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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文学史 第一阶段（1949——1978）
陈思和版 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第二版》，包括：迎接新的时代的到来、来自民间的土地之歌、再现战争的艺术画卷、重建现代历史的叙事、“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文学等内容。
编辑于2022-06-20 16: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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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阶段（1949——1978）
迎接新的时代的到来
“五四”新文学传统类型
1949年7月召开全国第一次文代会，预示了即将拉开帷幕的中国文学新阶段将由来自解放区战争实践的文艺传统为发展基础，“当代文学的伟大开端”。
第一次文代会的召开，虽然意味着新生政权领导下的文艺阵营已经建立，但是并没有宣布阵营内部思想斗争已经结束。当代文学的两大传统虽然已经分清了主次地位，但两种价值观念、两种美学修养、两种文化实践，仍然存在着尖锐的冲突，50年代的文学史是由一系列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构成
1954年和1955年，毛泽东亲自发起对古典文学研究专家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和对文学理论家胡风及其“集团”的镇压，是这场冲突的顶峰。
三类作家
来自左翼文学阵营和长期配合共产党进行政治斗争的进步民主人士
一批数量众多的游离政治斗争的知识分子，他们在漫长的文学生涯中坚持独立的理想追求，不满国民党统治下的社会现状，所以对于历史的大变革抱有希望，但并不了解新政权对他们意味了什么。
那些曾经在历史上间接或直接地与共产党或左翼运动发生过冲突，有过并不愉快的回忆，或者虽然没有冲突，但出于阶级或社会关系的隔阂，在感情上对新政权是格格不入的
胜利者的政治抒情：《时间开始了》
50年代以后，为满足表现“新的人民的时代”的题材与主题的要求，“颂歌”便进一步发展为诗歌创作的普遍范式。颂歌样式成为五六十年代政治抒情诗创作的主流。内容上，表现为互有联系的两个方面
对于时代——人民革命的时代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时代及其主人翁——工农兵的歌颂
对于新中国的缔造者和建设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的歌颂
政治抒情诗风格发挥得淋漓尽致的，是胡风于1949年底到1951年上半年创作的大型交响乐式的长时《时间开始了》
第一部《欢乐颂》，以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开幕为缘起，极力夸张和渲染会场的热烈气氛和毛泽东的伟大形象
第二部《光荣颂》具体描写了中国劳动妇女的苦难历史以及她们在时代感召下奋起反抗的几个光荣典型
第三部《青春曲》诗人将主观抒情转换成一组感性的形象，对小草、晨光、雪花、土地、阳光等新生事物的青春充满了真纯的感激
第四部《安魂曲》，由天安门广场上举行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奠基礼写起，以浪漫主义的想象力，与诗人相知的几个先烈进行对话，
最后一章《又一个欢乐颂》回到了开国大典的欢庆场面
全诗有三千多行，以欢乐起，以欢乐终，其中贯穿了政协会议、纪念碑奠基、开国大典三个历史时间，也贯穿了诗人个人寻求革命追求理想的生活道路；全诗在构思上精心设计了宏大的政治抒情诗、凝重的叙事体诗和轻快的抒情体小诗相交替的诗体结构，使之波澜壮阔，大开大阖，充分传递出那个欢乐时代的精神之魂
艺术成就：诗人用相当个人化的语言叙述了诗人与几个先烈之间肝胆相照的动人故事。所谓“个人化的语言”指的是诗中抒情主体既是十分具体的诗人自传形象，又融合了某种庞大的共同性的时代声音，后者是通过前者的真实而不是概念化的感受来表达的
不足：语言的不精练和“颂歌”体的程式化，无节制的主观感情宣泄以及对领袖人物的狂热崇拜倾向充分暴露；巨无霸式的结构所造成的无旋律美感的冗长和重复
寻找时代的切合点：《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故事》
大量来自国统区的作家，对新的政权不可能产生理所当然的“胜利者”情怀，他们认同新的时代，并愿意学习时代所需要的精神武器，在自我教育的基础上赶上时代的要求。这样的作家在写歌颂性的作品时态度总是比较谨慎，很少将抒情主体扩大为“时代声音”，而是作家通过发扬主体的积极因素来寻找与时代的切合点
巴金《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故事》这篇散文还是用平铺直叙的方式记录了作家参观集中营的过程，虽然作家基本上是叙述集中营的历史资料而很少主观发挥，但它震撼人心的力量仍然十分强烈
材料的力量所决定的，在大量的纳米迫害犹太民族的罪行面前，任何主观抒情都会变得虚伪与不相适宜，重温这段历史悲剧的人，只能屏气息声，静静地沉入历史
从作家的叙事中可以了解到，作家并不是真的纯客观地介绍一次参观过程，任何形式的参观活动都不可能获得那么详细的材料和完整印象，作家只是套用参观记的叙事结构，在阅读了有关研究著作和回忆录以后，才精心组织起这篇文章
在非常有限的篇幅下，作家还是刻画了一个波兰人阿来克斯的形象，这位从小就在集中营里度过、父母都死在这里的年经人竟然担任了参观集中营的接待工作，这本身就是一个残酷的现象，但作家写出了他的冷静和坚强
潜在写作的开端：《五月卅下十点北平宿舍》
沈从文《五月卅下十点北平宿舍》虽然这是一篇随意性极强的手记，其文体却鲜明地烙上沈从文向有的文字特点：文字松弛、内涵丰富、语言有节奏感。
在短小的篇幅里他插入了三段不同时间向度的叙事文字：历史的回忆、现实的抒情和对未来的幻想，其中蕴涵了三个女性：历史上的丁玲，现实生活中的张兆和和幻觉中的翠翠
当代文学史上一起若隐若现地流淌着一股创作潜流，许多被剥夺了写作权利的知识分子留下大量没有公开发表的私人性文字；日记，书信，札记，诗歌，以及有意识的文学创作，真实地表达了他们对时代的感受和思考的声音
来自民间的土地之歌
民间文化形态与农村题材创作
以毛泽东文艺思想为指导方针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特征：
文学与一个时期的特殊战争任务紧密结合起来，并严格服从战争时期为革命全局服务的写作动机，这就要求写作者尽可能地克服个人（尤其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主观情绪，把战争的主体力量（人民大众）作为描写对象、歌颂对象和宣传教育对象
由于战争是以争取胜利为目的的，各种文学宣传材料都必然要以歌颂性、乐观性和前瞻性为主要基调，以起鼓舞作用，这就排除了悲剧色彩或任何悲观颓废倾向的文艺
由于战争的主体是文化程度不高的广大农民，文学的表现手法应该多多吸取来自民间的文艺因素和文艺样式，用通俗易懂的形式来达到文学的宣传功能，民族化与大众化的审美要求就是这样提出来的
要求从战争实践中直接培养工农出身的知识分子和文艺干部，使作家在队伍的结构发生有利于工农兵文艺创作的变化
来自解放区的文艺工作者
从文学到革命：30年代左翼文学运动，抗战以后到抗日民主根据地参加实际工作，如周扬、丁玲、周立波、萧军等
从革命到文学：抗日战争实际工作中逐渐成长起来的文艺工作者，如赵树理、柳青、孙犁、马烽、李季等
民间文化形态
乡土题材的创作成果也许是最为丰富和发达的，它集中汇集了知识分子探索与改造国民性的启蒙主义和崇尚原始、民间和自然的田园浪漫主义这两大创作流派
民间文化形态在当代文学史上还具有特定的含义，它既包括了来自生活底层（民间社会）的劳苦大众自在状态的感情、理想和立场，也包含民间文化艺术的特有审美功能
创作背景上保持了强烈的时代共名，内容构思和人物塑造也都含有明显的政治宣传意图，但作家们凭着对农村生活的丰厚经验和美好感情，在文学创作的各个层面上或强或弱地体现出民间文化艺术的魅力，终于使作品保持了动人的创作情感和活泼的艺术魅力
民间艺术空间的探索：《山乡巨变》
1953年农村开始大规模的社会主义革命——合作化运动。在政治上，作家们都理解这场革命的意义，并希望通过歌颂农村的新生事物来推动这场革命的顺利进行，可是越深入到生活的激流深处去设身处地地体验、观察、把握农民思想感情，以及他们所经受的脱胎换骨的考验，真正愿意与农民共命运的知识分子的自身灵动也不能不经受同样的震荡与感动
周立波长篇小说《山乡巨变》有非常鲜明的艺术个性，即从自然、明净、朴素的民间日常生活中，开拓出一个与严峻急切的政治空间完全不同的艺术审美空间
在对合作化运动的态度上，周立波毫无疑问是站在时代共名的立场上，鼓励农民走合作化道路的
不足：作家是把一场政治运动放在民间生活的舞台上演出回避了思想的深刻性，却换得了人情的自然、醇美与和谐；回避了人物矛盾冲突的尖锐表达，却散淡地写出几个活灵活现的农民性格
两个基层干部的本色和富有民间的人情味，使合作化运动中左倾盲动、伤害农民感情的政策和做法（以区委书记朱明为代表）得到了稀释，国家意志与民间生活中间有了一座互相沟通的桥梁
小说主要开国大典里没有剑拔弩张的阶级冲突，虽然出政治立场不可能更深刻地写出这种精神斗争的残酷性，但敢没有从精神上丑化他们侮辱他们，反而是从民间的角度写出了他们身上人情美，给予他们善良的同情
人情美、乡情美和自然美，是这部小说所展示的主要画面，也可以说这里隐藏了沈从文笔下的湖南大山深处民间社会的菁华。大量的民间传说、乡村风俗、自然风光都恰到好处地穿插在故事情节当中，看似闲笔，却在丰厚的民间文化基础上开阔了小说的意境，使合作化的政治主题不是小说里唯一要表达的东西
民间立场的曲折表达：《锻炼锻炼》
五六十年代文学创作强烈地体现着国家意志和时代共名合流的意识形态，民间文化形态并不是作为这些意识形态的对立面，而只是作为一种艺术补充出现的，只有当两者发生激烈冲突、民间立场遭到全面否定的时候，它才会被迫以破碎的或隐形的方式曲曲折折地表达自己的声音
赵树理是“五四”以来新文学传统的异端，他早年曾接受过新文学影响，但很快就发现新文学传统的圈子过于狭小，无法真正提供农民所需要的精神食粮。他将民间文化直接与实际的政治工作结合起来，开辟”问题小说“。所谓”老百姓喜欢看，政治上起作用“，都包含了这种意思。他所说的”起作用“，不仅仅是利用通俗方法将国家意志普及远行，也包含了站在包间立场上，通过小说创作向上传递民间的声音。这才是赵树理拥有的一般民间艺人所不可取代的特性。
艺术魅力
赵树理作为农民的代言人，他本能地发现，在农村，对农民最大的危害，正是农村”基层干部是混入了党内的坏分子“，他的小说的矛盾冲突大都是围绕这样一批农村旧势力和新政权结合的坏人而展开的，这是站在农民的立场上才会发现的问题
他已经指明了自己创作的服务对象是文化程度相当低的农村读者，的以在艺术表现手法上不能不造就传统的民间文艺手法，但他所表现的内容和艺术趣味则完全是新的，没有为迁就大众口味而利用通俗文学的庸俗手法
他基本上不用现代小说刻画人物的所谓典型化原则（即把人物放在各种矛盾冲突中展示其阶级内涵），他的小说从来不围绕一两个英雄人物转，而是长卷似的平铺展示群体的农民故事，逼真地写出日常生活细节的过程，仿佛是听一个民间说书人在乡场上讲村里的故事
《锻炼锻炼》写于1958年，正是”大跃进“的高潮期间，与农民血肉相连的赵树理不会不敏锐地发现中国农村正处于”天聋地哑“的前期。赵树理抛弃了一切当时粉饰现实的虚伪写法，实实在在地写出了农村出现的真实情况。干部横行霸道地欺侮农民，农民消极怠工和自私自利，农业社”大跃进“并没有提高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只能用强制性的手段对付农民。艺术的真实，就这样留下了历史的真实性。现实主义的方法冲破了作家 的历史局限，只能在当时非常严峻的环境下，以它自己的方式达到了生活真实和艺术真实的统一
民间艺术的隐形结构：《李双双》
李準《李双双》对人性所应该拥有的美好品质与劳动生活中应该具有的精神面貌作了生动的描述，歌颂大公无私、敢想敢为、关心集体、敢于批评农村基层干部的自私自利等品质。歌颂的是普通老百姓中间的美好人性，提供的是敢于与社会上的自私行为，特别是干部的自私自私自利作斗争，是这部影片能感动我们的艺术力量。
隐形结构，是五六十年代文学创作的一种特殊现象，显形结构都宣扬了国家意志，由于作家们沟通了民间的文化形态，在表达上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了民间形式，这时候的民间形式也是一种语言，一种文本，它把作品的艺术表现的支点引向民间立场，使之成为老百姓能够接受的民间读物。这种艺术结构上的民间性，称做艺术的隐形结构
剧情以”夫妻打架——双双荐夫——约法三章——喜旺出走——双双迎夫——再次再走——夫妻和好“为线索，妙趣横生地展开了两人的性格冲突
人物性格的喜剧性来自民间，超越了时代 的局限，成为艺术生命长远的一部优秀喜剧片。民间艺术本身反映了劳动人民渴望追求自由的美学精神的凝聚
再现战争的艺术画卷
战争文化规范与小说创作
兴起原因
新生政权理所当然地要求文学为政治服务，要求作家们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观点来反映中国现代战争史，并通过艺术形象向读者宣传、普及有关新政权从形成到建立的历史知识
对未来中国文学创作走向的设计：描写战争，通过战争的胜利来歌颂中国共产党的胜利，来表现历史的本质的发展
表面战争的美学观念
表现在作家不再以知识分子的启蒙主义立场和视角去描写战争
战争形态使作家养成了”两军对阵“的思维模式，因为战争往往使复杂的现象变得简单，整个世界被看作是一个黑白分明、正邪对立的两极分化体。这种由战场上养成的思维习惯支配了文学创作，就产生了”二元对立“的艺术模式，具体表现在艺术创作里，就形成了大军事系统：”我军“与”敌军“系统。
由于战争是以辉煌胜利告结束的，战争帮助人们实现了建立新的社会秩序的美好愿望，所以英雄主义乐观主义的创作基调被作为固定的审美模式，并以此形成了统一的审美风格特征
杜鹏程《保卫延安》特点
这部小说第一次在较大规模上全景式地描写了整个战役的全过程。没有孤立地写陕北战场，他把这场对中国的政治大战的着决定性意义的延安保卫战置于全国性战争的大背景中，通过与”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陈谢大军东渡黄河“等军事行动呼应
作家从英雄主义的审美原则出发，塑造了周大勇、王老虎等英雄形象，这些近于完美的英雄形象并不是靠空洞的赞美词树立起来的，而是通过战争的惨烈、环境的残酷、生死的考验，用力刻画出英雄人物摧枯拉朽、九死一生的传奇色彩
战争文化规范下的审美模式，也是在创作实践和不断开展文艺批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保卫延安》只是反映了这种文艺实践所达到的一个较高水平
《洼地上的”战役“》在友情与爱情两个层面上探讨了个人幸福与战争的关系、部队纪律与个人情感的关系，在当时文学创作普遍不重视人物心理，特别是完全忽视个人感情的氛围下显得特立独行
探索性的努力表现在对民间文化形态的利用方面。
《铁道游击队》既从他们打击侵略军的战斗中品尝到传统”侠义“的动人魅力，同时也觉悟到这些农民身上还是留存着传统社会的印迹，必须在长期的斗争实践中加以克服
战争小说的巨构性探索：《红日》
吴强《红日》以1947年山东战场的涟水、莱芜、孟良崮三个连贯的战役作为情节发展主线，体现出作者对战争小说”史诗性“的艺术追求，即努力以宏大的结构和全景式的描写展示出战争的独特魅力
作家一开始就把解放军放在”置之死地而后生“的绝境之中，这样的结构布局在当时习惯于描写解放军”横扫千军如卷席“的文学作品中显得独特而又真实，体现出这样战争小说家在当时时代共名下表现现代战争的独到眼光
艺术贡献
以宏大的现代战争场面的描绘替代传统战争小说中的传奇性故事
小说对战争环境中人物性格的丰富性有较好的刻画，突破了当时同类创作中存在的局限
注意对人物的文化背景和历史性的揭示
小说对敌人人物形象的刻画并没有采用当时流行的漫画化方式，而是较为真实地写出了他们作为具有不同政治立场的军人的责任感、作战才能甚至作为人的良心
小说在战争与和平的相互对照、转换的描写中，既在叙述上体现了适度的节奏感，又在战争观念上隐含了对时代共名的某些偏离
战争小说的传奇性：《林海雪原》
曲波《林海雪原》描写一支由36位侦察兵组成的解放军小分队，在东北长白山林区和绥芬草原追剿国民党残余势力和土匪的故事，在叙事上充满了浪漫主义的想象力和传奇性。书中以奇袭奶头山、智取威虎山、大战四方台等剿匪战斗为主要线索，穿插各种出人意料、趣味横生的小故事，产生了曲里有曲、险中有险的阅读效果
它正是以塑造出一批流传广泛的英雄人物形象为成功标志、以截然分明的”两军对阵“的思维模式来构造布局、以宣扬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为创作基调
人物性格配置上受到了民间传统小说的”五虎将“模式这一隐形结构的支配。五虎之首当然是忠诚（政治方面）勇毅（个性方面）双全的少剑波，依次是骁勇威猛、谋略不足的刘勋苍，胆识过人、百战百胜的杨子荣，身怀绝技、粗俗诙谐的栾超家，忠厚老实、刻苦耐劳的”长腿“孙达得。
结构布局上，也有比较明显的”两军对阵“的思维模式，而且在传奇的意义上更加夸张了所谓”好人特别的好，坏人特别的坏“的模式
虽然也暴露了土匪极其残忍的本性和描写了解放军战士英勇牺牲精神，但在描写主要英雄人物时始终洋溢着英雄主义和乐观主义的基调。在艺术结构上，栾超家和杨子荣形成一种补充和合一的关系
战争小说与人性美：《百合花》
写作动机：想借对战争年代圣洁的人际情感的回忆和赞美，来表达对现实生活的感慨
《百合花》以战争为背景，描写了一个年轻通讯员与一个过过门三天的农村新媳妇之间近乎圣洁的感情交流。作家的创作目的秀明确也程媛媛坚定，就是表现战争中令人难忘的、而且只有战争中才有的崇高纯洁的人际关系，与通过这种关系体现出来的人性美和人情美
通过生活的侧面描写生活中的普通人，写日常生活中的”家务事“”儿女情“，这是茹志鹃一生为数不多的短篇小说的一个重要特点。作家有意回避对英雄的正面塑造，只是为了坚持自己的美学风格而不受当时流行的创作思潮所左右。
最引人注目的叙事特色是女性视角，即”我“是个有强烈性别意识的角色，一开始就写战争爆发前，因为”我“是女性，才被团长安排到前沿包扎所，才引出了小通讯员的护送。
善于运用细节描写来表现人物的精神面貌，是这篇小说为人称道的艺术特色
结构上说，两个主人公是被言说者，他们心理世界是通过叙述才”我“的眼睛看出来或感受到的，所以”我“的作用是很重要的
”我“眼中看到的通讯员肩上的破口子而引起”后悔“，也就是新媳妇心里的”后悔“，表面上叙事人在写自己对小通讯员的感想，其实是暗示了新媳妇的内心世界
重建现代历史的叙事
确立现代历史叙事模式
现代历史题材创作是五六十年代文学的一个重要创作现象，它的特征是以近代以来的革命历史为线索，用艺术形式来再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革命的必然性与正确性、普及与宣传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知识和基本观念的叙事文学作品
历史题材发达的原因
与当时普遍的革命历史传统教育有密切关系，大多数作家都自觉将文学创作与革命传统教育结合起来，使文学作品体现强烈政治目的。
它在新文学史上有比较多的经验积累
三种叙事模式
《子夜》模式，是一种以阶级性与典型性相结合，并通过人物的阶级关系来展示社会面貌，带有鲜明的中共党史的叙事立场的叙事模式，如《红旗谱》《苦菜花》《三家巷》《青春之歌》《红岩》等
《死水微澜》模式，是一种以多元视角鸟瞰社会变迁为特征的叙事模式，突出了民间社会的生活场景与历史意识
《财主底儿女们》模式，则是一种以个人心理历程反映时代发展为特征的叙事模式，如《红豆》
家族和历史的命运组合：《三家巷》
它以20年代的广州为背景，将个人的成长道路、家族的兴衰沉浮和历史的风云变幻融为一体，通过与广州直接有关的”省港大罢工“”沙基惨案“、国民革命军北伐和广州起义等重大事件，表现了20年代的工人运动从幼稚到成熟的发展过程，以及第一次国共两党从合作到分裂的全过程，描绘出中国革命初期既轰轰烈烈又错综复杂的时代画卷
在三家巷的三家人中，周家是世代打铁的手工业劳动者，陈家是由小商人发展起来的买办资本家，而何家则是靠大荒年办赈济暴发的官僚地主，他们分别代表了广州这类大都市主要的社会阶层。
周炳是一个”长得很俊的傻孩子“，这又俊又傻的特点，构成了他”现代贾宝玉“式的独特个性。他既对革命胜利充满浪漫主义幻想，但又经受不了革命失败的打击，虽然作家通过他一次次在实际的革命斗争中得到锻炼，写出了他的成长和转变，却没有急于完成这个转变的过程
区桃身上寄托着作家对中国女性的审美理想，既美轮美奂，多才多艺，又性格温柔，纯洁善良；既甘于贫寒，又勇于革命。作家用心良苦地塑造出这样一个精致的南国美女，希望通过她香消玉殒的悲剧来激发周炳的斗志
陈文婷的描写则放松得多，她的幼稚、热情和任性，她的”娇“”骄“二气，都表现得淋漓尽致，作品写得最成功的女性形象
旧时代的民间生活浮世绘：《茶馆》
突出之处在于，在与时代”共名“契合的同时，作家调动了丰富的生活资源，展现出了一副旧北平社会的浮世绘，通过”茶馆“这样一个小小的角落，表现了五十年来中国历史的变迁
三幕分别选取”戊戌变法“后、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抗战后国民党统治时代的三个社会生活场景，在这三个场景中，一方面描绘了北平风俗的变迁，另一方面三个旧时代共同表现出政局混乱、是非不分、恶人得势、民不聊生的特点，黑暗势力越来越蔓延，整个社会表现出不断衰退的局面
结构上，采取三个横断面连缀式结构，每一幕内部也以许多小小的戏剧冲突连缀。主要人物由壮到老，贯串全剧，次要人物父子相承，无关紧要人物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同时，人物故事、命运又暗示着时代的发展，从而使得剧本紧针密线，形散神凝，以貌似平淡散乱的人物、情节织出一幅“清明上河图”式的从清末到民国末年的民间众生相
知识分子的心灵搏斗掠影：《红豆》
宗璞《红豆》通过大学生江玫与齐虹由于生活态度和政治对立场的分歧而导致爱情悲剧，讲述了一个在时代巨变面前知识分子选择自己人生道路的故事
作家大胆深入江玫的内心世界，细致入微地写出她作为一个知识女性所特有的所谓“小资产阶级”感情和恋爱中的心理变化。她与齐虹的爱情始终在时局的变化中发展，始终在江玫对社会形势越来越关心的背景下变化的
对学生运动领袖萧素的刻画没有落入概念化的俗套。她有个性，坦率泼辣，不讲大道理，正直勇敢，对人对事都一针见血；她有自己的风格，不尚空谈，脚踏实地，身体力行
诗意化的意境和散文化的笔法，形成了作品独有的艺术风格，而温馨浪漫的情调和浓郁含蓄人情味则形成作品独特的文人韵味。倒叙手法的使用有助于作家在疾风暴雨的时代氛围中营造出爱情的小天地，而江玫因“红豆”而引发的怀旧情绪和情不自禁的泪水，则使作品带有一种温情脉脉的“感伤美”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文学
”文化大革命“对文学的摧残及”文革“期间的地下文学活动
1966年5月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同年8月的八届十一中全会，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但它的“导火索”则是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革命样板戏”的正式命名是发表于1966年12月26日《人民日报》的一篇题为《贯彻毛主席文艺路线的辉样板》的文章，它首次将京剧现代戏《沙家浜》《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海港》《奇袭白虎团》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和交响乐《沙家浜》并称为“江青同志”亲自培育的八个“革命现代样板作品”。之后出现了京剧《龙江颂》《红色娘子军》《平原作战》等第二批“样板戏”的数量增加到18个，其中京剧11个。
1971年9月13日的林彪叛逃坠机事件发生至1974年底，可以看作“文革”时期公开文学的第二个阶段。一方面，文艺书刊得到有限度的出版。另一方面，这个时期的公开创作继续受到政治权力的严密控制，仍旧在《纪要》所规定的框架内进行。
1975年1月，全国人大四届会议召开，周恩来总理在政论工作报告中第一次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会议还确立了以周恩来、邓小平为核心的国务院人选，这就使全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发生了一些明显的变化，即一系列的政策措施事实上在努力纠正“文革”所带来的毁灭性后果，政策的调整又一次侧重于政治的稳定和经济、文化建设
“文革”时期的文学概况，“革命样板戏”是公开文学中最为显赫的作品，也是当时极左政治开创“无产阶级文艺新纪元”努力的集中体现。它在文艺观念上的“根本任务论”是“文艺为政治服务，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极端化形式，前者发展为文革中对政治斗争的直接参与，后者则直接简化为工农兵形象“占领”舞台；它所选取的题材分布于中共党史的各个时期，力图勾勒出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历史；其艺术样式包含了来自西方的芭蕾舞和交响乐等现代艺术和传统的中国戏剧京剧，但又根据政治宣传的需要作了许多符合现代人口味的形式改革；在表现方式上则以“三突出”的原则塑造“高、大、全”式的英雄人物，起自于“大跃进”时期的“领导出思想，群众出生活，作家出技巧”的三结合创作方法，在“样板戏”的出台过程中被再次实施并强行推广，在这样的“创作”过程中，作家完全陷于工具化的机械劳动之中，他对时代和社会的个人感受几乎不可能通过文学创作去公开表述，同时，民间文化传统也在“为工农兵服务”的旗帜下被不断改造和利用。
表面上看起来，文革时期被定于一尊的政治意识形态在摧毁、改造和利用知识分子传统和民间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完美”的“样板”。另一方面看，"样板戏“中略有艺术价值的剧目，也是对知识分子和民间文化利用较好的作品
文革文学中，由于主流意识形态是以阶级斗争理论来实现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各个领域的全面控制，民间文化形态的自在境界不可能以完整本然的面貌表现，它只能依托时代共名的显形形式隐晦地表达
新文化传统也转入民间延续香火。
首先，老作家在受到迫害时的即兴创作以或曲折或直露的方式表达对专制暴政的反抗。如《嘲吴晗并自嘲》《悼吴晗同志》等借对吴晗的悼念，抒发了知识分子对文化专制主义的无限愤慨。
”文革“中老作家们自觉的秘密创作，如《缘缘堂随笔》《悬崖边的树》《半棵树》《重读圣经》等思考在重压之下的生命、死亡与背叛等主题
曾卓《悬崖边的树》概括了文革时代知识分子曾进入的精神境界，在风暴、厄运降临之时，顽强抗争，顶住狂风，同时展开着向光明未来飞翔的翅膀
穆旦《停电之后》歌颂的那支在风中摇曳不定，但是仍然顽强地抵挡着黑暗与许多阵风，把室内照得通明的小小的蜡烛，可以说是在动乱中仍然坚持自己的文化传统与精神立场的知识分子人格的写照
年轻一代中的敏感者也开始萌生自己独立思考与独立意识，在70年代进行了一些”地下沙龙“与“地下诗社”活动，为一个新的时代的到来作了预告，如食指、白洋淀诗派与赵振开、张扬等
黄翔《野兽》《火神交响曲》作者的意识已经跳出了那个“可憎年代”的笼罩，而且其诗艺的尖锐、集中，整体意象的变形，都产生出强烈的形象效果，显示出强烈的探索精神与反抗精神
食指，原名郭路生，被称为“文革中新诗歌的第一人，为现代主义诗歌开拓了道路“，其作品有《海洋三部曲》《鱼儿三部曲》《相信未来》《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命运》等。其诗歌表现了盲目的理想、激情被现实击碎之后一代青年迷惘、绝望、辛酸的真实心态，与此同时，却仍然执拗地寻找一种肯定性的力量
白洋淀诗歌群落，其诗歌在写作中基础上摆脱了”红色主流文化“的笼罩，更重视表现个人心灵的真实感受——他们并不回避这种感受经常是灰黯的、失落的，也没有用虚假的理想主义色彩将之遮蔽或者拔高，反面常常将之推至极致。他们的诗歌写作更带有自觉的现代主义色彩，形成了当时较有规模的处于潜在状态的现代主义诗歌写作群落，直接预示了”文革“后诗歌领域现代主义的艺术探索
赵振开《波动》以多角度叙述的方式勾勒了当时社会各种人物的心态，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对知青中绝望与希望两种心态的描写，就其语言的精警、感觉的强烈敏锐、象征手法的圆熟、人物意识的准确流动以及多角度叙述的成功来说，它无疑是”文革“时期潜在写作中最成功的小说
老作家的秘密创作：《缘缘堂随笔》
丰子恺《缘缘堂随笔》这些疏离于时代共名之处而保持了作家平和的风格，在对旧人旧事与生活琐事的满怀兴致的记忆与书写之中，它们体现了作家的生存智慧，并由此流露出在喧嚣与混乱之中人性的生趣与光辉
丰子恺的笔下，浸透了一种对人生平和而亲切的真性情，这种真情表面看是一点也不伟大的，可是它却没有丝毫伪饰，在一个充满了虚假与夸张的革命激情的年代，这种平和的声音恰恰代表了人性的声音
作家欣赏这些小人物，就因为他们身上这种对自在的生命的欣赏以及自发的对精神生活的追求与作家自己的精神追求和人生智慧有相通之处
”入世出世间，不离世间觉“，由于有这种达观与知命的智慧，作家才能在那个混乱的疯狂的年代，既没有混同在时代的喧嚣之中，也没有因连绵而来的批判的冲击而晕头转向，而依然能保持头脑冷静、灵台明澈，保持不为物役的独立品格，在自己心灵之中，保持了一块人性的绿洲。
压抑中的生命喷发与现代智慧：《半棵树》与《神的变形》
牛汉《华南虎》《悼念一棵枫树》《半棵树》《巨大的根块》等”情境诗“，相对他早期的诗来说语调比较平静，但在内里则仍充满了坚韧的反抗精神。这些诗歌更加突出了生命意识，他借助不同的意象，表达了陷于逆境的生命不屈地抗争与坚韧地生存的精神，也高扬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知识分子的抗争与现实战斗的传统
《半棵树》半棵树象征着不屈的生命，象征着知识分子不屈的抗争与战斗的传统，这个意象很有些”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的味道，但那个恐怖的时代却使得诗人产生了不祥的预感，在抒写了一种坚韧顽强的意志后，又显示出一种惊人的清醒
穆旦的诗歌仍然保留了他的繁复的诗艺，在层层转折中表达着对个人身世的慨叹、对时代的乌托邦理想的审视与反讽，基调是冷峻甚至是无奈的
《神的变形》是一出小小的诗剧，可是其内涵却包蕴了历史上的各种权力运作的机密，自然，其直接的针对性更让人联想起”文化大革命“时代中国的社会现实。富于理性的思考、以思想入诗是他的诗歌一贯的特色，并不是直接的思想演绎，而是把思想戏剧化，在戏剧的结构中展示思想的全过程
无论是神、魔还是人自身的理智与感情，其实都是这个现代主体的不同侧面，”神的变形“这个循环实际上说明了现代主体在权力运作秩序之中的分裂、变形、软弱与无力，自然这里也有一种哈姆雷特式的苦涩的智慧，处于”文革“的逆境中的穆旦仍然保留了浓重的现代意识
年轻一代的觉醒：《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与《波动》
《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与赵振开的小说《波动》，标志着年轻一代不但在精神上从”乌托邦神话“中觉醒，而且尝试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来表现自己的感性体验与理性思考，从而走出权力者制造的梦魇，回归到个体的真实体验，也因此它们具有一种涤除了政治权力话语之后的真率与清新
《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对”幻觉“的出色表现，在文革中年轻一代的艺术探索中成了一个很重要的手段，表现出他们对政治权力话语的偏离与反叛
食指与赵振开对个人主观感受的表现，无疑是冲破文革中虚假的权威对话语对个人真实生活经验的遮蔽的有力手段，在这种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的艺术中，蒙在时代表面的灿烂辉煌的神话面纱才被撕得粉碎，显示出现实”黑暗与血污“的真相。
《波动》小说采用了复调叙述的方式，主要的叙述者不但有主人公杨讯与萧凌，还有充满矛盾的地方领导林东平及其女儿，彻底的虚无主义者、充满了原始兽性的流浪汉白华等。这些叙述者的不同视角展现出那个特定年代的现实的方方面面，以及不同经历与地位的人们冲突而矛盾的内心世界，从而展示了一幅多角度、多侧面的时代图景。
年轻一代精神上的觉醒的契机与艺术探索的动力，也为文革后中国文学的复苏作了预告
对时代的多层面思考
时代的抒情与个人的思考
文学审美方面，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已经使时代的共名凝固化，公开发表的文学创作只能成为共名的宣传物，个人性的思考与体验完全被时代的共名取代。表现了两种创作倾向：
歌颂性的抒情作品大量产生，主要表现在诗歌和散文创作中，在一般的抒情作品中，抒情主体是不可缺少的，但由于时代共名已经规定了个人所允许抒发的感情内容，所谓个人抒情，抒发的只能是某种被规定了的时代本质，
贺敬之《放声歌唱》《回延安》《三门峡——梳妆台》《桂林山水歌》《雷锋之歌》等。他以一种豪迈慷慨、激情澎湃的抒情风格与直接的、热烈的抒情的姿态来歌颂国家政权——包括它的各种符号：人民、祖国、革命时代和英雄人物
杨朔提供了一种独特的抒情结构形式，《香山红叶》《海市》《荔枝蜜》《茶花赋》等作品中借用古典诗歌中借景抒情、托物言志等手法在现代散文中寻求诗的意境，形成了当时被人称道的“杨朔模式”，即“从写景入手，然后引出在风景中活动着平凡的人物，最后通过比兴象征将景物与人物联系起来，升华出人民性的颂歌这一抒情主题
图解阶级斗争理论的叙事作品应运而生：主要表现在长篇小说中，也有一部分体现在话剧、电影创作中。
浩然《艳阳天》通过京郊一个农业合作社在1957年麦收前后十五天的时间里所发生的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故事，来证明”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党内路线。但它对当时农村生活状况的描写则是不正确的，只是以农村为舞台编造了阶级斗争的神话，为即将爆发的”文化大革命“残酷迫害”黑五类“和反“走资派”制造了舆论
杂文《三家村札记》“三家村”的风格各有特点，邓拓的文章有强烈的针对性与批判性，吴晗的文章带着学者风气与书卷气，廖沫沙的文章则显得平和亲切
书信《傅雷家书》《顾准日记》张中晓的《无梦楼随笔》等
《傅雷家书》收录了傅雷夫妇1954年至1965年写给傅聪兄弟的家书，在信中他教育儿子要以严肃认真的精神对待生活与艺术，要锻炼自己的人格，其对待艺术的严肃认真精神与当时浮夸的轻视艺术自身 规律的态度迥然不同
《顾准日记》中“文革”前部分，真切地记录了“大饥荒”中底层人民的悲惨生活，知识分子被“改造”的心态及其对“大跃进”等神话的思考，与当时颂歌体的作品相比之下，真伪立判
时代的抒情：《桂林山水歌》《长江三日》
60年代抒情作品以貌似客观的面目出现，即通过对客观景物的描写来表现，古老的借景抒情手法所抒的不再是个人的感触，而是借自然界的秀美与崇高隐喻时代的美好与崇高，传统的艺术技巧也带上了新的意识形态色彩
《桂林山水歌》“桂林山水”在贺敬之笔下成了战士豪情的衬托，山水之美在古典文学中常常引起一种空灵而惆怅的感喟，山水之永恒常常衬托出人生的短暂，可是时代精神的熏染使得贺敬之有能力把山水之美转换成战士的豪情，而且一点不带惆怅与感伤的气息，这是因为他诗中的抒情主人公分享了时代的本质，小我在大我之中获得了扩张与永恒，所以不再会有人生短暂的感觉
《长江三日》不同于贺敬之的直接抒情，长江“开阔——狭窄——开阔”的旅程，使他产生“战斗——航进——穿过黑夜走向黎明”的想象，于是他的旅程也就带上了意识形态的象征色彩
两部作品的抒情主体无例外都是一个“我”，但这个“我”最后都不是个人，而是“历史"”现实“”时代“的化身，当个人毫无保留地参与到时代共名的宣传之中，个人事实上已经不再是个人了，所以这个”我“的抒情才能有那么大的豪情与气魄
现实的讽喻：《燕山夜话》及其他
邓拓杂文以渊博的知识谈古论今，从古籍考证一直说到农业生产，从书法、绘画、文学谈到科技与智谋，古今中外的知识在他征引来显得非常熟练，尤其是古籍方面的知识，对他来说更是驾轻就熟、挥洒自如。
批判性作品《一个鸡蛋的家当》《说大话的故事》《两则外国寓言》《燕山夜话》《伟大的空话》《专治健忘症》《三家村札记》等
《一个鸡蛋的家当》讽刺那种只有一个鸡蛋就妄想发财致富的人，计划没有任何可靠依据，而完全是出于一种假设，每一个步骤都以前一个假设的结果为前提
《伟大的空话》讽刺那种喜用许多大字眼，说了半天还是不知所云，越解释越糊涂，或者等于没有解释的伟大的空话。讽刺现实中”大跃进“，有实际意义。
他的讽喻其实目的在于促进领导阶层从这种浮夸、畸形的战时心态转变为务实、建设的和平心态，是60年代公开文学中保存了一脉知识分子的批评精神与理想主义传统
私人性话语：《无梦楼随笔》
展示了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在遭受灭顶之灾后，如何抵抗虚无的威胁，重新恢复对人类、人性与良知的信任的心灵历程
杰出之处：他不仅深刻地认识到这种统治者的权术的手段，而且从”统治“与”被统治“的两个方面揭示了这种统治术得以存在的心理基础。在这一点上，他继承了鲁迅以来的现实批判与国民性批判的传统，他揭示了中国传统政治的现代转化之后的”主“和”奴“的发生心理学以及这种现代意识形态得以存在的道德、心理基础。所谓”奸邪“与”忠正“，不过是美化自己和丑化他人的语言罢了
意义：它不仅仅是一种思想表现，而且伴随着有血有肉的感情，并在这种血肉相连的思想与情感的展示过程中，让我们看到了那个时代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心理历程，并在此基础上塑造了一座知识分子的雕像
多民族文学的民间精神
进入汉语世界的多民族文学
创世史诗纳西族《创世纪》彝族《梅葛》阿细人《阿细的先基》布依族《开天辟地》
《创世纪》既包含着浓厚的宗教信仰的成分，又同时表现出丰富的民间想象。它强调万物化生的宇宙观而并不把“神创论”作为第一原则，具有典型的东方民间想象的特点
英雄史诗藏族《格萨尔王》蒙古族《江格尔》克尔克孜族《玛纳斯》维吾尔族《乌古斯传》傣族《相勐》《兰嘎西贺》等
《格萨尔王传》带有浓厚的藏族特色与佛教色彩。
婚姻爱情叙事诗：它们是各民族间婚姻爱情观的朴素而集中的体现，典型地表达了民间对自由自在的生活与自由自在的情爱的向往与追求。如彝族撒尼人《阿诗玛》傣族《娥并与桑洛》《召树屯》苗族《仰阿莎》回族《尕豆妹与马五哥》壮族《唱离乱——<嘹歌>之五》
英雄叙事诗：纳西族《人与龙》蒙古族《嘎达梅林》苗族《张秀眉之歌》等
《嘎达梅林》把人物置于超出道德伦理范围外的极端状态之下，以传达出被压迫者某种激烈的境况与感情，常常是民间想象的典型特点，也正是其特别真实感人之处
《刘三姐》“一女三男”：“一女”一般是民间的代表，她常常是一种泼辣智慧、向往自由的角色，她的对手，总是一些被嘲讽的男人角色，代表了民间社会的对立面——权力社会和知识社会。前者往往是愚蠢、蛮横的权势者，后者往往是狡诈、怯懦的酸文人；战胜前者需要胆识，战胜后者需要智力。这种男性角色在传统民间文艺里可以出场一角，也可以出场双角，若再要表达一种自由、情爱的向往，也可以出现第三个男角，即正面的男人形象，往往是勤劳、勇敢、英俊的民间英雄。
汉族作家的创作也从民间文学中汲取创作的材料与灵感，如艾青、闻捷、唐湜对民间文学素材的改造，标志着20年代以来的浪漫主义、唯美主义的叙事长诗传统在1949年后的潜在创作中继续发展承传
在现实主义的基点上运用了一些新的现代手法与构思；可仍然力求中国色彩、风格的完整，在形式上也力求严整而又符合艺术的需要。这不但显示出与时代粗陋风气迥然不同的艺术追求，而且标志了另外一条与民间结合的道路，即疏离于时代“共名”之外的个人感情、个体想象与民间想象的结合
民间文学的整理与改编：《阿诗玛》
《阿诗玛》是云南彝族撒尼人的民间叙事诗，被撒尼人民称为“我们民族的歌”，阿诗玛的传说已经成为撒尼人民日常生活、婚丧礼节以及其他风俗习惯的一部分。
主题思想：反抗统治阶级的婚姻掠夺，追求幸福和自由
情节上：整理本有意识地以“抢婚”作为阶级斗争的表现，将抢婚的热布巴拉家与阿诗玛一家的矛盾设计为一种阶级矛盾，从而使阿黑救阿诗玛的情节也就成了被压迫者反抗压迫者的象征，而阿诗玛的悲剧结局也就成了阶级社会被压迫者的悲剧象征
人物形象上：阿诗玛美丽、正直、勇敢等特征，增加了她热爱劳动的描述与反抗到底，不为金银所惑、不为威武所屈的高贵品格。阿黑突出了他反抗压迫、卫护美好希望、舍己救人的无畏勇士形象
整理本影响：并不在于那种”阶级斗争“的整体叙事，而在于它和其他民族文学的整理一起象征着非汉民族文学随着中国大陆的再一次统一，其传统文学也进入了汉语文化圈，并在当代产生了影响，在汉民族文化圈里获得了一定的地位。同时整理本仍然保持了相当的民间因素
民族风土的记忆与诗情：《正红旗下》
老舍带有自传性的《正红旗下》作品追求：以自传为线索，表现社会风习与历史的变迁，尤其与他过去的写作不同的是，他在这部作品中对本民族的历史——清末旗人的生活习气作了出色的表现
小说中的”我“可以区分出两个层面
小说中的人物，他在已完成的十一章中是一个始终未超过十五岁的小孩子，
作为小说的叙述者，他却是个经过了几十年的风雨沧桑、具有批判能力的人物，他叙述本民族的社会风习与历史变迁时，带有一种亲熟而又有善意的讽刺的态度，在亲切形象的描绘中也伴随着冷静的对民族性的批判与反省，由此出发，老舍对民族风习的表现才有了真正的深度与艺术魅力
老舍胜过以后的所谓”京味小说“作家的地方就在于他的小说不仅仅是一种怀旧的风俗描写，而是在其中寄托着深刻而沉痛的对民族性的反省与批判，正是这种感情使他不至于落入油滑的泥抗
在对生活的艺术描写之外，还写出了时代冲击之下旗人的分化，富裕的旗人在讲究着”生活的艺术“，贫困而老实的旗人在贫穷中挣扎，靠举贷为生，而且随着政论的腐败没落，旗人的地位下降，赊账越来越困难
语言艺术：老舍把理性的反思融入形象的描绘之中，从而形成一种含蓄的讽刺笔调，特别适合小说所要表现的民族风习与反思国民性的需要
汲取民间营养的文人创作：《划手周鹿之歌》
唐湜以其家乡温州广为流传的民间传说为素材而创作的一首”南方风土故事诗“。民间传说给这首长诗提供了一个神秘奇幻的叙事框架与牧歌式的抒情氛围
优秀之处：在叙述故事时它能够把牧歌式的质朴单纯与传说的神秘奇幻几近完美地结合起来，从而创造出一种深沉而又透明的诗歌风格
作者把自己倍受压抑的激情融入诗中，但整体上有一种纯洁、健康的因素，而没有陷入阴沉狞厉的疯狂境界，或许是出于对”美“的执著追求，和置身底层后更能体会到中国民间那种活泼的生命气象
寻求历史与现实的呼应
历史题材创作的繁荣
历史题材的几个层次
一些作家如郭沫若、曹禺等，本身就是在时代”共名“的热心营造者与具体体现者，其历史题材创作也是常常在”古为今用“原则下为当时政治路线服务的作品，它们或是别出心裁地歌颂历史上伟大人物的文治武功，或是借古喻今为具体现实政策服务
《蔡文姬》《武则天》中，曹操与武则天不同于传统的奸雄、淫妇形象，而是以雄图大略、”忧以天下，乐以天下“、扶危济困、爱民如命的面目出现，其私德方面亦无可挑剔，有明显的借古颂今色彩，是一种间接的对新政权及其领导者的歌颂
曹禺《胆剑篇》剧本以吴越争战为背景，着力歌颂越王勾践与越国人民在战败之后，忍辱负重，”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终于反败为胜的精神。人物塑造上，也力求按照古代人物的面目来塑造，而不做过分的“以今例古”的拔高
姚雪垠《李自成》以李自成起义为题材展现了一幅中国封建社会百科全书式的画卷。
一部分知识分子借历史题材曲折地表达自己心曲的”个人话语“，它们虽然常常遭遇被压抑、歪曲乃至被批判、埋没的命运，但正是这些个人话语体现了一部分知识分子对自身处境的真诚的感慨与反思以及对底层人民处境的真正关怀与同情
带有强烈的民间趣味与民间意识，它们是顽强的民间传统在新的历史环境下的延续
60年代，理论界由历史剧创作是否应该忠于史实引发了一场关于历史问题的讨论。论争默认了“历史剧的任务不仅是反映客观的历史真实，更重要的是要通过历史真实，从中取得教育和鼓舞作用，有利于今天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也承认了根据现实政治需要来重新塑造历史形象的合法性与权威性，这场讨论不但很难从理论原则上阻止历史剧创作任意地古为今用、不尊重历史事实的态度，也没有为真正的文学杰作的产生创造条件
陈翔鹤等人表现知识分子心态的小说，有更多的私人话语成分，代表了一部分知识分子心态的平实表露，也更为真实而沉痛。《广陵散》以嵇康之死为题材，写出了知识分子在政治争斗的漩涡中无地自由的处境。其中的嵇康是一个有正义感、想“追求自由“”独善其身“而不能的形象，嵇康的处境与五六十年代知识分子的处境有相似之处。
这一历史题材中的民间意识，主要表现在个别话剧作品、旧戏的整理改编及一些新编历史剧（戏曲）中。国家戏曲改革工作的重点是以”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原则对旧戏进行改造，是在国家意识形态引导下对旧戏中体现出来的民间意识进行清理
作为一种民间艺术，戏曲中的民间意识与民间趣味还是顽强地存在着。从另一方面看，推陈出新的结果也使戏曲在新时代获得了自我表现、更新的机会，其表现领域也得到了扩大
知识分子英雄形象的再现：《关汉卿》
田汉将关汉卿塑造为反抗黑暗势力的压迫自觉为人民代言的英雄。“关汉卿”这个人物，是应该当作身为“剧作家”“作家”乃至“知识分子”的田汉的一个理想化的自我描绘、自我认定来看待的，扩而言之，借助历史人物塑造这样一个理想化的英雄形象，实际上寄托了老左翼知识分子心目中的一种“自我形象”、“自我认同”与“自我定论”
写作动机：在现实生活中看到了一个类似《窦娥冤》那样的故事，所以要以戏剧为武器，为民申冤，揭露与反抗统治者
关汉卿象征的是知识分子的理想人格，所以他在行动中是毫不犹豫的，在心理上也是毫不动摇的。叶和甫在狱中劝降时挨了关汉卿一个巴掌，象征着理想和现实两种原则的决裂。这个情节事实上也暗示了一种极端的处境，即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知识分子要么坚持自己的使命、理想与人格，要么就只能陷于堕落的境地，舍此别无选择。叶和甫不但是关汉卿的对立和对照，而且是一种陪衬与补充
知识分子心声的曲折表露：《陶渊明写<挽歌>》
陈翔鹤塑造的陶渊明形象，强调的不是达观的生存态度，而是潜藏在这种达观态度后面的感慨与“殷忧”
写“《挽歌》的情节是整篇小说的中心与高潮，通过这个情节，小说将陶渊明的精神境界从对个别对象的否定引申到对整个颠倒混乱的时代的否定，从而只能与之采取一种疏离与对立的关系。陶渊明特立独行的精神立场，不仅表现在他对政治权威与精神权威的拒斥上，也表现他对不能脱俗的朋友的批评上。
陶渊明的伤感、苦闷与悲愤色彩，如吟咏阮籍《咏怀》诗，所流露出的不仅仅是与时代主流疏离的孤立之感，而且明显地显示出一种不敢与别人交流这种”疏离的隐忧，典型地体现出处身于国家权力构筑的“时代共名”的裹挟之下而又有自己独特的精神立场以及不可磨灭的良知的知识分子的苦闷心态
清官形象的理论与创作：《十五贯》与《况钟的笔》
《十五贯》作为一出公案戏，体现出非常典型的民间趣味，其情节也属这类戏“巧合成奇冤——昏官冤枉无辜——清官以奇招破案”的模式。公案戏中的清官，作为普通百姓在不能主宰自己命运时“幻想中的偶像”，也是这类戏受欢迎的原因。改编后况钟的形象，去掉了神秘色彩，增加了其内心冲突的描写，成功地体现了官方、知识分子和民间对历史的不同想象和寄托
巴人杂文《况钟的笔》从“那枝三起三落的笔”联想到他“善于在笔底下看到人”的人道主义精神，并对现实中官僚主义者用笔的不负责任与恶毒作了让人悚目心的刻画。笔象征着权力，一方面有劝谏之意，另一方面也是站在知识分子的立场上批判现实
新的社会矛盾探索
“双百方针”前后的文艺界思想冲突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最早酝酿于1956年4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同年5月2日召开的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将这一方针公开提出。5月26日陆定一指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提倡在文学艺术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中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判的自由，有发表自己意见、坚持自己意见和保留自己意见的自由。陆定一的报告，也标志着”双百方针“正式实施的开始。
在知识分子中间，1955年的”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以政治斗争替代思想和学术论争并演变成一场涉及广泛的政治悲剧所带来的心理阴影还没有消散，在这种情况下，1956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了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周恩来总理在会上所作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提出了改善知识分子工作条件（包括物质条件和精神环境的条件）的重要许诺，承认知识分子经过参加社会活动、政治斗争，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思想改造，他们的绝大部分”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因而是可以依赖和依靠的对象
国际形势来看，50年代中期，苏联和东欧发生了一系列重大政治事件，也是”双百方针“政治产生的重要背景。苏联文艺政策的调整和文艺思潮的变动对中国也产生了影响。斯大林时代结束后，”解冻文学“思潮随之兴起
”双百方针“的提出，体现了在人民共和国新体制下、在特殊的国际和国内背景下国家最高决策者对社会主义文化政策的一种新的尝试，它显然包含了倡导科技学术和文艺创作自由的努力，但它的表达方式却又是”含混的诗意化“的，它之所以不采取法律条文的形式来保证文艺来保证文艺和学术的自由，而要采用文学性的语汇来表达，采用政治宣传的方式来展开，本身就包含了政策制定者的暧昧、犹疑心态。具体表现在：
”双百方针“从一开始就包含了多种解释和自我防御的成分
事实上，从”双百方针“倡导的开始，对于学术问题的具体争论都是在最高决策者的干预和控制下进行的形势的发展很快表明，并非所有的学术问题都是可以随便争鸣的，除最为敏感的政治问题外，学术领域中如经济学、社会学、人口学等方面问题的讨论也显得相当敏感
”双百方针“的落实过程一直处于摇摆不定之中
”双百方针“主要成果
它鼓舞了一大批来自”五四“新文学传统下的老作家的创作，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自第一次全国文代会以来，在五四新文学传统和战争文化规范下的解放区文学传统间无形中形成的隔阂
在理论方面提出了反对教条主义，提倡现实主义的”广阔道路论“，提倡文学写人性，恢复人道主义传统
出现了一批揭示社会主义内部矛盾的创作，这标志着社会主义文学开始走向成熟
1957年夏季政治形势发生了突然的逆转，”百家争鸣“一下子变成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家“的政治斗争，”双百方针“竟然被曲解为”引蛇出洞，聚而歼之”的政治斗争手段，一场反右风暴很快结束了这一繁荣局面
对现实矛盾的不同态度及不同表现方式
在特定的时代历史条件下，直接以文学为武器，通过文学形象，积极参与现实政治，反映社会主义现实矛盾，力图干预现实生活创作，如刘宾雁《在桥梁工地上》《本报内部消息》王蒙《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
大多出于已经被残酷的政治和思想斗争无情地置于敌对地位和社会底层的作家，如绿原、曾卓、张中晓等“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受难者
作家既想使自己作品回荡着时代的主旋律，又要努力在时代的大合唱中发出个人的声音，两者之间的中间留下它的印迹
新的矛盾和困惑：《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
王蒙短篇《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小说文字清新流丽，讲述了一个对新中国和革命事业抱着单纯而真诚的信仰的青年人林震，来到中共北京市某区委组织部工作后所遭遇的矛盾和困惑。这是一篇旨在揭露和批判社会主义条件下官僚主义作风的小说
从小说的文本实际来看，虽然具有揭示官僚主义现象、“积极干预现实”的外部写真倾向，但它更是一篇以个人体验和感受为出发点，通过个人的理想激情与现实环境的冲突，表现叙述人心路历程的成长小说
主人公林震快乐、单纯、富于青春的朝气和理想的激情，他是怀着一种成长的渴望和焦虑来到组织部的，二十二岁的“生命史”，组织部是他走向成熟，实现人生理想的新环境，而小说也正是以林震的心理体验为视角，在事业功勋和爱情体验这两条线索上，通过麻袋厂事件的始末，展开理想与现实之冲突的叙述
刘世吾的形象在作品中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他身上所具备的许多东西，如处事不惊的沉着、观察分析的冷静与理智、传奇般的经历、工作经验和工作能力等，都是林震并不反感甚至是钦佩的。作者反复强调刘世吾对文学作品的熟悉与喜好，正表明这个人物的内心深处仍拥有一块理想的田地，这种理想的激情也曾经使他冲动，而现在则被现实与理智牢牢地锁在文学想象的角落里了
某种意义上说，赵慧文是比林震先到一步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而在林震的内心冲突中，他与赵慧文的情感涟漪也是一个重要的侧面，在林震对现实的质疑、惶惑、孤立无援之时，有一双忧郁而美丽的眼睛注视着他，两颗年轻的心来不及相互靠拢，就为几乎是预设的“警告”所阻隔，林震在内心矛盾中对这份情感的克制，是爱情需要对事业需要的退让，也是现实原则对内心欲求的胜利
思想者的苦恼：《望星空》
郭小川《望星空》是一首典型体现了个人与历史的复杂关系的政治抒情诗。表面看来，它与当时盛行的那些政治抒情诗有着一副相似的面孔，但其中包含了诗人对个体生命与巨大 的历史洪流之间矛盾的敏锐感受。在当时的时代共名观照下，郭小川强烈地意识到个人的抒情、个人情感的迷失与软弱，最终必须汇入滔滔沸腾的历史洪流之中，只是这种汇入在郭小川这里并非那么 轻而易举，它充满着矛盾、痛苦，而这对矛盾与痛苦的敏感体验和有意无意的表现，正是其大部分政治抒情诗的思想艺术特点
在诗人的理性意识中，《望星空》是以比较曲折、形象的艺术手法，歌颂“人定胜天的伟大力量，歌颂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迎难而上，去建设美好、幸福的人间天堂“的时代主题，但在诗歌的具体展开中，却明显地体现了感受与理念、诗学追求与政治要求之间的矛盾
在无限的时间洪流里，人生仅仅是微小的波浪，对人类的生命现象作了诗意的、隐含了某种忧郁和痛苦的自我反省。在这种忧郁与痛苦里，既折射出50年代后期违反客观规律的大跃进造成的严峻后果的时代背景，表现了作者对历史挫折的严肃思考和感应；同时，也寓意了在历史的挫折面前，革命者对自身生命、意义、命运的重新思考
《望星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矛盾的文本，从这个文本中，可以折射出时代思潮的状况和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的矛盾心态
受难者的炼狱之歌：《又一名哥伦布》《有赠》
绿原《又一名哥伦布》诗歌采用对照的方式，以巧妙的构思，朴素的语言，表现了现实的背谬和生存的苦难，弥漫着庄严的苦涩和难言的隐痛，冷凝而苍凉
曾卓《有赠》并没有从正面描述自己的孤寂与苦难，而是竭力表现孤苦中的慰藉和温馨，在孤苦无告的境地里，成为抒情主人公”生命的灯“和再生的”炼狱“，而诗人也特别珍视他在沉默时期的作品，将它们看作”闪耀在生命炼狱中的光点，开放在生命炼狱边的小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