借口,炮轰中国东北军北大营,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次日,日军侵占沈阳,又陆续侵占了东北三省。 1932年2月,东北全境沦陷。此后,日本在中国东北建立了伪满洲国傀儡政权,开始了对东北人民长达14年之久的奴役和殖民统治。 继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之后,1935年日本侵略军蚕食侵犯华北地区的一系列事件统称华北事变。包括:察哈尔事件、河北事件、张北事件、华北五省(河北、察哈尔、绥远、山西、山东)两市(北平、天津)防共自治运动等。使中国政府在华北的大部分主权丧失,华北成为日军可自由出入的真空地带。
卢沟桥事变与日本的全面侵华战争
1936年8月,广田弘毅内阁提出了“南攻南洋群岛,北攻西伯利亚,先打中国”的侵略计划。11月,日本同德国签订了《反共产国际协定》,结成了法西斯同盟。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日军炮轰宛平城,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由此开始。 1938年10月,日军占领广州、武汉后,被迫停止对正面战场的战略性进攻,调整侵华政策,实施“以华制华”和“以战养战”策略,对国民党政府采取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在占领区发展汉奸组织,扶植傀儡政权;逐步将主要兵力用于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1938年12月,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降日,1940年3月,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伪“中华民国国民政府”。 1944年4月至1945年1月,日本发动打通中国大陆交通线的豫湘桂战役,占领20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这是日军在中国的最后一次大规模进攻。
二、残暴的殖民统治和中华民族的深重灾难
日本在其占领区的残暴统治
日本侵略军掌握占领区内中国人民的生杀予夺,进行疯狂的经济掠夺,推行奴化教育和同化政策,开展“皇民化”运动。
侵华日军的严重罪行
1、惨绝人寰的大屠杀。1937年12月,南京大屠杀;对抗日根据地的“三光”政策,杀戮中国北方军民318万;731部队在中国投放细菌武器、化学武器;掳掠和残害中国劳工,强迫中国妇女充当“慰安妇”。 2、疯狂掠夺中国的资源与财富。 3、强制推行奴化教育。 侵华战争期间,中国军民伤亡人数超过3500万,经济损失按1937年的比价,直接损失1000多亿美元,间接损失5000多亿美元。
第二节 中国人民奋起抗击日本侵略者
一、中国共产党举起武装抗日的旗帜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9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宣言,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的目的是使中国完全变成它的殖民地。号召全国工农武装起来,进行民族自卫战争。1932年4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宣布对日作战。1933年初,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先后在东北各地崛起。1934年,各抗日游击队先后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1936年2月以后,陆续改建为东北抗日联军。
二、抗日救亡运动和共产党人与部分国民党人合作抗日
与东北军为主体的抗日义勇军合作,其领导人李杜加入共产党。 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号召各界民众组织义勇军,发动群众支援国民党第19路军抗日作战。 1933年5月,与冯玉祥在张家口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合作,其北路军前敌总指挥吉鸿昌加入共产党。 1935年11月,国民党第19路军代表与中央根据地的红军代表签署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之后蔡廷锴、蒋光鼐及国民党内爱国人士李济深、陈铭枢等在福州发动反蒋抗日事变(福州事变)。 1934年4月,由中国共产党提出,宋庆龄、何香凝、李杜等1779人领衔,以“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筹备委员会”的名义,发表《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
三、停止内战,一致对外
一二•九运动与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政策
1935年12月9日,北平学生举行了抗日救国示威游行,反对华北自治,反抗日本帝国主义,要求保全中国领土的完整,掀起全国抗日救国新高潮。12月12日,北平学生举行第5次示威游行,高呼"援助绥远抗战"、" 各党派联合起来"等口号。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次大规模学生爱国运动,遭到国民党军警镇压。12月16日,北平学生和各界群众1万余人又举行示威游行,迫使“冀察政务委员会”延期成立。之后,天津学生又组成南下扩大宣传团,深入人民中间宣传抗日救国。杭州、广州、武汉、天津、南京、上海等地相继举行游行示威。北平学生的爱国行动,得到了全国学生的响应和全国人民的支持,形成了全国人民抗日民主运动的新高潮,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1935年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起草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10月1日,以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共中央的名义发表在巴黎出版的《救国报》上。12月,中共中央在瓦窑堡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了在抗日的条件下与民族资产阶级重建统一战线的新政策,批评了党内长期存在的左倾冒险主义、关门主义的错误倾向。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即将到来时掌握了政治上的主动权。 1936年上半年,中国共产党对驻扎在西北地区的东北军和国民党第17路军的统一战线取得突破性进展,红军与东北军、17路军实际上停止了敌对行动。 1936年5月,毛泽东、朱德联名发布《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公开放弃了反蒋口号,9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党内指示,明确提出党的总方针是“逼蒋抗日”。
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
1936年12月初,蒋介石到达西安,逼迫张学良、杨虎城攻打陕甘红军。12月12日凌晨,张学良、杨虎城实行抗日“兵谏”扣留了蒋介石。这就是西安事变。周恩来参加了张、杨同南京方面代表宋美龄、宋子文的和平谈判。蒋介石被迫作出了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等6项承诺。十年内战局面由此结束。 1937年1月,中共中央进驻延安。 1937年2月,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等五项要求(1、停止内战,一致对外;2、保障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3、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4、迅速完成对日作战之一切准备工作;5、改善人民生活。)。如果国民党将五项要求定位国策,共产党愿意实行4项保证:1、实行停止武力推翻国民党政府的方针;2、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3、特区实行彻底民主制度;4、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坚决执行抗日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
四、全民族抗战开始
国共合作,共赴国难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8月,国共两党达成将红军主力改编成国民革命军第8路军(不久改称第十八集团军)等协议。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叶剑英任参谋长、左权任副参谋长;红军总政治部改为八路军政治部,任弼时任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任副主任;下辖第115师、第120师、第129师和总部特务团。115师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120师师长贺龙,副师长萧克;129师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全军共4.6万人。 江西、福建、浙江、安徽、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八省境内15块游击区(广东省琼崖地区除外)坚持游击战争的中国工农红军和游击队于10月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张云逸任参谋长,袁国平任政治部主任,周子昆任副参谋长,邓子恢任政治部副主任。辖4个支队和1个特务营:第1支队由湘鄂赣边、湘赣边、赣粤边、皖浙赣边、湘南等地红军和游击队编成,陈毅任司令员,傅秋涛任副司令员,辖第1、第2团;第2支队由闽西、闽赣边、闽粤边及浙南等地红军和游击队编成,张鼎丞任司令员,谭震林任副司令员(后粟裕),辖第3、第4团;第3支队由闽北、闽东红军和游击队编成,张云逸兼司令员,后谭震林任副司令员,辖第5、第6团;第4支队由活动在鄂豫皖边的红28军和鄂豫边游击队编成,高敬亭任司令员,辖第7、第8、第9团和手枪团;军部特务营由湘南、闽中等地红军和游击队编成。全军共1.03万人。
全民族同仇敌忾,奋起抗战
第三节 国民党与抗日的正面战场
一、战略防御阶段的正面战场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到1938年10月,广州、武汉失守,中国抗战属于战略防御阶段,日本军队以国民党军队为主要作战对象。 1937年11月,日军攻占上海,国民政府宣布迁都重庆,中国西部大部分地区成为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的实际管辖区,人们通称国统区大后方。抗战初期,国民政府实行过若干有利于抗战的政策。 1938年3月,李宗仁等部台儿庄战役大捷,歼灭日军1万余人。但其余战役基本都是以退却、失败而结束的。
二、战略相持阶段的正面战场
1938年10月后,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日本对国民党政府采取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国民党的对内对外政策也发生了重大变化。 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决定成立“防共委员会”,确定了“防共、限共、溶共、反共”的方针。蒋介石将抗战到底的含义解释为“恢复到卢沟桥事变以前的状态”,逐步转变为消极抗战。 1939年12月,以第五军为主力的国民党军队在桂南会战中曾攻克昆仑关,消灭日军4000余人。1940年5月,在枣宜会战中,第33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将军在激战中殉国。 但这个时期的国民党对抗战在全局上逐渐趋向消极,基本实行保守的收缩战略,保存实力;同时又抽出相当多的兵力来限制、打击八路军、新四军,制造了多次的反共摩擦事件。 1941年12月,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英美对日宣战,美国提议设立中国战区,国民党政府命令各战区对日发起攻击。1942年元旦发起的第三次长沙会战,日军死伤5万余人,给日军有利打击。同年2月,中国远征军进入缅甸对日作战,陆军第200师师长戴安澜在缅北殉国。 1944年4月至1945年1月,日军发动打通中国大陆交通线的作战。豫湘桂战役中,国民党军队遭到大溃败,损失50多万兵力,丢失146座大小城市、6000万人口的2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
第四节 中国共产党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一、全面抗战的路线和持久战的方针
实行全面的全民族抗战的路线
1937年8月,中国共产党在陕北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制定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采取持久战的战略方针
1938年5月至6月,毛泽东发表《论持久战》,总结抗战10个月来的经验,集中全党智慧,系统地阐明了持久抗战的总方针。强调“兵民是胜利之本”,战胜日本的侵略,必须进行人民战争。科学地预测了抗日战争的反正进程: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
二、敌后战场的开辟与游击战争的发展及其战略地位
敌后战场的开辟和发展
1937年9月,八路军115师平型关伏击大捷,歼敌1000余人,击毁汽车100多辆。取得了全民抗战以来中国军队的第一次重大胜利,粉碎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忻口会战,八路军120师在雁门关以南伏击日军129师一个营夜袭阳明堡日军机场,毁伤敌机20多架,有力配合了国民党军队的正面战场作战。 到1938年10月,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发展到20万人,击毙、伤、俘敌5.4万人。 到1940年底,人民抗日武装部队发展到50万人,在华北、华中、华南创建了16块根据地,加上中共中央所在地的陕甘宁边区,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有1亿人口。 到1944年春季,敌后战场人民军队进入攻势作战,已经抗击全部侵华日军的64%。
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和作用
在抗战的初期和中期,游击战被提到了战略的地位,具有全局性的意义。 游击战在敌后的广泛开展和敌后根据地的开辟,迫使日军不得不调用大量兵力守卫守护其占领区,从而有效阻止了日军的正面进攻能力,减轻正面战场的压力、使战争转入相持阶段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1939年-1940年,华北日军出动千人以上对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大扫荡109次,使用兵力达50万人以上。 1940年8月-12月初,八路军调集100多个团共20万人,对华北日军发动了一场以破坏敌人交通线为重要目标的进攻战役。这就是百团大战。削弱敌人,壮大自己,逐步改变敌强我弱的态势、为实行战略反攻准备条件,这个任务主要是通过游击战来完成的。 到1945年8月反攻阶段到来前夕,人民军队已经发展到120万,民兵扩展到220万人,抗日根据地19块,消灭日军52.7万人及更多数量的伪军。
三、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
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
中国共产党强调必须在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坚持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必须坚持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努力发展人民武装和抗日根据地;必须对国民党采取既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方针。
坚持抗战、团结、进步,反对妥协、分裂、倒退
1939年7月,针对国民党亲美派开始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坚持抗战到底--反对中途妥协”,“巩固国内团结--反对内部分裂”,“力求全国进步--反对向后倒退”三大口号。坚决揭露打击汪精卫集团的叛国投降活动,继续争取同蒋介石集团的合作抗日。 1939年冬-1940年春,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进犯陕甘宁边区,进攻山西、河北的共产党军队。 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在皖南以8万军队攻击新四军军部及所属部队,蒋介石诬称新四军叛变,宣布取消新四军番号。这就是皖南事变。 1943年春,国民党顽固派策划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由于共产党及时揭露和斗争而被制止。
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总方针
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坚持、扩大和巩固,中国共产党总结反“摩擦”斗争经验,制定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策略总方针。 进步势力指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是统一战线的基础,抗日战争的主要依靠力量。放手发动进步势力,扩大人民武装,创立抗日民主根据地,发展全国民众的抗日运动。 中间势力指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和地方实力派。争取中间势力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1)共产党要有充足的力量;2)尊重他们的利益;3)要同顽固派作坚决斗争,并能一步一步地取得胜利。 顽固势力指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抗日派。对顽固派,必须以革命的两面政策来对付,既贯彻联合又采取斗争,斗争不忘统一,统一不忘斗争,二者不可偏废,而以统一为主,斗争时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
四、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建设
1941年5月,中共中央批准颁布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全面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根据地建设的基本方针。
三三制的民主政权建设
加强政权建设,是抗日根据地建设的首要的、根本的任务。 边区(省)、县参议会既是民意机关,也是立法机关;边区、县、乡抗日民主政府是行政机关;边区高等法院和县法院是司法机关。 抗日民主政府在工作人员分配上实行“三三制”原则,即共产党员、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和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各占1/3。各级抗日民主政权机构的领导人都经过人民选举产生。 在少数民族聚居区域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这是中国共产党从中国国情出发解决民族问题的一个创造。
减租减息,发展生产
根据地停止实行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普遍实行减租减息政策。 毛泽东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发出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1942年,根据地军民开展了大生产运动,八路军359旅将南泥湾改造成了“陕北江南”。
文化建设与干部教育
创办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抗大)、鲁迅艺术学院(鲁艺)、延安自然科学院等一批干部学校和专门学校,还创办了大量的中、小学,吸收农民子女入学。
五、推进大后方的抗日民主运动和进步文化工作
抗日民主运动的开展
1939年1月以后,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具体领导共产党对国统区的工作。1939年10月,国民参政会中一些党派的代表发起宪政座谈会,批评国民党第一党专政,宪政运动在国统区内普遍开展起来。1941年3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后,得到中共南方局所属中共驻香港办事处的支持,并于同年9月创办了盟报《光明报》
抗战文化工作的开展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在政治部副主任周恩来、厅长郭沫若的参与和领导下,团聚了一大批文化界的爱国人士,成为扩大统一战线、推动抗日文化工作的重要阵地。文化界提出“抗战、团结、民主”为文艺创作的三大目标,抗战文化在斗争中得到新的发展。 中国共产党的《新华日报》、《群众》周刊在国统区公开发行,及时宣传党的主张,鼓舞和激励群众的抗战热情。
六、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
1937年11月,王明从莫斯科回到延安,在统一战线问题上主张“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把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的活动限制在国民党允许的范围内,毛泽东等对王明的右倾错误进行了坚决的抵制。 1938年三月政治局会议决定,派任弼时立即赴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报告“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与任务”。8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稼祥带着共产国际的新指示回到延安,9月14日至27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取得了“伟大的成功”,并决定召开六届六中全会。9月29日,王稼祥在六届六中全会上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一年多来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毛泽东、朱德等领导的八路军执行了新的政策,中国共产党在复杂的环境和困难的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中,要以毛泽东为首解决统一领导的问题,中央领导机关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中共六届六中会纠正了王明的右倾错误,进一步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 1938年9-11月,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这个命题,他强调“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应用它。成为中华民族之一部分而与这个民族血肉相连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须解决的问题。”
新民主主义理论的系统阐明
毛泽东于1939年底1940年初先后发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一批重要的理论著作,完整地阐述了新民主主义理论。 毛泽东指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决定了中国革命必须分成两步走,第一步进行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中国民主革命在五四运动以后已经不是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而是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区别新旧民主主义革命性质的根本标志是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 毛泽东阐明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纲领是: 政治上,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在中国建立一个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 经济上,没收操纵国计民生的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建立国营经济;没收地主土地归农民所有,并引导农民发展合作经济;允许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富农经济的存在。 文化上,废除封建买办文化,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 新民主主义理论的系统阐明,标志着毛泽东思想得到多个方面展开而达到成熟。
整风运动和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在全党的确立
1941年5月,毛泽东同志。 为了提高全党的马列主义水平,纠正党内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毛泽东于1941年5月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1942年2月,分别作了《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的报告,号召全党: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 重点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主观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内反复出现“左”、右倾错误的思想认识根源。主观主义的实质是理论脱离实际,它颠倒了认识和实践的关系,是实际工作中的唯心主义。当时它的主要表现形式是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尤其教条主义。要克服主观主义,必须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的学风,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毛泽东对“实事求是”这个成语作了新的解释。他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调查研究是吧理论联系实际结合起来不可或缺的中间环节。 毛泽东强调,加强调查研究是转变党的作风的基础一环。1941年8月,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及《关于实施调查研究的决定》。中共中央设立调查研究局,各中央局、区委、省委或工委也成立相应的调查研究机构,调查研究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一项重要的工作制度被确立起来。 同年6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了《关于在全党进行整顿三风学习运动的指示》,从此开始了全党范围的整风运动 。运动的宗旨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1945年4月,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大革命失败后党内重大历史问题作出了系统总结。 通过整风运动,全党确立了一条实事求是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提高了党员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全党达到空前的团结和统一,为夺取抗日战争和民主革命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
1945年4月23日-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 制定了党的政治路线: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团结全国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在我们党领导之下,为着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一个光明的新中国,建设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 毛泽东号召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作风,概括为“三大作风”,即: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 大会一致通过了毛泽东的政治报告、朱德《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和刘少奇修改党章的报告及新党章,将毛泽东思想规定为党的一切工作的指针。七大党章提出:“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6月19日召开的七届一中全会,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陈云、康生、高岗、彭真、董必武、林伯渠、张闻天、彭德怀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中央书记处书记;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8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毛泽东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为副主席。
第五节 抗日战争的胜利及其原因与意义
一、抗日战争的胜利
1945年4月,联合国制宪大会在美国旧金山举行,董必武代表解放区加入中国代表团出席会议。中国成为联合国的创始国和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之一。 1945年5月上旬,苏联红军攻克柏林,德国法西斯投降。7月27日,中、美、英三国发表波茨坦公告,敦促日本投降。8月上旬,苏联红军进入中国东北,猛烈攻击日本关东军。8月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号召人民军队应在一切可能条件下,对于一切不愿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实行广泛的进攻。中国人民军队对日军的战略反攻全面展开。 8月14日,日本政府照会中、美、英、苏等过,表示接受波茨坦公告,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以广播“终战诏书”的形式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9月2日,在东京湾美军军舰密苏里号上举行投降签字仪式。至此,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结束。9月9日,中国战区日军投降签字仪式在南京举行,日军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在投降书上签字,侵华日军128万余人向中国投降。 1945年10月25日,中国政府在台湾举行受降仪式,日据50年之久的台湾及澎湖列岛由中国收回,成为抗日战争取得完全胜利的重要标志。
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中国抗击日本陆军的80%左右,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仍然抗击日本陆军的半数以上。从1931年9月至1945年9月,中国军民共歼灭日军150余万人。
世界反法西斯力量对中国的援助
苏联是最早为中国抗日战争提供援助的国家。1937年8月,中苏签订互不侵犯条约,苏联政府向中国提供大量的物质援助,并派遣空军志愿队来华作战。 美国曾一度既向中国提供援助,又向日本大量出口战略物资。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美国采取了支持中国、联合中国共同抗日的政策,美国陆军航空队退役军官陈纳德组建美国援华志愿航空队(飞虎队)来华参加对日作战,并帮助中国运送战略物资二冒险开辟驼峰航线。 英、法等国也向中国提供了经济援助或与中国进行了军事合作。朝鲜、越南、加拿大、印度、新西兰、波兰、丹麦以及德国、奥地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日本等国的反法西斯战士直接参加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三、抗日战争胜利的原因和意义
抗日战争胜利的原因
1、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决定因素。 2、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 3、全民族抗战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重要法宝。 4、取得胜利,同世界所有爱好和平和正义的国家和人民、国际组织以及各种反法西斯力量对同情和支持也是分不开的。
抗日战争胜利的意义
抗战胜利为中华民族由近代以来陷入深重危机走向伟大复兴确立了历史转折点。 1、抗战胜利彻底粉碎了日本军国主义殖民奴役中国的图谋,捍卫了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彻底洗刷了近代以来抗击外来侵略屡战屡败的民族耻辱。 2、抗战胜利促进了中华民族大团结,形成了伟大的抗战精神,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3、抗战胜利对世界各国夺取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维护世界和平事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中国人民赢得了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的尊敬,赢得了崇高的民族声誉。 4、抗战胜利开辟了中华民族复兴的光明前景,为创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奠定了重要基础。
第七章 为新中国而奋斗
第一节 从争取和平民主到进行自卫战争
一、中国共产党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
战后国际国内政治形势
人民军队发展到120万人,解放区扩大到1亿人口。 以武力消灭共产党及人民军队和解放区政权,是蒋介石的既定方针。 全国人民强烈要求和平,反对内战;国民党大部分军队在西南、西北后方,部署调度到内战前线需要时间;国际上美苏都表示希望中国能实行和平建国。因此,蒋介石在积极准备内战的同时,又表示愿与中共进行和平谈判。 美国在中国追求的长期基本目标是推动建立一个统一的亲美政府,短期目标是“避免共产党完全控制中国”
中国共产党争取和平民主的方针
为建设新中国而奋斗是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之所在。中国共产党曾经希望通过和平的途径对中国进行政治社会的改革,逐步向新中国这个目标迈进。中共估计造成国共两党合作(加上民主同盟等)、和平发展到新阶段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应当努力争取中国出现这种局面。1945年5月中共七大召开时,毛泽东提出对蒋介石拟采取“洗脸”政策而不是“砍头”政策;8月24日提出考虑同国民党进行谈判,避免内战,实现和平建国;8月25日提出“和平、民主、团结”的口号。
重庆谈判和政治协商会议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偕同周恩来、王若飞赴重庆与国民党当局进行谈判。10月10日,双方签署《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同意“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 1946年1月10日,国共双方下达停战令。同一天,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开幕,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青年党、和无党派人士达成“五项协议”,包括:和平建国纲领、关于军事问题的协议、关于国民大会的协议、关于宪草问题的协议、关于改组政府的协议等。
维护和破坏政协协议的较量
共产党提出全党要“准备为坚决实现这些决议而奋斗”,同时要应对英美和中国大资产阶级的许多阴谋,提高警惕,注意“阵地的取得和保持”,做好进行自卫战争的准备,“练兵、减租、生产是目前解放区的三件中心工作”。 1946年3月,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上,蒋介石命令对政协协议“就其荦荦大端,妥筹补救”,以扩大内战的行动,使政协协议成为一纸空文。方针是先接收关内,控制华东、华北,而后进兵关外,独占东北。
二、国民党发动内战和解放区军民的自卫战争
全面内战的爆发
1946年6月底,国民党军进攻中原解放区,全国内战开始。10月11日,国民党军占领华北解放区张家口。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1947年3月,限令中共驻南京、上海、重庆三地代表及工作人员全部撤退。至此,国共关系彻底破裂。 全面内战爆发时,国统区3.39亿人口,730万平方公里面积,430万军队,(其中接收了100余万日军和数十万伪军的装备,50万是美军训练和装备的部队),控制着几乎所有的大城市和绝大部分铁路交通线。 解放区面积230万平方公里,1.36亿人口,127万军队基本装备是缴获的日军武器。
以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
共产党清醒地估计了国内外形势,坚决认定,必须打败蒋介石,而且能够打败他。 毛泽东指出:“我们必须打败蒋介石,是因为蒋介石发动的战争,是一个在美帝国主义指挥之下的反对中国民族独立和中国人民解放的反革命的战争。在这种时候,如果我们表示软弱,表示退让,不敢坚决地起来用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中国就将变成黑暗世界,我们民族的前途就会被断送。” 毛泽东又指出:“我们能够打败蒋介石,是因为蒋介石军事力量的优势和美国的援助,只是起临时作用的因素;而蒋介石发动的战争的反人民性质,人心的向背,则是经常起作用的因素,在这方面,我们占着优势。人民解放军的战争所具有的爱国的正义的革命的性质,必定会获得全国人民的拥护。这就是战胜蒋介石的政治基础。”
以自卫战争粉碎国民党第军事进攻
中共中央指出:在政治上,必须和人民群众亲密合作,为了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人,在党的领导下,建立最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在军事上,必须采取“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原则。 1946年6月-1947年6月这一年时间里,人民军队处于战略防御阶段,战争主要在解放区进行。
第二节 国民党政府处在全民的包围中
一、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
人民解放军进入战略进攻
1947年7月,国民党兵力由430万下降为373万,其中正规军由200万人下降为150万人。解放军兵力由127万增加到195万,其中正规军接近100万人,武器装备因大量缴获得到很大改善,机动兵力大大增强。 1947年6月底,中共中央命令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陈毅、粟裕指挥华东野战军主力为东路,挺近苏鲁豫皖地区;晋冀鲁豫陈庚、谢富治部挺进豫西。三路大军相互策应,机动歼敌。由此揭开人民解放战争战略进攻的序幕。 内线作战的解放军,彭德怀率领西北野战军,谭震林、许世友率领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聂荣臻率领晋察冀野战军,徐向前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太岳兵团,林彪、罗荣桓率领东北民主联军等,发起反攻。
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
1947年10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表宣言,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 1947年12月,中共中央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会议,制定了夺取全国胜利的行动纲领。这是反动势力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
二、土地改革与农民的广泛发动
从“五四指示”到《中国土地法大纲》
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即“五四”指示),决定把抗日战争时期的减租减息政策,改为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耕者有其田)的政策。到1947年下半年,解放区2/3的地区基本上解决了农民的土地问题。 1947年7月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召开全国土地会议,9月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10月10日由中共中央正式公布施行。规定彻底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规定保护民族工商业的发展;规定设立人民法庭。中国土地法大纲颁布后,各解放区人民政府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又颁布了补充条例。通过土地改革,废除了封建土地制度。
土地改革运动的热潮
到1948年秋,1亿人口的解放区基本消灭了封建生产关系,在“保田参军”的口号下,大批青壮年农民踊跃参加人民军队。
三、第二条战线的形成和发展
国民党统治区的政治经济危机
在国统区内,以学生运动为先导的人民民主运动也迅速发展起来,成为配合人民解放战争的第二条战线。 国统区,1948年8月相比1937年7月,货币滥发47万多倍,物价上涨725万多倍;1亿饥民,饿殍载道。
学生运动的高涨
1945年底,昆明学生发动“反对内战,争取自由”为口号的一二•一运动,并扩展到了许多城市。 1946年12月30日,北平学生抗议美军强暴北大先修班一女学生,“抗议美军暴行!美军退出中国”的示威游行。史称“抗暴运动”或“一二三零”运动。12天内扩展到14省的26个城市,罢课、游行学生总数达50万人。 1947年5月20日,南京、北平爆发反饥饿、反内战运动(史称“五二零”运动)。随后迅速扩大到60多个大中城市。 1947年10月后,学生运动的主要口号由“反饥饿、反内战”改为了“反迫害”。 1948年,由于美国对日政策转向为扶植日本,重新武装日本使之成为美国在亚洲的依靠重点。6月5日,上海学生提出“反美扶日”、“挽救新民族危机”的口号,举行反美扶日大游行,很快扩展到全国。
人民民主运动的发展
1946年6月23日,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派出请愿团去南京向国民党当局呼吁和平。 1947年间,全国20多个大、中城市,120万工人罢工。5-6月,40多个大小城镇的居民“抢米”。 1947年2月28日,台湾台北人民反抗国民党当局暴政,发动二二八起义。 1945年,新疆伊犁、塔城、阿勒泰三区革命,建立革命政府。 1947年初,内蒙古东部大部和中部地区获得解放,4月,在乌兰浩特举行内蒙古人民代表会议,通过《内蒙古自治政府施政纲领》,5月1日,内蒙古自治政府宣告成立,乌兰夫为主席。
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合作
一、各民主党派的历史发展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革)1948年1月1日成立,宋庆龄为名誉主席,李济深为主席。 中国民主同盟(民盟)1941年3月在重庆成立,黄炎培任主席,后改由张澜仁主席。当时参加的党派有中国青年党、国家社会党(后改称“中国民主社会党”)、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亦称“第三党”后改称“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华职业教育社、中国乡村建设协会。 中国民主建国会(民建)1945年12月在重庆成立。黄炎培、胡厥文当选为常务理事。 中国民主促进会(民进)1945年12月在上海成立,马叙伦负责会务。 中国农工民主党(农工党)1947年2月改名自“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章伯钧任主席。历史:1928年,谭平山、章伯钧酝酿成立中华革命党,1930年8月召开第一次全国干部会议,成立“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邓演达当选为总干事。1935年11月,改称“这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第三党)”。 中国致公党,1925年10月,五洲洪门恳亲大会在美国旧金山召开,成立致公党总部。1947年5月,在香港召开的第三次代表大会选举李济深为主席,陈其尤为副主席。 九三学社,1944年底,重庆科技界、文化界、教育界的一些高级知识分子举行“民主科学座谈会”,1945年9月3日,座谈会改名为“九三学社”,1946年5月4日,九三学社在重庆宣告正式成立。许德珩当选为理事。 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台盟)1947年8月谢雪红在香港酝酿成立,11月,正式成立。
二、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团结合作
尽管参加民盟的青年党、民主社会党在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时更国民党跑了,民盟和其他民主党派的大多数人,在拒绝国民党的伪“国民大会”等问题上,与共产党站在一起,积极参加和支持了国统区的爱国民主运动,在第二条战线的斗争中尽了力。
三、第三条道路的幻灭
第三条道路的主张
第三条道路(中间路线)的鼓吹者主张:在政治上,“必须实现英美式的民主政治”,但不准地主官僚资本家操纵;在经济上,“应当实行改良的资本主义”,但不容官僚买办资本横行。而实行的方法,则是走和平的改良的道路。他们所提倡的,是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他们所主张的,实质上是旧民主主义的道路。
国民党当局对民主党派的迫害
李公朴、闻一多在昆明遭暗杀。杜斌丞在西安被杀害。1947年10月,国民党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11月6日,民盟被迫宣布解散。
民主党派历史上的转折点
1948年1月,民盟领导人沈钧儒等在香港召开民盟一届三中全会,宣布恢复民盟总部。会议确认今后要与共产党携手合作。 1948年1月,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宣布推翻蒋介石独裁政权。后公开表示承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 其他民主党派也明确表示了参加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立场。
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格局的形成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提出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得到了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积极响应。1949年1月22日,李济深、沈钧儒等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和著名的无党派民主人士55人联合发表《对时局的意见》,一致拥护中共提出的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恳切表示“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共策进行,以期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独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国之早日实现”。这个政治声明表明中国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自愿地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形成过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历史事件。
第四节 创建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
一、南京国民党政权的覆灭
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
1948年秋,人民解放战争进入夺取全国胜利的决定性阶段。解放军发展到280万人,解放区235.5万平方公里,1.68亿人口,并基本完成土改。国民党军队365万人,一线兵力174万,军事上已放弃“全面防御”处于“重点防御”。 辽沈战役自1948年9月12日开始至11月2日结束,历时52天,东北野战军70万人,歼敌47.2万人。 淮海战役自1948年11月6日开始至1949年1月10日结束,历时66天,华东、中原野战军及地方武装共60万人,歼敌55.5万人。 平津战役自1948年11月29日开始至1949年1月31日结束,历时64天,东北、华北野战军主力与地方武装100万人,歼敌52万余人。 三大战役,规模和成果,在中国战争史上空前,在世界战争史上罕见。这是人民战争的胜利,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胜利。
人民解放军向全国进军
1949年元旦,蒋介石发布“求和”声明,布置长江防线。1月14日,毛泽东发表声明,共产党愿意在惩办战争罪犯、废除伪宪法和伪法统、改编一切反动军队等8项条件的基础上,同南京国民党政府及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进行和平谈判。谈判从4月1日开始。 由于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1949年4月21日,毛泽东、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解放军二野、三野在动起江阴,西至湖口的1000多公里的战线上强渡长江,4月23日占领南京,宣告国民党发动统治的覆灭。随后解放军迅速解放了中南、西南、西北地区,蒋介石逃往台湾省。
二、人民政协与《共同纲领》
为新中国绘制蓝图
1948年9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论述了新中国的国体,即国家政权的阶级性:无产阶级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还有资产阶级民主分子参加的人民民主专政。政体(即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是:“民主集中制的各级人民代表议会制度”。 1949年3月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和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构成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基础。 七届二中全会规定了党在全国胜利后,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应该采取的基本政策,指出了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方向。毛泽东提出2个务必的思想:“务必继续地保持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告诫全党,必须警惕糖衣炮弹的攻击。
人民政协会议的召开与《共同纲领》的制定
完成创建新中国的任务,是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来承担的。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参会代表662人。毛泽东致开幕词,宣告“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在当时是全国人民的大宪章,起着临时宪法的作用。会议通过了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一致选举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陈毅等56人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随后,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任命周恩来为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 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闭幕。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筹备工作胜利完成。10月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在北京举行第一次会议,选举毛泽东为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主席。 人民政协的召开,标志着中国的新型政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确立。
三、中国革命胜利的原因和基本经验
中国革命胜利的原因
1、广大人民和各界人士的广泛参加和大力支持。 2、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3、国际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支持。
中国革命胜利的基本经验
毛泽东指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 统一战线,包括两个联盟: 1、工人阶级同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的联盟,主要是工农联盟。这个联盟属于进步势力的阶级、阶层和集团,人数上占绝对优势,是统一战线的基础。 2、工人阶级同可以合作的非劳动人民的联盟,主要是指无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也包含特定历史条件下,无产阶级和一部分地主阶级、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的联盟,但主要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尤其是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 在同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时,无产阶级必须保持自己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争取和坚持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对资产阶级采取又联合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 巩固和扩大统一战线的关键,是坚持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权。 中国的武装斗争实质上是工人阶级领导的农民战争。为了坚持和发展中国革命,必须建立一支在工人阶级政党绝对领导下的、具有严格纪律的、同人民群众保持亲密联系的新型人民军队。 中国共产党要加强党的自身建设,首先要着重加强党的思想建设。要求党员用工人阶级思想克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解决思想上入党的问题;培育和发扬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密切联系群众和自我批评的作风;在党内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创造了全党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教育的整风形式。
下编 从新中国成立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1949-2018)
综述 辉煌的历史进程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新中国的国体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 政体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国家结构形式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和在单一制国家中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政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基本的胜利,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结束,新民主主义社会在全国范围内的建立。
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进入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 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决议分析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经济状况和基本矛盾。决议指出中国社会经济中存在着五种经济成分: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其中主要的三种是社会主义经济、个体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三种主要的经济成分及与之相联系的三种基本的阶级力量之间的矛盾就集中表现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 新中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是从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时期。
这个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自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 1956年,党的八大报告指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 1987年党的十三大指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个主要矛盾,贯穿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整个过程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决定了我们的根本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 1987年党的十三大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这就是: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党的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都坚持了这一规范的表述。党的十七大党章把党的基本路线的末句修改为“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这就使党的基本路线的表述更加全面,内涵更加丰富。党的十八大沿用了这一提法。 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二、新中国发展的两个历史时期及其相互关系
第一个阶段(1949-1956):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时期,是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7年。 第二个阶段(1956-1966):十年探索建设时期,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10年。 第三个阶段(1966年5月-1976年10月):文化大革命时期。 第三个阶段(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今):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 2012年中国18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 两个历史时期: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本质上都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后者是前者的发展。
三、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成果,是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长期坚持并不断发展。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这个新时代,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时代,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代,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不断创造美好生活、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时代,是全体中华儿女勠力同心、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是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时代。
第八章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中国的确立
第一节 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开始
一、完成民主革命遗留任务和恢复国民经济
新中国面临的严峻考验
能不能保卫住人民胜利的成果,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 能不能战胜严重的经济困难,迅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 能不能巩固民族独立,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 能不能经受住执政的考验,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和艰苦奋斗的作风。
为解决问题,党和人民政府着重抓了4个方面的工作
1、完成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 继续土改,使3亿多无地农民获得土地和其他大量生产资料; 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废除封建婚姻法,使广大妇女获得婚姻自由的权利; 开展大规模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基本肃清国民党在大陆的遗留反动势力。 2、领导国民恢复经济 没收官僚资本,在企业内部开展民主改革和生产改革,确立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领导地位; 开展稳定物价的斗争和统一全国财政经济的工作; 初步建立起集中统一的国家财政管理体制,以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 3、巩固民族独立,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 废除了一切帝国主义国家依据不平等条约在中国享有的一切特权; 收回了外国列强在中国的兵营,驻扎在中国领土上的一切外国军队被迫撤离; 收回了海关治权; 同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收回旧政权丧失的国家利益,建立了平等互助的新型中苏同盟关系。 1950年10月,志愿军抗美援朝,1953年7月迫使美国代表在停战协定上签字。打破了美国军队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地增强了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为我国的经济建设和社会改革赢得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和平环境。 4、加强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 进城前,对干部和解放军普遍进行了城市政策和入城纪律教育; 1950-1951年,在全党范围内开展整风、整党运动,批判居功自傲等错误思想,进行共产党员标准的8项条件等教育; 1951-1952年,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处决了犯有严重贪污罪行的刘青山、张子善,使全党震动,全国人民振奋。 1952年上半年发起“五反”运动(反贿赂、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经济情报)。
二、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
1949-1952年期间的工作主要表现在3个方面: 1、没收官僚资本,确立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领导地位。没收官僚资本,既具有民主革命的性质,又具有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为全面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 2、开始将资本主义纳入国家资本主义轨道。私营经济中不利于国计民生的部分被削弱以至淘汰,资本主义金融业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私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下降。 3、引导个体农民在土地改革后逐步走上互助合作的道路。
第二节 社会主义道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
一、工业化的任务和发展道路
提出国家工业化的任务
经济建设,首先要把中国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变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国,实现国家的工业化。 1953年开始的第一个5年计划,把优先发展重工业作为建设的中心环节,特别大力发展钢铁、煤炭、电力、石油、机器制造、飞机、坦克、拖拉机、船舶、车辆制造、国防工业、有色金属和基本化学工业。
选择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道路
实现工业化,基本上有2条道路,一条是资本主义道路,一条是社会主义道路。近代历史表明,走资本主义道路,难以取得真正意义上的经济独立,中国会沦落为外国垄断资本的加工厂和单纯的廉价原料、廉价劳动力的供应地,经济上依赖外国,政治上就挺不起腰杆,丧失政治独立性。为了实现国家的工业化,中国必须走社会主义的道路。
二、过渡时期总路线反映了历史的必然性
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
1952年9月24日,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提出:“我们现在就要开始用10年到15年的时间,基本上完成到社会主义的过渡。” 1953年8月毛泽东第一次对过渡时期总路线作了比较完成的文字表述:“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过渡时期总路线的特点是“一化三改”、“一体两翼”。总路线的主体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两翼是对个体农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及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 总路线的实质是改变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为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
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国内外条件
中国当时着力进行和可能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主要原因: 1、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力量相对来说比较强大,它是实现国家工业化的主要基础。 2、资本主义经济力量弱小,发展困难,不可能成为中国工业起飞的基础。 3、对个体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保证工业发展、实现国家工业化的一个必要条件。 4、当时的国际环境也促使中国选择社会主义。
第三节 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
一、社会主义工业化与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
从当时中国的实际出发,一五计划规定: 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初步基础;相应地发展交通运输业、轻工业、农业和商业;相应地培养建设人才;保证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 “一五”期间,在苏联的援助下,中国着重建设了一大批基础性的重点工程,为国家的工业化奠定了初步的坚实基础。鞍山、包头、武汉三大钢铁基地的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到1956年,中国在工业建设上接连实现了具有历史意义的许多项零的突破。如第一座生产载重汽车的长春汽车制造厂建成投产,第一座飞机制造厂试制成功第一架喷气式飞机,第一座制造机床的沈阳机床厂建成投产,第一座大批量生产电子管的北京电子管厂建成投产。 1957年,武汉长江大桥通车,从此铁路贯通中国南北。青藏、康藏、新藏公路建成通车,结束了西藏没有公路的历史,沟通了西藏和内地的联系。 社会主义改造是围绕着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任务进行的,它成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直接的推动力量。第一个五年计划规定的到1957年应达到的指标,在1956年底就提前达到了。
二、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发展
农业合作化任务的提出
1951年12月,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草案指出,中国农民在土改基础上所发扬起来的生产积极性,集中地表现在两种积极性上,即个体经济的积极性和劳动互助的积极性。党不能忽视和粗暴地挫伤农民个体经济的积极性;但是要“按照自愿和互利的原则,发展农民劳动互助的积极性”。 1953年国家为实现农业合作化创造的条件: 1)对粮食、棉花、油料作物实行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统购统销),基本取消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的自由市场,限制农村的商业投机; 2)大力发展供销合作,削弱城市资本主义和农村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的联系; 3)大力发展信用合作,缩小农村中高利贷活动的地盘。 这样,既保证了人民对粮食、棉花、油料等的需要,又为全面推进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农业合作化的基本方针
中共中央在1953年12月通过的《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总结互助合作运动的经验,概括提出引导农民走向社会主义的几种过渡性经济组织形式: 第一是互助组,这具有社会主义的萌芽。 第二是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在土地及牲畜、大农具私有的基础上土地入股、统一经营,有较多的公共财产,实行土地分红和按劳分配相结合的原则。这具有半社会主义的性质。 第三是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将土地及其他主要生产资料归集体所有,统一经营、集体劳动,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这具有社会主义的性质。 采取这种逐步过渡的办法,是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一项重要的创造。 中国特点的农业合作化道路基本原则和方针是: 第一,在中国的条件下,可以走先合作化、后机械化的道路。在土地改革基本完成后,及时将“组织起来”作为农村工作的一件大事来抓。 第二,充分利用和发挥土改后农民的两种生产积极性,通过互助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这种由低到高的互助合作的组织形式,实行积极发展、稳步前进、逐步过渡的方针。 第三,农业互助合作的发展,要坚持自愿和互利的原则,采取典型示范、逐步推广的方法,发展一批,巩固一批。 第四,要始终把是否增产作为衡量合作社是否办好的标准。 第五,要把社会改造同技术改造相结合。在实现农业合作化以后,国家应努力用先进的技术和装备发展农业经济。
农业合作化的发展和基本完成
1955年夏季以后,农业合作化运动加速发展,出现了农业合作化高潮。到1956年底,农业合作化基本完成。在农业合作化运动期间,从1953年到1956年,农业生产力不断发展,全国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4.8%。农民安居乐业,生产有所发展,生活有所改善。
手工业合作化的实现
手工业合作化的实现在推进手工业合作化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采取的是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方针。 手工业合作化的组织形式,是由手工业生产合作小组、手工业供销合作社到手工业生产合作社,步骤是从供销入手,由小到大,由低到高,逐步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和生产改造。 1955年底,党和国家提出要在两年内基本完成手工业合作化。实际上,由于改变了过去按行业分期、分批、分片改造的办法,而采取手工业全行业一起合作化的办法,到1956年底,参加合作社的手工业人员已占全体手工业人员的91.7%。手工业的合作化也基本完成了。
三、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赎买政策的实施
经过国家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
中国资产阶级有两个部分,即官僚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 对官僚资产阶级即中国的大资产阶级,是把他们作为敌人,在政治上推翻他们的统治,在经济上没收他们的资本。 民族资产阶级在社会主义时期仍然具有两面性。他们既有剥削工人取得利润的一面,又有拥护宪法、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对民族资产阶级,是把他们作为朋友,在团结他们的同时,用和平的方法逐步地改造他们。 对资本主义工商企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就是要把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成为社会主义性质的企业,并对民族资产阶级实行赎买政策。1953年2月,毛泽东提出:“对民族资产阶级,可以采取赎买的办法。”同年9月,毛泽东在同民主党派和工商界人士谈话时明确指出:国家资本主义是“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和逐步完成社会主义过渡的必经之路”。 国家资本主义有初级形式和高级形式的区别。 初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企业仍由资本家经营,它同国营社会主义经济通过订立合同等办法,在企业外部建立这样那样的联系。其形式,在工业中有收购、加工、订货、统购、包销。商业中有经销、代销、代购代销、公私联营等。 高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就是公私合营。实行公私合营以后,原来的资本主义企业同社会主义经济的联系已经不仅限于流通领域,而是深入到了企业内部,深入到了生产领域。 开始时,个别公私合营企业中,公方代表已经居于领导地位。企业利润采取“四马分肥”的办法,即分为国家所得税、企业公积金、工人福利费、股金红利四个部分。企业收益大部分归国家和工人,资本家所得不足四分之一。这种企业已经具有不同程度的社会主义性质。 1955年,北京、上海、天津的一些行业先后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这时,国家对资本家原有的生产资料进行清理估价,以核实私股股额;在合营期间,每年发给资本家5%的股息,这就叫定股定息。全行业公私合营以后,这些企业基本上已经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除资本家领取定息外,同国营企业已经没有原则的区别。 1956年1月,北京市首先在全市范围内完成全行业公私合营。到这年年底,全国私营工业户的99%、私营商业户的82.2%,都走上了全行业公私合营的道路。
和平赎买政策的实现
中共中央在《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中指出:“我们对于资产阶级,第一是用赎买和国家资本主义的方法,有偿地而不是无偿地,逐步地而不是突然地改变资产阶级的所有制;第二是在改造他们的同时,给予他们以必要的工作安排;第三是不剥夺资产阶级的选举权,并且对于他们中间积极拥护社会主义改造而在这个改造事业中有所贡献的代表人物给以恰当的政治安排。在资产阶级没有别的出路的条件下,这是他们能够接受的方案。” 对资产阶级实行赎买,这是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设想。十月革命后,列宁打算在俄国对“文明的资本家”采取这种做法,但俄国资产阶级不接受。中国共产党把这种设想付诸实施并取得成功,资产阶级中的绝大多数人公开表示接受这样的方案。邓小平说:“我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完成,是我国和世界社会主义历史上最光辉的胜利之一。这个胜利的取得,是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体工人阶级执行了毛泽东同志根据我国情况制定的马克思主义政策,同时,资本家阶级中的进步分子和大多数人在接受改造方面也起了有益的配合作用。”
四、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中国的全面确立
人民民主政治建设的稳步推进
1954年9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开幕。大会一致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新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从此建立。 宪法进一步确立了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政治制度,明确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其他国家机关,一律实行民主集中制。”
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
到1956年,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基本实现了改变生产资料私有制为社会主义公有制这个极其复杂和困难的历史任务,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在中国全面地建立起来了。这是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最主要的标志。 中共中央原计划用十八年的时间而实际上只用了七年的时间,社会主义改造就基本完成了。由于进展急促,工作中也有缺点和偏差。 社会主义改造是在生产关系方面由私有制到公有制的一场伟大的变革,它对生产力的发展直接起到了促进作用。 从1953年到1956年,全国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19.6%,农业总产值每年递增4.8%。经济发展比较快,经济效益比较好,重要经济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比较协调。市场繁荣,物价稳定。人民生活显著改善。 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为中国全面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奠定了基础,开辟了道路。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推进工业化、现代化
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中国人民面临的主要任务,就是进一步推进工业化、现代化建设,为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共同富裕而奋斗。
第九章 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发展
第一节 良好的开局
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开端
提出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
1956年,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全面确立,标志着中国进入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阶段。 1956年4月初, 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毛泽东提出:我认为最重要的教训是独立自主,调查研究,摸清中国国情,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制定我们的路线、方针、政策。文中指出:“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 “第二次结合”任务的提出,为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提供了基本的指导原则。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保护和发展生产力
1956年1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我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 1956年1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周恩来代表中央作《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动员全党和全国人民特别是广大知识分子“向现代科学进军”。 1956年3月,国务院成立科学规划委员会,集中数百名科学家,经过反复研究,于10月制定了《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这个规划的实施,填补了我国科学技术领域的诸多空白,奠定了中国在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方面的重要基础。许多尖端科技项目的集体攻关从这时起步,并开始了向世界科学技术先进水平的进军。
二、早期探索的积极进展
《论十大关系》的发表
1956年2月至4月间,毛泽东分别听取国务院35个部委关于工业生产和经济工作的汇报,逐渐形成《论十大关系》的基本思路,4月25日,他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的讲话,5月2日又向最高国务会议作了报告。 《论十大关系》提出的基本方针是:“一定要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十大关系”前五条主要讨论经济问题,从经济工作的各个方面来调动各种积极因素。 前三条讲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报告强调今后要更多地注意发展农业、轻工业,更多地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尽量降低军政费用的比重,多搞经济建设。这里涉及的实际上是开辟一条与苏联有所不同的中国工业化道路。 第四、第五条讲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并开始涉及经济体制的改革,提出要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 “十大关系”后五条主要讨论政治关系,讲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党和非党的关系、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是非关系、中国和外国的关系,这些都属于政治生活和思想文化生活中调动各种积极因素的问题。报告提出,在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关系上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确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要继续存在、发挥作用。在中国与外国的关系中,要学习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但也要抵制和批判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 《论十大关系》初步提出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建设的若干新方针,标志着我们党对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有了自己新的重要认识,对当时和以后的社会主义建设都有很强的针对性和理论指导作用。 为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科学文化事业,党中央提出了“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有利于调动广大知识分子从事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后来也成为了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正确方针。
中共八大路线的制定
1956年9月15日至27日,中共八大在北京政协礼堂召开。 大会指出: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我们还必须为解放台湾、为彻底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最后消灭剥削制度和继续肃清反革命残余势力而斗争,但是国内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虽然还有阶级斗争,还要加强人民民主专政,但其根本任务已经是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 大会坚持了1956年5月中共中央提出的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大会着重提出了执政党的建设问题,强调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度,反对个人崇拜,发展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 陈云在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了题为《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高潮以后的新问题》的报告,在这个报告中,提出了著名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经济思想:“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的情况将是这样:在工商业经营方面,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工商业的主体,但是附有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这种个体经营是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的补充。至于生产计划方面,全国工农业产品的主要部分是按照计划生产的,但是同时有一部分产品是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自由生产的。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是计划生产的补充。因此,我国的市场,绝不会是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而是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在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里,国家市场是它的主体,但是附有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这种自由市场,是在国家领导之下,作为国家市场的补充,因此它是社会主义统一市场的组成部分。”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发表
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题为《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的讲话。 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充满着矛盾,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不过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些矛盾同旧社会的这些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可以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自我调整和完善,不断地得到解决。 他还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两类性质根本不同的矛盾,前者需要用强制的、专政的方法去解决,后者只能用民主的、说服教育的方法,即“团结—批评—团结”(按照“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的方针)的方法去解决,绝不能用解决敌我矛盾的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 毛泽东在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时,有一个基本的指导思想,就是认为一个时期之所以人民内部矛盾突出,社会上出现一些不稳定因素,原因在于有相当多的干部身上存在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作风,对于一些社会矛盾视而不见;或者虽然意识到问题的存在,却缺乏处理矛盾的能力,于是要么绕开矛盾走,要么处理不好。因此,有必要开展大规模的整风运动,以整顿干部作风,以提高干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能力与水平。
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对整风运动的目的、要求、方针和方法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和明确的规定,强调必须在全党进行一次普遍、深入的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 在整风过程中,极少数右派分子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发动进攻。6月,整风运动转向反右派斗争,到1958年夏季基本结束。 毛泽东在1957年7月撰写的《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中提出: “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较易于克服困难,较快地建设我国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党和国家较为巩固,较为能够经受风险。总题目是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和正确地处理敌我矛盾。方法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派生的方法是党内党外在一起开一些有关大政方针的会议,公开整风,党和政府的许多错误缺点登报批评。” “必须坚定地信任群众的多数,首先是工农基本群众的多数,这是我们的基本出发点。” “必须懂得,在我国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基础和现代化的农业基础,从现在起,还要十年至十五年。只有经过十年至十五年的社会生产力的比较充分的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才算获得了自己的比较充分的物质基础(现在,这个物质基础还很不充分),我们的国家(上层建筑)才算充分巩固,社会主义社会才算从根本上建成了。现在还未建成,还差十年至十五年时间。为了建成社会主义,工人阶级必须有自己的技术干部的队伍,必须有自己的教授、教员、科学家、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队伍。这是一个宏大的队伍,人少了是不成的。这个任务,应当在今后十年至十五年内基本上解决。” 关于反右派,在10月9日的讲话中,毛泽东指出:“去年下半年,阶级斗争有个缓和,那是有意识地要缓和一下。但是,你一缓和,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地主、富农以及一部分富裕中农,就向我们进攻,这是今年的事。正如《人民日报》一篇社论说的,“树欲静而风不止”。他要吹几级台风,那末好,我们就搞“防护林带”,这就是反右派,就是整风。” 10月13日的讲话: “我们讲阶级在起变化,除了工人阶级以外,其他几个阶级都是过渡的阶级,都要过渡到工人阶级那方面去。讲消灭阶级,不是讲把人灭掉,人是可以慢慢变的。右派许多人是有才干的,在这一点上我倒还相当地赏识他们。要交几个右派朋友。各界都要有朋友,左、中、右里头都要有朋友。现在许多知识分子没有工人的朋友,没有农民的朋友,这是很大的缺点。” “要承认有改造的必要。我们估计,大多数人是能够前进的,知识分子能够变成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一个政权没有自己的知识分子是不行的。无产阶级专政要造成无产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这要写一篇社论,把这个问题讲清楚。“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现在总起来说,是吃社会主义所有制的饭,吃公有制这个饭。” 12月8日的讲话: “右派同我们唱了对台戏。对台戏也有两种,一种是不相容的,一种是和平共处的。等几个月,要同右派谈谈,指出两条路,坚持右派立场,或者接受多数人的意见进行改造。要化无用为有用,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右派中可能有部分人会分化的,我看可给他们充分的时间。” “对右派的处理,现在就要准备,希望各民主党派研究。” “第一,要处理,要处分,否则会脱离群众;第二,处分过严也不利,要批判从严、处理从宽,除个别很坏的以外,选举权不取消,有一些还给他一些地位。这样做的理由,一是为了争取中间。在知识分子中,有大量的人看我们如何处理右派,处理过分了,会伤他们的心,会不高兴。二是为了分化右派,希望三七开,十个人大概有七个人可争取。给他们五年、七年的时间,那时思想有觉悟,改造好了,右派帽子可以取消。” 对右派分子的进攻进行反击是正确和必要的,但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不幸的后果。 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的一个重要影响,就是改变了党的八大一次会议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判断,1957年9月20日至10月9日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开始改变,1958年5月5日至23日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正式确认:“当前国内的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
第二节 探索中的严重曲折
一、“大跃进”及其纠正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发动
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社论提出:“要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这年冬季兴起的农田水利建设高潮,为农业增产增收打下了重要的基础,大跃进的序幕由此揭开。 1958年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通过了15年赶超英国的目标,通过了提前5年完成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目标,通过了“苦干三年,基本改变面貌”等口号。会后,“大跃进”运动在全国范围内从各方面开展起来。 在大跃进中,高指标、瞎指挥、虚报风、浮夸风、“共产风”盛行,各地纷纷提出工业大跃进和农业大跃进的不切实际的目标,片面追求工农业生产和建设的高速度,大幅度地提高和修改计划指标。在农业上,提出“以粮为纲”,不断宣传“高产卫星”、“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粮食亩产量层层拔高。在工业上,为实现全年钢产量1070万吨的指标,全国几千万人掀起了“全民大炼钢铁运动”,并且“以钢为纲”,带动了其它行业的“大跃进”。交通、邮电、教育、文化、卫生等事业也都开展“全民大办”,把“大跃进”运动推向了高潮。 1958年发动“大跃进”运动,是有当时历史发展的背景的。 一是当时党认为反右斗争的胜利,大大提高了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 二是1957年“一五”计划提前完成,增强了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经济建设的自信,许多人认为完全有可能在全国范围内以比“一五”计划更高的速度进行建设; 三是在胜利面前,毛泽东以及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干部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复杂性的估计严重不足。 8月17日至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北戴河扩大会议上,讨论和通过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决定在全国农村普遍建立人民公社。 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的体制,其基本特点被概括为“一大二公”。所谓“大”,就是规模大;所谓“公’,就是公有化程度高。人民公社严重地脱离了农村的生产力水平,致使“一平二调”(平均主义、无偿调拨)之风泛滥,损害了广大社员和小集体的利益。一平二调,首先收缴了农民的私有财产,引起农民的愤怒。同时,随意、无偿地调拨农村本来就稀少的生产和生活资料,也引起农民的普遍不满。 鉴于基层农民对一平二调的激烈反对态度,毛泽东在1960年11月28日做出了《永远不许一平二调》的批示:“无论何时,队的产业永远归队所有或使用,永远不许一平二调。公共积累一定不能多,公共工程也一定不能过多。不是死规定几年改变农村面貌,而是依情况一步一步地改变农村面貌。”
初步纠正左倾错误的努力
1959年一、二月就发生了全国性的缺粮、缺油风潮。大中城市蔬菜、肉供应减少。引起毛泽东高度关注。在调查中,毛泽东已察觉所有制上的问题,过去那种一大二公的公社存在严重问题,必须调整。 1959年2月27日毛泽东讲所有制问题。他说:公社有穷队、中等队、富队三种,基本上是队的所有制,即原来老社的所有制。调多了产品,瞒产私分,又对又不对,本位主义基本合法。 1959年2月27日-3月5日第二次郑州会议,毛泽东指出:“一平、二调、三收款,引起广大农民的很大恐慌,这就是我们与农民关系中的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公社在1958年秋成立后,刮起了一阵‘共产风’;一是穷富拉平;二是积累太多,义务劳动太多;三是‘共’各种‘产’。”“即是说在某种范围内,实际上造成了一部分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的情况。”公社体制最基本的是要承认“除了公社直接所有的部分外,还有生产大队所有制和生产队所有制。” 毛泽东提出解决问题,纠错十四句话是:“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核算,各计盈亏;分配计划,由社决定;适当积累,合理调剂;物资劳动,等价交换;按劳分配,承认差别。”这成为制止“共产风”的基本政策。毛泽东说:“现在的问题是跟公社特别是公社这一级,要使他们懂得价值法则、等价交换,我们对农民惟一的办法是等价交换,买卖关系。公社内部买卖关系,三级之间买卖关系,社与社,队与队,买卖关系,做生意,等价交换。”“六中会议决议就是缺三级管理、队为基础这一部分。
庐山会议与纠“左”进程的中断
1959年7月2日至8月1日中共中央在江西庐山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提出18个问题,要与会者讨论。 其出发点是统一全党的认识,巩固纠“左”成果。但党内高层领导对1958年以来的工作和当前形势的估计存在着严重的分歧。 彭德怀于7月14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首先肯定1958年“大跃进”的成绩,经济增长的速度是各国从未有过的,多快好省的总路线是正确的;然后着重指出了存在的问题,认为“大跃进”造成的突出矛盾,是由于比例失调引起各方面的紧张。7月16日,毛泽东将彭德怀的信加上了“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的标题,批示印发与会同志讨论。讨论中,有些同志对信提出质疑或表示反对,但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不少同志表示赞同信中的观点。23日,毛泽东在大会上讲话,错误地批判了彭德怀的信,指责“意见书”表现了“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是右倾机会主义的反党纲领。从此,会议方向从反“左”转为反右,对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问题进行揭发批判。 8月2日至16日毛泽东在庐山主持召开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中央委员75人,候补中央委员74人出席会议。中央有关部门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其他工作同志14人列席了会议。会议继续揭发批判所谓“彭、黄、张、周右倾反党集团”,指责彭德怀的“意见书”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进攻,妄图篡党夺权的纲领”,并毫无根据地宣称彭、黄、张、周结成了“军事俱乐部”性质的反党集团,并牵连历史问题一起批判。会议检查了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执行情况,决定调整降低1959年的经济计划指标。全会通过了《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关于撤销黄克诚同志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决定》《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 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斗争的错误,自然灾害,苏联撤走全部专家,中国国民经济在1959-1961年发生严重困难。(三年困难时期)
国民经济的调整
毛泽东在1960年6月撰写的《十年总结》和同年11月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指示中都讲到自己在“大跃进”期间所犯的错误,做了自我批评。“大跃进中指标过高、人民公社化运动中不认识公社内部三级所有制问题的教训,说明我们思想方法有些不对头,忘记了实事求是。”同年11月3日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即“十二条”)开始着手解决当时最为突出的农业和农村问题。指示信共12条,指出:一平二调的“共产风”严重地破坏农业生产力,必须坚决反对,彻底纠正。 八届九中全会于1961年1月14日至18日在北京召开,会议着重讨论了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贯彻1960年11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即“十二条”)和农村整风整社等问题,正式通过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它对于后来大规模的经济调整工作起了巨大指导作用。“八字方针”贯彻执行的结果,使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克服了严重困难,取得了新的进展。 毛泽东最早发现大公社的体制问题并采取一些积极措施进行纠偏和整顿。在纠偏过程中,毛泽东逐渐发现,中央的指示和规定在许多地方并未贯彻执行,比如在山东、河南、甘肃、贵州等省,中央纠正“五风”的规定根本没有同群众见面,“后来查明,有的还被当成‘反面材料’加以扣留”。他还发现,中央这个时期发出的大量应急性文件和指示,许多是重复甚至自相矛盾的。毛泽东在1960年12月30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说:“这几年说人家思想混乱,首先是我们自己思想混乱。一方面我们搞了十八条,十四句话,也搞了六条指示,这些就是为了纠正‘共产风’,纠正瞎指挥风;另一方面,又来了几个大办,大办钢铁,大办县、社工业,大办交通,大办文教,又大刮起‘共产风’。这就是前后矛盾,对不起来。虽然我们没有叫大家去平调,但没有塞死漏洞。总结这些经验教训很重要。以后不要前后矛盾,不要一面反,一面又刮;一面反,一面又提倡。”为了避免中央的农村政策前后矛盾,使中央的指示令行禁止,并使农村形势尽快稳定下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于1961年初逐渐达成共识:制订一个相对稳定、各地农村必须遵守的公社条例,从制度上根除公社各级组织中的“一平二调”、“瞎指挥”和“干部特殊化”,尽量清除公社体制中的平均主义。毛泽东于2月上旬先后在杭州和长沙提出:“各同志分头去调查研究,将来在广州搞出一个条例来”,“要搞一个人民公社章程恐怕困难,准备一个工作条例,把公社各级组织的职能、权利、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都规定好。规定好了,就好办事了”。1961年初,田家英在杭州向毛泽东力陈制订一个公社条例,对后者最终决定制订《六十条》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2月6日,田家英向毛泽东汇报其在浙江嘉善农村调查的情况,建议中央制定一个公社条例。毛泽东当即赞同,提出要“起草一个工作条例,规定公社三级怎么做工作”。1961年3月,毛泽东在广州主持起草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 》(即“农业六十条”) ,进一步规定取消分配上的供给制部分,停办公共食堂。1962年2月,中共中央正式发出指示,确定以生产队(即小队)为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 中共中央又陆续制定出有关工业、商业、教育、科学、文艺等方面的工作条例草案,总结历史经验,继续纠正“左”的错误,推动国民经济转入1962-1965年的三年调整时期。
“七千人大会”的召开与调整任务的基本完成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县委以上的各级党委主要负责人7000人,因此这次大会又称“七千人大会”。毛泽东主持了这次会议。刘少奇代表中央作了书面报告。报告对建国以来12年的工作,特别是“大跃进”以来的工作经验和教训进行了总结。会议在进行过程中,不少与会者认为会议对反对官僚主义和发扬党内民主重视不够,要求给他们讲话的机会。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接受了他们的要求。在1月30日的大会上,毛泽东作了重要讲话,突出强调和系统阐述了实行民主集中制和在党内、党外发扬民主的问题,并带头做了自我批评。会议遂开成了民主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大会。 “七千人大会”主要解决了三方面的问题: 1)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以来党在经济工作中的经验教训; 2)发扬了党内民主,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强调了要恢复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优良作风; 3)动员全党贯彻“八字方针”,切实抓好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 这次大会是“八大”之后党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它对统一全党认识,纠正经济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克服经济困难起了积极的作用。 1964年12月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根据毛泽东建议,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在二十世纪内,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目标的“两步走”设想。 第一步,用15年时间,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中国工业大体接近世界先进水平; 第二步,力争在二十世纪末,使中国工业走在世界前列,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
二、“文化大革命”及其结束
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作为一个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领袖,毛泽东不断观察和思考新兴的社会主义社会现实生活中的问题,极为关注艰难缔造的党和人民政权的巩固,高度警惕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为消除党和政府中的腐败和特权、官僚主义等现象,进行不断探索和不懈斗争。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等出发点是要反对修正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维护党的纯洁性和寻求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但是,他对当时的党和国家的政治状况做了严重错误的估计:“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这些判断,是把阶级斗争错误地扩大到党的最高领导层甚至人为地制造阶级斗争的重要根据。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的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是引发“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这篇文章的写作和发表是江青秘密策划的。文章点名批判北京市副市长、明史专家吴晗,实际上涉及中央领导层在许多重大政策问题上的不同意见。毛泽东说:《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这使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带上更为严重的政治色彩。此后,批判涉及的范围迅速扩大。 1966年5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8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两个会议先后通过的《中共中央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和《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以及对中央领导机构的改组,使“左”的方针占据了主导地位。从此,开始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内乱。 1966年8月1日至12日,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会议期间,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提出中央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矛头直指刘少奇、邓小平。全会通过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对于运动的对象、依靠力量、方法等根本性问题作了有严重错误的规定。全会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
全面内乱的形成
1966年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后,红卫兵运动迅猛发展。红卫兵运动最初是破除“四旧”(即所谓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随后发展为抄家、打人、砸物。无数优秀的文化典籍被付之一炬,大量国家文物遭受洗劫,许多知识分子、民主人士和干部遭到批斗。红卫兵运动对社会秩序和民主法制的破坏,引起各地党组织和许多干部群众的不满和抵制。但是,这种不满和抵制当时却被认为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1966年10月初,党中央转发中央军委关于军队院校进行“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宣布取消由党委领导运动的规定。在“踢开党委闹革命”的口号下,造反狂潮全面扩展到工农业领域。为进一步克服运动的“阻力”,从10月上旬至下旬,召开了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主题的中央工作会议。林彪、陈伯达讲话,将党内不同意见升级为路线斗争,极力煽动无政府主义思潮。会后,声势浩大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风暴在全国掀起,中央文革小组策动造反派把攻击的矛头集中转向各级党政领导机关。社会上出现“打倒刘少奇”的标语和攻击邓小平的大字报。中央和地方的许多领导干部受到批斗,机关工作普遍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党的基层组织的活动和党员的组织生活陷于停顿。国家陷入空前的混乱之中。 1967年1月初,在张春桥、姚文元策划下,上海市的造反派组织夺取了上海市的党政领导大权。这场夺权斗争得到充分肯定。1月中下旬,各地掀起由造反派夺取党和政府各级领导权的“一月革命”风暴。夺权狂潮一经引发便不可收拾,很快发展成“打倒一切”的全面内乱。 1967年1月19日、20日召开的中央军委碰头会上,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坚决反对江青、康生、陈伯达鼓吹军队应和地方一样搞运动的主张。在激烈的争执中,叶剑英、徐向前义愤填膺,奋起抨击江青等人。2月中旬,在周恩来主持的怀仁堂碰头会上,再次爆发了老一辈革命家和中央文革小组一班人的激烈斗争。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老同志,围绕要不要党的领导、要不要广大老干部、要不要稳定军队等“文化大革命”以来的一些根本性问题,拍案而起,接连怒斥江青、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等人乱党乱军的做法。这些老同志的抗争,被江青等人诬为“二月逆流”,受到严厉批判。 为了对混乱状况加以约束,毛泽东号召群众组织实现大联合,正确对待干部,并派人民解放军执行“三支两军”(即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任务,派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学校,还批发了多项命令、布告,以制止武斗蔓延,维护社会秩序,保护国家财产。这些措施,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但对制止局势恶化还是起了一定作用。 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为党的九大作准备召开的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举行。在党内生活极不正常的状况下,会议批准了在江青、康生、谢富治把持下炮制的关于刘少奇问题的“审查报告”,给刘少奇加上“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宣布“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一年后,刘少奇含冤病逝。这是“文化大革命”中最大的一起冤案。 1969年4月1日至24日,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林彪代表中央作政治报告,核心内容是阐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报告极力鼓吹这个理论的“伟大贡献”和这场“革命”的丰功伟绩,而对于党应该怎样领导和组织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却根本不予提及。大会选出新的中央委员会,在中央政治局委员中,林彪、江青帮派中的骨干和亲信占半数以上,第八届中央委员会成员中许多功勋卓著的革命家被排斥在外。九大使“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合法化,加强了林彪、江青等人在党中央的地位。
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
中共九大以部署按照毛泽东的设想“斗、批、改”运动在全国展开。“斗、批、改”包括建立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等阶段。在实际工作中还包含“教育革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内容。毛泽东试图通过“斗、批、改”,达到“天下大治”的设想,也含有结束“文化大革命”的意向。但是,“斗、批、改”实际上是把“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在各个领域具体化,结果是党内矛盾和社会矛盾继续紧张,引起动乱的因素更加深化。 1970年8月,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江青两个集团长期以来不断积累的矛盾集中地爆发出来。林彪集团的图谋及其宗派活动被揭露并受到批判后,毛泽东采取一系列措施削弱林彪集团的权势。林彪集团的骨干成员决心铤而走险。林彪的儿子、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林立果,召集他的秘密小组织策划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毛泽东、周恩来机智地粉碎了他们的阴谋。1971年9月13日,林彪等人乘飞机仓皇出逃,在蒙古温都尔汗机毁人亡。 林彪叛逃事件的发生,是“文化大革命”推翻党的一系列基本原则的结果,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的失败。 中共中央决定撤销由林彪集团控制的军委办事组,成立由叶剑英主持的中央军委办公会议。全国开展“批林整风”运动,揭发、批判林彪集团的罪行。毛泽东亲自过问对一些领导干部落实政策的工作,为“二月逆流”平反。1973年3月,邓小平恢复国务院副总理职务。同年12月,毛泽东提出要给被打倒的贺龙、罗瑞卿和1968年因受林彪、江青诬陷而被撤销领导职务的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恢复名誉,承认自己听了林彪的一面之辞,要做自我批评。这些行动为加快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在各方面进行政策调整创造了条件。
挫败“四人帮”“组阁”图谋
1973年8月24日至28日中共十大召开,此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中央政治局内结成“四人帮”,江青集团的势力得到进一步加强。 十大前后,毛泽东多次提出要把批判林彪同批判中国历史上的孔子和儒家联系起来。1974年1月,全国开展“批林批孔”运动。毛泽东批准开展“批林批孔”运动,不仅因为林彪私下推崇过孔孟之道,而且是要借宣传历史上法家坚持变革、批判儒家反对变革来维护“文化大革命”。 “四人帮”利用“批林批孔”把矛头指向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 毛泽东对江青等人利用“批林批孔”搞乱社会的图谋有所察觉,对“批林批孔”运动作出限制性规定,并在中央领导层提出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结成“四人帮”的问题。1974年下半年,毛泽东先后提出“还是安定团结为好”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使“四人帮”再次搞乱全国的图谋受到抑制。10月,中央发出召开四届全国人大的通知。毛泽东提议由已在1973年恢复副总理职务,并增补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的邓小平,出任国务院排名第一的副总理。“四人帮”极为不满,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借风庆轮事件对邓小平发动突然袭击,遭到邓小平坚决抵制。事后,又由王洪文出面向毛泽东作诬陷周恩来、邓小平的汇报。毛泽东当即批评了王洪文。此后,毛泽东又多次批评“四人帮”,重申“总理还是总理”,并进一步提出邓小平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解放军总参谋长。这对江青的“组阁”企图落空起了重要作用。
1975年整顿和“文化大革命”的结束
1975年1月13日至17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大会确定了以周恩来、邓小平为核心的国务院领导人员,为邓小平随后主持国务院工作奠定了基础。但这次大会通过的报告、决议和宪法,未能摆脱“左”倾错误的影响。 邓小平在毛泽东支持下,相继主持国务院和党中央的日常工作。受命于危难之际的邓小平,大刀阔斧地开始了整顿。他强调四个现代化建设是大局,提出要全面整顿,部署以铁路整顿为突破口,使堵塞严重的铁路全部疏通,运输状况开始好转。接着,开始整顿钢铁工业。邓小平强调:把钢铁生产搞上去,最重要的是建立一个坚强的领导班子,坚决同派性作斗争,认真落实政策,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中国科学院和国防科技工作也开始整顿。文艺进行了政策调整。教育战线的整顿同时在积极着手。军队整顿是各方面整顿中重要的一环,军队各大单位的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这对抵制“四人帮”夺取军队领导权的企图起了重要作用。 1975年是“文化大革命”以来国民经济发展较好的一年。 毛泽东支持邓小平主持党和国家的日常工作,但他仍然认为“文化大革命”是正确的。他希望邓小平在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前提下实现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然而,整顿工作的深入展开,势必触及“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逐渐发展成为对“文化大革命”的比较系统的纠正。这种发展趋势,既遭到“四人帮”的猖狂反对,也为毛泽东所不能容忍。1975年11月下旬,发动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翌年初改称“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这个运动既违背事理,又大失人心,再度造成社会混乱。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在人民群众中引起巨大的悲痛。“四人帮”不仅发出种种禁令压制悼念活动,而且加紧展开了对邓小平的“大批判”。“四人帮”的倒行逆施使广大群众的悲痛心情迅速转化成愤怒的情绪,并进而转变为强烈的反抗行动。清明节前后,爆发了以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运动。 天安门事件后,中央政治局通过两个决议:一是决定在周恩来逝世后担任国务院代总理同时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的华国锋,为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二是撤销邓小平的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随着邓小平的被撤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以更大的规模和声势在全国强行推开。 1976年7月6日,朱德逝世。7月28日,河北唐山一带发生强烈地震,人民生命财产受到巨大损失。9月9日,毛泽东逝世。 10月6日晚,华国锋、叶剑英等代表中央政治局,对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及其在北京的帮派骨干实行隔离审查,毅然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党中央还采取有力措施控制了上海局势,使江青集团骨干分子妄图武装叛乱的阴谋未能得逞。 粉碎“四人帮”的胜利,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
三、严重的曲折,深刻的教训
错误的性质
“文化大革命”是在探求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历程中遭到的严重挫折。中国共产党依靠自己的力量,最终自己纠正了这一严重错误。历史再一次证明,中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中国共产党有能力靠自己的力量纠正错误,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党的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度遭到了严重破坏,致使党无法依靠制度的和集体的力量及时发现并纠正错误。党的权力过份集中于个人,党内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现象滋生起来。
错误的原因
毛泽东是经常注意要克服中共党内和国家生活中存在的缺点的,但他晚年对许多问题不仅没有能够加以正确的分析,而且在“文化大革命”中混淆了是非和敌我。他在犯严重错误的时候,还多次要求全党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还始终认为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所必需的,这是他的悲剧所在。
对错误进行科学分析
文革十年,中国国民经济虽然遭到巨大损失,仍然取得了进展。粮食生产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工业交通、基本建设和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一批重要成就,其中包括一些新铁路和南京长江大桥的建成,一些技术先进的大型企业的投产,氢弹试验和人造卫星发射回收的成功,籼型杂交水稻的育成和推广,等等。在国家动乱的情况下,人民解放军仍然英勇地保卫着祖国的安全。对外工作也打开了新的局面。当然,这一切绝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会取得大得多的成就。在“文化大革命”中,尽管遭到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破坏,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终于战胜了他们。中国共产党、人民政权、人民军队和整个社会的性质都没有改变。历史再一次表明,中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具有伟大而顽强的生命力。 1966-1970年“三五”计划时期我国国民经济增长速度较快,但同样经历了大起大落。工农业总产值增长率为9.6%,完成计划数的164%;工业总产值增长率为11.7%,完成计划数146%。与此同时,国民经济的增长也经历了第一年的上升和随后两年的全面下滑,到最后两年增长又呈现剧烈波动的局面。但是另一方面,三线建设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改变了过去的工业布局,内地工业产值的比重上升,当然三线建设也存在投入巨大和效益偏低等问题。这一时期国防科技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突破,成功进行了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试验,发射了第一颗科学试验卫星。 1971-1975年“四五”计划实施期间国民经济增速减缓,“四五”时期的经济增长率为5.9%,比“三五”时期下降了1个百分点。1970年,工农业总产值为4467亿元,完成计划数的101%;工业总产值3124亿元,完成计划数的98%;农业总产值1343亿元,完成计划数的109%。经修改后的工农业主要产品产量指标基本完成。建成了一大批骨干企业、重点项目和基础设施,国家经济总量比以往有较大增加。“四五”期间,计划生育、环境保护、农村医疗和普及教育等基础性工作有了重要发展。而且,“三五”、“四五”计划是中国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的重要阶段。
第三节 建设的成就,探索的成果
一、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建立
较快的发展速度
1952年到1978年,工农业总产值平均年增长率为8.2%,其中工业年均增长11.4%。
从根本上解决“从无到有”的问题
这一时期最大的建设成就,是基本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从根本上解决了工业化中“从无到有”的问题。 到1976年,中国的铁路达到4.63万公里,公路82.34万公里,初步形成了全国的路网骨架。从1970年代开始,中国具备了自主设计制造万吨级远洋轮船的能力。 人民解放军出色地完成了东南沿海地区对敌斗争、平息西藏武装叛乱、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珍宝岛自卫反击作战、西沙群岛自卫反击作战等任务,保卫了祖国的统一和安全。
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与文化、教育、医疗、科技事业的发展
保障人民的基本生活需要
全国总人口从1949年的5.4167亿增长到1976年的9.3717亿,同期粮食的人均占有量从418斤增加到615斤。初步满足了战世界1/4人口的基本生活需求,这在当时被世界公认是一个奇迹。
提高人民的文化素质和健康水平
扫除文盲、大力推广普通话,加大对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投资取得了巨大成果。从1949-1976年,小学从34.7万所发展到104.4万所,在校学生从2439万发展到1.5亿人;中学校从4045所发展到19.2万所,在校生从103.9万发展到5836.5万人;高等学校从205所发展到434所,在校生从11.7万发展到67.4万人。 从1949-1976年,医院从2600家,发展到7850家,床位从8万张发展到168.7万张,人均寿命提高到68.8岁。
取得一批重要的科技成果
1949年11月成立了中国科学院,一些重要的现代学科分支和新兴应用技术在这一时期逐步发展起来。 1956年制定了第一个12年科学技术长远发展规划并提前实现。1963年又提前制定了10年科学技术长远发展规划。 1964年10月16日,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 1967年6月,爆炸了第一颗氢弹; 1970年1月,第一枚中远程导弹发射成功; 1970年4月,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 1975年,可回收人造地球卫星试验成功。
三、国际地位的提高与国际环境的改善
新中国成立初,面对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拒不承认和封锁、遏制政策,奉行独立自主基础上的“一边倒”政策,积极争取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对中国国内建设与外交工作的支持、援助;一面又不失时机地发展同西方国家的民间外交,同这些国家进行贸易往来,以民促官,以经促政,并在1964年实现了中法建交。 1950-1953年抗美援朝战争,随后的日内瓦国际会议和万隆会议,极大地提高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中国同印度、缅甸等国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成为处理国与国关系的公认准则。 1960-1963年,妥善地解决了同缅甸、尼泊尔、蒙古、巴基斯坦、阿富汗的边界问题。 1960年代末,尼克松开始检讨美国对华政策,毛泽东、周恩来敏锐察觉到美方的变化,向美国发起了“乒乓外交”,“小球转动了大球”,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中美在上海发表联合公报。 1972年9月,中日建交。1972年出现了西方国家同中国的建交热潮,同西方国家的关系从此出现重大转机。中苏关系也出现缓和。为以后的改革开放创造了有利条件。
四、探索中形成的建设社会主义的若干重要原则
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创建新中国和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创造了一系列重要的理论,又进一步总结经验,提出了中国实现现代化的目标、步骤,并阐述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若干重要原则。主要有: 1.关于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 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 2.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目标和步骤 毛泽东强调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目标,是要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强国。为此,应当采取“两步走”的发展战略,第一步,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中国的经济走在世界前列。 3.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方面 毛泽东提出,要实行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方针,正确处理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关系;以农、轻、重为序发展国民经济;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坚持工业和农业并举、重工业和轻工业并举、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并举、大中小企业并举等“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正确解决好综合平衡的问题,处理好积累和消费、生产和生活的问题,处理好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关系,统筹兼顾,适当安排。 4.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方面 毛泽东提出,要把“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作为努力的目标;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坚持人民民主,尽可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处理好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的关系,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巩固和扩大爱国统一战线;切实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各项权利,尤其是人民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的权利;社会主义法制要保护劳动人民利益,保护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保护社会生产力。 5.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方面 毛泽东提出,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对古今中外的优秀文化实行“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要实行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又红又专的方针;知识分子在革命和建设中具有重要作用,要建设一支宏大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队伍;要向科学进军,不能走世界各国发展科学技术的老路;而应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努力赶超世界先进水平。 6.在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方面 毛泽东提出必须加强国防、建设现代化正规化国防军和发展现代化国防技术的重要指导思想等。 7.在执政条件下加强共产党自身建设方面 警惕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危险,警惕党在执政以后可能产生的种种消极现象。共产党员必须坚持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务必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各级领导干部必须自觉地运用人民赋予的权力为人民服务,依靠人民群众行使这个权力,并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必须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平等待入必须防止在共产党内、在干部队伍中形成特权阶层、贵族阶层,坚决地反对党内和干部队伍中的腐败现象;必须切实解决“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的问题。 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所阐明的这些重要思想,为党继续进行探索并系统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提供了重要的基础。
第十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与接续发展
第一节 历史性的伟大转折和改革开放的起步
一、历史性的伟大转折
在徘徊中前进和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学好文件抓好纲》中提出的“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其实质是又延续毛泽东晚年的“左”倾错误,阻挠拨乱反正的进行。它违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基本原理,违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两个凡是”提出后,遭到了邓小平、陈云等人的坚决反对,并引发了全党范围内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 1977年7月召开的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恢复了邓小平的职务。 1977年8月召开的中共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告“文化大革命”结束。大会选举华国锋为中共中央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为副主席。1978年3月,第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选举叶剑英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决定华国锋为国务院总理;全国政协五届一次会议选举邓小平为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主席。 1978年5月,开始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称为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思想先导。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伟大转折
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 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11月25日, 中央政治局作出为天安门事件等重大错案平反的决定。12月13日, 邓小平在闭幕会上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这个讲话实际上成为了随后召开的中国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体报告。 1978年12月18-22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彻底否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并果断停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和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会后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中央领导集体,揭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
二、改革开放的起步
拨乱反正的推进和国民经济的调整
1980年2月,中国十一届五中全会决定为刘少奇彻底平反并恢复名誉。此后,又为遭到错误批判、处理的大批人士恢复了名誉,复查和平反了大量的冤假错案,改正了错划右派分子的案件,同时还摘掉了地主、富农的帽子。 针对1977-1978年出现的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情况, 1979年4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提出,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经过2年的努力,经济形势较快好转,国民经济的主要比例关系渐趋合理。
农村改革的突破性进展
经济体制改革,首先在农村取得突破性的进展。从1978年开始,安徽、四川的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在省委的支持下,开始探索试行包产到组、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等多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1979年9月,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要保障基层干部和农民因时因地制宜的自主权,发挥其主动性。在中共中央的支持和推动下,以包产到户、包干到户为主要形式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各地逐渐推广开来。“保证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 1983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镇)政府为基层政权,同时成立村民委员会作为村民自治组织。 1980年5月, 中共中央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设立经济特区。
对外政策的调整
1978年8月12日,中日两国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和平友好条约》。同年10月,邓小平访问日本。1979年1月1日,中美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同年1月,邓小平访美。 邓小平提出:“我们的对外政策,就本国来说,是要寻求一个和平的环境来实现四个现代化。”
三、拨乱反正任务的胜利完成
阐明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在拨乱反正的过程中,有人打着“解放思想”的幌子,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错误加以夸大和渲染,企图从根本上否定毛泽东思想、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民民主专政和社会主义道路。在中共党内,也有极少数人对这股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给予支持。针对这种情况,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发表讲话指出: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项基本原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
全面总结新中国的历史 科学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
从1979年11月起,在邓小平的主持下,中共中央着手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于1981年6月,获得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 决议从根本上否定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科学地评价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指出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 1981年6月召开的十一届六中全会还同意华国锋辞去中共中央主席、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选举胡耀邦为中共中央主席、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第二节 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展开
一、改革开放的全面展开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宏伟纲领的制定
1982年9月1日至1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提出了党在新时期的总任务: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十二届一中全会选举胡耀邦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决定邓小平为这个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批准邓小平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 1983年6月,六界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选举李先念为国家主席,彭真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决定赵紫阳为国务院总理,选举邓小平为国家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全国政协六界一次会议选举邓颖超为政协第六届全国委员会主席。
改革重点从农村转向城市
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1984年10月20日在北京召开。会讨论并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使经济体制改革以城市为重点全面展开:所有制结构突破单一公有制结构,形成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开始发展的局面;国有企业的经营自主权逐步扩大,所有权和经营权适当分离;改革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经济杠杆在国家宏观调控中的作用明显增强。
多层次对外开放格局的形成
1983年4月,决定对海南岛实行经济特区的某些政策。1988年4月,建立海南省,将全海南岛辟为经济特区。 1984年初,邓小平视察深圳、珠海、厦门等地,对经济特区的发展给予充分肯定。同年5月,中共中央决定进一步开放14个沿海城市。 1985年2月,决定把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闽南厦漳泉三角地区开辟为沿海经济开发区。 这样逐步形成了“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内地”这样一个多层次、有重点、点面结合的对外开放格局。
整党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1983年10月11日至12日在北京举行十二届二中全会,一致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这次整党的任务: 第一,统一思想,就是进一步实现全党思想上政治上的高度一致,纠正一切违反四项基本原则、违反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的“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 第二,整顿作风,就是发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革命精神,纠正各种利用职权谋取私利的行为,反对对党对人民不负责任的官僚主义。 第三,加强纪律,就是坚持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反对无组织无纪律的家长制、派性、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改变党组织的软弱涣散状况。 第四,纯洁组织,就是按照党章规定,把坚持反对党、危害党的分子清理出来,开除出党。 1986年9月,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决议》指出: 全党同志必须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的高度,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定不移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并且使这几个方面互相配合,互相促进。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基本方针是:它必须是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精神文明建设,必须是促进全面改革和实行对外开放的精神文明建设,必须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精神文明建设。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是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 胡耀邦积极推动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但是未能对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给予应有的重视。1987年1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接受胡耀邦辞去总书记职务的请求,由赵紫阳代理中共中央总书记。
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深入推进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的提出
1987年10月25日至11月1日在北京举行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报告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并指出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个论断包括如下两层含义: 第一,我国社会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必须坚持并且不能离开社会主义; 第二,我国的社会主义还处在初级阶段,我们的一切工作都必须从这个实际出发,而不能超越这个阶段。 报告明确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领导和团结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这条基本路线,可以概括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 十三届一中全会选举赵紫阳总书记,决定邓小平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批准陈云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 1988年4月,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选举杨尚昆国家主席,万里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邓小平国家军事委员会主席,决定李鹏国务院总理,全国政协七界一次会议选举李先念为第七届政协全国委员会主席。
“三步走”发展战略的制定和实施
中共十三大正式制定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分三步走的战略。 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一九八〇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这个任务已经基本实现。 第二步,到本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 第三步,到下个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然后,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前进。”
政治体制改革基本思路的提出
1987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七中全会讨论并原则同意《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中共十三大报告将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列为重要内容,阐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性质、目标以及方法、步骤等一系列问题。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继续推进
1989年春夏政治风波的发生与平息
1989年6月4日平息了这场政治风波。 6月9日,邓小平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并发表讲话。他指出,极少数敌对势力反对社会主义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完全西方附庸化的资产阶级共和国”。
向新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的顺利过渡
1989年6月,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决定撤销赵紫阳的中共中央总书记等职务,选举江泽明为中共中央总书记。 1989年9月,邓小平向中共中央郑重提出了从领导岗位退下来的请求。11月召开的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接受了邓小平的请辞,决定由江泽明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继续开展国民经济的治理整顿工作
中共十二大后的几年间,出现了明显的通货膨胀和物价大幅上涨的问题。1988年夏季,又不适当地决定全面推进物价改革,实行“闯关”,结果诱发了全国性的抢购风潮,使经济秩序陷入混乱局面。 1988年9月26日,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正式通过“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方针,压缩社会总需求,抑制通货膨胀,整顿经济生活中特别是流通领域的各种混乱现象。 1989年11月9日,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又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决定》,采取了更加坚决的措施:实行财政和信贷双紧方针,大力压缩财政支出,管住货币发行,控制信贷总规模;压缩基建投资规模,调整投资结构;控制居民收入过快增长,抑制过旺的消费需求。通货膨胀终于得到了抑制。全国零售物价指数,1989年上涨17.8%,1990年上涨2.1%,1991年上涨2.9%。为实现这个目标付出了巨大的代价。GDP增长率由1988年的11.3%下降到1989年的4.1%,1990年继续下降到3.8%,1991年回升到9.2%。 1990年4月,根据邓小平提议,启动了上海浦东新区开发开放的战略举措。 1990年3月,邓小平同江泽明等谈话时提出了“两个飞跃”的思想。 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这是一个很大的前进,要长期坚持不变。 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 从长远的观点看,科学技术发展了,管理能力增强了,又会产生一个飞跃。农村经济最终还是要实现集体化和集约化。仅靠双手劳动,仅是一家一户的耕作,不向集体化集约化经济发展,农业现代化的实现是不可能的。就是过一百年二百年,最终还是要走这条路。这是一个长期发展的历史过程。
对外工作在打破对华“制裁”中全方位推进
1989年9月-1990年10月,邓小平多次接见美国政要和学者,指出:第一,中国目前的局势是稳定的;第二,中国人吓不到。结束中美关系的严峻事态要由美国采取主动。与此同时,中国继续坚持全方位对外开放,1991年出现了第三次外资在华投资高潮。
全面推进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
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是以江泽明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紧抓不放的一件大事。 1989年7月28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关于近期做几件群众关心的事的决定》。 8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党的建设的通知》。 1990年3月中共十三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 1991年6月,《毛泽东选集》第一至四卷第二版出版,7月中共中央发出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的通知。
第三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跨世纪发展
一、改革开放的历史性突破
邓小平南方谈话
1992年1月18日-2月21日,邓小平先后视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发表重要谈话。他指出,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强调,发展才是硬道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两手都要硬。
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
1992年10月12日至18日在北京举行中共十四大。大会确立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大会决定不再设立中央顾问委员会。 选举江泽明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决定江泽明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1993年3月,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选举江泽明为国家主席、国家军事委员会主席,乔石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决定李鹏为国务院总理;全国政协八届一次会议选举李瑞环为政协第八届全国委员会主席。 以邓小平南方谈话和中共十四大为标志,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进入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新阶段。
二、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
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
从1994年起,按照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总体思路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并选择2700多家国有企业进行公司制、股份制改革的试点。 1993年6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关于当前经济情况和加强宏观调控的意见》提出了以紧缩银根、整顿金融秩序为重点的(严格控制货币发行,稳定金融形势等)16条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措施。从而实现了从发展过快到“高增长、低通胀”的“软着陆”,避免了经济发展的大起大落。 这一时期,又建立起一批经济技术开发区和保税区,开放了一批边境城市和内陆城市,逐步形成了从沿海到沿江、从沿边到内陆,多层次、多渠道、多种形式的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 1995年,“八五”计划胜利完成,提前实现了“三步走”战略的第二步目标。 1996年3月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批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要实现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粗放型增长方式向集约型增长方式的两个根本转变。
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
1994年5月,江泽明提出:稳定是前提,改革是动力,发展是目标,三者相互促进。
精神文明建设与民主法制建设不断加强
1993年11月出版《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1996年10月,中共十四届六中全会作出了《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提出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思想: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方针,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发展教育科学文化,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团结和动员各族人民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跨世纪发展
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提出跨世纪发展战略
1997年2月19日,邓小平逝世。 1997年9月12-18日,中共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大会把邓小平理论写入修改后的《中国共产党章程》。 大会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公有制经济不仅包括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还包括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国有经济起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控制力上。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
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在经受风险考验中前进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 1998年长江、嫩江和松花江大洪水。 1999年北约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李登辉抛出“两国论”,“法伦功”闹事。 2001年12月11日,历经15年谈判,中国正式加入WTO,标志着中国的对外开放进入一个新阶段。
祖国统一大业的推进
根据“一国两制”的设想,1984年12月,中英签署了《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1987年4月,中葡两国签署了《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 1999年12月20日,澳门回归。 1992年10月,大陆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与台湾海峡交流基金会举行商谈,达成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1995年1月30日,江泽明发表《为促成祖国的统一大业的完成而继续奋斗》的讲话,提出了发展两岸关系、推进祖国和平统一的八项主张。
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1995年11月8日,江泽民在北京视察工作时指出:“根据当前干部队伍的状况和存在的问题,在对干部进行教育当中,要强调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1995年11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讲学习 讲政治 讲正气》的评论员文章,指出:讲学习,主要是学理论,学知识,学技术。首先是学理论。讲政治,包括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纪律、政治鉴别力、政治敏锐性。讲正气,就是要继承和发扬我们党在长期革命和建设事业中形成的好传统、好作风,坚持真理、坚持原则,坚持同一切歪风邪气和各种腐败现象作斗争。 1998年11月21日,中共中央印发《关于在县级以上党政领导干部班子、领导干部中深入开展以“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为主要内容的党性党风教育的意见》。到2000年底,“三讲”教育基本结束。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
2000年2月25日江泽民在广东省考察工作时,从全面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和如何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出发,首次提出并比较全面地阐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赢得人民的拥护,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总是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
第四节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战略目标的确定
新世纪20年奋斗目标的确立
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于2002年11月8日至14日在北京举行。 大会通过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报告的决议和关于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 大会通过了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的决议。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道确立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是一个历史性贡献,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中央领导集体的平稳交接
中共十六届一中全会选举胡锦涛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决定江泽明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2003年3月,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选举胡锦涛为国家主席,江泽明为国家军事委员会主席,吴邦国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决定温家宝为国务院总理;全国政协世界一次会议选举贾庆林为政协第十届全国委员会主席。 2004年9月,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江泽明请辞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决定胡锦涛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实现平稳交接。
二、不断推动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
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
2003年上半年抗击“非典”。 2003年10月,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2004年3月,胡锦涛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进一步阐明了科学发展观。 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
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战略任务
2004年9月16日至19日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通过《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明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任务。 2006年10月,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到2020年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工作原则和重大部署。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战略任务的提出,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由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发展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从而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更加清晰。
推动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和促进社会全面进步
2003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 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宏观调控。 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大力建设创新型国家。 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 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制定和实施“十一五”规划。
走和平发展的道路
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的外交部署。 全方位开展对外交往,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努力争取和平良好的国际环境和周边环境。反对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永不称霸。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
2005年初开始,用1年半左右的时间,在全党开展以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的教育活动。
三、奋力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到新的发展阶段
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
2007年10月15日至2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 大会通过了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的决议,决定这一修正案自通过之日起生效。大会认为,科学发展观,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大会一致同意将科学发展观写入党章。 大会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 胡锦涛指出,实现未来经济发展目标,关键要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取得重大进展。要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统筹城乡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加强能源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优化国土开发格局;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健全现代市场体系;深化财税、金融等体制改革,完善宏观调控体系;拓展对外开放广度和深度,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
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的向前推进
2002-2012年的十年间,我国经济总量从世界第六位跃升至第二位,社会生产力、经济实力、科技实力迈上一个大台阶,人民生活水平、居民收入水平、社会保障水平买上一个大台阶,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国际影响力迈上一个大台阶。
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巨大进展
(一)国民经济保持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现代化建设事业稳步推进,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显著提高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并不断完善,各项改革事业取得重大进展
(三)全方位对外开放取得新突破,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
(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取得重要进展
(五)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成效显著
(六)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得到全面贯彻
(七)推进国防和军队建设
(八)祖国统一大业取得重大进展
(九)积极开展全方位外交
(十)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第十一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第一节 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
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确定
2012年11月8日-14日,中共十八大在北京召开。大会阐明: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依据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总布局是五位一体,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必须牢牢把握以下(8项)基本要求,并使之成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信念。 ——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 ——必须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 ——必须坚持推进改革开放。 ——必须坚持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必须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 ——必须坚持促进社会和谐。 ——必须坚持和平发展。 ——必须坚持党的领导。 全党要坚定这样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确保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 十八大精神归结到一点,就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十八大强调:我们必须坚定不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 十八大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已经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定性阶段,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二、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的提出
自2012年11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提出中国梦的概念之后,他在一系列重要讲话中深刻阐述了中国梦的定义、基本内涵、奋斗目标和实现路径,逐步使中国梦成为一项系统的战略思想。 中华民族的昨天,“雄关漫道真如铁”;今天,“人间正道是沧桑”;明天,“乘风破浪会有时”。 中国梦的现实基础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即到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中国梦的基本内涵有三个层面: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必须弘扬中国精神,必须凝聚中国力量”。
三、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
主动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
经济发展新常态,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综合分析世界经济长周期和我国发展阶段性特征及其相互作用而作出的重大判断。 其主要特点是:增长速度从高速转向中高速,发展方式从规模速度型转向质量效率型,经济结构调整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举,发展动力从主要依靠资源和低成本劳动力等要素投入转向创新驱动。 推进供给侧改革,是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创新。2005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实行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微观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的总体思路,着力加强结构性改革,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三去一降一补),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整体改善。 2017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今后3年要重点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毫不动摇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时俱进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推动人大工作迈上新步伐、迈上新台阶; 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强调坚持统一和自治相结合、民族因素和区域因素相结合; 坚持和完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发展基层民主,保障人民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权利; 正确处理一致性和多样性关系,做好新形势下统一战线工作; 保持和增强党的群团工作和群团组织的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开创党的群团工作新局面。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为弘扬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2014年2月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决定: 将9月3日确定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 将12月13日设立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 2014年8月,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决定: 将9月30日设立为烈士纪念日,并规定每年9月30日国家举行纪念烈士活动。
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
●不断促进教育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多渠道创造就业机会; ●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坚持全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发展,加强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 ●加快推进健康中国建设; ●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体系。
建设美丽中国
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强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 ●坚持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按照系统工程的思路,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开展生态环境保护建设。 ●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保护生态环境。2014年4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出台,建立全国统一实时在线环境监控系统。全面推进“河长”制,各级党政负责人担任河长。 ●强化公民环境意识。 ●积极参与国际合作。率先签署《巴黎气候协定》,设立200亿人民币的中国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等。
四、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推进全面深化改革
2013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并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国防和军队六个方面部署了全面深化改革的主要任务和重大举措。 要求“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进一步解放思想、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 全会决定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 2014年1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成立。 2014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明确农村改革的八大任务,第一条就是完善国家粮食安全保障体系。
推进全面依法治国
2014年10月,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决定指出: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保障。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核心要义。 2014年11月,将12月4日设立为国家宪法日。 2017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出台。
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2015年11月,中共中央召开扶贫开发工作会议,提出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确保到2020年所有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同全国人民一道迈入全面小康社会。
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2012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了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 2013年5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在全党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意见》。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活动过程要贯彻“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总要求,着力解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四风”问题。 2014年3月,习近平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提出:各级领导干部都要树立和发扬“三严三实”,即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 2016年2月,在全党开展“学党章党规、学系列讲话,做合格党员”(两学一做)的学习教育。 中共中央以零容忍的态度惩治腐败,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形成对腐败的高压态势,持续遏制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蔓延势头。
第二节 党和国家事业的历史性成就和历史性变革
一、极不平凡的五年
经济建设取得重大成就
全面深化改革取得重大突破
思想文化建设取得重大进展
人民生活不断改善
生态文明建设成效显著
强军兴军开创新局面
港澳台工作取得新进展
全方位外交布局深入展开
全面从严治党成效卓著
二、新时代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历史性变化
2012年来,中国发挥负责人大国作用,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 十八大以来,中共中央提出了一系列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全球治理观:合作共赢理念、新型大国关系、正确义利观等,特别是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在国际上引起广泛反响,多次载入联合国有关文件。
第三节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
一、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共十九大的举行
2017年10月18日至24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这次大会的主题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 习近平同志在作十九大报告时提到的一句话:“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历史地位
十九大通过的党章修正案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确立为当的行动指南,实现了党的指导思想的有一次与时俱进。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明确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分两步走在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明确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是“五位一体”、战略布局是“四个全面”,强调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明确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明确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明确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是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把人民军队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军队;明确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要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提出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突出政治建设在党的建设中的重要地位。 (一)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 (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三)坚持全面深化改革。 (四)坚持新发展理念。 (五)坚持人民当家作主。 (六)坚持全面依法治国。 (七)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八)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 (九)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十)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 (十一)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 (十二)坚持“一国两制”和推进祖国统一。 (十三)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十四)坚持全面从严治党。 以上“十四个坚持”,构成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是实现“两个100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路线图”和“方法论”。
作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新变化的重大政治论断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
确定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目标
从19大到20大,是“两个100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既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100年奋斗目标,又要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100年奋斗目标进军。 2020年-21世纪中叶,分两个阶段来安排: 第一个阶段:2020-2035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第二个阶段:2035年-21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把我国建设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对新时代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党的建设伟大工程作出全面部署
●经济建设上,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政治建设上,健全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文化建设上,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 ●社会建设上,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 ●生态文明建设上,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 ●国防和军队建设上,坚持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面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港澳台工作上,坚持“一国两制”,推进祖国统一。 ●外交工作上,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选举产生新的中央领导集体
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军委主席。 栗战书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李克强国务院总理。 汪洋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主席。
二、更好发挥宪法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的重大作用
2018年3月,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确定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指导地位;实行宪法宣誓制度。修改宪法中国家主席任职方面的有关规定;增加设区的市制定地方性法规的规定;增加有关监察委员会的各项规定;修改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的有关规定。
三、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2018年2月2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 提出:党和国家机构职能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重要保障。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目标是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高效的党和国家机构职能体系,形成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党的领导体系,职责明确、依法行政的政府治理体系,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武装力量体系,联系广泛、服务群众的群团工作体系,推动人大、政府、政协、监察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人民团体、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等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协调行动、增强合力,全面提高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
四、齐心协力走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
中国梦是历史的、现实的,也是未来的,终将在一代代青年的接力奋斗中变为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