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的历史世界》余英时著——全书论证逻辑梳理

于是这本书虽然叫做《朱熹的历史世界》，但第一，它不只是要讲朱熹，它要将朱熹放在特定的背景跟环境底下，告诉我们，这样我们才能够了解朱熹的思想的来历。但是这本书当要讲背景跟环境，它就牵涉到一路往前推，推到北宋，北宋是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底下产生了完全不一样的士大夫的政治文化，这样的政治文化一直延续到南宋。朱熹是这个历史环境底下的产物

《朱熹的历史世界》

• 一、 “思想产生思想”是哲学史的观点
  • 在过去从哲学史的角度来看的话，通常特别关注聚焦在理学和佛教之间的关系。换句话说，理学是儒学、儒家的传统，被外来的佛教尤其是在唐代大乘的禅宗，经过了种种的刺激、纠缠，所以就逼着儒学在这里不得不产生新的看法、新的观念、新的说法
  • 但是回到历史上，余英时，或者说思想史的立场就是一直要提醒我们，历史是这么直接，或者说历史的变化可以整理得这么干净吗？
  • 所谓的“朱熹的历史世界”，故意采取了一个笼统、宽泛的说法，重点是要把思想放回到现实跟具体的生活里
    • 在这里他必然有一个想法，他希望借由这本书能够产生示范，解释朱熹思想的来历，不是用以前的那一套“道统论”，离开传统的“道统大叙事”，又离开了后来现代哲学史的说法
    • 重新透过庞大的史料来解释朱熹为什么会有这些思想，朱熹的思想和他所处的时代，尤其是他所属的士大夫阶层，在当时面临什么样的冲击，关心什么样的问题。另外，和士大夫关系最密切的朝廷，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政治，政治以及社会，要将所有的这些因素统统都加进来
• 二、 “继承道统”的内缘因素
  • 对于朱熹来说，“道统”这两个字的意思跟我们想象的非常的不一样
    • 当我们在讲“道统”，很自然地会联系地说“继承道统”，“继承道统”也就意味着“道、统”这两个字拼合在一起的词，关键是落在“统”字上。正所谓“道统”，又联系到十六字真言，那简直像武侠小说里面某一个门派由师祖传给师傅，师傅传给徒弟，徒弟再传给徒孙这样的秘诀，这就是“统”嘛。因为它是时间上的继承，想到“道统”的时候，我们觉得最重要的那就是：尧禅位给舜，舜后来又禹，禹之后是汤，汤之后是周文王、周武王到周公，接着到了孔子，这叫做“道统”
    • 可是回到朱熹的时代，在朱熹行文的时候，从上下文当中很容易就可以考据出来，余英时就考据了，证明所谓“道统”这个词朱熹用的时候，这个“统”不是传统的意思，相对应的，它是包纳、统合的意思
      • 例如说什么叫做统治？统治就是把所有的人包纳进来，维持一个固定的秩序，所有的人都在这个秩序当中能够形成这件事情，去运作这件事，这叫做统治。“统”这个字在这里所发挥的作用是关于整体
      • 依照朱熹的上下文，当他每每用到“道统”的时候，是跟“道学”分开来，乃至于对比的。“道学”是“道统”其中的一部分，而“道统”为什么叫做“统”？因为是总和的。那又总和什么呢？“道统”的总和用一个比较容易理解的概念，那就是“内圣外王，合二为一”，所以称之为叫做“统”
    • 道统”所描述的是“内圣”跟“外王”统而为一的这种状况
      • 我们认为“道统”底下的这些代表人物从尧舜一路到周公，他们的特性是什么？就在于这个“统”字啊，内在作为一个人，他们是圣人，这是“内圣”的一方面。在外面他们是统治者，他们拥有统治的权力，他们造福人民，他们在世间靠着“内圣”的能力，然后又配合了外在的条件，于是能够创造出想象当中黄金时代，给人们带来这么庞大的这么完整的幸福，有和平、有太平，这叫做“道统”
    • 相对的，什么是“道学”？“道学”那就是进入到了孔子的时代。孔子有了这个特殊的位置，他一方面继承了前面“道统”“内圣外王”的各种不同的观念跟各种不同的修养，但是“道统”在他的身上却不得不分裂，而变成了“道学”
      • “内圣外王”加在一起叫做“道统”，在孔子的身上，“外王”不见了，“外王”只是梦想、理想，而不是事实，那坚持具体的则是“内圣”，所以“内圣”加上想象期待的“外王”，这就变成了“道学”
    • 原来的“道统”当中这个统合性消失了，所以从孔子以下，儒家、儒学基本上只能继承“道学”，这才是朱熹的用法，朱熹的意思。
  • 了解“理学”，要先从“道学”开始
    • 那“道体”又是什么？“道体”也就是“道统”，“内圣”加上“外王”，他们这涵盖全面的综合性的力量，这全面的综合性的力量，综合性的性质称之为叫做“道体”
    • 在朱熹的想法、朱熹的运用上，“道体、道统、道学”彼此清清楚楚，指涉非常明确的内容
      • 朱熹在使用的时候非常地明确，那关于朱熹对于“道统”跟“道学”的解释，就应该要继续往前推，那要去弄清楚在宋朝儒学发展上，这究竟是怎么来的，又怎么发展的，我们必须在这上头有所体会、有所理解
    • 儒学中有“理学”，“理学”中有“道学”，余英时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就“道学”来看“道学”，把朱熹又放进到“道学”里来看、来讲，那就会让我们的眼光越来越小，我们就越来越不了解朱熹。所以要了解朱熹，这个程序这个眼光要倒过来，要先了解朱熹跟“道学”之间的关系，接着了解“道学”跟“理学”之间的关系，接着再去弄清楚“理学”跟更庞大的儒学传统之间的关系。
• 三、 宋初的“重文轻武”方向与儒学突破
  • 儒学在宋朝成立之后发挥了很大的力量，这力量并不是来自于儒学内部本身，那是从哪里来的呢？
    • 长话短说，那就是中唐、晚唐之后“藩镇割据”。接下来又有了朝代不断的变幻，激烈动荡的五代，从公元第八世纪后半叶延续下来，这个时候经历了将近百年，最关键的那就是武人乱国、武人乱政，到处反正都是武人，古代的帝王基本上也都是武人，是由武人、军人控制统治，制造了非常多的纷乱
    • 宋代成立了之后，这是开国君王赵匡胤他了不起的地方，他本身也是武人出身，但也正因为这样，他看多了，包括他自己是黄袍加身，突然之间变成了皇帝，前面后周世宗柴荣才刚刚过世，他的朝代就被篡夺了，用这种方式篡夺了后周，在这上头赵匡胤就有了很不一样的想法，他用这种方式篡夺了后周变成了皇帝，他就认真地思考要如何确保类似的这种事情不会再发生，于是就产生了他的种种做法
    • 另外更长远的更大的策略，那就是奠定了“重文轻武”的朝代方向，借由提高文人的地位来压抑武人，最后解决了武人乱政所带来的社会秩序问题。赵匡胤的想法当时就得到了这些文人们的支持，这是两股力量，一部分来自于皇帝，皇帝是（出于）保卫自我权力的自私的动机，他要确保其他的武人不会再用类似黄袍加身那样的方式来篡夺他的皇位；但另外一部分则是文人，他们背后本来就有儒家的概念，这是要在世间创造和平、保民、为民这样的一种责任感。两相结合在一起，在北宋初年，那就是儒学变化上所带来的重大的突破
• 四、 北宋儒学运动的三阶段
  • 第一个阶段是古文运动阶段，那就是从唐朝延续下来，关键在于韩愈，韩愈要求恢复儒家的那种责任感，对于天下，对于社会提供一个长治久安秩序的责任感，文人、儒生应该要有这样的责任感，更要有能够挺身而出的勇气跟担待。延续着韩愈，所以虽然叫做“古文运动”，也就是表面上是主张恢复读古文、写古文，传递古文的精神，但骨子里这就是最早的儒学复兴
    • 当时在历史的情境底下提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认为要以天下为己任，这其实是多么具备有革命性刺激性的想法。你是谁啊？天下是你的吗？为什么天下会变成是你的责任呢？原来概念里面天下是皇帝的，为什么轮到你“以天下为己任”呢？这是很了不起的价值的主张
    • 于是，再下来就有了文彦博对于宋神宗所说的那句话。这句话虽然比较晚才出现，但是概念早就有了。这是什么话呢？那也就是“帝王与士人共治天下”，当时的文人、士人他们取得了这样的自尊心，认为自己是和帝王联合在一起，是合作的关系，用这种方法来压抑所有的武人，以便可以收拾长远以来武人治国所产生的乱象，让天下得到太平。他们和皇帝之间的关系基本上是合作的。“共治天下”，换句话说，也就是平起平坐的，这是第一个阶段
    • 这个阶段出现了儒学的复兴，反映在士人上的政治态度有高度的积极参与，在政治上带有这样的抱负。这是余英时所描述、所界定的第一阶段
  • 第二个阶段，余英时把它称之为“新学”阶段。这个新是新旧的新，也就是“王安石变法”，他推动变法就产生了新旧党争。关键余英时特别要强调的是，王安石所提出来不单纯只是新政，而是背后有一套“新学”。
    • 在学历史的时候，有机会接触到王安石所提出来的一些具体政策，例如说“青苗法”，青苗法是当时争议性最高的，又例如说“代役法”（免役法）或者是要鼓励养马，各种不同的做法，这是具体希望能够处理国家财政，能够养兵，能够面对北方外族压力的种种不同政策
    • 不过，余英时就特别提醒我们了解王安石，包括了解王安石治国的方法，你不能够只是看这些政策，你要看到的是王安石写《三经新义》，他特别强调《周礼》，他是以儒家、儒学的这些经典，透过对于这些经典的看法来表达政策背后思想的合法性，这是“新学”
    • “新学”另外广泛的作用，那就是王安石用他所写的《三经新义》，把新的概念、新的想法放进到科举考试里
      • 科举考试分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要考官员的资格。接下来得到了资格之后还有一个阶段要考你可以得到什么样的官位，可以拥有多大的权力。那在当时王安石要推动他的新政，他就坚持考试一定要用他的“新学”的教材，在第一阶段儒学的复兴强调“外王”的部分，也就是世人要帮助皇帝去处理政务。不过到了这个时候
      • 第二阶段，王安石从儒学的角度上提出了“内圣”跟“外王”彼此配合，为什么他要写《三经新义》？为什么要用他自己的《三经新义》新学的内容来进行考试，考的都是要当官的人？这就表示从政策的订定到政策的执行，这不是技术的问题，而是要做这样事情的人内在要有一定的修养，更重要要有对于原则支持的态度
    • 更进一步地，在王安石所提出来的“新学”当中，将“内圣”跟“外王”结合在一起，以“内圣”作为“外王”的必要条件，再三地告诫神宗，这绝对不是技术性的问题，要当皇帝，你还要做各式各样的不同修养的努力
    • 在朱熹概念底下的道体、道统，就是在第二阶段有了复兴。接着呢，结合在一起，也就是一部分是皇帝的权力，一部分是王安石所强调，作为一个统治者，乃至于作为一个协助统治的士人，你内心、内在必须要有的修养功夫，外在的办法、外在的知识技术，必须跟内在的准备、内在的累积配合在一起
    • 理学中的“反佛”与韩愈“反佛”的不同之处
      • 不过在这个阶段爆发了新旧党争，有另外一个对通的因素，让从张载到“二程”，程颢程颐兄弟继续往下，产生了他们对于王安石强烈的批判
      • 儒学在这个面向上已经成了风气，也就是“内圣”跟“外王”是同等重要。“内圣”是“外王”的先决条件，但是他们反对王安石和例如，司马光的旧党是从政治政策上反对王安石，又不一样。这些理学中人他们反对的是什么？是他们察觉到王安石所提出来的所谓的“内圣”的这些做法跟想法，不是纯粹儒家的，而是主要来自于佛教
      • 在古文运动阶段，宋代欧阳修他们这些人推崇韩愈，他们对于韩愈反佛、批佛本来并没有那么样的重视。延续到王安石，其实他们的交往圈迎来送往，有很多都是佛教圈的人，余英时考据当时真实的历史情境、这些人互动的状况，就会发现许多高僧他们不只是读佛经，他们对于儒家的经典也很熟悉。倒过来说，当时有很多的士人，他们也是读佛经的，他们受到禅宗强烈的影响，对禅宗格外的熟悉，因而才让我们注意到其实不只是士人、儒门中人去读佛经，就连佛教界的这些高僧们他们也读儒家的书。
    • “中庸”的来历
      • 然后余英时更进一步地就考据，到了朱熹，他奠定了“四书”。 在朱熹之前，没有“四书”的说法，那个时候在儒学的传统当中，《论语》《孟子》当然重要，但是将《中庸》《大学》抬出来放到跟《论语》《孟子》同样的重要（地位），成为“四书”，而且就是主张一个士人读书一开头，最重要就是要将“四书”给读熟，内化“四书”的内容跟理论。
      • 余英时在书里面做了详细的考证。《中庸》开始受到注意，从《礼记》当中被凸显出来，其实并不是儒学的看法，而是讲佛理的人，他们在嫁接、连接佛理和儒家传统的思想的时候，就注意到了《中庸》
        • 那是因为有了印度龙树所写的《中论》，《中论》讲“中”，当然那个“中”的概念跟《中庸》的“中”不是同一回事，可是毕竟在中文的翻译当中，将龙树所写的翻译成为《中论》，因而就引着他们特别注意到了《礼记》当中有《中庸》这一篇。因而这两种“中”，或者是用“中”来贯穿佛教跟儒学，就使得他们越来越强调《中庸》的重要性，也就让《中庸》的知名度越来越高
        • 接着到了南宋就在朱熹的手里，将《中庸》抬到了最高的地位。也就是原来的第一阶段，进入到王安石“新学”的第二阶段，这两个阶段他们虽然已经重视韩愈，可是他们看待韩愈不会特别凸显他反佛的那个部分
  • 到了第三个阶段，也包括因为“拗相公”王安石，他的狂傲态度得罪了很多人。在检讨王安石的过程当中，就特别提到了王安石的“内圣”说法根本不是儒学，不纯正、不正统，因为是来自于佛教。所以刺激他们这个时候和韩愈有了新的一种连接，凸显的是韩愈反佛、批佛的这一部分，不过更细腻的区别，余英时也提醒韩愈反佛和宋代士大夫，他们从道学的角度去批佛，又不一样
    • 韩愈的态度基本上是要压抑佛教的势力，将佛寺里面的人赶出来，让他们还俗，用这种方式来裁抑佛教的力量。但是到了宋代，尤其是士大夫，他们批佛却是因为他们自己儒教里面，有太多跟佛教、佛家牵连不清的想法，所以他们现在必须要想办法划清界限
    • 不过在第三阶段，这仍然不是纯粹的思想运动，还是跟政治有各种不同的联系。关于“内圣”和“外王”这两者之间的关联，同时也就反映了统治者跟士人彼此之间的权力关系。于是在第三个阶段，就格外强调要让内在的信仰、内在的修炼更加的纯粹化，也就是要让儒学更加的系统化。
• 五、 本书特别的思想史视角
  • 以北宋的发展作为基础，余英时在这本书里面也就呈现了朱熹，当他面临像是孝宗时期，皇权高涨，为什么让他如此的焦虑不安，接着产生的非常强烈的反对态度。那是因为从北宋到南宋经过了将近200年的时间，朱熹是在长期政治跟思想交错的这样的一个特别的世界里，精神世界里去进行他的思考的，也是在这个基础上才完成了他在《朱子文集》里的这些文章，以及他在《朱子语录》里面所表达的各种意见
  • 于是这本书虽然叫做《朱熹的历史世界》，但第一，它不只是要讲朱熹，它要将朱熹放在特定的背景跟环境底下，告诉我们，这样我们才能够了解朱熹的思想的来历。但是这本书当要讲背景跟环境，它就牵涉到一路往前推，推到北宋，北宋是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底下产生了完全不一样的士大夫的政治文化，这样的政治文化一直延续到南宋。朱熹是这个历史环境底下的产物
  • 因而余英时在书中为我们呈现了很不一样关于宋朝历史，尤其是宋朝理学、道学的图像，最重要的那就是他要在传统的道统观，以及现代受到西洋哲学影响的哲学史的史观之外，另外更贴近朱熹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在那个环境当中他经历了什么，他在思考什么。这样一种思想史不同的路径。这本书完整提出了对于宋代思想史的全新的描述跟刻画